孔雀东南飞人物评述

千古爱情绝唱《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最伟大的长篇叙事诗，被誉为“长诗之圣”。怀宁县小市镇的小吏港就是故事的发生地。古镇小吏港，历史上曾名焦吏港、晓市港、小市港，现小市镇，旧志载“以汉庐江郡小吏焦仲卿而得名”，自汉代就有其址。小吏港镇东有一山岗，曰花山。“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古时“花”、“华”通用，花山即华山。焦仲卿、刘兰芝合葬在花山上。焦、刘合葬墓，当地群众称为“孔雀坟”。三十年代初期，墓前还曾有古青砖雕刻的墓碑，每年清明节和腊月都有大批群众到此焚香祭祀。八十年代，怀宁县人民政府对此墓进行了修缮，用大理石制作了墓碑，碑文曰"汉焦仲卿刘兰芝之墓"。

作者简介

徐陵(507-583年)，南朝文学家，字孝穆，东海剡(今山东郯城)人，历任尚书左仆射、丹阳尹、中书监，其父徐擒是南朝时著名的宫廷文人，宫体诗重要作家。徐陵也以写宫体诗和骈文著名。在梁时与庾信齐名，世称“徐庾”。在文帝、宣帝时，朝廷重要文件都由他起草，其诗文注意形式美，追求工丽绮绝，后人辑有《徐孝穆集》，自编《玉台新咏》。

故事梗概：

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

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千古绝唱。

故事结尾与其它中国民间文学几呼成千篇一律，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两人合葬，林中化鸟。（其它如《梁祝》中的“化蝶”、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 。

《孔雀东南飞》赏析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其中，主人公刘兰芝、焦仲卿之死，表面上看来，是由于凶悍的焦母和势利的刘兄逼迫的结果。事实上，焦母、刘兄同样是封建礼教的受害者。因为焦母、刘兄的本意，并不想害死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妹妹。这从刘、焦死后，“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举动可以看出。——尽管这是他们对刘兰芝、焦仲卿生死不渝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他们主观上的出发点虽有利己的打算，但也有把维护自己亲人的终身幸福与自己的利益统一起来的愿望。焦母刘兄是要在自己与焦仲卿、刘兰芝的利益之间找到一块平衡的绿地而共处。然而，他们没有成功。这里，问题的深刻性在于：刘兰芝、焦仲卿毕竟是直接通过他们的手被害死了。焦母、刘兄同时又成了封礼教的帮凶。这种不以个别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力量，正是当时封建制度罪恶本质的必然反映。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焦母迫害刘兰芝用的是第一条。《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焦母压制焦仲卿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刘兰芝回娘家后，也遭到家长制的威压。那么刘兰芝、焦仲卿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没有。刘、焦两人所反复辩解的是他们并没有违反这些封建规范。他们的认识不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刘兰芝、焦母刘兄则以为坚守这些封建教条才能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显然，在当时社会条件下，焦母、刘兄是强者，而刘兰芝、焦仲卿注定是被吞食的弱者。他们并不是处于打倒孔字店的五四时期，而是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焦仲卿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他们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他们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思想上的局限，并不能转移或否定实践意义上的客观作用。刘兰芝、焦仲卿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他们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他俩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他们屈从了，那么虽然他俩的肉体还活着，但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他俩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他俩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焦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而仲卿的情况自然与兰芝不同，诚如上述引文的分析。又如：“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于此可立见焦母的蛮横：“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由此可见刘兄的势利。即使次要人物如媒人、府君的简短对话，也各各符合其人的身份、特点。诗中，简洁的人物行动刻划，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焦仲卿的形象刻划也是如此，他送兰芝到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表现了一片真情。闻知兰芝要成婚，“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诗篇用马悲渲染衬托他内心的强烈痛苦。临死前“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对母亲还有所顾念，这里愈见他的诚正与善良。在整篇诗中，类似上述的动作刻划还有一些，笔墨虽不多，却极精粹。兰芝死时，一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仲卿死时，顾念老母，“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些不同的动作细节，都切合各自的性格与处境。同样是母亲，焦母“捶床便大怒”的泼辣，刘母见兰芝回家时惊异而“大拊掌”的温和，对性格的描绘来说寥寥几笔已极传神。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焦、刘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诗比兴手法和浪漫色彩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诗篇开头，“也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结构完整、紧凑、细密。其情节的组织，采取双线交替推进的方式。其中，一条线索由刘兰芝、焦夫 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宝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

此诗在结构上的细密还表现在呼应映衬上。《采菽堂古诗选》曾指出：“凡长篇不可不频频照应，不则散漫。篇中如十三织素云云、吾今且赴府云云、磐石蒲苇云云及鸡鸣之于牛马嘶，前后两默无声，皆是照应法。然用之浑然，初无形迹故佳。乃神化于法度者。”诗中在不同场合中两次出现的蒲苇磐石的比喻，的确加深了读者对刘焦夫妇爱情坚贞的认识，也加强了阅读这篇作品时浑然一体的感觉。此外，兰芝别仲卿时对其兄“性行暴如雷”的担忧，焦母“东家美女”的引诱，也在诗中有暗伏、有照应，显示了结构上的精细和诗思的缜密。

《孔雀东南飞》细针密线的结构特色，得力于繁简得当的剪裁。刘兰芝、焦仲卿的故事，头绪纷繁，若不加剪裁，使之集中，就会散漫无所所归统。清代诗评家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评道：“作诗贵剪裁。入手若叙两家家势，末段若叙两家如何悲恸，岂不冗漫拖沓？故竟以一二语了之。极长诗中具有剪裁也。”《采菽堂古诗选》看法更深入：“两家闻二人之死，仓皇悲恸、各怀悔恨，必有一番情事。然再写则沓拖，故直言求合葬，文势紧峭，乃知通篇之缕缕无一闲语也。前此不写两家家势，不重其家势也。后此不写两家仓皇、不重其仓皇也。最无谓语而可以写神者，谓之不闲；若不可少，而不关篇中意者，谓之闲。于此可悟裁剪法也。”裁剪中最易引人误入迷途的就是这些所谓若不可少却不关篇意的材料。其实，一些表面看来必不可少的材料，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材料和最需花费笔墨的材料。有些只需略作交待就行了，如诗中两家家势、死后家人悲恸后悔等等。这里，关键是抓住“篇中意”对诗材加以选择，组织，突出主要线索、主要情意。

诗中对详写部份的处理是极为出色的。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话别，兰芝辞婆和太守迎亲等，都是浓笔重彩的段落。这些段落在整个长诗中都是直接关系到刘焦爱情悲剧的关键内容，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感情的渲泄，对题意的显示都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更妙的是，这样的浓笔重彩，在全诗自然、朴实、流畅的基本风格中，起到了丰富色彩的作用，使整个描述的节奏疏密有致，快慢有度。沈德潜的这段评语具有真知灼见：“长篇诗若平平叙去，恐无色泽。中间须点染华缛，五色陆离，使读者心目俱炫。如篇中新妇出门时‘妾有绣罗襦'一段，太守择日后，‘青雀白鹄舫'一段是也。”

　　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焦仲卿的母亲和刘兰芝的兄长历来是作为反面形象被人们所认识的：他们是刘、焦真挚纯洁的爱情的障碍，破坏了这一对年轻人的婚姻幸福，使其被迫走向死亡。那么，《孔雀东南飞》，这首我国历史上最长的乐府叙事诗，是不是要为人们确立人性之恶的范本，以引起鉴戒的注意？焦母与刘兄是不是本质上就真的刻薄寡恩，存心要害死自己的儿子和妹妹呢？

综观全篇，婆媳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不管她的儿子如何地表白对妻子的生死相依的深情大爱和不复婚娶的决心（“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也不管她的儿子因为妻子的离开表现得怎样的悲伤和心灰意冷（“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她总是意志坚决，不为所动。是什么使得她与媳妇这样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必欲除之而后快呢？难道是因为媳妇没有妇德，败坏门风？抑或是懒惰无行，不敬尊长？从诗中对刘兰芝的描写看，这些理由显然纯属猜测，没有依据。

刘兰芝是一个聪慧美丽、颇有教养，又勤俭朴质、待人有礼的女子。尽管“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她也无怨无悔，尽力忍受；尽管“大人故嫌迟”以至无端被弃，她还是强压悲愤，在婆母怒不可遏时，上堂拜别，表现得既周全得体，又善解人意；尽管对丈夫缠绵依恋，难以割舍，她仍然还是默默承担，没有痛哭流涕，死乞白赖。在苦难的生活中，这一个坚强的女子以她善良、至诚的本性赢得了读者的尊重。这样温顺如水的人是绝不会主动制造与婆母的嫌隙，主动挑起与婆母的战争的。这样看起来，婆媳矛盾的制造者无疑就是焦母了，而焦母为什么会那样横挑鼻子竖挑眼，对媳妇百般看不惯呢？

有人说，刘兰芝自尊自信，不肯随便屈从，焦母认为她“无礼节”“主动自专由”，不懂为人之媳的规矩，触犯了自己的家长权威，从而失去了对她的欢心，使刘兰芝最终“被驱遣”。还有人说，焦母要赶走媳妇，是因为兰芝没有为焦家添得一丁半口。封建社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延续香火计，焦母自然要赶走兰芝了。这些观点在我看来都显得比较片面，没有深究人物行为背后的心理动因，忽视了特定环境之下人物的性格，由此所引出的对人物的道德贬低和情感上的排斥，是对人物极大的不公，同时也影响了对作品悲剧价值的认识。我以为，婆媳间矛盾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她的儿子——诗中的男主人公焦仲卿。是焦仲卿让他的母亲陷入了深深的失望的境地，因为这种失望而使焦母迁怒于媳妇。

从诗的内容看，没有提到她的丈夫、儿子的父亲。可能是他舍妻别子，早已去世；也可能是流落他方，音信杳无。可以想像，没有男人的日子，孤儿寡母是多么的艰难困苦，尝尽心酸。他们要承受多少来自外间的冷眼讥刺，欺凌侮辱；为了生存要多少次强颜欢笑，忍泪吞声；尽管丈夫可能留下了一点家底，但也必须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省吃俭用。可以说，在这凄风苦雨、风刀霜剑般的漫漫长途中，儿子就是母亲的支柱，是母亲的希望。那既是出于母亲的天性，也是那样的时代一个女性所能够拥有的全部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追求。当焦母终于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将儿子拉扯成人，帮他娶亲成家，谋事求职，她该是多么的欣慰和骄傲啊！尽管作品没有正面表现这些东西，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生活的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推想。因此，应该说，焦母是一个坚强的女性，是一个经受了苦难的折磨而没有倒下的可敬的母亲。如果说她后来的性情变得有些暴戾，那也是长期艰苦而孤独无爱的境遇压抑使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看不到她的坚韧顽强，看不到她为儿子和家族作出的牺牲。

亲身的痛苦经历使她明白，人只有自己帮助自己，自己不屈服、不气馁，才有可能改变生活的条件，不让别人欺凌。对于一个孤儿寡母的单亲家庭中唯一的男人——儿子焦仲卿来说，这种品质显得尤其重要。古人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传统社会所有人——不管是士大夫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庶民百姓——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家国同构的基本格局要求每一个人特别是男子以家族整体利益的代表者的身份进入国家政治体系中，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从而既实现自身价值，又完成家族腾达的历史重任。所以，一个男人，他是家族之本，是家族兴旺繁盛的依托，他的人生定位首先应考虑到整个家族的利益，不能以己之私而危及整体。

焦仲卿，在焦家日渐式微的情况下，他的责任之重大可想而知。当他的母亲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时候，兴复焦家的担子开始历史性地落在他的肩上。可是，这被母亲倚为终身依靠的儿子却贪恋新婚燕尔的欢娱，沉醉于儿女私情的甜蜜中不思进取。尽管他终日奔走于公府之门，但是透过兰芝幽怨的话语（“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不是也反衬出仲卿是多么地不情愿，要忍受多少相思的煎熬。从他对兰芝痛苦而无奈的叮嘱“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中，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他身受羁束，迫不得已又不得不然的两难心境吗？在古代男尊女卑的社会里，能够倾情投注于一个女子，并与她携手共赴黄泉，其相爱的真挚与深沉和人格的纯净与高贵辉映千古，令人感动。但是，因为情到深处而形成的心灵的单纯，也使他于“洞彻世事，练达人情”上表现出不切实际的迂阔，他非常明白照自己的性格要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实在很难，所以，当他说出“儿已薄禄相”的话的时候，给母亲的心灵震撼是可以想像的。这样不争气的话语带给她的羞怒、痛苦、失望，只有一个付出了自己所有的心血、怀抱着无比殷切的望子成龙的希望的母亲才有可能体会到。

从女性和母亲的立场出发，焦母不会过多地责备自己的儿子不明事理，而只会将儿子的多情归罪于媳妇。传统观念认为一个女子最重要的品德就是端庄严谨、贤惠温顺，辅佐丈夫，使家业兴旺。“三从四德”等纲常伦理对女子的要求非常严格，经受过困苦生活的焦母从自己的经验和家庭处境出发更是对媳妇几近于苛刻。她认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是一个女子应尽的本分，是她勤俭持家的基本职责。她希望媳妇能够当好儿子的贤内助，使他一心一意作好官府的大事，得到官府的赏识，让光耀门楣的愿望早日实现。这实在只是一个封建时代的母亲最朴质、最现实的愿望。然而，这样的愿望却落空了。

自从儿子和媳妇 “共事二三年”来，一天天地变得胸无大志，媳妇不但没有教管好自己的丈夫，反而也与他一同沉溺在爱情中。虽然夫妇二人这几年是聚少离多，但焉能没有焦母的催逼在其中？作为一位敏感的母亲，她怎能不会意识到儿媳相爱对家族利益的潜在危机？所以，只要儿子愈表现得与兰芝情深意长，就愈让焦母急怒攻心，暴跳如雷（“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更让她不能容忍的是儿子居然为了一个妇人而痛哭流涕，露出可怜的软弱相，以至于以死相逼——“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虽是苦口婆心的劝慰，却也有被迫无奈和深隐的不满，不然的话就不会仍然固执己见，倒行逆施——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她对兰芝的讨厌，并不是真的兰芝对她“无礼节”，也不是因为兰芝没有生育，这都不是根本。根本的是兰芝没有尽到做媳妇的职责，在她的媚惑下，儿子意志消靡，在官场上还只是个小吏，仕途无有起色，家族的利益将要受损。所以，由对儿子的失望而引起焦心、愤激、苦恼，种种情绪纠缠着焦母，使她愈加怪罪媳妇，愈发下定决心要拆散他们，简直毫无通融的余地，显得那样的不近情理，冷酷横蛮。其目的就是为了拯救自己的儿子，为儿子求娶”东家贤女”，使儿子悬崖勒马，迷途知反。

再来看兰芝的兄长。在诗中他只是个次要角色，但他的作用却很重大。可以说兰芝与仲卿最后走向死亡，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的逼嫁。如果他不是“性行暴如雷”，而是对兰芝的遭遇深加怜惜、宽容、理解，温厚地接纳兰芝，给她以平息伤痛的时间，那么可能结果将会是另外一番样子。沈德潜曾经对刘兄作过这样的评价：“否泰如天地一语，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这也成为了人们共同的看法。可人们却没有深入地去思考，刘兄这样作的动机是什么呢？是不是硬要将妹妹往火炕里推？抑或是以妹妹为筹码，来博取自己的私利？从人性的角度来看，我想不会有这样如蛇蝎一般狠毒的兄长。实际上，刘兄之所以要这样作，是为了妹妹的终身幸福，更重要的是为了补救家庭受到的损害。毕竟是焦府不义在先。当妹妹带着身心俱创的惨痛回到娘家，可以想见给娘家带来了多少羞辱和不光彩！作为一家之长的刘兄既要安顿料理妹妹的衣食住行，又要承受来自邻人的嘲笑和讥讽。无论怎样说，这都是对刘家尊严与男人自尊的极大伤害。所以，当太守府来求亲，这是改变妹妹悲苦命运的极好机会，也能使刘家受到伤害的尊严得以修复，重新获得社会的认同，有什么理由要拒绝呢？如果说兰芝可以因为与仲卿的相爱而对焦府所予的一切折磨与耻辱弃置不顾，那么，她的母兄却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因为对她的爱而恒久地停留在焦府与仲卿所予的羞辱和伤害中。解铃还须系铃人，知礼重仪的兰芝只有答应再嫁了。

人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的性格的生成和发展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时代的土壤，其现实行为也有相应的性格逻辑和心理动因。在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的条件下，维护群体利益，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为人们的思考重心。对于个人来说，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相融相洽。群体拥有巨大的道德政治权利，个体则只享有道德政治义务；而且，这种权利与义务的不谐调，最终是以个体欲望的自我收缩而得到解决。作为封建家长的焦母与刘兄，他们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自然而然要以维护家庭利益为出发点。他们不但不会对仲卿与兰芝的忠贞爱情给予平等的体认、关爱和呵护，反而要严厉地斥责，坚决地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样作正是在真正维护自己和亲人的幸福。

所以，从诗作的故事层面来看，焦母与刘兄成了仲卿、兰芝婚姻悲剧的直接制造者。他们不但将自己鲜活的生命自觉地奉作封建祭坛的牺牲，而且还主动地把自己亲人的幸福祭献出去。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那一个时代所有人的不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格是多么的卑下低劣，心灵是多么的尖酸刻毒。相反，他们也是心地善良者，至少也是悲剧的承担者。当诗末出现“两家求合葬”这样后悔不及的主动时，未尝不是他们对刘焦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晚到的认可与祝福。在未来的凄苦的孤单岁月里，焦母会日日咀嚼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哀伤，刘兄也会时时地感到无限的懊悔与自责。他们同样是受害者，是他们崇奉的观念的受害者，同样是应该给予同情的对象。

两千多年来，如同焦母、刘兄似的封建家长代不乏人。他们一方面竭力要将亲人的行为和情感纳入到体制内来，不容许丝毫旁逸斜出；一方面又要独自承担因惩罚造成亲人痛苦所引起的内心忧戚。这是怎样悲凉而无奈的人生啊！当陆游的母亲毅然决然地赶走侄女兼媳妇的唐婉，给儿子陆游造成终生的遗恨和苦痛的时候，她的内心就真的会有如释重负之感而不会沉浸在伤心的海洋？当贾宝玉的父亲对儿子痛加挞伐，打得儿子几乎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在一旁得意地狞笑而不会也有无法言说的苦衷？……面对这些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命实体，面对这片古老土地上孕育出来的生命现象，如果我们设身处地地走进他们的心灵和情感世界，我们还会不会仅仅只看一时一事表象、感情用事地去指责他们的为人，把他们定格在“恶婆婆”“恶父亲”“恶兄长”的形象上？还会不会吝啬我们的感情去一味地贬斥他们，苛求他们为什么不尊重亲人的选择？

《孔雀东南飞》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就形象地描绘了刘焦殉情而死的悲剧，而悲剧的成因并没有简单地归结于某些具体的个人的人性之恶，而是直指人的背后的历史文化因素，展示出封建传统观念杀人的本质。在一个群体利益高高凌驾于个体追求之上的传统中，任何平等的对个性自由的向往、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憧憬都是一种奢侈。但是，人类对合理、健康、自然、合乎人性的理想图景的追求毕竟是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它必定要冲破漫漫封建中世纪的黑夜而走出一片光明灿烂的天地。也许这正是《孔雀东南飞》在末尾充满深情而执著地表达的“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深意！

原因是复杂的、多元的、立体的，既有社会的，又有家庭的，个人的。

从社会原因看，封建社会礼教束缚的必然结果。

从个人性格看，这与焦母、焦仲卿、刘兰芝的性格非常有关。

先说焦母。应该说焦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个很能干的人物，所以能够在焦父去世之后把焦仲卿培养成人，还让他进庐江府做了小官。也因为如此，才使她说一不二，性情暴烈。

再说焦仲卿。自小在这样一个能干而刚强的母亲的荫庇之下，自然办事很难自作主张，使刘兰芝提出自遣而焦母坚决不留刘兰芝的时候，舍不得来也要舍，一任兰芝遣归。

最后说刘兰芝。她更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形象光彩照人。但是其性格却也是刚强鲁莽。她聪明能干、辛勤持家，而得到的却是焦母的百般刁难，这使她愤愤不已，毅然请辞。

这样的三个人走到了一起，悲剧则是在所难免的。

焦母与刘兰芝，正恰如生姜对辣酒。焦母认为刘兰芝是“此妇无礼节，行动自专由”，虽没有否认刘兰芝的勤劳与才干，但认为她个性太强，行动太自由，不听婆母的教导；而刘兰芝则认为自己“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认为自己为焦家付出了很多，焦母实在故意找茬。

事实如何呢？

很有意思的是，诗里始终并没有直接写婆媳的直接冲突，所写的是，刘兰芝在丈夫面前耍性子，焦母在儿子面前发脾气。从这一点看来，直接冲突并不是没有，而是已经过去了，现在该做的是善后工作。

因此，刘兰芝自清遣归只不过是对深爱自己的丈夫下一道通牒，敦促要挟丈夫在婆婆面前为自己辩护，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空间罢了。

问题是焦仲卿并没有刘兰芝所想象的那么高的能力，在强悍的母亲面前，只能是唯母命是从，这就给焦母顺水推舟“遣去慎莫留”创造了最佳时机。

我们读《孔雀东南飞》还会发现，作为一个弃妇，刘兰芝离开焦家很有意思，她一反常人的做法，把自己打扮得“精妙世无双”。窃以为，她这样做不外乎让焦母改变看法或者甚至可以说是向焦母示威；同时也给焦仲卿留下美好的回忆，让他永远牵挂着自己。

1、焦仲卿母亲嫌刘兰芝没有礼数，行为随意。

刘兰芝本来就是个追求个性，自我价值要求很高的，有略有叛逆个性的人。焦仲卿母亲喜欢封建礼教约束之下的贤妻良母。 2、焦仲卿母亲已经对刘兰芝积怨已久，对认为焦仲卿与刘兰芝生活的不自在。 对儿子袒护刘兰芝的举动很生气，儿子为了刘兰芝下跪，要知道男儿膝下有黄金，这样子的委屈自己是作为一个母亲难以忍受的。所以刁难在所难免。

3、焦仲卿母亲作为女人天生的嫉妒心情。

嫉妒、女人不都是有嫉妒心理的，同作为女人，都希望自己得到爱，尽管爱的种类不同。焦仲卿把爱集中在了刘兰芝身上，而忽视了母亲，焦母当然不高兴。

4、焦仲卿母亲已经为焦仲卿选好下任妻子，即为文中提到的“东家女”。 秦罗敷比刘兰芝更为漂亮，并且家底更好，婆婆总是希望媳妇漂亮，是名门闺秀，被周围的人羡慕。

5、焦母认为刘兰芝阻碍了他儿子的仕途之路。

焦仲卿爱的太专一，无心功名利禄，不上进。婆婆认为刘兰芝阻断了儿子的仕途； 刘兰芝在仕途上不可以给焦仲卿很好的帮助，反而会是一种阻碍。因为文章有写到有比焦仲卿官品更高的人愿娶刘兰芝，官场往往是黑暗的，大官压小官，焦仲卿的仕途很难顺走。

6、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固有的士族门阀观念。

刘兰芝出身贫贱乡里，而焦仲卿家是官宦之家，至少在身份地位上焦母会觉得要门当户对！所以百般的刁难。

7、文中全篇没有提到焦仲卿夫妇有子女，对此也有影响，也是刘兰芝被休的重要原因。 百事孝为先，无后为大。刘兰芝无子，所以婆婆接受不了她，觉得她无用。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赏析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慎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在她的身上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刘兰芝 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

一、刘兰芝的道德风范

刘兰芝善良坚忍，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从妇女道德来看刘兰芝，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11 刘兰芝的言行举止

（1）其言：作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合乎“四德”要求。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

（2）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不必颜色鲜丽”；“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儿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谓“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12 刘兰芝的家庭人际关系

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主要表现在：

（1）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

（2）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

（3）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

二、刘兰芝之死

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她的死体现了妇女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11 同焦母刘兄的冲突

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

12 个体的道德信念

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也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

13 刘兰芝的道德理念

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

三、刘兰芝的形象

刘兰芝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新的文明。

首先，妇女道德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其次，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第三，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刘兰芝不是受到封建家长迫害的一般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她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参考文献:

[1]从《孔雀东南飞》的人物形象看该诗的悲剧意义[J]中山大学学报,1985 4

[2]刘兰芝艺术形象二题[J]锦州师院学报,1986 2

[3]试论《孔雀东南飞》的细节描写[J]广西师院学报,19882

其实也不能说焦仲卿生前无作为，其实焦仲卿是爱刘兰芝的，而且也是对刘兰芝比较关心的，只是因为他夹在父母与妻子之间左右为难，他想要保护他的妻子，却又不敢忤逆他的母亲。

可能焦仲卿是比较懦弱的，他害怕他的母亲，不敢公然和他的母亲对着干，他心里面是想着刘兰芝的，但是在表面上却不敢真正的站在刘兰芝这一边。焦仲卿应该没有勇气，也没有那个胆量，在古代的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都非常的听父母的话，都不敢忤逆父母的。

我觉得像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里面是常有的事情，毕竟古代的地位是男尊女卑的，女子的地位本来就比不上男子，所以随随便便的被男子抛弃，被婆婆嫌弃，然后扫地出门，都是非常常见的。

焦仲卿深爱着刘兰芝，却不敢为了她与一切势力相抗，也不敢为了刘兰芝不惜一切代价，我想他当时是真的缺少勇气，是真的有些懦弱。等到刘兰芝真正死了的时候，焦仲卿才追悔莫及，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这个时候他才知道刘兰芝对他来说有多重要，他才知道刘兰芝究竟受了多大的委屈，于是怀着对刘兰芝的愧疚，最终选择了随刘兰芝而去，选择了殉情。焦仲卿的这一个行为也能够让他的父母明白他的内心的真实感受吧，焦仲卿的母亲一定要到这个时候才会彻底的清醒过来。

刘兰芝是个好闺女，颜值高，勤劳，聪慧，善良，陪嫁也非常多。她嫁给了焦仲卿，夫妻非常恩爱，刘兰芝与小姑子关系也亲近，等等，可是婆婆焦母不喜欢兰芝，横挑鼻子竖挑眼，左右不对付，硬是要求儿子休了兰芝。

为什么呢？这就是焦母爱“作”而已。这个老太太，独断专横，冷酷无情，见不得儿子与媳妇的相亲相爱。问其原因，就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一盆子脏水泼过来。

诗里未出现焦父，想必是早死了。焦母一个人拉扯大仲卿，对儿子的控制欲很强烈。儿子娶了媳妇，卿卿我我，老太太的感觉就是失去儿子，必须和另一个女人分享儿子，她受不了。必须夺回来儿子，让兰芝难堪。焦母的心理大概是我不好，你也不能好。嫉妒心非常强烈的焦母，对一个年轻女人的甜蜜爱情极端反感。

兰芝未生育不是主要因素，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夫妻二人年龄不是太大。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兰芝也才二十出头，不能说就不生了。

至于其他方面，更是啥事没有，实质问题，就是老太太太作了，戏精，一天不闹事，心里一万个不舒服。

焦刘爱情被老太太生硬给搅黄了，夫妻生活给拆散了。封建家长制大显神通，焦仲卿不得不从母命，遣送兰芝回娘家。悲剧背后的人性原因，就是焦母的自私，嫉妒，和无事生非，不作不会死。

焦刘二人忠于爱情。兰芝已经有太守儿子求婚，场面阔绰盛大，好女人不怕没人求。在出嫁前一晚，她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焦仲卿呢，听说兰芝死了，绝不再活着。心知长别离，自挂东南枝。上吊了。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旁。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如此的悲剧，警示后人：不要干涉真正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