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叙事诗,即使在我国诗歌史上,也是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典型体现了汉代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是汉代乐府艺术的典范之作。
《孔雀东南飞》在《玉台新咏》题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词》,题为《焦仲卿妻》。
《孔雀东南飞》全诗共53句,1765字。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
东汉末建安年间,男主人公焦仲卿是庐江太守府内的一个小官吏,与其妻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貌美贤淑,勤于家务,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婆媳关系颇为紧张。
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处境尴尬。妻子向他诉苦,母亲却逼他休妻再娶。最后焦仲卿难违母命,劝说妻子暂回娘家。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她的兄长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抵抗,“举身赴清池”。
焦仲卿闻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挂东南枝”,夫妻俩用自己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最后,双双自杀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得以合葬在一起,用他们的冤魂默默地控诉着源于封建家长制的罪恶。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各种艺术手段都作了充分的发挥,叙事之完整、情节之曲折,性格之突出,语言之个性化,都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刘兰芝的自叙和编唱者的插叙,叙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两人从结婚到分手以及死后合葬的全过程。
这首诗的情节是非常曲折的。刘兰芝自愿遣归,而焦仲卿又向母亲求情。刘兰芝已经上路,而焦仲卿又誓不相负。刘兰芝虽守誓约,而又有县令、太守的相继提亲和兄长的逼婚。最后两人誓同生死,遂以悲剧告终。
《孔雀东南飞》中人物性格典型,其中刘兰芝的性格尤为鲜明。首先,她有坚强的性格。例如当她感到自己辛辛苦苦而不幸被遣时,便向丈夫焦仲卿申诉,自愿遣归: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在被遣归的遭遇面前,如此从容,如此坚决,表现了极其坚强的性格。当丈夫焦仲卿再一次“下马入车”、“低头耳语”,发誓“不相负”时,刘兰芝又说了下面的话:
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做磐石,妾当做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从中以看出,刘兰芝非常重视和丈夫的深厚感情,因此在她看到了丈夫真情实意后,遂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当焦仲卿知道妻子刘兰芝被迫改嫁时,闻变而来,两人最后会面时。焦仲卿痛苦地说出“贺卿得高迁……吾独向黄泉”,而刘兰芝的回答是冷静而坚定的:“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刘兰芝的性格如此坚强,而待人又十分良善。她的感情既是丰富的,又是含蓄的。她向小姑告别之时,万感交集,一泻而不可收拾: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勤心事公姥,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说完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这种情感是何等的深情,何等的真挚!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
全诗的人物描绘都是生动的。这和诗的语言个性化很有关系。不仅刘兰芝、焦仲卿两人的语言都有个性特点,连两家“阿母”的三言两语,一举一动,也都有个性特性。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在诗中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孔雀东南飞》中比兴和浪漫手法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
最后一段,在刘兰芝、焦仲卿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这是刘兰芝和焦仲卿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颇具民间说唱的形式特点。作为说唱的民间故事,既有现实的依据,又有幻想的因素,语言多夸张的成分,如“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作为小户人家的女子,具有这样的教养,定是有所虚构和夸张。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6�1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一、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将刘兰芝塑造成了一个善良、有才、温顺、勤劳的人,但是她却以悲剧收场,而这样的结局与其性格特点有着一定的联系。刘兰芝反抗精神、反抗行为有其软弱的,妥协的一面。反抗与妥协,刚强与软弱相融合,二律背反,兰芝的忍辱负重与焦母的强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焦仲卿
焦仲卿是一个性格矛盾复杂的人物。他有反抗的一面,又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他惧怕母亲,但在母亲那里敢于为妻子据理力争,最后又屈服于母亲的*威。他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于是只好采取权宜之计,让刘兰芝暂且回家。
由于他不善于解决解婆媳矛盾,夫妻矛盾,不能给刘兰芝一个安全幸福的港湾,加速了刘兰芝反封建性格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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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兰芝不仅敢爱敢恨,敢说敢为,具有强烈的反抗性格,而且在别小姑、别仲卿时,赠物留言、订立蒲石之盟,于悲怆之中充满了温厚的深情。她感情丰富,形象饱满,不同于一般叙事诗中人物性格的单一简略。
与兰芝相较,仲卿形象更为复杂。他忍让求母,委曲求全,显得软弱,但这是当时一般人所无法超越的时代局限,何况他身为府吏,更不能不受封建法规的制约。然而他的求,在当时是对母命的公开顶撞,实在是对封建礼教的大不敬。
进而又对母命阳奉阴违,表面上驱遣兰芝,私下却密约重娶,表明他倔强不驯,只是绵里藏针、刚强不露而已。至于他告母自裁,幻想以此促使其母同意他与兰芝重新结合,这是他认识上的不足。但论其态度,实已由一般的顶撞发展到了威胁的地步。
然而愚昧无知的焦母,虽然爱子,却仍坚持另娶。仲卿则在幻想破灭之后,并不因此屈从其母而终于以死殉情,充分显示了焦仲卿的反叛性格。这是一个既想当孝子,但在与切身利害冲突下又不甘于愚孝的典型。
黑暗的环境和现实的矛盾造就了仲卿这种思想性格。作者不仅写出了人物性格中的个性,而且写出了他们性格中所特有的复杂性,有血有肉兼有神,可歌可泣又可信,这决非短小的抒情诗和一般的叙事诗所能达到的境界。
诗中的主要人物是如此,对于次要人物,作者同样注意性格描写,因而能写出同类人物的不同特点。
如刘母和焦母,同为老寡妇,刘母家境清寒,性格懦弱,虽同情女儿而又不能不听从儿子的安排,反映了封建礼教“夫死从子”的黑暗;焦母则富有高傲,为人凶悍,不仅不从子,而且要儿子从她,表现出封建家长的*威。
她们同为妇女,在同一社会中,却因境遇所造就的性格不同而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种艺术造诣是当时其他叙事诗中所看不到的。
-孔雀东南飞
关于焦仲卿和刘兰芝的悲剧,主要有四种原因。第一种是门第说,第二种是越礼说,第三种是守旧说,第四种是情爱说。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导致焦仲卿和刘兰芝悲剧的具体原因
1、门第说:有的学者认为,既然焦仲卿是东汉末年时期的大家,而且又在朝廷当中做官,有着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但是刘兰芝只不过一个小乡村里面的村姑,和焦仲卿先是在社会地位方面就有着很大的悬殊。
因此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是门不当不户对的,所以焦仲卿的母亲才要极力反对两个人的婚姻,导致了两个人双双殉情的悲剧。
2、越礼说:有一部分的学者根据焦仲卿母亲所说的言语当中,推断出来了,之所以刘兰芝被焦仲卿母亲驱逐出家门,是因为刘兰芝没有礼节,言行举止过于放肆,不懂得顺从焦仲卿母亲,肆意妄为导致的。
3、守旧说:坚持守旧说这种观点的学者把刘兰芝和上邪》中的无名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和《有所思》中的女主人公比较了一下,认为刘兰芝之所以殉情,是因为她自身太过于软弱。
而这种软弱又是因为手就心理的作用,因此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个人的悲剧是反对封建社会的力量和保守的封建心理相结合的一种必然性。
4、情爱说:有一些读者根据《礼记·内则》中的一句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认为刘兰芝之所以没有收到焦仲卿母亲的喜爱。
是因为焦仲卿甚宜其妻,焦仲卿把以前自己对母亲的情感转移到了妻子身上,从而引起了焦仲卿母亲的嫉妒和不满。
因为焦母不喜欢刘兰芝,况且儿媳妇刘兰芝一直没怀孕生子,在焦母眼里,刘兰芝也不是个合适的儿媳妇人选,所以焦母要赶走刘兰芝。焦母的性格和思想就是典型的旧式传统妇女,而刘兰芝虽处在那个时代,但是骨子里却具有新时代女子的先进思想,敢于追求自我和真爱,所以婆媳关系一直不和,焦母就让儿子焦仲卿休了刘兰芝。
都说“百善孝为先,无后为大”,焦母看着过门好几年的儿媳妇刘兰芝肚子一直没动静,害怕焦家后继无人,同时仗着自己的儿子叫焦仲卿孝顺,不敢忤逆自己的决定,所以才让焦仲卿和刘兰芝离婚。愚孝的焦仲卿百般无奈之下,只好暂时答应焦母,让刘兰芝回到娘家。焦仲卿私下和刘兰芝约定,等焦仲卿外出工作回来,再找合适的机会把刘兰芝接回来。可是刘兰芝在家这段时间,刘兰芝的哥哥竟然把刘兰芝许配给太守的儿子,这也间接导致了焦仲卿和刘兰芝二人悲惨的结局。
其次,在焦母眼里,出身于平民百姓人家的刘兰芝是配不上自己的儿子的。虽然焦仲卿官职只是个小吏,但在焦母这,和大多数婆婆的思想一样,自己的儿子是个宝,儿媳妇再好,也就是个草。焦母打心眼里瞧不上刘兰芝。恰巧刘兰芝不在乎这些,我只管做好我自己,做好儿媳妇的本分就可以了。以至于焦母和刘兰芝婆媳关系不好,相处不和谐,焦母就要把刘兰芝赶回娘家。
焦仲卿和刘兰芝感情很好,这也是焦母看不惯的,她认为儿子焦仲卿只顾着刘兰芝,而忽略了她这个老母亲。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婚姻悲剧结局,只能说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
少女刘兰芝自幼便习女红,善弹琴,能诵诗书。十七岁嫁给焦仲卿为妻,日夜辛劳,勤于家务,却不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给正在庐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诉说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来为妻子求情,却遭母亲斥责,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长跪,言“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母亲大怒。因仍要赶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请妻子回娘家,暂避一时。兰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别,类乎休弃,今后恐难再见,便将自己常用的香囊、妆奁等物留给仲卿以作纪念。
鸡鸣天亮,兰芝精心梳妆之后,上堂别过婆婆和小姑,流泪登车而去。此时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见。两情依依,低头耳语道:“誓天不相负。”
刘兰芝被遣回家十余日,县令即派媒人来为其子求婚,被兰芝婉言回绝;又数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门提亲,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与刘家结为百年之好,又被谢绝。这下早惹恼了兰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难违,兰芝被逼迫不过,只得一切任人安排。那边媒人回报,说刘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过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马上四处派人备下金帛彩礼,人马舟车,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闻知此变,急忙乞假告归。
第二天,兰芝整日默默无语,只是和泪裁衣。忽听得一阵熟悉的马嘶声,出门遥相望,知是故人来。兰芝手抚马鞍,一一诉说原委。仲卿提及当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约“黄泉下相见”。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对母亲说道:“今天大风吹折了树木,院子里的兰花上结满了严霜;孩儿的性命犹如西山的落日,母亲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长叹而去。
这一天,迎亲的车马格外热闹,新妇已进门。黄昏后人群渐渐散去,夜深沉,万籁无声,兰芝揽裙投水自尽。仲卿得知,徘徊树下,亦自缢殉情。后两人合葬于华山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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