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女性都喜欢化妆，化妆在古代是如何发展的？

化妆,作为中国女性日常生活习俗,有着久远的历史,它蕴含着丰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内涵,它的盛衰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更替、风尚之变迁。追溯历史,徜徉其间,在捧抚山项洞人的砾石串饰之时,你能感到蛮荒时代雄浑屮的一股文明清风’驻足历代色彩纷呈、工艺精绝的化妆用品之前,你不能不由衷赞叹先人的智慧。

你会从历代后妃、命妇的服饰制度上看到封建等级制度的森严,也能从汉唐以来“啼妆”、“愁眉”的流行中体味出“阴阳殊性,男女易行,……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的封建社会意识。

在古代女性的梳妆中,面容的化妆至关重要。古人之所以妆点脸面并予以特别注重,因为它处于人体的最上端,作为躯体最重要的部分头部——引人注目。李笠翁说得明白:“面为一身之主相人必先相面,人尽知之”。

而且对面部的妆饰不像对肢体的装饰那样时会带来行动和生产劳动(包括家务劳动)中的某种不方便感,或者被衣物所遮蔽。还有,面部的裸露范围大,五官各具特色,堪供多种妆饰。然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面部是人类情感表现的集中所在,一颦一笑,一嗔怒,无不显示心灵意念。在情感交流和异性吸引过程中,面部往往成为双方注目的重点。

另一方面,随着古代社会由野蛮向文明的转化,人的审美意识的还在慢慢发展,关于人类自身美的观念也还步形成并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对于能够集中显示一个人精神风采的面部容貌的美自然更为注重了。在情感交流和性选择的过程中,容貌的美丑好恶在决定成败得失方面往往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为关键因素。这种情形在男性(特别是富有和拥有权势者)选择女性时表露得更明显。《左传》有云:“夫有尤物,足以移人。”

由于在经济上对男性的依附和社会地位的低下,古代女性相对于男子来说,更多地是作为性对象被加以选择。在这种状况下,女子的容颜之美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古人对于女子容貌的美感是令人惊讶的。大约二千七百多年前,人们在描述卫庄公的夫人庄姜时,这样与道:“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手如白茅嫩芽般纤细尖嫩,肌肤像凝脂样白润,雪颈柔长如蝤蛴,牙齿莹洁整齐似瓠籽,额角方正,蛾眉细弯,笑靥生姿,美目盈盈,眼波流转。毋庸置疑,这里所描写的女性的美貌反映出极高的审美格调。

类似的对女性容貌的赞颂,还可以从《诗经》《楚辞》以及汉代的乐府诗歌等诗文中领略得到,有的尽管未作容貌的直接描绘,如《诗经》中的“窈窕淑女”“静女其姝”,屈原笔下的“女媭、“宓妃”、“湘夫人”等,仍可以感受到诗句意蕴中对姣好容颜的誉美。至于宋玉赋中的巫山神女,汉乐府民歌《陌上桑》所述的罗浮等等,这些被古人由衷赞叹的美貌女子,正是古人心目中美女的范本,是男性追求的目标。但天姿秀美如斯辈者究属罕少。多数的女性只有通过人为的妆点修饰来增益风采,博取异性的好感。而她们自己也在妆点中获得某种心理满足。

铅粉,是古代女性化妆妆的基本材料。中国妇女化妆的习俗三代已兴。铅粉,是古代女性面部化妆的基本材料。“三代以铅为粉”墨子认为“禹造粉”,晋人张华则说“纣烧铅锡作粉”。秦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提到“铅丹”和“粉锡”,都说明在商周前后已能制造铅粉和红**的铅丹了。以考古资料来说,商代的墓葬中出土的就有铅齿、铅爵、铅觚、铅戈等器物,西周时制造的铅戈含铅量达975%,更见证早在商周已掌握了铅的冶炼技术。

那时冶炼的铅粉,何以见得就是古代女性的用品呢字文土及《妆台记》写道:“舜加女人首饰钗,杂以牙球瑁为之。周文王……傅之铅粉。”宋人《事物纪原》亦说:“周文王时,女人始傅铅粉”元人《郷嬛记》载:“黄帝炼成金丹,炼金之药汞红于赤霞,铅白于素雪,宫人以汞点唇则唇朱,以铅傅面则面白。”

这些说法都肯定先秦时代的妇女以铅粉敷面。而且,《嬛嬛记》还点出那时女性妆点中使用朱砂。又唐李石《续博物志》载:“三代以则唇朱,以铅降,涂紫草胭脂,周以红花为之。或日出于阏氏。”

1976年在河南安阳殿墟妇好墓出土商代武丁时期宫廷贵族妇女的生活用具中,除铜镜、梳、耳勺、匕等以外,还出现了一套研磨朱砂用的玉石臼、杵以及调色盘样的物品。臼为白色硅质大理岩质材,内壁呈朱红色,晶莹光泽,亮如镜面,显系常年累月使用所致。臼的孔周、口面和色盘上均粘有朱砂。这些足以说明我国女性化妆至晚在商代已出现。女性化妆术自其产生后,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和完善过程。

一、先秦时期的女性化妆历程

商、周时化妆似乎还仅限于宫廷妇女,主要是供君主享乐之需。据传,周穆王“筑中天之台,简郑卫之处子娥蜡库曼者……粉白黛黑……以满之”,说的正是这种情形。春秋战国之时,化妆已在平民妇女中逐渐流行开来。《战国策》载张仪赴楚,与楚玊谈话时言及“郑周之女粉自黛黑立于衢间,见者以为神。”

女子傅粉画眉后神采焕发,立在大路上,被见者误认为女神。同样,《楚辞》中《离骚》《大招》等名篇,以及有名的文学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对女性的化妆都有涉及。加之,适应于妆面映容的需要发展了铜镜,更促进面妆习俗的兴盛。

二、两汉时期的女性化妆历程

两汉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审美意识的提高,化妆习俗得到新的发展。贵族和平民阶层的妇女均较注重自身的容颜修饰。汉武帝的李夫人“鲜妆帕服”,乐府诗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记述民妇刘兰芝：“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姐含朱丹,纤纡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汉桓帝时大将车梁冀之妻孙寿更以擅长打扮闻名,其仪容妆饰新奇妩媚,时人多仿效之。当时,已出现了不同的眉式妆样,如八字眉、远山眉、慵来妆等。

三、汉代的女性化妆历程

汉代女性的面部化妆用品已较丰富,宫廷中开始使用贵重的螺子黛,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漆奁中,既有梳、篦、镊、笄和铜镜等梳妆用具,也有不少脂、粉、胭脂等面妆材料。时至魏晋南北朝,北方少数民族势力扩张到中原,战乱频仍,由此带来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融会。另外,世风时尚亦经历了一个由质朴酒脱到绮靡纤丽的转化。

我国女性的化妆技艺在此期间渐趋成熟,呈现多样化的倾向。在原有的傅粉施朱黛眉的基础上,出现了额黄、星靥、贴饰花钿等妆饰方法。北朝民歌《木兰诗》所说:“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江洪的《味歌姬》诗句中“薄鬓约微黄,轻红澹铅脸”,庾信《镜赋》“靥上星稀,黄中月落”等都可以印证。

脂粉香泽之类的化妆品的制作到魏晋时已臻成熟,工序繁复,产品质量很高,对此,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甚详。由于脂粉买卖有利可图,官府开始插手这一行业,出现官民争利的现象。为此魏中书监刘放曾上奏朝廷称:“今官贩粉卖胡粉,与百姓争锥刀之末利,乞宜停之”

四、唐朝的女性化妆变化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一度繁荣,社会风气开放。对外,继汉魏以来交通西域的成就以外,广交四方少数民族,大胆吸收外来思想文化成果,杂糅汉胡蛮夷风俗,形成勃勃生气。由于统治阶级倡导,世态风流少羁,女性在化妆方面追求时髦、祟尚新异之风盛行诸如穿胡服、戴胡帽,“女为胡妇学胡妆”),或者著戎装、衣男服,“军装宫娥扫眉浅”一类的现象屡见不鲜。

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相对稳定使唐王朝的统治者志得意满,沉溺于声色犬马,致倡歌舞娱乐。唐明皇常在勤政楼前举行大会,动辄使教坊乐妓数百人献演于前,他还时时与杨贵妃宴饮酒酣之际“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名为风流阵,相互攻斗,以为笑乐。”

皇室如此此,官员、文士宴游狎妓更是普遍。且贵族富户很多私家蓄妓,每逢聚乐,则令陪酒谐谈或歌舞助兴,还不时要她们侍奉枕席。这些官家或私家的风尘女子进出行动自须浓妆淡抹,着意修饰。在这种风气和背景下,女性妆饰的发展和变化都很迅速,一旦出现浙奇妆式,即群起仿效,蔚然成风。因此,唐代各时期都流行过“时世妆”。白居易《上阳白发人》写到：“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

说的是天宝末年的时世妆,到贞元年间,时世妆就变成短眉宽衣了。及宪宗元和时,却又兴起胡人妆式来。唐代妇女的面妆技艺在承袭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极大发展。单从眉式看,玄宗时已有十种之多，僖、昭之时,点唇的方法也有十六七种。且化妆的各种物品至唐也已完备(包括傅粉、染颊、眉黛、点唇、妆靥、额黄、点痣、贴花子)。各种不同的眉、唇式样,配以高低偏正各型髻鬟,浓淡深浅诸般颊容,再加形形色色的妆靥、额黄和花子等,使其妆容变化多样,异彩纷呈。

从面妆材料上看,唐代用以生产胭脂的除红蓝以外,叉有山花、石榴,品类增加。还出现了人工制作的烟墨一类的画眉用品,改变了以往画眉只用天然矿物或进材料的历史。所有这一切证明唐代女性面妆技艺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五、唐宋间女性的形制没有多大的变化

五代、北宋尚有唐代遗风,妇女眉式多样,明陶宗仪《说郛》辑录五代时宫人窦季明创“小山眉”画法之说。《清异录》则载：妓者莹姐画眉“日作一样”,可见眉式之多。

唐代世风,受北方少数民族影响较深,礼教不盛,对妇女的拘束相对较少。宋代理学渐兴,统治阶级为维护其封建秩序宜扬“去人欲,存天理”对妇女的束缚日趋严厉,早在北宋政和年间,官员丁瓘就上书奏称:“衣服之禁尤不可缓。今阊阎之卑,娼妓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僭侈,未合古训。”

他要求严加限制,“令以仪起礼”,不许普通百姓和娼妓这些所谓“卑贱者”的服饰与尊贵者同荣并丽。统治者的这种态度对当时社会的衣饰妆制显然起着消极的禁锢的作用。

六、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代有了变化

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易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从而造成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这种美学思想反映到女性的服饰容妆上,就发展为尚淡雅,非浓艳的倾向。宋人讥姿容不佳的妓女为“戟子花”。所谓“鼓子花”又名“米囊花”,也即以浓艳著称的**花。《山樵野语》载词人张先晚年在杭州时“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龙靓”,后者便献诗道:“天兴群材十样花,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

又王元之被谪齐安郡,见当地“民物荒凉、菅妓(按即官妓)有不佳者”,便作诗感叹:“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

昔日在都城猎艳青楼,姿容稍逊的女子便不屑于顾,而今谪居山城,自无当目骄矜,面对容貌不佳的官妓也就满足了。综上所述,不难想见,在仪容妆饰方面,较之唐代女性的豪爽恣肆、多事浓艳,宋代女性更多地倾向淡雅幽柔之美了。

明清封建末世,对女性的礼教约束更其严苛,统治阶级竭力提倡“节妇烈女”,宣扬女贞女德,要求女性“外检束内静修”,“行步稳重低首向前”“服饰光鲜,质朴自妍”。

女性举手投足诸多禁锢,另一方面又承宋元以来崇尚女性小脚之美的劣风,摧残女性。在此种社会背景下,女性的面饰容妆技艺想要有超越前代的大发展显然不可能(更何况化妆形制至唐代已基本完备),故而只能在前人的脚印中趋步了。

香料的产地多在域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汉代从域外输入了香料，并移植了某些芳香植物，如胡椒、龙脑香、迷迭香、乳香、安息香、苏合香、沉香、丁香等。这些香料不仅丰富了汉代以来中国上流阶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同香料传入时间和传播途径均有差异，需要通过对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研究分析，方可确切了解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诸多香料如何促进了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一、汉代香料的输入及其用途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域外香料的输入提供了条件。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可知，汉代时香料有的经陆上丝路从西域传入，也有的经过海上交通从南方海外传入。

古代传说中有西域香料传入汉代中国的记载。相传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记载，西海中有聚窟洲，洲上有大山名神鸟山，“多大树，与枫木相类，而花叶香闻数百里，名为返魂树。……伐其木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饧状，令可丸之，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震灵丸，或名之为反生香，或名之为震檀香，或名之为人鸟精，或名之为却死香，一种六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者在地，闻香气乃却活，不复亡也。以香熏死人，更加神验”

①。西海在古代文献中是个模糊概念，具体所指各有不同，但西海在西域却是广泛的共识。同书又记载：“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氏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据说，“神香起起夭残之死疾”，“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氏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

月氏西迁中亚，是汉武帝反击匈奴前听闻的史实；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的故事发生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说明这个故事是以汉通西域为背景产生的。这些传说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故事的产生应该是以西域传入香料的史实为根据的。

晋人张华《博物志·异产》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

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

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

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

帝乃厚礼发遣饯送。一说，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乃发香气如大豆者，拭着宫门，香气闻长安数十里，经数日乃歇。”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弱水象征极西且遥远的河流。张星烺先生说：“《博物志》此节记事，与上方所录《十洲记》聚窟洲之却死香，大同小异。聚窟洲与凤麟洲皆在西海之中，凤麟洲四面有弱水绕之。凤麟洲既已承认为指欧洲地域而言，则《博物志》此节之弱水西国，亦必指欧洲而言也。”

其地域所指未必如张先生如此坐实，大抵指中国以西的远方国家。

正史书上也有关于西域产香和传入中国的记载。《东观汉记·李恂传》记载：“为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

《后汉书·李恂传》有同样记载，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曰：“西域出诸香、石蜜。”南朝时范晔《和香方》序云：“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柰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魏晋时人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物产，有“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当为‘迭’）、兜纳、白附子、熏陆、郁金、芸胶、熏草木十二种香”。大秦是古代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香料还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进而传入中原。公元前204年～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南越已有从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的习俗。

中国原本没有燃香的习俗，燃香和燃熏的香料从海上丝路传入。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五件四连体铜熏炉，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燃烧四种不同的香料。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说明，熏炉首先见于广州南越王墓，除铜制外，亦有陶制，应是南越国的发明。熏炉的普遍存在，说明熏香已经成为南越国贵族统治阶层的生活习尚。

1955年，在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出土四件釉陶熏炉，其中一件似豆形，圜底，唇沿内敛成子口，与盖吻合。通高172厘米，腹径112厘米，盖面隆圆，作几何图形镂空，顶有鸟形钮饰；器身如豆，器腹处有四个对称排列的圆形小气孔。

燃熏的香料主要产于东南亚地区，这就透露出南越国与海外方国早有贸易往来的信息。中国古代的熏香炉式样有南北之分，北方中原流行博山式熏炉。博山香炉又称博山香熏、博山熏炉等，是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器具。汉代刘向《香炉铭》描写这种器具：“嘉此正器，堑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铭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李尤《熏炉铭》云：“上似蓬莱，吐气委迤，化白为烟。”

从时间上看，南越盖豆式熏炉在先，中原博山式熏炉在后，说明香料和熏香习俗由海外输入路线是先至番禺（今广州地区），后传至中原。据统计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物中，发现熏香炉多达200余件。

当时的香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频繁。汉武帝平南越之后，汉朝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了直接交往。海外香料通过南方沿海地区转输中原地区。汉代人已经知道古代印度是香料产地，《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这说明天竺诸香先是经西域传入，后西域因战乱造成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的阻碍，才转由海路输入。汉代时内地至交址任职的官员往往贪赃纳贿获得南海的珍奇香料，携之以归。他们又用这种域外珍品贿赂权贵，以求升迁。《后汉书·贾琮传》记载：“旧交址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其中有“异香”，即来自海外的香料。

用香是上层贵族奢侈生活的表现。从用途上看，香料可分为熏燃之香、悬佩之香、涂傅之香和医用之香。西汉时内地已有用香的记载，司马相如《美人赋》写他赴梁国途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黻帐高张”；“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熏香，黻帐低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住昭阳殿，有绿熊席，“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

汉代用香的记载更多见于东汉时期。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郎有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从直女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护衣”。晋王嘉《拾遗记》卷六记载，东汉灵帝在西园建裸游馆，盛夏与宫人游此，“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汉末曹操提倡节俭，其《内诫令》云：“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因此得香烧。吾不好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

此外，曹操还曾以香料作为礼品赠送蜀相诸葛亮。因为香是名贵之物，得之不易，曹操在《遗令》中也特别嘱咐：“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

汉末士夑任交州刺史，“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千”。秦嘉的《重报妻书》则透露出香从西域传入的信息和香的用途。另外，汉末乐府长诗《焦仲卿妻》中，刘兰芝自言用具：“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汉末诗人繁钦《定情诗》云：“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这些例子说明香囊既挂在室内，又佩戴身上。

汉代传入的其他香料品类

汉代传入中国的香料有哪些？文献上往往笼统记载为“香”，而不言具体品种。历史上传入中国的香料品种很多，但大多见于后世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三国以后，中国自西南海上诸国运入者，以香料为大宗，而汉代未之见也。”他认为这是因为香料输入与佛教有极深之关系，佛教传入前中国对香料之需要不太大。该观点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香料需求量更大，有合理的论证。但若据此以为“汉代未之见”，则不免过于绝对。根据现有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考古发掘材料的分析，可知汉代已有一些可以考知具体品类的香料输入。

龙脑香是由龙脑树树干析出的白色晶体，具有类似樟脑的香气，原产于东南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等地。

婆利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具体地点不详，有巴厘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诸说。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广州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铜熏炉腹内常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广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内盛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研究者认为可能属龙脑或沉香之类的树脂香料残留物。 迷迭香是一种具有清香气息的香花，在温暖的微风及炎热太阳下会释放出香气，原产于南欧、北非、南亚、西亚等地，并引种于暖温带地区。

《魏略·西戎传》所记载大秦出十二种香中便有“迷迭”。晋郭义恭《广志》云：‘迷迭出西海中’。迷迭至迟汉末时已经移植中国。曹丕《迷迭赋》序云：“余种迷迭于庭之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赋中有云：“越万里而来征。”

曹植《迷迭香赋》中写道：“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而凝晖……芳莫秋之幽兰兮，丽昆仑之芝英。”王粲《迷迭赋》云：“受中和之正气兮，承阴阳之灵休。扬丰馨于西裔兮，布和种于中州。”他们都强调其来自远方异域，而且来自西方。陈琳、应玚等皆有同题之作，都热情洋溢地赞美迷迭的枝干花叶之优美及其芳香之酷烈。

丁香，即丁香属，又称紫丁香属植物，又指丁香属植物树上的花蕾，又名丁子香，原产于南亚、东南亚及马达加斯加，引种于热带地区。在中国古代文献上又称为鸡舌香，这种鸡舌香汉代时已传入中国。应劭《汉官仪》记载：“桓帝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

实际上刁存并非特例，汉代尚书郎上殿，“握兰含香，趋走丹墀奏事”乃常规。“尚书郎奏事明光殿，省中皆胡粉涂壁，其边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这种香曾被曹操当作礼物送给蜀相诸葛亮，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三国孙吴康泰《吴时外国传》云：“五马洲出鸡舌香。”五马洲又称马五洲，在今印度尼西亚，具体地处不详，可能在巴厘岛。

乳香，别名“熏陆”，一云“杜噜”。汉译佛典中译为“杜噜”，《翻译名义集》卷八云：“杜噜，此云熏陆。”乳香是应用极广的香料，可以用来熏香、照明、调料，还可用以活血止痛。

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发现的树脂状药物，外形与泉州后渚宋船内发现的乳香类似，因此专家断定为乳香。乳香主产于红海沿岸，真正生产乳香的地区是南阿拉伯的也门哈德拉茂省，史书上没有见到南越国与红海沿岸地区交通往来的记载，因此当地发现的乳香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间接输入的。三国时万震《南洲异物志》云：“熏陆出大秦国。

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胶流出沙上，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无贾则自食之。”《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十二种香，其中有“熏陆”。古书上大秦范围很广，西亚地中海尚岸地区亦在其中。南朝时中国医家已经以乳香入药，最早见于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以为能“疗主风水毒肿，去恶气，……疗风瘾疹痒毒”。《大唐西域记》记载，南印度阿吒厘国“出熏陆香树，树叶若棠梨也”。

苏合香为金缕梅科植物苏合香树分泌的树脂，又名帝膏、苏合油、苏合香油、帝油流。

此种香产于非洲、亚洲的印度及土耳其等地。

苏合香用途很广，汉代人对苏合香已有较多的了解，并应用于宫廷。《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出苏合香，并云：“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西晋傅玄《郁金赋》有“凌苏合之殊珍”之句，称之为“殊珍”，意谓来自域外。《梁书·诸夷传》“中天竺国”条以为苏合乃“大秦珍物”，说中天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所以国中“多大秦珍物”，其中包括苏合。关于苏合香之制作，书中记载“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苏合香对醒脑开窍有奇效，又能清热止痛，作外敷药。

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云：“苏合香油出大食国。”“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用。”沉香，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时写作沈香、琼脂。沉香气味香如蜜，所以又称为蜜香。入水下沉，又称沉水香。印度、缅甸及柬埔寨、马来半岛、南中国、菲律宾、摩鹿加群岛等地皆产沉香木。《诸蕃志》云：“沉香所出非一，真腊为上，占城次之，三佛齐、阇婆等为下。”这些地方皆在东南亚一带。

沉香木是一种绿乔木，只有树龄二十年，或五六十年以上的树，枝干腐朽，其木心部分凝聚了树脂的木材，才是所谓沉香。沉香的采集非常危险，必须经过原始森林，穿越山崖，因此十分珍贵。古印度药书中曾记载焚烧沉香，其熏烟可使身体染上香味，并可用来作为治愈外伤及伤口的药材，有镇痛作用。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时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其妹赵合德遗飞燕书，并送礼致贺，礼品中有沉水香。后来的小说《赵飞燕外传》大约由此生发，多处写到此香。

安息香，原产于古安息国、龟兹国、漕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地区，唐宋时因以旧名。《新修本草》曰：“安息香，味辛，香、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西戎似松脂，黄黑各为块，新者亦柔韧。”据说该香是从安息香树伤口处流出的树脂凝固而成，中国原从波斯商贾手中购买此香，苏恭《唐本草》说它出于西戎，当指古代波斯，后来改从东南亚购进，所以李珣《海药本草》说它生于“南海波斯国”。

《诸蕃志》云：“安息香出三佛齐国，其香乃树之脂也。”安息香是中国较早从海外进口的香料，《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云：“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李时珍说：“此香辟恶，安息诸邪，故名。或云：安息，国名也。梵书谓之拙贝罗香。”汉代文献称波斯之地为安息国，魏晋以后安息国不复存在，而称此地产香料为安息香者，可能沿袭汉代旧称。

据此推测，安息香应该在汉代已经传入。

郁金香，别名郁香、红蓝花、紫述香、洋荷花、草麝香。由于地中海的气候，郁金香形成了适应冬季湿冷和夏季干热的特点，但其确切起源已难于考证，现时多认为起源于锡兰及地中海偏西南方向的地区。郁金香所散发的香气使人为之倾倒，姿态高雅脱俗，清新隽永。

西晋傅玄《郁金赋》则把郁金与外来的苏合香相比，“气芳馥而含芳，凌苏合之殊珍”，暗示郁金也是来自域外的殊珍。西晋左芬《郁金颂》则明言从域外传入，“伊此奇草，名曰郁金，越自殊域，厥珍来寻”。《梁书·诸夷传》“中天竺国”条特别强调：“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

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于他国也。”李时珍《本草纲目》引陈藏器曰：“郁金香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郁金香汉代时已移植中国，东汉朱穆曾专门作《郁金赋》云：“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春松。”朱穆是东汉中晚期人，其赋中并未提及郁金香来自何处，说明这种异域花种已为人们司空见惯。

结 语

汉代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汉武帝时代开拓了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域外的交通得到空前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外文化交流得以有组织、有规模地展开，各种香料的输入是这个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高潮的重要表现。汉代从域外输入的器物产品和香料品类丰富了汉代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对汉代社会产生了潜在的深刻影响。

尽管香料属于生活的奢侈品，香料的输入起初更多地为上层贵族统治阶层服务，但是这些舶来品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影响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物质成果和精神产品的互通有无，促进人类相互间的认知和不同文明的互动，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跃升。香料的传播不仅丰富和改善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而且也推动了世界各民族的互相认知和世界文明的进步。

汉魏时期的妇女,一般不戴耳环,而佩以珥珰,因此,在这个时期的墓葬中,很少见到耳环实物。唐代妇女不尚穿耳,也无耳环，虽然在个别唐墓中出土有一些耳环,但基本上都是少数民族的遗物。一直到了宋代,由于穿耳戴环之风在妇女中特别盛行，所以才有大量的耳环实物出土传世。 北宋时期的耳环,以江西彭泽宋墓出土的一对较为典型,它是由一根粗细不等的金丝打制而成,整件器物呈"S"型。一端为尖锐状，另一端被锤成薄片状,在这块金薄片上,还浮雕出花卉图纹。江苏无锡宋墓出土的一对耳环也很有特色,它是由两爿金片相合而成的,金片上压印着十分繁缛的纹饰：中间为两个对称的瓜果,瓜果上下均以枝叶蔓藤缠绕，用以穿耳的金丝，也制作成枝杆之状，与金片上的纹饰浑然一体，反映出设计、制作者的巧思。

　　辽、金、元时期，穿耳戴环也很流行，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普遍喜欢佩戴耳环，甚至在男子中也流行着这种习俗。宋人丘浚《赠羊太守》诗中就有："碧晴蛮婢头蒙布，黑面胡儿耳带环"的描述。元马祖常《石田集·绝句》诗也称："翡翠明珠载画船,黄金腰带耳环穿。"

　　辽代耳环以辽宁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的一对最富有特色,虽然也是用极薄的金片模压而成,但被加工成立体的凤形饰品,中间是空心的,凤形高冠翘尾,口衔瑞草,作展翅飞舞状。整件器物造型轻巧,制作精致,形象逼真,显然是贵族妇女的饰品。

　　金代耳环也出土不少，从大量实物来看，这个时期的耳环也以金质为主，其制繁简不一：有的以金丝编成圆形托座，在托座上镶嵌着各种宝石；有的则将耳环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分用金丝编成一个长方形框架，框架内镶嵌各色宝石，在框架的顶部还装饰着金片制成的花朵。这种类型的耳环，在金代非常流行，并一直影响到后世，元明时期的不少耳环，就保持了这种特征。

元代耳环和金代基本相似,也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后面的弯钩和金代耳环几乎完全一样,区别主要在前半部分,通常以玛瑙、白玉或绿松石等制成各式花样。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察右前旗古墓出土的耳环就作这种样式。陕西西安玉祥门外元墓出土的耳环也是如此,只是装饰部分用白玉雕凿出人形以代花卉。玉人和耳环的连系,则用极细的金丝。

　　 明代耳环,大多以金银横压出花形,然后在花瓣或花叶部位镶嵌各种宝石,有的还在花蕊中间镶嵌上一颗珍珠。甘肃兰州上西圆明墓及上海肇嘉滨明墓出土的耳环,都是这种类型。在热衷诵经念佛的妇女中,还出现将佛像装饰在耳环上的情况。江苏无锡江溪陶店桥明墓就出土这种耳环实物,其制以金制成托座,上缀玉雕佛像,佛像的底座也用金片加工成莲花状;在佛像的顶部,还镶嵌着四颗珍珠。整件器物虽然不大,仅高3厘米,但佛像的面容神态,被塑造得惟妙惟肖。

　　明代的笔记小记中也往往有关于耳环的记载。如《天水冰山录》记严蒿被籍没的家产中,有"金水晶仙人耳环"、"金点翠珠宝耳环"、"纯金方楞耳环"、"金厢四珠宝石古老钱耳环"、"金珠串楼台人物耳环"、"金厢玉灯笼耳环"及"金累丝灯笼耳环"等,共几十种。在《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等书中,也叙及不少耳环名目。其中有一种"丁香耳环"就很有特色。丁香是一种植物,它的果实很小,呈椭圆形。丁香耳环就是仿照其形状制作而成,在明代,这种小巧玲珑的耳环很受妇女欢迎。不论是大家闺秀,还是小家碧玉,都喜欢戴这种耳环。只是所用质料不同,贵者用金银珍宝,贫者以铜锡玉石。清代学者李渔在他的《闲情偶寄》一书中,曾谈及这种耳环:"饰耳之环,愈小愈佳,或珠一粒,或金银一点,此家常佩戴之物,俗名丁香,肖其形也。"

2006-2-10 16:28 回复 2213412楼除耳环之外,古代妇女也用耳坠。耳坠是连属于耳环之下的一种饰物。它的上部即为耳环,下部悬挂着一组坠饰,因形而得名,故称"耳坠"。耳坠也来自于异族,本为男子所用,大约在晋六朝时传入中原,也为汉族妇女所采用。

　　目前能见到的耳坠,以内蒙古敖汉旗周家地古墓出土的一件年代为早。墓主人髡发,面覆麻布,出土时两耳均戴着耳环,其中左耳环下另用皮条系挂一个铜质坠饰。据文物工作者分析,这是一座东胡人的墓葬,入葬年代在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战国时期的耳坠实物,在内蒙古境内的阿鲁柴登遗址以及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均有出土。如阿鲁柴登出土的一对,上部为金丝弯成的圆型耳环,耳环下缀有坠饰,坠饰上部由两头包金的绿松石构成,下部则垂悬着一组三角形金片;准格尔旗出土的一对也很有特色:其圆环上有钮,钮下的坠饰为金丝盘绕而成的两个圆锥体,其中一件还串有宝石。

　　魏晋南北朝时,除北方少数民族仍旧佩挂耳坠以外,汉族妇女也开始佩戴,这个时期的耳坠实物也常有出土,如河北定县华塔遗址出土的一对,上部用金条作成圆环,下部为金丝编成圆柱,在圆柱的两端挂有五个缀有宝石的圆形金片,中间又挂着五个小球,在圆柱的下部,还连缀着六根金质链索,链索下端各垂一个金质的尖形锤饰,整件器物重166克,长9厘米左右。

　　唐代妇女几乎都不戴耳坠,那是因为不尚穿耳的缘故。宋代妇女喜戴耳环,不喜戴耳坠。这个时期的耳坠实物所见甚少。

明代妇女既戴耳环，也戴耳坠。《天水冰山录》中就记载有多种耳坠：如"金累丝灯笼耳坠"、"金玉寿字耳坠"、"金厢猫睛耳坠"、"金摺丝楼阁耳坠"、"金宝琵琶耳坠"等。《金瓶梅词话》也叙及不少耳坠名称,只是将耳坠称之为"坠子",或称"坠儿,’。如\"金坠儿"、"金灯笼坠子"、"金镶紫瑛坠子"、"玲珑坠儿"、"金镶假青石头坠子"、"宝石坠子"、"银镶坠儿"等等。不仅质料不同,造型也各各相异,反映了当时首饰制作工艺的进步。 这个时期的耳坠实物,以北京定陵明神宗孝端、孝靖二皇后墓所出土者最为精美。其中有一件玉兔耳坠,在金丝大圆环下缀以一只站立的玉兔,玉兔前肢持杵,作捣药状；在玉兔的脚下，还衬托着一片以金镶宝石制成的朵云。这是根据中国民间故事传说中"玉兔捣药"的故事设计制作的,玉兔向被视为月亮的象征,而月亮又象征着皇后,以此作为皇后的耳饰是最贴切不过了。

　　清代妇女也有戴耳坠的风尚。考究者还注意耳坠与服装色彩的搭配。富贵之家的妇女,往往拥有几十付甚至数百付耳坠,根据季节的不同和场合的不同,选择使用。替换方法十分简便,一般不用更换耳环,只要将耳坠连系在耳环上即可。 在满族妇女中,还流行着一个耳垂上悬挂三件坠饰的习俗,时谓"一耳三钳"。这是满族妇女固有的装饰习惯。乾隆时,一些新派妇女受汉族影响,也开始佩戴"一耳一钳",以至引起统治者的不满,因为这样一来,便失去本民族特有的妆饰习俗了。乾隆皇帝还专为此事下过诏谕,他说："旗妇一耳带三钳,原系满族旧风,断不可改饰。朕选看包衣佐领之秀女,皆带一坠子,并相沿至于一耳一钳,则竟非满洲矣,立行禁止。"由于朝廷的干涉,这种现象才有了改变。我们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代皇后朝服像上,就可以看到"一耳三钳"的形象。进入民国以后,在东北满族集居之地,仍保留着这一风习。

　　近代妇女曾因反对旧的封建礼教而废止过穿耳。为了使不穿耳的妇女也能用上耳饰,人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耳坠。这种耳坠的上部,不再做成圆环,而是用金属加工成一种弓型轧头,轧头上制有螺纹,佩戴时只要松开轧头,套入耳垂,然后再将轧头旋紧即可。这种耳坠实物有大量传世。　

传统婚礼

提起古人，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面，我们多数是避而不谈的。都是那种卫道士的样子，都是正人君子。好像古代的女的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样子，男女双方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成的。其实则不然。之所以认为是这样子的多数是因为电视剧造成的。

《孔雀东南飞》

《诗经》里面记载的多数是男女之间相互的爱慕的事件，“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种名句，我们随口都可以说出来，这就说明当时在男女关系上面比较开放。《芈月传》里面芈月贵为太后不也嫁给别人了。可以说这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是这样的。《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焦仲卿离婚之后，太守立刻派人来说媒，这也足以说明，当时还是比较随意的。向曹操有好多老婆都是寡妇居多。说明古人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开放的。唐朝的时候女人都能当皇帝，而且唐朝的夫妻双方可以协议离婚的。唐太宗姐姐丹阳公主的驸马薛万彻因为不懂男欢女爱，丹阳公主婚后郁郁寡欢，唐太宗知道后，就曾多次点拨薛万彻。这个后来世人当做笑谈。宋朝的时候，赵匡胤喜欢李煜的小周后，也多次叫来侍寝。从南宋的朱熹提倡存天理、灭人欲可以看出当时社会在两性方面还是比较开放的。否则朱熹也不会提出这种观点。

贞节牌坊

元朝的时候，因为元朝皇帝是蒙古人，不是很相信儒家，所以朱熹老夫子的观点是没有盛行。不过在明清两朝确实非常的盛行。当时女的裹脚，立贞节牌坊、守贞洁、三从四德、寡妇不能再嫁等，可以说都是在那个时候流行起来的。那个时代的人们也特别的压抑，不过明朝的春宫图倒是非常的流行，唐伯虎也非常擅长画这个。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就是范仲淹当官之后，有钱了建立了义庄，明确规定寡妇再嫁给多少钱，老人、残疾人没有赡养给多少钱。但是到了明清的时候，寡妇再嫁别提钱的事了，都明确的不允许再嫁。

断袖之癖

可以说明清之前，中国的男女关系还是很开放的。不仅如此，古代还有其他更加开放的事情。比如男同性恋，最早的莫过于《战国策》里面记载的魏王和龙阳君的事情，被称为龙阳之好。尤其是汉朝的皇帝多数都喜欢这个，汉文帝宠爱邓通，把天下的钱都让邓通铸造。汉哀帝就比较出名了，和董贤的断袖之癖，据说还曾考虑把皇位传给董贤。魏晋的时候，流行的男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伪娘。男的不化妆都没法出门。明朝的时候，江南多数的大家都有长得俊秀的男童。大家都习以为常。

面首

说到这里大家肯定会说了，有男的三妻四妾，女的找了好多的男的叫什么。其实这种也是有的，南北朝的宋国的山阴公主就曾对自己的皇帝弟弟说，我们都是父皇的孩子，凭什么你有三妻四妾我只有一个驸马。皇帝竟然感觉说的很对，于是赐给山阴公主好多男人。这种男人在古代称呼为“面首”，通俗的讲就是长相漂亮的美男子。多数是富家大户男主人养的比较多。

女同

不仅有男同性恋，女的也不在少数。女的同性恋在古代叫磨镜。因为女人双方拥抱在一起的时候，由于双方的身体结构一样，就像是对着镜子一样，所以叫磨镜。而且中国出土的好多古代墓葬里面有女性性用品。可以看出那个时代的思想还是很先进的。

食

不过还有一种接近变态的就是“食”了。这个都是出现在皇宫的，不是民间。由于皇宫宫女众多，又只有皇帝一个正常的男人，多数是得不到皇帝宠幸的。所以有些宫女为了寻找个依靠和心里上的安慰，都会寻找一个太监搭伙过日子。由于太监不具备正常的男性功能，所以只能在一起吃饭的之类的，所以叫食。

特别的说明一下，本篇文章并没有传播一些不健康的思想。用孔子的话说“诗三百思无邪”，并没有任何龌龊的思想。只是说明古代的一些常识，希望诸君放正思想看待本篇文章。

1、可能是刘兰芝家的方向或者是刘兰芝死的方向吧！

2、松柏是长青的树种，是永远不变的意思，就是说后人将铭记他们之间的爱情。梧桐是一种带有人们相思的情绪的，是不仅表达了焦仲卿与刘兰芝之间的相思，还有后人对他们的哀悼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