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直升机的困境与突破 1907年，就在莱特兄弟首次飞行后的4年，一位法国自行车制造商保罗科努制造的一种不载人垂直飞行器，据说成功离开了地面几秒。此前的1904年，法国科学家查尔斯里切也曾制造过一个不载人直升机，但并未成功。 伊戈尔西科斯基在1909年制造出他的第一架共轴式双旋翼直升机S-1，然而由于发动机动力限制，这架飞机同样并没能飞起来。接着第二架S-2直升机也半途而废。西科斯基回忆说，早年他专注于直升机研究，对他影响深刻的法国飞行家费伯上尉曾对他说过:“你是在浪费时间。”由于动力、材料和理论技术的限制，西科斯基转而投身固定翼飞机的研制并大获成功，直到30年后，才在美国重新开始研制直升机。 “最初的困难可能是在制造直升机的时候缺乏新技术，比如如何制造又扁又长的旋翼。在‘二战’中期，大概是1942～1943年，制造第一架生产型直升机R-4时问题才得以解决。”谢尔盖西科斯基对记者说，“第二个问题是直升机的冷却问题。我们当时没有专门的直升机引擎，只能使用普通飞机引擎。这种引擎适应在空中飞行，但不适应空中悬停。所以我们要发明专门的冷却风扇来解决。” VS-300在飞行表演中成功打破世界纪录激发了公众信心。谢尔盖回忆说，在看过飞行表演后，公众一下变得过于乐观:“每个人都说这是一种很好的飞机，认为战后每家后院都应该有一架。每个人都希望能驾驶自己的私人直升机，就像今天人们骑自行车、摩托车、驾驶汽车一样。但正因为过于乐观，才应该回到客观的看法:驾驶直升机需要训练、纪律。” 1943年底和1944年初，直升机已经进入批量生产，进入美国海军和陆军。由于良好的搜索和救援能力，美国陆军开始大量采购直升机。“‘二战’末期，许多订单一下子没有了。后来朝鲜战争爆发，军方又开始了订货。那时西科斯基直升机已经更大更好，S-55是第一种军用运输直升机，用于运输部队和物资。此后直升机使人们相信了它的必要性，才真正进入规模生产时期。”谢尔盖西科斯基说。 争夺一树之高 直升机用于军事用途早在“二战”就开始。不过法国军队在60年代阿尔及尔战争中首次将武器装上直升机用于攻击地面目标，乃是直升机作为直接攻击武器的第一次尝试。现代战争中，地面低空（通称为“一树之高”）优势为作战双方争夺的重点，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战争考验后，武装直升机成为开拓这一战场的利器。 1966年，美军两栖特种作战部队首次使用贝尔公司的UH-1B休伊直升机执行战场管理和监视任务，目的是阻断越共通向南越的供应线同时也尝试用休伊直升机加挂机枪、火箭发射器执行低空火力支持。 由于通用直升机无法满足火力需求，世界第一架攻击直升机AH-1G眼镜蛇应运而生，并于1967年9月开始投入越南战场。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休伊直升机被誉为越南“热带雨林中的战场出租车”。当时驻越美军司令官威斯特摩兰将军表示:“没有直升机，美国和西贡同敌人作战还得再有100万人。” 在入侵阿富汗战争中，前苏联发展了直升机在军事中的作用。前苏联米里设计局的米－24雌鹿武装运输直升机在阿富汗战争中被广泛用于扫清敌防空火力及各种障碍，压制空降区的敌先头部队。而美军对直升机的运用则从运输、救援、侦察、和攻击更深入特种作战。在1980年美国国防部营救德黑兰美国人质的“鹰爪行动”、1983年美军入侵格林纳达战役、1987年两伊袭船战、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的“正义入侵”行动、1990年海湾战争、入侵索马里、海地和在阿富汗的“持久自由”行动中，美军直升机无处不在。 直升机设计的灵感和瓶颈 按照美国航空教授小戈登莱希曼的说法，对直升机的最早构想可以上溯到公元400年左右中国的竹蜻蜓。人们可能是通过观察无花果种子在微风中通过旋转而传播获得这一灵感。1754年，俄罗斯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制造出最早的共轴式旋翼，通过内外相套的两根轴驱动上下两个旋翼朝相反方向转动，使旋翼转动产生的力矩相互抵消。然而共轴设计制造过于复杂，当伊戈尔西科斯基发明了直升机尾旋翼后，这一设计逐渐被抛弃。 许多最初的直升机被设计成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的混合体，他们通常拥有固定翼飞机的机身，再通过安装在机身上的支架装上旋翼。这种设计由于面临许多瓶颈而昙花一现。上世纪90年代，技术瓶颈才终于由贝尔和波音联合研制的V-22鱼鹰侧旋翼飞机得以突破。V-22在固定机翼两端各安装了一个可以进行水平和垂直转动的发动机旋翼。当旋翼向上转动时，飞机像直升机一样垂直升降;而起飞后旋翼向前偏转，飞机则像传统的螺旋桨飞机一样飞行。就在直升机业界普遍抛弃共轴式设计的时候，前苏联卡莫夫设计局却在后来研制出多种成功的共轴式直升机，其中的卡－28反潜直升机被中国海军采用。 美海军陆战队V-22“鱼鹰”项目经理舒尔兹上校称，“鱼鹰”与越战时代的直升机相比，速度是前者的两倍，航程是前者的5倍，并能在12秒钟内倾斜它的旋翼，由直升机飞行状态转变成为飞机飞行状态。“不久以后，大家都会意识到‘鱼鹰’才是他们想要的。”舒尔兹上校说，“它是海军陆战队的未来与希望。” 然而在2000年4月，当美国防部讨论是否批准采购“鱼鹰”时，一架该型机坠毁造成19人死亡。尽管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技飞行能力，但“鱼鹰”的批评者认为其设计过于复杂，而单价高达6870万美元，一架F-16战斗机仅2000万美元。 未来直升机的道路何在？从历史中寻求灵感的代价是否过于高昂？投身航空业多年的谢尔盖西科斯基认为，直升机未来有两个发展方向。“常规直升机如S-92依然是有前途的，他们在效率、速度和发动机方面都有持续的发展。双旋翼直升机由于过于昂贵只占一个很小的（军用）市场，商业上的价值不大。”
可以用的，同时可以参考lespela莱晞曼给出的建议，对于敏感肌肤，玫瑰水1:1纯净水（依云水）稀释，早晚湿敷3-5分钟；对于干性肌肤，往玫瑰水里添加VC粉或者玫瑰精油3、4滴，早晚湿敷3-5分钟。每次湿敷时间结束后，还得再多次按压玫瑰水，建议3-6次，直到皮肤表皮还有水分为止，这样做，即使是敏感肌肤也不怕缺水。
如何诊断恶性贫血
恶性贫血的初步诊断可以根据下列几点：①临床表现中某些特点；②典型的血象；③骨髓中出现大量巨幼细胞；④胃液分析：注射组织胺或胃泌素后胃液中仍无盐酸定方法。
①微生物学测定法：在需测定的血清标本(含维生素B12)中加入培养液，再加入需维生素B12的微生物小眼虫或莱希曼乳杆菌。经过培养后与含有不同浓度标准量维生素 B12的培养液比较培养液的光密度，从而测知血清中维生素B12的浓度。如果血清含有抗生素或某些抗体能干扰乳杆菌的生长，可使测得数字比实际情况低。正常值为163～925pg/L，平均472pg/ml。恶性贫血时，当血清维生素B12降至100pg/ml以下时，骨髓常可见到大量巨幼细胞。
②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法：用特殊仪器设备和操作技术测得的结果较快，其结果不因血清中存在抗生素或抗体而受影响。所得正常人和病人的结果均比微生物学测定法以为高。正常值为 280～1590ng/L，平均570pg/ml。
(2)放射性维生素B12吸收试验：观察有或没有内因子的两种条件下放射性维生素B12吸收率，这对曾经用维生素B12冶疗而当时正在缓解中病例的诊断最有价值。方法是以60Co或57Co为标记的维生素B12给病人口服，2小时后肌注非放射性的维生素B121000μg，以促进放射性维生素B12的排泄。正常人或维生素B12吸收正常者24小时尿内排出量常＜2％，一般不超过5％。如果结果不正常，在上述试验至少5天后再重复一次，但同时给病人口服猪的内因子60mg，这样放射性维生素B12的排泄量就变为正常。如果同时服用内因子后，维生素B12的排泄量仍很少，则受试者可能不是恶性贫血患者而是热带口炎性腹泻或其他吸收不良综合征、肠盲曲综合征、短二叶裂头绦虫病或肾病患者。
(3)维生素B12治疗性试验：在试验开始前10天起至试验开始后10天内，受试者不吃含维生素B12及叶酸丰富的食物，包括肝、肾、肉类、蛋、鲜果、未煮熟的新鲜蔬菜、果仁等。在控制饮食开始10天后，以维生素B12每日肌注1μg，连续10天。密切观察疗效。如有维生素B12缺乏，自觉症状于维生素B12治疗开始后约2～3天开始好转；网织红细胞计数于第3天始上升，5～12天到达高峰，最高可达20％以上；骨髓中巨幼细胞于6小时至3～4天内转变成正常的幼红细胞。这些效应的出现可作为维生素B12缺乏(不限于恶性贫血)的依据；如果不出现，则表示不是维生素B12缺乏引起的巨幼细胞贫血，或有其他抑制造血功能的疾病存在。
某些表现不典型的病例，较难作出诊断。如有神经系统累及的症状而尚无贫血者，须仔细检查血液和骨髓。虽然没有贫血，但常可发现血液中有椭圆形细胞等血细胞形态不完全正常的现象，骨髓中粒系细胞形态异常，血清维生素B12测定，胃盐酸检查及维生素B12吸收试验常可使诊断明确。如贫血原因长期不明确而用维生素B12治疗过的病人，各种表现不很典型，血象和骨髓象可以正常，血清维生素B12浓度亦不低，可作放射性维生素B12吸收试验，胃液分析和血清及胃液自抗体等检查，对于诊断最有帮助。
恶性贫血如何用维生素B12治疗
自从1926年创用肝治疗恶性贫血取得很好效果后，本病的研究开始有很大的转机。1948年又发现了维生素B12并分离出结晶体，使过去认为不治之症“恶性贫血”的预后得到完全的改观。用维生素B12治疗恶性贫血的目的是①纠正贫血，维持正常的血象；②防止神经系统病变和症状出现；阻止已有的神经系统症状的继续发展，逆转其病变，减轻或消除其症状；③补充体内应有的维生素B12贮存量(2～5mg)。由于恶性贫血的基本缺陷目前还无法根本纠正，故病人必须终身接受适当剂量维生素B12的治疗。
维生素B12制剂用羟钴胺或氰钴胺均可。常用的一种给药方法是开始用维生素B121000μg，肌肉注射，每日1次，连续1周。这一剂量已足够使血象和骨髓象完全恢复正常，并恢复体内应有的维生素B12贮存量。以后，每2个月给药一次，每次仍为1000μg ，作为维持治疗、终身治疗。
维生素B12一般并无毒性反应。偶尔可有局部或全身过敏反应，可能由制剂中杂质所引起。维生素B12治疗后，很快能见效。治疗后2～3天，患者即自觉有所好转，食欲增加，舌痛很快好转。血象方面，网织红细胞计数首先于2～3天时即上升，6～8天时到达高峰，严重贫血者可高达40%～50％，约20天时降至正常。血红蛋白也逐渐上升，大约5～6周时达到正常。白细胞和血小板计数大多于7～10天内恢复正常。骨髓中巨幼细胞于6小时内即开始转变，2～4天内完全变成正常的幼红细胞。巨型晚幼粒细胞可持续存在至第12天。神经系统方面，维生素B12治疗后，末梢神经的症状较快好转。亚急性脊髓混合变性如果在治疗前症状本来较轻，时间在6个月之内，症状也能逐渐减轻，以至消失；如果本来症状较重，时间较长者，则进步较少。胃粘膜萎缩及盐酸缺乏将持续存在，内因子的分泌也不能恢复。
维生素B12治疗后效果不明显，可能①诊断有误。如果骨髓中确实有巨幼细胞，须考虑叶酸缺乏、红白血病、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铁粒幼细胞贫血等的可能。②维生素B 12给药的方式不是注射而是口服。③并发其他疾病如慢性感染、慢性肾功能衰竭、恶性肿瘤(尤其是胃癌伴出血)，或同时服用其他药物如氯霉素、酒精等，影响了骨髓的造血功能。
对造血有特异性作用的药物有铁剂、维生素B12和叶酸。肝注射液中所含的造血物质也是维生素B12或B12加叶酸。这些药物各有其特异的药理作用和治疗适应症。铁剂只对缺铁性贫血有效，维生素B12及叶酸也只对维生素B12缺乏或叶酸缺乏引起的巨幼细胞性贫血有效。这些药物决非对所有贫血都有效。不顾贫血的性质和产生贫血的原因而乱投药物，不但造成药物浪费，不能治好贫血，而且延误了诊断和正确的治疗，可以造成严重的后果。
维生素B12及叶酸虽然都对巨幼细胞贫血有效，但是维生素B12缺乏者禁忌用叶酸治疗。叶酸虽然亦能使维生素B12缺乏的巨幼细胞贫血得到纠正，但可促使脊髓混合变性，导致神经系统不能恢复正常的严重后果。
雄激素对红细胞生成有刺激作用，其机理可能是刺激肾脏产生更多的红细胞生成素并增强骨髓对这种激素的效应。用大剂量睾酮或其同类药物如羟甲雄酮、氟羟甲睾酮等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骨髓纤维化症和某些继发性贫血等，部分病例的贫血能得到不同程度的减轻。这种刺激红细胞生成的作用是非特异性的，患者并非缺乏雄性激素，所用剂量也大大超过生理性的需要。所以，它的副作用是雄性化倾向。
肾上腺皮质激素对慢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阿狄森氏病)的贫血很有效，但它的主要用途是治疗自体免疫溶血性贫血，用药理剂量而非生理剂量，对控制这种贫血有很好的作用。这种激素可能有刺激骨髓红系和粒系细胞增生的作用，但是对上述贫血的作用，抑制免疫功能更为重要。在治疗时皮质类固醇常与硫唑嘌呤等免疫抑制剂同时应用。皮质类固醇亦常用于治疗纯红细胞再生障碍，这种贫血也时常有免疫功能紊乱。皮质激素的副作用很多，有些也较为严重，所以应用前必须权衡得失，慎重考虑适应证、剂量和用药时间等。达到一定疗效后要逐步减少剂量，以最小有效剂量维持。总之，皮质激素不宜久用。
甲状腺素或其同类激素对粘液性水肿的贫血有很好的疗效，但对其他种贫血则无效。
用药理剂量的吡哆醇（维生素B6）治疗遗传性及原发性铁粒幼细胞贫血，可使部分病例的贫血减轻。这种病人并不缺乏吡哆醇，但红细胞中血红素的合成有缺陷，而大剂量吡哆醇有促进血红素合成的作用。
中医中药是我国医药学中富有特色的医药。运用中医药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某些贫血，特别是再生障碍性贫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骨髓移植适合于哪些贫血患者
从70年代中期国外开始应用骨髓移植治疗严重的(急性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以来，已积累了不少经验。用同卵孪生子的骨髓移植，所有病人都能治愈。目前则用同父母兄弟姊妹HLA相合的骨髓移植。如果病人在移植前未输过血，其治愈率平均可达70％；曾经输血的病人总的治愈率约 45％～60％以上。移植不成功和死亡的主要原因是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及巨细胞病毒引起的间质性肺炎。骨髓移植除用于急性再生障碍性贫血外，还用于治疗重型β海洋性贫血。
目前骨髓来源的困难和并发症的严重性限制了这种治疗方法的广泛应用。如何防止移植物抗宿主病已成为研究工作者的重要课题。
达芬奇的痛
“鸡奸者”的指控是达芬奇一生的隐痛。1476年，他被控与17岁的男模特发生关系，在两次听证会后，这案子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这次审判无疑给达芬奇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之后的岁月里，他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私生活，甚至用倒写法隐藏真实思想。所以，一切关于他是同性恋的猜想都停留在捕风捉影的阶段。
但不论如何，这仍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达芬奇倾向于男性，他一生从未与任何女人有过亲密关系，他的画作也证明了他对男性美的迷恋。他的素描基本上只针对男性裸体，对性器官的描绘尤其引人注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很少画到女人脖子以下的部分，即便画了，性器官也非常模糊甚至扭曲。
另外，达芬奇笔记本里的许多注释暗示了他与男学生Gian Giacomo de' Caprotti的暧昧关系，据说这关系持续了20年。达芬奇去世前不久完成的画作《施洗圣约翰》美丽却妖冶，画中那男女莫辨的圣约翰原型就是Caprotti。
1910年，弗洛伊德利用达芬奇的笔记作为原材料对其性取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达芬奇将他的性欲表达在作品中，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便是一种性挫败的象征
米开朗基罗：卡瓦切里的囚徒
米开朗基罗终身未娶，不少人据此推断他喜欢男人，恰好达芬奇也有此倾向。说米氏是同性恋者并非空穴来风，他确实不怎么爱女人，甚至无法在有女人的屋里多停留。他的雕绘中也有女性内容，却从未涉足过娇媚的少女题材，绘制的都是丰腴、成熟的女体，呈现出接近男性的力度，据说米氏即便在绘画女体时，用的也是男性模特。
他与多个男模特有过情感纠葛，为他们写下了众多诗篇。比如他曾花去整整一年时间在早夭、漂亮的布拉奇之墓上刻下诗句：“我卑微的尘躯不再享有，/你的迷人的脸庞与美丽的双眼，/但任何力量都抹不掉你我共枕相拥时，/两个灵魂相融所迸发的火焰。”而最得他倾慕的无疑是罗马贵族托马索·卡瓦切里。
1532年秋天，23岁的卡瓦切里在圣安杰洛与米开朗基罗初次见面。他翩翩的风度、高贵的姿容立即吸引了米氏——米氏对男体的敏感与热爱近乎痴狂，这也令我们有幸看到《大卫》、《摩西》、《奴隶》组像、《创世纪》等一系列惊人之作。
见到卡瓦切里的几个月内，米开朗基罗画出了他最好的几幅素描，其内容全部来自希腊神话，有驾驶金车马的法厄同，有被秃鹫不断啄食肝脏的提图斯，有为宙斯斟酒的美少年伽尼墨得斯。为美第奇礼拜堂制作朱理亚诺公爵雕像时，米氏所雕的面部是卡瓦切里的脸孔，他对他的眷恋，由此可见一斑。诗歌中，米氏更将对方的名字比做他赖以生存的食物，接着又写道：“不……食物只营养我的身体，你的名字却滋润我的身体和灵魂，使它们充满快乐，只要有你在我心中，我不再感到悲哀，也不惧怕死亡。”
英俊的卡瓦切里也没有背叛艺术大师深切的情感付出，他始终是他忠诚的赞赏者。直到米氏弥留之际，卡瓦切里仍守在他床前。
郑板桥和袁枚：欲为金臀立法的忘年知己
同性恋之风在中国源远流长，到了明清，随着市民经济日愈发展，也随着市民娱乐（包括戏剧小说业）的蓬勃兴盛，同性之好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著于文字。福建一地甚至被公认为培育“男色”的温床。李渔曾写道：“此风各处俱尚，尤莫盛于闽中……不但人好此道，连草木是无知之物，因为习气所染，也好此道起来。深山之中有一种榕树，别名叫做南风树。凡有小树在榕树之前，那榕树毕竟要斜着身子去钩搭小树，久而久之，钩搭着了，把枝柯紧紧缠在小树身上，小树也渐渐倒在榕树怀里来，两树结为一树，任你刀锯斧凿，拆他不开，所以叫做南风树。”文人雅客多将“南风”视为风雅，清代书画名家郑板桥与性灵文人袁枚便是其中最知名的两位。
“（余）好色，尤多余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这是郑板桥的自述。他在山东潍县任县令时，有一次，一美少年因嗜赌犯律，当众被施杖责。郑板桥观刑时，见少年美臀受创，竟心疼得忍不住落泪！
袁枚则在《随园诗话》、《子不语》、《续子不语》中，一再谈及龙阳之美，心向往焉。因为他翰林文人、风流俊雅的身世姿容，投怀送抱者颇多。《随园轶事》中载：“先生好男色，如桂官、华官、曹玉田辈，不一而足。而有名金凤者，其最爱也，先生出门必与凤俱。”
郑板桥71岁时，在清明日红桥诗会上与48岁的袁枚有过一次会晤。二人乘兴唱酬，甚为欢畅。酒至半酣，板桥说：“若有机会参与朝廷立法，我定要做一件事！”
“什么？”袁枚好奇地问。
“今日之衙门，动辄板子伺候，那板子偏又打在桃臀之上。若是佼好少年，几家伙下去，岂不将美色全糟蹋了？”郑板桥慨然陈词，“我要是有那个权力，一定要将律例中的笞臀为笞背，这才不辜负了上天生就的龙阳好色。”
袁枚一听，立即产生“与我心有戚戚焉”的认同感，与郑拊掌长叹，引为知己。此后，袁枚多次对朋友引述板桥之志，嗟叹说：“郑大（即郑板桥）有此意，惜断不能办到，然其所以爱护金臀者，则真实获我心矣！”
郑板桥一生花在男色上的钱财，不在少数，年老之时仍热衷此道，这也意味着他要付出更昂贵的代价，因为没有孪童会免费接待他，也没有少年会自动宽衣解带。这一切，不由他伤感而现实地说：“自知老且丑，此辈利吾金而来耳。”如此直接的刺激激发了郑板桥对时光流逝、人生虚无的自觉意识，令这一生孜孜于名利权益的画家由寂寞而感悟，开始正视自己苍白的须发，最终在他人生的最后旅程中，创造出他最具艺术性的代表之作：枯瘦的秋竹、寂寞的兰花。
而此时，袁枚正在专心致志地讲述一个故事，一对美少年心心相映，出入同行，为了维护贞洁不受某粗鲁的第三者的玷污，合力将之杀死并因此伏法被诛。袁枚写道：“二少年者，平时恂恂，文理通顺，邑人怜之，为立庙，每祀必供杏花一枝，号双花庙。”这枝风姿绰约的杏花，几乎伴随了袁枚一生。直到年过花甲，他还收了年轻美好的刘霞裳为弟子，每次出游登山，必与同行，所谓“从游朝腊屐，共寝夜连床。寒暑三年共，文章一路商”。对于他人的置疑、腹诽，袁枚不以为意
音乐家布里顿和皮尔斯：求你让我早走一步
同样为《魂断威尼斯》所吸引的还有一对同志恋人——作曲家布里顿和他的爱人、男高音皮尔斯。
1930年，布里顿的合唱作品《一个男孩的出生》入选BBC歌手的演出作品，在演播室里，他遇见了歌手皮尔斯。六年后两人正式相恋，他们的罗曼史持续了四十年，直到布里顿去世。事实上，这正是布里顿所愿，他曾无限深情地对他的“大天使”皮尔斯说：“你一定要让我先死，求求你，让我早走一步。没有你，我无法生活。”
皮尔斯音色绝美，布里顿为他度身创作了一系列声乐作品，包括令他一举成名的《彼得·格兰姆》。1946年该剧在美国檀格坞音乐节上首次亮相，指挥是伯恩斯坦。同年，两人共同成立了英国歌剧协会，并在萨弗克的一个小渔村爱尔堡安了家。之后，他们发起了爱尔堡音乐节，延续至今。1972年，他们共同创办了布里顿-皮尔斯音乐学校。
1974年，皮尔斯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演了布里顿谱曲的《魂断威尼斯》，这也是布里顿最后一部歌剧作品。当时布里顿刚做完心脏手术，但为了参加首演，他居然奇迹般地恢复过来。曾有人评价，皮尔斯演唱的阿申巴赫有一种奇特的幸福感，而这幸福感，来自于迟暮的爱人。1976年布里顿因心力衰竭去世，死在爱尔堡家里皮尔斯的臂弯中。十年后，皮尔斯在爱尔堡去世，按照遗嘱，他被葬在爱侣布里顿身边。
马勒、托马斯·曼、维斯康蒂： 三个人的《魂断威尼斯》
一天，马勒无意间推开著名男中音西奥多·莱希曼的门，发现他正和一个合唱队的男生厮混。莱希曼立刻被扫地出门，几个月后便心碎而死。马勒一向同情少数派，何以这次如此绝情？于是大家注意到那些试图勾引他而屡屡失败的女高音们的猜测——马勒此举是为了自保，如果莱希曼的丑事被别人发现，他多少有瓜田李下之嫌。
在马勒去世之年，托马斯·曼以马勒为原型创作了一部经典同性恋小说《魂断威尼斯》，讲述作家阿申巴赫在威尼斯邂逅了一位美少年，于是留连在霍乱笼罩的城市。马勒到底是不是同性恋，谁也说不清，但托马斯·曼在听了第八交响曲后，激动地发现了其中的同性恋倾向，感到“自己黑暗的激情突然明亮了”。《魂断威尼斯》其实是托马斯·曼的自传，在他死后公布的日记中，人们终于发现了那看似甜蜜的家庭生活背后的真正秘密，他的爱情对象从来不是妻子，而是一位年轻的提琴手、画家保罗·恩伯格。
六十年后，大导演维斯康蒂在风烛残年将《魂断威尼斯》搬上了银幕。大概只有这部作品才能表达他初见美少年伯格时的倾慕之情。那一年，他五十八岁，伯格二十四岁。之后的十年中，伯格成为他**中的主角，亦是他生活的伴侣。《魂断威尼斯》中美少年达齐奥的扮演者是从三千名少年中精选而出，忧郁而纤弱，简直是至美的化身，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想见伯格在维斯康蒂心目中的地位。这一次，阿申巴赫从托马斯·曼的代言，变成了维斯康蒂的代言。在托马斯·曼的笔下，阿申巴赫死得疲倦，而在维斯康蒂的镜头中，美少年在海滩上嬉戏，而阿申巴赫远远地望着他，在霍乱的折磨中伸出手去想要抓住那瞬间的美景，却咽了气。背景音乐是马勒第五交响曲，据说后来很多同志爱人选择去威尼斯殉情，必要听这首交响曲。
现在，马勒本人是不是同性恋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音乐为同志艺术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灵感，而其最权威的演绎者亦都是同志，比如伯恩斯坦，比如米特罗普洛斯，比如MTT。也许，只有有了同志间细腻、惆怅、不同寻常的感情经历，才能体会马勒那神经质的奇妙艺术，他对美、爱与死的迷惘之情。
指挥家：狄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伯恩斯坦、MTT
迈克·提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人称MTT——大概是第一位无需掩饰自己同性恋身份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指挥家。
MTT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性倾向，但却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对同性恋音乐的贡献。在1995年就任旧金山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后，他不仅用天才的指挥艺术、独特的音乐感受征服了听众，而且致力于演奏同性恋作曲家的作品，他希望通过古典音乐这一媒介来表现同志生活以及同性恋的历史。为了让人们思考同志创作与古典音乐的关系，他在2000年6月组织了一次“美国少数派音乐节”，主打Lou Harrison、Lukas Foss、Earle Brown、Steve Reich、David Del Tredici等同志作曲家的作品。2001年5月，他又指挥首演了Del Tredici的系列作品《同志生活》，这部音乐作品以艾伦·金斯堡、汤姆·岗恩、保罗·蒙尼特的诗歌为基础，探究了美国同志面临的处境以及他们与艾滋病斗争的经历。
MTT幸运地红在了政治正确的时代，而在上世纪的美国，如果同志想在古典音乐圈里混饭吃，最好还是别说出来。狄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Dimitri Mitropoulos）便是这样一个悲剧。有一次，这位天才希腊指挥家口无遮拦地将自己与纽约爱乐乐团的排练比作做爱，而演出则是他们孕育的“婴儿”。这个比喻出自一个同性恋之口，让整个乐团无地自容。不久，报纸上登出整版批评文章，大标题是《纽约爱乐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矛头直指米特罗普洛斯。希腊人最终不得不黯然离开，不久就因为心脏病发作死在了舞台上，死前正在排练的是马勒第三交响曲。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米特罗普洛斯离开纽约爱乐时，提名了一位充满阳刚之气、英俊潇洒的继任指挥——伯恩斯坦，大家都以为他是异性恋。可惜，这位万人迷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明确了自己的性向，大学里他曾写过同性爱情的论文，质问“为什么如此美好的情感要受到反常之说的玷污”。伯恩斯坦比他的前任聪明之处在于，当年准备提携他的恩师库塞维茨基问他是否同性恋时，他矢口否认，于是成功地当上了纽约爱乐的助理指挥。他甚至与一位艳丽无双的女演员结婚，子孙满堂。一次晚餐时，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玛丽亚·卡拉丝出其不意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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