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原诗分析刘兰芝的人物形象

刘母，《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母亲，有人认为她也是逼刘兰芝再嫁的封建家长的代表之一。理由是当县令家来求婚的时候她说了“汝可去应之”。

其实这“应”，不能理解成“答应”，而应理解成“回复”，作为母亲，她当然希望女儿婚姻美满，生活幸福。女儿被休回家，马上就有人家来求婚，而且来求婚的又是颇体面的人家，妈妈希望女儿答应这门婚事，是可以理解的，不能就简单地认为是势利。

况且这时母亲并没有代女儿做主，而是让女儿自己去处理，在那样的时代，这样的母亲无疑是开明的，是通情达理的，是难能可贵的。刘母的开明和可贵，从刘兰芝受到的良好教育上可以看出，如果不是一个开明的母亲，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刘兰芝不可能受到那样良好的教育。

希望有帮助

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 。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 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

兰芝：聪明多才，知书达理，不慕荣利，坚强、反抗。

焦仲卿：他是兰芝向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的伙伴，有正义感，重感情，守信用，有刚强的一面。但也有懦弱的一面，对母亲的责难默默无声，斗争无力。没有兰芝斗争彻底，它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

焦母：突出的反面形象。他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的女性。对于兰芝和仲卿的美好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专行。对仲卿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速遣兰芝，以维护他的家长威风，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

刘兄：反面形象，性行暴戾，趋炎附势，丑态毕露，典型的市侩形象。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