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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本 名:焦仲卿
出处: 《孔雀东南飞》
所处时代:东 汉
人物: 刘兰芝
职业: 大臣
焦仲卿——与刘兰芝一同殉情而死
仲卿为了自己的爱情,为了自己和兰芝的幸福生活,面对封建宗法礼教、封建家长专制制度的迫害,一直在勇敢地、一步一步地反抗著。只因为他是一个从小就知书达礼、受过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成年后又在仕途上进取的封建士子,也因为他还是一个寡母家长哺育大的儿子,他的这种身份和经历,使他的反抗形式与刘兰芝不同罢了。
在故事的开始,他从郡府还家小住。当兰芝向他述说婆媳二人矛盾的缘由及自己遭婆母逼迫的悲苦,并要他为俩人的婚姻爱情做出选择时,我们看到,仲卿并没有像一般懦弱的男子那样,在婆媳矛盾冲突中,采取沉默不作为、或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的和事佬方式,而是毫不犹豫地为保护兰芝、为维护俩人的婚姻爱情前去劝谏母亲、阻止母亲对兰芝的伤害。他对母亲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这段话,他用心理智,方式得体。他先说明自己并不是一个大富大贵之人,而只是一个贫寒的士子,能够娶到刘兰芝这样美丽贤惠、勤劳持家的妻子已是侥幸了;然后又讲他和兰芝情投意合,感情深厚,要一生相伴相随;最后竟反守为攻,指责母亲为什么在兰芝品行无偏斜的情况下,刻薄地对待她?这是多么明确的态度,多么鲜明的情感倾向,又是对专制家长多么有理有节有力的反抗方式?接下去,当焦母粗暴严厉地拒绝他的要求,并用为他再娶美女的条件进行怀柔时,焦仲卿非但没有在焦母的威吓利诱下退缩,反而更进一步抗争到:“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焦仲卿以终身不娶反抗母亲的家长专制,在封建礼教控制下的社会是不“尊亲事孝”的行为,是让自己背上了有违人伦道德的罪名的,也是他在血亲关系中,以个体形式反抗焦母这个专制家长最强有力的手段。这难道不是最直接的,也是极有勇气的反抗吗?我们不能要求生活在东汉末年、读的是“四书”“五经”的焦仲卿,为了维护他和刘兰芝的婚姻爱情,能够采取去诉诸法律的方式,抑或带着兰芝脱离母亲去独立生活。焦仲卿在反抗封建家长破坏他的婚姻爱情时,以个体的、和平理性的方式所能够做的,也只能是直言劝谏、据理力争,直至以终身不娶反击。
当专制、冷漠的焦母失去理智,一意孤行时,焦仲卿转而希望通过暂时的妥协淡化婆媳二人的矛盾:他劝慰兰芝暂且回娘家住一段儿时间,目的是通过分离消除焦母对兰芝的敌视,在没有矛盾冲突的时间延续中使焦母回心转意。焦仲卿的妥协,不是软弱和怯懦,而是为守护俩人婚姻爱情所采取的、既主动又理智现实的行动。
但仲卿、兰芝二人的爱情,不只受到焦母这个专制家长的摧残,继而还受到了同样是专制家长的刘兰芝哥哥的破坏。焦仲卿决没有料到的是,兰芝回到娘家后,专制粗暴的兰芝哥哥不给他们守护爱情的时间,兰芝被逼再嫁。这是他和兰芝都无力控制的事变。他因自己种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而绝望,决意一死。在作品中,我们看到,是焦仲卿在面临两个人的婚姻爱情被彻底毁灭的时候,首先向兰芝提出了死的打算。在获得兰芝的认同后,随即回家为自己的死做准备。即使面对焦母的哀求,他也没有改变与兰芝一起做出的选择。
仲卿决意死,首先是为了回报兰芝对他的爱。对于兰芝这样一位美丽、贤惠、善良、多才多艺又能辛勤持家并深深爱着他的妻子,他无力保护她,给她幸福的生活,只有用一死表明自己对她的爱。其次,仲卿选择死,也是对摧残他和兰芝俩人爱情、毁灭俩人幸福生活的封建礼教、封建家长专制制度的强烈反抗。仲卿是个重感情、懂得爱,爱妻子、也爱母亲的青年。他在死前诀别母亲时,所说的那一段凄凉哀恸的话语,鲜明地显示出了他内心深重的血亲伦理情爱。但他在自己与兰芝的美好爱情被毁灭的过程中,清醒地看到了母亲这个集封建礼教、专制暴君于一身的封建家长的冷酷残忍,他决意以死来回应母亲对他和兰芝俩人婚姻爱情的摧残,实质上是向整个封建专制社会、封建宗法礼教做个体式的誓死抗争,以此维护自己的生命尊严,维护自己的美好爱情。这样的反抗,难道还不够勇敢,还不够直接和彻底吗?
一个性格软弱怯懦的人,在强权的压迫、伤害下,会听凭命运的摆布。但焦仲卿不是这样的人。在作品中,他自始至终都在积极勇敢地抗争着,特别是他对死的选择,是做了最终的、不屈和顽强的反抗,可敬可爱、可歌可泣!
教学目标:
1、理清故事线索,把握人物性格特点。
2、加深理解赋、比、兴和浪漫主义手法在抒情上的艺术效果。
3、落实实词,侧重于一词多义、偏义复词、古今异义。
教学时间:两课时
一、导语
导语一: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先秦的《诗经》起源,就拉开了中华诗歌的悠久历史和传统;中国是一个浪漫的民族,她有很多流传久远、深入人心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且大多以爱情为主题,表现的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种最朴素的愿望,如果生不能结为夫妇,死后也要同坟台。这样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如“白蛇传”、“梁祝化蝶”、“牛郎与织女”、“董永与七仙女”、“田螺姑娘”等。
导语二:在标题下面写下两行字:一个断人心肠的故事,一曲唱绝千古的悲歌。其实文章就是一曲悲歌,一段悲剧“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大家熟悉的感天动地的梁祝化蝶就是这种悲剧的延续,而千年过去了,这样的悲剧并没有随着古人沉痛的悲告而终结,劳燕分飞的《钗头凤》仍在上演着……
投影:陆游《钗头凤》,师生齐读,简介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悲剧。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悒鲛销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一个叫沈园的地方,一个叫陆游的诗人,娶了一个叫唐婉的女子,伉俪相得,琴瑟相和,好一对神仙眷属。然而,这一切,并不随陆母之意,逼迫夫妻离异。几年后的一个春日,陆游满怀郁闷踽踽独游,邂遇唐婉,唐遣人送酒致意,陆游满怀伤感,词成《钗头凤》一首,唐婉和之。不久,唐婉抑郁而亡。”(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有着不同的不幸,我们的文章演绎的是怎样的一段爱情呢?让我们随着录音走进课文——
(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
二、解题
1《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也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民间叙事诗。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重要标志。它原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全诗357句,1785个字,沈归愚称为“古今第一首长诗”,与《木兰辞》并称“乐府双璧”。
2汉乐府:“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三、结合小序简介本文故事情节
开头小序,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以及成诗的经过。故事发生在汉代末年的建安年间,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创作的。
四、结合注释朗诵课文,并归纳故事梗概:
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
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千古绝唱。
故事结尾与其它中国民间文学几成千篇一律,充满浪漫主义的理想色彩:两人合葬,林中化鸟。(其它如《梁祝》中的“化蝶”、牛郎织女的“七夕相会”)
五、理清故事结构
开头两句:托物起兴,引出故事。
第一部分:兰芝被遣(2~5自然段)——故事的开端
第二部分:夫妻誓别(6~12自然段)——故事的发展
第三部分:兰芝抗婚(13~21自然段)——故事的发展
第四部分:双双殉情(22~31自然段)——故事的高潮
第五部分:告诫后人(32自然段)——故事的尾声
六、分析人物形象和对话
本文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的艺术形象,除了他们的悲剧行为外,对话在表现典型性格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刘兰芝:坚强、持重,自尊,果断,不为威逼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
“十三能……十六诵诗书”——知书达礼
“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卑不亢
“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自尊
“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 “举身赴清池”-果断
“新妇起严妆,”-镇定,庄重
“处分适兄意,那得任自专”——外柔内刚
2、焦仲卿:忠于爱情,忍辱负重,但比较懦弱,胆小怕事。
“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坚贞不逾
“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叛逆精神
3、焦母: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人,是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典型;极端蛮横无理,一味独断专行。势利。
“何乃太区区”
“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
“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
“吾已失恩义,会不想从许”
“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
4、刘兄: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帮凶。此人性行暴戾,趋炎附势,尖酸刻薄,冷酷无情。
七、文章的表现手法
1、人物对话的个性化;
2、铺陈排比的手法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谈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
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3、起兴和尾声
八、《孔雀东南飞》反映的民俗
了解《孔雀东南飞》所反映的汉末的民俗,可以加深同学们对此诗的理解。
1、婚俗中的寡妇再嫁
刘兰芝被婆婆赶回娘家后,只十多天,县令就派人来给自己的儿子说亲;县令的媒人离去几天后,太守就以主薄为媒来为儿子说婚。被谴回娘家的刘兰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求婚?且求婚者的身份较高,从文章的表现手来看,这主要是衬托刘兰芝的貌美才多德高,另外也是由当时的婚俗决定的。汉时,社会上对妇女的贞节问题不太在意,女人丧偶或离婚后,仍可再嫁,男子也不因娶这样的女人而羞耻。如我们大家所熟知的西汉名士司马相如就娶了守寡的卓文君;蔡文姬就嫁过多次;另据史书记载,汉景帝也把有过婚史的王氏立为皇后,而王皇后即汉武帝的生母。到了汉末,婚姻十分重视门弟,县令、太守都为儿子向刘兰芝求婚,除上述原因外,也有门弟观念。由于人们的种种私利原因,寡妇不嫁反而受到种种欺凌。《潜天论。断论著篇》讲,汉末那些欲守贞节,洁身自好的寡妇,如果遇到不仁不义的大伯小叔,不仁不义的兄长和弟弟,这些人有的是了聘礼(物),有的是为了钱财,有的是为了占有寡妇的儿子,就逼寡妇再嫁。而那些寡妇为了抗争,有的在房中自缢而死,有的在嫁车上饮药而亡。刘兰芝被兄长逼嫁,投入清水池,以死抗争,正是当时许多寡妇命运的集中反映。
2、七夕
七夕又称女儿节,乞巧节,这个节日大致开始于西汉时期。刘兰芝和小姑话别时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其中“初七”即指七夕,每逢七月初七,人们在白天和夜晚都举行传统的节日活动。按汉时习俗,这一天要晒衣服和书。
乞巧习俗是伴随着有关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而形成的。七月七日,为牛郎织聚会之夜。这天夜里,妇女们张灯结彩,拿着各式各样的针,在庭院中摆列好瓜果来乞巧。传说在祭牛郎织女时,能见到天河的白气和五彩颜色的妇女,就可得到吉祥。乞巧主要是妇女的活动,所以又叫女儿节,她们希望借助神的力量使自己心灵手巧。
七夕晚上的另一项活动是守夜,人们对天下拜,并说出心愿,主要是乞富、乞寿,没有孩子的乞子。守夜活动有不少男子参加,目的是为全家乞福。牛郎织女的传说表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对小农经济下男耕女织生活方式的向往。
3、坐具
诗中的“床”“榻”都是坐具。床,最初只是卧具,后兼为坐具。要了解“床”“榻”为坐具,需要先了解一下古人坐的形式。先秦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普遍采用跪坐形但直接跪坐在地上很不舒服,所以很早就有用席子来铺垫的习惯,就是所谓的席地而坐,即以席为坐具。坐时两膝着席,把臀部放在脚跟上。这样,脚跟承受的压力太大,时间长了,就会酸痛。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感觉臀部坐在较矮的床上或榻上要比坐在脚跟上舒服,所以,大约在秦汉时期,床榻开始成为坐具。汉时的床榻比较低,大约有今天的一市尺。床,一般体积较大,比较笨重,大多是室内固定家具;榻,体积小较轻便,大多是待客的临时用具,使用时移出,过后收藏。因此诗中有“移我玻璃榻,出置前窗下”句。两个人合坐的榻叫合榻。三国时,孙权曾召鲁肃,二人“合榻对饮”,不可理解成二人躺在床上喝酒。到了南北朝,床榻作为坐具在南北方就极为普遍了。今天仍有不少地方把小板凳叫“脚床”,可能就是坐具名称演化的结果。
4、交通工具中的牛车
诗中有“其日牛马嘶”句,牛车自古就有。由于牛的力气比较大且行动缓慢,所以,人们多用牛车来拉东西。又因牛车车厢宽大,故又叫大车。秦以前的贵族多数乘坐马车,极少有乘牛车的。这种风气到了秦汉仍然存在。西汉初年,由于长期的战乱,经济凋敝。据《汉书》记载:朝中文武官员有很多人乘坐牛车,因此可以说此时乘牛车是出于无奈。整个西汉和东汉前期,人们一直认为乘坐牛车是低贱的行为。但到了东汉后期,风气大变,贵族官僚富户不再把乘坐牛车看成丢脸的事情。《晋书》记载:“其后稍见贵之(牛车)。自(东汉)灵、献以来,天子志士庶以为常乘。”而《孔雀东南飞》所写时期(建安年间)正是东汉献帝时,所以“其日牛马嘶”中的“牛马”不能理解为偏义复词“马”。太守给儿子迎亲,马车牛车因载人物的不同用途都被派上用场。
九、八个同学为一组,互相协作,将《孔雀东南飞》改编成话剧。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现在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 式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我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史,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便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活活地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象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 !” 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的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 “ 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 ” 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 “ 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 最后她哥哥说出了 “ 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 ,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 “ 仰头 ” 回答,很快应允了。
离开焦家的时候,拜母别姑,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再嫁期定的时候,裁衣作裳,她的态度是十分从容的;乃至最后“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也不表示一点迟疑和犹豫。她从来没有向环境低头。很难考查有多少人在传唱过程中丰富了刘兰芝的性格,然而这的确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环境的残酷和转变提高了人物的精神。作者以朴素的描写,将细节一丝一缕地扣入行动,使作品在真实的基础上产生了追魂摄魄的感染力——诗的感染力。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不但不“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作为古代民间文学伟大的诗篇之一,《孔雀东南飞》以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不仅暴露了封建门阀统治的罪恶,而且远为深广地记录了一千七百年前人民的真实的感情。它是艺苑的奇花,也是历史的镜子。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婆媳关系,自古就一言难尽,汉乐府《孔雀东南飞》之所以能以劳燕分飞的悲剧流传千年,就因为有了焦母这个恶婆婆。为什么把普通甚至是很好的女人分别放在婆婆与媳妇的位置上,世间就几千年都无法消掩婆媳关系这种你死我活的拚却和至死都不能释怀的悲屈呢?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
《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
儒家思想逐渐显露出它的反人性、反感性的一面,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正日渐束缚和禁锢人心,显示出它吃人的丑恶嘴脸。《孔雀东南飞》中婆母的虐待(顺从公婆是对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焦仲卿对他母亲的消极顺从(顺从父母是对中国男子最基本的要求)和在这种顺从中表现出来的对其妻被弃命运的某种程度的漠然,母家兄长的推诿敷衍(中国女性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女子被休或嫁不出是自己父兄的耻辱)等等,都表明这不仅仅是焦仲卿妻个人的悲剧命运的反映,更是中国妇女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反映。
刘兰芝是一个美丽的女子。从诗歌对兰芝临行前梳妆打扮与美貌的描述:“著我旧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几句铺陈,描写上求细,艺术上求美,充分调动汉语言文字在描述美时的功能,以令人无法招架的方式描绘刘兰芝的巨丽大美,使刘兰芝的美丽同她的被遣形成强烈的错位,让读者在这种鲜明的反差中去扼腕兴叹这位美丽女子的悲惨命运。
刘兰芝不仅美丽而且多才多艺、知书达礼。从诗歌的第二节兰芝自述“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颂诗书。”可以看出她自小受到很好的教育,具有儒雅的气质。从她被遣回娘家后,母亲对她的责备“十三教汝织,……十六知礼仪。”也为兰芝的自述做了佐证。再加上被遣回娘家不久就有“窈窕世无双”的县令的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太守的公子来求婚,也反衬出刘兰芝的身价。又如刘兰芝说“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面对婆婆的百般刁难,刘兰芝不是卤莽顶撞或是哭哭啼啼,而是勇敢地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她知道婆婆在鸡蛋里挑骨头,迟早有一天会把她赶回娘家的,还不如自己请回,可见她的聪明、能干。再如,第十段写到她与婆婆的告别的情形:堂上拜阿母,阿母怒不止。刘兰芝却很镇定、从容,没有与婆婆发生争吵,可见她有很高的涵养。
在刘兰芝的艺术形象中,最为突出的是她坚贞不屈、敢于反抗的光辉形象。如刘兰芝在明白婆婆要驱逐自己,丈夫求情也无济于事,事情已无法挽回时,她没有坐以待毙,等着被遣,而是主动要求“遣归”。变被动为主动,表现了兰芝极强的自尊,积极维护自己的人格,个性坚强的特点。接着长诗详细描写兰芝回娘家之前的打扮:“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若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诗篇采用了赋的手法,由足至头、至腰、至耳、至指、至口、至步,一连串夸张性的横向铺陈,把兰芝的穿着打扮具体细致地描写出来,靓丽无比,美艳动人。“事事四五通”,表现了她对梳妆打扮的极其慎重和细致,斟酌再三,刻意追求,力争尽善尽美。简直使你觉得她似乎就要去赶赴一个什么重要的聚会,或是去参加一个什么重要的喜庆仪式,使你绝对想像不到她是被休遣回家,正面对着人生道路上巨大的不幸。兰芝为什么要如此精心地梳妆打扮呢?作品没有明确告诉读者,“教参”上说是“表现她的从容镇定”。仅仅如此吗?看来还是言之不详,叫人不知所云。这其实正是兰芝反抗性格的体现。如果说她主动“遣归”,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自尊,那么,归娘家前精心梳妆打扮则是运用自己的美艳无比作武器,对造成自己爱情悲剧的封建家长焦母进行示威,表示反抗,表示自己的不屈服,不顺从。明确地向焦母表示,“遣归”并不能击倒我,打败我,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所以,当她“上堂拜阿母”时,“阿母怒不止”。试想,如果兰芝此时是哭哭啼啼,涕泗横流,蓬头垢面,衣服不整,拖着鞋子趿拉着袜,焦母看到后,绝对不会“怒不止”,相反肯定会内心窃喜,心情舒畅。因为她达到了目的,她要的就是刘兰芝的这个样子,就是要看到平素“举动自专由”的人能有今天的惨象,只有刘兰芝的难受,甚至悲伤欲绝,才能使她高兴。可是刘兰芝绝不会这样,否则就不是刘兰芝了。其实,兰芝此时,心里难受着呢,但她却绝不在焦母面前表现出来。请看,当她“却与小姑别”时,立刻忍不住了,立刻“原形毕露”:“泪落连珠子”。尤其是“出门登车去”的时候,更是“涕落百余行”,简直是“泪飞顿作倾盆雨”。这才是刘兰芝此时此刻的真实心境和心态。因此,与其说“严妆”是表现刘兰芝的“从容镇定”,不如说是表现了刘兰芝个性的刚强,表现了她在善良和温顺中别具特色的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表现了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心底升华起来的那种凛然不可侵犯的人格尊严感,表现了她对封建家长的不屈服,表现了她的叛逆的个性。这是诗人塑造刘兰芝这个不朽艺术形象最光彩的一笔。
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不渝也感动了无数的读者,她与焦仲卿凄美的爱情故事令人叹惋。如她的第一次拒婚,面对的是县令的三少爷,年轻、帅气、窈窕绝伦,便言多才。这是许多女子都追求的呀。她的母亲本来支持她,但是也动了心,劝她“汝可去应之”。刘兰芝没有被那公子的地位和相貌所打动,只是想到与焦仲卿的铮铮誓言,想到与焦仲卿的情投意合,从而断然拒绝了这门亲事。她说“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在“断”字前加一个“自”,“自”是立即、立刻的意思,表明她几乎不容思考、不须商量,立马拒绝,可见她的坚守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怀。又如太守家迎亲的场面热闹、富贵、繁华:“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躅青葱马,流苏金镂鞍。赍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这里的铺陈词藻华丽、描写细致,描写以静为主,以动为辅,它通过渲染府君迎娶人数之众多、嫁妆之丰厚、场面之宏大。可刘兰芝不为所动,从侧面衬托出她对爱情的忠贞,不为金钱所动,不迷恋权贵,另一方面反衬出焦母遣返儿媳的荒诞。最后的“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的悲壮举动更反映出刘兰芝宁肯为爱殉身、对爱情忠贞不渝的良好品德。
参考:http://wwwcerspnet/userlog/20916/archives/2007/2645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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