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刘兰芝的行为做出评价

浅析刘兰芝被休的原因

汉代，儒学一跃而为封建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及其伦理规范开始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渗透法律伦常化可以说是汉代的特点。"四德"作为所谓的女性准则，应该是焦母这个封建老太太选择儿媳的基本标准。下面，我就从“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来分析刘兰芝被休的原因。

一妇德，秦汉时代的妇德标准是由贞顺与才智两部分组成。首先要忠于爱情，恪守妇道，善于侍奉父母舅姑和丈夫。面对县令和太守的豪华权势，刘兰芝不为所动，固守爱情；为了爱的承诺，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义无返顾，一死殉情：可谓大贞；“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可谓极顺。至于才智，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也是知书达理，才艺双全。“磐石”与“蒲苇”坚贞与共但责任不同的比喻更显示了她的理性和聪慧。

二妇容，就是女子既要美丽又要能适宜打扮自己。诗中写道“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作者精心的铺排就是想告诉人们刘兰芝的会打扮、有仪态和无双美貌。

三妇功，即女工。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学成后“三日断五匹”；紧要时“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不能不说精于女工。

既然“妇德，妇容，妇功”都是优秀，那么问题一定出在“妇言”上了。刘兰芝“奉事循公姥”“女行无偏斜”，这样的恭谨礼让是不可能在言辞上冒犯焦母的。是不是她无意的语言流露触犯了焦母的忌讳呢？在刘兰芝的语言中有这样几句“君即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样清晰的告白包含了兰芝几多埋怨，几许凄楚。新婚日短，别离日长。刘兰芝对于终日相守，弹琴鼓瑟的向往溢于言表。即使不能厮守日日，每天多一些时间共处说说话也聊以慰藉相思之情吧。然而这只能是一种奢望。“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伶俜的不只是身形，还有兰芝那颗渴望关爱的孤寂的心灵。身体的疲劳当然可以忍受，但心灵的落寞难免使正当芳龄的兰芝心存怨尤，言语之间自然会经意或不经意流露对两情和谐的渴盼。焦母也一定会经意或不经意的听到这样的言语。也正是这样的流露、这样的语言使焦母“吾意久回忿”：焦母只有仲卿一个儿子，封建家庭特别看重的仕宦门楣与光宗耀祖的希望和重任自然都落到了他的身上，仲卿是家族的希望，更是焦母的希望，就是焦母后半世生活的寄托与倚仗。仲卿本是小吏，但焦母依然固执乐观地怀有无尽期望“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孝顺的仲卿也正是按照母亲的愿望兢兢业业的努力着，当母亲和妻子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当心爱的妻子被母亲休回家时，焦仲卿依然没有忘记他的事业，一再“吾今且赴府”。仲卿对事业的一意执著正是焦母所希望的，而现在刘兰芝对两情相悦的渴望势必影响到焦仲卿的事业进取心，势必影响到焦仲卿未来大好的前程，就有可能给家族和自己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焦母万万不能容忍的，所以面对仲卿的询问她说“便可速谴之，谴去慎莫留”。当焦仲卿“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时,焦母更感觉到了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情感攻势的苗头和未来威胁的严重性，也更加坚定了她的判断和决定，她歇斯底里的槌床大怒，“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焦母是不可能允许有这么强烈的情感的人作她家的儿媳的。

可以说，是汉代相对宽松的妇女生活环境使刘兰芝保留了比较真实的情感追求，但也正是这种真实的人性渴望加速了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的陨落。悲剧是时代的，时代的悲剧不可避免。

首先，我们看看古代女子会因为什么原因而遭夫家驱逐。《礼记·本命》中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礼记》中还规定：“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 很明显焦母压制焦仲卿、驱逐刘兰芝用的就是孝顺这一条。

从文中看，刘兰芝美丽善良，又聪明又能干又有教养，几乎无可挑剔，焦母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媳妇呢？

其实，焦母自己明明白白地讲了她对刘兰芝的不满，那就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我们一直认为这是焦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陷之词，其实，这是焦母的心理话，焦母“久怀忿”的正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然而，刘兰芝自己辩解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我们从文中也看到刘兰芝是一个很温顺而懂礼节的女子。问题在于他们各自从自己的角度出发都没有说错，矛盾也正是在这里。

所谓“举动自专由”，其实是追求独立、自由、平等的思想的表现，是生命意识的初步觉醒，是对人格尊严的维护，是对个性精神的坚持。刘兰芝不只是才貌双全，更是一个秀外慧中、外柔内刚、具有叛逆性格的女子。表现在：

一、洞察人情世态的聪慧，深感悲剧结局的难以挽回。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乃更被驱谴，何言复来还。”“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刘兰芝的行止见识明显超过焦仲卿，这固然有刘兰芝自身聪颖敏锐的因素，还有刘“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封建的一套道德观念在农村的统治相对薄弱）”和刘的母亲相对比较开明的因素，更主要的还是刘兰芝作为一个媳妇承受着更多的和更直接的来自封建宗法思想、男权思想和家长制度的迫害和摧残，

二、坚持个性有主见，维护尊严不屈服。

比如，“便可白公姥，及时相谴归。”争取主动，维护尊严。

又如，离开焦家前“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的一段描写和“上堂拜阿母”的一席不卑不亢的言辞，更表现了刘兰芝的沉着镇静，遇事有主见，有礼有节，处处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同时又表示了对焦母——自己的对手——应有的尊敬，甚至同情，这一点实在太了不起了！紧接着是“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的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对此，我们通常理解成这段话表现了刘兰芝的善良，但在善良之外，应该还有许多复杂的感情：眼看着小姑长大了，等待着她的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命运呢？自己的母亲还比较开明，而焦母却是这样一个专横的家长，可怜的小姑啊，可怜的女人啊，我们女子在爱情和婚姻生活中为什么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呢？

刘兰芝在与婆婆的相处中，尽管“奉事循公姥”，但她的聪颖敏锐、她的才华识见、她对爱情和幸福的渴望、她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美和真的追求、对人性尊严的捍卫等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一定会在平时的言谈举止、音容笑貌中自觉不自觉的表现出来，这种行止见识是让长期生活在传统宗法社会中的已经完全自觉地接受了诸如“三从四德”“温良恭俭让”“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男权思想的焦母感到陌生和害怕的，特别是当焦母发现自己那个向来温驯听话的儿子也因为刘兰芝而变得似乎不那么听话了，这更使她感到震惊和惶恐。

刘兰芝令焦仲卿着迷，焦母并没有因为儿子与儿媳的关系好而感到高兴，反而“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用现代弗洛伊德的学说来解释就是“母子情结”。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来说就是“集体无意识学说”。从课文中来看，焦母成为寡妇后，和仲卿相依为命。在仲卿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情感。焦刘的夫妻情深引起焦母的无意识嫉妒，而且自古以来，中外婆媳矛盾在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

钱钟书曾在《围城》里写道：“在西洋家庭里，丈母娘跟女婿间的争斗是至今保持的古风，我们中国家庭里婆婆和媳妇的敌视，也不输于他们那样久远的历史。”奥斯特罗夫斯基笔下的卡巴诺娃对儿子说：“我早就看出了你爱媳妇儿胜过爱妈。自从你娶亲以后，我就觉得你远不象从前那样爱我。” 另外曹禺在《原野》里，针对又一个焦母和媳妇金子之间的相互敌视，曾借焦大星之口叹道；“怪，为什么女人跟女人总玩不到一块去呢？”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为人们进一步人类自身的心理奥秘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作家们也开始从人性的角度对人物的心理进行剖析。

著名的评论家袁昌英在解释焦母的心理和这悲剧发生的原因时曾说：“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者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轻轻，性情剧烈而不幸有是寡妇的，那么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显然，作者运用了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来重新解释这一古老的悲剧。由此看来，焦母的心理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具有普遍性。

焦母恐惧了，焦母愤怒了，这个家长要尽其所能把儿子仲卿重新拉回到自己的身边，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的权威。而有着强大的制度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封建家长一旦被触怒，等待着这一对渴望爱情和幸福的青年男女的命运将是可怕的，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在美与丑的斗争中，尽管美被毁灭了，但是，她在毁灭之前和毁灭之时发出的耀眼光芒将长留人们心底。这便是我对焦仲卿、刘兰芝爱情悲剧的重新解读，也是对“刘兰芝缘何被潜”这一问题的看法。

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先后安排了故事主人公刘兰芝两次拒婚的场景描写。第一次是兰芝被休回家之后，县令遣媒上刘家为儿子求婚，兰芝断然拒绝；第二次是太守遣媒上刘家为儿子求婚，兰芝迫于兄长的压力，当场面应婚，实际上却是作好了抗婚殉情的思想准备。两次描写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对于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刻画人物形象，表现出刘兰芝对爱情的忠贞。

第一次拒婚，刘兰芝面对的是县令家的三少爷年轻帅气，窈窕绝伦，便言多才。这是许多年轻女子梦寐以求的意中人选，就连理解兰芝的阿母也劝她“汝可去应之”，兰芝却不为所动，她想到的是与仲卿离别时的铮铮誓言，与仲卿相处时的情投意合从而采取断然拒绝的态度：“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断”则罢，前面还加上一个表时间的副词“自”（马上，立即之意），表明兰芝几乎是不容思考、不须商量，立马拒绝。也可看出女主人的恪守爱情，忠贞不渝的高洁情怀。第二次拒婚情况有所不同，先是登门求婚的人权势、地位、财富较之于县令儿子更其显赫，再是兰芝兄长横加干涉，以势利小人的家长威严逼迫兰芝，兰芝实在是出于无可奈何，只好表面上应允了这门婚事，从后文的情节发展可以看出，兰芝的爽快应婚（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实际上是已经深思熟虑，作好了殉情抗婚的心理准备。言行不一折射出人物面临二难选择时矛盾痛苦的内心世界，面对荣华富贵，兰芝不为所动；面对凶暴威压，兰芝巧妙周旋她心中只有一个信念，与自己相爱的人生死相随，永不分离。此情此志，撼人心魄，同时，第二次抗婚（表面上应婚）推动了下一情节的发展，有兰芝的表面应婚，才有下文的太守迎亲场面描写，而太守迎亲的场面之豪华富贵、热闹喜庆却又从侧面反衬出兰芝鄙弃富贵，忠于爱情的可贵品质。情节的发展又凸现人物性格，人物性格推动了情节的发展。

希望有帮助

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