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里婆婆刘母为什么那么厌烦刘兰芝？刘兰芝做错了什么？_美容护肤

这个标题应该似乎有些问题“《孔雀东南飞》里婆婆刘母为什么那么厌烦刘兰芝？刘兰芝做错了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孔雀东南飞》里婆婆焦母为什么那么厌烦刘兰芝？刘兰芝做错了什么？”。

《孔雀东南飞》用现在的观点看，就是一位刁婆婆拆散了一对恩爱夫妻，导致焦仲卿和刘兰芝双双自杀殉情，是一出人间悲剧，究其原因是封建礼教导致的。焦母按照封建标准来衡量婚姻的幸福，还有对女人在社会上所处的位置，以及封建价值观，最主要的是两个内容，一个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另一个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我们先看刘兰芝：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勤俭持家，而且非常守妇道，丈夫忙于工作，妻子在家做全职太太，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虽小心伺候公婆，却得不到认可，还要被赶出家门。造成这样的结果，其实也有刘兰芝自己的原因，因为在婆婆的眼中，儿子不回家，肯定是媳妇有问题，而不会是怪罪儿子，这就是人性，古代人更是如此，即使是现在，一旦出现结婚后多年没孩子，婆婆也会怪罪媳妇，而不是怀疑自己的儿子，自古人性都是如此；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相信刘兰芝的婆婆当年也受了非常多的苦，她的婆婆应该也是这样刁难她的，如果说她的心理有一些问题，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有意见，再有他自己的丈夫对她的态度，也会影响她的决定，女人看见自己儿子跟媳妇过于亲密或者感情过于好，是会“吃醋”的，如今也存在这种现象，这也是焦母讨厌刘兰芝的一个原因。

但是焦母对儿子是不会这样说的，她的理由是：

“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其实这里充分体现了，焦母和刘兰芝之间文化的差异，她看中的所谓贤女，应该是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接受传统“女子无才便是德”教育的典型人物，他们到了夫家一定是“三日下厨房，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的女子，把婆婆的需求放在第一位，而刘兰芝的表现则差一些，既追求夫妻之间的感情，又显示自己非常能干，有可能远超婆婆当年，这就像“让前任领导感觉自己很没面子”。

当然最主要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思想在作祟：

古代有条件的人之所以娶“三妻四妾”其实根本原因在于繁衍后代，认为人丁兴旺才是让家族传承下去的首要条件，像刘兰芝嫁过来三年，还没有孩子，婆婆根本不会怪罪自己儿子工作忙，而是找媳妇的原因，一旦不能生育或者没有男孩，现在的很多婆婆也会看媳妇不顺眼的，不要说古代了，如果是儿孙满堂，相信焦母就不会这么激进了，总能有个商量的余地。

最后，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天生的看不顺眼，也是存在的，也许在刘兰芝的眼中，早就看她婆婆焦母不顺眼了，只是她不敢说出来而已，她们就像天敌一样，也是有可能的，所以焦母才表现得非要把她赶走才心甘。

婚姻和爱情是两个人的事，虽然要考虑自己的父母和亲人的意见，但是生活在一起时间最久的还是夫妻，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跟着自己的感觉走，当出现这样矛盾的时候，还是不要像焦仲卿和刘兰芝这样采用极端手段，毕竟生命只有一次，这个结局对于焦母来说，也是她不想看到的。

造成这个结果，焦仲卿也有责任，他的最后决定其实对焦母也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对于刘兰芝的悲剧命运，大家分歧很大，争论不休，我自己静下心来想想，刘兰芝的心路历程到底是怎样的呢？首先，刘兰芝和婆婆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可见，刘兰芝已经不堪驱使，做好了离开的准备，而焦母则说“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根本没有给焦仲卿留什么挽留的余地。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而刘兰芝却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刘兰芝平时是怎么做的呢？“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如此勤苦，婆婆还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谓言无罪过”仍更被驱遣“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可见，不是刘兰芝做的不好，而是婆婆太挑剔。刘兰芝作为富家女子，从小的教育是优良的，“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一切都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而且即便是刘兰芝要离开的时候，依然去拜别公姥看，“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嘱咐小姑子“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刘兰芝的一言一行有礼有节，无可厚非。但是婆婆依然不依不饶，“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如此绝情。刘兰芝亦反复申明“不堪母驱使”。可见二人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刘兰芝必走无疑。即便是这次如焦仲卿所愿，回了娘家再接回来，接回来以后呢？岂不是依然如此？婆媳矛盾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刘兰芝在家庭里面依然得不到焦母应有的尊重和平等的待遇，依然过着辛劳且没有自主的生活，这种生活对刘兰芝来说依然是无法忍受的，你想改变焦母也是不可能的，让自己委曲求全，忍辱负重，低眉顺眼，阿谀逢迎，没有尊严的活着，也是不可能的，谁也改变不了谁，结果只能是离开，决绝。“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如一走了之！刘兰芝和社会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在那样的社会背负的太多，恶婆婆的折磨，娘家父兄的逼迫，太守婚事的无法拒绝，丈夫的懦弱和谴责，爱情的不可保全，都是围绕在刘兰芝身边无可逃避的现实环境，面对这些，没有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女子出路在哪里？你或许会说，刘兰芝面对婆婆，可以忍一忍，等到“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就好了；你或许会说，父兄的建议也是为了妹妹好，刘兰芝听从哥哥的建议，选择再嫁，可能是更好的归宿；你或许会说，虽然被焦仲卿遣回家，但是县令和太守相继来求婚，自己的身价岂不是更高了？可是，为了尊严和自由，刘兰芝已经无法和婆婆安然相处；为了捍卫爱情和承诺，刘兰芝不愿意选择再嫁；为了不连累家人，刘兰芝没有办法拒绝太守家的婚约。如果刘兰芝能够和社会妥协，抛弃自己的坚守，那就不是这个冷静、觉醒、有反抗精神的刘兰芝了。这样的社会容不下这样的刘兰芝，这样的刘兰芝在这样的社会无法找到真正自己。这个时候的刘兰芝面对的社会就是铜墙铁壁，根本无法突围。可见她和社会的矛盾也是不可调和，她已经无路可走。刘兰芝和自己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吗？刘兰芝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她对自己不想要什么和想要什么已经有了清醒的意识，从刘兰芝决定离开焦家的时候开始，刘兰芝应该就已经做好了和这个折磨人的社会决裂的准备，从她决议离开，就放下了，放下了对焦仲卿的依恋，放下了对男人的依附，她独身孤勇的毅然前行，她要和自己的命运去做勇敢的抗争。她的性格是刚烈的，不是懦弱的，她的选择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跟《氓》中的卫国女子不同，刘兰芝一开始就不认命，自始至终就不甘受命运的摆布，希望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不是委曲求全、低三下四的没有自我的活着。这样的性格的女子注定是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她宁可带着对焦仲卿的爱以赴黄泉，完成“不负韶华不负卿”的誓愿，也不和自己的至情至性相妥协。就是这样的刘兰芝，她选择了离开就是选择了誓死捍卫自己的尊严，誓死捍卫自己的独立自主的人格。至于爱情，她只能放在心里，只能带到另一个世界了。这就是她无言的呐喊，这就是她掷地有声的承诺，这就是她最有力的抗争！这，才是我心中的刘兰芝！

希望有帮助

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民间叙事诗中最伟大的诗篇，它代表了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峰。对主人公焦仲卿、刘兰芝殉情而死的悲剧原因，众说不一。主要有“门第说”、“越礼说”、“守旧说”、“情爱说”等观点。

　　（一）门第说有的同志认为，既然焦仲卿是“大家子”，且“仕宦于台阁”，有地位和身份，而刘兰芝不过是“生小出野里”的村姑，与焦仲卿贵贱很大。因此“两家的婚姻是门不当户不对”。“门户不当，脸上无光”，因而焦母就要坚决反对这桩婚事。有情人不能成为眷属，便发生了双双殉情的悲剧。

　　（二）越礼说有的论者根据焦母的话推断刘兰芝的被驱遣，乃是由于她“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顺从婆婆，恣意自为的结果。

　　（三）守旧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将刘兰芝与《上邪》中的无名氏、《陌上桑》中的秦罗敷和《无所思》中的女主人公相比较，认为刘兰芝消极的以死殉情，则由于她“软弱”。这种“软弱”又是由于“守旧心理”的作用，因此，焦刘爱情悲剧“是反动的封建社会力量和落后的封建守旧心理相结合的必然”。

　　（四）情爱说还有的同志根据《礼记·内则》中的“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说法，认为刘兰芝的不为焦母所容，是由于焦仲卿“甚宜其妻”，把以前对母亲的感情转移到了妻子身上，因而引起了焦母的失落感、不满情绪。

　　上述四种观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焦刘爱情悲剧的原因，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认为理由尚单薄，某些观点也难于苟同。“门第说”不能解释这样两个问题：(1)既然两家门户不当，为什么当初刘兰芝嫁到焦家来时焦母并不反对？(2)焦母觉得刘兰芝不配自己的儿子，那县令、太守又何以会看中刘并派媒人来提亲呢？他们不是比焦仲卿更有地位、身份吗？其实，在《孔雀东南飞》产生的汉末建安时期，封建礼教还未形成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妇女的禁锢也并不严厉。比如对妇女的再嫁，在当时是完全正常的现象，并不是丢人卑贱的事。这从刘兰芝被焦母休回娘家后县令、太守遣媒说亲便可以得到证明。类似的情况如蔡文姬初嫁匈奴河东卫仲道，再嫁匈奴左贤王，曹操用金璧赎回来后又允嫁董祀，虽三次改嫁却不减身价。还有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同归成都的故事，不是还传为美谈吗？可见，“门第说”是站不住脚的。“门第”观念是从魏晋才开始有的。“越礼说”也不能成立。诗中说得很清楚，刘兰芝“奉事循公姥”，“供养卒大恩”，勤劳善良，是很守孝道的贤惠媳妇。她自己说的“本自无教训”，实际上是自谦，正反衬了她的知书识礼。即使是对刻薄暴戾的婆婆、哥哥，她也是忍耐顺从，从无顶撞之类，“无礼节”、“自专由”的表现。“守旧说”的论据也不充足。焦刘二人以死殉情固然是“软弱”的反映，但客观地讲，那并不能证明他们是软弱之辈。否则刘兰芝就会在家庭的压力下嫁给县令或太守的儿子，焦钟卿也就不致于数次在焦母面前求情挽留刘兰芝。两人双双殉情而死，恰恰是对爱情热烈追求而实现不了的勇敢的抗争！”存在决定意识”。历史地看，他们的抗争即使再坚决，也免不了是一场悲剧。客观现实决定了故事的结局只能那样。至于“情爱说”这种观点，破绽就更突出了。儿子爱媳妇，当婆婆的就嫉妒和不满吗？莫非儿子媳妇打架吵骂才可以说明儿子对妈仍有感情？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况且从诗中出看不出焦仲卿“甚宜其妻”而怠慢了焦母。“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事情纯粹是虚拟的，焦仲卿对焦母的态度并不差，他与刘兰芝的厚爱并不能导致焦母的不满，更不是后来悲剧的原因。

　　刘兰芝这样一个美丽勤劳、孝顺公婆，尊重兄长，与小姑相处也亲善和顺的姑娘，“仍更被驱遣”，原因主要是什么？是她没有为焦家生下一男半女，引起了宗族意识非常强的焦母的极其不满！

　　封建社会里，男子休妻有七种借口，叫做“七出”，即①“无子，为其绝后也”；②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③“*，为其乱族也”；④“妒，为其乱家也”；⑤“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⑥“口多言，为其离亲也”；⑦“盗窃，为反其义也”。“七出”中的后六种情况，显然与刘兰芝不沾边。纵观全诗不难发现，刘兰芝在焦家生活尽管已有两三年了，但并没有生儿育女。否则，诗中就会写到她被遣回娘家时与儿女离别的情形，也会交待焦仲卿自缢前与儿女诀别的事。其实，刘兰芝自述的“贱妾守空房”，“伶俜萦苦辛”及焦仲卿与焦母诀别时所说的“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封建社会，对父母最大的“不孝”就是“无后”，断了宗族的“香火”。难怪焦母要那样专横凶狠地虐待、驱使刘兰芝了。像这种因无子而被休遣的妇女，远在《诗经》里就有记载（如《苤莒》、《氓》、《谷风》）。在宗法制的社会里，娶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服侍公婆是其次了。妇女不生孩子，就失去了自身在夫家存在的意义。无子而休妻是名正言顺的。焦刘爱情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没有生子而产生的。

　　浅论刘兰芝的悲剧性格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全诗长达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不仅是汉乐府民歌中，也是中国诗歌中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写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爱情悲剧。刘兰芝是《孔雀东南飞》中一个充满反抗精神的主人公，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个反抗妇女形象，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形象丰满的觉醒女性形象，这个形象突破了个人与家庭的狭小圈子而具有了广泛的重大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很多专家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刘兰芝的形象，也从不同的方面，如历史价值、现实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方面探讨了刘兰芝的价值所在。在悲剧性的探讨上，更多的人侧重于从社会的角度去探讨，侧重于从以焦母、刘兄为代表的封建礼教对其的摧残和迫害去探讨，肯定这是一出社会的悲剧，并归纳其中的悲剧意义。甚至有人用心理学、从恋母情结等西方批评方法去分析人物和悲剧的产生。这些观点和看法有它的合理性，但这种观点和看法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例如它不是过分强调当时封建礼教对刘兰芝的影响，就是完全脱离社会去探讨人物。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刘兰芝性格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她的反抗性格在推动这一出悲剧的情节上的意义，恰恰相反，这正是决定刘兰芝的斗争和命运之所在。因此，对刘兰芝的反抗性格的形成以及它在这一出悲剧上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去理解这个人物和社会，这也是一种思路。而且必须要抓住这一点，这才避免偏颇。

　　（二）

　　任何作品和人物的分析都不能脱离作品中的人物本身。

　　刘兰芝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这种反抗精神形成的土壤是封建社会及其封建制度下的封建礼教。这一点在课文中有直接的体现。

　　首先，诗前序文有：

　　“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从这一小序中不难发觉，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从研究的角度来说，小序最大的意义不是在与说出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的爱情故事，而是给我们点明了故事所发生的时间。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主人公刘兰芝之死，处于中国地主阶级还有着远大前途，封建制度正处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就从这一点来判断，刘兰芝不愧是封建礼教的早期叛逆者，因为她没有逆来顺受地屈从。死与屈从，都是封建礼教对她的毁灭。但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毁灭。如果她屈从了，那么虽然她的肉体还活着，但她的灵魂、她的爱情理想却不复存在了。而死，却表现了她为坚持爱情理想而作的抗争，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赢得后世人民对她的同情与尊敬，成为后代粉碎封建枷锁的精神鼓舞。所以，刘之死，已冲破个别人、个别家庭的狭小范围而具有了重大的典型意义，揭出了极其普遍的社会问题。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自身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性格发展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她的死，是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控诉。其中起决定作用是她的充满人性的反抗性格。

　　其次，从文章的主体部分来看，刘兰芝也是一个集善良与反抗精神于一体，反抗占主要的女性形象。

　　表面上看，悲剧的事实是焦仲卿的母亲却不喜欢儿媳，焦仲卿又常因公不在家，在此期间婆媳矛盾颇为激烈。刘兰芝向丈夫诉苦，说自己忍受不了婆婆的苛刻，焦仲卿去劝说母亲，却反被母亲骂了一通，并逼他休妻再娶。焦仲卿依违于母亲与妻子之间，不免进退维谷，于是他劝刘兰芝回娘家住一段时间，等他办完公事后再来接她。刘兰芝含泪而别，回到娘家。过了一段日子，县令和太守相继遣媒为子求婚，刘兰芝的哥哥逼迫她答应，刘兰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暗暗下了死的决心。婚期前一天，刘兰芝与闻讯赶来的焦仲卿抱头痛哭，约定“黄泉下相见”。在太守家迎亲之夕，刘兰芝与焦仲卿双双自杀，两家将他俩合葬在一起。

　　实际上，这个悲剧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只能听凭别人决定自己命运的不幸处境。在这样的社会里，发生这样的悲剧，正是由于刘兰芝的叛逆性格。刘兰芝在当时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造反第三个可能。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兰芝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才是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她身上流露出来的叛逆性格。试想，如果她向封建礼教屈服的话，那里还会有人记起这一出悲剧，记起这一悲剧中的人物刘兰芝呢！

　　再次，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反抗性格是在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中逐渐表现出来的。

　　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这一次冲突比第一次冲突来得要强烈得多，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这是冲突的进一步的发展，它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这冲突终于走向了高潮。在所有的冲突当中，主角刘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她的反抗精神，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她的反抗性格在她的语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①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特别是刘兰芝的语言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诗中写到兰芝与仲卿死前，兰芝假意同意再嫁，仲卿见兰芝后回家与母亲诀别，他俩这时的话语，非常切合各自的身份与处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曾作过这样细致的分析：“兰芝不白母而府吏白母者，女之于母，子之于母，情固不同。女从夫者也，又恐母防之，且母有兄在，可死也。子之与妻，孰与母重？且子死母何依，能无白乎？同死者，情也。彼此不负，女以死偿，安得不以死？彼此时，母即悔而迎女，犹可两俱无死也。然度母终不肯迎女，死终不可以已，故白母之言亦有异者，儿今冥冥四语明言之矣，今日风寒命如山石，又不甚了了，亦恐母觉而防我也。府吏白母而母不防者，女之去久矣。他日不死而今日何为独死？不过谓此怨怼之言，未必实耳。故漫以东家女答之，且用相慰。然府吏白母，不言女将改适，不言女亦欲死，盖度母之性，必不肯改而迎女，而徒露真情，则防我不得死故也。”②试想，兰芝如果直说要死，这个弱女子势必会遭到暴力的约束，被强迫成婚。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另外，辞焦母不落泪，而辞小姑落泪，也可见兰芝的倔强。兰芝死时，义无反顾，“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抒情性穿插较之动作刻划更少，但也是成功之笔“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兰芝和仲卿第一次分手时，作者情不自禁的感叹，增添了悲剧气氛。“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这画龙点睛的穿插，更激起了人们对刘兰芝遭遇的同情。即使那教训式的全诗结尾，也带有浓重的抒情意味，充满了作者的同情与期望。这些水到渠成、不着痕迹的抒情性穿插，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锦上添花的妙用，增加了全诗的感情色彩，突出了人物，特别是主人公刘兰芝的反抗性格。

　　为什么要塑造刘兰芝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呢？刘兰芝回娘家后，遭到家长制的威压。但刘兰芝是不是从根本上反对这些封建教条呢？正如前文对刘兰芝反叛性格的分析，不是她缺少叛逆精神，而是刚好印证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刘兰芝的正直、善良，而且愈是刻画深刻，就愈让人感到悲剧的力量。文中的刘兰芝勤劳能干，孝顺婆婆，体贴丈夫，怀着对未来生活朦胧的期待默默忍受着婆婆的折磨。但这不是主要方面，主要的是她的反抗精神，这种精神让她有清醒的认识，一旦意识到婆婆要驱逐自己的意图，不等对方开口，就自动提出“谴归”，并且“严装”上路，非常镇定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当阿兄逼嫁的严重时刻，她既不告辞也不争辩，而是表面顺从，内心却抱着以死徇情的主意，从容地“举身赴清泉”，用生命向黑暗势力做了最后的抗争，这样，她的悲剧性便一步步的显示出来，她的个性以在专制势力的碰撞下迸发出火花。通过这个悲剧，使得《孔雀东南飞》的重大思想价值呈现于：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就形象地用刘兰芝殉情而死的爱情悲剧，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三）

　　综上所述，这是一出性格悲剧，是刘兰芝反抗性格与强大的封建势力、封建礼教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下的一出悲剧，从中体现出刘兰芝既是中国典型的妇女形象，有勤劳、善良的一面，又是充满反抗精神的反封建形象，正是这两者的完美统一构成了刘兰芝永久的人格魅力。悲剧的魅力，在于它毁灭的美；悲剧的不幸，在于它往往不仅仅是悲剧，而是永远的生活。在中国文学史上，作者第一次从这种悲剧中发现了深刻的人生教训和社会意义，并用汉末时已臻于成熟的五言诗体作了完美的体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技巧上，此诗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过很大的影响，直到现在为止，它还被不断改编为各种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总之，刘兰芝对爱情是忠贞的，对封建伦理道理的反抗也是彻底的。正是刘兰芝性格中这种最主要的性格（反抗性格）决定了她的斗争和命运，也是她的形象能够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

封建礼教主要存在于男女双方父母对男女的影响之中，是惨剧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作者无名氏。

焦、刘二人的悲剧有两个层面，其一是婚姻悲剧，其二是生命悲剧。婚姻悲剧的直接原因是焦母与刘兰芝之间的矛盾，这是平常的婆媳矛盾。

其二是焦、刘二人的生命悲剧，应该说这一悲剧的直接原因是刘兄“逼”嫁，根本的诱因是焦仲卿性格中的“叛逆”。所以“逼”嫁。这种行为从一定意义上讲，加速了焦、刘二人的生命悲剧，然而这决不是刘兄的本意。

刘焦之死在当时有必然性。因为他们面临的抉择只有两种可能：或者向焦母刘兄屈服，违背自己的爱情誓约；或者以一死来维护两人的爱情誓约。刘、焦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选择第三个可能。

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条件并不是他们自己选定的，而是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刘、焦之死，固然有外来的压力，但也有其内在的原因。这原因就是他们自身的思想也不能摆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

《孔雀东南飞》形象地用刘兰芝、焦仲卿两人殉情而死的家庭悲剧，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热情歌颂了刘兰芝、焦仲卿夫妇忠于爱情、反抗压迫的叛逆精神，直接寄托了人民群众对爱情婚姻自由的热烈向往。

扩展资料：

诗中的矛盾冲突在刘、焦夫妇同焦母刘兄之间展开。这是一场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仲卿求母一段，是第一次冲突，刻画了焦母的专横和仲卿的软弱。兰芝辞婆一段，是第二次冲突，反映了焦母的无情和兰芝的斗争。

兰芝拒婚，是第三次冲突，在兰芝与其兄之间展开，突出了兰芝富贵不能*的坚贞品格及其兄的卑鄙。仲卿别母一段，写出了阿母的顽固与仲卿的守约。这四次冲突，一次比一次激烈，直至双双殉情。特别是主角兰芝，她的坚决抗争，影响与决定了仲卿的态度与斗争。

兰芝与仲卿的感情纠葛是在上述矛盾冲突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一段兰芝的诉苦，表现了她对仲卿的信赖，也交代了矛盾冲突的背景。仲卿求母失败，刘、焦之间的话别，反映了仲卿的不舍、兰芝的温情。

第二次冲突兰芝辞婆后，仲卿的送别，充分抒写了他们夫妇之间的真挚感情。第三次冲突兰芝拒婚一段，仲卿的怨怼，兰芝的表白，他们之间的诀别，淋漓尽致地刻画了生死不渝的爱情。由此可见，上述两条线索，有主有从，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完整紧凑地完成了故事的叙述、人物命运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