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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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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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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这些室内店买完商品后,所购商品会在登机前被送达机场的登机口,各个国家的免税店因为产品种类、产品原产地的不同而会有各自的价格优惠。
《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赏析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慎于言辞,端庄安闲,动静有度,执事勤苦,符合汉代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要求。她不但有着无与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在她的身上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但是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刘兰芝 中国古代妇女道德
为什么一个体现封建妇女道德规范的妇女长期以来甚至到今天仍为人们所称引喜爱呢?为什么从刘兰芝遵循“三从四德”的道德实践中,人们仍能感受到什么是善良、坚忍呢?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封建妇女道德的丰富复杂的内涵。本文试从道德层面作粗浅分析,以期更全面发掘这一形象及作品的典型意义。
一、刘兰芝的道德风范
刘兰芝善良坚忍,勤于纺织,工于剪裁,也确实体现了劳动妇女的特点和品德。从妇女道德来看刘兰芝,在日常生活中,她不失为一位合乎汉代“三从四德”规范的淑女、贤妻和孝顺的儿媳。
11 刘兰芝的言行举止
(1)其言:作品《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求遣之辞,义正言婉;拜别之辞,贬己自责;密誓之辞,情真义重;谢媒之辞,颇有分寸。皆有规短可寻而不容越,皆能依对象处境的不同而有别,合乎“四德”要求。所谓“择词而说,不遂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受母钱币多,不堪母驱使。”是不忘长辈之善不言人过的措词。“本自无教训”“生小出野里”是严于责己,示卑弱以让人。“儿实无罪过”,仅此一句,回复亲娘的责备追问,吞下了多少委屈和苦衷。是“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的突出体现。
(2)其容:汉代对妇容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不必颜色鲜丽”;“沐浴以时,身不含垢”。从焦母对刘兰芝的指责和对“东家贤女”外儿的夸张看,大概刘兰芝平日忙于家务纺织之事而不遑打扮,这在焦母这个以儿子为“贵家子”的俗气之人看来,似乎有失体面,但刘兰芝所为,未失妇容。一旦被遣,依汉礼仪应着嫁时之装以“大归”时,她“事事四五通”严妆而出,令人有“精妙世无双”之叹。“细步”处,俨然大家风范。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拜别焦家的礼节和言行,足见其虽内心痛苦而容止安详。即使投身清池,也不忘脱履于岸,既可表明心迹,又可免无谓的牵连。真可谓“清闲宁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
12 刘兰芝的家庭人际关系
刘兰芝“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未违“三从”之教。主要表现在:
(1)对丈夫贞顺。刘兰芝首要的社会角色是妻子,她对焦仲卿恩爱始终,生死相依,无疑是出于夫妻情深。因为焦仲卿给予了她应有的理解、同情,在她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曾以微弱之躯,为她抵挡生活中的风雨,甚至到死,也未放弃对妻子的爱。但焦仲卿之所以如此,也离不开刘兰芝对为妻之道的恪守。
(2)对长辈的孝顺。刘兰芝两头均已丧父,但从她对焦刘二母的态度亦足见孝顺之德。在平日的刁难虐待下,她仍不忘“供养卒大恩”;被遣前焦母的“槌床大怒”和堂上拜别时焦母的冷酷,都说明婆母在以“义绝”驱媳,但刘兰芝言辞委婉,依礼行事,谨奉孝道。显然,这不是内在的自然情感的流露,而是对“曲从舅姑”道德规范的遵循。
(3)对幼辈的慈爱。刘兰芝膝下尚无子,从她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如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
二、刘兰芝之死
刘兰芝在被遣之后拒绝家长和官吏对她的操纵,以死抗争。她的死体现了妇女道德规范的人格标准,是殉情,也是殉道即“发乎情,止乎礼义”。
11 同焦母刘兄的冲突
虽然从礼法制度上讲,刘兰芝同焦母刘兄的冲突,是长幼冲突,但从道德层面上分析,则是一场善恶冲突。因为刘兰芝在她们面前,从无不是之处,而恰恰是焦母刘兄首先背弃了人伦道德。《孔雀东南飞》正是通过悲剧双方善恶对照以寄托其道德评价的。
12 个体的道德信念
源于自身的道德信念,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的道德原则和基本规范内化的结果。刘向的《列女传》分类编定的古代妇女事迹,是对“母仪”“贞顺”“节义”“贤明”的形象解说;汉代诗歌《列女操》《贞女引》《高拘操》《雉朝飞操》和《杞梁妻歌》的风靡于世,正是妇女重品性操守风尚的曲折反映。同许多以毁容,断发,自尽以全人格的东汉女子一样,刘兰芝“人贱物亦鄙”的叹息,“进退无颜仪”的羞惭,“愁思出门啼”的悲愤,不也正是夫妻之情被毁,道德人格失落的双重痛苦吗?
13 刘兰芝的道德理念
在兄长令其出嫁的决定作出之后,刘兰芝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顺从兄长之意,嫁太守家以求终此一生,或可得荣华富贵;一是谨守与仲卿之约,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前者谓之“从父”之德,后者谓之“从夫”之义。正是这种情与义都处于两难的人生选择中,刘兰芝选择了后者。这种选择,既合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妇女生活理想,也合乎“从一而终”的封建妇女道德信条。
三、刘兰芝的形象
刘兰芝形象具有经久不衰的美学和伦理学价值,一个民族的道德是不可能断流的。尤其是那些至今在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仍能发挥积极作用的道德规范和公共准则,更应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改造以发展新的文明。
首先,妇女道德是一定社会特定生产方式的产物,“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妇不织或受之寒”的自然经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形式,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聚族而居的村社环境,必然使谨夫妇,敬爹娘,和家人,睦邻里,存后人的道德观念有发生和存在的土壤。其次,家庭作为妇女道德的实践范畴,是长幼血缘亲情和男女天然关系的结合体,因而作为封建妇女道德的主体的婚姻家庭道德必然要更多地吸收和融注本民族长期形成的,诸如仁爱、宽容、恻忍、孝顺等。第三,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古代妇女处于社会和家庭的最低层,因而更多地继承和弘扬起中华民族厚德载物,于柔弱中求自强的精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妇女的这种自强和牺牲,不仅不会惊忧社会的安宁,反而会维系人类文明的延续,经过长期的历史选择而积淀为民族的共同心理和风俗习惯。
四、结论
长期以来,我们对刘兰芝形象的道德内涵仅以“善良”“劳动妇女美德”概括之而语焉不详。实际上刘兰芝不是受到封建家长迫害的一般古代妇女形象,而是一位“在忠实于家庭义务方面达到悲剧美最高峰”的古代妇女的典型,是体现封建时代完美的“妇德”的形象。她由淑女而贤妻而烈女的道德实践,概括了中国古代妇女道德的基本内涵。她的生活道路,体现了中国古代妇女的悲剧命运。这便是刘兰芝形象在具有深刻社会批判意义的同时所具有的美学伦理学价值。 来源:《科海故事博览 科教创新》2008年第11期供稿文/管文杰 刘兰芝的柔情与贞烈,“自古红颜多薄命”,人们看这句话时,多与权势、名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句话也适宜于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
刘兰芝是汉代末年庐江郡的一个小家碧玉,“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看样子她是一个家教严谨,多才多艺而又知书达礼的闺阁少女。十七岁的那年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焦仲卿为妻。焦家人口简单,丈夫之外只有守寡多年的老母和一位小姑子,也算是当地的小康之家。刘兰芝嫁到焦家以后,起早睡晚,辛勤操持家务:提水、烧饭、洗衣、织布,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把一个四口之家打理得有条不紊。焦仲卿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工作余暇便暗在妻子身边,喁喁低语,情话绵绵,偶尔也弹筝奏乐,轻声合唱一曲,伉俪情深,其乐融融,邻里之间对这对郎才女貌的小夫妻,莫不十分羡慕,然而焦母心中却非常不是滋味。焦母始则蛮不讲理地加重媳妇的工作量,继而百般挑剔媳妇的不是,终于完全丧失理性,认为媳妇简直就是破坏焦家和谐气氛的狐狸精,强迫儿子非把刘兰芝休回娘家不可。焦母当时要休去刘兰芝的理由就是认为媳妇没有礼节,凡事爱自做主张,使我老人家心里不快活。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会是天大的笑话,然而这在古代却是重要的理由,古代有所谓“七出”之余,符合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休妻。《礼记·本命》中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从心理学的角度看,焦母守寡多年,母子相依为命已经成为长久以来的习惯,家中忽然多出一个媳妇,使母子之间彼此依赖的态势,顿时产生大幅度的变化,失去了心理平衡,迁怒于媳妇。当时焦仲卿认为媳妇的行为并无不当之处,为何得不到母亲的爱护呢?他反对母亲这样做,在母亲面前发誓:“倘若遣去媳妇,此生誓不再娶!”但是焦母却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锏,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以死相威胁,在最后关头焦仲卿还是败下阵来,屈从了母亲的意思。
焦仲卿与刘兰芝的墓地,东西植松柏,南北种梧桐,若干年后,枝丫繁茂,浓荫覆地,有一种双栖双飞的鸳鸯鸟,夜以继日地穿飞上下,婉啭和鸣;青年男女纷纷来到墓地参拜,祈求获得美满良缘,至今安徽省舒城县城南的华盖山,还有鸳鸯坟的遗迹!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小吏,大约是如今安徽省庐江县、潜山县与舒城县一带地方。
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悲剧爱情故事,有一位民间诗人就此写成了一篇《孔雀东南飞》的五言诗,南朝徐陵把它收集在《玉台新咏》中。诗中对刘兰芝的形貌作了这样的描写:“指若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说到她的服饰,作了这样的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着流纨素,耳垂明月当。”
《孔雀东南飞》中用了许多笔墨。来描写刘兰芝的才情、品性、美丽与装扮,目的在强调如此难得的佳人,竟然无法博得婆母的青睐,益增世人同情惋惜之意。
已经一千七百多年过去了,而今银幕上与舞台上,仍然不断的在搬演这段感人肺腑的故事,依旧能够赚人热泪,可见其不朽的因由,断非偶然或浪得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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