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嘴唇粘在牙龈上

街上满地都是掼炮的小红纸屑。

她在户内也围着一条红蓝格子的小围巾，衬着深蓝布罩袍，倒像个高小女生的打扮。蓝布罩袍已经洗得绒兜兜地泛了灰白，那颜色倒有一种温雅的感觉，像有一种线装书的暗蓝色封面。

桌上有一圈一圈茶杯烫的迹子，她把手指顺着那些白迹子画圈圈，一面画，一面说道：“我猜你一定是独养儿子。是？”

是番茄酱这样东西向来是这样，可以倒上半天也倒不出，一出来就是一大堆。

杰民在旁边补充了一句：“喏，就是那个笑起来像猫，不笑像老鼠的那个人。”

父母为子女打算的一片心，真是可笑又可怜的。

她母亲只觉得曼璐这些客人的人品每况愈下，却没有想到这是曼璐本身每况愈下的缘故。

曼璐也不作声，依旧照着镜子涂口红，只是涂得特别慢。嘴唇张开来，呼吸的气喷在镜子上，时间久了，镜子上便起了一层雾。她不耐烦地用一排手指在上面一阵乱扫乱揩，然后又继续涂她的口红。

她自己在一只馒头上咬了一口，忽然怀疑地在灯下左看右看，那肉馅子红红的。她说：”该死！这肉还是生的！“再看看，连那白色的面皮子也染红了，方才知道是她嘴上的唇膏。

两人都沉默了下来，只听见隔壁房间里的人在睡眠中的鼻息声，祖母打着鼾。上年纪的人大都要打鼾的。

楼窗下的弄堂黑沉沉的，春夜的风吹到人脸上来，微带一些湿意，似乎外面倒比屋子里暖和。在屋里坐着，身上老是寒丝丝的。

两人一个面朝外，一个面朝里，都靠在栏杆上。今天晚上有月亮，稍带长圆形的。像一颗白净的莲子似的月亮，四周白蒙蒙的发出一圈光雾。人站在阳台上，在电灯影里，是看不见月色的。只看见曼桢露在外面的一大截子手臂浴在月光中，似乎特别的白，她今天也仍旧穿了件深蓝布旗袍，上面罩着一件淡绿的短袖绒线衫，胸前一排绿珠纽子。

今天因为人多，是采取随到随吃的制度，

一百年前的姑娘都用什么化妆品呢民国初期，贵妇名媛梳妆台前的化妆品和美容品基本都以洋货为主。洋货中的丹祺(Tangee)可以称得上是民国进口化妆品最大的赢家。

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中写过：“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我五块钱，我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祺唇膏。”

说句题外话，张爱玲可以称得上是民国时期的“美容大王”了。国际上非常著名的一个美妆品牌——Max Factor，即蜜丝佛陀，这个中文译名，就是由张爱玲所翻译的。

再说回口红，在19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战乱时期，丹祺Tangee向海外推出了一款口红，上面的广告语道出了口红的神奇力量“可以让女人拥有一副勇敢的面孔”，这让身处在战乱中的女人们都对这支口红心神向往，民国的民国的贵妇名媛都爱用它。

不只是丹祺，还有西蒙香粉蜜、夏士莲雪花、司丹康美发霜、巴黎素兰霜、培根洗发香脂水、力士香皂等从外国进口的美妆护肤产品都受到民国时期女人的追捧!

而当时中国的女性基本不太用国货，因为那个时候，国货很少，所以这些洋货也是民国白富美第一选择。不过随着化妆品的盛行和对洋货的学习和研发，国货品牌也渐渐开始多了起来，受这些美女追捧。

1917年，上海首家“环球”百货公司——先施公司开张，推出了白玉霜、白梅霜、多宝串等化妆品。

而国货中的战斗机——无敌牌化妆品的品类之丰富，超出想象，包括了蝴蝶红胭脂、无敌香粉、指甲上光液、指甲退光水、粉蝶霜、无敌香水、擦面牙粉、无敌牙膏等十几个品种。而且，民国著名影星胡蝶还当过他家的代言人。

因为她真的将男女关系看的很透彻，我想大家都知道她非常有名的一段话“蚊子血和饭黏子”，就是人性的写照。张爱玲的一生，不仅仅是和她的那两段爱情故事息息相关。

更多的是她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她书写的文字，所彰显出的对于世界，爱情，生活的观点。看着透彻的人，越容易受伤。张爱玲的思想态度都已经不是100年前的民国时期的了，更接近现代女性的思想。

喜欢张爱玲，是从喜欢她的文章开始的。有的人曾评论张爱玲说，看懂她的文字的人，才能真正看懂爱情。男女之间，能够让对方记忆深刻，除了生死，大概只有爱恨了吧。

记得张爱玲对胡兰成说过一段话，大概的意思是，爱一个人总会卑微到尘埃里。谁说不是呢？越是爱一个人，对他的包容度就越大吧！但是无论对于谁来说，张爱玲用她一生的爱情和顿悟为我们描写了一段一段透彻的男女之情。

揭露了很多很多的真理。读过又怎样，你有读过又怎样，爱情终究是靠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再像的爱情，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开始看张爱玲小说的时候，那时年少不太懂的情情爱爱，却只是为小说中的人物感到难过。

后来长大，再回头看，已是局中人。所谓的真相，是没有真相的。爱是世界上最捉摸不透，没有规律的东西。爱一个人，不知从何而起，不爱一个人，亦是不知的。人生一世，最值得期待的就是，在爱里摸爬滚打，最后离去。

这完全就是一种爱美心理。很正常。

记得杨澜曾经说过：作为女人，你必须精致，因为别人没有义务必须透过连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

精致可以让一个女人由内而外散发出非凡的气质和个人魅力，赋予女人独一无二的风格，同时也暗示着高尚的审美情趣以及充满正能量的生活态度。而千变万化的口红则是每个女人树立自己个性时尚标签的开始，就像奥黛丽赫本说的“不涂口红的女人没有未来”。

毒舌张爱玲，小时候就非常喜欢口红，投稿得到的第一笔稿费，五块钱，她跑去换了一支丹祺。她喜欢了几十年也涂了几十年，整理一下她留下的遗物，除了手稿和假发，就是口红。

活动当天，佘诗曼作为品牌创始人出席本次活动，多年好友香港**周家蔚女士也莅临现场为好朋友品牌站台。本次活动吸引了超百位实力渠道商、人气美妆卖家及数十家媒体亲临现场，场面可谓热闹非凡。

首个演技派口红上市，用口红增色人生

活动现场，佘诗曼作为品牌创始人坦言创立这个品牌是受启于张爱玲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不施粉黛,可以素面朝天,但至少要涂口红,只要涂口红就能让整个人光鲜起来。” 唇膏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她谈到，由于她的职业关系更能了解唇膏在不同场合、环境下，给女生带来的安全感和自信心。所以她一直想把自己觉得好的颜色、使用舒服的唇膏分享给大家。希望带给大家自信，从而充满个人魅力。

本次系列口红有演技派系列口红和纷泽流金系列。每一只色号唇膏灵感都来源于佘诗曼饰演过的角色。每一次的角色都是一次不同人生的体验与感悟，以色彩于妆容，以妆容带动人生能演绎得更好。通过这一系列口红和大家一起分享佘诗曼的演艺人生。

产品不是演戏，品质才是实力

活动现场上，佘诗曼根据不同幸运观众的气质装扮分别为他们试用唇膏，12个色号，12种自信，体验过产品的观众都纷纷表达对唇膏的喜爱与赞美，对口红的色泽，滋润度都十分满意。

再有潜力的品牌，最终也是回归产品品质的本身。相对于常规的品牌，做明星品牌，更需要有强大的产品力作为支撑，否则巨大的流量带来的只会是品牌的加速坍塌。

佘诗曼彩妆品牌产品，只选择全球顶级的工厂合作。研发总监是业内资深美妆专家，曾主导AHC、MEDIHEAL美迪惠尔、THE FACE SHOP等知名品牌的的研发。” 让全球顶级的工厂为品牌做技术背书，让第三方专业机构来参与产品评测，让用户给出真实客观的产品反馈。

不止国货之光，未来佘诗曼彩妆品牌将走向世界

从现场了解到，佘诗曼原创彩妆品牌将会全面进驻天猫、京东、小红书等线上渠道；今年7月也会计划参展淘美妆大展以及11月香港国际亚太美容展。

总而言之，我们打算用互联网思维的快节奏配合实力演技派佘诗曼的强流量，将品牌上升成一个长线国际品牌高度，让我们国货带向世界。

我在大学一开始接触的是张爱玲的半生缘，然后想起了小学看的电视剧（林心如饰演），当时只懂得分坏人和好人的我哭的稀里哗啦，为女主悲痛，理解不了她姐姐和妈妈的无情。此后，陆陆续续从她的作品里可以了解其部分人生。

这本初妆写的很多细节都可以在张（代称）的作品中找到。也许是张的真实经历，也许不完全是。毕竟张的作品是作者想呈现给我们看到的，除非初妆是张亲口叙述，所以暂且不论。

重回到初妆来说，它承载着张的青春成长史，不同城市不同豪宅中，奴仆在侧的日子；承载着她对亲情的渴望和期待，尽管她自认为是凉薄冷漠之人；承载着她对未来的期待，理想的追逐，世界的向往。然而，父母不断的争吵，母亲在她年幼时的离开，父亲的漠视和后母的苛刻，求学的艰辛窘迫，战争的爆发，学业中断的种种，留下来的只有心酸难忍，悲苦无助。青春的这张白纸本该纯净无暇，却满眼灰黑，徒留一片荒凉。

梦想的翅膀被折断了，愈合的伤痛永远留下了疤痕。上天不会让你绝望，只会时不时给你点期望，不至于使你穷途匕首。那稀罕的温暖便是来源于她的姑姑和好朋友炎樱。爱丁堡公寓里，有时张下楼买菜，姑姑在厨房忙碌，多数是秦嫂做饭搞卫生。霞飞路街上，可能会看到两个正青春鲜活少女透过那橱窗欣赏或不屑，也可能在面包店你一块我一口吃着蛋糕，或是赶在首映抢票去看某位喜欢的明星演的**，好与不好，她俩看完自见真章。

张自小在画画和文学上就显示出了天赋。记得她八岁时，画了一张画寄去报社，不但刊登了还收到5元的稿费，用来买了口红。上女学时，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来当范文在课堂上读，尝试写的小说得到了父亲的唯一一次的称赞并且题了回目。         其间种种，自是不能一一道来。酸甜苦辣，对于清春少女来讲，太为时过早了些。

俗话说，欲戴其冠，必承其重。也许苦于心志，才迎来了张的传奇，只是令人不甚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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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自传里说，她小时候老是穿继母的旧衣服，觉得特伤自尊。有回上舅舅家，舅妈居然找了几件表姐的旧衣服给她，此时小爱玲的心理阴影面积，与流刷刷的眼泪的平方成正比。

是她家真的家道中落，没钱了吗？

不是的。

张爱玲的外曾祖父是李鸿章，李中堂嫁女儿，嫁妆是花了血本的，遗老遗少们坐吃几辈子，才把山给吃空了。比如张爱玲父母，一个抽大烟，娶小老婆，一个留洋，不停地找洋男票，钱肯定是有的。

（张爱玲小时候生活的大宅子，现在是石门二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

其实张爱玲小时候唯一过的一段“苦日子”，就是跟父亲闹翻后，跟母亲往在一起。怎么苦呢？也就是上学没有私家车接送，家里没有佣人，但房子还是高级的开纳公寓，邻居都是达官贵人。

所以说，张爱玲不是没钱，而是父亲不给钱；也不是不给钱，而是给钱不够爽快；家里也不是穷，而是同学太有钱了（中学是上海最好的贵族女中之一，大学同学也是个个家世显赫）。

说句题外话，我们做父母的，想到的总是，介熊孩子又乱花钱了。 其实孩子对钱没有概念，但自尊心还是有的。 我们总觉得生活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就行了，但孩子（尤其是女生）并不这么看。

张爱玲遇上了一个奇葩父亲，家里明明有钱，也不是买不起新衣服，但偏要你反复求他，要用小孩子仅有的尊严去换取。

一个人长大后如何花钱，和童年时如何花父母的钱大有关系。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张爱玲奇特的金钱观——女人花钱的三种姿势（部分三观不正，供批判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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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花男人的钱这一点上，张爱玲是不反感的（虽然她这一辈子基本都是贴钱给男人用）。

张爱玲一夜成名，虽然稿费高，但不算很有钱，因为还没有变成大IP。她的情人胡兰成虽然是汪伪的高官，但也不算很有钱，因为没有实权。两人半斤八两。

虽然自己有钱，张爱玲还是喜欢胡兰成给她钱（不是买东西，是现大洋），她很开心， 她觉得这跟赚钱的开心不一样。 她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拿现在的话说：我带着你，你带着钱，缠缠绵绵走天涯。

这就是张爱玲教我们的第一个金钱观：女人不是爱花男人的钱，而是用花男人的钱来表达爱。

（根据《半生缘》改编的同名**）

不过，当你把钱当成爱的信物，恐怕大部分时候是在往外贴钱。

张爱玲花胡兰成的钱，最后又全都花回到胡兰成身上。抗战之后，胡兰成在逃亡时又有了新欢，张爱玲心碎之余，怒甩给他30万。不知道是分手费，还是还他的钱。

（张爱玲与胡兰成）

张爱玲在美国穷困潦倒时，嫁给一个比她大29岁，比她还穷的左翼剧作家，两人就靠救济和张爱玲不稳定的收入生活。

通常自信的人对钱都没什么概念，因为以前的钱来得太容易了，她相信钱总是会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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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上中学的时候，张爱玲拿到了生平第一笔稿费，她是怎么用的呢？老妈建议她把这张钞票留作纪念，但她毫不犹豫地就买了一支高级口红。

在香港大学连拿两个奖学金后，张爱玲立刻得瑟起来，做了几件价格不菲的漂亮大衣——终于找到大把花钱的感觉了，用自己挣的钱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这就是张爱玲的第二条金钱观：女人喜欢的不是钱，而是花钱的感觉。

（张爱玲为《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手绘的时装图）

张爱玲爱逛街，喜欢买衣服，敢于穿新潮的衣服，她对此也颇有研究。一篇《更衣记》其实应该叫《近代服装小史》，但张爱玲更爱这个物欲的、私人生活的名字。

评论家说张爱玲小说把“市井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其实说来说去， 平常人之间的那点算计，也就隔着一个钱字，人之间的那些话，绕来绕去离不开这个说不出口的主角。

张爱玲一夜成名时，正值抗战后期，上海滩的成名作家都跑光了，大大小小的杂志闹稿荒，以十倍的价钱疯抢张爱玲的稿子，有 了钱又爱钱的她，终于幸福地住进了衣服里。

张爱玲在《更衣记》里说，女人在选择丈夫时远不及选择一顶帽子用心，再没有心肝的女人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脸花痴的表情。

这就叫，易得有情郎，难遇心头好。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张爱玲真的是比大多人都懂生活。 比起存款余额下降来说，更可怕的是生命余额的下降，后者是不可逆的。所以还是买买买好，毕竟那些可遇不可求的“心头好”，在这个幸福感稀缺年代里，是为数不多的美好时刻了。

可是，金子不但会发光，也会花光，没了钱的张爱玲，又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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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到电视剧里，高富帅的妈妈说：“这是一百万，拿着，离开我儿子”，看到女猪脚大义凛然的样子，我就为她心疼，恨不得替她把钱收下。

张爱玲也遇过差不多的问题，她是怎么做的呢？

1951年，张爱玲逃到香港，没了生计。 出名前的张爱玲常常为怎么挣钱发愁，现在却是为怎么花钱而发愁——手上的这点钱怎么过下去呢？

为了赚钱，她接了一个烫手的活，为美帝写了两部反共的小说《赤地之恋》和《秧歌》——别人写好大纲，她填内容。这笔钱拿的，算是她人生的一个大污点。

虽然一个有气节的人遇到这种情况会说：“这种肮脏的钱，拿走！ ”但这不是张爱玲对钱的态度。 虽然她自己对这两本书的评价也很低，但还是没耽搁她中文翻成英文、英文翻成中文，来回赚美帝的钱。

张爱玲在上海时的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杂志》上，柯岩劝她不要给这家供稿，因为《杂志》是日伪背景的。张爱玲置之不理，人家给的稿费高啊。后来，张爱玲果然吃了大亏，但她不在乎。

这就是张爱玲教我们的第三条金钱观：人总要讲点原则，否则，走投无路时，你拿什么来换钱呢？

（创作高峰期居住的常德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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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总是喜欢钱的，但作家大多又是避讳谈钱的，所以他们对钱的态度通常有两种：

一种是“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钱放中间，给我滚吧。”

另一种是“男的在左边，女的在右边，钱放中间，给我跪下。”

《张爱玲苏青对谈记》里有一段也是讲钱的：“用别人的钱，即使是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得自由自在，良心上非常痛快。可是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

我总结成一句话：“你喜欢我，我喜欢钱；我喜欢你给我钱，我也喜欢给你钱”。

这个骄傲的女人说中我们心里的那点小算盘，这样的女人，我们允许她俗气一点。

（本文为“民国新女性”系列之六）

如果老朋友再会晤的时候忽然不投机起来，那是以前未分开的时候，已经有了某些使人觉得不安的缺点，已经有了分歧。——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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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有个好朋友，叫炎樱，张爱玲还给她写了一本书《炎樱语录》，基本上可算是闺蜜级别。

炎樱说过一句话：“每一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灵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张爱玲早年每每提及，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张爱玲与炎樱合影）

但很多年后，张爱玲忘了自己此前的赞美，反过来说：“说蝴蝶是花的灵魂，最终会飞到花蕊上追寻它自己，不对！”后面的解释是说，蝶恋花，不过是贪图花蜜。

这话没什么科学道理，应该来一期《走近科学》反驳。但无论如何，张爱玲已经不喜欢这位当年的闺蜜了。

这对好闺蜜是如何闹翻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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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樱是个混血儿，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同学，在上海时的好朋友。她们一起看**、逛街、买零食、买衣服，相互晒友情。她们都喜欢绘画。她们也没拿对方当外人，吃蛋糕时各自付账，争执乘三轮车谁付钱。

在张爱玲的笔下，炎樱为人爽朗有趣、充满热情。把她和沉默孤傲、内心柔软的张爱玲放在一起， 我们发现，这对好朋友之间，因为性格互补而相互慰藉。张爱玲希望借炎樱的快乐，稀释自己内心的孤独。

（张爱玲与李香兰。张爱玲穿的是炎樱设计的衣服）

但在查阅资料时，我只看见张爱玲对炎樱的喜爱，却没有看见炎樱对张爱玲的表白。

还有一个细节，张爱玲说自己平生只大哭过两回，其中一次是在香港放暑假，炎樱本来答应留下来陪张爱玲的，最后却不辞而别。

我大概明白了，这叫”一种友谊，各自表述“。张爱玲对友情看得很重，而炎樱却是个对感情相当洒脱的人——虽然快乐，却没心没肺。

（在张爱玲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炎樱叫比比，一个无情的女人）

我们常说：友谊就是不斤斤计较。但心理学家的跟踪研究却发现， 虽然友谊不是一报还一报的等价交换，但在长久的亲密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正是“付出总有回报”。

我想起我们那时初中毕业时，流行写毕业纪念簿，每人一本，彼此写一些励志或怀念的话。在一位同学的纪念簿上，我看到了我最好的朋友给他的留言：“给我最好的朋友……”。

刹那间，我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怎么可以这样，原来我认为的最好的朋友，却不认为我是他最好朋友，这不公平啊。

但很快，我又释然了，因为我发现他给每个人的纪念簿留言的开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这个释然还是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最终发现，他给我的留言也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我期待的是“我最最好的朋友……”。

所以你看，友谊的小船是多么的不平衡，说翻就翻。原来自己在乎的并不仅仅是友谊，用《让子弹飞》里的那句话：“公平、公平，还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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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盛写过一句歌词：“旧爱的誓言像极了一个巴掌，每当你记起一句就挨一个耳光”，虽然是在说爱情，但放在友谊，也无不可。

张爱玲在上海风光时，炎樱的心里阴影面积不小：“你不知道现在同爱玲一块出去有多讨厌……一群小女学生跟在后面唱着‘张爱玲！张爱玲！’”

张爱玲到了美国，一时穷困潦倒，而炎樱越活越潇洒，有很多追求者，一点也不体会张爱玲的这种心情。

（这张张爱玲最著名的照片摄于1954年。30年后张爱玲在洛杉矶搬家，理行李时看到这张照片，不禁自题：“怅望卅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炎樱在某封信的开头说：“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使得你不再理我。”看上去是想要挽回友谊，可是她紧接着就开始夸耀自己有多钱，有多少人追。曾经收到的心里阴影，现在如数奉还。

境遇的转换，使得敏感的张爱玲更敏感，而炎樱年轻时的可爱直率，现在便成了浅薄虚荣，二十多年的友谊也走到了尽头。

（1961年，在三藩市家里，能剧面具下）

张爱玲与炎樱并非特例，大 部分人的第一段友谊都是源于同学关系，心理学称之为“接近性” ，为什么“接近性”在友谊关系中如此重要？

心理学分析认为：“接近性”能提升交往的预期成功率，比如说，我们不喜欢高攀隔壁班的校花，而更愿意选择同宿舍的女生。因为我们是普通人，不是古龙小说里视朋友为生命的人，我们都愿意付出精力，去维系一段成功率更高的关系。

我们终于明白，大部分友谊的本质是“不能遇上此生最爱的人，只能喜欢身边最近的人”。

人生就像公共汽车，我们不在同一站上， 不在同一站下，只是碰巧坐在一起。当我们有同样的经历，感受着同样的喜乐时，我们以为，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于是，我们逛同样的街，口红的颜色越来越接近，彼此适应对方的口味。 我们在寻找彼此的共同点时，我们以为，这就是友谊。

那个满口答应做你未来伴娘的人，后来，结婚了你都不知道，也许只是因为你太高或太低，融不进她现在的任何一个圈子，只能装作全无此事。

那个分给你烟抽教你如何撩妹的兄弟，不知从何时开始，见面只能用往事下酒，朋友圈动态下的评论写了又删，全无当初的口无遮拦，最后只能淡淡点赞，只因眼界不同，再无共同话题。

张爱玲说：“如果老朋友再会晤的时候忽然不投机起来，那是以前未分开的时候，已经有了某些使人觉得不安的缺点，已经有了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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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有一位社会学家根据调查得到一个数据：人的一生中平均拥有64个朋友，其中有一半是学校里认识的，而29岁是我们朋友最多的年纪。 也就是说，我们用了29年时间交的很多朋友，在29岁以后，又渐渐淡出我们的世界。

说是淡忘，其实又何曾能忘？偶然有一天，看到大街上勾肩搭背的女生，我们还是会想起从前那个和自己交换日记的她。

把友谊看成一种社会关系，它自然逃不了人生成长的变迁；但如果把友谊看成一种纯粹的个人感觉，它又是一种超越时间的稳定的情感。

没有一段友谊是理所应当的，唯有记住曾经拥有的时光。纵然形同陌路的老朋友，都会在我们心中留下一个永远无法取代的位置。

就像那句话： 再牛逼的时刻，也不能取代曾经一起傻逼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