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山水文化的审美特征和类型

　人们与大自然精神关系及其产物——山水文化的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自然崇拜——宗教与审美——审美与科学

　　一、自然崇拜人类社会最初阶段,有如幼儿一般,只知向母亲——大自然索取食物以满足自己的生理需求,除对大自然恩赐的感谢和威慑的恐惧并未产生更多的感情和精神关系

　　二、宗教与审美秦统一中国以后,国家统一,交通便利,人们的地理视野扩大了至汉代,中国产生道教,传入了佛教,宗教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逐渐产生影响道教认为名山是神仙之居所,故上山修炼,以求成仙得道佛教则要求信徒彻底转变自己的世俗欲望,通过苦修以求解脱出于教义和修身养性,他们把名山胜境作为超脱尘俗的“佛国仙山”,进行宗教活动的理想场所道教和佛教虽与自然神崇拜有许多联系,但它们之间有着很大的区别,即宗教是崇拜人神鬼神,而自然崇拜是崇拜自然神“天下名山僧占多”,他们占名山胜境,只是借助于自然环境,推行宗教,不是崇拜自然山神和水神

　　人与自然的精神关系,经魏晋南北朝三个半世纪的发展,完成了从自然崇拜到宗教与审美的转变,并产生了崭新的山水美学、山水文学、山水绘画以及渗透在名山大川之中以寺庙宫观为主的人文景观文化风景区的拓展也沿宗教审美的道路而展开士族豪富进而把自然山水引入自己的居住环境,营造山水园林,以随时享有大自然之美

　　三、审美与科学清末以后,帝国主义入侵,社会动荡,战争频繁,风景文化趋于衰微然而,现代自然科学的传入和在我国的兴起,却给风景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对于自然山水成因规律的科学探索,虽然早有不少科学家作出过卓越的贡献,如宋代沈括,考察雁荡山风景地貌的成因,认为是流水对地形的侵蚀作用形成的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前后用三十年时间,遍历中国名山大川,不仅洞察山川的美学特征,而且探索其成因,尤其对岩溶地貌的考察研究,都走在世界前列但是用现代自然科学来研究名山大川的自然景观,还是开创于本世纪之初,而全面广泛的研究风景区的自然科学,如地质、地貌、植被、野生生物、水文气候、生态等科学,则是二、三十年代以后,尤其是解放后的事据笔者对全国大多数传统风景区考察来看,其自然景观的典型性,多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山水观认为具有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今天从自然科学观点来看,也往往具有其科学价值所以这些风景区,不仅是审美对象,而且也是科学研究对象,也是了解地球演变,沧海桑田的天然博物馆、是进行自然科学普及教育的课堂从而使人与自然的精神关系进入新的美学和科学时代

中国山水文化形成的原因及对旅游的影响

正是在中国文化的“自然观”的影响下，也正是在关于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的认识中，中国古代自然山水美学理论出现了以下值得注意的观点：

一是提出了“以天地为师”、“以自然为师”、“以造化为师”、“以山川为师”的口号。早在刘宋时代，刘勰就提出了“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文心雕龙·物色》）强调了自然山水对于触发人们艺术创作兴致的重要意义。唐宋以后，随着山水诗、山水画的兴盛，这种以天地、山川为师的山水美学理论理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唱和：唐代的张璪提出了“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宋代有郭熙提出的“身即山川而取之”，到了明代，有王履提出的“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有董其昌提出的“以天地为师”、“以造物为师”，有袁宏道提出的“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这些说法的一个共同思想，就是反对艺术创作摹拟古人，为绳墨法度所束缚，而强调从即目所见的眼前自然景象的审美感受出发，表现生动、具体、真实的山水自然世界。宋人包恢的一段论山水之“真”的话，就深刻揭示了这一思想：

永嘉赤城之台、雁，古剡会稽之岩壑，钱塘武林之湖山，天下山水之佳处也。非身亲履、目亲见安能知其真实？若直坐想而卧游，是犹观画图于纸上尔。然真实岂易知者？要必知仁智、合内外，乃不徒得其粗迹形似，当并与精神意趣而得。境触其目，情动于中，或叹或歌，或兴或赋，一取而寓之于诗，则诗亦如之，是曰真实。（《书吴伯成游山诗后》）

在中国美学上，“真”与自然相通。包恢在这里所强调的“身亲履、目亲见”，就是要求艺术家从活生生的自然现象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的概念、传统的教条、书本上的法则出发。把这种山水美学观引发、扩展开来，就要求作家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抒写真实的自然、社会、人生世界。诗人陆游在《题庐陵萧彦毓秀才诗卷后》中就写到：“法不孤生自古同，痴人乃欲镂虚空。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金代诗论家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也说：“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萦总非真”。对这些观点，我们过去仅以“唯物主义观点”来概括，实际上远远未能把握中国古代美学的文化特点。中国古代的这些山水美学观点，不仅仅具有起源论意义，更重要的是揭示了艺术创造过程中审美感受的心理机制，强调了自然、真实的艺术世界的重要性。它是我们民族崇尚自然的审美趣味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是自然山水的艺术美中，强调得其神似。艺术家之师法山川、造化、自然，并非机械地、刻板地、了无生机地摹写自然山水，而是要表现出山水的天然生机和精神意趣。晋宋时期的山水文学模山范水，“巧言切状，如印之印泥”、“曲写毫芥”（《文心雕龙·物色》）虽以自然山水为表现对象，但却与中国古代所崇尚的自然美不相凑合。包恢在强调“身亲履、目亲见”的同时，同样要求“不徒得其粗迹形似，当并与精神意趣而得”。这一山水的“精神意趣”，就是司空图所说的“离形得似”。司空图非常形象地显示给我们：“如觅水影，如写阳春。风云变态，花草精神。海之波澜，山之嶙峋”。（《二十四诗品·形容》）可见神似虽不离形似，但却高于形似。

禅，是一个非常具有东方智慧的词，很难用确切地语言表示其全部含义。其大概的意思就是用心灵感悟到玄机和意境。

禅，不是简单的大道理，而是一种境界。

禅的概念来自于佛教禅宗，但是禅的意境又不局限于佛教。

对于禅的实质，禅宗祖师伽叶行者“拈花微笑”的故事让人觉得玄机重重，深不可测，而六祖惠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又显得过于超脱，令寻常人抓不住要领。

那么“禅”到底是什么？人们又如何通过建筑实体和空间来塑造“禅”、领悟“禅”？

1、中国园林的意境

中国是禅宗真正发扬光大的地方，也是禅的理念孕育成熟的地方，禅的空间和意境当然也就存在于中国的建筑空间中，那么，它在那里呢？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禅宗的发展。

禅宗起源于印度，在中国则兴起于唐代，禅僧又称禅师，有许多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们和当时的许多文化人往来密切，相互影响颇多。他们在经常在一起用诗文比试智慧、切磋禅机，被称为“斗机锋”。

禅宗自五祖弘忍之后，分化为渐悟和顿悟两支，经七祖神会的力争，顿悟一派最终占了上风，神会的师父慧能被追认为六祖，《六祖坛经》成为传世经典。神会是一位长寿的高僧，他与杜甫、王维等文人交往很多，杜甫写下过“门求七祖禅”的诗句，王维则亲自为六祖慧能写过碑铭，柳宗元、刘禹锡等也都为慧能写过纪念文章。在众多的诗作大家中，王维、孟浩然尤其以山水诗文为专长，有“山水诗人”的美称。诸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孟浩然）这样的诗句都是语言、画面、禅趣和情感的完美结合，简直让人无法分辨所谓诗与画的区别。寥寥几字已经把构图、线条、色彩乃至意境全部包括了进去。前句色彩浓烈、壮丽至极，后句素墨清淡、宁静致远，都称得上山水诗的经典之作。王维不但与禅僧交往最多，还把对禅机意境的理解直接运用于园林建设上，成为中国山水园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造园家，将山水画、山水诗文和山水园林三者的意境有机地塑造为一个整体，直接促成了文人园林“诗情画意”性格的成熟。王维的私人园林——“辋川别业”位于唐长安附近的山岭之中（今陕西蓝田县终南山下），是王维晚年常居的山庄别墅。这里山形起伏、碧波荡漾、林木繁茂、鸟语花香，经过王维对自然山水景致进行的充分挖掘，营造出二十多个如画的景区。他的《鹿柴》系列就是专门用来给自己的园林画龙点睛、激发禅意的。象“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影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等，都是情景交融、禅意深远的千古绝句。

园林，是一种人造自然环境，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培养和创造出来的一种环境艺术形式。园林与建筑都是人造环境，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建筑本质上说是阻挡自然侵害的“遮避体”，而园林则是人向往与自然亲近的“交往处”。人类生长于自然，一切活动都是围绕着与自然交往这个主题展开的。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经常离开自己的住所，走向大自然。园林就是自然界的美丽经过人的头脑折射出来的“理想环境”。园林当中不但有描摹于大自然的山水花鸟等“硬件”，还有物化成景的人的思想、情趣、品格等“软件”，园林是中国人心中真正的理想国。与通常所说的建筑艺术相比，园林艺术所涉及的空间范围更大，构成因素更多，表现形式也更自由。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源远流长，上自原始社会，下至封建社会解体，逐渐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独特的艺术成就。它的影响还波及海外，公元6世纪传到朝鲜、日本，公元18世纪传至欧洲，使欧洲人领略到与其规整式园林完全不同的东方造园艺术，在欧洲宫廷掀起了一股“中国园林热”。

我国的传统园林艺术作为一个体系而言，直到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一方面，古代为皇室贵族享用的园林今天正在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并点缀和美化着今天的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当代“山水城市”概念的提出为“城市--建筑--园林”三位一体的的人居环境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今天的城市公园、郊野风景园以及名山大川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人民群众游览休憩的好去处，它们的选址、营建和整修都要吸取传统园林艺术的营养。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与传统绘画、散文、诗词等姊妹艺术有着不可割断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它们，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我国传统艺术的思想内涵。这对于我们在提高自身艺术修养的同时，树立扬弃传统的自觉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园林艺术的起源

园林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社会人类的种植业和畜牧业。在此之前，人类靠采集和游猎为生，追逐水草，居无定所。种植和畜牧促成了人类的定居，食物来源有了保证，生活相对比较安定。园、圃、囿、苑等形成了“人工自然”的最初形式，开始了园林艺术的萌芽。园林，本质上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界的一种亲和态度。尽管在自然界的面前人们还显得比较软弱，但他们在对自然界敬畏之余，又是多么迷恋于温饱之后的几分安逸、收获之时的几许陶醉啊。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类拥有了自己的田园和牧场。这片由人经营的半自然化的地段，就是园林最早的雏形。自然界毕竟是人类生息繁衍不可脱离的环境，它虽有暴虐可怕的一面，同时也经常显现出风和日丽的温和的一面。在我们的先祖看来，似乎自然也有它自己的灵魂，也有它自己的喜怒哀乐，这种种的情感都表现在自然现象中。将自然拟人化从始至终都是我们先祖不变的思想基础，园林艺术的构思准则也正基于此。

最早的园林是什么样子，现在尚无确切的实物证据，但可以想象其中的场景：人们在苑囿中一方面从事生产活动，一方面也进行狩猎比赛、郊游野宴等娱乐活动。它既带有浓重的现世功利色彩，又充满了野性激情的浪漫情调，不象后世的园林基本脱离生产劳动而仅具纯粹游赏性质。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构成

在宏观层次上，园林艺术强调总体设计和对环境气氛的统一把握，在微观层次上它又注重细节的经营，强调以一景一物发人深省，引发情感。所以，无论水池潭沼、山石草木、建筑空间、诗画楹联，都是园林艺术的构成要素。

l 山水

山水是园林的基本要素，是人工自然的直接体现。在中国，不论大江南北，不分大园小圃，山水都是园中必不可少的构成内容。构筑山脉奇峰的意象，描摹河渠池沼的韵味，为园林景致的塑造搭出了基本的平台。在勾勒自然面貌的同时，还应注重提取和表现出山水的人文气质，作到“不以山水为忘”，“托自然以图志”。

在园林中造山的办法有堆土和叠石。山石，俗称“假山”，在形式上虽是对自然山石的模仿，但绝不能局限于形态的追求。叠山讲究形神兼备，以少许石头便能将自然景象概括出来。“峦峰秀而古”，“蹊径盘且长”，“峭壁贵于直立，悬崖使其后坚”。因此，山则“重岩复岭”，谷则“深溪堑壑”、“绝岭悬坡”，路则“崎岖石路，似雍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高、低、曲、直、阻、通，以及路边叠石的峥嵘嶙峋，都要讲究章法，总体感觉是追求山林野趣之意味。除神态精准而外，还须将园主的思想品格、意趣追求融会进去，才可称为上品。要追求“片山有致，寸石生情”。独立的叠石往往是园林中的点题之作，用以点明不同的园景并引发不同的情绪，堪称绝妙。郭熙（宋·画家）有诗描述四时的叠石：“春山艳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林泉高致》）。有的园林是以叠石出名的。这些奇石具有高度的形式美感，其造型清瘦挺峻，不以体积取胜，而要求线条清晰，褶皱明显，上大下小，有飞舞飘荡的动感。恰似站于广川之上的墨客侠士，袖带当风，气度非凡。通常所说的“透、露、瘦、皱”大致就是这类奇石的形式特征。实例如上海豫园园中的“玉玲珑”、苏州留园冠云楼前的“冠云峰”、北京颐和园乐寿堂前的“青芝岫”等。

水面与山石一样，是园林中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水面不在大小，关键是将自然景致的意味表达出来。水与山相比，属于“活性元素”，利用不同的形态处理，既可表现博大壮阔，又能流露含蓄柔情。郭熙指出：“水，活物也，其形欲深静，欲柔滑，欲汪洋，欲回环，欲肥腻，欲喷薄，……”，描述了水体可以塑造的多种情态。理水讲究聚分有致，既要有湖面池泽，也不可忽略小河渠沟，还可结合地势落差巧妙安排瀑布落水。在感觉上，应充分展示水体的活性，强调源头深远，尽端无限，注意利用曲流，“泉水纡徐如浪峭”。较大园林的水池，则通过“曲沼环堂”的处理，使有限水面不能一眼望尽。突出水体的自然之美是理水的重要原则，绝对不能出现死水淤流的情况。

l 花木

花木是构成自然景致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花木随四季而变化，最显自然界循环变化的本质，发人思考。花木色泽丰富，形体优美，是塑造园林自然灵性的绝好素材，故最为造园者所推崇。花木绿化讲究与环境结合，平地是“高林巨树”，绿化成为景色的主角；山崖处“悬葛垂萝”，绿化作为山石的点缀；脚下则是“烟花露草，散满阶墀”，使花草从台阶的缝隙里钻出头来，尽显野趣，十分别致。

园景以花木为主题的非常多，从楹联题名便可看出，如古木交柯、万壑松风、青风绿屿、梨花伴月、曲水荷香、金莲映日等等。园中的建筑也经常因花木景致而得名，象苏州拙政园中的枇杷园、玉兰堂、远香堂、海棠春坞，网师园中的小山丛桂轩、看松读画轩、竹外一枝轩，沧浪亭中的翠玲珑等，以题名与景致呼应，借以调动游人访客的观景情绪。

花木还可塑造动态景致。如与风结合可以有疾风劲草，与雨结合可有雨打芭蕉、残荷听雨，与光结合可有竹影映墙、月动影移。有诗云“风篁类长笛，流水当琴鸣”，描写的就是园主在水边倾听风来竹和的大自然的奏鸣曲。在这些景致当中，人们可以充分领略到花木的动态和天籁之声，与观赏者的心绪相结合，便产生了思想深处的沟通，带有了借景抒怀、托物言志的意味。

因花木的香气而成景的也不胜枚举。闻木樨香（留园）、远香益清（拙政园）、闻妙香室（沧浪亭）等。“花气袭人知骤暖”（陆游）、“灯影照无睡，心清闻妙香”（杜甫），园中有了花木，就显得生气盎然了。

除了植物配制而外，园林中也很注重动物的选择，利用不同的动物强调不同的主题和意境。

l 建筑

园林中的建筑有景观（客体）与观景（主体）的双重作用，其选址讲究“庭起半丘半壑，听以目达心想”。园林建筑种类极多，楼榭亭台，馆堂塔斋，造型多样，组合灵活。或依山傍水，或凭崖跨壑，或舒缓绵延，或挺拔高耸，不拘一格，以与景致的有机结合为原则。

皇家园林中的建筑规模较大，有明确的主从关系，布局上比较强调中轴对称，标志性建筑较为突出，如颐和园佛香阁、北海白塔都起到统率全园的作用。私家园林建筑较小，布局不求规整严格，轴线曲折，不易觉察，布局活泼自然，建筑物之间多以对景关系互相衬托，一统全局的标志性建筑不明显。

以地域而论，北方的园林建筑较为朴拙大度，色彩较浓重，明暗对比较强烈；南方园林建筑显得小巧玲珑，用色较淡雅，明暗对比不甚强烈。

l 书画

自文人山水园产生之初，诗画与园林就结成了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这使得传统园林本身就是绝妙的形象诗文、立体书画。造园名家计成、文学家曹雪芹都曾以“天然图画”来比喻园林，这是因为古典园林追求的意境与诗情画意完全吻合。现代教育家叶圣陶一语说中关键，“（古典园林的）设计者和匠师们的一致追求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拙政诸园寄深眷》，百科知识，1979年第4期，第58页）。

在古典园林当中，善以书画楹联等来点明景致的主题，用书画为园景画龙点睛，使书画的意趣与园林空间气氛相得益彰。置身于传统园林当中，书画楹联随处可见，俯拾皆是，佳作不胜枚举。“秋月春风常得句，山容水态自成图”，点明了书画与园林完美的结合关系。

中国传统园林艺术的特征

l 虽由人作，宛自天开

与西方造园艺术强调对称规整、突出人工痕迹的做法不同，中国传统园林崇尚表现自然美。表现自然美的目的，在于通过人的审美体验，达到心灵的平和。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表达了中国人自古而来的“天人合一”的基本思想。

在园林艺术中追求和表现自然美的倾向，主要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确立的。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化。国家的兴亡与时局的动荡迫使文人士大夫浪迹于山林、以图超脱尘世的黑暗。国家政治的颓败反而给文学艺术的发展创造出契机，回避世事的生活态度使文人的目光专注于山林。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着力表现自然山水的美学特征，在园林艺术的塑造上也就自觉地以坚持“自然而然”为己任。这样，园林艺术开始从皇家园林的十足的贵族享乐气氛中慢慢解脱出来，走向新的艺术道路。

传统园林艺术的这一进步，得益于文学家、艺术家在山水美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他们通过对自然界细致入微的观察取得体会，在文学作品中反复推敲这种感受，从而使山水美学理论的研究逐渐深入透彻。“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顾恺之），“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弱川驰文鲂，闲谷矫鸣鸥”（陶渊明），“白云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沉浮。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左思），这些魏晋文学家的山水诗文为文人园林的兴起发出了先声。提炼自然、升华自然、山水为本逐渐成为古典园林的主导思想。有这样的思想基础，中国传统园林的表现手法便越来越趋向抽象概括、委婉含蓄。比如，在叠山理水的具体处理当中最忌模仿堆砌外观形状，“不徒以形似为能”、“得神似易，得形难”。强调提炼自然景色的精妙之处，加以人工的剪裁、加工、抽象和整理达到神似。同时又不能过分简约，使自然的造型尽失，必须达到一种形式与神韵之间的微妙平衡，“虽由人作，宛自天开”，“形真而圆，神和而全”。

当然，对自然美形神兼备地描摹，最终目的还是在于让园景含蓄地流露出园主的情趣。这就必须把握住自然风景人性化的一面，并与人的品格气质相对照，将自然景观赋予人的品格，才能实现所谓“情景交融”。故此山水美学家的另一杰出贡献在于开发了自然景致人格化的因素，将自然风光拟人化，用写意的手法将这些精练的、典型的审美体验固定下来，使不同个人的情感都有可以在这些审美体验中找到归宿。

l 巧于因借，精于体宜

“景”是园林的灵魂，无论是山水花木，还是建筑书画，都必须组成一定的“景”才有生命力。景致营造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园林的成败。所以，建园伊始，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立意，所谓“七分主人三分匠”，主人的品格情趣起决定作用。规划景观，要注重动态美的塑造。景致固定呆板，则毫无生气。要使景物与人的活动流线密切结合，对人的感官始终保持新鲜的刺激，所谓“移步换景”、“步移景异”。

在一座园林当中，景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区域划分出不同的景致，叫做“分景”。古典园林的精妙之处就在于不但要有丰富的景致，而且还要使这些景致形成良好的搭配关系，该露则露，该遮则遮，该掩则掩。景分近景、远景，为加强景致的纵深感，就必须将远处的景物尽可能的吸纳进来，有时候常常将园外别处的景物“拿”来用，这叫“借景”。借景是造园最重要的手法之一，好的园林都可归为“巧于因借”。借景有远借、近借之分，远借象苏州拙政园借虎丘塔、北京颐和园借玉泉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近借则是将临近的景致纳入到自己的视野内，为园中增色，“一枝红杏出墙来”、“绿杨宜作两家春”。借景往往是相互的，故又引出“对景”一说，即两边的景物互相映衬，互为借景。象苏州留园的涵碧山房与可亭、苏州拙政园中的远香堂与雪香云蔚亭都是互为对景的佳例。

另外，为增加景致的层次，往往用“隔景”的办法。隔景即将景致用隔扇、漏窗、矮墙、栅栏以及植物等相隔开，取得半遮半露的艺术效果的手法。这恰如“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般，使景致增添了朦胧美。与隔景相似的还有“框景”，前面提到的杜甫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正是用门窗将生活画面定格下来的绝好实例。在传统园林中，隔景、框景之法随处可见。

当然，好的景致需要借来增色，不利的因素则应排除在视线之外。故而在借景的同时，也必须注意“障景”。“极目所至，俗则屏之，佳则收之”（《园冶》），就是这个道理。

l 寄情于景、托物言志

古典园林营造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描摹自然美，而是要借助“景”的塑造，达到抒发情怀的效果。所以造景一定要有意境，否则就会流于纯形式的造作。这种意境的取得是全方位的，既有山水花木等硬件要素，也不能少了书画楹联等点题之作。

景致所能激发出的意境也有不同的层次，因人、因时而异也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一般而言，能给人美好的视觉感受只是园景的最基本层次，所谓“物境”；那种能在景致之中运用象征、比喻、比附等手法将人的品德情操、理想志趣、愿望憧憬或者生活哲理、信念等蕴涵进去，并能为人体会的园景，才算达到高的层次，可称为“情景”或“意境”。这种高度的情景交融，在古典园林中有许多范例。

对于园林的创作者来说，寄情于景、托物言志，是最高的追求和目的，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其园如人，使园主与园林达到高度统一，从而也通过园林这一媒介，使园主的心绪与外界自然和宇宙达到和谐。

山水比德学说是早期的山水美学思想。对自然山水的崇拜,孕育了我国早期的美学思想,借山比君子之德,借水比智士仁人,将山和水的某些自然特征和规律性比作仁智者的优良品德,自然山水被人格化。孔子“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比德说,就是基于山水之美与人的品德视为同一美德,彼此可以相比、相视、相互交流,融为一体,赋予无知觉的自然山水某种人的品格。《礼记》君子比德于玉:“望之温润,近之栗理,声近徐而闻

远,折而不挠,阙而不刿,有瑕必示于外是以贵之"。君子比德思想盛行于春秋战国期间,表现出人们从自然界获得美的感受,同时大自然的形象特征又与人的高尚品德相类似。基于“人化自然"的哲理,更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自然山水的热爱。

魏晋时期山水画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创作题材，只是作为人物画的背景出现。这是东晋时期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根据曹植的文学作品创作而成。这幅画虽然是以人物为主的，但我们能从画面中看到大量的山水图案。后来人们用“人大于山，水不溶泛”来形容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这段时间的山水画是作为人物背景出现的。

顾恺之《洛神赋图》

山水画的真正独立，是在唐朝中期前后。随着人们宗教意识的逐渐衰退，人世间真实存在、可摸可触的景和物从神的笼罩中慢慢解放出来，逐渐出现了描绘自然风景的作品。但比起人、牛马来，山水景物作为艺术的主要题材和所达到的成熟水平，要更晚得多。这是因为，人物、牛（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马（战争、行猎、车骑工具，上层人士热爱的对象）显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更明确的地位，与人事关系更为直接，从而首先从宗教艺术中解脱出来。

唐 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

然而审美兴趣由具体人事、仕女牛马转到山水花鸟，是在晚唐时期出现了过渡，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沉溺在声色繁华宫廷生活中，同时又日益陶醉在另一个自然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所以唐代晚期山水画出现了南北二宗。北宗是以李思训、李昭道父子为代表的青绿着色山水，南宗是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

唐 李昭道《明皇幸蜀图》

山水画的发展

五代时期，山水画的技法有了飞速发展。很多学国画的人都知道，山水画里讲究一种皴法（表现山石﹑峰峦和树身表皮的技法），这种技巧从古代开始就有了，其中出现最早的斧劈皴和披麻皴在五代已奠定了雏形，而后几百年出现的 其他 皴法都是在这两种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变化形成的。山水被作为生息的环境加以描绘，创立了真实生动的北方峻岭和秀丽婉约的江南山川两大山水画体系。荆浩和关仝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开创了大山大水的构图，善于描写雄伟壮 美的 全景式山水；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则长于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色，体现风雨明晦的变化。

五代 荆浩《匡庐图》

宋代的山水画，发展了多种风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李成，范宽是北宋初期最著名的画家，也是中国山水画发展史上“百代标程”的重要人物。一方面是水墨山水的大发展，开创了北宋山水画的新局面，开大写意山水的先河。有代表性的画家是郭熙、米芾父子。另一方面是青绿山水的表现手法更丰富了，在重彩中讲究笔墨技法，提高了青绿山水的表现力。现存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是宋代青绿山水的代表作。赵伯驹、赵伯啸兄弟，继承了青绿巧整一路风格，形成了南宋青绿山水的复兴局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演出的很多节目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那幅缓缓的长卷山水画作品，是根据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的原稿来编排制作的节目。在2008年奥运会那样一个举世瞩目的时刻，以山水画的形式来代表和表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地体现山水画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北宋 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局部》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中。他们虽然不以此为业，但是在绘画的创作实践和理念探讨方面，都有显著的特点和突出的成就，并且自成系统，这就是当时被称为“士人画”，后来被叫做“文人画”的一类。

文人画兴起于北宋初期，苏轼最早提到“文人画”这一概念，其主要特点是主张以抒发作者的主观情趣为目的：取材花鸟竹石、水波烟云、借物寓意、回避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不受程式束缚，在艺术形式上强调诗、书、画、印的结合等。文人画的兴起，促进了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在山水画领域，这种画风在宋之后通过“元四家”的艺术追求和实践，成为画坛的主导。

元代，画家们画山水不再是为了客观地去表现自然、再现自然，而是逐渐转化为主观地表现自己的心境。元代大画家黄公望画《富春山居图》用了四年，这四年间他画画停停，时断时续，不断地思考和探索。这幅画记录了他的困惑与迷惘，他精神世界的起起落落。在四年时间里，他悟出一点，就加一点上去，他画出了自己的人生理想，画出了心态的变化以及对艺术的感悟。

元 黄公望 《富春山居图》

山水画的传承

文人画讲求"抒写胸中逸气"的笔墨情趣，成为南宋以来中国绘画主流，直至20世纪，写意传统更使画坛出现了"人人白石，家家昌硕"的局面。面对这种越走越窄的格局，许多重要大家都开始反思，有的向西方取经，也有的积极回溯宋元传统，从晋唐五代北宋的"大手笔"经典中吸取营养，终于成就辉煌气象，取得新的艺术成就，如张大千，谢稚柳，吴湖帆，以及当代的宋元山水大家刘彦水老师。

刘彦水的山水，汲取宋元山水的精华，采取满构图的形式，场景繁复，林木幽深，密密层层，气象雄厚。采用工笔写意技法，强调笔墨，形象严谨周密而不刻板，远看是工笔，细观是写意，骨法用笔，形象真实。山水画中的丘壑特点尤为突出，重峦叠嶂，千岩万壑，意境深远，自然和谐。

刘彦水《艳阳秋深》

刘彦水作画，多采用不渗水、不洇墨的熟宣纸或细绢，这种材料的选择，更能发挥造型性笔墨对形象的具体描绘，特别能表现笔势的纵横生动，也能控制墨色的五彩纷披，使得画面上的每一笔均极具骨气风神，层层叠加，笔墨层次丰富而不显淤腻，达到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刘彦水《高逸图》

在笔墨技法上，画家也以开放的心灵，学习古今大家的各种笔法，由五代的荆浩、关仝，北宋范宽、郭熙，元王蒙，明董其昌，清石溪等等，均溶汇其中，且不拘泥于一家，而是笔到墨随，完全让笔墨为形象服务，以表现造型效果为笔墨创作的自的，走出了过度讲求笔精墨妙的"墨趣"习气，表现了年轻画家的艺术胆识和创作思维。

刘彦水《山居青峰》

刘彦水山水画，最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幅作品，在意境上都表现出一种拥抱自然的和谐精神。这种人和自然的和谐精神，正是晋唐宋元画家"超然物外"、"林泉高致"的精神体现，这点和明清以降、特别是西学东渐以来，许多画家强调人与社会冲突的"不和谐"倾向，有着根本的不同。

在工业化时代，以自我表现，尽情发泄来刺砭社会的不公，是一种具一定社会功能的艺术表现手法。然而，以深静平淡，纯朴天真的艺术意境，让生活在快速节奏世界的人们，能在自然和谐的艺术情境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其实更是一种人性与生活价值的升华。刘彦水的山水世界，正是艺术家以生命印证自然美感的体验和体现。

在中国画当前仍论争应该如何持续发展的迷茫时刻，刘彦水重新发掘"大手笔"风格的山水美学，其实正打开了一道充满生机的大门，他的用心、努力、成就，是十分值得我们肯定和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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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九藏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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