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铸钱的两汉私铸史

两汉时期货币的铸造，除了西汉早期有过短暂的放民铸钱以外，一向都是由官府控制的。其情形大致是：西汉在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以前，中央政府由少府进行管理，具体的铸造则由中央和地方郡国兼行（在不同的时期其情况并不一致）。武帝元鼎四年以后，改由水衡都尉属下之上林三官进行统一的管理与铸造，铸钱工场也集中在都城长安及其附近。王莽时期有所改变，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遣谏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①。东汉时期货币的铸造与管理机构是彼此分离的，中央进行宏观管理的是太尉属下的金曹，具体的铸造则是由地方郡县加以实施。②西汉早期短暂的放民铸钱，共有两次。《汉书·食货志下》载：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黄金一斤。而不轨逐利之民畜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税租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子孙亦不得为官吏。孝文五年，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西汉第二次盗铸货币的浪潮发生在武帝时期。《史记·平准书》载：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钱造币以赡用，而摧浮*并兼之徒。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自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里取镕，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白选”，直三千；二日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文如其重。盗铸诸金钱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犯者众，吏不能尽诛取。

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县官衣食振业，用度不足，请收银锡造白金及皮币以足用。”可知铸“白金三品”是在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不过关于三铢钱的铸行年代，学术界却还颇有争议。《汉书·武帝纪》载：“（武帝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铢钱。”《史记·平准书》在上述这段文献中，对于铸行三铢钱的时间叙述得比较模糊。后代学者根据其文意，有推测其铸于元狩四年的①，也有将其系于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的。②还有的学者兼采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及元狩四年两说，认为三铢钱曾两兴两废。③这一时期盗铸活动的内容，在大半时候无疑包括了铜钱以及银锡合金的“白金三品”两个方面，但是以盗铸“白金三品”为主。活动的后期，则可能主要是针对赤侧五铢的盗铸，因为一方面赤侧五铢一枚可当郡国五铢五枚用，另一方面此时白金已贱，并逐渐被废弃不用。据《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

“白金三品”近年来有所发现，根据出土实物，圆形龙纹币重约120克左右，正好约合汉代八两；方形马纹币重约20克左右，椭圆形龟纹币重约15克左右。据取样分析，其成分包括银、锡、铜、铅等。④汉代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据《汉书·食货志下》所载：“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这是王莽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进行第三次币制改革时，所制定的银钱价格之比，这个比率是相对于重约1克左右的“小泉值一”而言的。也就是说，作为汉代上品银的朱提银，每八两也不过值“小泉值一”一千五百八十枚，普通银每八两仅值一千。而武帝所造的“白金三品”，第一等的所谓“白选”重也不过八两，而且并非纯银，是银与锡的合金，只是因为铸出了龙形的纹饰，其法定价值却能达到三千枚每枚重约2—2．6克的三铢钱。也就难怪会引起不法之徒的觊觎，以致“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了。《史记·平准书》所言“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这里的“后五年”，如果是以“白金三品”的始铸年份元狩四年开始计算，则是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如果是以五铢钱的始铸年份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计算，则是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但是不管是元鼎三年还是元鼎四年，“白金三品”都应当已经被废止了。①《史记·平准书》载：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官赤侧，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为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上林三官铸。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

武帝铸赤侧五铢钱发生在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正因为一枚官铸的赤仄五铢钱要当普通郡国所铸五铢钱五枚来使用，而赤仄五铢未必就比郡国五铢重，因而当然会引起民间的疯狂盗铸。而当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悉禁郡国毋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之后，因为已无暴利可图，于是“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②此外，武帝之所以会在这个时候大赦因私铸货币而获罪者，当与此时白金已废，而民间盗铸钱币的现象也已经很少有很大关系。①“白金三品”废止的时间，《西汉会要》说是在元鼎二年，彭信威先生认为是在元狩六年（《中国货币史》第167页）。不过从《史记·平准书》的文义来分析，元鼎三年可能更接近于事实。因为对“白金稍贱”的叙述是紧接在铸行赤侧五铢之后的，接下来又说“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因此应当是元鼎三年。 西汉第三次大规模盗铸货币的风潮出现在王莽时期。《汉书·王莽传上》：（居摄二年）五月，更造货：错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钱，一直五十，与五铢钱并行。民多盗铸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然卒不与直。

《汉书·王莽传中》：（始建国二年）盗铸钱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入为奴婢。吏民出入，持布钱以副符传，不持者，厨传勿舍，关津苛留。公卿皆持以入宫殿门，欲以重而行之。《汉书·王莽传下》：（地皇二年）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其男子槛车，儿女子步，以铁锁琅当其颈，传诣钟官，以十万数。到者易其夫妇，愁苦死者什六七。又《汉书·食货志下》记同一事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告，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王莽时期的币制，大约是中国历史上除了清代咸丰朝以外，最为复杂的。王莽时期一共进行过四次币制改革，几乎每一次都伴随有虚值的大面额货币。第一次币制改革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铸“一刀平五千”、“契刀五百”、“大泉五十”与汉五铢并行。“一刀平五千”重约30克，“契刀五百”重约16—18克，“大泉五十”重约7—12克，却分别要当重约35克的汉五铢五千枚、五百枚及五十枚用。第二次币制改革是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保留此前的“大泉五十”，另铸“小泉值一”，两品并行。“小泉值一”重约06—12克。第三次币制改革是在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最为复杂。史称“凡宝货五物，六名，二十八品”。①即金、银、龟、贝、钱、布货，其中钱货分六等，由当一至当五十。布货十等，由当百至当千。最后一次币制改革发生在地皇元年（公元20年），废除此前铸行的所有货币，另铸“货泉”、“货布”两品，其中“货布”一当“货泉”二十五枚使用，而重量仅为其数倍。因此，在成百乃至上千倍的高额利润的刺激下，尽管王莽课以重刑，“重其法，一家铸钱，五家坐之，没人为奴婢”。但仍然阻止不了盗铸者的洪流，人们不惜梃而走险，以致因犯铸钱而被没入为官奴婢者“以十万数”。 东汉时期货币的私铸情况似乎并不严重，除了居延汉简中，有光武帝建武初年官府下达的禁止私铸的禁令外，东汉时期的文献中基本上不见有关于私铸货币的记载。而居延汉简中有关东汉初年的这种私铸活动，无疑还是继王莽时期的余绪而已。推测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其一，东汉自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年）恢复铸行五铢钱以后，币制一直非常稳定，没有出现过大面额的虚值货币，因而没有形成强烈的外部刺激。桓帝时虽然有人提出铸大钱的建议，但并未得到实施②。直到东汉末的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才“坏五铢钱，更铸小钱”。③但此时已是遍地烽烟，战火四起，恐怕人们已无暇去顾及私铸的事了。加上“又钱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④大约愿意盗铸的人也不会多。而且董卓所铸的小钱，能影响的地区大约主要是在洛阳一带。所以即便有盗铸的现象，也只会局限在洛阳地区，不能造成太大的影响。

其二，东汉政府对于货币的态度常常不是太重视。章帝时，有尚书张林封钱之议，而且得到了短暂的实施；⑤桓帝时，又有刘陶的罢铸钱之奏，也得到了桓帝的首肯，以致“帝竞不铸钱”。⑥尽管在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当中，钱币的流通和使用基本上还是正常的，这从东汉时期的墓葬中大多随葬有钱币即可得到证明。张南先生对此也有比较详细的论述。①但是上述奏议能够得到支持，并或长或短得以付诸实施，至少也反映了一定的思潮。

其三，东汉时期的货币铸造，中央只是作宏观调控，具体的铸造是由地方郡县来实施的。

其四，《后汉书》中没有食货志的内容，因此，有关东汉一朝的货币经济状况反映得并不充分。

综上所述，西汉时期看似疯狂的盗铸活动，实际主要集中在武帝和王莽时期，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两个时期的币制都非常的不稳定，改制频繁，而且多有虚值的大面额货币，为盗铸者提供了牟取暴利的机会。景帝时期的所谓铸“伪黄金”，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属于盗铸范畴，而且其内容与武帝和王莽时期的铜币盗铸也有本质的不同。东汉时期的盗铸活动，则由于种种原因，显得并不严重，但也并不能据此认为东汉时期完全没有私铸现象的存在。

中国古钱币

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或特殊商品）。在货币产生之前，人们之间为获得某种商品，主要通过物物交换的途径，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物物交换的过程太过死板，人们逐步发现市场上有某种商品，或是坚固耐用的青铜器，或是色彩斑斓的陶器，或者其它什么东西是大家愿意接受的，这样这种商品就成了原始实物形态的货币。那么古代哪些东西或者材料成为过货币呢？

贝类货币：贝壳、贝币可以说是我国使用时间最早而且延续时间最长的一种实物货币，直到明朝末期和清朝初期，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还在沿用这种货币。贝壳成为货币的条件有以下几个：第一是本身有实用的功能（如其装饰品的用途）；第二具有天然的单位；第三是坚固耐用；第四是便于携带。尤其是其天然的单位，在熔解金属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具有他独到的天然优势。古代人民使用贝币，多用绳索将它们穿成一串，所以一串也成一单位。贝币最早的货币单位为“朋”，即十枚成一串，两串为一朋。在我国古代的甲骨文中，贝朋两字常连在一起，贝字的意义，和现在的“财”字差不多。至今中国的文字中，许多与货币意义有关的字，象财、贵、贫、贱等等，都是以贝字作为偏旁。

金属货币：（一）青铜工具：自西周到春秋，由于青铜器制作技术不断提高，青铜制作的生产工具大量出现，青铜工具的重要性已经在于作为装饰品用途的贝壳，所以在交换、贸易的过程中，有些生产工具如刀、铲、纱轮就成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发展成为一般等价物。青铜工具取代贝壳成为货币，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用作货币的贝壳实际数量并不多，已不能应付日益增加的市场需要。第二是因为生产工具的实用价值要比仅能用作装饰品的贝壳要大。

（二）青铜货币：从春秋到战国时期，那些青铜制作的工具渐渐演变成为青铜货币，因为把工具当作市场流通的一般等价物，毕竟太过笨重了，交换太不方便。人们开始接受形似工具的青铜货币。战国时期的货币主要有三大体系：布币、刀币、环钱。

布币不是用布制作的货币，那时没有布，而是仿农具铲类演进而成一种金属铸币。最早的布币，完全保留着铲的形状。布币的流通区域非常广泛，春秋时的晋国，战国时的赵、韩、魏等国都使用布币。

刀币一看知是实用的刀演变过来的，是当时的一种渔猎工具。刀币的流通范围没有布币广，偏于东部的齐、燕等国。这是因为古代西部地区的人多以农殖为主，所以用农具为货币。东部地区为近海，河流亦多，人民多从事渔猎生活，所以用刀币为货币。

环钱是圆形的，中间有一圆孔。旧石器时期有过钻孔的石珠，新石器时代有石环、石珠。在我国仰韶古文化遗址上，曾发掘出许多土制、石制的纺轮，都是圆形中间穿孔，和早期的环钱相似，所以，环钱极可能是由纺轮演变而来的。古代的璧就是玉环。环钱大小不等，上面的文字有多有少，它流通的范围比起布币、刀币要小得多，据专家们考证，环钱是秦国早期的货币。

刀币、布币、环钱都是有形的金属货币，信形货币最初是减其重量而存其形态，到后来则改变形态而仅存其名，这类货币是从贝币等自然形态货币向金属铸币过渡的一种倾向体系。在我国，它们的出现，具有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

（三）秦半两钱：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秦国的币制推行于全国，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为镒，即二十两，以铜钱为下币，即“半两”钱。黄金之所以为上币，是限于大数目的支付，如帝王的赏赐。而日常的民间交易，则用“半两”钱，秦代“半两”钱的出现，标志着中国金属货币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重量名称和货币名称统一的记重货币。

（四）汉代五铢钱：汉王朝建立以后，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开始铸五铢钱。一直到隋灭唐兴，五铢钱才消亡。五铢钱是中国历史上使用得最久、最成功的一种钱币。就其重量来说，五铢钱是标准货币，即使在唐武德四年宣布停止五铢的使用后，新钱的重量仍以五铢为标准。

（五）唐代开元通宝：《旧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钱”从此成为重量单位，十钱一两的进位制由此诞生了。“开元”通宝常让我们望文生义，认为唐太宗开元年间铸造，其实“开元”的意思是“开创新纪元”的意思；“通宝”是“在国内通行宝货”的意思。开元通宝钱的问世，结束了自西汉以来延续七百余年以重量五铢命名铸币的传统，开创了通宝、元宝钱体系，自唐朝起，钱币就不再以重量为名称了，而改称“宝”，或通宝、或元宝、或重宝、或其他什么宝。自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钱起，至1916年“洪宪通宝”止，通宝、元宝钱体系沿用了近一千三百年，其生命力之长久，在世界货币史上罕见。

（六）明朝白银成为法定货币。随着商品经济的恢复和高涨，加上明中后期以来巨额贸易顺差，海外白银大量流入，白银的使用日益广泛，成为主要的法定货币，形成了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钱、银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银铸币有银两和银元两种。我国长期使用银两，属称量货币，有银饼、银锭、银元宝和零碎银子等各种形制，使用时要看成色、称重量。海外流入的白银多为银元，价值稳定，受到沿海各省商人的欢迎和广泛使用。鸦片战争后，各省纷纷铸造龙洋——带龙图案的银元。白银价格适中而稳定，它的广泛使用便利了商品贸易，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积聚。

纸币：北宋初年，商品经济有了较大发展，贸易也随之增加，“每一交易，动即十万”，这样货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当时市场上流行的货币是铜钱、白银和铁钱，个别地区还盛行铁钱，由于铁钱非常笨重（大的一千个钱重二十五斤，中等的也有十三斤），携带使用极不方便，严重影响了货币的流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宋真宗初年，四川成都的十六家富商联合印发了一种比金属币携带方便的纸币——“交子”。“交子”是四川方言，“子”是川语惯用的尾音，“交”是相会、相合的意思，指两张券合起来，就可兑换现钱。它是在一张小纸片上，印上房屋、树木和人物的图画，并作上暗号以防别人仿印：交子的出现代替了铁钱。这是我国使用纸币的开端，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交子既可以在市场上使用，也可以到“交子铺”兑换现钱，新旧交子三年兑换一次。宋仁宗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交子改由政府统一发行，每次发行的数额有限，用铁钱做后备金。宋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改名为“钱引”，用来代替贬值的“交子”。南宋时，交子改称”关子”、“会子”。元朝时更将纸币作为主要货币推行，是中国历史上纸币流通空前兴盛的时期，也是世界上最早推行纯纸币流通的政权。元朝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第一次出现了不兑换的纸币“中统宝钞”，并在元朝长期使用。公元1294年，这种“中统宝钞”传到了波斯，并由波斯传到其他国家。明清时期，纸币仍在发行，但与金属币同时使用，流通不广。到了近代纸币得到了广泛的流通，并逐渐代替了金属币。

由以上可总结出我国古代货币的演变规律如下：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从商朝铜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有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北宋时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林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

中国古代为什么要采用铜来制钱

(2009-11-20 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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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古代钱币

在我们欣赏钱币的时候,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便是钱币的色泽、其次是形状和钱面上的文字、纹饰或图案，及至拿到手中，又掂量出钱币的大小、轻重和光滑、粗糙与否的手感，这些直观的感受直接形成了我们对钱币的审美判断。清朝古钱学家翁树培说他研究钱币的时候，“辩之于其字、于其形、于其色、于其质、于其声；兼此五者，而精审焉”。 可见钱币自身的材质、造型、书法、纹饰以及附着于钱币载体之上的文化，无不带给人们审美的视觉效果和愉悦的心理感受。

铜制钱币因其天然本色的材质,在中国钱币的审美意蕴里并不是为着装饰和艺术的目的而产生，但在历史的进程中，其独特的实体形态与历史上的社会思想和审美观念相融合，在承担实用功能之外逐渐成为了历史文化的载体

先秦时期重要的科学技术著作《考工记》开篇就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朴素的工艺观强调“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古代器物设计和工艺生产的理论基础和造物原则。“天时”可以理解为不能违背自然，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安排造物，也可以理解为要适应时代的变化。“地气”则是指客观的自然条件，比如天然资源和地域传统，表现在钱币铸造上，便是各地金属矿藏的多寡。天时、地气的综合形态最终要通过材质的成型才能表达出来。材料的质感、色泽、肌理等效果本身就具有一种美感，根据功能目的，对材料进行选择，再通过加工工艺对材料进行处理。天时、地气、材美便通过工巧而完美地结合成为一体。我国古代钱币的铸造尽量遵循“天时”、“地气”、“材美”的设计观念，因地制宜，将钱币造型艺术同先进的金属冶炼水平和铸造工艺完美地结合起来，铸造了制作精美至今仍为收藏家称道喜爱的美品。

先秦时期，由于真贝数量不够，不能满足流通需要，曾选用仿制贝代替，有石贝、玉贝、骨贝、铜贝等，最后稳定在铜贝上。铜贝的出现，奠定了铜作为古代主要币材的基础。在商周时期，大量青铜用于制造礼器、兵器、农具等，青铜客观上已经成为普遍认同的社会财富，具有取代天然货贝的可能性。这也是我国青铜冶炼技术和铸造工艺发展迅速的必然结果。人们在寻找和加工石料、玉料用来制作石器、玉器的过程中，逐步具备了识别天然铜和铜矿石的选矿经验，而烧制原始陶器的实践又为青铜的冶炼提供了必要的高温和耐火材料。青铜是一种含有铜、锡、铅等元素的合金材料。它的特点是熔点较低，硬度较高，具有较好的铸造性能和机械性能。经过长期冶炼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青铜合金成分性能和用途之间的关系，能够合理地控制铜、锡、铅的配比，熟练掌握了青铜的配比与应用。先秦工艺典籍《考工记》载有当时严格合理的“六齐”配比：“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这种合金比例表明青铜是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可以用来制作任何人们想要的东西：礼器、盛器、兵器、乐器、农具、工具以及装饰用物等。同时，《汉书·律历志》载：“铜为物之至精，不为燥湿寒暑变其节，不为风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 于士君之行，是以用铜也。” 铜具有不易腐蚀、不易变形的优点，因此用铜来制作度量衡器具，以此来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度量衡标准。这表明了古人对铜的喜爱，甚至认为铜的品质有类于君子之德。

我国历代古钱币大多数是以铜合金形式铸造的，因而合金的成份不同，钱币也随之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青铜的颜色会随着锡含量的增加而发生变化，由赤铜色（红铜）经赤**、橙**，最后变为灰白色。又由于古代冶炼技术“天时”和“地气”的差异，因而各时代的钱币铜质不同，各个朝代、各地区铸造的古钱也各不相同，各有特点。

先秦铸币即指春秋战国时期的铸币。这个时期的铸币，一方面受各诸侯国文化渊源和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别的影响，不同的国家铸行不同的钱币；另一方面，由于青铜铸币本身还处在发展阶段，因此，即便是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或者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所铸钱币也不尽相同。青铜铸币只是雏形铸币，同时还兼有装饰物等功用。现有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最早的布币是空首布，最早的刀币是尖首刀，它们也是我国古代最早的担当专门货币职能的青铜铸币。圜钱和蚁鼻钱都是在其后产生的。考古出土证实，空首布和尖首刀都始铸于春秋中期前后。 经过现代科学分析：布币系列，空首布的合金成分的特征含量为：铜62-64%、铅26-28%、锡6-7%，这是一种比较科学的青铜钱的合金组成，与北宋铜钱类似。尖足布的合金成分平均值为：铜44-46%、铅48-50%、锡2-4%。铜铅比为105，尖足布的含铅量如此之高，又很轻薄，因而出土品大都腐蚀严重，容易破碎。方足布的合金分布范围大致为：60%＜铜＜80%、10%＜铅＜30%、5%＜锡＜20%。刀币系列，包括针首刀、尖首刀和明刀的燕系刀币的合金成分组成的特征含量为：铜40-42%、铅52-54%、锡0-2%，表现为铜含量低，铅含量高，锡含量变化无常。这类铸币，严格说来，应属于铅（基）铜（合金）币了。齐刀是先秦货币中比较特别的一种，它自始至终在文字、器形大小、风格上基本保持不变，品种相对较少，它的合金特征含量为：铜50-60%、铅42-44%、锡2-4%。齐刀的铅含量普遍较高，有点类似于燕刀的成分，但是跟燕刀不同的是，齐刀的铅含量始终没有超过铜。直刀一般认为是战国时期赵国的货币，它的特征含量为：铜56-58%、铅30-32%、锡2-6%。蚁鼻钱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钱币，蚁鼻钱的合金组成与它出土地区密切相关。出土于湖北的蚁鼻钱，是楚国早中期的货币，此时楚国国力昌盛，境内富产铜锡，所以铸币不仅选料上乘，成色较好，而且铸工讲究，合金的特征含量为：铜66%、铅22-24%、锡6-8%；出土于安徽的蚁鼻钱属于楚国东扩后的铸币，此时楚国经过连年战争，国力空虚，因而铸币质量有所下降，铅含量明显增加，合金的特征含量反映为：铜30-32%、铅56-58%、锡0-2%。圜钱为战国晚期铸币，齐国的賹化钱的合金组成与齐刀的合金组成非常一致，大致为：铜50-60%、铅30-40%，锡3-4%，这说明齐国铸币之规整。秦国的半两和两甾钱的合金组成为：铜74-76%、铅6-8% 和22-24%，锡4-8%。魏国的“垣”字币的含铜量非常高，几乎为纯铜。“明月”为燕国的圜钱，合金组成不同于燕国的明刀，而与半两钱相接近。先秦钱币的铜质主要呈青红色。

秦、汉钱币是在我国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铸造的，钱币的铸造有一套合金标准，即战国秦半两的标准。但是秦末汉初社会动荡，物质基础薄弱，“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不得不“更令民铸钱”。 民间私铸现象严重，因而铸币合金变化较大。秦半两的合金配比为：铜60-80%、铅10-30%、锡8%，《汉书·食货志》的“铜钱质如周钱”的说法还是比较可信的，这里周钱当是指战国秦半两。汉初行“榆荚半两”、“八铢半两”、“五分半两”、“三铢钱”以及“四铢半两”等，钱名与实重不符，币制多变。汉半两初期尽管钱币轻薄如榆荚，但合金成分还是与秦半两基本相同。但在文帝“为钱益多而轻，乃更铸四铢钱，其文为‘半两’。除盗铸钱令，使民放铸” 以后，合金成分变化很大，铜含量高者达90%以上，低者不足50%；还有用纯铅铸钱的；锡含量的变化也异常突出，高者达18%，低者几乎为零。西汉五铢自元狩五年（前118年）铸行开始，至公元6年王莽居摄改制，共铸行120余年。五铢钱含铜量普遍较高，绝大多数在60%以上，且含锡量相对比较稳定，大都在2-5%，含铅量普遍较低，绝大多数在20%以下，但波动较大。总体而言，西汉五铢钱合金组成整体比较稳定。王莽执政期间，数易币制，但研究表明新莽钱的合金组成非常规整划一，合金组成大都集中在铜80-90%、铅5-10%、锡3-6%的范围，多数钱币相当于铜九成、铅锡一成和铜八成、铅锡两成的组成配比。可见，莽钱不仅外观制作精美，合金组成也极其规整，在我国古代的钱币中堪称“不惜铜、不爱工”的典范。东汉五铢的合金组成与西汉大体类似，特征含量为：铜84-86%，铅6-8%，锡2-4%。且东汉五铢同一品种之间及各个不同的品种之间，虽然重量、品相相差很大，但合金组成大体相当，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别。汉代绝大部分钱币的铜色为青白色中微带淡红。

魏晋南北朝时期钱币铸造非常混乱，钱币虽然减重厉害，但是铸币的成色普遍较高，铜含量大都在70%以上，呈铜含量的适量减少和铅锡的配用量逐渐增高的趋势。隋五铢大都制作精好，锈蚀较轻，有的钱因锡的成份大，铜质泛白，称之为白钱； 隋五铢的金属成分中的铜含量稳定在60-70%之间，铅含量在10-20%和20-30%之间，锡含量在6-10%和14-18%之间。

唐初沿用隋五铢，武德四年铸行开元通宝，《新唐书·食货志》曰：“天下炉九十九，…每炉岁铸钱三千三百缗…费铜二万一千二百斤，镴三千七百斤、锡五百斤。” 唐代铜钱皆为典型的铅锡青铜，合金组成大致为：铜60-80%、铅10-30%、锡5-15%。唐代铜钱的合金组成比较集中，铜含量稳中有降，铅锡含量稳中有升，铅锡含量的增加可以提高铜钱的铸造质量，而且还可以节省铜料。这是我国古代铜钱铸造水平的进步。

北宋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个时期青铜铸币无论在规模、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宋钱堪称我国古代铸币合金之最。北宋钱的铜铅锡含量的分布高度集中，其特征含量为：铜64-66%、铅22-24%、锡8-9%。《宋史·食货志》载：“天禧三年…时铜钱有四监：饶州曰永平，池州曰永丰，江洲曰广宁，建州曰丰国…凡铸钱用铜三斤十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得钱千，重五斤。唯建州增铜五两，减铅如其数。”计算相应的铜、铅、锡的比例为：铜6448%、铅2664%、锡888%，文献记载与实物分析结果非常吻合。可见，宋朝不仅制定出精确而又科学的合金配比，还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北宋钱币在保证基体有适当的含锡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掺用铅，这样既保证了铸币的硬度、强度、耐磨性和耐腐蚀性，又因为铅相对而言廉价且处于低熔点区而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原料成本和燃料成本。南宋铜钱相对北宋而言，不仅铸造数量大为减少，合金品质也大大降低，铜锡含量明显降低，铅含量显著提高，钱币合金的特征含量为铜56-58%、铅34-36%、锡2-3%。《北宋·食货志》曰：“绍兴以来，岁收铜二十四万斤，铅二十万斤，锡五万斤，仅可铸钱一十万缗。诸道拘到铜器二百万斤，附以铅、锡，可铸六十万缗。然拘者不可以常，唯当据坑冶所产。” 南宋朝廷不得不收敛民间铜器以维持铸钱，国家政治、军事的衰微以及社会经济的败落可见一斑

辽地贫禧而富产铜，因而辽钱用铜很高，用锡很少，有的钱几乎为纯铜制造。辽钱合金配比不佳，常给人以字口浅、轮廓不清、铸造不精的感觉。金钱的形制仿照宋钱，其铜含量比较稳定，且铅锡用量比较固定。金钱的泰和钱制作精美，书法秀丽，有的因为高锡青铜所造，外观色质泛白，煞是美观。

元朝推行宝钞，铜钱的铸造和使用数量都很少，但是元钱的合金组成非常规整，大致为：铜70-75%、铅15-50%、锡7-8%。明朝从太祖的大中通宝到孝宗的弘治通宝都铸行的是青铜钱，合金成分的特征含量为：铜74-76%、铅16-18%、锡8-9%。明嘉靖以后，开始向黄铜铸钱过渡。黄铜是一种不同于青铜的另一种具有良好铸造性能的铜合金。嘉靖通宝是我国古代最早用黄铜铸造的钱，合金成分范围为：铜60-80%、锌11-21%、锡0-10%、铅1-14%。嘉靖铸币精细，铜钱还有“金背”、“火漆”、“镟边”等精工品。嘉靖以后的隆庆通宝、万历通宝、泰昌通宝、天启通宝以及崇祯通宝都为黄铜铸币，合金成分中锌的含量逐渐上升，但都不稳定，反映我国古代黄铜铸钱的发展过程。到天启年间，直接用金属锌配铜铸币，我国古代黄铜铸钱技术至此已基本成熟。黄铜铸币成为定制。清朝早期铸钱基本沿袭明代的做法。乾隆五年以后，为防止民间毁钱制器，在铸钱的铜铅中加入点锡，铸成青钱，其配方为：“红铜五十斤，配合白铅四十一斤八两，黑铅六斤八两，再加点锡二斤。” 即铜50%、锌415%、铅65%和锡2%。清朝铸钱有四色（铜、锌、铅、锡）、三色（铜、锌、铅）、二色（铜、锌）配比之说。嘉庆以后，随着原料供应的变化，铸钱的用料配比经常有所调整，但总体上都是围绕着上述合金配比左右，因此这段时期的铸币基本上保持着良好的品质。

红铜钱，指的是那些没有配以合金元素铅、锡或锌直接用铜铸造的钱，以及那些合金元素含量过低近似为纯铜铸造的钱。铜质纯则钱体呈红色。红铜钱最早为战国晚期魏国铸造的“垣”字圜钱。汉代的半两、五铢钱中也有少量的红铜钱或近似为红铜铸造的钱。辽地处北方和东北，地多产铜而寡铅、锡， 因而铸钱也只能“多铜而寡铅锡”。新疆同样也是铅、锡比较贫乏的地区，因此清乾隆帝统一新疆以后，“[乾隆]四十年开伊犁鼓铸局…伊犁素不产铜，其各处以粮折纳红铜，每斤约银四钱九分有奇。又采挖黑铅，每斤约银四钱。合计铜铅两项，每铸钱一千约需银三两八钱有奇。但均非动项采买。至[于]白铅，必须由西安远递解伊犁，核计脚价所费颇重。今以体质坚硬之红铜，配以柔软之黑铅，微加点锡，轮郭肉好即可适用。因照内地常行制钱，每文一钱二分重，用红铜八分四厘，黑铅三分四厘八毫，点锡一厘二毫。”

我国在铜钱匮乏不足的时候还铸造过铁钱，公孙述的铁钱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铸铁钱。铁钱一般是作为铜钱不足的代用品，我国铁矿丰富，铁钱自身价值不高，因而始终不能取代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

今所见钱币，无外乎两种：一为传世品，一为发掘品。传世品是指铸造之后，一直流传于世、从未入过土的古钱币。年份越久的传世钱币因为长期抚摸、经常盘玩，时间长了，表面形成一层乌黑发亮的黑色或铜色的膜，宛如古玉表面的“玻璃光”，即为古玩家通常所说的“包浆”，这种乌黑发亮、色泽自然的黑膜则称之为“传世古”，也称“黑漆古”。传世古玩如玉器、印石、瓷器以及家具，都有一种因为岁月流逝而留下宛如剔透莹润的美玉一般的光亮。并且年代越久，人们把玩抚摸的越频繁，这种包浆越明显。传世之包浆美在熟润，抚之细腻，如婴儿肌肤。钱体因为这层厚厚的包浆，呈现出玉石般赏心悦目的光亮，给人圆润、莹泽的感觉，触之动人。

发掘品在地下埋藏了许多年，其表面都长满了铜锈色。铜是一种比较稳定的金属，在常温下不易生锈。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生成氧化铜、碱式碳酸铜等，即在金属表面由铜胎自身发出来的质地坚硬牢固的小粒或块状铜锈。这种氧化物，由于地理、地质、入土时间、土层所含的化学元素等条件的不同，所形成的颗位大小不同、堆积程度亦不尽相同，呈现出黄、橙红、鲜红、深棕等不同的颜色，俗称“枣皮红”、“栗子壳”等。铜锈的形成又有南北方的差别，地质带酸性的地区氧化程度也相应严重些。北方干燥，雨水少，则锈色坚硬。南方多雨水且潮湿，氧化层较松且多呈蓝绿相间二色。例如南宋钱币发行于南方，出土于南方较多，受地理环境的影响，钱币一般呈蓝绿色。如果入土区域燥热，铜锈会呈红紫色，但这种锈色不会单独存在于钱体上，必伴有绿锈混杂在一起，称之为“红斑绿锈”。不同的锈色也有鲜艳的名字，如锈片带蓝色，则称之为“靛青蓝”；锈片带红色，则称之为“朱砂斑”或“鸡血斑”；锈片带绿色，则称之为“松儿绿”或“瓜皮绿”。出土的钱币则多红斑绿锈，色泽鲜亮，别有风味。刚出土的钱币表面附着一种银白色氧化层，亮如水银，紧附钱体，即通常所说的“水银锈”，钱面往往还有红绿锈，煞是美丽。还有一种被称为“老生坑”的包浆，是出土已久，钱体仍残存着部分锈色的古钱币，经过长期不断的赏玩，表面又经氧化而生出包浆，这种包浆则更加入骨， 色泽更加幽深，因而意味更加悠远。

无论传世古钱币的色泽可人的包浆，还是新出土的古钱币表面的新鲜锈色，都能让人瞬间感受到美的冲击，携带着远古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器物的审美感受，就不仅通过人的视觉，而且还通过人的触觉等感官的感受，更多地传达出应有的作用来。” 古人在收藏和赏玩钱币时，便已经意识到钱币的声音，“大抵古钱轮郭皆厚重，叩之有声” 。古钱币由于年代久远，氧化严重，其质地已经发生变化，逐渐失去金属特质，敲击时或落在桌面时，声音沉闷、呆板、喑哑，几乎没有金属之声。而且年代越久，声音越喑哑，因此，先秦时期的刀、布、圜钱都是哑音。而明代以后的钱币，因为距今时间较近，还未受到深层的氧化，声音则清脆、响亮。民间一般凭声音来分辨古钱的质地。陈达农说：“至于铜钱，新铸的钱，其声必有转音；传世的钱，质坚而声尖响；入土的钱质地松软，扣之声沉；破裂之钱，无论传世、入土，其声必喑。” 至于转音的解释，他引刘文叔的说法为：“所谓转环、悠悠两音，系在初发声之后，假使初发声为扬，在扬声后即是转环，转环而后悠悠，悠悠即在声音将尽未尽之间”。因此赏玩把弄古钱币之时，依次叩击，音色的暗沉、清亮的错落变化，悠扬顿挫，则又是另一种感官上的陶醉。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在原始社会末期最早出现的货币是实物货币。一般来说游牧民族以牲畜、兽皮类来实现货币职能，而农业民族以五谷、布帛、农具、陶器、海贝，珠玉等充当最早实物货币。据考古发掘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如半坡出土大量陶罐作为殉葬物;大汶口文化殉葬大量猪头和下颚骨，表明猪和陶器在原始社会后期曾起过货币财富的职能。但众所周知，流通较广的古代实物货币为“贝”。因为充当实物货币，牛、羊、猪等牲畜不能分割，五谷会腐烂，珠玉太少，刀铲笨重，故最后集中到海贝这一实物货币。海贝可作颈饰，有使用价值，便于携带与计数，因此在长期商品交换中被选为主要货币。在考古发掘中，夏代，商代遗址出土过大量天然贝，贝作为实物货币一直沿用到春秋时期。因此中国汉字中和财富、价值有关的字大多与“贝”字有关。如：贵、资、贪、贫、财、购等。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铸币的国家。距今三千年前殷商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无文铜贝”，为最原始的金属货币。至西周晚期除贝币外还流通一些无一定形状的散铜块、铜锭等金属称量货币，这在考古发掘中也有出土。

综上所述，原始社会后期至夏、商、周时代主要货币形态是实物货币，流通较广的是天然贝。后期出现少量金属称量货币、铸币，属货币萌芽与形成时期。

先秦货币初探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使在流通中要分割和鉴定成色的金属称量货币逐步不适应，而被金属铸币所取代。

从春秋时期进入金属铸币阶段到战国时期已确立布币，刀货，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

1、中原地区即赵、韩、魏三国和周王室等地，主要流行布币。布币脱胎于青铜铲形农具“ ”和“布”同音假借。春秋时期的布币主要是空首布即有装柄的空心銎。而战国时期的布币主要是平首布，即相对“空首布”而言，已无装柄中空的銎，而形似铲状铜片，布币形制大致分平肩，耸肩，圆肩和方足，尖足，圆足等类别，最一般由平肩平底布或平肩方足向耸肩尖足布，圆肩圆足布演化，地区后扩展到楚国和燕国等地。

2、东方的齐国和北方的燕国主要使用刀币。刀币分“燕明刀”和“齐刀化”二大类型。刀币形状取象于山戎 、北狄等北方游牧民族渔猎用的刀类工具。由于齐刀面有“化”字文而称“刀化”。刀货形状刀背分弧背、折背、直背，刀首有平首，尖首之分，也是我国早期一种青铜铸币。

3、西北方的秦国独用环币，其形制取象于纺轮或玉壁演化而来。环币分圆形圆孔和方孔两种。战国时期即较早铸行的是圆形圆孔，后秦惠文王，秦始皇铸圆形方孔“半两”钱。圆形环钱是方孔钱的原始状态。

4、南方楚国铸币铜贝称蚁鼻钱，由贝币演化而来。铜贝钱文“ ”形似鬼脸，为“贝化”二字组合。蚁鼻喻小，意即小钱。楚国有文铜贝铸币俗称“鬼脸钱”、“蚁鼻钱”。楚国除蚁鼻钱外，还有黄金称量货币，是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为流通货币的国家。

总之，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四大货币体系分别由刀、铲、纺轮等劳动生产工具演化而来，由此可见当时各地征战、渔猎、制陶，纺织与贸易往来等经济生活地区特色与社会风貌。同时形成四大货币区也是诸侯割据的产物。随经济与商品交易发展。各国货币互相流通，要求并相应促进币制出现统一与标准化趋势。

历朝纲钱沿革

纲钱指国家或地方政权法定发行的一类钱币。由一种纲钱的不同版别派生出“目钱”。纲举目张，构成钱币的统系。以纲钱为线索可了解货币沿革史；以目钱为线索可涉足古钱币鉴赏与考古。下文主要由历朝纲钱沿革解读古代相关的政治，经济与历史变幻。

纲钱体系从秦汉到明清可分二大阶段。第一阶段：秦汉与隋唐以铜铸币为主，是以秦“半两钱”和汉“五铢钱”为主干铢两体系阶段。第二阶段唐宋到明清除了铸币出现年号，宝文体系有别于前铢两体系外，还出现纸币与银本位体系，下分叙。

（一）秦汉“半两钱”

秦统一六国后，政治统一要求经济统一作基础，秦始皇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统一文字，度量衡同时，也统一了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镒（20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钱文“半两”与实重相符，这种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一直沿用二千多年。为何取这种形制呢主要是环形便于携带，而方孔穿绳索铜钱不易旋转，可防磨损。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制表达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秦朝方孔圆钱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法定的货币。

鉴别战国和秦朝的“半两钱”可从书法入手。战国币钱文“半两”为大篆：而秦朝币钱文“半两”为小篆。相传秦币由宰相李斯所书。大概受此影响，秦朝之后的钱文大都出自达官贵人或书法名家之手。宋朝还出现皇帝御书钱。中国古钱币与西方货币的区别之一是中国古钱版面以钱文为主，流通币极少有图案为主的，而西方货币则以动植物，人象等图案为主。古钱上的书法艺术为另一话题当别论。

据说秦始皇为防备百姓造反收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这势必影响铜钱的铸量。因铜价极高，货币流通量不足，故秦半两钱价值很高。汉初发生“秦钱重（价高）难用”问题。汉承秦制沿用半两钱，但刘邦当皇帝时国家很穷，改铸了许多小钱，先后出现“榆荚半两八铢半两，四铢半两等。一两为二十四铢，因对秦半两大幅减重，“半两”名实不符。尤其是一种小半两，形似榆树果实而称“榆荚半两”重不足1克，直径不足1厘米。汉还允民间私铸与郡国铸币，引起币制紊乱与通货膨胀，至汉武帝大改币制。

（二）汉“五铢钱”与沿革

1、汉武帝首创“五铢钱”。

汉武帝即位后，“外事四夷，内兴功利”急需开辟财源。同时郡国自由铸钱，造成币制混乱，物价上涨，威胁中央财政。于是汉武帝公元前118年下令废除汉初郡国制币权，改由中央统一铸币。设“上林三官”即钟官（掌铸钱）、辨铜（掌原料）、均输（掌制范），组成中央铸币机构负责铸造五铢钱，也称上林钱和三官钱。五铢钱质量高，改变了货币混乱现象，有利于中央集权和经济发展。从汉武帝起历西汉，新莽，东汉，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共七百多年。五铢长期为历朝法定货币。因五铁钱轻重合宜，中国以“五铢”为主要形制的方孔圆钱还影响日本、安南、朝鲜等国。而泰国现在的货币单位仍称“铢”与此不无关系。

2、新莽币制大乱与铸钱精品问世。

西汉晚期，王莽建新朝，托古改制，滥发货币。如：“大泉五十”是王莽上台后为解决经济危机而铸行的一种大钱。“泉”是“钱”字的借用。王莽相信 纬学说，在他夺取刘姓天下后，为讳忌“刘”字，刘字由卯、金、刀三字组成，故钱文中不用“金”字而用“泉”。一枚“大泉五十”重量只及西汉五铢钱重量的二个半，却要当五十个五铢钱用。意味着每发行一枚大钱就要从百姓手中夺走四十七个半五铢钱财富，这必然引起人民不满，于是民间仍用五铢钱交易。为此王莽以重刑酷法规定：凡敢私藏五铢钱者将作为犯人充军戍边。由币制混乱可见王莽统治不得人心，必垮无疑。此外还有一种大钱名“刀平五千”即一枚大钱当五千个五铢钱。如此大额钱币必有人冒死伪造。为防盗铸私钱，除颁行刑法重治外，另创造了一种新币形，即把古代刀币和圆钱结合，创造出世界上第一枚双色金属钱币。为防假私铸而使“大泉五十”、“刀平五千”等官行币“做工精绝”，这一扭曲风情也令后人千年叹息。

东汉恢复西汉以来的五铢钱制度，到东汉末年，董卓进京毁五铢钱，更铸小钱，引起通货膨胀，货币制度再陷混乱。

3、“六朝五铢”劣钱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分裂时期，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社会经济遭破坏，史称此时“钱法大坏”。为了省铜，五铢钱越做越小，有“鹅眼”、 “鸡目”之称，更有剪凿边圈，称剪边五铢，一枚钱改二枚，面额却大，百当千用。钱币界把这一时期五铢钱统称为“六朝五铢”。六朝即建都南京的三国吴、东晋、南朝宋、齐、梁、陈六个朝代。这一时期五铢钱除铸造粗劣且钱文革率、笔画不全。有将“五铢”写成“五金”者，也有写成反文“铢五”的。但期间五铢钱也有个别例外的，如北魏“太和五铢”，“永安五铢”，史称“重如其文”，质量上乘，不仅使人想到北魏孝文帝的一系列成功改革。

4、隋朝“五铢钱”与传闻。

隋代隋文帝铸造“开皇五铢”结束了汉末以来三百多年钱制庞杂局面，这也是最后一个使用五铢钱的朝代。隋炀帝暴政，有人辩认隋“五铢钱”五铢的“五”即“X”字左边加竖 | 为“|X”，放倒后似为“凶”字。于是有人说是隋的凶兆，预示其灭亡为时不远了。故隋朝“五铢钱”较好辩认。其实这种写法北魏也曾有过，这不过是老百姓借此诅咒隋暴政而已。

（三）唐朝起方孔圆钱

1、唐高祖首创“宝文”“年号钱”

唐代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发达的强盛朝代。据考唐高祖武德年间621年铸行“开元通宝”钱，结束了秦汉以来以重量铢两定名的钱币体系，而开创了唐宋以后以“文”为单位的年号，宝文体系铜铸币。“开元”有创始，首创之意，“通宝”即流通的宝货。其在重量单位上有大突破，古代衡法二十四铢为一两。“开元通宝”开创十进位制，每枚重二铢四 为一文钱，积十文钱重一两，即十钱一两“以钱代铢”。开元通宝在唐代铸行二百多年而使币制长期稳定。唐以“文”计数，以钱两为重量单位的宝文钱体系沿袭到清朝历时千年。另相传唐高祖铸行的“开元通宝”由初唐书法大家欧阳间所书的增文采，被誉书法币。

安史之乱后，唐肃宗为对付财政困难、铸造大钱，称“乾元重宝”。这是最早称“重宝”的钱，一文重宝当开元钱十文，引起通货贬值，物价飞涨，盗铸严重，人心不安。至晚唐唐武宗废佛，取佛铜大量铸“会昌开元”钱，使延续了半个世纪的通货紧缩现象才有所缓和。“乾元”，“会昌”均为纪年。

五代十国是军阀割据混战分裂时期，由于政权林立，货币五花八门，是一个货币混乱时期。币材除铜外还有锡、铁等。大额钱币当十当百，甚至当千当万流行。钱制的混乱复杂反映出割据战乱带来的经济恶化。

综上所述，铜铸币方孔圆钱从铢两体系转变为年号，宝文体系为货币发展一大转折时期。

（四）两宋到明清

1、两宋“年号钱”、“御书币”与“纸币”

两宋的铜铸币以采用年号为显著特点。据考证年号首创于汉武帝，而“年号钱”始于十六国时四川成都李寿的“汉兴钱”。最后一枚年号钱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铸行的“洪宪元年，当十铜元。”此钱随袁世凯垮台，存在不到四个月。“年号钱”因铸有年号，标明铸造时间，使人在考证古币年代时可一目了然，这在钱币形式发展上是一个进步。历朝年号钱中宋、明、清三朝的钱币最容易收集。

另外，历代书法中要数宋朝见著。相传宋神宗元丰年间所铸元丰钱有篆、隶、楷、草四种书体，其中苏东坡手笔的隶书钱文沉着、豪迈，被称“东坡元丰”。宋哲宗年间司马光和苏东坡用篆、行两种书法写过对文钱“元裕通宝“。使宋朝流行书币币对文钱。擅长书法的皇帝耐不住寂寞，也往往在钱文上一展身手。由皇帝书写的“御书钱”，据考证第一人为宋太宗赵炅，而历代皇帝中书法成就最高为宋徽宗赵佶。他治国安邦无能，“靖康之耻”与儿子钦宗一起被掳为金兵俘虏。但对琴棋书画情有独钟，尤其是书法“瘦金体”铁画银钩，别具一功。宋朝书法币见著与皇帝身体力行推崇不无关系，尤其是年号御书钱流行。此钱文风到明朝有变。明代中叶开始钱文都出自匠人之手，字体呆板，不讲布局结构，谈不到书法艺术了。

两宋时期铸币铜铁钱并行，因铜器比铜币值钱，有毁钱铸器现象，少见铜钱而出现铁钱。另外随经济重心南移，货币流通扩大，两宋产生的纸币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纸币。这纸币是一种象征性货币，它是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与造纸和印刷技术的进步也有关。北宋的纸币主要有交子，南宋有会子、关子。交子、会子都是当时对票据、证券、况换券类的俗称。而币值是否稳定成为经济财政局势的晴雨表。

辽、宋、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除了使用唐宋所铸铜币外，也发行过民族文字与汉文类铜铸币。

2、元代币制以纸币为主

元代曾铸行过少量铜钱，但货币主要流通纸币。这在中国古代是较突出的。元代的纸币称为钞。原钞本不许挪用，纸钞发行量有严格限制。但元末政治腐败，皇室奢侈，军费开支浩大，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好靠滥发纸币来弥补，引起物价飞涨。加上黄河改道泛滥，天灾人祸，故称“开河变钞祸根源”，可见滥发纸币与元朝灭亡很有关系。

3、明朝由纸币政策转 以银为主，以钱为辅的体系。

发行纸币在货币史上虽是一个进步，但历代统治者无不利用它来剥削，掠夺人民而使纸币纸策崩溃。如明朝初朱元璋就推行纸币政策，发行“大明宝钞”与铜钱并用。但大明宝钞不定发行限额，也没准备金，很快就导致通货膨胀，故明中叶嘉靖年后，宝钞已不能通行，民间主要用白银和铜钱。如明朝“班匠”以银代役、雇工工资，富豪积家产等都主要用银量了。银量被铸为一定标准的银锭从元朝开始，从元朝至元年间开始，银锭自名“元宝”，这是中国称银锭为“元宝”的开始。同时民间流行铜制钱，质材由青铜转黄铜，铸行以年号为号的通宝钱。

4、清朝铜钱，纸币和机制币

清代铜钱沿用明朝的制度，主要铸行小平钱。清代铜钱中以咸丰钱最为复杂，钱文有通宝、重宝和元宝之分，面值不同，钱局不同。清朝民间商务大数用银，小钱用钱，钱、银并行。

清初一百年以银锭为主币，征税一两以上必须收银，清朝各州县每年分夏，秋两季征收田赋，完粮必须是足银。因中央不铸造统一流通银两，民间使用的银子未必是足银，各地银锭形式、成色、平码不同，因此每逢纳税前由银匠和银铺将民间散银熔铸成足银上当。一些银匠勾结吏役趁机在银两成色，分量上苛剥百姓，造成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清朝后期银锭开始向银元转化。明朝中叶起，在对外贸易中外国商人用他们的银元购买中国丝、茶、瓷器等，使各种外国银元开始在中国流行。到清道光年间，从签不平等《南京条约》开始，赔款用的银元都是“洋钱”，当时中国本国还没银元。库存洋钱不足抵销数目剧增的对外赔款，于是迫使清末政府开始自己铸造银元。中国最早的机制洋式银元为光绪年间的“光绪元宝”，俗称“龙洋”，因银元背面一般铸有龙纹而得名。同时出现机制铜元，又称“铜板”。机制银币和铜元的出现对中国传统的银两货币和方孔圆形为主的铜钱制是一种巨大冲击。

清代发行的纸币品种复杂，有官钞和私钞之分，官钞即由官府金融机构发行，私钞由民间金融机构发行，纸钞又可分铜钱票（可兑换方孔铜钱）、铜元票（可兑换铜元）、银两票（可兑换白银）、银元票（可兑换银元）四种。发行纸币开始有库银准备金、钞本来凭证。

综上所述，从两宋到明清，纸币产生与流通，白银货币地位日益提高和明清开始确立银本位制的纸币制度，晚清机制币体系出现，为中国货币史发展的第二阶段后期情况。

以上所列为流通钱币史，钱币界还有众多非流通性货币，如压邪用的压胜钱，祷福避邪的镇墓钱和纪念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杰出人物的纪念币之类此不一一列举了。这些钱币俗称“花钱”，在货币流通上无足轻重，但对民俗研究却可提供珍贵史料。

[编辑本段]中国货币发展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使用货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六次重大的演变：

一、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

在中国的汉字中，凡与价值有关的字，大都从“贝”。由此可见，贝是我国最早的货币。

随着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货币需求量越来越大，海贝已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用铜仿制海贝。铜贝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自然货币向人工货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随着人工铸币的大量使用，海贝这种自然货币便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货币舞台。

二、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演变

从商朝铜贝出现后到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逐渐形成了以诸侯称雄割据为特色的四大体系，即：铲币、刀币、环钱、楚币（爰金、蚁鼻钱）。

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于公元前二一○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规定在全国范围内通行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

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在全国的通行，结束了我国古代货币形状各异、重量悬殊的杂乱状态，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杂乱形状向规范形状的一次重大演变。秦半两钱确定下来的这种圆形方孔的形制，一直沿续到民国初期。

三、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刘邦建汉后，允民私铸钱币。豪绅富商和地方势力乘机大铸恶钱而牟利。文帝时“邓通大夫也，以铸钱财过王者。”

元鼎四年（前一一五年），汉武帝收回了郡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从此确定了由中央政府对钱币铸造、发行的统一管理，这是中国古代货币史上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一次重大演变。

此后，历代铸币皆由中央直接经管。铸币权收归中央，对稳定各朝的政局和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四、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秦汉以来所铸的钱币，通常在钱文中都明确标明钱的重量，如“半两”、“五铢”、“四铢”等等（二十四铢为一两）。

唐高祖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李渊决心改革币制，废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取“开辟新纪元”之意，统一铸造“开元通宝”钱。开元通宝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是我国古代货币由文书重量向通宝、元宝的演变。

开元通宝钱是我国最早的通宝钱。此后我国铜钱不再用钱文标重量，都以通宝、元宝相称，它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后的“民国通宝”。

五、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的演变

北宋时，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地铸造铁钱。据《宋史》记载，当时四川所铸铁钱一贯就重达二十五斤八两。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纸币交子就在四川地区应运而生。交子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金属货币向纸币的一次重要演变。

交子不但是我国最早的纸币，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六、由手工铸币向机制纸币的演变

清朝后期，随着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逐渐传入，光绪年间已开始在国外购买造币机器，用于制造银元、铜元。后来，广东开始用机器制造无孔当十铜元。因制造者获利丰厚，各省纷纷仿效。

清末机制货币的出现，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由手工铸币向机制货币的重大演变。

从此，不但铸造货币的工艺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使流通了二千多年的圆形方孔钱寿终正寝

纸币的整理修复和归类

对纸币进行初步加工处理是集币的首要工作，因为纸币一旦进入市场，经流通之后，都或多或少会受到污染，表面会很脏并附着很多细菌，如果不对其进行初步加工，细菌在潮湿地我便会发霉、产生霉点，这样便会污染我们的集钞本，影响收藏效果，也会降低收藏品的品相和价值，减少其保存寿命。可见，一套行之有效的归类整理方法对于纸币收藏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一般对于各种品相的纸币，有以下这些基本的整理方法：

（1）对于未流通过的全品相纸币，可以直接进入集钞本。对一些中、高档品还应进行塑料袋包装，以免用手触摸时沾上汗水油污，必要时甚至可以采取塑料真空封装以隔绝空气。

（2）面对着已经弄脏了的纸币，则要经过浸泡、吸水、干燥等清洗工序对其进行修复。浸泡时间应由纸币的好坏决定，切记一点，只能用清水浸泡，任何清洁剂都不被允许加入水中浸泡纸币，否则会使纸币脱色或变色，那样后果就不堪设想了。用清水浸泡后，要随时更换已经变黄了的水，然后用能吸水的纸张垫在清洗过的纸币下面，均匀轻压使吸水纸吸去附着的多余水份，之后让它自然晾干，切不可用熨斗或其它加热机进行加热干燥。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对于类似旧私贴这种用旧式老棉纸印制的纸币，则不能进行水浸，以防纸化开、破损，只能用沾湿的棉花弄湿纸币的四边和角，把卷曲部份展平清洁。

（3）对于透明交条粘贴过的纸币，该如何进行处理呢？粘贴纸币的透明胶条，时间长久之后，变黄、硬化且有所卷曲，所以有必要对其进行处理，将其揭下来。此时最好的处理方法便是用建筑行业调油漆用的稀释料把 胶带弄湿，用钳子慢慢将胶条撕下，而对于纸币上残留的胶，可用稀释料轻轻擦拭去掉。

（4）对于已破损或断开的纸币，则可用相同颜色的旧棉纸如（旧以契等）修补破损部分和断开处。对于一些有缺损的纸币，应选找有类似花纹、颜色相同的老纸币，在正面加以贴补，对于高档纸币，则建议最好请专门从事纸币修补行业的技师对其进行加工修补。

古钱币中铜钱的铸造主要有两种方法。

唐以前采用范铸法，范又有陶范、石范和铜范之分。铜范分为母范与子范，子范直接用于铸钱，母范用于制作泥陶类子范。范通熟点说就是模具，一般用两扇范，一扇做成钱币的正面，另一扇做成背面，做法为手工刻画，后来发展为用母范制作子范，所以母范都为阳文。之后做出内浇道和外浇道，两范扣合称为一箱，进行浇铸。多箱叠垒一次性浇铸，称为叠铸范，就是每一箱都与上面的一箱浇道相通，由最上面那箱注入铜液，使铜液注入每一箱。

唐开始使用母钱翻砂法。在四根木条做的空框中间填实很细的土，再撒一层木炭灰，上面放置若干母钱，再把同样一框合在上面印出钱币的另一面，取出母钱做出浇道重新两框相合，如此反复完成一定数量的框后用绳捆紧，在留出的浇口注入铜液进行铸造。待冷却后开框，钱币因铸造流口（即浇道）的关系，成树枝形，需要逐一摘断打磨加工，方能完成一枚枚的铜钱。

范铸法和母钱翻砂法，原理上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技法更先进，效率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