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历法始创于什么朝代？

夏朝，即中国最早的历法夏历

而古代真正指导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则起源于黄河流域。远在春秋时代，就定出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等四个节气。以后不断地改进与完善，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把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明确了二十四节气的天文位置。

明末清初不是什么朝代，而是历史上对那一时期的泛指，不过明后期和清前期的确有一段时间共同存在，在明灭亡后，南方出现的几个南明小朝廷也与清共存了一段时间，但最后都被清所灭

若阁下想知道具体时间的话，我认为应该是由明天启年间至清雍正年间，即公元1621年至1735年，如果是明亡后南明反抗清统一的时期，应该是是1644年---1662年

不算完全失败，至少商周的断代还是比较成功的，由于史料记载和考古发现比较多，所以我国的文明到商朝是可以确定的。至于夏朝由于史料缺失，而且对于夏朝的记载太过于奇幻，站在科研的角度，是不能承认的。就好比日本的欠史八代记一样，足足上千年的历史。

神话色彩太过于浓厚，所以不被世界广泛承认。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的一项文化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

扩展资料：

该工程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成果相结合，设置9个课题44个专题，组织来自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天文学和测年技术学等领域的170名科学家进行联合攻关，旨在研究和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

为研究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创造条件。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一个以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个历史时期的年代学的科学研究项目，是一个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系统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九五计划中的一项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

-夏商周断代工程

文字的诞生是人类告别蛮荒走向文明理性时代的标志——人类“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

汉字作为汉文化的载体，它的产生宣告了中华文明的开端，同时，汉民族特有的文化审美心理结构也使汉字本身蕴育出独特的书法艺术。

关于汉字的起源，古代典籍文献中有各种不同的记载。《周易·系辞下》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又：“上古结绳而治、圣人易之以书契。”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从文字发展史的立场来看，在甲骨文字体系产生之前尚存在一个漫长的前文字历史阶段，结绳、八卦显然即是指这一历史时期内产生的前文字意义上的替代性符号。但不论是结绳还是八卦都无法真正行使文字工具功能。结绳的非表意性它只能帮助记忆而无法表达思想，八卦通过对自然万象的高度概括，抽取出八个符号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并通过这八个象征符号的推演变化揭示自然、社会的运动规律，这使八卦在表意性方面比结绳大大迈进一步。但八卦本身泛自然物象征符号性质使它只具有表达类概念的功能，而无法从文字单元层面与现实语言发生对应。由此，八卦与文字的表意性仍相距甚远。

在战国中晚期曾广泛流行“仓颉造字说”并对后世产生极大影响。《荀子·解蔽》说：“作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韩非子·五蠹篇》：“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文字作为约定俗成的符号体系，它的产生源于人类社会群际间思想、交流的需要，而不可能由一人所独创。仓颉造字的传说至多表明仓颉作为黄帝史官对文字有搜集整理之功。由于上古文字为巫史所垄断，成为绝地通天的媒介，因而造成文字拜物教的产生，并进而将文字的创造归结为某一具有神异禀赋的人物的创造：文字的诞生也被赋予神奇怪诞的色彩：“(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于是穷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栗，鬼为夜哭，龙乃潜藏。”其实，文字是浯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炼发掘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着长远的历程。

撇开有关汉字起源的'种种颇具神话色彩的传说不论，而是依据现存最早的原始文字资料考察、推断，汉字的起源可上溯到约公元前4000年的半坡、仰韶陶器刻画符号。从半坡仰韶陶器刻符来看，这些刻画符号已具有某种抽象表意性质、而不是对自然界动植物的写实性描绘;这些刻符大多刻在陶钵外口沿的黑宽纹带和黑三角纹上，结构简单，大多为单一的线条组合。郭沫若认为：“刻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中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其它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画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虽然从文字立场来看，仰韶半坡陶器缺少空间造型上的丰富构成，但对线的抽象把握却显示出先民的审美经验方面意识的复杂化，而以线这一有意味的形式来达到现实自然的超越则更表明其在审美实践领域所达到的自由化程度。“线条和色彩是造型艺术中两大因素，比起来，色彩是更原始的审美形式，这是由于对色彩的感受有动物性的自然反应作为直接基础。线条则不然，对它的感受、领会掌握要间接和困难得多：它需要更多的观念、想象和理解的成分和能力。”因此，有人在思考——仰韶半坡陶器刻符本身最早昭示了先民对存在的思考，同时，它对汉字本质意义的揭橥也在冥冥中规定了汉字抽象表意的审美——文化选择。

继仰韶半坡陶器刻画符号之后，公元前5000年的大汶口、龙山象形符号则显示出汉字的进化形态——“未必是同一脉络的进化，造型意识明显加强，陶器文字符号已具有复杂的空间结构和平衡、对称比例等造型关系”。这表明大汶口象形符号已超越半坡刻符的纯表意阶段，而进入象形表意这一新的文字历史发展时期。

从半坡仰韶陶器刻符到大汶口象形文字符号再到甲骨文字体系，汉字走得是一条由抽象到象形再到抽象的道路。这规定了汉字的抽象品格，由此也使汉字避免了在前文字历史时期因刻画符号过于单一向象形化努力而沦为绘画的危险。在文字发展史上一向有“书画同源”的说法，这种观念回避、忽视了汉字早期发展的历史事实，而只是注意到汉字发展早期历史的某种表象，因而并不符合汉字起源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汉字从一开始便与绘画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在仰韶、半坡前文字时期，汉字的抽象品格即已显露端倪，而在同一时期绘画的写实倾向也全面显现出来。如人面含鱼纹、牵手群舞的写实绘画形象便与陶器刻符的抽象、至简形成鲜明对照。

当然，不可否认，汉字在它的前文字时期曾依靠象形化来摆脱自身的生存危机。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认识领域在不断扩大，思维、语言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许多新事物、新概念要通过语言文字反映出来，这便使刻符文字陷入困境，而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依靠象形来扩充字类。在汉字早期发展进程中象形化构成一个重要转折，它在汉字抽象表意的基础上为汉字字类的扩充、增殖提供了通道，从而使汉字建立起象形表意体系。郭沫若认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应该归纳为指事和象形两个系统。指事系统应当发生于象形系统之前。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画先于图画”。这种认识无疑是符合汉字起源历史事实的。

象形表意审美这一文化模式支撑汉字走过从半坡陶刻符到甲骨金文的漫长发展历程，同时，也在汉字这一母体内孕育出独树一帜的书法艺术。在世界文字范围内，古巴比伦和古埃及文字在公元前 4000—5000年都经历过象形阶段，而这两种古老的象形文字之所以在公元后归于解体，就在于它们纯粹的象形化得不到抽象表意的支撑而沦为精确描摹客观自然物的绘画。以古希腊文为代表的西方标音文字虽然在抽象化方面与早期汉字不无相似之处，但却在书写方面缺乏独立的空间造型和构成变化，由此也与书法艺术缺乏亲合的可能。汉字之所以能够成为书法艺术的素材，就在于汉字的象形超越了被模拟的客观对象而获得了独立的符号意义。“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类事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这种抽象化集约使汉字避免了沦入写实绘画的泥淖。同时，汉字的抽象化又以象形为基础，从而使大自然的万千形态为汉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本图式，这构成书法艺术的物质基础。

相关知识：各种书法体

1：甲骨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先用於卜辞(殷代人用龟甲、兽骨占卜。占卜后把占卜时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

有的还 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是对未来事情结果的占卜,盛于殷商。甲骨文发现于清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是殷商晚期王室占卜时的记录,发现於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一带，距今已 3000多年。甲骨文是我们能见到的较早的文字，也是中国书法史上的第一块瑰宝，其笔法已有粗细、方圆、轻重、疾徐的变化，下笔轻而疾，行笔粗而重，收笔快而捷，具有一定的节奏感。笔划转折处方圆皆有，方者动峭，圆者柔润。其线条比陶文更为和谐流畅，为中国书法特有的线的艺术奠定了基调和韵律。甲骨文结体长方，奠定汉字的字型。甲骨文的结体随体异形，任其自然。其结构长短、大小不一，方圆多异，长扁随形，字体的变化很大，错落多姿而又和谐统一。后人所谓参差错落、穿插避让、朝揖呼应、天覆地载等汉字书写原则，在甲骨文上已经大体具备。

2：金文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铜器上铭文字体的总称。是铸在或刻在金属钟鼎彝器上的铭文，兴盛于周代。 金文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又一丰碑。依附於青铜器,铸鼎意在"使民知神奸"故是一种宗教祭祀的礼器。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器文,古金文和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线条较之於甲骨文更为粗壮有力,文字 的象形意味也更为浓重,金文的形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殷代与甲骨文相近，周初渐趋整齐雄伟，战国末期则类似于小篆。最早的金文见於商代中期出土的青铜器上, 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周代是金文的黄金时代,出土铭文最多。

此时期主要作品有:《利簋》 《天亡簋》 《大盂鼎》 《墙盘》 《散氏盘》 《虢季子白盘》《颂鼎》。尤以《司母戊鼎》 《散氏盘》 《毛公鼎》最为著名,艺术成就也最高。

3：石刻文

石刻文产生于周代，兴盛于秦代。东周时期秦国刻在鼓形石上的籀文，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刻石文字，在10块花岗岩质的鼓形石上,分刻着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内容歌咏秦国君狩猎情况，故又称猎碣。传说中的最早的石刻是夏朝时的《嵝碑》,刻诗文体格调与《诗经》大小雅相近。石鼓文的书体属大篆体系，字体近于《说文解字》所载籀文，其书法价值可与甲骨文、金文相媲美，历来对其书法评价甚高 。主要作品有：《石鼓文》 《绎山石刻》《泰山石刻》 《琅琊石刻》 《会稽石刻》等。

4：简帛墨迹

书法艺术最重真迹，但秦汉以前的书法中的真迹，一般只有在简帛盟书中才能见到。古代的简册，以竹质为主，编简的绳用牛筋、丝线、麻绳。考古发现最早的简帛墨迹，有湖北云梦出土 的秦简，山西侯马出土的战国盟书(盟书即写于石策或玉策上的文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中国书法经甲骨文、金文，至春秋战国时期，由於诸侯割据，因此殷商以来的文字，在诸侯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家争鸣的局面。如北方的晋国的"蝌蚪文"，吴、越、楚、蔡等国的"鸟书"，笔划多加曲折和拖长尾。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已不似西周金文那种浓厚的形态，替之以修长的体态，显示出一种圆润秀美，如《攻吴 王夫差鉴 》。这时期留存的大量墨迹，为简、帛、盟书等。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介绍了人头壶、贾湖骨笛、陶鹰鼎、龙山蛋壳黑陶杯、红山玉龙、凌家滩玉版玉龟、良渚玉琮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殷墟嵌绿松石甲骨、后母戊鼎、妇好玉凤、鸮尊、利簋、何尊、玉组佩、三星堆青铜人、三星堆青铜神树、太阳神鸟金箔、大克鼎、古滇国贮贝器、莲鹤方壶、曾侯乙尊盘、越王勾践剑、错金银铜版兆域图、虎符25件文件。具体介绍以下几件文物：

1、人头壶

6000千年前的人头壶于1953年发现于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人头与壶浑然一体，眉目清秀，鼻梁修长，双目上视，嘴唇上翘，发型以扁平锥刺纹表示，刻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面容，人头与壶身结合酷似一个孕妇，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和人类繁衍的重视。

2、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玉组佩

玉组佩又名“杂佩”、“佩玉”，专指春秋战国时盛行的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此佩玉现今所知最早见于春秋早期，战国达到极盛，汉代逐渐消亡。其后南北朝、唐，元等朝代虽偶有出土，但在当时社会中不具有较大的影响。

4、春秋莲鹤方壶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5、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65年冬天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群中。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

武王伐纣。

武王伐纣，是指大约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带领周与各诸侯联军起兵讨伐商王帝辛（纣），最终建周灭商的历史事件。依据出土的西周利簋的铭文记载，武王征商，唯甲子朝，岁鼎，克昏夙有商。武王伐纣，一夜之间就将商灭亡，在岁星当空的甲子日早晨，占领了朝歌。西周利簋的铭文，澄清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日期，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的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的正确记载。

《淮南子兵略训》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双方在牧野发生激战,联军总共不超过十万人，而纣王的商军有七十万，但联军精神抖擞、士气旺盛，而纣王让奴隶和俘虏们冲在前面，自己的士兵只在后面压阵督战。

于是，两军一接触，商军中的奴隶和战俘，纷纷举着戈矛，调转身去，杀向纣王自己的军队。商军的前队倒戈，再加上周军的勇猛冲杀，纣王的军队顿时土崩瓦解，溃不成军。纣王在几个亲信的保护下返身逃进朝歌,商朝灭亡。

武王简介

武王（约公元前11世纪），姓姬，名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商朝暴虐无道后，被周文王指定为继任者。武王在位期间，率领诸侯联军发动了伐纣之战，最终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他以智勇双全，善于军事策略和政治处理而闻名。在战争中，他采用了多种策略，包括与商朝内部反对势力结盟、攻打商朝的要害地点等，最终取得了胜利。

武王在推翻商朝后，建立了周朝，自己成为了周朝的首任君主，被尊称为周武王。他以开创夏后氏、商纣王统治后的新时代而闻名，为后来的周朝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尽管历史上关于武王的事迹有很多传说和神话成分，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君主和开国先帝，对于中国文化和政治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文字——汉字的产生，有据可查的，是在约公元前14世纪的殷商后期，这时形成了初步的定型文字，即甲骨文。甲骨文既是象形字又是表音字，至今汉字中仍有一些和图画一样的象形文字，十分生动。

到了西周后期，汉字发展演变为大篆。大篆的发展结果产生了两个特点：一是线条化，早期粗细不匀的线条变得均匀柔和了，它们随实物画出的线条十分简练生动；二是规范化，字形结构趋向整齐，逐渐离开了图画的原形，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后来秦朝丞相李斯对大篆加以去繁就简，改为小篆。小篆除了把大篆的形体简化之外，并把线条化和规范化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十分美观的基本上是长方形的方块字体。但是小篆也有它自己的根本性缺点，那就是它的线条用笔书写起来是很不方便的，所以几乎在同时也产生了形体向两边撑开成为扁方形的隶书。

至汉代，隶书发展到了成熟的阶段，汉字的易读性和书写速度都大大提高。隶书之后又演变为章草，而后今草，至唐朝有了抒发书者胸臆，寄情于笔端表现的狂草。随后，糅和了隶书和草书而自成一体的楷书（又称真书）在唐朝开始盛行。我们今天所用的印刷体，即由楷书变化而来。介于楷书与草书之间的是行书，它书写流畅，用笔灵活，据传是汉代刘德升所制，传至今日，仍是我们日常书写所习惯使用的字体。

到了宋代，随着印刷术的发展，雕版印刷被广泛使用，汉字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产生了一种新型书体——宋体印刷字体。印刷术发明后，刻字用的雕刻刀对汉字的形体发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一种横细竖粗、醒目易读的印刷字体，后世称为宋体。当时所刻的字体有肥瘦两种，肥的仿颜体、柳体，瘦的仿欧体、虞体。其中颜体和柳体的笔顿高耸，已经略具横细竖粗的一些特征。到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又从宋体演变为笔画横细竖粗、字形方正的明体。原来那时民间流行一种横划很细而竖划特别粗壮、字形扁扁的洪武体，像职官的衔牌、灯笼、告示、私人的地界勒石、祠堂里的神主牌等都采用这种字体。以后，一些刻书工人在模仿洪武体刻书的过程中创造出一种非颜非欧的肤廓体。特别是由于这种字体的笔形横平竖直，雕刻起来的确感到容易，它与篆、隶、真、草四体有所不同，别创一格，读起来清新悦目，因此被日益广泛地使用，成为16世纪以来直到今天非常流行的主要印刷字体，仍称宋体，也叫铅字体。

在中国文字中，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各种字体，有着各自鲜明的艺术特征。如篆书古朴典雅，隶书静中有动，富有装饰性，草书风驰电掣、结构紧凑，楷书工整秀丽，行书易识好写，实用性强，且风格多样，个性各异。

汉字的演变是从象形的图画到线条的符号和适应毛笔书写的笔画以及便于雕刻的印刷字体，它的演进历史为我们进行中文字体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在文字设计中，如能充分发挥汉字各种字体的特点及风采，运用巧妙，构思独到，定能设计出精美的作品来。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参考资料：

人民网-人民日报

发言时间: 11-9 21:06 文字的使用，是人类文明一大进步。汉字以象形文字为特征而在人类语林中独树一帜，它在文字、语言上的优点，也正在为使用表音文字的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汉字起源于何时，又是谁创造的，至今并没有一致的说法。

《世本》、《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古文献，都说汉字是在黄帝时代由仓颉、沮诵两人创造的。许慎《说文解字》试图作出比较圆通的解释，认为伏羲作八卦“以垂宪象”，启发人们根据不同事物去作不同的符号。神农氏时代“结绳而治”，但庶事繁多，终于不能满足。在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仓颉，，“见鸟兽蹄选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并说仓颉初造书契时，“依类象形”谓之文，后来形声相益谓之字。经过长期演迸发展，总结成构成汉字的六种方法，称为“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元命苞》则说，仓颉仰观星象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羽、山川，甚至手掌纹路等，都是他据以创作文字的基础。在近代文字学建立以前，《说文解字》有关汉字起源的学说，无疑是最权威的。’

然而，《尚书孔传》和《拾遗记》则说伏羲造书契以代结绳，文籍也在他那个时代兴起，这显然要比黄帝时代早得多了。 ·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经学六变记》提出另一种看法，认为汉字实际上是孔子亲手制定的。幸好此书流传不广，而且用—骨文的发现迅速粉碎了这种神化孔子的说法；甲骨文韵设现也动摇了《说文解字》有关文字起源酌传说：对传说的“六书”理论也提出了各种质疑。

随着仰韶文化陶器记事符号的发现，不少专家认为那是具有汉字性质的符号。根据考古发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中出土了一大批带有记事符号的陶器，有些确实非常接近于文字，特别是大汶口文化陶符等图形被释读为斤、戌、炅、炅山或斧、锛、旦等，于是人们认为中国文字起源于陶器刻符。然而，平心而论，现有陶符接近汉字的还不多，而且能释读的更少，汉字起源于陶刻符号的结论似乎过早，不过陶刻符号的发现和释读，毕竟使人们看到了解决汉字起源问题的曙光，人们寄希望于有更多的出土资料和更多的研究成果。

发言时间: 11-8 20:43 造字原理：六书是汉字组字的基本原理，在周礼中就有提到了六书，只是没有说明具体内容。到了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详细阐述了“六书”这个汉字构造原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象形：这种造字法是依照物体的外貌特征来描绘出来，所谓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是也。如日、月、山、水等四个字，最早就是描绘日、月、山、水之图案，后来逐渐演化变成现在的造型。

指事：这是指表现抽象事情的方法，所谓“各指其事以为之”是也。如卜在其上写作“上”，人在其下写作“下”。

形声：此乃文字内以特定形状（字根）表特有的音。例如：胡，这个字也可为一个字根，结合不同的属性字根，可合成为：蝴、蝴、湖、葫、瑚、醐等等，而以同样的发音(也有的只有声母一样)，表达不同的事物。但形声字，也因古今语言音韵变迁，不少古代同类形声字在今天的官话已无共同音素了。

会意：这个造字法，是将两个字根组合起来，使衍生出新的含意。如“日”和“月”组起来，就是日光加月光变成“明”。“人”字和“言”字合成“信”字，意思就是人过去所言；有信，就是这个人都很遵守自己说过的话。

转注：这是用于两个字互为注释，彼此同义而不同形，汉代许慎解释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这怎么说呢？此二字，古时“考”可作“长寿”讲，“老”、“考”相通，意义一致，即所谓老者考也，考者老也。诗经的《大雅•棫朴》亦云：“周王寿考。”。苏轼的《屈原塔诗》也有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一语。其中的““考”皆“老”意，特别注意的是，后代的文字学家针对许慎的前述的定义也作了大量的解释。其中包括“形转说、声转说、义转说”三类，只是这三种说法有人认为不够全面，当代古文字家林沄先生也有解释说“转注”就是一个形体（字根）记录两个读音和意义完全不同的两个词。例如“帚和妇”与甲骨文中的“母和女”等等。

假借：这法简言之，借用一字，去表达别的事物。一般来说，是有一个无法描述的新事物，就借用一个发音接近或是属性近似的字根，来表达这个新事物。例如：“又”，本来是指右手（最早可见于甲骨文），但后来被假借当作“也是”的意思。闻，本意是用耳朵听东西的意思。例如《大学‧第七章》中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但后来被假借成嗅觉的动词(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错用)。

总结以上六书，前两项，“造字法”也；中两项，“组字法”也；后两项，“用字法”也。这六个原理，是古代文字学学者归纳出来的字学理论。其所含汉字构成法则，是长期演化而成的，不是任何一个人独创的。

汉字的结构：汉字由一个或以上的字根以二维方式（欧语系是一维文字）在特定的空间、配置在一个正方块内而组成，因此有方块字的别称，从结构上来看，汉字有以下特色：

单一字内就有很高的信息密度，在表达同样的事物时，可比表音文字用更短的篇幅表达同样的讯息，所以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

一个汉字乃由四百多个表意象形字母为基本字根，如金、木、水、火、土等，像积木一样组合而成。

一个未知文字的含意，可拆字，从组成字根以及空间的配置推断出其字义。当时代演进出现新事物难以词的方式来表达时，也能以字根组合原则，合成出新字来用，例如中文的铀字，就是近代为了表现一种新发现的化学元素而新造的字。

汉字组成的字根空间配置对字义有影响：如同样是“心跟亡”的合体，左右排是“忙”，上下排是“忘”，排列不同，导致不同含义；文字右边有“乂”这个字的部件，这表示右手（手的左偏旁表示左手）持某物对左边字根作某事（金文、甲骨文考古的发现），如果右手上面拿东西就变成“攵”，有这个字根的，几乎都是攻击性或是用暴力达成某件事，例如攻、败、敲、收、散、政、牧、敕等等。

字形（汉字书法）：“国”这个字的笔画汉字有各种不同的书写方式，即有不同的字体；不同的字体，汉字的字形不一样。

规整的字体（如楷书、宋体、隶书、篆书等）书写下的汉字是一种方块字，每个字占据同样的空间。汉字包括独体字和合体字，独体字不能分割，如“文”、“中”等；合体字由基础部件组合构成，占了汉字的90%以上。合体字的常见组合方式有：上下结构，如“笑”、“尖”；左右结构，如“词”、“科”；半包围结构，如“同”、“趋”；全包围结构，如“团”、“回”；复合结构，如“赢”、“斑”等。汉字的基础部件包括独体字、偏旁部首和其他不成字部件。

汉字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

书写汉字时，笔画的走向和出现的先后次序，即“笔顺”，是比较固定的。基本规则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先外后内，先外后内再封口，先中间后两边。不同书写体汉字的笔顺可能有所差异。

读音：汉字是多种方言的共同书写体系，每个字代表一个音节。中国大陆现今以普通话作为标准读音，普通话的音节由一个声母、一个韵母及声调确定，实际用到1300多个音节。由于汉字数目庞大，因而有明显的同音字现象；同时还有同一字多音的情形，称为多音字。这一情况在各种汉语中是普遍存在的。

汉字虽然以表意为主，但并非没有表音成分，最常见的是人名、地名，其次就是外来词的音译，比如沙发。此外，还有部分原有的表音词，如（一命）“呜呼”、“哈哈”大笑等。但即使如此，还是有一定表意成分，特别是该国国内的人名、地名。而即使是国外的人名、地名，也存在某些表意的底线，比如“Bush”绝不能音译成“不死”。

由于汉字本身不表音，自汉朝到20世纪汉字在数量上、写法上虽有变迁，但无法看出发音的变化。必须进行专门的研究才能推测它们在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的发音。有学者经研究认为：汉朝之前，一个汉字发音为两个音节，次要音节和主要音节，类似今日的韩、日语。详见上古汉语。

汉字在日语中的读音有“音读”和“训读”之分，往往一个字有很多读法，原因来自中国不同时期传入日本的发音。

在朝鲜语中则大致为一字一音，没有训读。

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汉字使用国也有使用了一些多音节的字，如“里”（海里）、“嗧”（加仑）、“瓩”（千瓦）等。但是在大陆地区由于官方废除已基本不使用，台湾仍在使用，一般人也明了其意思。

注音：最早的注音方法是读若法和直注法。读若法就是用音近的字来注音，许慎的说文解字就采用这种注音方法，如“埻，射臬也，读若准”。直注法就是用另一个汉字来表明这个汉字的读音，如“女为说己者容”中，使用“说者曰悦”来进行注音。

以上两种方法都有先天上不完善的地方，有些字没有同音字或是同音字过于冷僻，这就难以起到注音的作用，例如“袜音韈”等。

魏晋时期发展出了反切法，据传是受使用拼音文字的梵文影响。汉字的发音可以通过反切法进行标注，即用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和声调合拼来注音，使得所有汉字发音都有可能组合出来。如“练，朗甸切”，即“练”的发音是“朗”的声母与“甸”的韵母及声调所拼成。

近代以来，又发展出了汉字形式的注音符号（俗称ㄅㄆㄇㄈ）以及很多拉丁字母注音方法。注音符号仍是台湾教学的一部分，而目前中国大陆最为广泛使用的是汉语拼音。

由于汉字以本身表义为主，注音方面较为薄弱。这个特性使得上下千年的文献，不至于产生如同使用拼音文字的西方世界一样，用字措辞太悬殊的差距，但也造成推断古代声韵的难度。例如“庞”从“龙”而得声，但今日北京话前者读“páng”，后者为“lóng”。如何解释这样的差异，就是音韵学所探讨的课题。

汉字与词语：汉字是汉文组成的最小单位。

语素是汉文表意的最小单位，类比于英语的“词汇”和“词组”的总称。绝大多数汉字可以独立构成语素，比如“我”，类比于英语中的单一字母构成的词汇，比如“I”。现经白话文大多数词语都是由两个以上的汉字构成的，不过，和英语中“词汇”和“字母”的关系不同，语素的意思往往和其中各个汉字独立构成语素时的意思有相关性，因此相当程度上简化了记忆。

词语包括语素和若干个语素形成的短语。

汉字的高效率，体现在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几千个常用字，又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准确掌握这数十万词语的搭配形式和用法也成了一种负担。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虽然从数量上来说显得有些令人望而却步，但由于大多数汉字构词法的表意性，要基本掌握并非遥不可及。因此，仅就词汇而言，其学习难度并不高；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

而从古文的角度来看，用字本义，比起五四白话文运动以降过度依赖词语，会来的精确且有效率，例如朱邦复先生就提畅精确使用汉字的复古作为。

汉字的数量：汉字的数量并没有准确数字，日常所使用的汉字约为几千字。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时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

历史上出现过的汉字总数有8万多（也有6万多的说法），其中多数为异体字和罕用字。绝大多数异体字和罕用字已自然消亡或被规范掉，除古文之外一般只在人名、地名中偶尔出现。此外，继第一批简化字后，还有一批“二简字”，已被废除，但仍有少数字在社会上流行。

汉字数量的首次统计是汉朝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进行的，共收录9353字。其后，南朝时顾野王所撰的《玉篇》据记载共收16917字，在此基础上修订的《大广益会玉篇》则据说有22726字。此后收字较多的是宋朝官修的《类篇》，收字31319个；另一部宋朝官修的《集韵》中收字53525个，曾经是收字最多的一部书。

另外有些字典收字也较多，如清朝的《康熙字典》收字47035个；日本的《大汉和字典》收字48902个，另有附录1062个；台湾的《中文大字典》收字49905个；《汉语大字典》收字54678个。20世纪已出版的字数最多的是《中华字海》，收字85000个。

在汉字计算机编码标准中，目前最大的汉字编码是台湾的国家标准CNS11643，目前（40）共收录可考证之繁简、日、韩语汉字共76,067个，但并不普及，只有在户政系统等少数环境使用。台港民间通用的大五码收录繁体汉字13053个。GB18030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现时最新的内码字集，GBK收录简体、繁体及日语、韩语汉字20912个，而早期的GB2312收录简体汉字6763个。而Unicode的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基本字集则收录汉字20902个，另有两个扩展区，总数亦高达七万多字。

初期的汉字系统字数不足，很多事物以通假字表示，使文字的表述存在较大歧义。为完善表述的明确性，汉字经历了逐步复杂、字数大量增加的阶段。汉字数量的过度增加又引发了汉字学习的困难，单一汉字能表示的意义有限，于是有许多单一的汉语意义是用汉语词语表示，例如常见的双字词。目前汉语书写的发展多朝向造新词而非造新字。

汉字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系统，并仍然或曾经在日语和朝鲜语、越南语中使用。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拥有4500年以上的历史。狭义地说，它是汉族的文字；广义地言，它是汉字文化圈共同的文字。

汉字是承载文化的重要工具，目前留有大量用汉字书写的典籍。不同的方言都使用汉字作为共同书写体系，因而汉字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东南亚文化圈形成的内在纽带。在汉字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诗词、对联等文化，并形成了独特的汉字书法艺术。

一个汉字一般具有多种含义，也具有很强的组词能力，且很多汉字可独立成词。这导致了汉字极高的“使用效率”，2000左右常用字即可覆盖98%以上的书面表达方式。加之汉字表意文字的特性，汉字的阅读效率很高。汉字具备比字母文字更高的信息密度，因此，平均起来，同样内容的中文表达比其他任何字母语言的文字都短。

目前的汉字体系分为繁体字和简体字，前者用于台湾、香港、澳门和北美的华人圈中，后者用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华人社区。通常说来，两种汉字书写系统虽然有差异，常用汉字的个体差异不到25％。

由于汉字书写复杂，“汉字落后论”的说法存在了很长时间，认为汉字是教育及信息化瓶颈，并有“汉字拉丁化”甚至废除汉字的推动行为。现在一般认为汉字也有突出优点，初始学习难度虽大，但掌握常用字后不存在类似海量英文单词的继续学习问题，且其表意特性也能充分调动人脑的学习能力。在计算机输入问题基本解决后，“汉字落后论”及“汉字拉丁化”已实际上逐渐被大多数人抛弃。

目前汉字系统已经基本稳定，但汉字的规范化、生僻字的自然消亡仍在继续进行。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介绍了人头壶、贾湖骨笛、陶鹰鼎、龙山蛋壳黑陶杯、红山玉龙、凌家滩玉版玉龟、良渚玉琮王、镶嵌绿松石铜牌饰、殷墟嵌绿松石甲骨、后母戊鼎、妇好玉凤、鸮尊、利簋、何尊、玉组佩、三星堆青铜人、三星堆青铜神树、太阳神鸟金箔、大克鼎、古滇国贮贝器、莲鹤方壶、曾侯乙尊盘、越王勾践剑、错金银铜版兆域图、虎符25件文件。具体介绍以下几件文物：

1、人头壶

6000千年前的人头壶于1953年发现于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人头与壶浑然一体，眉目清秀，鼻梁修长，双目上视，嘴唇上翘，发型以扁平锥刺纹表示，刻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面容，人头与壶身结合酷似一个孕妇，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和人类繁衍的重视。

2、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玉组佩

玉组佩又名“杂佩”、“佩玉”，专指春秋战国时盛行的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此佩玉现今所知最早见于春秋早期，战国达到极盛，汉代逐渐消亡。其后南北朝、唐，元等朝代虽偶有出土，但在当时社会中不具有较大的影响。

4、春秋莲鹤方壶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5、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65年冬天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群中。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

-如果国宝会说话第一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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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头壶

6000千年前的人头壶于1953年发现于陕西省洛南县灵口镇焦村遗址，人头与壶浑然一体，眉目清秀，鼻梁修长，双目上视，嘴唇上翘，发型以扁平锥刺纹表示，刻画出一个鲜活真实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面容，人头与壶身结合酷似一个孕妇，体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对女性和人类繁衍的重视。

2、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原称司母戊鼎），又称后母戊大方鼎、后母戊方鼎。原器1939年3月在河南安阳出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3、玉组佩

玉组佩又名“杂佩”、“佩玉”，专指春秋战国时盛行的由多件玉器串联组成的悬于身上的佩饰玉。此佩玉现今所知最早见于春秋早期，战国达到极盛，汉代逐渐消亡。其后南北朝、唐，元等朝代虽偶有出土，但在当时社会中不具有较大的影响。

4、春秋莲鹤方壶

春秋莲鹤方壶，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1923年出土于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一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青铜馆，一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5、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国家一级文物，1965年冬天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望山楚墓群中。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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