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评价李鸿章？

被评为世界三大伟人

　　李鸿章、格兰特、俾斯麦被称为19世界的世界三大伟人。格兰特是美国总统，他是军人出身，早年的时候百战百胜，有着“常胜将军”之称。俾斯麦是德国的铁血宰相，是带领德国走向强盛的风云人物。那么李鸿章，这个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卖国贼的人又是何德何能可以和他们相提并论呢接下来看看李鸿章做了什么，李鸿章带领着手下不到1万的新兵击败了太平天国的10万大军，守住了上海，他一手创建的淮军在后来维护清王朝安定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洋务运动的核心，当时的李鸿章在外国人的眼中比中国的皇帝更有名。　　

李鸿章和俾斯麦合影jpg

　　李鸿章和俾斯麦合影

　　现在的历史书上李鸿章被写成了一个卖国贼，其实真正了解过那段历史的人都不会这么片面的去解读李鸿章。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才之一，如果没有李鸿章，清朝至少要早灭亡20年，国家的灾难只会更多。在当时李鸿章很受外国人的尊敬，外国的使节在紫禁城中一直都是趾高气昂的，唯有在拜访李鸿章的时候会恭敬有礼，而且李鸿章出访外国的时候受到的待遇要远超其他的国家***。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可以说他已经做到了极致，换上谁去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了，如何没有他，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至少要延迟十数年，辛亥革命或许都不会发生，他也是很无奈的一个人，尽管他的能力完全不弱于人，但是面对当时的局面却没能力挽狂澜，救大清于乱世之中。

　　比较一下这三个人，他们都曾经位高权重，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还为国家的统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之称实至名归。

　　李鸿章后人

　　李鸿章一生风风雨雨，从不得志到走向巅峰，最后又难以避免的走向衰亡。而他的后代也深受他的影响，从享受余荫到后来走出先辈的阴影，走出自己的生活。　

李鸿章照片jpg

　　李鸿章照片

　　李鸿章一生有过有过3个儿子，都从事过外交行业，李鸿章的爱女嫁给了清朝的名臣张佩纶，是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母。李鸿章家族的第四第五代子孙，大多都没能享受到祖辈的余荫，还有不少因为李鸿章这么个祖先而受到歧视，只能靠着自己的艰苦创业来改变生活环境。

　　到了现在李鸿章的后代有着很多的人才，很多都靠着自己的打拼闯出了名头，其中有着不少的亿万富翁。

　　李鸿章被外国人认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杰出人物，被很多外国人所推崇，德国的铁血宰相曾这么说：他和李鸿章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家。被人称为是中国俾斯麦。可惜两人境遇却是不同，俾斯麦铁血政策拯救了德国，而李鸿章却做了清王朝的裱糊匠，没能挽救国家。而在李鸿章死后，他的后代却一直生活至今，并且在海内外都有他们的足迹。

朱大可

朱大可，1957年生于上海。祖籍福建武平，汉族。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学者之一，也是中国当代最优秀的批评家之一。1983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4年获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厦门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客座教授。《新世纪》周刊、财新网专栏作家。

朱大可在中国文化界享有盛名。他思想前卫、睿智，话语闪耀着理性、激情和启事的光辉。他用独特的话语方式——“朱语”对中国文化现状和社会弊端制造了许多激烈的、尖锐的批评；他学识渊博，扎实的学术功底以及守望文化现状的理性和深刻，对当代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茅盾文学家得主麦加曾这样评价朱大可：“他让有些人害怕，因为他拒绝媚俗；他让害怕他的人依然对他心怀敬意。”“他就是安徒生笔下那个喊出‘他什么也没有穿’的孩子！”

2006年9月号《凤凰生活》杂志，推出“影响世界未来50华人榜”，朱大可入选，被誉为“中国文化守望者”。

2014年6月，朱大可推出20余年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全书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多种学科工具，独辟蹊径地探研中国上古文化和神话的起源，发现并证明，全球各地的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这是继美国学者发现全球智人源于非洲、新西兰学者发现全球语言源于非洲之后，第三个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有助于修正人类文化起源的传统观点，可视为1949年以来中国学术的重大收获。

中文名：朱大可

民族：汉族

出生地：上海

出生日期：1957

职业：、学者教师、批评家

毕业院校：悉尼科技大学

主要成就：发现并证明全球上古宗教/神话均起源于非洲；“中国文化守望者”

代表作品：《华夏上古神系》《流氓的盛宴》《燃烧的迷津》《孤独的大多数》“朱大可守望系列”（5卷）

个人履历

1983年7月，朱大可从华东师大毕业，被分配至上海财经大学汉语教研室工作，讲授“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与所学专业和研究领域不符，加上失去了大学时代的人文环境，他的心境转向压抑，“失去了方向，心灰意懒，无所事事。”此间，除了一篇《**系统论》，他几乎中止了所有的写作，蛰伏了近两年之久。

转机出现在两年后。1985年，朱大可受邀参加在厦门大学举办的全国文艺批评新方法研讨会，“这改变了我的未来。”这次盛会几乎云集了中国当时最优秀和最走红的人才。而朱大可则是“无名鼠辈”。回去后不久，他的第一篇诗歌评论《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问世，并于1986年发表在著名的前卫杂志《当代文艺思潮》上。

“这篇文章完全背离了批评的一般准则，很幼稚，但有杀气，充满奇思怪想，与其说是在阐释他人作品，不如说是在自我卖弄。”对于这篇当年引起文学界普遍关注的文章，朱大可自己并不以为然。

1986年，他发表《谢晋**模式的缺陷》，该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评论学会会长钟惦斐撰文指出：“朱大可的文章很有闪光处，除了作为理论的概括和勇气，更重要的是他把**作为文化现象，表现了对整个社会和文艺的责任感。”

之后，凭借一系列文学研究和批评文章，朱大可在中国文坛声名鹊起，并且奠定了自己的先锋批评家地位。“那时候我年轻气盛啊，狂得要死。”他说，在很高规格的学术会上，也可以藐视与会者，自己随性说一通，然后当场退会，“得罪了很多人，因为根本不顾别人的感受。”

“这和我的成长环境有关。我是独生子，精神上极度渴望自由和独立，打小就自己跟自己玩，孤独惯了。”从小学到中学，他的成绩单上，评语里总有“骄傲自满”这几个字，“老师总希望我‘戒骄戒躁’。”如今，朱大可很少与人争论，他觉得“那个没意义，浪费时间而已。”他说这个的时候，还是露出了被小心藏起来的傲气。

朱大可今年50岁（2007年时）。“其实我40岁就知天命了。”他端起茶，嘬一口。“我是很有争议的人，有人喜欢，有人讨厌”。他低头又抬头，“其实，争议是最好的状态。没有争议才是不正常的。我为下个世纪写作，因为历史是最好的评判者。”（摘自《怀尧访谈录》）

主要著作

朱大可代表性著作包括：《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记忆的红皮书》《神话》等。主编有《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大型文化年鉴，中文版八卷，日文版名为《中国文化总览》）《文化批评》（为中国学术界首部文化批评教材）等书。

1《记忆的红皮书》

朱大可的话语，被许多人称作“朱语”，是一种感性和理性交织的隐喻式书写，多年来受到许多青年读者的喜爱和模仿。本书是作者20多年来诗歌、散文、随笔和小说的大部分精华的集成，其中一些篇章堪称现代汉语的杰作。作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深邃见解，被编织在绚丽而坚硬的语体里，形成独特的叙事一阐释风格。书中亦是隐喻式书写的延伸，不仅能够满足读图时代的视觉需要，而且暗含耐人寻味的文化密码。在文化垃圾泛滥和阅读焦虑日益严重的时代，本书具有不可忽略的典藏价值。

2《流氓的盛宴：当代中国的流氓叙事》

本书深入探讨了盛行于当代中国的流氓话语现象。当代中国分为两个社会，一个是国家社会，另一个则是无秩序、无信仰、无权威和无道德的流氓社会，它以离开土地的两亿流民为基础，成为当代中国的隐形属性。本书以身份理论为逻辑前提，以流氓话语为对象，以酷语、色语和秽语等为分析元素，对渗透在各种文化样式（小说、诗歌、美术、音乐及大众文化等）之中的流氓叙事模式，展开了全面深入和独特新颖的阐释，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流氓话语的基本特征。读罢令人耳目一新。是流氓学研究的重大突破，也是近年来中国思想界话语研究的罕见收获。

3《21世纪中国文化地图》（共八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大学出版社、吉林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同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该系列文化年鉴日文译本为《中国文化总览》，由日本好亚出版社出版。）

在与当下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打交道的过程中，编者试图真正有效地突入文化精神的现场，以独立立场和批叛精神作为这张“文化地图”的基本坐标系。“批评文选”刻录着年度文化批评的精神标高；“关键词”的纬线标识出公共文化空间中各个层面的关键记号；“文化事件”的经线，则以年度时间区划为单位，展现各文化领域的重大事件。由此描摹出来的年度文化的全息图像，应该全貌或局部，并通过它确认文化个体的“自我”方位，从而得以以更清澈的目光洞察当下中国文化的精神定位及其走向。在这张虚拟的文化“地图”上行走，人们将会与各种各样的人物和事件相遇，在观察和打量中，呼吸到这个时代的精神气息。

4《守望者的文化月历（1999-2004）——刀锋文丛》

本书收录了著名批评家朱大可1999-2004年这五年间的大部分较有影响的文学、文化和时政批评文章。所有文章均曾公开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南风窗等著名媒体上，其中一些作品曾经引发广泛争议。作为中国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批评家之一，朱大可迄今仍然保持着犀利而深刻的风格，与他的神学、神话和文化阐释学研究相比，他的文化批评更具“杀伤力”，并因此而有“一剑封喉”的美誉。朱大可的批评方式和话语风格，对90年代以来的“愤青主义批评”产生了微妙影响。

5《话语的闪电》

作为当代中国最有知名度的文化学者之一，朱大可的文字数量并不多，但他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重要的创见。《话语的闪电》收录了他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最有代表性的13篇论文，包括《空心的文学》、《燃烧的迷津》、《甜蜜的行旅》等，这些文字充分显示出了作者锐利的思想和开阔的视野。朱大可的言说方式在这个消费主义时代也许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独特的话语风格，确如“闪电”，能以劈开精神的难题，照亮时代的苍白。

6《逃亡者档案》

在“文化批评”的领域，朱大可始终以标新和立异的风格成为文坛的异数。在这本书中，他试图以尖锐的语言揭破文化的迷津，以激越的智慧拷问历史的神话。面对种种文化现象，他自信地走到台前，指指点点，揭秘纠偏，宣称事实背后的真相，宣称：“我要审判。”

7《十作家批判书》

这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

8《孤独的大多数》

孤独，是为了保持精神的独立。本书为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关于当下中国文化反思的结集，话题兼及文化、文学、**、建筑、历史、地理等诸多方面。朱先生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倾情讲述了在时代变动下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孤独：信仰与信义沦丧的“世态孤独”，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话语孤独”，浮华盛世下寻找灵魂皈依的“文化孤独”他在行文间不时流露出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关切之情，并由此创造了文化的孤独意象：孤独，也是向文明攀登的一道阶梯。

9《文化批评》

本书是中国学界首部文化批评原理，描述了中国当代文化的基本现状，全书涉及当代中国的文化逻辑，文化生产、传播与消费、文化符号生成与读释，神话与文化意识形态，身份、权力和文化认同，身体与性别，器物文化与生活方式，空间政治和文化地理，时间与记忆，感官文化等论题，全面阐述西方和本土文化批评的主要立场、观点与方法，为文化工作者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分析工具。

10朱大可守望者书系《神话》《审判》《乌托邦》《先知》《时光》

《神话》《审判》《时光》《乌托邦》和《先知》等5部文集，其素材选自两个方面，其一为朱大可已经出版过的旧作，如《燃烧的迷津》、《聒噪的时代》（《话语的闪电》）、《守望者的文化月历》《记忆的红皮书》等，其二是一些从未结集出版的文章，分为建筑、器物和历史传奇等三种母题。它可能会面对更为广泛的读者群落。

相关言论

1关于文物市场的言论

2011年6月，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撰文称，眼下文物市场的博彩化，是古器物及其文明传承的最大悲哀。赌场效应制造出一大堆超级赌徒，而无法培育器物文化的热爱者、鉴赏者与保护者，更不能转换为推动中国文化复兴的良性动力。朱大可认为，一方面是文物价格的惊天哄抬，另一方面是总体文化价值的崩盘，这种对比形成了尖锐的讽喻。文物市场和紫禁城的故事向我们证实，残剩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被肆意侵吞、炒作、瓜分、消耗、贬损和荼毒。

2关于鲁迅的言论

在《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中，朱大可写到：“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朱大可在访谈《我就是鲁迅的孩子》中说："反思鲁迅，是对新文化运动进行整体反思的一部分。我一直坚持要把早期的北京鲁迅和晚期的上海鲁迅分开。北京鲁迅无疑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作家，他的《呐喊》《彷徨》《野草》《坟》和《故事新编》，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但上海鲁迅却是需要反思的。他在晚年失去了爱，只剩下仇恨，他的晚期仇恨政治学被人利用，成为历史暴力的话语源泉。这是鲁迅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鲁迅本是复杂的人性组合体，他的单一造型误导了民众。应当把鲁迅还原成人，而不是一尊完美的金刚神像。这方面我有深切的教训。我不是完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不断自我调试——一方面保持文化批判的力度，一方面避免人身攻击。这是一种平衡游戏。我时常感觉自己像一个体操运动员，艰难地行走在话语的钢丝上。鲁迅和胡适都是杰出的原创者，而不是守望者。还原和重新认识鲁迅，就是要正确地清理他的话语遗产，过滤掉不健康的部分，复兴他所发动的文学事业。

3朱大可的器物研究言论

关于宝剑：这真是英雄辈出、光芒四射的年代。大批剑客在江湖中诞生和死亡，他们的鲜血谱写了古典剑学的瑰丽篇章。最不可思议的暴力，与爱情、友谊、勇气和终极关怀一同生长。眉间赤，那株身影弱小而孤独的小树，却成为一座坚实的纪念碑，向我们昭示生命扩展的全部可能性。最坚硬的事物与最柔弱的生命，结成了神圣同盟。（摘自《宝剑：站在利刃上的精灵》）

关于铜鼎：王室对民间和大自然的狂征暴敛，加剧了社会冲突，一种叫做“铜鼎综合症”的政治疾病，在商代开始蔓延，又随着“九鼎”传染给周人，并且在周幽王那里再次恶性发作，导致西周帝国的败亡。沉重的铜鼎改变了汤人的广阔战地，使之被迫彻底放弃游牧的习俗。经过数百年的农业驯化，彪悍的猎人变得无限温存起来，它甚至不能抵抗犬戎这样的小型游牧部落的袭击。铜鼎与其说是社稷稳定和谐的象征，不如说是国家灾难和病变的征兆。但随着铁器时代的成熟，皇帝跟民众的分歧日益严重。就在武帝统治的时代，规模巨大的民用铁器托拉斯已经形成，少数铁器制造商垄断了整个远东地区的生产和销售，而铁器成了农业耕作和日常生活的基本元素。用以生火的立体支架再度出现，鼎的支足沦为画蛇添足的累赘。八千年前的锅子获得了重生，但它的材质已由陶土变成了生铁。铁锅彻底取代铜鼎，成为百姓灶台上的主体。在历经近千年的“铜鼎综合症”苦难之后，鼎器黯然退出了华夏民族的历史空间。锅就此回到了它的原初形貌。它本来就是人民的器皿，从属于柴米油盐之类的平凡事物。由于锅的起死回生，美食不再为统治者和贵族所专有，而是成为人民餐桌上的日用品，重新散发出美妙的世俗气息。而鼎则变成一种美妙的帝国记忆，它时常闪现在皇帝的梦里，展示着昔日政治筵席的浮华场景。（摘自《南方周末》2007年2月15日）

关于灵玉：玉的道德化完成于春秋儒家集团。在周王朝日益衰微的背景中，儒家学者形成了最早的世俗玉学家团队，他们的赞美惊天动地，把玉推举到道德象征的高度。他们描述玉的质地坚硬慎密，色泽皎洁冰莹，性情温泽细润、声音清越舒远。这是罕见的誉辞，儒学和玉学就此结成了坚固的联盟。他们的作为，为玉学在历史中的延展，提供了卓越的样本。玉所承载的世俗伦理语义是如此宏大，令先秦的道德哲人感到了无限惊喜。我们被告知，孔子出使别的诸侯国时，恭敬谨慎地拿着玉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向上举时好像在作揖，放在下面时好像是给人递东西。脸色庄重得像战栗的样子，步子很小，仿佛沿着一条直线往前走。这不是出自对王权的敬畏，而是一种不同寻常的道德表演，旨在宣谕儒家和玉的生命联系。孔子是卓越的演员，他要藉此向世人演示人与器物的崭新关系。玉不是神器，而是君子灵魂的凝结物，散发着士人知识分子德行的浓郁香气。越过玉的形态和气质，儒生看见了自身的端庄面影。玉就是士人精神投射在矿物上的伟大镜像。

千秋之评

内容简介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中国人有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和敬畏感，历史有终极审判的功能。历史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的能力，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是古代中国为官者和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文天祥曾有这样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国历史上传统读书人都看重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千秋之评》将通过讲述保存在史书中的清官和贪官的典型故事，探寻中国廉政文化背后的历史逻辑，并探求中华文明战胜一次次危机而不断浴火重生的历史文化密码。

解说词

(字幕)：八集文化纪录片——鉴史问廉

　解说词：这座位于陕西省乾县的陵墓，就是埋葬着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武则天的乾陵。1000多年来，乾陵神道东侧这块巨大的石碑引起了无数中国人的注意。因为，这块石碑上竟然没有刻一个字，这是一块无字碑!有人认为，碑上无字，是武则天有意让后人和历史去评价自己的功过是非。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像武则天这样敢于打破历史常规的一代女皇，还是千千万万的官员和士大夫，都要面临百年之后历史这块无字碑的最后评价，以至千秋万代，最终成为盖棺定论。

　几千年来，无论是皇帝还是各级官员，大多在历史的如椽之笔面前心存敬畏。在岁月的长河中，历史承担起了终极审判的功能，公正地记录着一代代政治家和官员们的是非功过。

第八集 千秋之评

　解说词：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春秋》，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据说，晚年的孔子，在周游列国之后回到故乡鲁国，开始着手整理编撰这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伟大著作。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他为什么要编写《春秋》这部书，孟子讲了，在春秋那个时候，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孔子惧，孔子很害怕，这个社会这样下去怎么办他就作了《春秋》这部书，要让这个上面的人接受历史的审判。”

　解说词：在后来的岁月中，《春秋》的作用和影响早已超出史书的范围。在这部书中，用于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语言非常简练，但是几乎每句话都有明确的褒贬之意，这种“字字针砭”的独特文风，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成为历代史家效法的经典。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242年这部春秋史，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邪说暴行，把它记下来了。他每个字都有褒贬，什么事情是错误的，什么事情是正确的，我们看一部《春秋》全部都有。所以孔子成《春秋》,乱臣贼子惧。”

　解说词：从孔子修《春秋》开始，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历史学具有了记录历史事实和辨明是非、评判历史人物的双重职能，史学和史官承担起了价值评判和终极审判的功能。

　在孔子修《春秋》300多年后，历史学家司马迁在编撰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时候，特意开设了《循吏列传》、《酷吏列传》和《佞幸列传》，为清官廉吏和贪官污吏分别作传。那么，被司马迁记入史册的第一个清官是谁呢

　河南省淮滨县期思镇，一个不为人知的小镇，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楚国名相孙叔敖就诞生在这里。淮滨县文广新局的尤新峰对这个人物充满了兴趣，早在2003年，他就开始搜集有关孙叔敖的历史典故。

　河南省淮滨县文广新局尤新峰：“这个拓片，它主要是介绍孙叔敖生平事迹的一个碑，他的生平介绍主要来自于司马迁《史记》里的循吏传。”

　解说词：流经河南省固始县的史河，是淮河南岸最大的一条支流。春秋时期，这段河流洪灾频发，百姓们常常流离失所，生计无着。于是，孙叔敖变卖了自己的家产，率领民众在史河安闸筑坝，引水灌溉农田。经过改造的史河，直到今天还在造福着当地的百姓。

　公元前601年，楚庄王任命孙叔敖担任楚国的国相。在孙叔敖的悉心治理下，楚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尽管对国家有着巨大的贡献，但孙叔敖却过着简朴的生活，家里没有积蓄，死后儿子只能依靠打柴为生。

　在司马迁的笔下，循吏是仁厚爱民，清正廉洁，严守法纪的官员。那些用酷刑峻法统治百姓，以凶狠残暴著称的官吏则被称为酷吏。那些无才无德，恃宠骄横而为祸一方的官员则被称为佞幸。自此，为清正廉洁的官员和贪官污吏分别作传就成了中国古代编撰国史的一个传统。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万民景仰的清官，还是千夫所指的权奸贪恶之辈，在百年之后都会面临历史的评价，成为后世景仰或唾弃的对象。历史上，许多清官廉吏在身处逆境的时候总是坚信历史会给自己一个公正的评价，带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坦然面对自己的命运。

　公元147年岁末，一天，东汉帝国的首都洛阳沉浸在一片喜庆的氛围之中，兴奋的百姓们走上街头，迎接一位官员的出狱。这位官员就是担任太尉的李固，因为反对外戚梁冀专权祸乱朝政，这一年11月，李固被梁冀诬陷入狱。不过，让这位在《后汉书》中被称为“跋扈将军”的梁冀没有想到的是，李固的下狱，在洛阳城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数十位大臣戴着铁铐木枷在朝廷上为李固辩护，准备与李固一块坐牢。于是，李固从牢里被放了出来。但是，看到这位清廉耿直的大臣在百姓中享有如此之高的声誉，梁冀恼羞成怒。于是，刚刚出狱的李固再一次被捕入狱。在遇难之前，李固给朝廷中屈服于梁冀的几个大臣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后世的史官记入了正史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卜宪群：“这封信是写给胡广等人，其中就说到现在国家这么艰难，如果说在这样一种局面下，还不作为的话，历史、史学家今后会做一个公正的裁判的。”

　解说词：在李固的这封绝命书中，人们看到的是他对历史公正性的强烈信念。在李固看来，当朝政败坏、贪腐横行的时候，有责任、有修为的官员如果不挺身而出，一定会被后世的历史学家记入史书，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而舍生取义、以身殉道，远远胜于苟且偷生。

　10多年后，公元159年，把持朝政20多年的梁冀被皇帝下令灭族。但是朝政的腐败已经无法挽回，李固所担心的东汉王朝衰败的命运再也无法扭转了。东汉王朝灭亡之后，历史学家范晔将李固和梁冀的故事写入了《后汉书》，成为后世官员们的镜鉴。

　清华大学教授张国刚：“历史记载它其实一个很重大的功能，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功能，它有舆论监督功能，他舆论监督不是当时，它是延时的，身后的，想建功立业的人的永恒就是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历史其实本身是一种记述，它是有力量的，它的力量就是道德的褒贬，是在未来你的历史形象是什么样的，但是前提是说这个历史记载要真实，要正义。”

　中央党校教授王 杰：“也就是把道德，把道义放在首要位置。”

　南开大学教授李治安：“要注意气节，要注意门声，门声就是这个门厅的声誉。”

　解说词：中国人对历史的理解，从来就不是只存在于史书的记载，它还存在于口口相传。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在中国人的情感里，它是另一部史书。

　1999年，吴启民第一次听说了召公的故事，听到了《诗经·甘棠》这首古老的诗歌，从此，他的生活和甘棠树融合在了一起。2001年，吴启民来到三门峡市黄河边，在汉代召公庙的遗址上修建了这座甘棠苑。

　(同期声·吴启民)：“这棵树和召公，召公是廉政之祖，它这棵树就是清风之源。”

　解说词：《诗经·甘棠》被称为千古去思之作，纪念的是西周时期一位勤政爱民的官员召公。召公是周武王的弟弟，名叫姬奭。文王病逝后，召公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时，召公与周公分陕而治。《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召公下乡视察的时候，地方官吏要老百姓把房屋腾出来让他休息，烧茶备饭招待他，召公说：“不劳一身，而劳百姓，不是仁政”，就在甘棠树下办公，倾听百姓的诉状，解民之忧。史称“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这种大爱，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连成一片，所以老百姓披其德，这身上都有他道德教化的光泽，悦其化，本来这老百姓不是这么好，不是这么完美，这么善良的，教化，教化，把他教化了，老百姓觉得我么受了他的德教，被教化成了这样，都非常高兴，那么在他死了以后，思其人，人不在了，想念他，敬其树，因为他有一个东西留下来了，就是一棵树，就是一棵棠树。”

　解说词：后人为了纪念他，舍不得砍伐此树，歌咏之，作《甘棠》之诗。也留下“甘棠遗爱”、“甘棠之思”的成语典故。

　清华大学教授彭 林：“中国这种圣贤和道德之教，我觉得他比宗教起的作用还要大，中国严格来说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们不是靠宗教，而是靠道德、正义、公道我们来引领社会的，我觉得他是高于宗教，具有更高的一种力量。”

　解说词：72岁的陆光荣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之后，又有了一个新的工作，编写《钱清镇志》。

　绍兴钱清镇退休教师陆光荣：“刘宠清廉，而出钱清这个地名，所以这个地名我们要把它记录。”

　解说词：作为汉室宗亲，刘宠没有生在大汉的盛世，做官时正赶上了东汉最黑暗的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朝廷官员的贪腐，横征暴敛已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

　浙江会稽山的老百姓朴实拘谨，常年被官吏欺诈。百姓不堪其扰，纷纷遁迹于深山老林。刘宠担任会稽太守后，简除烦苛政令，禁察官吏的非法行为，兴修水利，发展农桑生产，使郡中秩序井然。刘宠离任，两袖清风。几个住在若邪山山谷的老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每人带了100文钱，前来为他送行。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卜宪群：“并且想挽留他，说你在这里为政的这段时间，我们老百姓很安宁，夜不闭户，狗不夜吠，说明会稽这个地方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的安宁，有的老百姓说，我很多年都没有见到官吏了，在我国封建社会，见不到官吏就表示他是一种日子过得好，幸福。”

　解说词：盛情难却，刘宠在老人们的百钱之中挑选了一钱之后，与老人们依依惜别。出了山阴县界，刘宠把这一枚钱投入到西小江中，将这枚绍兴百姓赠予的铜钱又留在了绍兴。后人传说，这段江水自从刘宠投钱后，就更为清澈了。后来，绍兴人把这段江更名为“钱清江”，还建了“一钱亭”、“一钱太守庙”。

　绍兴钱清镇退休教师陆光荣：“实际上就是崇拜清廉，我们希望这种问题让后人去评，让他们去理解。”

　解说词：岁月流逝，72岁的退休教师陆光荣还在找寻着东汉太守刘宠曾经在绍兴的经历。开学了，镇中学的初中生们和往届一样，召开了主题班会，来纪念这位勤政廉洁的东汉官员。

　1000多年后，明朝兵部侍郎于谦有感于“一钱太守”刘宠的廉洁，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胡椒八百斗，千载遗腥操。一钱付江水，死后有余褒。”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这首诗于谦引用了几个典故，一个是唐代宰相元载，在任期间贪污腐败，后来被抄家时，仅抄得胡椒就有数千斤，所以他因此遗臭万年，相反东汉太守刘宠，在任期间，两袖清风，清正廉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你生前占有的再多，你也不带走，胡椒八百斛留下的是恶名，一钱太守刘宠留下的是清名，你身后自然有人评判你。”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通过这两个故事，于谦想表达和抒发自我内心的一种愤慨，同时以示自己清正廉洁的一种志向。这样一种历史观的表达，对于谦本人影响很大，所以后来他在任期间，清正廉洁，光明磊落，浩然正气。”

　解说词：1449年8月18日，明帝国首都北京被一片紧张和不安的气氛所笼罩。10多天前，明军主力在河北土木堡被来自蒙古高原的瓦剌军队歼灭，皇帝朱祁镇也被敌军俘虏。乘胜而来的蒙古骑兵很快出现在北京郊外，明帝国顿时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此时，于谦临危受命，他在朝堂上严厉驳斥了一些大臣迁都南京的主张，坚决要求固守北京。在新皇帝朱祁钰的支持下，于谦整饬兵备，亲自督战，指挥22万军队，取得了北京保卫战大捷，瓦剌军队被赶到了长城之外。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在最危难的时候，大家愿意听于谦的。于谦为什么这么有号召力呢，首先一个他的廉洁，他在晋豫巡抚任上做了18年，任劳任怨，两袖清风，能力很强。当整个官场开始腐败的时候，像于谦这样的人，他们立刻在整个官场上显现出来了。他的个人品质，他的政绩，形成了一个士大夫精神的标杆作用，旗帜作用。而这种旗帜作用，在大明王朝最危难的时候，使得整个国家的力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力。”

　解说词：明帝国终于从一场巨大的危机中走了出来，于谦也成为拯救国家的功臣。然而，8年后，这位曾经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的朝廷栋梁和英雄，却被昏君佞臣罗织罪名处以死刑。于谦遇害之后，负责抄家的官员发现于谦家里除了生活必需品和御赐的蟒袍、宝剑之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据明史记载，于谦在巡抚地方的时候，经常回京师处理公务，每次两手空空地回去，从不送礼。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手下就给于谦说，大人就是家无余财，清官么，也应该带点土特产，蘑菇呀，老陈醋去呀，是不是”

　解说词：为是，于谦写了一首《入京诗》表明自己的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从此，后人就用“两袖清风”来形容为官者的清廉之风。“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于谦一生的追求，在他看来，历史不仅存在于浩瀚的史书之中，也存在于天下芸芸众生的良知和公正的评判之中，他相信历史一定会记住自己的奋斗、牺牲和气节。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成化初年，于谦得到平反，诰文是这么写的，于谦在任期间，曾经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却遭到权臣的排挤和迫害。这诰文颁布全国以后，老百姓奔走相告，喜出望外，他们认为公正终于得到了伸张。”

　解说词：公元1489年，明孝宗下令在杭州于谦墓旁建“旌功祠”，来纪念这位拯救了国家和无数百姓的英雄。333年后，一位来自福建的清朝官员林则徐重修了于谦祠墓，并写下了“百世一人”的大字，悬挂于祠墓之上。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现在你去西湖，到于谦祠，你就可以看到林则徐这句名言，公论久而后定，何处更得此人。所以袁枚有句诗我特别喜欢，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西湖为什么美，不光是因为自然景观美，是因为西湖背后的精神，因为岳少保、于少保葬在这个地方。”

　解说词：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所以古志士，终身甘缊袍。无论是在乱世，还是在盛世，中华民族对道义、忠信、名节的追求始终在延续着、继承着，这就是蕴藏在历史深处的崇高和力量。

　苏堤春晓，是“西湖十景”之一。这是900多年前苏轼任杭州知州时，利用疏浚西湖的淤泥构筑而成。百姓们感怀苏轼勤政爱民的功绩，就将这道堤坝称为“苏公堤”。苏轼一生，曾经在多地为官，每到一地他都留下了清廉、勤政、爱民的美名，被当地百姓世代传颂。在40多年的为官生涯中，苏轼始终戒奢崇俭，清廉自持。在被贬到黄州担任团练副使后，苏轼在城东的一片坡地开荒种田，以解决全家的吃饭问题。由于经常辛勤耕作，时间一长，苏轼就像乡间老农一样，又黑又瘦。寄情于劳作和诗词的苏轼，为这块地取名东坡，自称东坡居士，苏轼因此又被后人称为苏东坡。

　在黄州每天精打细算的苏轼一家，日常花销还比不上一个普通的农户。生活虽然艰苦，但是苏轼却在文学创作中找到了寄托和乐趣。他在黄州先后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等80多首流传千古的诗词散文。在《前赤壁赋》中苏轼这样写道：“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苏轼看来，天下万物，如果不是自己应该拥有的，即使一分一毫也不能求取。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 波：“儒家一直认为，物欲的张扬是会对精神有损，而物欲的控制自我节俭，是会促使精神的张力，进行彻底的打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修身修的是什么修的是别人的身么不是，修的是自己的身，而且修身的本质是为了什么是修心。就是说要克制身体对物质的欲望，这样心灵才能够强大。”

　解说词：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被人们称为“三苏”。苏轼和弟弟苏辙去世后，安葬在河南郏县，后来父亲苏洵的衣冠冢也从四川老家迁移到了这里，就形成了今天郏县的三苏坟。

　900多年来，一代代的中国人来到这里，在苍凉而寂静的氛围中感受苏东坡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深处的浩然正气，体会积淀在苏轼诗词歌赋中的高尚、清廉与气节。

　诚实地面对历史，坦然接受历史和后人评价，是历代贤明的君主和正直的大臣对历史的共同态度。不过，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费尽心机地篡改历史记录、掩盖历史事实的奸臣墨吏。

　公元1142年，南宋第一权臣、宰相秦桧的儿子秦熺考中进士。原本掌管国史编修工作的秦桧，给自己的儿子安排了秘书少监的职位，直接负责编修国史实录。那么，为什么秦桧会给自己的儿子安排这么一个清苦而又没有多少权力的官职呢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秦桧他自己做了那么多恶事，然后又有那么多人反对他，他自己也是一个读书人，而且他早年的时候，还曾经是一个非常敢言的御史，他选择了利益，放弃了是非，放弃了正义，但不等于说他不知道，秦桧让自己的儿子做这件事情，当然是希望自己的形象是正面的，所以他要改呀。”

　解说词：据史书记载，秦桧把持朝政10多年，“喜赃吏，恶廉士”。在宰相任上秦桧“贪墨无厌”，公开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当时，如果想要当地方官，必须先给秦桧送几万贯钱才能得到任命。整个国家贪官赃吏横行，“百姓愈困”。

　据《宋史》记载，秦桧积累的家财富可敌国。他的儿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置办古董字画。每年各地官员进献给秦桧的生日礼品，就价值几十万贯钱。

　除了贪腐之外，对秦桧来说，恐怕没有什么比一手罗织罪名、杀害抗金名将岳飞更难以面对历史的了。公元1142年1月27日深夜，在秦桧的一手策划下，岳飞在风波亭遇害，年仅39岁。再过几个时辰，就是新年除夕了，这一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岳飞的冤案，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悲痛的冤案之一。

　据史书记载，当制造这起冤案的万俟卨等人逼迫岳飞在一张捏造的供状上画押时，岳飞在供状上写了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相信在冥冥之中，自有天理存在，是非善恶终将会被分辨清楚。

　北京大学副教授赵冬梅：“岳飞要被害死了，但是直到临死的时候，他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对的，所以他喊天日昭昭。我想他喊这句话不只是说鸣冤，你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自信，他相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会给他的正义的行为以一个正面的评价。”

　解说词：岳飞一生生活节俭，全家甚至没有人穿丝绸衣服。当宋高宗要为他建豪宅时，岳飞拒绝了皇帝的赏赐，他说：“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他率领的岳家军更是不侵犯百姓的一丝一毫，“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

　(同期声·老艺人张连生)：“这雕刻的是岳飞和杨再兴，打金兵么。这个岳飞朱仙镇留下了最好的印象，好象就和神一样。”

　解说词：在岳飞曾经取得抗金大捷的开封市朱仙镇，老艺人张连生还在认真的印刷着有关岳家军的木版年画。将岳家军搬上木版年画，在朱仙镇已经有800多年的历史了。

　河南大学副教授展 龙：“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清廉的敢于担当的，浩然正气的，光明磊落的官员，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他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目中。”

　解说词：公元1155年，曾经费尽心思构陷岳飞的秦桧在人们的唾骂声中死去。在他临死之前，宋高宗赵构发布诏书，将秦桧祖孙三代全部免职。这位曾经家财富可敌国的贪官，这位曾经陷害岳飞并苦心孤诣地串改国史记录的奸臣，大概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字竟然会进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奸臣贪官之列。

　秦桧死去27年之后，一位官员来到秦桧曾当过郡守的永嘉，公开捣毁了为秦桧修建的祠堂。这位官员，就是理学的创始人朱熹。自此，历史对秦桧的清算正式开始了。

　1345年，在元朝史官修撰的《宋史》中，秦桧的长篇传记进入了《宋史》奸臣传的行列，秦桧作为宋朝第一奸臣的地位从此再也无法翻案。

　1513年，明朝地方官员在杭州西湖岳飞墓前设立了陷害岳飞的秦桧等四人的跪像。此后，这些跪像被游人不断地击毁，又不断地重新铸造，迄今为止已经铸造了12次。岳飞墓前的这幅对联“正邪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判伪真”，就这样成为历史的终极审判。

　1450年，人们在岳飞的家乡河南汤阴修建起了这座“宋岳忠武王庙”，作为永久的纪念。在这里，人们也会看到秦桧的跪像。每到清明时节，人们都会来到这里，祭拜岳飞。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太平。岳飞对天下太平的理解和守护，也让他成为世代敬仰的英雄。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2000多年前，孔子曾经说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中华文明对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千百年来，公平正义始终是镌刻在中华文明史上最耀眼的几个大字。

　在中华文明史上，无数清官廉吏、仁人志士用毕生的奋斗，留下了供后人评说的人生传奇。浩如烟海的史书记录下了这个民族的苦难、奋斗与辉煌，也为我们留下了一部交织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历史。这历史饱含着血泪与悲情，也充满了豪迈与伟大。历史深处的正义与光辉，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在历史的深处，我们的先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护佑着我们开创中华文明的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