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的历史？

潮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制始于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距今已有1674年历史。历史上相继为潮汕郡、州、路、府治所，隋代经略台湾的始发地，唐代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和对台的主要通道。 

宋代以来享有”南国邦郡“、“岭海名邦”、“海滨邹鲁”之称。潮州地灵人杰，名人有岭南第一名臣翁万达、泰国五大帝之首达信大帝、国学泰斗饶宗颐、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谢国民、广东省长卢瑞华等。

潮州是潮汕人重要的祖籍地、聚居地，潮汕文化重要的发源地、兴盛地。以潮语、潮剧、潮州音乐、潮州工夫茶、潮州菜、潮绣、潮汕善堂、潮汕商帮文化为代表的潮汕文化影响深远，誉播海内外。

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对外开放旅游城市，拥有15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9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特别是广济桥、韩文公祠、牌坊街等一批全国著名景区景点和特色旅游休闲街区。

潮州的风景名胜有潮州八景，旧时有内外之分，内八景是指于古城街巷之间，而外八景则指城外韩江两岸。

由于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内八景已逐渐湮没，今天人们所说的潮州八景是指外八景，即“鳄渡秋风”、“西湖渔筏”（原西湖与韩江相通）、“金山古松”（曾名“马丘松翠”）、“北阁佛灯”、“韩祠橡木”、“湘桥春涨”、“凤凰时雨”、“龙湫宝塔”（原位于北阁对面江心，现仍存遗址）。

潮州新八景：潮州评选“新八景”旨在“促进文化经济融合，展现历史名城风采”。“新八景”为：滨江红棉、广场灯影、坊街亭韵、淡浮水墨、绿岛晴岚、桑浦禅泉、凤凰天池、柘林渔火。

“新八景”特色鲜明，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生态景观兼顾，山、海资源皆备，既有历史遗存，又有现代建筑，涵盖潮州各区县，“老八景”亦布列其间。

潮州的重要人物古代有：杨世略、林大钦、林德镛、黄仁勇、刘允、萧端蒙、郑大进、翁万达、丁日昌、王大宝、陈梦龙、林大春。近现代有：李嘉诚、饶宗颐、陈伟南、孙大文、蔡澜。

到潮州旅游，人们首先想起的是“治潮八月，享誉千载”的文豪韩愈。唐元和十四年（819年），他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仅八个月，改调袁州。后人在刺史公堂后面建造了韩文公庙。北宋元祐六年（1091年），州守王君涤在潮州城南七里处新建韩庙，落成后苏轼为之写了碑记。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潮州知军州事又在韩愈亲手植橡木的东山上另建新祠，即现今韩江对岸的公祠。

扩展资料

记者在潮州市采访时了解到，已有近千年历史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驸马府”完成了维修近日已开门迎客。

“潮州故居，前有百里池塘，后有十里花园。”这是载于许氏宗谱中，北宋驸马许钰对其妻子德安公主描述家乡故居的话语。

人民网-潮州千年"许驸马府"迎客

夫三尺童子至无识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丑虏则犬豕也，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伦之议乃曰："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呜呼!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然而卒无一验，则虏之情伪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况丑虏变诈百出，而伦又以奸邪济之，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渊圣决不可归，中原决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危如累卵，当时尚不忍北面臣虏，况今国势稍张，诸将尽锐，士卒思奋。只如顷者丑虏陆梁，伪豫入寇，固尝败之于襄阳，败之于淮上，败之于涡口，败之于淮阴，校之往时蹈海之危，固已万万，偿不得已而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今无故而反臣之，欲屈万乘之尊，下穹庐之拜，三军之士不战而气已索。此鲁仲连所以义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虚名，惜天下大势有所不可也。今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陛下不闻，正恐一旦变作，祸且不测。臣窃谓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

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近者礼部侍郎曾开等引古谊以折之，桧乃厉声责曰："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则桧之遂非愎谏，已自可见，而乃建白令台谏、侍臣佥议可否，是盖畏天下议己，而令台谏、侍臣共分谤耳。有识之士皆以为朝廷无人，吁，可惜哉!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变左衽之区，而为衣裳之会。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而为左衽之乡。则桧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实管仲之罪人矣。孙近傅会桧议，遂得参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饥渴，而近伴食中书，漫不敢可否事。桧曰虏可和，近亦曰可和;桧曰天子当拜，近亦曰当拜。臣尝至政事堂，三发问而近不答，但曰："已令台谏、侍从议矣。"呜呼!参赞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虏骑长驱，尚能折冲御侮耶臣窃谓秦桧、孙近亦可斩也。

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头，竿之藁街，然后羁留虏使，责以无礼，徐兴问罪之师，则三军之士不战而气自倍。不然，臣有赴东海而死尔，宁能处小朝廷求活邪!

书既上，桧以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诏除名，编管昭州，仍降诏播告中外。给、舍、台谏及朝臣多救之者，桧迫于公论，乃以铨监广州盐仓。明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十二年，谏官罗汝楫劾铨饰非横议，诏除名，编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张棣讦铨与客唱酬，谤讪怨望，移谪吉阳军。

二十六年，桧死，铨量移衡州。铨之初上书也，宜兴进士吴师古锓木传之，金人募其书千金。其谪广州也，朝士陈刚中以启事为贺。其谪新州也，同郡王延珪以诗赠行。皆为人所讦，师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刚中谪知虔州安远县，遂死焉。三十一年，铨得自便。

孝宗即位，复奉议郎、知饶州。召对，言修德、结民、练兵、观衅，上曰："久闻卿直谅。"除吏部郎官。隆兴元年，迁秘书少监，擢起居郎，论史官失职者四：一谓记注不必进呈，庶人主有不观史之美;二谓唐制二史立螭头之下，今在殿东南隅，言动未尝得闻;三谓二史立后殿，而前殿不立，乞于前后殿皆分日侍立;四谓史官欲其直前，而阁门以未尝预牒，以今日无班次为辞。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预牒阁门，及以有无班次为拘。诏从之。兼侍讲、国史院编修官。因讲《礼记》，曰："君以礼为重，礼以分为重，分以名为重，愿陛下无以名器轻假人。"

又进言乞都建康，谓："汉高入关中，光武守信都。大抵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不能全胜。今日大势，自淮以北，天下之亢与背也，建康则搤之拊之之地也。若进据建康，下临中原，此高、光兴王之计也。"

诏议行幸，言者请纾其期，遂以张浚视师图恢复，侍御史王十朋赞之。克复宿州，大将李显忠私其金帛，且与邵宏渊忿争，军大溃。十朋自劾。上怒甚，铨上疏愿毋以小衄自沮。

时旱蝗、星变，诏问政事阙失，铨应诏上书数千言，始终以《春秋》书灾异之法，言政令之阙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有十，且言："尧、舜明四目，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刘、项横行而不得闻;汉成帝杀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闻;灵帝杀窦武、陈蕃，天下横溃而不得闻;梁武信朱异，侯景斩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李密称帝而不得闻;唐明皇逐张九龄，安、史胎祸而不得闻。陛下自即位以来，号召逐客，与臣同召者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今焘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宝又将去，惟臣在尔。以言为讳，而欲塞灾异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

铨又言："昔周世宗为刘旻所败，斩败将何徽等七十人，军威大震，果败旻，取淮南，定三关。夫一日戮七十将，岂复有将可用而世宗终能恢复，非庸懦者去，则勇敢者出耶!近宿州之败，士死于敌者满野，而败军之将以所得之金赂权贵以自解，上天见变昭然，陛下非信赏必罚以应天不可。"其论纳谏曰："今廷臣以箝默为贤，容悦为忠。驯至兴元之幸，所谓'一言丧邦'。"上曰："非卿不闻此。"

金人求成，铨曰："金人知陛下锐意恢复，故以甘言款我，愿绝口勿言'和'字。"上以边事全倚张浚，而王之望、尹穑专主和排浚，铨廷责之。兼权中书舍人、同修国史。张浚之子栻赐金紫，铨缴奏之，谓不当如此待勋臣子。浚雅与铨厚，不顾也。

十一月，诏以和戎遣使，大询于庭，侍从、台谏预议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铨一人而已，乃独上一议曰："京师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圣播迁自何{卤木｝主和，维扬失守自汪伯彦、黄潜善主和，完颜亮之变自秦桧主和。议者乃曰：'外虽和而内不忘战。'此向来权臣误国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战乎"除宗正少卿，乞补外，不许。

先是，金将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萧琦以军百人降，诏并为节度使。铨言："受降古所难，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时侯景以河南来奔，未几而陷台城;宣、政间郭药师自燕云来降，未几为中国患。今金之三大将内附，高其爵禄，优其部曲，以系中原之心，善矣。然处之近地，万一包藏祸心，或为内应，后将噬脐，愿勿任以兵柄，迁其众于湖、广以绝后患。"

二年，兼国子祭酒，寻除权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灾异避殿减膳，诏廷臣言阙政急务。铨以振灾为急务，议和为阙政，其议和之书曰：

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变，皆在和议，则丑虏之不可与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万口一谈，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议之害，而争言为和者，是有三说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会。偷懦则不知立国，苟安则不戒鸩毒，附会则觊得美官，小人之情状具于此矣。

今日之议若成，则有可吊者十;若不成，则有可贺者亦十。请为陛下极言之。何谓可吊者十

真宗皇帝时，宰相李沆谓王旦曰："我死，公必为相，切勿与虏讲和。吾闻出则无敌国外患，如是者国常亡，若与虏和，自此中国必多事矣。"旦殊不以为然。既而遂和，海内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吊者一也。

中原讴吟思归之人，日夜引领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与虏和，则中原绝望，后悔何及。此可吊者二也。

海、泗今日之藩篱咽喉也，彼得海、泗，且决吾藩篱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则两淮决不可保。两淮不保，则大江决不可守，大江不守，则江、浙决不可安。此可吊者三也。

绍兴戊午，和议即成，桧建议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归地。一旦叛盟，劫执允迪等，遂下亲征之诏，虏复请和。其反覆变诈如此，桧犹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谨，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变，惊动辇毂。太上谋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辙不远，忽而不戒，臣恐后车又将覆也。此可吊者四也。

绍兴之和，首议决不与归正人，口血未干，尽变前议。凡归正之人一切遣还，如程师回、赵良嗣等聚族数百，几为萧墙忧。今必尽索归正之人，与之则反侧生变，不与则虏决不肯但已。夫反侧则肘腋之变深，虏决不肯但已，则必别起衅端，猝有逆亮之谋，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吊者五也。

自桧当国二十年间，竭民膏血以饵犬羊，迄今府库无旬月之储，千村万落生理萧然，重以蝗虫水潦。自此复和，则蠹国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吊者六也。

今日之患，兵费已广，养兵之外又增岁币，且少以十年计之，其费无虑数千亿。而岁币之外，又有私觌之费;私觌之外，又有贺正、生辰之使;贺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复来，生民疲于奔命，帑廪涸于将迎，瘠中国以肥虏，陛下何惮而为之。此其可吊者七也。

侧闻虏人嫚书，欲书御名，欲去国号"大"字，欲用再拜。议者以为繁文小节不必计较，臣切以为议者可斩也。夫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楚子问鼎，义士之所深耻;"献纳"二字，富弼以死争之。今丑虏横行与多垒孰辱国号大小与鼎轻重孰多"献纳"二字与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己以从之，则是多垒不足辱，问鼎不必耻，"献纳"不必争。此其可吊者八也。

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称臣，称臣不已必至请降，请降不已必至纳土，纳土不已必至衔壁，衔壁不已必至舆榇，舆榇不已必至如晋帝青衣行酒然后为快。此其可吊者九也。

事至于此，求为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吊者十也。

窃观今日之势，和决不成，傥乾刚独断，追回使者魏杞、康湑等，绝请和之议以鼓战士，下哀痛之诏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可为矣。如此则有可贺者亦十：省数千亿之岁币，一也;专意武备，足食足兵，二也;无书名之耻，三也;无去"大"之辱，四也;无再拜之屈，五也;无称臣之忿，六也;无请降之祸，七也;无纳土之悲，八也;无衔璧、舆榇之酷，九也;无青衣行酒之冤，十也。

去十吊而就十贺，利害较然，虽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谓无勇者为妇人，今日举朝之士皆妇人也。如以臣言为不然，乞赐流放窜殛，以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

自符离之败，朝论急于和戎，弃唐、邓、海、泗四州与虏矣。金又欲得商、秦地，邀岁币，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本职措置浙西、淮东海道。

众所周知，当前我国社会犯罪中，青少年犯罪已成为一个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100名罪犯中就有约10名是14——18岁的未成年人，这显然说明青少年犯罪已占相当大的比例，而且人数逐年上升，这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还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更影响国家的未来。因此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当前一项主要任务，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要了解青少年犯罪的规律特点、犯罪原因及治理对策。 一、青少年犯罪的现状及规律特点 总的来说，青少年犯罪主要有以下几个规律特点： 1、青少年犯罪总数呈上升趋势 近几年，青少年犯罪无论从人数和作案数都明显呈上升趋势。以我们焦作为例，2000年全市查获青少年犯罪人数3633人，2001年全市查获青少年犯罪人数4739人，2002年全市查获青少年犯罪人数4789人，这些数据说明青少年犯罪嫌疑人人数及比例都呈上升趋势。① 2、犯罪年龄趋于低龄化 青少年犯罪成员从年龄上看日益低龄化。从焦作市2000年至2002年查获的青少年犯罪嫌疑人来分析，2000年查获的3633人中，17岁以下的有249人，占总数的7％，2001年查获的4739人中，17岁以下的有402人，占总数的8％，2002年查获的4789人中，17岁以下的有718人，占总数的15％。② 3、犯罪类型多样化 目前，青少年犯罪已几乎涉及整个犯罪领域。从焦作市近年来破获的青少年案件来看，犯罪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寻衅滋事等方面，但凶杀、强奸、伤害、敲诈、吸贩毒案件的比例都有所上升，如焦作市解放公安分局破获的以韩保红为首的团伙中，主要以青少年为主，犯罪涉及抢劫、绑架、强奸、寻衅滋事、伤害、贩毒等。③ 4、犯罪形态团伙化 近年来，青少年犯罪团伙化越来越明显，且团伙作案日益增多。以焦作市为例，2000年全市打掉青少年刑事犯罪团伙283个，这些青少年犯罪团伙以一定的方式和社会联系为纽带结成，有的以同学关系组成，有的以居住地结成，以成年犯为主少年犯参与，少则三、五人，多则二十余人，进行抢劫、强奸、盗窃等团伙犯罪活动。如：2000年初，焦作市解放公安分局侦破的以赵亮为首的十六人抢劫、强奸团伙案，其成员全部为青少年，均由在校学生和失学少年组成。2000年初，焦作市刑侦支队侦破的以柳建军为首的七人抢劫、强奸、盗窃团伙案，全部为居住在一个村的青少年所为。④ 5、犯罪方式日趋智能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当今世界已进入高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现代信息的传播方式使犯罪方式、作案手段在青少年中传播速度极快。青少年不断搜集、吸收影视文艺作品中描写的犯罪手段、犯罪方式以及反侦查的伎俩，并加以模仿，使犯罪手段、方式更加趋向成人化、智能化。2000年初，焦作市山阳公安分局侦破的骨灰盒敲诈案中，罪犯王科、郝杰为实现犯罪，首先多次到殡仪馆踩点，预谋盗窃骨灰盒用以敲诈殡仪馆，接着又用偷来的身份证在郑州交通银行某营业部办理了能在全国支取现金的太平洋借记卡，二人将盗窃的骨灰盒隐藏异地后，又购买了不需任何证件担保的中国移动通信“豫通卡”，然后与殡仪馆的领导联系，威胁殡仪馆将钱汇入其提供的太平洋借记卡帐户内，来达到犯罪的目的。 6、犯罪突发义愤化，手段残忍，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青少年正处在生理和心理变化的复杂时期，此时生理发育趋于成熟，精力旺盛，血气方刚，但缺乏社会经验，且普遍存在很强的逆反心理，情绪不稳定，易冲动，自控能力差，有时往往在外界的影响和刺激下，突发犯罪，不记后果，其盲目性给社会、家庭，包括青少年本身都造成了极大危害。从焦作市这几年侦破的几起青少年杀人案件来看，皆是因为生活中的琐事和矛盾而杀人的。如博爱县公安局侦破的范明臣（17周岁）杀人案，范仅因与女友司艳玲断绝关系未成，一气之下用石头将女友砸死后焚尸。 二、青少年犯罪的原因 青少年犯罪与其他犯罪一样，也是社会各种消极因素在个别青少年中的集中反映，其犯罪是主观因素与社会、学校、家庭等客观因素相结合所造成的，概括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青少年犯罪的个体内在及心理原因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人一生的危机时期，无论是在生理上还是在心理上都处于过渡阶段，处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尚未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容易受到社会不良因素的影响，由于缺乏必要的是非辨别力，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极容易形成一些错误的价值观，对道德、法律认识愚昧无知，是非善恶不清，混淆黑白，一旦缺乏正确、及时的引导，就会陷入犯罪的泥潭。在大多数违法青少年中，存在比较系统的、错误的人生观，可归纳成“两大精神支柱”和“三种错误观念”。⑤ 两大精神支柱是：封建哥们义气和剥削阶级享乐主义。违法犯罪青少年大都不懂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和同志关系，他们只知道哥们义气，“为朋友两肋插刀”，遇事后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对朋友够“意思”就行，干了坏事后，互相包庇，进了公安局宁肯把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也不揭发同伙。他们追求吃喝玩乐，以为有钱才能得到乐趣和幸福，而不管钱是用什么方法得到的，他们有的甚至还说“不吃不喝，一生白活”、“不劫不抢，爹妈白养”。 三种错误的观念是：亡命称霸的英雄观，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低级下流的乐趣观。绝大多数违法青少年都把勇敢、英雄和亡命徒混为一谈，他们不讲道德，不顾法规，追求的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加上当今“黄、赌、毒”现象屡禁不止更加毒害了青少年，是他们以低级下流的生活为乐趣。 此外，⑥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心理发育未得到相应的引导，存在强烈的自我注意感，盲目自信，缺乏社会经验，而且逆反心理极强，自我控制能力差，容易冲动，一旦遭受挫折或者某些合理的正当的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本能的产生愤恨、仇视反叛心理，情绪易波动，且又难以自我控制，甚至一件小事也容易使他们产生激情，稍有诱发原因，就会触之即发，产生突发性犯罪。如：焦作市解放公安分局侦破的一起强奸案中，犯罪嫌疑人姬某（男，17岁）仅仅因为与黄某（女，16岁）有一点小矛盾便产生报复念头，伙同他人将黄某骗至焦作市影视城附近，对其进行殴打后将其强奸。 2、学校教育方式失当 学校是青少年接受教育的主阵地，但近年来有些学校片面强调以教学为主，只管教学不管育人，放松了对学生的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心理健康等教育，致使一些学生法制观念淡薄、思想糊涂，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导致在犯罪的青少年中不乏也是学校的学习尖子、三好学生。还有些学校单纯追求升学率，把精力集中在少数学习较好的学生身上，忽视对大多数学生的培养教育。对学习较差的学生失去信心，产生歧视心态，教育不严、管理松弛，动不动就把学生开除、劝退，过早的把青少年推向社会。这在客观上是他们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失去上进心、自信心，产生自暴自弃、破罐破摔的思想，再加上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结伴，很容走上犯罪的道路。据国家有关统计表明，辍学、失学学生已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高发群体，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如：焦作市解放公安分局侦破的孙鹏磊等人抢劫一案，犯罪嫌疑人原是焦作市某中学的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不好且好打架，学校便将其开除，这样致使其浪迹街头，与一些小痞子结识后，多次伙同这些痞子持刀抢劫在校学生的钱财。 3、不良家庭和畸形家庭教育方式的影响。 家庭可以说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青少年成长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和谐、圆满的家庭能够使青少年在生理、心理上健康发展。反之，不良家庭教育影响的青少年往往不能健康成长。其影响主要有：第一，家庭构成残缺不全，父母离异削弱了家庭对孩子的监护能力，致使疏管的孩子，与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搅在一起，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第二，父母都在，但家庭不和睦，疏于对孩子的品志培养，受家庭氛围和不良习惯影响，造成孩子不健康心理，在社会不良诱因面前，极易犯罪；第三，一些事业型、生意型家庭，父母只顾自己的事情，对孩子只管吃、穿、用，只知道花钱，对其思想学习教育漫不经心，听之任之，疏于对孩子的管教和监护，使孩子处于“疯长”状态，一旦在社会上学坏，很快会走上犯罪的道路。⑦ 青少年在思想心理等方面都具有极强的可塑性，这也就是说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对其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些父母尽管加强了对孩子的教育，但采取方式、方法不当，有的对孩子过分溺爱，不讲原则，只要孩子提出要求，便想方设法予以满足，即使孩子做错了事，也一味偏袒，这样使孩子养成了唯我独尊的霸道性格，生活中稍有不如意，就大发脾气，心理缺乏承受力，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很容易走上邪路，有的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简单粗暴，高标准、严要求，态度苛刻，求全责备。这样过于严厉，使孩子形成逆反心理，事事都和家长对着干，最终导致走上歧途。如焦作市解放公安分局侦破的刘冬杀母案，2001年8月16日，刘冬（15岁的学生），因其母对其管教太严，不让其外出玩耍，便产生杀母恶念，遂用刀将其母杀死在家中。 4、社会环境的影响 青少年成长的过程中，家庭、学校都是小环境，社会是大环境，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影响表现在：⑧第一，文化市场不正确的导向，当前社会上一方面是大量不良文化的客观存在，宣扬凶杀、暴力、色情等内容的非法音像制品、书籍、报刊杂志随处可见，另一方面是正面宣传教育形式过于枯燥，致使心理生理尚未成熟的青少年易被不良文化所吸引，沉湎其中，由于社会不良文化的长期作用，使青少年对社会的认识产生偏差，对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线逐渐模糊，误认为不良文化表现的内容就是当今的客观现状。同时，也导致青少年心理畸形，使理想信念严重扭曲，价值趋向出现误区，精神生活狭隘、空虚、颓废，寻求感官生理刺激的日渐增多，当其欲望因种种原因无法满足时，遂将低级的生理需求和物质需求作为追求目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如：焦作市解放公安分局侦破的王宁、周磊、王大宝强奸一案。王宁、周磊、王大宝三人常常泡在网吧里，浏览色情、*秽网站上的信息、，为了满足性需要，二人便将通过网上聊天认识的焦作某学校女学生杨某、李某，骗至解放区某村，对二人进行了轮奸。第二，一些文化娱乐场所为青少年纠合成不良群体起了中介作用。录像厅、游戏厅、网吧、迪厅的大量涌现，成为一些青少年交往的场所，在这里他们感到彼此看问题的方法接近乃至相同，遂在彼此的感染中，耻辱感、罪恶感下降，彼此产生心里的认同，并在情投意合中纠合成犯罪团伙。第三，是不良文化中犯罪信息的大量传播，为青少年犯罪提供了模式，他们从中学到了一些犯罪方法和手段，从而实施犯罪。如：武陟县公安局侦破的荆文昌、荆文轩抢劫一案。犯罪嫌疑荆文轩（男，15岁），荆文昌（男，20岁）见同学花钱大方，穿着阔气，深感囊中羞涩，为了弄钱，二人便模仿影视中的一些镜头，持刀蒙面闯入该县一加油站进行抢劫；第四，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加快，西方腐朽思想文化也随之渗透进来，“金钱万能”、“拜金主义”的腐朽思想，严重侵蚀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腐败等社会不良风气严重污染青少年的心灵，致使一些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偏离了社会正常轨道，当其对某种需要不能通过正常途径满足时，就会采取非法的或不理智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自己节选

松树是我国古典诗歌常见的植物意象之一，或与颜色组合如青松、苍松、赤松，或与处所组合如窗松、岩松、涧底松，或与季节组合如寒松、夏松，或与树龄组合如古松、万年松，或与形状组合如直松、盘松，或与数量组合如孤松、双松，总之，名目繁多，不胜枚举。不过，佛教东传华夏之后，寺、松意象组合十分常见，并且具有丰富的禅学思想内涵（参李小荣《制度文化视域下的唐宋寺松意象群——以松僧、松塔为例》，待刊稿）。像王维，就爱写在寺院听松声的感受，如《游悟真寺》“松声泛月边”，《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尤其是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则勾勒了一幅活生生的“松根胡僧憩寂寞”的胡僧松下禅定图，并奠定了北宋元祐初期苏轼、李龙眠绘制《憩寂图》的基础（参李小荣《胡僧憩松：文化意象的唐宋变迁——兼论〈憩寂图〉的经典化》，待刊稿）。

在两宋，教内外描写寺院高僧松下生活剪影的诗作颇为普遍，如杨亿《留题黄山院》“趁斋幽鸟闻疏磬，出定高僧见偃松”、章得象《题东掖山承天院》“岚色排空长似画，松枝偃盖不知年”、赵抃《题杭州普应院偃松》“老松低偃四时荣，太守重来眼为青……每容狂客春携酒，长庇闲僧昼看经”、沈遘《杭州燕思阁分题四首》其一《七言得偃松院》“古寺半空人迹稀，老松自偃何年有”、蔡襄《和古寺偃松》“横柯圆若张青盖，老干孤如植紫芝”、张耒《观音泉》“岩松偃盖不知年，寂寂秋灯宝供前”、释重显《永丰庄新植径松，忽二本，邻偃，抒辞纪之》“双偃松何似，螺文结数遭……对客圆分盖，孤禅翠滴袍。若教图画得，争奈有萧搔”、释怀深《和尧峰泉老·偃盖松》“寒松门底如张盖，招引嘉宾眼倍青”、释绍嵩《和崇上人》“松下中峰路，疏阴偃盖清”，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偃松与寺僧的意象组合，最可关注。

一

偃松，也叫偃盖松，主要指树龄长、枝叶繁茂如偃盖的松树。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三即谓“千岁之松，四边枝起，上杪不长，望而视之，有如偃盖”，说千岁，可能有点夸张，但意在强调松树树龄之长。因此，偃松不具有植物分类学的意义，仅是用文学手法对松树的形状描摹。而较早写寺院偃松者是陈朝的姚察，其《游明庆寺诗》云“迥松高偃盖，水瀑细分泉”，诗人在此，是把偃松作为明庆寺的寺院景观之一，并未像后来王维那样赋予松意象以禅的蕴含。

至唐，直接以寺院偃松为描写对象的诗歌时有所见，如顾况《萧寺偃松》、李洞《题新安国寺》、郏滂《偃松》等。其中，郏滂诗曰“千年松树枝芳偃，屈曲如人掉臂形。见说瓦棺藏桧下，杜生题后定时名”，既然说到金陵瓦棺寺，则知所写对象也是寺院偃松。当然，偃松也并非是佛教专利，道教同样尊崇，如杜甫就写过《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他所描写的松树是“阴崖却承霜雪干，偃盖反走虬龙形”，而且感慨道：“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兴与精灵聚。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

二

至宋，写寺院偃松最富有文化蕴含者，笔者以为当属苏籀《灵岩寺偃松一首》，诗曰：

直哉十寻干，亭亭无附枝。纡哉独纵肆，蟠据何离奇。垂髯郁千霜，蛟臂犀兕皮。揉刚为谦屈，至高而听卑。攀玩凡几曲，凛冽英雄姿。杰卓矧尚同，摆落造物为。进乎绳外，诡异有所施。激耳奏竽瑟，超世腾龙螭。横秋老气逸，轶材那绁羁。高可容冠舆，清甚生泠飔。先容器万乘，爱身恐无辞。抑抑卫武公，逮下文王妃。筇竹与酒壶，挂空憩寂时。客来秋冬际，狗驷车鸡栖。有僧扪翠拂，擎跽求此诗。

苏籀所说的灵岩寺，是宋代名寺，但它归属何地，则有必要先做些小考证。

大致说来，当时泰山灵岩寺最出名：如曾两度为相的李迪仁宗天圣六年（1028）左右所作《游灵岩》说到了灵岩四绝，其中就有松树（诗歌系年，参马银华《北宋文人笔下的齐鲁佛寺景观——浅议北宋文人游灵岩寺诗》，《东岳论丛》2010年第7期）;滕涉同年七年十四日作《游泰山灵岩寺》，又详细地描述了“佳名标四绝”所涉及的事物，也说到了“香篆清风袅，松廊翠低”;祖无择有《寺有四绝一曰灵岩予以赴官获此税鞅因赋拙句用志其行》，其自注说灵岩寺“有偃盖松、白鹤泉，及大宋皇帝御书”，顾炎武《求古录》指出，石刻作者题名为“新通守济南祖无择”，时在“景祐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则知本诗是祖无择以“济南通守”的身份作于1038年;曾巩熙宁四年（1071）至六年任济南太守时所作《灵岩寺兼简重元长老二刘居士》云“白鹤已飞泉自涌，青龙无迹洞常寒”，苏辙（苏籀祖父）熙宁八年（1075）闰四月所作《游泰山四首》（作品系年，据孔凡礼《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三首为《灵岩寺》，又云“白鹤导清泉，甘芳胜醇醴”，蔡安持元祐七年（1092）十月所作七绝《题灵岩寺》曰“四绝之中剧最先，山围宫殿锁云烟。当年鹤驭归何处，世上犹传锡杖泉”，虽然三人都未言及偃盖松，但他们特别提到了灵岩四绝之一的白鹤泉。蔡诗既点明“四绝”，自然包括偃盖松在内。其次是苏州灵岩寺，相关名家之作有：范仲淹景祐元年（1034）所作《苏州十咏》其六《灵岩寺》、陈善《姑苏灵岩寺》、释文珦《吴中灵岩寺》、白玉蟾《题平江府灵岩寺》等，而专写寺前松树者是叶茵（1199—？）《蟠松》，题下并注曰“灵岩寺草堂之前，旧有蟠松，尤古”;再次是温州灵岩寺，相关作品有蒋允中《灵岩禅寺》、赵善悉《题灵岩寺》、程公许《游永康灵岩寺》、薛嵎《雁山纪游七首》其四《灵岩寺》、王大宝《灵岩禅寺》等。

如果按苏籀生平行事，他并无游览泰山的经历，所以，一般认为《灵岩寺偃松一首》不是写泰山灵岩寺。苏籀之父苏迟建炎二年（1128）知婺州后，举家移居金华，故籀诗有可能作于金华。最近，“金华新闻网”刊发《金华日报》记者叶骏的《揭秘安地灵岩寺：曾经鼎盛的婺州名寺》，作者依据金华知府陈见智康熙三十六年（1697）撰《灵岩建造新寺碑记》和《道光金华县志》，特别是实地调查当地村民所得资料，进一步明确苏籀所写应为当地的灵岩寺。不过，《道光金华县志》虽然征引了籀诗，但作为晚出近700年的史料，也不能算是铁证。而且，苏籀一生漂泊或仕宦所经之地，如苏州（苏州灵岩寺，前文已有介绍）、福州（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三八载有“升山灵岩寺”，曾巩有诗曰《升山灵岩寺》）等地也有灵岩寺，名声也不小。反倒是婺州灵岩寺，在传世的两宋史料中尚未发现其踪迹。此外，苏籀在《栾城遗言》回忆道：“籀年十有四，侍先祖颍昌，首尾九年，未尝暂去。……公令籀作诗文，五六年后，忽谓籀曰：‘汝学来学去，透漏矣！’”可见苏籀少年时期就在苏辙身边生活（苏籀出生于1091年。苏辙去世于政和二年，即1112年，前推九年是崇宁三年，即1104年，时籀恰好14岁。而是年年初，苏辙还居颍昌，直至终老，再未离开），其文学创作受过苏辙的指点，即便他写金华灵岩寺偃松，也很可能会起祖父写泰山的那组名作而有所借鉴吧，何况苏辙本人也很看重呢！如元丰二年（1079）正月五日苏辙撰跋回忆说：“辙昔在济南，以事至泰山下，过灵岩寺，为此诗，寺僧不知也。其后见转运使中山鲜于公于南都，公尝作此诗，并使辙书旧篇以付寺僧。”（孔凡礼《苏辙年谱》）鲜于公，即鲜于侁，其诗题名《留题灵岩寺七言一首兼简载师长老》（此据顾炎武《求古录》）。载师长老，指刻石者灵岩寺住持“传法赐紫守载”。换言之，苏辙将其旧作《游泰山四首》交付守载，而后者把它和鲜于侁之诗一并刻石于灵岩寺。

事实上，《灵岩寺偃松一首》，无论它写的是哪个灵岩寺的偃松，笔者都倾向于它饱含了苏籀对祖辈的文化记忆，而祖父辈，包括祖父苏辙、伯祖父苏轼。

三

对苏籀《灵岩寺偃松一首》的题材及文本，白丽芳《苏籀及其诗研究》（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2013年硕士论文）曾有简要介绍：首先，论者把它归类于咏物诗;其次将全诗30句划分为四个层次：

前六句把松的高大亭立、姿态之雄伟，以及历经千霜而遒劲的自然本性，写得栩栩如生，令人有如亲眼所见。七到十八句，则道出松树高而不傲，及不屈不挠，不受大自然造物者的约束，自由生长而成的雄壮之姿，连风吹松叶的窸窣声都像是竽瑟合奏一般悦耳，更有如超脱尘世奔驰的龙螭一般，不受世俗所羁绊的象征特性。十九到二十四句则是以松之高节自喻。最后六句则回到自己写此诗的情景和缘由。

其论大致不差。当然，文本细读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写作情景和缘由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语焉不详。

王颖《松柏比德的历史演进》（《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对苏籀之诗的主题有所探讨，认为它“融合儒、庄二家，提出一种完备的人格”“高雅而又谦卑，温和而又刚强，傲岸而又清逸，这些原本相反的两极，在松的个性中奇妙地统一起来，达到平衡蕴藉的状态”。同样，也忽略了不少重要的语词，尤其是佛教思想方面的关键性词汇。

我们对苏籀诗歌文本的解读，主要采用互文研究法：一是和苏籀自己的作品进行比较，二是纵向比较，而且重点关注它和苏轼、苏辙作品的异同。

苏籀《二松赋》有云：

商邑岩岩，群山环中。膏液外凑，英灵内钟。其人黄、绮，其植曰松。翘翘我室，契阔朋从。二友忘言，冉冉秋冬。古之遗直，本巨末丰。尺寸非可较量，绳墨非可究穷。……天籁嗥鸣，非鼓非钟。……孰知其筋干鳞甲，非特据地而摩空。犹龙变化，乘云高踪。排阴助阳，追日回风。

本赋重心在以松喻友，所说“黄、绮”，是指商山四皓中的夏黄公、绮里季。赋中不少语汇和写法，和《灵岩寺偃松一首》相同：如写友人相见时在“秋冬”（由此推测，赋、诗可能是同时之作），都写到了松树的形、声、神之类。而较早建构松间“四皓”形象的是李白，其《商山四皓》就说：“白发四老人，昂藏南山侧。偃卧松雪间，冥翳不可识。云窗拂青霭，石壁横翠色……飞声塞天衢，万古仰遗则。”苏籀赋说“黄、绮植松”，似和李白诗有一定的承继关系。

至于苏籀的伯祖父苏轼，则有多篇作品写到了松意象，如被贬惠州时所撰《偃松屏赞》（并引）中先回忆说“余为中山守，始食北岳松膏，为天下冠。其木理坚密，瘠而不瘁，信植物之英烈也”，然后通过对比“谪居罗浮山下”所见“不识霜雪”的松树和“北方之精”，高度赞颂了后者的凛然孤清，这点，苏籀诗中也有所继承;此外，苏轼《自雷适廉宿于兴廉村净行院》“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的“鸡栖”典故、《赐冯京乞依职任官例祗赴六参不允诏》“虽抑抑自警，知卿有卫武之风”的“抑抑卫武”之典，苏籀诗中同样用之;苏轼《和蔡景繁海州石室》“手植数松今偃盖，苍髯白甲低琼户。我来取酒酹先生，后车仍载胡琴女”中的偃松、酒意象，“愿君不用刻此诗，东海桑田真旦暮”的收束方式，苏籀诗也有承袭和改进之处（把苏轼的“不用刻此诗”改作“求此诗”，反其道而行）。最为关键的是“憩寂”一词，则牵出了北宋元祐初期所发生的一桩题画诗美谈。据《东坡题跋》卷三《题〈憩寂图〉诗》：

苏子瞻、李伯时为柳仲远作《松石图》。仲远取杜子美诗“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首无住着。偏袒右肩露双脚，叶里松子僧前落”之句，复求伯时画此数句为《憩寂图》。子由题云：“东坡自作苍苍石，留取长松待伯时。只有两人嫌未足，更收前世杜陵诗。”因次其韵云：“东坡虽是湖州派，竹石风流各一时。前世画师今姓李，不妨题作辋川诗。”

苏轼所说“子由题云”的题画诗，苏辙《栾城集》卷一五作《子瞻与李公麟宣德共画翠石古木老僧，谓之〈憩寂图〉，题其后》。换言之，苏轼与当时大画家李公麟应柳仲远之请，共同为柳氏联袂创作了一幅关于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的诗意图，此图被命名为《憩寂图》，命名依据是杜诗“松根胡僧憩寂寞”。苏辙题诗之后，苏轼也有和诗。而籀诗“挂空憩寂”之“憩寂”，其直接来源，显然为《憩寂图》。

更可注意的是，与苏、李《憩寂图》构图要素基本相同的还有李龙眠《醉僧图卷》（后文简称《醉僧图》），它现藏于美国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清人安歧撰《墨缘汇观录》卷三《名画上》对图中人物、植物有所说明：“其中一僧，坐石于古松之下，面貌奇伟，微含醉态。执笔作书，左手按膝。”（见封二图）而苏籀诗“筇竹与酒壶”中的筇竹与酒壶意象，则直接取自《醉僧图》。换言之，“筇竹与酒壶，挂空憩寂时”两句，至少隐括了《醉僧图》《憩寂图》共有的关键意象，即松（是《醉僧图》筇竹、酒壶所挂之处）、石、僧的组合。当然，籀诗所描述的松下僧，应是喝尽壶中酒后才憩寂的，这与《憩寂图》的禅定僧（黄庭坚《次韵子瞻子由题〈憩寂图〉二首》其一明确指出“法窟寂寥僧定时”）、《醉僧图》的醉僧（其实也是书僧）形象都有所不同，可算是苏籀的一种综合与创新吧。

说起《醉僧图》的绘制，一般认为始自梁代大画家张僧繇，唐人怀素即有《题张僧繇〈醉僧图〉》云“人人送酒不曾沽，终日松间挂一壶。草圣欲成狂便发，真堪画入醉僧图”，可见高僧和松树、酒壶意象的组合，是张僧繇的一大创造。至五代宋初，石恪也画过“醉僧”题材，与李龙眠时代相近而稍晚的吴则礼（？—1121）《石恪画醉僧》即叙述其醉僧形象是“倒街卧路谁复嗔，粥鱼斋鼓强唤人。莫疑只今五斗醉，要会从来三昧身”。苏轼《惠州灵惠院壁间画一仰面向天醉僧，云是蜀僧隐峦所作，题诗于其下》又说：“直视无前气吐虹，五湖三岛在胸中。相逢莫怪不相揖，只见山僧不见公。”而创作仰面向天之醉僧形象的隐峦，除了有画僧身份以外，与石恪一样，同样出自蜀中。李公麟则在张僧繇等前辈画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人物形象更加丰富多样，至少增加了送酒者和童子，毛滂（1056—1124）《跋李伯时〈醉僧图〉》就明确说“道人三昧一壶中，笔下惊蛇怖小童。日日松间好消息，酒香先过野桥风”。“惊蛇”云云，是在刻画醉僧笔墨飞舞的场景，“怖”字画龙点睛，描摹了童子直视醉僧书写的神态和感受。释德洪（1071—1128）《醉僧赞》开门见山说：

我爱龙眠老居士，笔端谈笑了万事。君看一时拈破笔，画作醉僧醒时意。此是沙门绝妙门，不妨随处有乾坤。瞢腾流涎枕臂卧，破柱疾雷殊不闻。

“画作醉僧醒时意”一句说明，在德洪看来，李公麟所画并非醉中之僧，而是酒醒之后的高僧，此与前引安歧看法稍异。但无论如何，画中僧人一定是喝醉过酒的，只不过德洪自己更欣赏醉中之僧而已。

四

比苏籀时代稍早的衢州人程俱（1078—1144）撰有《叶翰林令画僧作偃松于石林堂，壁有诗，余次韵》四首（七绝）。诗题之叶翰林，指叶梦得（1048—1077），其令画僧绘制于石林堂的壁画《偃松图》，内容不可详考，但从程氏诗句“莫作世间虚妄见，笔端三昧入无余”（其一）、“聊遣上人供幻事，戏将方丈纳仇池”（其四）判断，该《偃松图》与前述苏、李《憩寂图》、李龙眠《醉僧图》的构图一样，其松石意象组合，具有特定的禅学意蕴。作为在衢州生活了多年的苏籀，其《灵岩寺偃松一首》的创作过程，也可能受到这一组诗的影响。

此外，苏籀的伯祖父苏轼，还对江州石情有独钟。赵文（1239—1315）《李士宏得芗林五老石于野人》即说：“芗林丑石何曾丑，化为五老如此寿。高低俯仰各有意，清润坚贞皆可友……醉僧痴望作怪供，持此或可博升斗。壶中九华竟不得，坡老叹息不离口。仇池不借王驸马，诗卷纷纷愁逆取。”其“芗林”，指宋代著名词人之一的向子（1085—1152），他曾经搜罗五种江州石，时称“芗林五老石”;“坡老”，指苏东坡，杜绾绍兴三年（1133）所撰《云林石谱》卷上“江州石”条有云“江州湖口石……土人李正臣蓄此石，大为东坡称赏，目为‘壶中九华’，有‘百金归买小玲珑’之语。然石之诸峰，间有作来奇巧者，相粘缀以增玲珑。此种在李氏家颇多，适偶为大贤一顾彰名，今归尚方久矣……土人多缀以石座，及以细碎诸石胶漆粘缀取巧，为盆山求售，正如僧人排设供佛者，两两相对，殊无意味”，杜绾所引东坡之语，出于苏轼《壶中九华诗》（并引）之“五岭莫愁千嶂外，九华今在一壶中……念我仇池太孤绝，百金归买小玲珑”（“引”曰：“湖口人李正臣蓄异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予欲以百金买之，与仇池石为偶，方南迁未暇也。名之曰壶中九华，且以诗纪之。”又，“小玲珑”之“小”，或作“碧”）。赵诗之“醉僧”，虽有杜绾“正如僧人”云云的史料为据，可总感觉有点突兀。笔者以为，其写法似受苏籀借用《醉僧图》醉僧意象的手法而来，尤其是“博升斗”三字，写出了醉僧的酒量之大。

苏籀同乡南宋后期的程公许（？—1251），有诗《游玉林，午饭九曲池，观偃松。过法华院，至上方，观东坡题柱。晚至沈氏小玲珑，施兄携酒来会。施本成都人，侨居湖三世矣》说“玉林散策才亭午，九曲流觞对偃松。脱尽皮肤见真实，卧看桃李竞丰容。上方细看锥沙刻，丈室连浇 浓。蜀客相逢天万里，不妨暖酌小玲珑”，沈氏小玲珑，指沈氏私家园林小玲珑，其得名显然和苏轼《壶中九华诗》有关。而园中所收奇石，范成大《骖鸾录》自叙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十九日曾游赏过。细绎程氏诗题与诗意，可知苏轼游湖州法华院时看过的偃松及其留下的题名，都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化记忆，程氏形容偃松的“脱尽皮肤见真实”诗句，直接化用寒山诗一五五之“有树先林生，计年逾一倍。根遭陵谷变，叶被风霜改。咸笑外凋零，不怜内文采。皮肤脱落尽，唯有贞实在”，而寒山诗，典出《大般涅槃经》卷三九的譬喻“如大村外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先林而生足一百年。是时，林主灌之以水，随时修治。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唯贞实在”（《大正藏》第12册）。黄庭坚则把写娑罗树的语典明确移用于松树，说“譬如刳心松，中有岁寒在”（《次韵谢黄斌老送墨竹十二韵》），程公许又进一步用于偃松。李洪《沈氏小玲珑二首》其一又说“题诗喜修竹，长啸倚孤松。怪石疑蹲虎，深湫有蛰龙。惭无济胜具，樽酒且从容”，特别是其二“十载经行旧，松扉静不关”之“经行”“松扉”二词，表明小玲珑所在之处长有松树，并且是僧人的经行之地。综合李氏二诗的诗歌意象，则知他和程公许一样，共同使用了松、石、酒意象（李诗孤松，与程诗偃松，形状稍异），而且，李诗还暗中刻画了僧人的经行形象，但不知他是否醉过酒，或者是酒后才去经过。

总之，苏籀《灵岩寺偃松一首》，一方面，其创作受到前辈名作《憩寂图》《醉僧图》《偃松图》及其题画诗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和伯祖父苏轼的相关名作一道，同样对南宋中后期诗人的松、石之作有所启发。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王大宝对儒学颇有研究，尤长于易学。著有《周易证义》10卷、《书解》、《诗解》多卷、《毛诗国风证义》6卷、《谏垣奏议》6卷、《经筵讲义》2卷、《遗文》15卷，今均已亡佚。 仅有若干诗文，散见于《广东文征》、《永乐大典》等书中。其中遗文《韩木赞》、《清水阁记》、《放生池记》记载于《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五，旧《潮州府志》、《海阳县志》仅存《韩木赞》一篇。

王八一落千丈考 李敖

抗战胜利后，当时的中国海军在西沙群岛抓到一只大耿娼，带回南京，一时哄传。各报驻京记者，都发专电报导。天下第一吝啬鬼成舍我，那时正是北平《世界日报》社长，第二天看到各报报导，都说是玳瑁，只有《世界日报》一家说是乌龟，于是打电报给《世界日报》驻京记者，查间真相。为了节省电报费，成舍我只发了十个字，全文曰：“人皆玳瑁，我独乌龟，何也？”一时传为笑谈。

“玳瑁”英文是hawksbill，是turtle的一类，是水生的龟；“乌龟”英文是tortoise，是陆生的龟。（淡水生的龟，多半水陆两栖。）中国最早有“鳖”与“龟”之分，《说文》上说：“鳖，甲虫也。”《考工记》注：“外骨龟属；内骨鳖属，按鳖骨较龟稍内耳，实介属也。”就是说鳖，是有盖儿的爬虫。骨头长在皮外面（有硬盖子的）是龟；骨头长在皮里面（有软盖子的）是鳖，全是背上长壳儿的动物。《说文》这种学名，在实际上、一般运用上，中国人是不大细分的，大多通称乌龟，俗称王人耳。

高高在上

乌龟在古代，地位是高高在上的。《大戴礼》中说：

毛虫，毛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毛羽之虫，阳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之所生也。惟人为僳匈而后生也（王聘珍校日：倮匈谓无毛羽与鳞介也），阴阳之精也。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由此可见，乌龟不但是“介虫之精者”、是有壳儿的动物的头头，并且跟“倮（裸）虫之精者”圣人同级。中国古人对它，歌颂崇拜，一直不断，在那时中国人眼中，神灵也、吉祥也、发财也。长寿也、解人言也、像天地也、知吉凶也……种种好事，都跟它有关。它不但是圣人级的，并且还坐在圣人怀里，向皇帝“王八看绿豆”呢：《礼记》中说：“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圣人抱龟南面，与皇帝北面二比一，皇帝还真吃蹩呢！《史记》有“龟策列传”，记用乌龟知吉凶时，称它为“玉灵夫子”，古人对它的马屁，可真不小呢！《诗经》中有“我龟既厌，不我告犹”的诗，可见古人对乌龟拍马屁，有时它还摆上架子、爱理不理的呢！

你龟我龟

正因为乌龟这么风光八面，所以中国人在对它马屁之余，在称呼上，多想跟它发生牵连，于是，大家就你龟我龟起来了。春秋战国时宋有公子围龟、楚有斗韦龟、汉有京兆尹陈龟、幽州刺史朱龟、曹魏有典农刘龟、北魏孝明帝以“神龟”纪年（公元五一八一五一九），孝昌年间（五二五一五二六）有大臣叱列伏龟，正始年间（二四0－二四八）有羽林监王元龟、唐宗室有楚王灵龟、嗣曹王龟年、大臣有崔从龟、王龟、刘崇龟、李权龟、庶僚有乐朋龟、薛元龟、协律有李龟年、进士有张仁龟、处士有陆龟蒙、道士有解元龟、白居易叫他侄子做龟儿、字文籍字夏龟、张志和本名龟龄、王俌字兴龟、贺知章称殷践猷为五总龟，以龟千年五聚，问无不知也。五代时前蜀有京兆李龟祯、宋吕蒙正之父名龟图弟弟名龟祥，就是吕夷简的爷爷，何承矩之子名龟龄、范雍的爷爷名从龟、王大宝字元龟，又有员外郎董龟正、郎中王龟从、陈尧封之子陈渐自号金龟子、陈季常做“龟轩”、杨时号龟山、有侍御史黄龟年、有直讲彭龟年、洪朋字龟父、何兑叫龟津学者、龚开号龟城叟、沈与求号龟溪、王十朋字龟龄、陆游叫龟堂病叟、又做“龟堂”、又以龟壳做帽子，又有张龟寿、元谢应芳自号龟巢老人、室名“龟巢”、所著有《龟巢集》、又戴良自署其居曰“龟毛庐”、明方渊号龟鹤山人、清黄丕烈号龟巢老人，潘恭寿号龟潜，潘祖荫做“龟盫”……这种你龟我龟甚至传到月本，日本有龟井昭阳、有龟井南冥、有龟谷省轩、有龟田莺谷、有龟田鹏斋、有龟田绞濑……日本人之乌龟也。

龟蛇同组

不料乌龟虽然一路风光，不幸慢慢被人造了谣言，集谣言大成的，是《说文》这部书。《说文》作者许慎（约五十八－约一四七），字叔重，河南郾城人。他是汉朝的古文学家，以博通经籍闻名，大家推服他，称他做“五经无双”。许慎在公元一百年左右，完成了一部书——《说文》，这书本是打笔仗的书，是用来驳斥今文学家解经的说法的，不料书中对中国文字的整理，显出了它的另一层意义，从此以后，它就成为中国第一部以偏旁编排的字典了。

《说文》全书分五四0部，共收九三五三字。它决定了两千年中文字典的形式，同时在文字学、语意学等方面，又有着最具影响力的功劳。许慎写这部书的重点，在说明为什么一个字要那样写，他要找出每个字的原始意义，再从原始意义上说明它那样写的理由。就这样的，这书收存了小篆和晚周的许多文字，使我们可以溯源寻根，从而解决进入古典的许多问题。（《说文》就是《说文解字》，它的真正的价值，直到清朝才被认出来。）

在《说文》中“龟”字条下，有这样权威的解释：

龟，旧也。外骨内肉者也。从它（蛇）。龟头与它（蛇）头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

这就是说，乌龟是没有雄性可言的（《列子》中说它是“纯雌”），要生小乌龟，得跟蛇交配才成，正因为如此，所以“龟头”与“蛇头”长得一样。《埤雅》中说：“广肩无雄，与蛇为匹，故龟与蛇合，谓之玄武。”玄武就是指龟蛇，它后来形成为“北方之神”，地位仅次于玉皇大帝。《民俗》第四十八期收有“潮州儿童歌”，原文是：“面盆脞水（脞水，贮水也）津呵呵（清到彻底也），照见北爷（玄天上帝也）在后座，头毛披肩手骑（骑，拿也）剑，脚下踏着龟蛇哥。”这就是玄武拟人化后的造型。《正统道藏》洞真部（昃下）有“元始夭尊说北方真武妙经”，明说这种拟人化的造型是披发跣足、踏龟与蛇，可见龟蛇同组，早就被中国人认定不疑了。

糟糕的是，中国人的动物学，实在不怎么高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没把乌龟观察清楚。中国人以为乌龟“无雄”，是完全看错了的，这一错就记录在《说文》上，于是积非成是，就传出“王杂俎”所谓“龟不能交；而纵其它者与蛇交”的说法了。既然自家人不搞自家人，自家人竟在外面与蛇奸，那做“无雄”一方面的，还有好话吗”

帽儿改绿

在元朝时候，有“元典章”规定制度，说娼妓穿着紫皂衫子、戴角中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青头巾与绿色是相近的。到了明朝，头巾发绿，绿似龟头，于是，各路附会就慢慢在集合了。据《陔余丛考》中“绿头巾”条下：

明制乐人例用碧绿中裹头，故吴人以妻之有*行者。谓其大为绿头巾，事见《七修类稿》。又《知新录》云明制伶人服绿色衣，良家带用绢布，妓女无带，伶人妇不带冠子、不穿褙子，然则伶人不惟裹绿巾．兼着绿衣。按《唐史》及《封氏闻见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但令裹碧绿中以耻之，随所犯重轻以定日数，吴人遂以此服为耻。明之令乐人裹绿巾，或本诸此也。

明朝郎瑛《七修类稿》中“绿头巾”条下说：“但又思当时李封何必欲用绿巾？及见春秋时有货妻女求食者，谓之‘娼夫’，以绿巾裹头，以别贵贱。然后知从来己远。李封亦因是以辱之。今则深于乐人耳。”唐朝从李封用罚戴绿头巾方法整人，当时绿头巾主要是象征贱人之服，还没有定型成“敝眷”跟别人睡觉的确定意义，后来龟蛇之说、龟头之色、头巾之绿、娼妓之家，等等等等，各路附会大集合，于是，自戴绿巾而戴绿帽子，就一片绿矣！（绿帽子是清以后的用法，易实甫作《王之春赋》，有“帽儿改绿，顶子飞红”之句，是最有名的。）

王八出场

至于乌龟以外，又有王八之说，是怎么回事呢？

欲知原委，得先谈王八。

王八作为人名，最早见于《辽史》，辽圣宗时有安州团练使工八副马保佑，留守开京。到了《金史》忠义传中，有这样一段：

王毅，大兴人。经义进士，累官东明令。贞佑二年，东明围急，毅率民兵愿战者数百人拒守。城破，毅犹率众抗战，力穷被执，与县人王八等四人同驱之郭外。先杀二人。王八即前跪将降，毅以足路之，厉声曰：“忠臣不佐二主，汝乃降乎？”躯毅者以刃斫其胫，毅不屈而死。赠曹州刺史。

这些历史中带出的王八，就是中国历史上的早期王八。但看全文语气，王八是人名，尚无不雅之称，但到了《新五代史》前蜀世家里，王八就变质了：

王建字光图，许州舞阳人也。隆眉广颡，状貌伟然。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后为忠武军卒，稍迁队将。

这段历史中，王八虽天始不雅，但照《茶余客话》考证：“骂人‘王八贼’，盖五代王建行八，素盗驴、贩私盐，人骂‘王八贼’也。”可见不论“贼王八”还是“工八贼”，虽已不雅，并没不雅到和绿帽有关。

虽然王八之初，只不过真人真名而已，但从“贼王八”之后，王八在北方，慢慢约定俗成，成为乌龟的俗称，也成为骂人的词儿。慢慢在南方称乌龟时候，多以王八代之。一些民间谚语、歇后语，也就全部出笼，像“王八好做气难当”啦，像“有钱的王八大三辈”啦、像“王八看绿豆——对眼”啦……都是。虽然王八是北方的口语，但是南方人最初多不知道，《广谐铎》中就有这样的笑话：

苏人某，有事赴〔北〕京，反至津门，拟做一二日游，投寓旅馆。一日因事他出，苦不知路径。欲唤黄包车（人力车）代步，于是操其半强之京话，高唤“黄八车”不止。一般黄包车夫多侧目视之，而不之应。某乃执一车夫而问之曰：余唤汝，汝何弗应？岂余不名一钱那？车夫怒目答之曰：君所唤者，乃“黄八车”非“橡皮车”，吾辈非“黄”（王八）故不汝应也！甲闻之始不敢再言。后问于京友，京友告以“黄八车”乃妓女所坐者，其车大名“黄八”，即南边所称“乌龟”，而街头所停者，虽是南方之黄包车，然若辈名之曰“橡皮车”，盖欲与妓车有区别也。甲方知言语之不同，于是不复再唤“黄八车”矣。

于法无损

照“王杂俎”的说法，乌龟是“污闺之讹”，是从奸污了大闺女变出来的；王八是“忘八”之变，“以其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八者俱忘也”。这些说法，都是站不住的。乌龟王八的流变，这样解释，显然跟事实与情理都扣不上，自是附会无疑。

对中国人说来，对当了王八的恐惧、厌恶与不甘，可算别具一格。这种恐惧、厌恶、不甘，流传下来，已经到了离奇的程度（在这一方面，好像只有意大利人有几分神似）。在法律上，自己太太与人通奸，“奸夫*妇”犯的只是告诉乃论的相奸罪，但却有人在恐惧、厌恶与不甘之余，却提出妨害名誉之诉

悬鹅示众——明朝周新任按察使时，有人送他一只香喷喷的烤鹅。周新便将它悬挂于门前。以后凡有送礼者，周新便将他仰视烤鹅，从此，再无人自讨没趣了。

当众斥贿——清朝宰相刘统勋为官清廉，一官员夜里想给他送一分厚礼，便登门求见。刘拒不接受。次日一早，刘统勋便将那位送礼者叫到政事堂，当众斥责说：“昏夜叩门，贤者不为。你有什么要说的话，不妨当着众人的面说明白。”那位官员惭愧不已，其他官员也受到了教育。

棒打送礼——南北朝时，官场昏暗，贿赂之风盛行，清官顾协对此恨之入骨。一次，他的一位从前的门生因有事相求，便送礼行贿。顾协令人对其痛打二十大板，并赶出门去顾协对人说：“送礼纳贿，必然循情枉法，吏治怎能清明？”他当中书通事舍人16年，一尘不染，居一陋室，四壁徒空，除少许生活用品外，别无余物。

约束亲属——明朝王溥在广东任参政时，有一次他的胞弟从家乡来探亲，途中与王溥下属官员同船，那位官员为讨好王溥，便送给他北弟弟一件锦袍。王溥知道后，便令弟弟将锦袍送还原主。他对弟弟说：“一衣虽微，不可不慎，此污行辱身之渐也。”

立檄拒礼——清代大臣于成龙在康熙十九年长为直隶巡抚，许多趋炎附势之徒想贿赂他，于成龙为此特发一道《严禁馈送檄》，以示警告。

贿随权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和现实的真实。只要为官从政者手中握有一定的实权，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行贿者便会纷至沓来。在今天改革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也不例外。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诸多案件分析，一些不法之徒，腐蚀党员领导干部的势头之猖獗，手段之卑劣，已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他们不断对贿赂对象进行新的研究，瞄准他们的薄弱环节，采取不同的方式，投其所好，拖人下水，诱人上钩。其目的是让掌权者接受他们的贿赂，出卖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他们办事出力。对此，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同时，要针对不同的行贿者，区分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拒贿方法和策略，争取行贿与拒贿、腐蚀与反腐蚀斗争中的主动权。为此，学习和借鉴古代一些廉吏的拒贿技巧和方法是大有裨益的。

直面劝拒法。汉安帝时，杨震受任为东莱郡（辖今山东半岛大部）太守，赴任途中经过昌邑县，县令王密迎谒。王是杨原先举荐的，对杨感恩戴德，念念不忘，总想报答他，心想这回总算有了机会。夜里，王密怀藏黄金，悄悄来到杨震住处，双手敬上，劝杨震放心收下，说“夜深无知者”。杨震却一脸严肃，对王密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是无人知道！”王密仿佛遭迎头棒喝，顿时清醒过来，羞得无地自容，连声感谢杨震的教诲，收起黄金离去。杨震严守“慎独”，“四知”太守的故事才流传到今。反观当今许多违法违纪干部，心存侥幸，以所谓的“高明”手法干下了悔不该当初的蠢事，令人叹息。其实，违法违纪总是要留下蛛丝马迹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每一个党员干部，即使在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必须做到“慎独”，守住自己的灵魂，不为金钱、美色、名利所动，这样，才能远离“伸手必被捉”的命运。

吴隐之笑酌贪泉

巾帼英雄冼夫人

千古名贤张九龄

山水于今皆姓韩

寇准在雷州

北宋名谏风采流芳

刚正廉洁话瞻

身陷困境心系百姓

士林仪表王大宝

南宋名臣崔与之

士不居官终爱国的陈白沙

正气凛然的兵部尚书

清廉如水爱民若赤

“永留正气壮山河”

张大猷智斗贪官

兴利除弊梁益谦两袖清风

清名长留“遗爱碑”

崖岸风格徐知县

郑大进惩治恶族长

蓝鼎元治潮办案

救民于水火的温汝适

勤政爱民的廉吏宋湘

振威将军刘起龙

民族英雄林则徐

包公兴端州

生当作铁汉死亦化金刚

史册长留有邓郎

还将竹马迎易公

爱国兴学为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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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

周密

○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建炎三年五月，以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许便宜黜陟。初，上问大计，浚请身任西事，置司秦州，别遣大臣与韩世忠镇淮东，令吕颐浩扈跸来武昌，从以张俊、刘光世，以相首尾。浚发行在，王彦统八字军从之。浚以御营司提举事务曲端屡挫敌，欲仗其威声，乃承制拜为威武大将军、本司都统制。浚抵秦州置司，节制五路诸帅。

四年春，金帅娄室破陕州，李彦仙死之。既而与其副撤离歇及黑峰等，寇州。曲端拒之，两战皆捷。至白店原，寇引众来犯，又为端所败。既而寇势复振，献策者多以击之为便。浚于是欲谋大举，召端问之。端曰："平原易野，贼便于冲突。而我师未习战，须教士数年，然后可以大举。"复谋之吴，以宜守要害，以待其弊，然后可以徐图。浚曰："吾宁不知此？顾今东南之事方急，不得不为是尔。"

浚以端沮大议，意已不平；而王庶与端有龙坊之憾，因谮之曰："端有反心久矣，盍早图之。"浚乃罢端兵柄，迁之秦州狱。其部将张中孚、李彦琪，并诸州羁管。时陕西军民，皆恃端为命。及为庶谮，无罪而贬，军情大不悦。《西事记》云："张浚之至陕西，易置诸路帅臣，权势震赫。是时五路未破，士马强盛。加以西蜀之富，而贷其赋五年，金银粮帛之资，不绝于道，所在山积。浚为人，忠有余而才不足；虽有志，而昧于用人，短于用兵。曲端心常少浚，故夺其兵废之，西人为之失望。"

浚于是决策治兵，移檄河东问罪。兀术闻变，自京西星驰至陕右，与娄室等会。而浚亦合五路兵四十万，马十一万，会战于耀州。以熙河经略刘锡为都统制，与泾原经略刘倚、秦凤经略孙渥、环庆经略赵哲，各帅所部兵以从。吴、郭浩，极言虏锋方锐，且当分守其地，犄角相援，待其弊乃可乘。浚不从。

军行至富平县，吴曰："兵以利动，今地势不利，未见其可也。"将战，乃诈立前军都统曲端旗以惧敌。娄室曰："闻曲将军已得罪，必绐我也。"遂拥兵骤至，直击环庆军。赵哲离所部未至，哲军遂惊遁，而诸军悉从之，大溃，陕西为之大震。

浚闻军溃，自州退保河池县，又退保兴州。遂归罪赵哲，斩之，责刘锡合州安置，陕西兵皆散归本路。收秦凤余兵，闭大散关。关师古收泾原余兵保岷、巩，孙渥收泾原余兵于阶、成、凤三州。未几，大散关复不守。浚时止有亲兵千余人，又退保阆州。或建策徙治夔州，刘子羽以为不可。遂檄吴，郭浩据和尚原，而敌复至，于是下令徙治潼州。军士皆愤，取其榜裂之，乃止。

《西事记》云："张浚之战于富平也，金人初亦畏之。而浚锐于进取，幕下之士多蜀人，南人不练军事，欲亟决胜负于一举，以至于败。遂走兴元，又走阆中。陕西诸郡，不残于金人者，亦皆为溃兵所破矣。"

既而张中孚、李彦琪、赵彬，相继降敌，遂犯秦州，又犯熙河，又围庆州，于是五路悉陷。浚以三人皆曲端心腹，疑端必知其情，王庶复谮端不已。时西人多上书为端诉冤者，浚亦忌其得众心，乃杀之于秦州狱，时人莫不冤之，军情于是愈沮矣。

绍兴元年，浚以关陕失律，上章待罪，朝野无敢言其事者。至四年二月，浚还朝，侍御史辛炳始言浚被命宣抚，轻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刘子羽辈小人，而无辜杀曲端、赵哲；以至设秘阁以崇儒，拟上方以铸印；及既败之后，被召不肯出蜀等罪。遂罢为资政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寻又诏落职，福州居住。

《秀水闲居录》云："魏公出使陕、蜀，便宜除官至节度使、杂学士，权出人主右。竭蜀之财，悉陕之兵凡三十万余，与敌角，一战尽覆。用其属刘子羽谋，归罪其将赵哲、曲端，并诛之。将士由是怒怨俱叛，浚仅以身免，奔还阆中，关、陕之陷自此始。至今言败绩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追还薄谴，俾居福州而已。"其后，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乃分陕、蜀之地，责守于诸将。自秦凤至洋州，命吴主之，屯和尚原。金房至巴达，王彦主之，屯通州。文龙至威茂，刘铸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阶成，关师古主之，屯武都。既而师古战败降贼，自此遂失洮岷之地，独存阶成而已。

△淮西之变

绍兴七年三月，浚奏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罢为少师、万寿观使，以其兵隶都督府。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且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琼副之。琼与靳赛，皆故群盗，与王德素不相能。德，威声素著，军中号为王夜叉。都承旨张宗元，深以为不可，谓浚曰："琼等畏德如虎，今乃使临其上，是速其叛也。"浚不谓然。复谋之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为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琼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事，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张宣抚何如？"飞曰："暴而寡谋，且琼辈素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耳。"飞曰："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余服。而浚讫行之，琼辈惧不敢喘。

及德视事教场，诸将执挝用军礼谒拜。琼登而言曰："寻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床锦被遮盖。"德素犷勇自任，竟不解出一语慰抚之，遂索马去。于是琼辈愈惧，相与连衔上章，乞回避之。

张宗元知其事，复语浚曰："业已尔，今独有终任德，或可以镇，不然，变且生矣。"浚不以为然，遂奏召德还。以张俊为淮西宣抚使，驻盱眙；杨沂中为淮西制置使，刘副之，并驻庐州。且命郦琼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将以夺其军而诛之。宗元听制于文德殿下，语人曰："是速琼等叛耳。"会祉复密奏罢琼兵柄，书吏朱照漏语于琼，于是叛谋始决。及金字牌飞报，吕方坐厅事，闻有大声如〈骨孝〉箭辟历，自戟门随牌而至，启视之，乃三使除书也。吕拍案叹曰："庞涓死此树下。"即时乱作，遂缚吕祉，及杀中军统制张景、铃辖乔仲福、刘永衡、前知庐州赵康直、释知庐州赵不群，以其所部七万人悉叛归刘豫。至淮岸，遂杀祉及康直，释不群使还。浚乃亟遣张宗元使招之，已不及矣。

浚遂上章引咎，台臣交章论列，谓："浚轻而寡谋，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权；诚不足以用众，而专任其数。若喜而怒，若怒而喜；虽本无疑贰者，皆使之有疑贰之心。予而阴夺，夺而阴予；虽本无怨望者，皆使之有怨望之意。无事，则张威恃势，使上下有暌隔之情；有急，则甘言美辞，使将士有轻侮之意。郦琼以此怀疑，以数万众叛去。然浚平日视民如草菅，用财如粪土。竭民膏血而用之军中者，曾何补哉？陛下尚欲观其后效，臣谓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时司谏王缙，则以罪在刘光世，参政张守期为力求未减。都官郎官赵令衿，则乞留浚，陈公辅则谓不可因将帅而罢宰相，于是罢为观文殿大学士，提举太平观。其后，言者不已，遂诏落职。既而御批"张浚散官，安置岭表"。赵鼎力扌求解之，改秘书少监，分司西京，且为出言官于外。

《退朝录》曰："绍兴二十年，浚复上疏论边事。高宗为汤丞相云：'张浚用兵，不独朕知之，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败，淮西之师，其效可见矣。今复论兵，极为生事。'于是复有永州之命。"

《挥麈录》云："淮西军叛后，冯楫启上曰：'如张浚者，当再以戎机付之，庶收后效。'高宗正色曰：'朕宁至覆国，不用此人矣。'遂终高宗朝，不复再用。"

△符离之师

孝宗隆兴元年正月，以张浚为枢密使，仍都督江淮军马，五月，兼都督荆、襄。浚既入见，屡奏欲先取山东。时显官名士如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皆魏公门人，交赞其谋。左仆射史浩独不以为然，曰："宿师于外，守备先虚。我能出兵山东，以牵制川、陕，彼独不能惊动两淮、荆、襄，以解山东之急邪？惟当固守要害，为不可胜之计。必俟两淮无致敌之虑，然后可前。若乃顺诸将之虚勇，收无用之空城，寇去则论赏于朝，寇至则仅保山寨，顾何益乎？"继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奏乞引兵进取。浩曰："二将辄自乞战，岂督府命令有不行邪？"督府准遣李椿以书遗浚子┉曰："复仇讨贼，天下之大义也。然必正名定分，养威观衅，而后可图。今议不出于督府，而出于诸将，则已为舆尸之凶矣。况藩篱不固，储备不丰，将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练，节制未允，议论不定，彼逸我劳，虽或有获，得地不守，未足多也。"武锋军都统制陈敏曰："盛夏兴师，恐非其时。兼闻金重兵皆在大梁，必有严备。万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争力，人疲马倦，劳逸既异，胜负之势先形矣。愿少缓之。"浚皆不听。

韩元吉以长书投浚，言和、战、守三事。略云："和固下策，然今日之和，与前日之和异。至于决战，夫岂易言？今旧兵惫而未苏，新兵弱而未练，所恃者一二大将；大将之权谋智略既不外见，有前败于尉桥矣，有近衄于顺昌矣，况渡淮而北，千里而攻人哉！非韩信、乐毅不可也。若是，则守且有余。然彼复来攻，何得不战？战而胜也，江淮可守；战而不胜，江淮固在，其谁守之？故愚愿朝廷以和为疑之之策，以守为自强之计，以战为后日之图。自亮贼之陨，彼尝先遣使于我矣，又一再遗我书矣，其信其诈，固未可知，而在我亦当以信与诈之间待之。盖未有夷狄欲息兵，而中国反欲用兵者。"云云。参赞军事唐文若、陈俊卿，皆以为不若养威观衅，俟万全而后动。亦不从。遂乞即日降诏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贼遗君父，必俟乘舆临江而后成功，则安用都督哉？"上以问浩，浩陈三说云："若下诏亲征，则无故招致敌兵寇边，何以应之？若巡边犒师，则德寿去年一出，州县供亿重费之外，朝廷自用缗钱千四百万，今何以继？若曰移跸，欲奉德寿以行，则未有行宫；若陛下自行，万一金有一骑冲突，行都骚动，何以处之？"孝宗大悟，谓浚曰："都督先往行边，俟有功绪，朕亦不惮一行。"浚怒曰："陛下当以马上成功，岂可怀安以失事机。"及退朝，浩谓浚曰："帝王之兵，当出万全，岂可尝试而图侥幸？主上承二百年基业之托，汉高祖起于亭长败亡之余，乌可比哉？"

寻复论辨于殿上，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无豪杰，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间无寸铁，不能自起，待我兵至，而为内应。"浩曰："胜、广能以Θ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杰矣。若有豪杰而不能起，则是金犹有法制维持之，未可以遽取也。今不思，将贻后悔。"又上疏力谏曰："靖康之祸，忠臣孝子，孰不痛心疾首？思欲喋血朔庭，以雪大耻。恭想宸衷，寝膳不忘。然迩安可以服远。若大臣未附，百姓不信，而遽为此举，安保其必胜乎？苟战而捷，则一举而空虏庭，岂不快吾所欲？若其不捷，则重辱社稷，以资外侮，陛下能安于九重乎？上皇能安于天下之养乎？此臣之所以食不甘味，而寝不安席也。浚，老臣，虑宜及此。而溺于幕下新进之谋，眩于北人诳惑之说，是以有请耳。德寿岂无报复之心？时张、韩、刘、岳，各拥大兵，皆西北战士，燕、蓟良马；然与之角胜负于五十载之间，犹不能复尺寸之地。今欲以李显忠之轻率，邵宏渊之寡谋，而欲取胜，不亦难哉。惟当练士卒、备器械、固边圉、蓄财赋、宽民力，十年而后用之，则进有辟国复仇之功，退无劳师费财之患，此臣素志天下大计也。"

既而督府乏用，欲取之民，浩曰："未施德于民，遽重征之，恐贼未必灭，民贫先自为盗。必欲取民，臣当丐退。"上为给虚告五百道，且以一年岁币银二十五万两添给军费。浩复从容为浚言："兵少而不精，二将不可恃。且今二十万人，留屯江淮者几何？曰十万。复为计其守舟运粮之人，则各二万，则战卒才六万耳。彼其畏是哉！况淄、青、齐、郓等郡，虽尽克复，亦未伤彼。彼或以重兵犯两淮，荆、襄为之牵制，则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于是在山东乎？在江上乎？"如此诘难者凡五日。又委曲劝之曰："平日愿执鞭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数数议论不同，不惟为社稷生灵计，亦为相公计。明公以大仇未复，决意用兵，此实忠义之心。然不观时势而遽为之，是徒慕复仇之名耳。诚欲建立功业，宜假以数年，先为不可胜之计，以待敌之可胜，乃上计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当如何哉？"浚曰："丞相之言是也。虽然，浚老矣。"浩曰："晋灭吴，杜征南之功也，而当时归功于羊太傅，以规模出于祜也。明公能先立规模，使后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为之？"浚默然。

明日内引，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也。恐失机会，惟陛下英断。"于是不由三省、密院，径檄诸将出师矣。德寿知之，谓寿皇曰："毋信张浚虚名，将来必误大计。他专把国家名器财物做人情耳。"已而，浩于省中忽得宏渊等遵禀出军状，始知其故。浩语陈康伯曰："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与闻，则焉用彼相哉！"浩遂力请罢归，乃出知绍兴府。临辞，复曰："愿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

浚至扬州，合江淮兵八万人，实可用者六万，分隶诸将，号二十万。以李显忠为淮东招抚使，出定远，宏渊为副使，出盱眙，浚自渡淮视师。显忠复灵壁县，败萧琦。宏渊至虹县，金拒之，会显忠亦至，遂复虹县。知泗州蒲察徒穆、同知大周仁并降。二将遂乘胜进，克宿州。捷奏，显忠进开府仪同三司、淮南京畿京东河北招讨使，宏渊进检校少保、宁远军节度使、招讨副使。是时，显忠名出宏渊右。

时符离府军中，尚有金三千余两，银四万余两，绢一万二千匹，钱五万缗，米、豆共粮六万余石，布袋十七万条，衣绦、枣、羊、少各一库，酒三库。乃纵亲信部曲，恣其搬取，所余者，始以犒军人，三兵共一缗。士卒怨怒曰："得宿州，赏三百，得南京，须得四百。"既而复出战，悉弃钱沟壑。由是军情愤詈，人无斗志。

浚乃移书，令宏渊听显忠节制，宏渊不悦。已而复令显忠、宏渊同节制，于是悉无体统矣。孝宗闻之，手书与浚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十年来无此克捷。以盛夏人疲，急召李显忠等还师。"未达间，忽报金人副元帅纥石烈志宁大军且至，遇夜，军马未整，中军统制周宏先率军逃归，继逃归者，宏渊之子世雄，统制左士渊，二将皆不能制。于是显忠、宏渊大军并丁夫等十三万众，一夕大溃，器甲资粮，委弃殆尽。士卒皆奋空拳，掉臂南奔，蹂践饥困而死者，不可胜计。二将逃窜，莫知所在。

浚时在盱眙，去宿尚四百里。传言金且至，遂亟渡淮入泗州，已而复退维扬。窘惧无策，遂解所佩鱼，假添差太平州通判张蕴古为朝议大夫，令使金求和。僚吏力止之，以为不可。乃奏乞致仕，又乞遣使求和。孝宗怒曰："方败而求和，是何举措！"于是下诏罪己，有云："朕明不足以见万里之情，智不足以择三军之帅，号令既乖，进退失律。"又云："素服而哭崤陵之师，敢废穆公之誓；尝胆而雪会稽之耻，当怀勾践之图。"张浚降特进江淮东西路宣抚使，官属各夺二官。邵宏渊降五官，又责靖州团练副使，南安军安置。李显忠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筠州安置，又再责莱州团练使，潭州安置。弃军诸将，递降贬窜有差。既而置宣抚司，便宜行事。未几，复以浚都督江淮军马，既而又复入为右仆射，仍领都督。二年三月，复诏浚淮上视师。浚复谋大举，上不从。四月，召还。罢江淮都督府，浚亦罢相。

及和议将成，浚坚持以为不可。汤思退乃白上以张蕴古求和事，由是浚议遂黜。既而，金纥石烈志宁遣书议和，有云："乃者，出师诡道，袭我灵壁、虹县，以十余万，窃取二小邑。主将气盈，率众直抵符离，帅府以应兵进讨。凭仗天威，以全制胜，所杀过当，余众溃去。计其得丧，孰少孰多。若以符离之役，尚为兵少致败，则请空国之众，以迎我师。"云云。是岁八月，浚薨。

《赵鼎传》云："鼎再相，已逾月，或以未有施设为言。鼎谓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惟当静以镇之。张德远非不欲有所为，其效可见，亦足以戒矣。时议回临安，鼎奏恐回跸之后，中外谓朝廷无恢复之意。上曰：'张浚措置三年，竭民力，耗国用，何尝得尺寸地，此论不足恤也'。"

《刘氏日记》云："孝宗初立，张魏公用事，独付以恢复之任，公当之不辞，朝廷莫敢违。魏公素轻锐，是时皆以必败待之，特不敢言耳。及辟查、冯方为属，此二人尤轻锐，朝廷患之，遂以陈俊卿、唐文若参其军事，盖此二人厚重详审故耳。周益公时为中书舍人，文若来别，益公握文若手，使戒魏公不可轻举。后魏公知之，极憾益公，然卒以轻举败事。"

《何氏备史》云："张魏公素轻锐好名，士之稍有虚名者，无不牢笼。挥金如土，视官爵如等闲。士之好功名富贵者，无不趋其门。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父子为当时宗主。在朝显官，皆其门人，悉自诡为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则目之为小人。绍兴元年，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一旦尽覆，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直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淮西郦琼之叛，是时公论沸腾，言路不得已，遂疏其罪，既而并逐言者于外。及符离之败，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反以杀伤相等为辞，行赏转官无虚日。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而实录、时政纪，并无一字及之，公论安在哉？使魏公未死，和议必不成，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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