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赏析《风雨天一阁》

《风雨天一阁》的文化品析

摘要：余秋雨的散文一直都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也得到许多评论家的好评。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倾注于文化方面的塑造。散文中有着独特的文化视觉，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余秋雨还大胆的创造了新的“意”与“思”结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风物，寻求中国文化意蕴与人生真谛，探寻中国文化的巨大内涵与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因此，在他的《风雨天一阁》散文中主题是很突出的，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作者还用准确、通俗的语言体现出其散文煽情的特点。本篇论文拟就其入选中学语文读本的《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从文化的角度上进行一些个人的品析。

余秋雨，浙江余姚人,当代学者、散文家。获过“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以其第一部的散文集《文化苦旅》震动文坛，从此打出“学者散文”（或曰“文化散文” ）的旗帜，他的作品沉静而具有文化底蕴，因而受到读者喜爱。《风雨天一阁》这篇散文是 余秋雨先生在他1991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化苦旅》中的一篇。它甚至出现在几乎所有的中文网站或杂志上，从而也就顺理成章的入选中学语文名篇了。

一、《风雨天一阁》的文化视角

《风雨天一阁》是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中唯一涉及中国藏书文化的散文。它不是单纯的写山水景物的散文，不是抒情的散文，也不是咏物散文，而是实现某种文化现象的脉络与意韵的散文，文中处处在言说历史与文化。《文化苦旅》一书，更侧重中国文化的论题,他从文化的角度去看待山川景物，写出来的文章就有了不同的涵义了，不仅仅是单纯的写景，也不是单纯的抒情或议论。余秋雨先生是站在一个独特的角度，用其独特的视角，用文化的聚光灯来表现文化的脉络与韵意。

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自序中说到：“我发现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所在，说明我心底的山水并不完全是自然山水而是一种：人文山水”。 [1]余秋雨更看重的是山水景物上附有的中国文化。这也正是《文化苦旅》的散文特色。

那么，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它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一切都是人类的文化；饮食有饮食文化，建筑有建筑文化，旅游也有旅游文化等等。而且，不同的民族也有各自民族的沉淀的文化。同种文化，各民族各国也会有不同。我们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文字的记载与流传，形成两种文化，一种是文字的内容，这就是历史了；一种是记载历史的方式、过程和变化的记载史，历史流传史。[2]中国历史的流传靠的是书籍，所以，藏书史也就等于是藏书文化，只不过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可能从来都没有特别的去从藏书文化这个角度来思考过，观察过。看了余秋雨先生的《风雨天一阁》，使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一个领域，和这样一个学科的分支。

可以说“天一阁”这个地方，是中国藏书史上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个很重要的书楼。它是一个很有特点的藏书楼，它凝聚了中国封建社会图书收藏、流传的基本特点。天一阁的故事，天一阁的风风雨雨，几乎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藏书史。所以，作者也给文章命名为“风雨天一阁”。天一阁的地理位置在浙江的宁波，而文章由余秋雨这个宁波人来写，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明清以来的江、浙地区，文化氛围是很浓郁的，这个可能也是跟南宋迁都杭州后，中原的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南移有很大的关系。受封建社会“学而优则仕”法则的引导，城市、乡村的子弟读书成风气。在这样的一块土地上，出现天一阁这样的藏书楼，一切都显得很自然而然了。

二、《风雨天一阁》的文化意味

《风雨天一阁》追叙了天一阁悲怆的藏书历史，歌颂了范钦及其后人可贵的文化良知。文题以“风雨”饰“天一阁”，敷设了全文的色调，结构了全文的材料，隐喻了全文的主旨。

《风雨天一阁》的开篇是一场冷飕飕的自然风雨。“院子里积水太深，才下脚，鞋统已经进水，唯一的办法是干脆脱掉鞋子，挽起裤管趟水进去。本来浑身早已被风雨搅得冷飕飕的了，赤脚进水立即通体一阵寒噤。就这样，我和裴明海行生相扶相持，高一脚低一脚地向藏书楼走去。”这是实写，又是一种隐喻；这是表征，又是象征。暴雨如注下的天一阁，传递着浓浓的历史文化风雨的信息：关于它的得名，关于它的威严，关于它艰辛的收藏关于它悲怆的传承……

第二部分“不错，它只是一个藏书楼，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一句，可解读为作者对天一阁的总体观感，是作者叙述天一阁历史变化的总起句。此句显露了“风雨”一词的本相，指岁月流逝这中的历史文化沧桑。于是带着这样的感受一路写去，到文章末了，作者这样归结道：“天一阁的藏书……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和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结尾处的文字，使“天一阁”的具象变成了“民族古老文化“这样一个涵盖面更为深广的意象，由此，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天一阁自然风雨和历史风雨的描述和议论，其实整体上是殊途同归于作者在《道士塔》、《莫高窟》等篇目中的思索，其主旨是一脉相承的。

散文主旨的表述，不同于议论文。它需要意象来包容，使之具有艺术美；需要丰富的内容来充实，使之具有厚度和景深；还需要美的语言的灵动表达，使之具有弹性和质感。作为主治戏剧的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散文表述，是极具个性的。面对历史陈迹，作者陈述的不是风干了的历史，而是活生生的人物悲喜剧；不是教科书上硬梆梆的知性断语，而是体察人情、人性的现代感慨。于是，正如作者《自序》：“大地默默无言，只要来一二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它封存入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

“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怎么“奔泻而出”的呢？下面我们来品读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

在这部分中，作者用戏剧家最擅长的语言，让故事成为正在上演的戏剧，用学者丰富的文化知识储备，博引与之相关的人物事件，用思想者最珍贵的识见，评点似乎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文章在高屋建瓴阐述文化传承需要的人格特征之后，天一阁的“源头人物”范钦出场了。

范钦二十七岁考中进士便开始在全国各地当官。“他每到一地做官，总是非常留意搜集当地的……各种地方志、政书、实录以及历科试士录，明代各地仕人刻印的诗文集，本是很容易成为过眼烟云的东西，他也搜得不少。范钦是在公务之暇把玩书籍，而事实上他已经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搜集图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或者说，成了他搜集图书的必要手段。”可以感觉到这里的叙述，已经有较强的现场说故事的味道。紧接着，作者干脆将其设计成一个可能场景，“一天公务，也许是审理了一宗大案，也许是弹劾了一名贪官，也许是……然而他知道，这一切的重量加在一起也比不过傍晚时分差役递上的那个薄薄的蓝布包袱，那里边几册按他的意思搜集来的旧书，又要汇入行箧。他那小心翼翼翻动书页的声音，比开道的鸣锣和吆喝都要响亮。”这里我们可以感到，作者对范钦介绍与一般文章对历史人物的介绍方式有很大不同：他用“现代进行时态”来描述“过去完成时态”的历史，使人物和事件极具现场戏剧感。由此，把范钦“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的文化人格充分生动地上凸现了出来。[4]

其后，作者行锋一转，自然地将自己近年关注的“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命题纳入文中给予阐述，然后再用范钦的“顶撞皇亲”、“严嵩不敢加害”等轶事作为佐证。如果说，用“现代进行时态”再现历史，是余秋雨的第一种笔法的话，适时介入正描写的事件之中进行评述，可以看成余秋雨的第二种笔法。这种笔法使古代人物直接成为现代理念的审视对象，由此而成的感慨便接通古今，引人深思。

散文的“散”，需要宕开一笔。作为学者，面对一个历史人物，头脑中自然地会浮想出许多与之相似、相关的人物事件。这里，作者写到范钦，便将范钦与当时也很有名的书法家、收藏家丰坊作了比较，和范钦的侄子范大澈作了比较。博引及联想式的评述，是余先生的第三种笔法。这样的结果，从艺术角度讲，使文章具有丰满厚实之美。从主旨角度来说，突出了“范钦身上所支撑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范钦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作者的叙述也移到了天一阁传人的身上。

就这样，一个戏剧化的遗产分割场景出现了。

这是用“现代进行时态”描述的古代故事：“活到80高龄的范钦终于走到了生命尽头，他把大儿子和二媳妇（二儿子已亡故）叫到跟前，安排遗产继承事项。老人在弥留之际还给后代出了一个难题，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一楼藏书，让两房挑选。”

紧接着，作者的“现代感慨”生成了。笔法是带着现代理念审视、议论历史事件。

“我坚信这种遗产分割法老人已经反复考虑了几十年。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给自己出的难题：要么后代中有人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艰苦的期待书事业，要么只能让这一切都随自己的生命烟消云散！他故意让遗嘱变得不近情理，让立志继承期待书的一方完全无利可图。因为他知道这时候只要有一丝掺假，再隔几代，假的成分会成倍地扩大，他也会重蹈其他期待书家的覆辙。”

又接着的是“钱绣芸出嫁看书”的传奇上演了。写到这里，连作者自己也“觉得这里可以是一个文学作品了”。

的确，当年范钦的藏书也许源于其生命的自主喜好和由此而升的理性文化自觉，而天一阁传人的藏书行为，则更需要一分“意志力”，即对前辈遗产以及苛刻的保藏规则的深刻体会或虔诚敬奉。另外，藏书的目的，本是为了流播文明，但要流播文明，却需要如此的冷面规则。前文所谓的“艰辛”，所谓的“悲怆”，也许就体现在这“传承”上面。作者用“再现”、“点评”、“博引”等多种笔法，生动深刻地传达了文化承继的悲怆与神圣。

然而，最能体现范钦后人整体文化品位和人格品位的是，“范氏家族的各房竟一致同意黄宗羲先生登楼”读书。作者在这里感慨万千，“这里有选择，有裁断，有一个庞大的藏书世家的人格闪耀。”其后，作者用镜头感极强的语言写道“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铜锁在一具具打开，……”

天一阁终于走到了中国近代。秋风秋雨，使古老的藏书楼满楼风雨。文章的第五部分描述了藏书楼的厄运：窃贼和偷儿的光顾，书商的侵吞，兵火的毁焚……作者描述的景象还是那么感性：“潜入书楼，白天无声无息，晚上动手偷书，每日只以所带枣子充饥，东墙外的河上，有水船接运所偷书籍”，联想博引却异常的沉郁：“钱绣芸**哀怨地人仰望终身而未能上的楼板，黄宗羲先生小心翼翼地踩踏过的楼板，现在只留下偷儿吐出的一大堆枣核在上面。”

沉郁之极便转为沉思。于是，余先生对“天一阁历史文化风雨”的表述，告一段落。文章进入第六部分—尾声部分，通过作者的议论，天一阁具象提升为“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而它建造、传承的过程中所遭逢到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也就是“古老文化”产生、承继过程的种种坎坷和问题了。这样说来，文章的主旨就不仅是一座文遗迹和与之相关的人了，文章所采用的种种手法，其实也可看成他本人对历史文化的说法了。[4]

三、《风雨天一阁》的创作特色

（一）主题突出。

全文在展开的时候是紧扣主题，内容安排详略得当，事例精心挑选；在对比衬托中论述层次分明，深入浅出，层层递进，前后呼应；六个层次，没有平均用力，一、二、五，六是淡写；三、四浓墨重彩。无论从篇幅，语气，事例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力气集中使用在第三、四部分上。同时其他部分虽然淡写，却也是有机组成部分，不可忽略的。

（二）文中时时闪耀着作者独到的思想光芒。

这也是他的散文敢称“文化散文”的原因。例如，作者进访天一阁那天正是碰上台风暴雨之后的第二天，院内汪洋一片，他只好赤足挽裤趟水而前……。作者马上联想到历史上学者登楼看书之难，想象成是天帝主持下举行一个狞厉的仪式，迫使学者在当代也要形貌虔诚的来朝拜。类似闲笔，其实是紧扣题目，把一种文化观念表达了出来，把对天一阁的敬畏，尊重（实际上是对文化的）诚惶诚恐的心情表达出来了。又如，选用钱绣芸姑娘的事例，从封建社会中妇女对文化的焦渴的角度来写，揭示了一个新的文化命题。再如，他在评论，介绍范钦的时候，从“健全人格”这个角度来观察论述，揭示范钦成功的原因。为什么偏偏是范钦，而不是才华更加出众，投入程度更加深的丰场和范大澈最后成功呢？

还有对乾隆采访遗书，对天一阁是否一场浩劫的看法，都闪烁着作者个人的，独特见解的思想光芒。[5]

（三）语言准确、通俗、充满情感

他的语言风格介于文学语言和理论语言之间。不象文学语言那么浪漫，也没有理论语言空泛的毛病；又不象理论语言那么精神和逻辑；也没有理论语言的枯燥干涩。是一种雅俗共赏，适应性较大的语言风格，行文中必要时也有煽情的段落。

四 余秋雨式散文的文化意义

（一）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

余秋雨的散文不同于休闲散文，有人称之为“是一种学术性、文化性、思想性的大散文”。大散文，就是没有小家子气。休闲散文也可以是好散文，但是大散文却不是所有人都想写就写得出来的。要有文化修养，历史知识，有开放的现代意识，有对民族，传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深刻理解和忧患意识，还要有文笔。余秋雨选择了文化散文这样一个角度切入，也可以称扬长避短，发挥资源优势，走出了一条新路。[6]

（二）将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

余秋雨的散文还有一层意义，就是将艰难的历史、文化话题通俗化了，这就是在大众与文化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所以雅俗共赏不仅是风格问题，也有大众观念，文化普及的意义。[7] 余秋雨的散文是当今文化书籍的市场奇迹在一切学术类,文化类专著都滞销、赔本的大形势下，余秋雨的散文却一版再版，成为畅销图书之一。余秋雨的散文能够畅销，盗版书能蜂拥而上，说明它的读者多。读者的选择也说明了他的成功，说明在这一点上有意义。20世纪的最后100天，香港凤凰卫星电视台的“千禧之旅”特邀请余秋雨，行程数万里路，考察人类几个最重要的文明发祥地。走一路，写一路，文章称《秋雨日记—千年巡拜》。后来文章也以连载的形式刊登在《北京晚报》上。这组文章“千年巡拜”的创意，显然源于《文化苦旅》，只不过一个是国内巡拜，一个是国际巡拜。余秋雨先生的讲学旅游，冲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行程更加远，范围也更加大，由中国到地球全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之地了。

（三）争论和批评

对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批评意见也相当活跃，争论相当激烈，这在文化界和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可称“余秋雨现象”的热点。特别是有一本叫《十作家批判书》，专门收集对当红的10位作家的反面意见。其中批评余秋雨的那篇叫做《抹着文化口红游荡文坛》。这本书标榜的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一次暴动和颠覆，把获取了不当声名的经典作家拉下神坛”。因此里面的批评意见都是比较尖锐的。另外还有一本书叫做《余秋雨现象批判》，收集的全部都是针对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两方面的都有。书的主旨是为读者提供一份20世纪90年代关于余秋雨现象的文化备忘录。

争论和批评是正常的，也是需要的，余秋雨的散文不是十全十美的，某些文章可能还有一些硬伤，需要在正常的，积极的评价，将散文创作提高一个层次。而且，在多元化竞争的社会转型期，也需要各种文化选择和文化观念之间的碰撞、交融和磨合。争论有利于文化事业的整体成熟和繁荣。余秋雨的散文能引起这样的争论，本身就具有深远的意义。

宁波鄞州区的邮编是315100。

我国的邮政编码采用四级六位数编码结构。前两位数字表示省（直辖市、自治区）；前三位数字表示邮区；前四位数字表示县（市）；最后两位数字表示投递局（所）。

宁波市各地区邮编分别是：海曙区315010，江东区315040，江北区315020，鄞州区315100，镇海区315200，北仑区315800，慈溪市315300，余姚市315400，奉化市315500，宁海县315600，象山县315700。

扩展资料

截至2019年12月，鄞州区辖15个街道、10个镇。钟公庙街道、下应街道、潘火街道、首南街道、中河街道、梅墟街道、聚贤街道、白鹤街道、百丈街道、东胜街道、明楼街道、东柳街道、东郊街道、福明街道、新明街道；咸祥镇、邱隘镇、五乡镇、云龙镇、横溪镇、姜山镇、瞻岐镇、东吴镇、塘溪镇、东钱湖镇。具体介绍以下几个镇：

1、邱隘镇位于浙江省宁波市东郊，具有1300多年历史的浙东名镇，329国道、71省道和轨道交通1号线穿镇而过，是鄞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全镇区域面积2231平方千米

2、横溪镇位于鄞州区南翼，镶嵌于鄞东平原与金峨山麓之间，属山区半山区，距宁波市区22公里，东邻东钱湖，南毗奉化区，西接姜山镇，北枕云龙镇。

-邮政编码

-鄞州区

　　梅山文化是我国南方残存的原始文化之一,是湖湘文化系列中的组成之一。但由于梅山地区的地理特性,梅山文化一直是鲜为人知,历代学者均未涉足。近代以后,特别是建国以来,这一风格独特的文化体系才得以引起人们的重视。梅山民歌是梅山文化的一枝奇葩,其历史十分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通过长时间的发展和变异,已成为一个完整的民歌体系。资水滩歌又是梅山民歌说唱音乐艺术中最古老的形式之一,感情质朴真挚,表现技巧独特,创作手法丰富。

资水曾是一条梅山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河, 在这条河上,生活着一代又一代的梅山先民。资水是湖南境内湘、资、沅、澧四大水系之一。经湖南的武冈、隆回、邵阳、新邵、冷水江、新化、安化、桃江、益阳等县(市)流入洞庭湖。资水有两源,夫夷水和赧水。夫夷水一称罗江、夫彝水,发源于广西资源县越城岭北麓桐木江,往东北方向,自新宁县窑市之南进入湖南,再与源出城步县青界山黄马界的赧水相会于邵阳县双江口,始称资水。资水,出靖州绥宁县东南百里之唐纠山[1]。班固曰:资水出都梁之路山。郦道元云:即唐纠山矣。资水东北流,经宝庆府武冈州北,又经府城北,邵水会焉,或谓之邵江。北流至新化县东,而入长沙府安化县境,径县西,又东北出益阳县南、宁乡县北,而入常德府沅江县西南境,注于洞庭湖。

资水滩多险峻,有七十二险滩,其中新化县境内就有险滩五十三处,资江流域山高谷深,与世隔绝,在没有公路的年代里,资水两岸的人们靠河运与外界沟通,在行船和返回的日日夜夜中,死神的威胁,船工需要唱歌来壮胆。水路上的劳累和寂寞,船工需要唱歌来排解驱散;返回路上的思乡思亲情,船工需要唱歌来抒发;路上见闻和出门创世界,船工需要唱歌来记录。于是,歌谣就诞生了,先是一句、两句,越唱越长,其中最为优秀的要数《资水滩歌》,从邵阳至武汉为顺江下滩行船,反之为上滩行船,因此,《资水滩歌》分为下滩歌和上滩歌两部分。

资水滩歌的形式美

“资水滩歌”,又名“资水舟子歌”,梅山地区森林茂密,交通闭塞,河航运成了梅山地区的一项重要经济生活方式。梅山人为了生计,许多人以驾船放排为业。“资水滩歌”是昔日梅山船工驾船,齐心合力与险滩斗争,在行驶时以各滩为名即兴编唱的曲调。滩歌既有轻松舒缓的慢橹,又有高度紧张、近似喊叫的催橹,而且随着船工情绪的变化,既有山歌调又有高腔,还有根本无歌词且足以与风浪比高低的狂喊,富有节奏的脚踏板和歌声结为一体,发出“杭育杭育”浑厚有力的歌声,别有一番情趣,仔细品尝,回味无穷,给人以美的享受。

(一)活泼多样的结构美

资水滩歌内容丰富多彩,随时可以通过口头创作而成,一部船工号子结构紧密,由上船、催橹、起橹、慢橹、划桨五种基本排号,它们分别描述了行船中不同的劳动场面,其艺术美特色首先体现在严谨活泼的形式上,形式美首先体现在完整的形式结构上:

1“上船号子”。起航时演唱,领唱者以悠长、徐缓的音调招呼同伴上船,张帆起航,众船工也以平和的声调应和,叙述了一幅船儿离岸远去的动人意境。

2“划桨号子”。当船儿行驶到风平浪静、水流较缓的潭中,船工怀着喜悦的心情,用桨和橹同时滑行,唱起优美划桨号子,歌声此起彼伏,别有一番情趣。

3“催橹号子”。当船驶入险滩时,一阵阵恶浪扑向船头,似狂风乍起、雷电交加,船儿在风浪和漩涡里摇摇欲坠,此时船工们毫不畏惧,在领唱带领下高唱催橹号子与风浪展开搏斗、勇闯一道道险滩,场面激烈壮观,给人惊天动地的强烈震撼。

4“起橹号子”。当船儿逆水行驶时,为了加快航行速度,船工一组上岸拉纤,一组船头划桨,岸边和船头一唱一和,在高亢奔放的歌声中,拉纤船工迈着坚定的步伐,艰难向前,起橹曲调因而形成。

5“慢橹、摇橹号子”。当船儿行至终点,离码头越来越近时,船工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眺望家园,在辽阔舒展的慢橹歌中结束了艰辛漫长的航行,登岸与家人团聚。那悠长的音调犹如心中对亲人的呼唤。

资水滩歌完整的形式,描述了出航到凯旋归来的全过程,形象地展现出船工从风平浪静的航行到遇到风暴、过险滩、最后战胜风浪的过程,描绘出一幅幅气势磅礴、动人心弦的画卷,也体现了资水滩歌结构紧密的形式美。 (二)演唱形式的即兴美

集体劳动形式决定了资水滩歌的演唱形式。船工们通过号子做到齐心协力、同一节奏、统一力量,它的演唱变化多样而且都是即兴创作,演唱形式的即兴美因而形成,它有独唱、对唱、齐唱等形式。通常有一人领唱,领句唱歌词,和句唱虚词,多语言少;领唱者是号子指挥,众位船工在演唱中应和,由此形成了一呼一应、前呼后应、一问一答、前问后答的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常见演唱形式有:“半句和腔”、“一句和腔”、“一小节和腔”、“联句式和腔”和“交错重叠和腔”等。如:富有动感的摇橹,时而领号长和句稍短,且时而高唱时而吆喝,和部始终从弱位插入应和,短暂、急促、铿锵有力,整齐统一,即兴成歌,即景抒情。特别是在水流湍急水域演唱的催橹号子,领号和句都稍短,节奏鲜明短促,上密下疏形成对比,烘托出紧张的气氛,使船工精神振奋,不畏艰险闯过一道道险滩。

资水滩歌的语言美

资水河横贯梅山(新化县,安化县)这块民间文艺神地。梅山人民以歌传情、以歌代言、以歌咏志,资水滩歌是梅山民歌中蕴藏着美的珍珠,而曲美与词美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它的艺术美又体现在歌词的即兴创作上,蕴含着艺术语言美。歌词既有长篇叙事诗,也有短小口语化的生活歌。长篇叙事诗由七言四句为一组延伸而成,短篇多七言四句、七言六句。歌词讲究韵脚、韵律,常采用比喻、夸张、拟人等手法,生动地展现了资水的地理风貌、民情风俗以及船工的辛酸生活和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独特的风格,散发出阵阵幽香,将梅山汉子豁达、质朴、顽强的性格,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语言的形象美

黑格尔说:“美只能在形象中见出。”[2]真挚的感情是很难用抽象的概念来表达的,只有具体、生动、形象的语言,才能将抽象的内心感受抒发出来,没有语言就没有文学,也就没有深沉而淳朴的资水滩歌。语言美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高度形象化语言是其艺术美的重要特征[3]。

巧用善用比拟是语言形象化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手法。巧妙地将那难言之情、难状之貌及言外之意,含蓄地表现出来,给人鲜明的形象和丰富的意想。如:由七言四句延伸而成,至今在新化县广为流传的长篇叙事诗――摇橹号子中的其中四句歌词:

毛板船,生灾难;进口就是莲花滩;一橹二橹花园里;美女正坐梳头岩。

这首词表面上只是叙述了船儿行驶的具体位置,“莲花滩”“梳头岩”,实际有很深的喻意,歌手在这里像是绘景,实则抒情;通篇不着一个“爱”字,也没有“海枯石烂”之类的山盟海誓之词,却借助“妙合无垠”的比拟,把“莲花”比喻成“美女”,巧妙形象地描绘了梅山汉子恋爱中那深沉而炽热的感情。

在资水滩歌里,歌手们也常常运用移情、移物拟人的手法来加强语言的形象性,这也是常用的语言美表现手法之一。如:

老板船靠黄牯坳,个个到此吃茶汤,买菜大姐你莫捱,前面有对鸳鸯岩。

“鸳鸯岩”本是无情之物,无所谓悲伤、喜欢,在这里歌手却给岩石赋予人的情感,移情于物,使岩石具有人的喜、怒、哀、乐,体现了船工向往爱情的情感,使无情之物都为之动容,可见其情之悲切。巧妙地运用移情拟人手法,使船工号子文辞活跃,语言形象,从而大大增强了语言感染力。

(二)语言的抒情美

1形象化的夸张是语言抒情美的重要表现手法

在资水滩歌歌词的口头即兴创作上,体现了歌手对生活的深厚感悟,从歌手的灵魂深处流出,歌手们常运用形象化的夸张手法,对事物进行“言过其实”的扩大或缩小,从而有意突出事物的某种特征,含蓄地表达歌者的强烈的内在感情,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土家族劳动人民质朴、高尚而纯洁的感情。如:

船上哥哥你莫捱,头船拢了老虫(指老虎)岩;老虫岩,水牛滩,虎王正坐猫儿山。

船上哥哥你莫捱,黄狗恋窝吼一吼;船儿拢了雷公岩,九天大王在江口。

这首词表面上是叙事,实为抒情。“捱”为梅山方言,有“等待、迟缓、磨蹭、忍耐”的意思。“老虫岩”“水牛滩”为资水河险滩名称。船工将自己比喻成“水牛和黄狗”,将媳妇比喻成“虎王和九天大王”,含蓄地将自己思念家人的情感,惟妙惟肖地展现出来,达到了含蓄委婉、耐人寻味的效果。深刻地渗透出船工生活的艰辛,同时使人联想起勤俭、泼辣梅山妇女形象。

2语言典型美是语言抒情美的又一重要表现手法

语言典型美是从取材方面来探讨,即取材单一具体,意境的设计、联想的驰骋,都以基本情思为中心,看是一个单一的题材,却往往能形象地反映歌者的所思所想,以一事一咏为主,通过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典型的情思,从而使语言具有思想感情分量,结构完整、形象生动、意境深远,是资水滩歌从内容到形式的成功所在。语言典型美的特点是语言的直叙性。如:

船工浑身都是胆,不怕激流和险滩,建设祖国立功劳,乘风破浪永向前。

这是由七言四句构成的短小口语化生活歌,注重韵脚、韵律,以祖国为基本情思的单一题材号子,表现了船工对美好生活的赞美。直叙的语言体现了语言朴实典型的抒情美。

资水滩歌的音乐美

资水滩歌内容丰富、形式活泼,其艺术特色富于形式美、语言美,更富于音乐美。歌词十分讲究节奏和韵律。既是诗,又是歌,可唱可念,朗朗上口,具有节奏明快、旋律优美的特点。旋律的发展围绕宫、商、角、羽、徵五音的进行,材料简单却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与水上生活气息,在音乐上刚毅、粗犷、豪迈,它是音乐化的语言,因此音乐美是资水滩歌艺术美的主要特征之一,而这里主要在音的结构和旋律上探讨资水滩歌的音乐美。

(一)音乐的旋律美

资水滩歌,多以五声羽调式和四声徵调式为主,宫调为辅,缺商音。曲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是四句体结构;在演唱中以完整的单曲重复、扩充、压缩的手法扩展为乐段,通过反复吟唱主导句,深化了主题音乐形象。常在句首或句中添加衬词,前有前腔和后有尾腔,形成完整的曲式结构。特色音列是构成旋律美的基础。

特色音列是歌词语言美的载体,也是旋律美的主要内容之一。基本为以下三大类型。

第一种类型,由小三、大三、小三度构成的(la、do、mi、so)四音列构成。上船、摇橹、起橹、慢橹四种排号都是由此类型构成。此类型在资水船工号子里运用最多,旋律简单质朴,具有口语化的特点,以平稳的下行进行为主,窄音域,窄音列;常出现四五度的旋律跳进,无大跳,尾句均落在主音上结束,给人沉着坚定的美感,下滑音巧妙地渲染了感情,使旋律增色不少,语言朴实美,旋律优美。第二种类型,由小三、大三、小二、大二度构成的(la、do、mi、fa、so )五音列结构。在划桨号子里常常出现。如谱例(1)[4]:

这首号子歌,语言严谨,音节一环扣一环,环环紧扣,一韵到底,语气流畅,从而使歌曲的旋律回旋往复形成一种回肠荡气的旋律美。第三种类型,由大二、小三、大二度构成的(re、mi 、so 、la)四音列。资水催橹号子就属于此类型,歌曲无歌词,仅有四个近似喊叫的虚词(噢、哈、呀、),犹如船工在波涛中狂喊,气势豪迈。如谱例(2)[4]:

表中共显示了谱例(1)谱例(2)中的十几个音程,曲调中没有出现小二度,所以是典型的民族五声调式。它有四音列和五音列结构,其中五音列结构在歌中最为常见,说明了资水船工号子调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

(二)音乐的节奏美

资水滩歌的旋律美还体现在典型结构的节奏上,节奏美旋律美的重要内容,以七言四句式的资水船工号子为例,每句字数整齐、节拍也大体相同。一般是每句八拍,每小节二拍,节奏节拍按七字句歌词的音节作多样形式的变化,因此归纳为如下的节奏型:

1中庸平均型。此种节奏在谱例上体现:如谱例(2)催橹号子就完整地体现了此种节奏。船工喜欢用脚踏板踩出此类节奏,此节奏型并扣摇桨、划桨等劳动强度。节奏强烈、律动规整,强弱交替均匀、准确,在音节上整齐具有统一的节奏美。此类型节奏在资水船工号子歌曲中出现较多,而切分等复杂的节奏运用很少。

2短长型。在结构上自由、灵活、节奏鲜明,唱起来抑扬顿挫、高低疾徐,体现了节奏多变的典型节奏美。如谱例(1)划桨号子就出现此种节奏,当然还有个别的类型,在这里就不全部举例。节奏变化与歌曲旋律构成密不可分,二者有机地结为一体,构成了资水船工号子音乐美的结构框架。

结语

资水滩歌是梅山人与大自然搏斗相碰撞产生的精神产物,它的艺术美源于民间的劳动创作,它具有文学、美学、劳动美学、音乐学的美学特征,有跨学科的文化艺术研究价值。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民族民间音乐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关注。随着梅山山区交通的日益发达,航运渐渐萎缩,资水已由梅山的水上丝绸之路,演变为梅山地区重要的旅游开发项目。而古老的资水船工号子渐渐失传,因此保护和弘扬梅山优秀的音乐文化遗产迫在眉睫,研究资水船工号子的艺术美,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并挖掘它,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音乐文化遗产的瑰宝。

注释:

[1] 《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五・湖广一

[2] 黑格尔:《美学》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0年

[3]张前、王次:《音乐美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1992年

[4]谱例选自伍主贤编《梅山文萃》,湘新文准字(1999)第14号 1997年

杨建农: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系

沈略: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音乐系

责任编辑:张慧瑜

　　宁波历史

　　宁波历史十分悠久。早在七千年前，人类先民就在此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河姆渡文化。春秋时

　　期，宁波一直为越国辖地；战国中期以后，宁波为楚国所据。公元前222年，秦始皇平定江南，置鄞、鄮

　　、句章三县，属会稽郡。

　　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辖地未变。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三县与余姚合并，名为句章

　　县，县治置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仍属于会稽郡。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改置鄞州，定州治于

　　三江口；武德八年（公元625年）改称鄮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设明

　　州，下辖鄮、慈溪、奉化、翁山4县，州治在小溪。唐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明州州治由小溪迁往三江口

　　，并建城筑池，为日后宁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明朝建立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的讳，改称明州为宁波。从此宁波之名沿用至今。

　　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道台，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

　　宁波人在北京经营的名店———同仁堂。“宁波帮”，泛指旧宁波府属的鄞县、镇海、慈溪、奉化、象山

　　、定海六个县在外地的商人、企业家及旅居外地的宁波人。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商

　　人都涌向经济较发达的城市经商，形成了商帮，当时较著名的商帮有“广帮”、“徽帮”、“闽帮”等，

　　但有些商帮逐步衰落，销声匿迹，而“宁波帮”历久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尤其是在港、澳、台等地的

　　“宁波帮”企业家，更是举世闻名。

　　肇始———壮大———鼎盛：宁波帮的发展

　　1 “宁波帮”的肇始时期。宁波，地处东海之滨，居全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海道辐辏。宁波有众多

　　的优良港湾，从宁波港起航，商船可借助海潮和风力往来南北，是我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陶瓷

　　之路”的出发港，在秦代商贸活动已相当活跃。唐时，宁波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外贸事业颇为

　　兴旺，唐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 8 3 9 —9 0 7 年) ，中日往来贸易船舶3 7 次，其中通过明州( 宁波)

　　放洋，有确切记载的达7 次，唐会昌二年( 8 4 2 年) 至咸通六年( 8 6 5 年) ，海商李邻德、张支信、

　　李延孝分别率领商帮从明州望海镇( 今宁波镇海) 出发，7 次赴日本进行商贸活动，每次去的人数在5 0

　　人左右，规模颇为可观。日本的遣唐使节、留学生及高僧等也从宁波口岸入唐。北宋淳化六年( 9 9 0 年

　　) ，宁波设市舶司，同广州、杭州的市舶司合称为“三司”，除与日本继续交往外，与朝鲜的往来显著增

　　加，专设高丽使馆，沿途设有“航济亭”、“高丽亭”，接待朝鲜的使者和商人。南宋时，又与真里富(

　　今柬埔寨) 、占城( 今越南) 、�婆( 今印尼) 、大食( 今阿拉伯) 等国进行贸易往来。元时，设庆元(

　　今宁波) 市舶提举司，直隶中书省，海运事业

　　非常兴旺，海运户达1 0 0 0 余户。明朝和清康熙二十三年( 1 6 8 4 年) 以前，较长时间里实行海禁，

　　宁波的合法海外贸易一度停滞，但走私商贸活动仍非常活跃。在明末清初期间，宁波商人向北京及沿江、

　　沿海的城镇发展，在北京的宁波商人，经营的主要行业是药材和成衣。明崇祯年间，宁波的药材商在北京

　　建立起“鄞县会馆”。清初宁波商人又在北京建立“浙慈会馆”。乾隆、嘉庆年间，宁波商人在汉口建立

　　了“浙宁会馆”。在清嘉庆二年( 1 7 9 7 年) ，宁波在沪商人钱随、费元圭等发起募捐，筹建以行帮为

　　基础的“四明公所”。道光十一年( 1 8 3 1 年) ，又有方亨宁等发起重修，这时期的“四明公所”以办

　　理同乡善举为主。咸丰三年( 1 8 5 3 年) ，得到镇海大商家方仁照兄弟捐巨款又进行重建，作为同乡集

　　会之所，“四明公所”把上海的宁波人集合起来，在上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上述这些，标志着宁波

　　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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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宁波历史

　　商帮已开始形成。

　　2 “宁波帮”发展壮大时期。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势力入侵我国，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

　　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以其地处长江流域终点，腹地深广，交通便捷的优势，逐渐成为全国内外贸易

　　的中心，各省商帮都云集上海，宁波商人以甬沪交通仅一水之隔的优势，大批涌入上海，据估计清末在上

　　海的宁波人已达4 0 万人。他们当中，既有地主、商人，也有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居民、苦力者

　　，他们在上海经营南北洋的埠际贸易及颜料、钟表、粮油、海味、煤炭、棉布、药材、西药、棉纱、银楼

　　、五金、机械等行业，并经销洋货，开展对外贸易。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买办多数是宁波

　　人。有些宁波商人既是金融买办，又是贸易买办。宁波商帮在我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中急剧

　　崛起，形成自己的实力地位。成为我国民族资本的一支重要力量。宁波商人基于发展需要，在上海相继组

　　成各种行业小团体，在商业行帮中有同善会( 渔业) 、崇德会( 海味业) 、济安会( 酒业) 、永兴会( 南

　　货业) 、敦仁堂( 猪业) 、喻义堂( 药业) 、诚仁堂( 肉业) 、永济堂( 洋货业) ；手工业行帮有长寿会

　　( 石作业) 、年庆会( 木业) 、同义会( 银匠

　　) ；劳工团体有四明长石会、水手均安会等。这类小团体具有同乡和同业的双重结构，它以维护帮会利益

　　、互济互助为目的，是“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宣统

　　元年( 1 9 0 9 年) ，在上海的宁波商人筹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成为上海最早的地域性同乡会组织，1 9

　　1 0 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作为同乡人彼此交往、相互照应、休戚与共、同乡人谋取共同利益的

　　自治社团组织，又是联络旅沪宁波人的纽带。1 9 2 0 年—1 9 3 5 年间，还分别建立了镇海、定海、奉

　　化、象山等地以县为单位的旅沪同乡会。从“宁波帮”在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到集合同乡力量的组成

　　，标志着“宁波帮”趋于成熟阶段。

　　3 “宁波帮”的鼎盛时期。民国时期，“宁波帮”臻于鼎盛阶段。随着财力的积聚、业务的扩大、

　　人员的增加，“宁波帮”以上海为基地，将活动地域伸向汉口、天津、苏州等大城市。1 8 5 8 年汉口开

　　埠，宁波商帮很快向汉口扩展，汉口成为上海以外宁波商帮较集中的地区，主要经营水产、银楼、航运、

　　火柴、水电、杂粮、洋油、五金、银行等行业，其中石油行业几乎全部被宁波商人所占，长江夹板船航运

　　业皆属宁波商人所经营。有许多宁波商人还充任洋人在汉口的洋行、银行的买办。在天津的宁波商人，远

　　在清中叶闭关自守时代，就经营航运业，代清廷南粮北运及民间的南北货运输，以6 艘船为一小队，1 0

　　艘船为一大队，成群结队往来于宁波、上海、天津之间，最多时达六七十艘，主要经营户为鄞县的秦氏、

　　吴氏，慈溪的孙氏、董氏，镇海小港的李氏、乐氏。天津开埠后，宁波商人进一步向天津发展，1 8 4 0

　　年以后，宁波帮在天津的势力日益扩大，在天津建立上海的分支机构。除继续经营航运业务外，还在天津

　　开展进出口贸易、银行保险业、绸缎呢绒业、金银眼镜业等。民国时期，在天津商业中心劝业场一带有不

　　少名店，都是宁波商人经营的。一批实力雄厚

　　的宁波商人，分别在天津开设钱庄、金店、绸缎庄、五金商号、洋行、房产公司、轮船公司等，还代为洋

　　人在天津经营猪鬃、皮毛、山货、棉花等进出口业务，成了洋人在天津的买办。

　　开拓———创业：足迹遍布全球

　　从“宁波帮”的活动地域看，宁波商人的开拓创业精神的确令人惊叹。从《鄞县通志》记载的旅外同

　　乡会的情况看，宁波商帮的主要活动点除上所述外，还有南京、杭州、苏州、常熟、温州、无锡、扬州、

　　徐州、芜湖、南昌、沙市、长沙、重庆、厦门、汕头、青岛、烟台、郑州、大连、沈阳、临海、兰溪、建

　　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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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宁波历史

　　德等地。宁波人所到之处，那里的商业活动就繁荣起来。宁波人在各地还经营了许多名店、大店，如北京

　　、天津、上海等地的同仁堂、童涵春、蔡同德等著名药铺，亨得利、亨达利钟表店，都是宁波人经营的。

　　宁波大慎木行金廷荪在福建设坐庄，置有宁波南船和大北船各三四十艘。在上海经营五金机械进出口业务

　　的，绝大多数都是宁波人，仅叶澄衷( 镇海人) 一人，就在上海开设了老顺记、南顺记、义昌顺、新顺记

　　、瑞昌顺等5 家。虞洽卿( 镇海人) 、朱葆三( 定海人) 等集资创办宁绍、三北、鸿安、长和、永利、永

　　安、舟山等轮船公司。这些轮船公司，由于得到上海等沿海口岸和长江各埠“宁波帮”的大力支持，在外

　　国轮船公司的倾轧下，不仅屹立存在，并且有所发展。仅三北轮船公司的船只曾占全国民族航运业吨位的

　　1 / 7 。“宁波帮”还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

　　轧花厂、第一家榨油厂、第一家火柴厂、第一家机器制造厂和第一家银行，为我国近代经济的发展，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宁波帮”不仅闻名于国内，且足迹遍布全球，在世界各地，凡有宁波人聚居的地方，就可找到“四

　　明公所”、“宁波同乡会”之类的组织。如新加坡宁波同乡会，其会员每月聚会一次，4 0 余年来从未间

　　断，他们的后代，至今乡音未改。目前，宁波旅居海外的华侨、华裔和港澳同胞有7 3 万人，遍布香港

　　、澳门、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等5 0 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也

　　涌现了一批善于经营的“宁波帮”企业家。包玉刚( 镇海人) ，原在上海一家银行工作，到香港后继续经

　　营银行和航运，1 9 5 5 年以7 7 万美元购买8 2 0 0 吨旧油船1 只起家，开创航运事业，经过2 0 多年

　　的努力，至1 9 8 0 年3 月，已有船舶2 0 2 艘，2 0 5 3 万吨，在世界各大港埠设有2 0 余家子公司或

　　代理公司，包玉刚成为当时世界上拥有船只最多、吨位最高的“船王”。香港1 0 大首富中“宁波帮”占

　　了3 个。

　　商会———冒险———乡情：历久不衰的秘诀

　　“宁波帮”之所以能历久不衰，力压群雄，成为上海诸商帮的巨擘，它有以下3 个主要特点。

　　一是，上海总商会是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宁波帮”能获得较快发展，称

　　雄商界，一个重要因素是上海自有商会组织以来，基本上由“宁波帮”掌握着上海商会的实权。他们还通

　　过银业、钱业两公会，控制和影响上海工商界各业公会。1 9 0 2 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首任总理是

　　慈溪人严信厚，1 9 0 4 年改称上海商务总会，严又继任会长。从1 9 0 2 年—1 9 4 6 年的4 0 余年期

　　间，“宁波帮”中的一批头面人物在上海商会中任职的有：朱葆三( 定海人) 、周晋镳( 慈溪人) 、虞洽

　　卿( 镇海人) 、秦润卿( 慈溪人) 、宋汉章( 余姚人) 、李厚佑( 镇海人) 、傅筱庵( 镇海人) 、袁履登

　　( 鄞县人) 、俞佐庭( 镇海人) 、励树雄( 镇海人) 、方椒伯( 镇海人) 、金润庠( 镇海人) 、盛丕华(

　　镇海人) 等人。“宁波帮”中这些人物能在较长的时间里控制上海商会，反映了“宁波帮”在上海商界的

　　地位。另一方面，“宁波帮”在上海经济界拥有相当权力的商会中任职，保护了宁波商帮的利益，促进了

　　“宁波帮”在上海的经济发展。

　　二是，“宁波帮”所以能闻名于世，这与宁波商人富有开拓冒险精神有关。如“宁波帮”原来掌握着

　　沙船业，镇海的李也亭、慈溪的董耿轩家族都是以沙船业起家发财。鸦片战争后，轮船兴起，宁波商帮仍

　　抓住航运这个优势，发展轮船业，虞洽卿、方椒伯、袁履登等兴办宁绍轮船公司，虞洽卿独资办三北轮埠

　　公司，敢于同外轮竞争。三北公司总吨位达9 万吨，为当时我国三大民营轮船公司之一。上海的钱庄业，

　　“宁波帮”势力最大，9 个主要钱业资本家家族集团，“宁波帮”就占6 个。但后来感到钱庄久居外资银

　　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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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宁波历史

　　行的附庸地位不妥，1 8 9 7 年由严信厚、叶澄衷发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虞洽

　　卿、李云书等筹办了四明银行。后来实力较强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以及

　　垦业银行等都由“宁波帮”所掌握，实现了从落后的钱庄业到先进的银行业的转变。镇海人方液仙，不愿

　　继承方氏家族祖业，吃现成饭，而去搞化学工业，父亲反对，不给资金，母亲和舅舅给的钱全部赔光，都

　　没有动摇他搞化学工业的决心，从而创办了中国化学工业社。从经营的行业上看，“宁波帮”经营了许多

　　新兴的行业，如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西药等畅销货。还有许多宁波商人从事进出口贸易。这一

　　切都反映了宁波商人能审时度势，及时开拓新的领域，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宁波商人重乡情乡谊，同乡扶助观念特别强，能风雨同舟，共同抵御经营风险。如宁波商人合

　　资创办的宁绍轮船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抗衡。当时票价斗争十分激烈，宁绍轮一

　　开航，就在船上挂牌“立永洋5 角”，以示永不涨价。同时减免货运费，这样一来大家争着去乘宁绍轮，

　　使太古轮乘客锐减，有时甚至放空。资本实力雄厚的太古公司，把票价从1 元降到3 角，以图压垮宁绍轮

　　，大批旅客又涌向太古轮。资本微薄的宁绍轮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紧急关头，宁波商帮的方樵岑、朱葆

　　三、秦润卿等组织了航运史上罕有的“航业维持会”，集资1 0 余万元。给宁绍公司每票补贴2 角，使宁

　　绍公司也能以每票3 角的低廉价格与太古公司竞争。同时，虞洽卿还发动同乡会会员，让货物尽量交付宁

　　绍公司承运，使宁绍公司和外轮竞争中取得胜利。宁波人还有“爱乡而又不恋故土”的特点。宁波人外出

　　经商自古有之，一般男孩到十四五岁，家中就挽亲托眷找人介绍职业，到外地商店、工厂当学徒，否则就

　　会被人视为没有出息而遭受非议。男子背井离乡出门到外地，父母也不因恋子之情而加以阻拦。学徒3 年

　　备受艰苦，故在外经商、务工多有所成就。许多“宁波帮”的著名人物，如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盛

　　丕华、金润庠等，都由亲戚、同乡介绍当学徒而发迹致富。

　　民谚说：无宁不成市，阿拉（我）宁波人做生意头子活络，不管是千里路，不管是万里远，只要有市面，

　　都有宁波人。

　　在上世纪，在中国，有十大商帮，而这

　　十大商帮中，“宁波帮”是一大劲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人做过一次调查，旅居上海的外来移民中

　　，以广东人和浙江宁波人最多。在这些移民中出现的有

　　影响的工商界人物，广东帮占一成，其他各帮占二成，而宁波帮占了七成！宁波帮在工商业、金融业等领

　　域不但影响了江浙、上海的进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影响

　　了中国工商业、金融业的进程。 被称之为“宁波帮”的，是一个什

　　么样的“地域群体”呢？岁月的风尘肯定已经湮没了太多的历史细节，但有一个数字仍足以引起人们长思

　　。1920年，上海公共租界共有华人68万，而其中宁波

　　人竟占40万人之多。以上海作为一个最大的集散地，宁波人，宁波帮，这群从小闻惯了海风腥味的人们，

　　这一传统儒学教化之下的新兴商帮，带着商人的精明开阖

　　却不失书生的道德操守，完成了从传统商业到现代商业的转型，真正在中国的近代经济舞台中脱颖而出。

　　一

　　在海外的宁波帮中，包玉刚是一位有号召力的人物。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

　　北京会见了一位香港来的客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世界船王”包玉刚。

　　1984年8月1日，邓小平说过一句对后来影响深远的话：“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在邓小平的讲话鼓舞下，包玉刚行动起来了，他无偿捐资1000万美元建了一座饭店。对此，他没有别的要

　　求，只要求用他父亲的名字命名“兆龙饭店”。邓小平为饭店题写了店名，这在邓小平一生众多的题词中

　　作者： 60179156 2006-6-12 11:5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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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宁波历史

　　，为一家饭店题写店名并不多见，足见邓小平对此事的看重。

　　而在众多的捐款中，也许人们记忆最为深刻的是他为家乡宁波捐资兴建宁波大学。

　　1984年月12月19日，是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这一天，中英两国正式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也

　　就在这一天的晚上，包玉刚与当时的宁波市长耿典华签订了筹建宁波大学的正式协议。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

　　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破土动工，仅用了13个月，新建的宁波大学就迎来了她的开学典礼。

　　邓小平的重要讲话，包玉刚的率先垂范，这对海外宁波帮不啻是巨大震动。赵安中、曹光彪、李达三、顾

　　国华、汤于翰、黄庆苗、朱绣山等一大批海外“宁波帮”纷纷捐资，包氏家族也继续出资捐建宁波大学。

　　一个在故乡办学的热潮，在海外的宁波帮中蔚然成风。

　　今天，当人们走进宁波大学的校园，你会发现这座优美的校园称得上是“捐资助学博物馆”。每一幢楼都

　　诉说着宁波帮人士对“百年树人”的深刻认识；铭刻着宁波帮人士对家乡的赤子情怀。“要真正富裕起来

　　、强大起来，就靠教育，就靠人才”，这正是他们的共同认识。

　　宁波大学的成长，宁波帮的慷慨助学，

　　激发了更多的宁波有识人士办教育的热情。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又走出了一条中外合作办学的新路子。

　　2004年4月15日，浙江万里学院与英国诺丁汉大学联合举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举行了奠基仪式，这

　　是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从此中国的

　　学子们可以在家门口直接“留学”世界名校了。 二

　　宁波人办教育是有传统的。它又与一位年轻的改革家王安石名字连在一起。正是他指给了宁波人又一条出

　　路。

　　1047年，也就是北宋庆历七年的秋天，27岁的年轻知县王安石从今江西临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宁波的土地

　　。

　　王安石是一位十分执著而务实的人，他把离衙门不远的一处破旧的庙宇改建为县学，并亲自从深山寻找到

　　五位知书识字的老先生出山执教。这五位人物，便是日后在浙东学术史上著名的“庆历五先生”。

　　宁波文化的种子播种发芽了。从此宁波有了作为学子科举考试的专门场所“考试院”。十余年后，当王安

　　石以参知政事的身份为宋王朝部署改革的时候，宁波的第一代进士也产生了。那些农人商民的孩子经过十

　　年寒窗开始成才，不久，即产生了宁波历史上的第一位状元。

　　这些原本安放在宁波孔庙里的历代的儒学碑，无不颂扬着王知县当初的开蒙之功。王安石的意义并不在于

　　使少数的民间子弟通过读书做官而从闭塞的小城走向全国，他的更为重要的影响恰恰在于他从此倡导了一

　　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传家、商儒并生的传统。

　　宁波人士诸孟家说：“我太公就是对我们讲不能求官，只能求学，有学才可以以后经商。你没文化我跟你

　　做生意做不来的。就是以前毛泽东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我那祖宗也是这么讲，有文化我

　　们就能走遍天下，就可以经商。”

　　这以后宁波出了2432名进士、12

　　名状元，出了数万名举人和数十万名秀才童生，更为重要的是，王安石开创的那种“田家有子皆习书，士

　　儒无人不织麻”的社会氛围，那种尚文尚礼、崇信崇义的地

　　方文化精神，成为了一代代宁波人人格理想的精神支柱。这以后，从宁波走向全国的基本上就是两种人：

　　商人和学人。 所以，从19世纪末以来，包括包玉刚在内的众多宁波帮一直都盼着在自己的家乡有一座属

　　于自己的大学。但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美好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只有在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年

　　代，包玉刚们的抱负才得以实现。

　　三

　　唐宋（618-1279）以来，宁波人向外拓展的目光开始转向中国漫长的海岸线。假舟楫之利的宁波商人，开

　　始与日本、高丽、东南亚沿海国家有了贸易往来。而与宁波毗邻的上海，更成为他们活动的主要区域。

　　当三北盐碱平原的第一批先行者渡过杭州湾来到上海的时候，黄浦江边还仅仅是一大片滩涂地，一个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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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宁波历史

　　的县城蜷缩在今天的南市。

　　三江汇流的宁波，是中国最早开放的贸

　　易口岸之一。开放带来的商业文明，使宁波人拥有了一种闯荡天下的勃勃雄心。耸立在宁波江滨老码头上

　　的雕塑，成了这座城市某段历史的注脚。它所表现的，正是

　　印记在一代代老宁波记忆里最常见的情景。当地的口语，向来把外出经商形象地称为“跑码头” 。 当时

　　民歌唱道：“大海泱泱，忘记爹娘。”早期的宁波商人，正是沿着一条“沙船之路”驶向了上海。

　　沙船是当时的南方最常见的一种商船，尽管这种只有三尺阔的平底木驳船，常常经不起海涛的颠簸，但与

　　走西口的山西人相比，“跑码头”的宁波商人，却似乎少了一些悲凉，多了一份放达。

　　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已经有很多宁波商人走出故乡的四明山，来到隔海相望的上海。在那个交通并不

　　快捷的年代，乡音成了游子心中最温暖的慰藉。1797年，宁波人在上海的第一个同乡团体“四明公所”建

　　立了。

　　对于当时旅居外地的宁波人来说，组织

　　同乡团体不仅仅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乡情纽带，更是出于一种生存的需要。1819年，宁波籍的号商和船主在

　　上海建立了“浙宁会馆”，而在上海干手艺活的宁波籍

　　下层民众，也本着“亲帮亲，邻帮邻”的互助精神，于1831年建立了“水木业公所”，会众基本上是泥、

　　木、石、雕、锯的匠人。以上两个同乡团体，前者是同

　　乡的互谊组织，而后者则是同乡的行业协会。 另一种更具特色的同乡性的行业，也在这时出现在宁波人

　　聚居的上海滩。裁缝，也就是成衣匠，这也是用沙船带过来的宁波手艺。不过宁波的成衣匠不是一些只会

　　使用剪刀的寻常工匠，他们有一个特定的名字，叫“红帮裁缝”。

　　宁波裁缝因为专门给当时被叫做红毛人

　　的外国人做西装，因此就被称作“红帮裁缝”。据说他们的祖师爷宁波人张尚义，是一个在横渡杭州湾时

　　翻船的幸存者。这位当年的宁波小裁缝因为抱住了一块破船

　　板，经过数天的漂泊竟得以到达日本的横滨。在言语不通、满目都是陌生人的异国他乡，他居然凭手艺找

　　到了自己的职业，为停泊在那里的俄国船员修补西装。心灵

　　手巧的张尚义很快成了西装裁剪的高手，多年以后，他的儿子张有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西服店

　　——福昌西服店，并向宁波同乡广为传授手艺。 “红帮裁缝”作为一个群体，最早

　　是依托上海滩才得以扬名，以后他们的足迹逐渐遍布了大江南北。这些出身卑微的宁波裁缝，成了中国近

　　代服装改革的先驱，由他们所创造的中国服装史上的很多个

　　第一，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据史料记载，中国的第一套西服、第一套中山装，甚至第一部西服理论著

　　作，都是出自宁波人之手。 中山装的设计者王宏卿之子王汝珍

　　说：孙中山先生提出来了,（袋口）要用笔架形,那个时候我父亲问他,为什么要用笔架形，因为笔架形做

　　起来比较麻烦啊，圆的做起来简单啊，他说呢，这里有意

　　义的，什么意义呢？就是我们的革命要用知识分子，等衣裳全部做成以后，孙中山先生来了，（这种款式

　　）称为国服，具体名字就以中山先生命名就叫“中山服”。

　　宁波裁缝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垄断

　　了各地的西服制作业，日后上海南京路上涌现的最有名的西服号，几乎都是宁波人所开。后来的事实证明

　　，“红帮裁缝”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而消

　　失，即使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等新中国***身上的服装，几乎都是由“红帮裁缝”的传人巧手制作的

　　。 今天，这个中国东部的城市，仍是名副其实的服装之都，在国产的每十件服装中，就有一件是从这里

　　生产出来的。

　　四

　　随着宁波商人北渡上海，并从上海辐射

　　到北京、天津、汉口等各大城市，药材商的足迹也如海鸥逐浪般地流向四方。宁波商人经营的著名药铺，

　　如上海的童涵春、冯存仁、蔡同德，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

　　达仁堂，都是这些城市的药业名店。今天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些百年老店的金字招牌，未见丝毫褪色。 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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