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迪顿的学术成就

(一)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

迪顿关于家庭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个人的需求、消费以及储蓄等方面。其标志性著作是和米尔鲍尔（JMuellbauer）合著的《经济学与消费者行为》（1980a）。书中迪顿对消费者行为的研究范式和相关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述和总结，阐述了有关消费者行为的经济理论以及在经济分析中的作用，对模型的构建和实证检验都力求做出合理的解释。通过引入现代消费行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对偶理论，着重讨论了这一理论在福利经济学和计量分析中的应用。之后，他们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1980b）的论文。2011年该文入选1970年以来《美国经济评论》最顶级的20篇论文之一。在这篇论文中，他们根据斯通（Stone）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translog model）的函数逼近方法，提出了一个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AIDS）。这个模型除了具有鹿特丹模型与对数转换模型的一般特性外，还非常接近线性，比较容易估计和预测;它可以对任意的需求系统给出一个一阶近似，具有与已知家庭预算数据相一致的函数形式，能够较好地满足消费者选择公理。AIDS为衡量消费者对价格和收入的反应提供了一个工具，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中，如用来解释福利经济学、政府购买的消费效应、各种政策制定及影响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政策导向性。后来这一系统被称为迪顿-米尔鲍尔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成为消费者需求实证分析的标准。

迪顿对于储蓄行为的研究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和其合作者（Deaton et al，1985）在研究关于跨期储蓄和劳动供给时，介绍了用截面的时间序列构造真实面板数据的方法。这篇文章以及后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引用和运用。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消费变动趋势小于收入变动趋势的现象，是由持久收入而不是由当期收入决定的，而且持久收入相对于当期收入要平滑些。1987年，很多时间序列分析者发现，美国以及其他地方个人平均收入是一个正的一阶自回归的单位根过程（a unit　root process with positive autocorrelation in firstdifferences）。迪顿认为，如果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对劳动收入的一个单位冲击就会转化成对持久收入的很大冲击。那么对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测，不是消费比收入平滑（数据显示的结果），而是收入比消费平滑。迪顿在《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理论与证据一致吗？》（1987）一文中，检验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生命周期模型的有效性，通过对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的代表性代理模型（agent models）做简单的非参数检验，以及对可支配收入的时间序列特征和基于生命周期模型假设下的消费行为简单化的研究，迪顿指出持久收入比当前收入更不平滑。对于为何消费比收入平滑，持久收入理论无法提供一个直接并被广泛接受的解释，因此消费的平滑性不能直接用持久收入理论来解释。迪顿在《为什么消费如此平滑？》（with JCampbell，1989）一文中，从总消费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美国季度消费数据的变化规律，构建一个储蓄和劳动收入的两变量VAR模型，对霍尔（RHall）的随机游走（random walk）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持久收入事实上并不比当期收入平滑。相对于持久收入假设中的消费函数形式，由实际的消费数据所计算出的消费支出波动性更小，居民消费没有像理论假说所描述的那样随着收入变化而发生同步变化，居民消费对收入冲击的反应表现得过于平滑。迪顿将这种实际消费小于理论估计值的消费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excess smoothness）。迪顿的这一思想，即消费支出的变动趋势小于收入的变化，消费表现出了一个惊人的平滑性，也可以表述为，在时间序列数据中，消费的变化和预期收入正相关（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对不可预期收入不敏感（过度平滑性），这一理论后来被称为“迪顿悖论”。

迪顿另外两篇关于储蓄的文章也对后来的相关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缓冲库存储蓄（on buffer stock saving）的文章（Deaton，1991）描述了一种静态均衡，即消费者不能借钱但可以储蓄，他们拥有可以短期平滑消费的资产，但没有积聚大量财富。当消费者相对缺乏耐心且劳动收入随时间独立同分布时，资产就起到了缓冲库存的作用，保护消费不受收入减少的影响。如果收入过程是正的自相关且固定不变，那么资产仍可以用来缓冲消费。当劳动收入是一个随机游走的过程，对缺乏耐心的且流动性受限的消费者来说，这是一个相对其收入的最佳消费。另一篇文章（Deaton & Paxson，1994）探讨了跨期选择、保险金和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跨期选择模型，比如那些具有较强预防性动机和流动性约束的跨期模型，不但能够限制甚至能够阻止不平等的扩散，而且还能够分担个人风险。这篇文章催生了宏观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消费保险的诸多研究，虽然这些研究仍存在很多分歧。

1991年迪顿应邀在牛津大学的克拉伦登讲坛（the Clarendon Lectures）进行学术讲座，他利用这次机会融会贯通了自己和其他学者有关消费的研究，并于次年出版了专著《理解消费》（1992）。该书介绍了1990年代初经济学家对消费的理解，指出在消费研究领域，一直坚持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相结合，而且大部分研究都是明确地以微观个体的理性决策为前提，以生命周期内对特定时期的约束为条件，以模型和对数据收集处理的高度技术性为特点的。

(二)、关于经济发展和价格波动的研究

迪顿于1980年代逐渐将其研究方向转到经济发展问题上，并利用家庭调查数据解释各种发展政策问题。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期间，他加入普林斯顿大学发展问题研究项目（the Research Programin Development Studies），并建立了一个对发展问题感兴趣的团队，使得普林斯顿成为研究发展问题的主要基地之一。通过在世界银行的工作，迪顿促成了生活标准测度调查（Living Standards Measurement Surveys）的设计，从而取得很多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迪顿利用这些数据以及其他数据开展了很多有影响的研究，比如在男孩女孩之间进行资源分配时的家庭内部歧视，估计需求价格弹性时质量和数量效应的差异，以及规模经济和食品消费等。他在《家庭调查分析:发展政策的微观计量方法》（1997）一书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家庭调查数据的分析方法，包括家庭调查的构建、适用的经济计量分析工具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发展政策问题。迪顿指出，家庭调查不仅能够提供各种受政策影响的经济变量信息如价格，而且是一个研究相关经济行为和经济政策的数据源。他利用这种家庭调查研究方法，分析了科特迪瓦、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几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性问题。迪顿（2010a）认为家庭调查数据的数量和有效性在逐步提高，这些调查不仅提供了家庭收入和支出数据，还提供了关于健康度量特别是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ics）、婴幼儿死亡率以及福祉和情感经验的自我报告数据。同时，经济发展的概念也从单一的真实收入增长扩展到包括健康福祉等方面。经济发展因涉及到对低收入经济体（low-income economies）和生活在低收入经济体中人群的研究，使得它不同于大多数经济学研究领域。经济发展研究的特殊性可能使它更接近于劳动经济学或者健康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目前学者关于国外援助的有效性以及什么类型的项目能够带来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问题尚存不少分歧，对计量分析能否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相关的发展部门能否从自身的经历中汲经验和教训也存在诸多疑问。现在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使用随机对照试验（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和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技术来积累可靠的如何发展经济的知识。迪顿（2010b）指出，由于对外生性（exogeneity）和异质性（heterogeneity）的不恰当处理，导致了数据加工无效。他认为，相对于其他方法，实验并没有拥有特殊能力来生成更多可信的信息，真实的实验经常受制于实际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统计或其他认知的作用。就像工具变量技术一样，基于随机对照试验的估计，由于没有掌握底层的运行机制，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因而目前的研究应更多地转向对经济发展理论机制的评估上。迪顿（2010c）强调好的理论或者对现有理论的完善，需要理论工作者熟悉并关注历史性和经验型证据。要了解发展就需要调查影响发展的机制问题。机制的调查、测试和评价能够将不同的实证结果整合起来，构成一个进步的实证研究策略。他同时讨论了能够解释发展机制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储蓄和发展的关系、商品价格的影响，迪顿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常用方法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的假说演绎法、辅助变量法和随机试验等。

此外，迪顿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以及它对主要生产国的影响也比较关注。他与拉罗克（GLaroque）曾在《商品价格行为的研究》（1992）一文中分析了商品价的理论和经验行为，指出商品的价格是极其不稳定的。并利用标准的理性预期竞争性存

储模型（the standard rational expectations competitive　storage model），解释了商品价格的偏度（skewness）、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多数情况下表现出的价格自相关。他们又在几篇合作论文中（Deaton & Laroque，1992，1996a，1996b）考察了商品价格投机性存储标准模型（the standard model of speculativestorage for commodity prices），认为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对世界上许多最贫穷国家（主要是但不仅限于非洲）的经济具有很深远的影响，因此对价格行为的更深入理解会有利于很多贫穷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虽然1992年的文章已经成为理论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后续的研究表明，该理论并不能很好的解读实际数据。迪顿对购买力平价（PPP）一直保持较浓厚的兴趣，迪顿（1995）曾质疑利用世界银行提出的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中国和印度的GDP，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5换算的1985年中国人均GDP是同期印度的271倍；而按世行The Penn World Tables Mark 4换算得到的结果却变为326倍。

另外，基于刘易斯的价格模型，迪顿与拉罗克（Deaton & Laroque，2003）提出了一个关于商品价格的时间序列统计模型，并假定模型中的商品供给量从长期来说是无限弹性的，供给增长率随当期价格与长期供应价格之差发生变化，而且商品价格固定在供给价格上。通过这个模型，他们说明了价格在短期内会随着收入发生变动，但长期来看价格相对于收入是不变的。此外，迪顿等（Deaton & Heston，2010）还研究了价格指数问题。他们曾指出，由于国际比较项目（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Program，ICP）计算出的各国价格指数没有显示出各国之间收入的差异性，对一些比较重要的国家如中国、巴西、印度等，ICP的农村价格或是没有收集或者不具有代表性。所以，通过价格比较大国和小国的收入差异不具有说服力。迪顿还曾尝试着研究推动世界商品价格波动的原因，但尚未成功。

(三)、关于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的研究

迪顿之前主要是对收入、储蓄、价格等微观经济现象进行计量分析的。后来他的研究集中在贫困、影响健康的决定因素、福祉等方面。

（1）贫困问题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迪顿除了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外，还一直致力于贫困度量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调整基于空间价格差异的标准收入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迪顿（2005）认为，世界银行定义的贫困计算方法是对每天生活不足1美元人数的简单统计，虽然这种方法比较简单透明但实际操作性差。迪顿及其合作者（Deaton，2010d；Deaton & Dupriez，2011）提出了通过购买力平价（PPP）汇率计算出国际价格差异来比较不同国家间人们的生活标准。由于PPP汇率指数的经常性调整，使得PPP汇率指数在衡量贫困时具有不确定性，修订后的汇率指数对改变实际的贫困状况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针对贫困人口大幅度上升（将近10亿）的现象，迪顿（2010d）认为，这是由于全球贫困线不恰当设定导致的，目前使用的ICP更新程序也是不完善的，它会导致国家贫困线下降而全球贫困线上升。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the Gallup World Poll）的数据，迪顿还指出，在使用国际数据特别是用其对比贫富国家情况时，应该对使用的数据抱有怀疑的态度，因为数据的差异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对于未来全球贫困线的设定，迪顿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目前广泛使用的、基于贫穷国家的贫困线，比如印度的1卢比贫困线或者全球贫穷国家的平均贫困线。虽然这些贫困线不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ICP的不断修订改变了这些贫穷国家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全球贫困线就不可避免地随之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富裕国家每人每天1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也是迪顿比较认同的一种方法，它仅根据美国的CPI进行更新。由于每天1美元标准被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使用，因此按美元衡量的贫困线更容易被接受。

此外，迪顿还对印度的贫困问题做了专门的研究。基于印度1990年代是“生活标准空前提高”时期还是“普遍贫穷”时期的争议，迪顿等（Deaton & Dreze，2002）根据贫困发生率（headcount ratio）即贫困线以下人口的比例，利用印度NSS（NationalSample Survey）调查数据，重新考虑了贫困发生率和其他贫困指数的标准。他们指出在三个参考期（1987-1988年，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内，大多数州的贫困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修订后的贫困估计与人均支出、州内产出和实际农业工资是一致的。通过对1993-1994年和1999-2000年NSS数据的分析，他们认为1990年代印度的不平等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各州内部特别是城市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不平等扩大了。具体表现在:各州之间人均支出有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印度南部和西部地区;城乡人均支出的差距上升;大多数州城市内部的不平等也在扩大。通过考察健康、教育等发展指标对贫困的影响，他们还发现，社会进步在不同领域中也是不平衡的。在某些领域能够加速进步，但在另一些领域可能会减缓甚至衰退。并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20世纪90年代的印度是“空前进步”还是“普遍贫穷”。迪顿进一步在《印度贫困大辩论》（with VKozel，2005）一文中，解释了政治和统计因素在这场关于印度贫困大辩论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提出虽然没有人口普查数据来提供证据，但是还是有充分的事实表明:一方面印度的贫困人口数确实下降了；另一方面印度政府对贫困发生率的下降幅度过于乐观，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该论文还涉及到有效的问卷设计、报告期、无回应调查、调查数据的完善、贫困线的设定等相关问题。

衡量印度贫困一般使用的是一系列来自NSS的家庭调查数据，但很多学者对调查结果、印度政府使用的贫困线以及计算印度贫困的消费价格指数提出了质疑。迪顿（2008a）利用NSS关于食品的数据，比较了印度官方价格指数、印度农业劳动者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gricultural Labourers，CPIAL）和印度产业工人的消费价格指数（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Industrial Workers，CPIIW），他发现贫困线的设定确实会受到在衡量通货膨胀时可能出现错误的影响，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印度的贫困度量问题也长期受到悬而未决的调查数据和国民核算之间不透明的影响。

（2）健康问题研究

健康问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领域，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迅速，但目前还不能完全估计出它对经济学以及卫生和流行病学等领域的影响。近年来，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在很多福利经济学中，收入是衡量个人福利的重要指标，而健康不仅可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还是自身福利的重要因素。健康能够促进幸福，收入也能提高幸福感。一般认为，居民的健康状态与收入是相关的，但实验证明，这种相关性远非完美（Deaton & Paxson，1998；Deaton & Lubotsky，2003）。迪顿（1999）通过有关收入不平等和健康的模型进行研究，认为收入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危害健康，但是随着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个人收入的提高对降低死亡率的作用却越来越明显。不过这些结果并不意味着影响收入不平等政策的变化一定会对总体死亡率产生影响。通过对人类身高、健康和发展的研究，迪顿（2007）指出，收入和身高只有很微弱的联系—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不能肯定。因此人类身高是衡量生活标准的一个不可靠指标。疾病特别是儿童时期的疾病是研究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迪顿等（Deaton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关于发育不良和选择的模型，为深入了解早期幼儿健康对成人死亡率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健康不平等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问题（a matter of great moral concern）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纠正，迪顿（2011）认为这取决于健康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通过考察与教育、收入和地位差异有关的健康不平等、贫富国家间巨大的健康差异以及收入不平等与健康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童年时期的不平等是理解这些问题的关键，公共干预可以在改善影响儿童未来的不良家庭环境方面发挥作用。针对成年人，应优先采取措施防止因为疾病、丧失工作能力，或者治疗成本太高而使他们成为赤贫。对于最大的健康不平等—贫穷国家的不健康状况，迪顿认为把它标记为国际不公平是错误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个人、国家和国际社会都有责任帮助那些遭受最糟糕的健康状况和物质极度匮乏的个人和群体。这一论断应出于共同的人性，而非国际正义。

迪顿还分析了美国和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南非等地人民的健康问题。迪顿等（Deaton & Lubotsky，2003）从美国种族构成的角度，分析了死亡率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在黑人分布比较大的地方，其群体间的收入不平等比较明显，死亡率也比较高。这不仅是因为黑人群体较高的死亡率和低收入二者的相互作用，还因为在黑人分布较高的地区，白人的死亡率也较高。对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南非，迪顿等（Deaton & Case，2006）基于两国经济水平，比较了两国人民的健康状况以及健康和收入之间的关系，探讨了“越健康越幸福”的假说。研究表明，健康状况会自动地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化，如果用人均GDP来衡量印度和南非人民的健康状况，那么南非由于艾滋病的存在，人们的健康状况相对于收入水平就比较低，其人口预期寿命也比印度要短。即使在没有考虑艾滋病的情况下，南非人的预期寿命也比从收入角度所预期的要短，这主要是由于南非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所导致的。

（3）福祉问题研究

一般而言，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都会提供一些直接、且容易收集的、与福祉信息相关的指标，比如经济地位、健康、家庭环境等。迪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的。迪顿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他们指出，作为主观幸福感的两个方面，情感福祉（Emotional well-being）指的是一个人每天所经历的情感特征，即能够使人生活愉快或者不愉快所表现出来的高兴、紧张、悲伤、愤怒等情感的频率和强度。而生活评价（Life evaluation）指的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构想。传统的主观幸福感调查一般强调的是生活评价，特别是对人们生活满意度的调查。通过对45万多份盖洛普健康方式幸福指数（Gallup-Healthways Well-Being Index）的调查问卷报告进行分析，他们还发现影响情感福祉与生活评价的因素是不同的:收入和教育与生活评价是密切相关的，而健康、照顾、孤独相对更能反映出情感变化。前者对社会经济形态比较敏感，而后者对能够引起情感变化的环境比较敏感。一般而言，人们的生活质量在逐步上升，情感福祉虽然也有所上升，但幅度并不明显。但低收入会加剧因为离异、疾病和孤独等不幸带来的痛苦，从而影响了情感福祉。因此迪顿得出结论，钱多不一定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但钱少一定是与情感痛苦有关;高收入得到的是生活满意度，不是幸福本身;而低收入是与较低的物质生活和情感福祉相关的。

基于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报告，迪顿（2008b）分析了世界各地的收入、健康和福祉之间的关系。他指出，人均GDP较高的国家，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也比较高，而最贫穷国家的收入增加会使得生活满意度大幅度提高。如果对人均收入取对数，则全球范围内，平均生活满意度和人均GDP接近线性关系。除一些收入非常高的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生活满意度会随年龄的增加而递减。健康满意度也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递减，并且在中低收入国家比在高收入国家更显著。此外，迪顿（2010e）还对美国等国家的福祉问题做了研究并进行了比较。

他提出比较各国福祉的高低，直接询问人们的自身情况或许比用货币指标衡量更真实。美国与其他国家如塔吉克斯坦相比，他们在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上有很大差异，因此要对这些商品和服务进行比较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人们的生活情况进行简单的询问相对比较容易，而且其准确度也并不逊色。迪顿在分析盖洛普公司2006年全球幸福调查报告时还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与人均GDP之间几乎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国家越富裕，人民就会越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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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贫困、健康以及福祉问题的研究。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迪顿除了关注经济发展问题外，还一直致力于贫困度量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如何调整基于空间价格差异的标准收入以及购买力平价（PPP）汇率对全球贫困和不平等的影响。

迪顿的很多工作都集中在对健康状况、死亡率以及它们与经济状况关系的研究上，迪顿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已经动摇了一些传统观点，比如，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了“不平等不会对健康构成危害”。

迪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收入与福祉之间的关系即“幸福是否可以用金钱来购买”这一经久不衰的话题展开的。迪顿在与诺贝尔奖得主卡尼曼（DKahneman）合著的《高收入提高了生活评价但没有改善情感福祉》（2010）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两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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