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说一下有关贺拉斯《诗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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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贺拉斯（Horatius公元前65-公元8）罗马杰出诗人、文艺批评家。后成为奥古斯都的宫廷诗人。《诗艺》原是一篇诗体信简，无题，发表后不及百年，即被罗马修辞学、演说学家昆体良(Quintilianus,约35-95AD)称之为《诗艺》(Ars Poetica)，其后遂以此名著称。受信人是皮索(Piso)父子三人。当时皮索氏甚多，不知确指何人；根据此信内容，三分之一谈戏剧，三人中可能有人想写剧本，求教于贺拉斯，贺拉斯作此复函，信笔所之，谈谈写作的体会。

分为诗意论、诗法论、诗人论。主要观点：1古典主义诗学原则。贺拉斯是古典主义的奠基者。所谓古典主义，是指罗马的文艺要像古希腊的文艺学习，以古希腊的文艺为典范的文艺主张。后来17世纪法国的布瓦洛等提倡法国的文艺要向古希腊古罗马文艺看齐的主张，西方文学史上称为新古典主义。（1） 借鉴原则。这是贺拉斯古典主义诗学中的首要原则，即把古希腊文学作为典范来学习借鉴。“请你揣摩古希腊典籍，日夜不辍。”认为学写诗“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对荷马史诗、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推崇备至。亚里斯多德强调文艺模仿人生，他在此基础上，又提出文艺模仿古典的原则。如，首先，他提出要沿用古典题材，从希腊史诗、悲喜剧中吸取创作题材。其次，在题材处理上要遵照古人的作法。诗歌格律也应沿用古希腊诗的格律，史诗应像荷马史诗一样善于剪裁、布局。然而他并不要求罗马作家跟在希腊作家后面亦步亦趋，因为它的目的是要创造表现罗马奴隶主上流社会人物的军功伟业和高贵性，创造无愧于罗马帝国的光辉艺术。在题材上、语言等方面，要求既有继承，又要创新。 （2）艺术创作的合式原则。贺拉斯认为，正确的判断力表现为艺术创作中的“合式”原则。这“合式”原则是他为艺术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确立的具体法则。“合式”原则，主要指艺术上的协调一致、恰当得体，符合自然、符合情理、符合观众心理、符合艺术原则。源于古希腊的史学和美学传统。贺拉斯合式原则源于古希腊的诗学美学传统，其理论基础是柏拉图“有机统一说”和亚里斯多德悲剧的艺术应该成为有机整体的“整一性”原则。合式原则的社会根源是罗马贵族生活与意志、贵族审美理想情趣的体现。所谓“合式”，就是要求在艺术上做到协调一致、妥贴得体，恰到好处，叫人感到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它既包括形式的要求，也涉及对内容的要求，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首先，结构要虚实参差，毫无破绽，在内容、形式技巧、整体效果上要和谐一致他认为叙述要切合题材，不同的诗体有不同的叙述与表达。“喜剧的主题不能用悲剧的诗行表达；悲剧的题材也不能用日常的适合于喜剧的诗格来表达。忧愁的面容要用悲哀的词句配合，盛怒要配恐吓的词句。他认为不但史诗的情节布局应该这样，悲剧也应该这样，还要注意什么样的情节适宜表演，什么样的情节不适宜表演、只适宜叙述。要是演员的表演和叙述相结合、虚实参差，没有破绽。认为个别细节的真实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整体效果，要求各细节特别是主要细节的协调一致。其次，人物性格上要自相一致，合乎类型，合乎特征。a人物的性格要与年龄相符；再现古代作品中的人物，要描写人们熟知的性格特征要求描写的人物性格“必须注意从头到尾要一致，不可自相矛盾。”描写古希腊题材中的人物，要写人们熟知的性格特征，写阿喀琉斯必须写他的急躁暴戾、无情、尖刻，如何拒绝法律的约束，处处要诉诸武力；美狄亚的凶狠、骠悍；伊娥的流浪；俄瑞斯特的悲哀。如果创造人物，必须注意首尾一贯，不能自相矛盾。人物性格要切合年龄特点，切合各种年龄的人所常有的一般特征。人物的语言、台词要切合身份，要合乎民族、地域、职业特点。 “你必须注意老幼少壮各有其行藏，务使举止同各种性格和年龄相当”这一原则构成他的“性格论”，这种性格论的本质是定型的、类型的。（传统人物的类型说，相同人物的类型说）他要求描写的是按年龄和气质划分的类型性格，被17世纪新古典主义继承和发展，对西方文学造成不良影响，直到康德、黑格尔、歌德艺术理论出现，这种类型化的理论才被冲破。b人物语言要符合个人的身份和遭遇他不但要求作家写出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语言，而且要求人物语言的词句和人物的表情相协调。再次，要有高贵的内容与优雅的形式他的“合式”原则要求符合罗马奴隶主贵族的心态和艺术趣味，而不是符合“没有教养的庄稼汉的嗜好”，因此要求文艺必须是高贵和优雅的。他认为，高贵的文艺必须表现高贵的人的伟大事业，这就要求文艺表现古代和现代的高贵的奴隶主英雄的业绩和道德，在艺术形式上则要在情节的条理和安排上下功夫，特别是在语言使用上分清什么是粗鄙，什么是优雅，运用合式的韵律写成新颖的作品。他对高贵性的要求，被新古典主义发展，对文艺“雅”与“俗”的划分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2理性主义倾向贺拉斯对艺术活动本质的看法主要继承亚里斯多德的看法，他谈诗神，但不谈迷狂，承认是人的天才有天资的成分，更强调苦学和训练，把艺术看作是人的生活的模仿，而不是神的诏语。认为“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这种判断力是指艺术家的思辩能力，也就是艺术家正确判断应该写什么和怎样写的能力，来自思想、道德和知识。“如果一个人懂得他对于他的国家和朋友的责任是什么，懂得怎样去爱父兄、爱宾客，懂得元老和法官的职务是什么，派往战场的将领的作用是什么，那么他一定也懂得怎样把这些人物写得合情合理。”这种合情合理是指合奴隶主阶级的情理。它的价值在于进一步阐述了文艺创作活动是一种理性活动，和作家的思想深度、道德倾向、知识和经验有十分重要的关系。启发后人认识艺术判断力的特点，是一种综合的包括认识判断、道德判断、审美判断的判断力，是一种对具体事物的感受、比较、鉴别的能力。揭示了创作主体的重要作用。“要写作成功，判断力是开端和源泉。”这句话成为17世纪法国新古典主义的信条。但他们要求以封建的理性判断代替作家个人的判断，使新古典主义趋向僵化。贺拉斯的“合理与合式”就是“内容与形式”的最早源头，标志着现代美学和文艺理论中与内容相对应的“形式”概念最早之滥觞。贺拉斯认为，诗要写得好，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应该写和可以写的，什么是不应该写和不可以写的；也就是说，一个称职的作家，首先应该能够对艺术所要表现的对象和内容做出正确的判断和思考。这就是“合理”。所谓“合式”，又译“得体”、“妥贴”、“妥善性”、“工稳”、“适宜”、“恰当”、“恰到好处”等，是贺拉斯对艺术形式的要求，体现了古典主义典雅方正的艺术原则，诸如语言要切合身份，性格要切合年龄，人物要切合传统等等。如果说此前的形式概念建基在世界一元论观念之上，那么，合理与合式则是一种新的二元论范畴。这一新范畴的出现与当时思想文化界“希腊化”与“化希腊”的冲突、拜金主义与审美追求的矛盾等有着密切关联，于是必然导致“灵”与“肉”、“教”与“乐”、“善”与“美”、实用主义与 等审美二元论观念的萌生。3艺术的功用：“寓教于乐”原则关于诗的社会作用，希腊化时期分为三派：一派是斯多葛派（又称坚忍学派）认为人生应该摒弃享乐、恬淡寡欲，因此强调诗的内容和教育目的；一派是伊壁鸠鲁派（又称享乐派）主张人生应追求个人幸福和安宁愉快，因此强调诗的娱乐性和优美词句的吸引力；第三派是亚里斯多德派（又称散步学派或逍遥学派），他们极言内容和形式同等重要，主张诗的教育作用和 娱乐作用不可偏废。贺拉斯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传人。首先，他阐述了文艺对早期人类社会的作用，指出古代诗歌教导人们“划分公私，划分敬渎，禁止 ，制定夫妇礼法，建立邦国。”诗歌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教师。贺拉斯比较早注意到文艺摹仿现实的特点规律，提出“寓教于乐说”：他提出“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 ，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既劝谕读者，又使之喜爱。在“娱乐中得到教益”。这里提出艺术的双重目的、效果，通过情感作用实现教育目的。“既予读者以 ，又有教训可汲取”。劝谕的思想内容要通过一定的艺术手段表现出来。思想性与艺术性、情感趣味性的有机结合。在艺术享受的同时，文艺必须承担教化的使命。“寓教于乐”对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特殊性作了概括；对艺术教化作用的重视形成后世功利主义艺术观。他的“寓教于乐”的理论揭示了文艺的审美作用和认识作用的关系。也隐含着使文学创作可能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情况。这在后来的法国新古典主义那里，表现得很明显。小结：贺拉斯是罗马古典主义的创始人、奠基者，丰富发展了古希腊的文艺思想。他结合自己创作体会，针对罗马文艺现状，提出了富有见解的思想。他的《诗艺》奠定了古典主义理论基础。他的文艺观是现实的，其对艺术摹仿现实的肯定，对艺术社会功用的肯定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启蒙运动时代的作家和文论家们。

贺拉斯诗歌形式的文艺理论著作是《诗艺》。

《诗艺》是古罗马帝国的诗人、批评家贺拉斯所著，是写给罗马贵族皮索父子的诗体信简，共四百七十六行。信中结合当时罗马文艺现状，提出了有关诗和戏剧创作的原则问题。

《诗艺》作为西方文学艺术理论经典著作之一，在欧洲古代文艺创作中起着上承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下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和古典文艺理论之端的意义。

《诗艺》的内容赏析

贺拉斯在《诗艺》中将古希腊诗体艺术奉为典范并极力宣扬古罗马的文艺创作应当以此为艺术理想来追求。他对当时古罗马的文艺弊端做出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提出了诗人要有胆魄创新的见解。

强调诗人既要从生活中获取创作灵感，又要大胆的运用想象；既要遵循古典文艺的形式与技巧，汲取其中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又要努力形成自己的风格；既要重视文艺的道德教化作用，又要从中获得娱乐。

寓教于乐是衡量艺术作品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并不代表艺术作品都要完全遵循它。

原因:

寓教于乐是古罗马诗人、文艺理论家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有关诗的作用的一个重要观点，即诗应带给人乐趣和益处，也应对读者有所劝谕、有所帮助。

贺拉斯提出“一首诗仅仅具有美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魅力”，这样才能发挥艺术的教化作用。

“教”，既指社会道德教育，又指文化开发，诗的“教”的功效应是崇尚美德、简朴、正义、秩序和法律，应促使人接受文明，为人神划界，为夫妇立定礼法。教是目的，教必须通过乐的手段才能实现，教化功能在诗和艺术作品中不应脱离使人获得愉悦的具体形象，欣赏者总是在审美体验和审美感受中得到陶冶、教化的。

“寓教于乐”说同时也揭示了艺术的本质特征:艺术中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艺术作品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融合、统一。

诗人如果想做到“寓教于乐”，要加强自身的人格修养和心灵净化，同时应严肃对待艺术创作，遵循特定规范，既顺应读者习惯，又左右读者的心灵和审美情感，引导读者趋善避恶。

“寓教于乐”思想对18世纪启蒙运动以及古典主义的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是衡量艺术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

罗马值得一提的戏剧理论家是贺拉斯，在罗马帝国时期，他曾就戏剧问题，给他的朋友皮索父子写过一封信。后来，人们给这封信加上题目，这就是著名的《诗艺》。在《诗艺》中，贺拉斯强调，戏剧创作不可以违反自然和理性，剧作家应当到生活中到风俗习惯中去寻找模型，戏剧应当寓教于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