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拉巴尔的书只看过两本,一本是他自己的评述散文《我是谁》,一本就是《过于喧嚣的孤独》,他自己称活着就是为了写完这本书,可见这本书在他心中的地位,亚马逊心愿单中还躺着好几本他的书,按照自己的阅读速度估计得排到明年了(还有好多本毛姆没看呢),不过总还是会看的,这点我倒是深信不疑。
那会儿刚找到工作,借住在舅妈家里,每天上班的路上都会经过一个垃圾处理站,看到大大的压力机向下将垃圾挤压着,就这样的简单的情景我每天都会看到,而我每次看到都会不由自主的想起“打包工”汉嘉,那个总是待在地下室与一群老鼠相处,与大堆大堆的山一样高的废书相处的人,那个在我看来心里都在发着光的人。我也觉得他也是赫拉巴尔所指的“巴比代尔”式的人,拥有美好品质。
望月天涯博客上有一篇《活在书堆下》,是很多人写的悼念香港青文书屋老板罗志华的文章,他一生都在艰难经营着书屋,一生都在书堆中打转,最后却也归于书堆下,好像这真的是某种宿命的安排一样,一个爱书如命,兢兢业业的经营着时下被电子商业打击的独立书店行业十年如一日的人,在某一天去库房整理书的时候被压在书堆下,直至死去被人发现。爱书人死于书,真的就是有一种宿命感的哀伤。
现在我好像都忘了赫拉巴尔那种述说的感觉了,也忘了汉嘉类似自述时的具体情节,全书最令我感动的几段是茨冈小姑娘那一段,是放风筝那一段,是汉嘉最后死时那一段,当时强烈吸引我看的原因也就是汉嘉的死,所以可见死亡的魅力也是巨大的,我抱着猎奇式的心态去窥测他死亡的情景,可是感受却被书中所有段落话语逐渐分离以至于在看到汉嘉投身压力机,与书同葬,与那些仿制的名人名画同葬时心里竟没激荡起我半点预想之中会有的情绪,而如今的感受就成为了每当看到垃圾站的压力机,必会想起汉嘉,想起他的死亡。就像青文书屋的老板罗志华先生一样,就像命运的交集一样,有时候我会想,这能不能算作是一种死得其所。虽然宿命的伤感意味浓重不化,然而却也真的有种诗意在其中!!
读赫拉巴尔就像是读一个又一个“巴比代尔”式的人生,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观察生活的角度,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也取决于作家本人所处的社会阶层与现状,就像毛姆先生更多的是描写上流社会人物的,而赫拉巴尔则就更多的描写社会普通民众,而拥有“巴比代尔”式精神的人也就像他的一本书名一样是“底层的珍珠”,对他是有着巨大吸引力的人们,于我就剩下一个不怎么灵光的人看到的微光式的感动了,这也足够了!!
我也想做个”巴比代尔“式的人物,像汉嘉一样虽身处现实恶环境之中,却依旧热爱自己的工作,热爱自己仍存在的生活。虽说无法像他一样选择一种适合自己的死法,但是能够选择自己的活法就很了不起了。
首先,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曼德拉:
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1918年7月18日—2013年12月5日),他曾任非国大青年联盟全国书记和主席。他是第一位黑人总统,在南非任职总统五年,1994-1999年,因为他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很多贡献,所以呢,被尊称为“南非国父”。
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一下曼德拉对于南非现状所做出的贡献:
在任职南非总统之前,曼德拉领导过反种族隔离运动,但是南非法院以密谋推翻政府等罪名给他定罪。并判处他需要在牢中服刑27年的决定。但是呢,他在1990年出狱后,从之前的反种族隔离转到支持调解与协商,方式比较温和。然后在种族隔离制度结束之后,他受到了各方的赞许,包括从前的反对他做法的人。在他当上总统之后,给新南非开创了一个民主统一的局面,而他呢,因为脸上常带有笑容,所以被南非人民亲切的称他为“微笑大使”。
而且呢,就在他当上总统之后,标志着新南非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非洲大陆反帝反殖民和反对种族隔离的胜利完成 。而且呢,他是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有很高的声誉,被人们所爱戴,也被誉为“全球总统” 。
然后呢,我再说一下他对于现在的南非有的一些负面影响:
曼德拉以前呢,主张暴力,而且他组织领导和参与了一些恐怖活动,曾经有人指出曼德拉并不是和人们所说得一样,是个微笑大使,或者微笑老人,事实是曼德拉个性急躁,在领导反种族隔离的时候也曾不听取他人意见,独断专行等等。
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觉得曼德拉对南非的影响也算是功大于过吧。
拉丁美洲国家都经受了二、三百年的殖民地统治,民族文化受到长期压制。宗主国的文化统治了各个方面,它们甚至不允许殖民地有自己的文学。所以说,拉丁美洲的民族文学是和拉丁美洲的民族独立意识同时产生的。
拉丁美洲文学由于基础薄弱,缺乏民族传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明显的模仿现象。但是,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高涨,民族文学也不断得到发展,形成一个接一个的文学创作高潮。特别是拉丁美洲新一代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热情和不断探索的精神,“导致他们逐步摆脱了传统的障碍、轻蔑的包围和平庸的境界力,在各个时期涌现出不少的优秀作品,推动着拉丁美洲文学向前发展。
世界文学的发展,一般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阶段。拉丁美洲文学的古典主义时期是在十七、十八世纪。当时的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文学,都是巴罗克风格的贡戈拉主义占统治地位。因此,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文学,基本上也是属于贡戈拉主义的。殖民地总督宫廷里的文人学士,都是这种流派的模仿者。但是在这些模仿者之中,却出现了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民族文学特点的女诗人—胡安娜·伊内斯·德·拉·克鲁斯。她被人称为“第十位缪斯力。她不仅是以贡戈拉风格写诗的女诗人,而且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思想家。她的四卷本全集包括诗歌、戏剧、书信、散文。象她这样的一位作家,在欧洲各国的文学界里也是少见的。
胡安娜·伊内斯的例子,说明拉丁美洲文学的第一个特点,即模仿中有创造。在十七、十八世纪,往往宗主国文学出现什么动向,在殖民地必有反应。洛佩·德·维伽的影响达到新西班牙,新西班牙就出现了一个鲁伊斯·德·阿拉尔孔。同样,克维多的辛辣讽刺,在新西班牙也有他的弟子,就是利马的胡安·德尔·巴列一卡维埃德斯。他的著名讽刺长诗《帕尔纳索的牙齿》,对殖民地社会进行了辛辣的嘲讽。再如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在殖民地也有模仿者,那就是墨西哥的费尔南德斯·德·利萨尔迪的《癫皮鹦鹉》。该书于1816年出版,距法国模仿者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的出版七十年。这部作品具备了流浪汉小全部特征,然而它的场面要比《小癫子》和克维多的《骗子巴勃罗斯》大得多。
十八世纪后半期,启蒙运动的思想传到拉丁美洲,恰好与正在萌长的民族独立思潮相吻合。这种思潮被称为“克里奥约主义刀或“美洲主义”。克里奥约是在殖民地土生土长的欧洲人后裔。他们要求摆脱宗主国的束缚,成立独立国家。这种思潮在文学上的最早表现,是一本《引导盲人的小拉撒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利马》。作者署名孔戈洛柯尔伏,是印第安人卡利斯托·卡洛斯·布斯塔孟特·印加的外号。是否确有其人,现在还无法证明。这本书伪称1773年在西班牙吉洪印刷出版,实际上是1774年在利马秘密印刷的。书中写的是一个名叫阿隆索·卡里奥·德·拉·邦德拉的商人,向作者叙述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利马一次旅行的见闻。除了风土人情的描写外,还发表了许多感慨,抨击殖民制度。
二
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一个特点是经常出现高潮。迄今为止,在文学史上出现过四个高潮。
第一个高潮是浪漫主义诗歌。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文学几乎是与独立革命运动同时开始的。代表人物为三大诗人:古巴的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出现在西班牙浪漫主义诗人之前。厄瓜多尔的何塞·华金·奥尔梅多,以描写胡宁之战的胜利的一首长诗闻名。委内瑞拉的安德雷斯·贝约,他的诗作主要歌颂拉丁美洲的乡土风物,如《美洲的西尔瓦》和《热带地区农艺颂歌》。但是三大诗人的作品中,都还带着古典主义的痕迹。安德雷斯·贝约更是从理论上维护古典主义,所以后来萨米恩托跟他在智利展开了一场论争,推动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从而在阿根廷出现了一批反对罗萨斯暴政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萨米恩托本人写的《法贡多》。这部作品既不是小说,也不是传记,写的是阿根廷草原上一个考迪罗,即军事领袖,外号“草原之虎,的法贡多·基罗哈的生平。书中写到法贡多被罗萨斯所暗杀,转而抨击罗萨斯,提出“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的口号,这就是浪漫主义高潮的中心精神。
第二个高潮是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个运动遍及拉丁美洲所有的国家,是拉丁美洲作家要求摆脱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束缚,创造一种现代新文学所作的努力。它受到当时欧洲文学的影响,但是创造出了民族的风格,反过来又影响到西班牙。所以多米尼加文学评论家马克斯·恩里克斯·乌雷涅写了《大帆船的归来》,把现代主义比之为从殖民地运回西班牙的财宝。现代主义运动始于诗歌,随后波及散文和小说。的确,现代主义诗歌具有新鲜的气息,但是它本身也有很多问题,如偏重于追求形式,以致缺乏感情;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又使它带有颓废、悲观的色彩。许多文学史家认为,现代主义是“西班牙美洲对世界文学的第一个具有独创性的贡献”。它以鲁文·达里奥为代表人物,在其诗集《蓝》于1888年出版之前为前期,著名的诗人有古巴的胡利安·卡萨尔和何塞·马蒂,墨西哥的古铁雷斯·纳赫拉,哥伦比亚的阿松西翁·西尔瓦。之后为后期,有墨西哥的阿马多·内尔伏,秘鲁的桑托斯·乔卡诺,玻利维亚的哈依梅斯·弗雷雷,乌拉圭的埃雷拉·依·雷西格,阿根廷的莱奥波尔多·卢戈内斯,还有在西班牙语世界首先翻译中国唐诗的哥伦比亚诗人吉列尔莫·巴伦西亚。现代主义在拉丁美洲影响深远,直到现在还有许多文学史家在研究。马克斯·恩里克斯·乌雷涅在评论鲁文·达里奥时说:“……(因为)他的作品的美学价值和历史意义,所以是最伟大的。从贡戈拉和克维多的时代以来,没有人在更新的能力上发挥了可与达里奥相比的影响。”
第三个高潮是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这个高潮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拉丁美洲的作家在要求创造的迫切愿望中忽然发现本土本民有着极其丰富的创作源泉。这主要是1911年开始的墨西哥民主革命引起的:,高潮中涌现的五大名著,即:墨西哥马里亚诺·阿苏埃拉的《在底层的人们》(1916年),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的《青铜的种族》(1919年),阿根廷里卡多·纪拉尔德斯的《堂塞贡多·松布拉》(1926年),哥伦比亚何塞·欧斯塔西奥·里维拉的《漩涡》(1928年),委内瑞拉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堂娜芭芭拉》(1929年),其共同的特点是描写、反映、表现了本土本民的现实情况,同时又着力渲染和强调自然背景、社会背景的特殊性和神秘性。它们有的艺术性高一些,有的差一些,然而都影响很大,以致现实主义小说形成一股潮流,遍及每个国家,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
第四个高潮就是近年来的所谓“文学轰动”,或者译作“爆炸文学刀。原文是英文LiteraryBoom,是英美文学评论家用的词,指的是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末这二十年间出现的一批拉丁美洲小说。这些小说也着重于表现拉丁美洲的土地,拉丁美洲的人民,但是不同于第三个高潮的是,它们在艺术上跨跃了一大步,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其手法和技巧超过了当代的欧美作家,形成为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当时之所以称作Boom,据说是由于这些作品印刷数量之多和发行范围之广。其中最突出的是哥伦比亚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盖斯的《百年孤独》。但是在手法和技巧上首先超越了旧现实主义传统的,则是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他的《佩德罗·巴拉莫》不过是一本十万多字的中篇小说,但是从1955年初版到现在,一直再版了二十多次。
三
近二十年来,拉丁美洲文学出现的新作品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用虚幻的手法描写虚构的情节,以表达作者对生活的看法的,如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
通过对人物心灵的探索以反映时代背景的,如阿根廷莱奥波尔多·马雷却尔的《亚当·布宜诺斯艾利斯》,古巴莱萨马·利马的《天堂》。 描写现实生活的神奇故事的,如古巴阿莱霍·卡彭蒂埃的《消失的足迹》,危地马拉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 通过幻景反映现实的,如巴拉圭罗亚·巴斯托斯的《人的儿子》,秘鲁何塞·马里亚·阿格达斯的《都是血》。
以虚构的城镇借以影射现状的,如墨西哥胡安·鲁尔弗的《佩德罗·巴拉莫》中的柯马拉,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盖斯《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乌拉圭胡安·卡洛斯·奥内蒂《船坞》、《洪塔卡达维雷斯》中的圣塔马里亚。
也有把历史和现状交叉结合写成的,如墨西哥阿古斯丁·雅涅斯的《洪水边缘》,卡洛斯·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 此外还有一些作家比较难以归类,如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从讽刺军队一直写到内地丛林:阿根廷的胡利奥·柯塔萨尔,主要写侨居法国的拉丁美洲侨民:埃尔内斯
托·萨巴托,写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会问题;古巴的吉列尔莫·卡夫雷拉·因方特;写革命以前的哈瓦那;智利的何塞·多诺索,写没落的庄园主阶级。
这些作品有人称之为“神奇的现实”流派,但是更多的人称之为“魔幻现实主义”。尽管它们各有特点,如果要概括一下的话i可以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虚幻与现实相结合,过去和现在相交叉二表现的手法虽然各异,然而题材的基础还是现实。
有的文学评论家在探究魔幻现实主义的来历,据说最早使用这个名词的是意大利画家马西莫·逢登佩利,他在1938年首先在美术评论中使用这个词。
在拉丁美洲,古巴的卡彭蒂埃认为拉丁美洲的现实是“神奇的现实”,见之于1943年他到海地旅行回来写的一篇文章:
“每一步都遇到神奇的现实。而且我想,这种神奇的现实不是海地所独有,而是整个美洲的祖产……大陆历史的每一页都会逢到神奇的现实。”
逢登佩里提出的魔幻现实主义认为,艺术家在反映现实时把现实魔幻化了,而卡彭蒂埃则认为拉丁美洲的现实本身就是神奇的,与欧洲、亚洲或非洲痴同。得出的结论是,大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拉丁美洲的大自然环境,民族的构成,历史上发生的事件,都包含着出乎人们意料的神奇或魔幻的成份。因此,作家在创作的时候,必须反映这样的现实。其实在本世纪初的小说里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萌芽,如《堂娜芭芭拉》里的神秘的草原,《漩涡》里的可怕的原始丛林。
四
当代拉丁美洲的作家认为,旧的现实主义已经是历史陈迹,它只描写表面现象或一般性的共同的东西,这是随便哪个读者自己都能看得到的,不成其为艺术,既不能给读者以美的享受,也不能深刻地反映现实。用来表现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是合适的,但是用来表现二十世纪末的拉丁美洲社会,则已经显得陈旧了。
另外一种见解则认为,现实主义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而被鼓吹的一种创作方法,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种文学在拉丁美洲曾经出现过一批,如智利特德尔包依姆的《硝石之子》,墨西哥曼西西多尔的《我们的石油》,阿根廷巴雷拉的《暗流》,乌拉圭格拉维纳的《暴风雨中的庄园》,巴西亚马多的《饥饿的道路》、《无边的土地》,以及贡萨莱斯·杜戎的诗,巴勃罗·聂鲁达的一部分诗等等。有一些作家,象亚马多和聂鲁达,后来都放弃了这样的创作风格。
拉丁美洲的当代作家,不管他写的东西如何神奇,用的技巧如何怪诞,谁也不承认自己不是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他们创作的目的是要反映现实,这就是现实主义,至于用什么方法,这就有许多不同的道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使用最高超的艺术手段以达到目的。于是有的着重于语言,有的精心于结构,有的渲染于气氛,有的采用了神话的写法,使作品具备独特的形象、奇妙的色彩。
例如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作者的主题是要反映大庄园制度下墨西哥农村的凋敝没落。他描写一个小村科马拉,以及半月庄的地主巴拉莫。巴拉莫巧取豪夺,兼并土地,纵子行凶,蹂躏村民,是一个典型的拉丁美洲庄园主。小说从巴拉莫的儿子回乡进入科马拉来向父亲要钱开始,这时科马拉已是一片废墟,没有一个活人,从三个时间平面展开情节。一个是巴拉莫的儿子的所见所闻,一个是死者之间的谈话和回忆,另一个是当时发生的事件的重演。时间的错综和生死的错综,可以看出作者构思的匠心。原来这本小说据说有二十多万字,后来作者有意删去一半,在结构上留下不少空白,出现许多跳跃,让读者自己去思考。
再如加西亚·马尔盖斯的《百年孤独》,作者描写了虚构的城市马孔多和马孔多的布恩迪亚一家一百年的历史,意图反映哥伦比亚社会一百年间的变迁。其中描写的开荒移民,建立城镇,保守党和自由党的纷争,外国香蕉种植园的掠夺,大罢工时的屠杀,都是有典型意义的历史情节。但是作者采用了神话的手法来描写,于是出现了吉卜赛人的预言,身上长尾巴的人,活了一百多岁的老妇,坐着毯子白日飞升的姑娘等等离奇的事件。作者的笔锋有时嘲笑,有时幽默,别有一种风趣。
再如巴尔加斯·略萨和柯尔塔萨尔,也都是在创作上有特点的作家。他们冲破传统的叙事方法,即作者包办一切,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地描述情节和人物的方法,而使用许多对话,或者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一些片断,要读完全书以后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完整的情节和人物形象。
这二十年间的文学是否都可以叫做“魔幻现实主义”,还不能定论。这些作品虽然有其共性,但是个性也十分突出,很难说是属于哪一种流派,哪一种风格。“轰动”的时期好象已经过去,然而新的作品还在继续出现,有待时间加以考验了。
五
拉丁美洲文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围绕着同一个题材出现一批作品,而且往往延续多年,不断地有作家写作同样的题材。比较重要的有:加乌乔文学、印第安文学、黑人诗歌、矿山小说、种植园小说、独裁统治者小说等等。
特别是加乌乔文学。它从民间文学开始,成为文人写作的文学,而后又回到民间。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例子,在世界文学中颇为少见。加乌乔是拉普拉塔河两岸邦巴斯草原的牧民,多半是混血儿。他们生活在大草原上,与牛羊马匹为伍,为大庄园主放牧,生性粗犷豪放,爱好音乐,民歌十分丰富,涌现了许多游唱的民间歌手。到了十九世纪,有人开始收集这种民歌,并且模仿这种民歌写作,于是后来出现了三大加乌乔史诗,即: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马丁·菲埃罗》,埃斯尼斯拉夫·德尔·坎坡的《浮士德》,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的《桑托斯·维伽》。其中《马丁·菲埃罗》出自作家之手,又回到了民间,在阿根廷流传极广,几乎家喻户晓。据说,没有一个加乌乔的鞍袋里没有一本《马丁·菲埃罗》,即使不认字的文盲,也能背诵几段。马丁·菲埃罗这个人物,成为加乌乔的理想的英雄。除了诗歌之外,还出现了许多以加乌乔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和戏剧。后来由于生产方式改变,畜牧逐渐现代化,加乌乔就失去了传奇色彩。等到1926年《堂塞贡多·松布拉》出版,几乎就是加乌乔精神的挽救了。
至于印第安小说,则范围更广,时间更长。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印第安人是理想化的英雄,例如厄瓜多尔胡安·莱昂·梅拉的小说《库曼达》,多米尼加马努埃尔·德·赫苏斯·加尔班的小说《恩里基约》。这些作品里所描写的印第安英雄人物,实际上是穿着印第安服饰的欧洲人,其思想感情都是欧化的。在古巴,则出现了“西包涅”派诗歌。歌唱原始森林中过着无忧无虑生活的西包涅印第安人。十九世纪末,秘鲁女作家克洛林达·马托·德·图尔内尔发表了小说《没有窝的鸟》,写出了印第安人受剥削被压迫的真实情况,使印第安文学风格大变。后来出现了玻利维亚阿尔西德斯·阿格达斯的《青铜的种族》,厄瓜多尔豪尔赫·依卡萨的《瓦西蓬戈》,秘鲁西罗·阿莱格里亚的《广漠的世界》,墨西哥洛佩斯·依·富恩特斯的《印第安人》,玻利维亚赫苏斯·拉腊的《雅纳库纳》等重要小说,强烈谴责对印第安人的压迫剥削,细致描写了印第安人的风俗习惯,也不乏印第安人的愚昧、落后的一方面。
黑人文学则在黑人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出现。海地是一个黑人民族的国家,自不必说。在拉丁美洲文学中起重大影响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安的列斯群岛出现的黑人派诗歌。这是一种新颖的诗歌,它打破西班牙诗歌传统的格律和表现方法,采用黑人民歌、音乐、舞蹈的节奏、韵律写成,有的还吸收了黑人的语言、词汇、比喻等等,富于黑人的特色。其代表人物有:波多黎各的帕莱斯·马托斯,古巴的埃米利奥·巴利亚加斯、民古拉斯·纪廉,巴西的若热·德·利马等。
矿山小说则主要以矿山为背景。这是一种暴露矿工的悲惨生活、谴责帝国主义掠夺的作品。如智利伏洛迪亚·特德尔包依姆的《硝石之子》,玻利维亚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的《魔鬼的金属》,秘鲁塞萨·巴耶霍的《钨矿》,墨西哥何塞·曼西西多尔的《我们的石油》,智利巴尔多梅罗·利约的描写煤矿工人的短篇小说等。这类作品政治倾向比较明显,但是艺术性差,到六十年代开始已不再见到。 种植园小说的情况也是如此。写甘蔗种植园的有巴西若泽·林斯·多·雷戈的《糖厂的孩子》和《班格》,写水稻种植园的有厄瓜多尔希尔·希尔培特的《我们的粮食》。最有名的是关于中美洲联合果品公司香蕉种植园的一批小说,如哥斯达黎加路易斯·卡洛斯·法雅斯的《尤那依妈妈》,洪都拉斯阿马约·阿马多尔的《绿色的监狱》。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三部曲:《强风》、《绿色的教皇》和《埋葬的眼睛》,则由于其高超的艺术技巧而为人称道。由于情况的变化,种植园小说已不大有人再写。
近十年来,连续出版了几种以独裁统治者为题材的小说。拉丁美洲文学中揭露独裁统治者的作品,以1946年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为嚆矢。到1969年,秘鲁巴尔加斯·略萨在《大教堂里的谈话》里写了秘鲁的独裁统治者奥德里亚,接着,古巴卡彭蒂埃写了《方法的根源》。于是,这类小说就接连着出现,有: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盖斯的《家长的没落》,巴拉圭罗亚·巴斯托斯的《我,至高无上者》,阿根廷埃尔内斯托·萨巴托的《毁灭者阿巴东》。这类小说大多手法夸张,着力于讽刺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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