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学院马一浮先生在《对浙江大学生毕业诸生的讲演词》中说：“国家生命所系，实系于文化。而文化根本则在思想。从闻见得来的是知识，由自己体究，能将各种知识融会贯通，成立一个体系，名为思想。”孔子所谓的“知”，就是指思想而言。知、言、行，内在的是知，发于外的是言行。所以中国理学强调“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序列及交互的生命义理。整部中国古典教育史反反复复重申的就是这个内圣外王的道理。在柏拉图那里，教育的本质就是“引导心灵转向”。这个引导心灵转向的过程，强调将心灵引向对于个别事物的理念上的超越，使之直面“事物本身”。为此必须引导心灵一步步向上，从低层次渐渐提升上去。在这过程中，提倡心灵远离事物的表象存在，去看真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与学术研究、艺术与哲学的任务是一致的，都是教导人们面向真实，而抵达真实之途正是不断寻求“正确的看”的过程。为此柏拉图强调“综览”，通过综览整合的方式达到真。“综今年是中国美术学院建院80周年。与此同时，恰逢中央美术学院建院90周年，鲁迅美术学院建院70周年。十年前，三所学院以庆生为契机，熔铸历史情怀，标举学院的品格和使命。倏忽之间，又到逢十校庆。三所学院均有重大变迁。关注这些变迁，面对新时代的全球境域和文化生态，思考视觉文化的深刻转向，反省“学院”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位置及其作用，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院关怀，也是校庆之时必须面对的审视和诘问。
西方学院的历史转型
学院在欧洲，历史悠久。作为她的远古形态，今天的人文学者总喜欢将之与柏拉图的“学园”联系在一起，赋予她一种与生俱来的拷问灵魂、追求真理的品质。早期的Academy并非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教育机构，而是人文主义者的无拘无束而又引人入胜的聚会方式，这种方式中充满了那种无所禁忌而又极其个人性质的清淡与论争，其涌现的动机之一就在于反对被教会垄断的大学中那种单调乏味的学究方式，那种表面严谨而内在极其禁闭的基督教神学的繁琐论证。那时的学院以某种令人神往的“同游”的方式，承担了文艺复兴的自由和大胆的精神，而被赋予与教育相关联的使命。美术学院正是以其独特的语言体系、图像的直观方式而成为这种呼唤激情与天才、摒弃繁缛学究方式的理想场所，成为通过独特而直观的模式来迹近人文自由内涵的演习之地。
美术学院承载这样的使命，也就把自己放在了人文风潮激荡的浪尖之上。欧洲的美术学院发展至今，曾经面临四次历史的转型。第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那种人文主义者的自由的聚集方式无法持续下去，转而向城邦的权势家族和统治集团寻求赞助与庇护。他们一方面坚持以早期的自由精神来抵制教会的控制，另一方面强调以诗人和学者的精英姿态来抵制行会及其风习。这种努力一边使学院被严格地组织和管理起来，成为传达民族意识形态的场所，在另一边，又使学院自身充满了战斗性：学院如何以自诩的人文学者的姿态与工匠划清界限，加入知识分子阶层，抵抗中世纪的行会力量，提倡精神上的自由独立，呼唤天才般的神智。
欧洲美术学院的第二次历史转型发生在后来的一个更为漫长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代表是巴黎皇家美术学院。一方面随着欧洲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确立，民族文化意识受到各地王侯们的重视，在欧洲的文化疆场上，艺术成了事关国家的荣誉之事，备受关注。另一方面，传统的浪漫倾向在学院温床中抬头，对于“灵感”和“天才”的崇拜，使学院出现强势的精英化势头。当这种精英化支配学院之时，也同时带来大量反美术学院的批评。激进的浪漫主义将平庸、压制的罪名加在美术学院头上。变体的行会则开始怀念早期工匠时代，那时虽没有大师，却孜孜不倦地保存着传统，一代代地产生大作品。来自两方面的激进力量都主张废除美术学院，尽管他们其中大部分都出自学院，但都宣称学院给予他的只是一个反叛者的资格。印象主义画家们的神话让人们重新认识艺术个性与时代精神之间看似荒诞、实质深邃的关联，引起普遍的对于美术学院教育合理性的质疑。“学院派”成了令人垢病的笑柄。那之后，现代主义风潮几乎将学院持续地钉在耻辱柱上。但美术学院并没有解体，这种针对美术学院的纷至沓来的批评，却说明了美术学院对于那些运动的另类的在场。与此同时，学院悄悄地调整自己的教学，用一种更为松散而自由的方式，努力跟上时代狂飚的步幅，追赶现代主义“盛墟”过后的“晚集”。
造成欧洲现代主义运动的基本背景是工业社会的新兴资产阶级所提出的文化需求。这种需求在欧洲与人文力量聚合，有力地推动着现代艺术运动的激情四溢的浪潮；在英国却和手工业行会温情联手，形成了新工艺运动。这种新工艺运动崇尚手工制作，并将这种制作凝成一种新都市美学来对抗大机器的生产。美术学院在这一轮运动中利用手工行会的力量，回应了激进浪漫的批评，呈现平民化的历史转型。
随着机器工业社会的发展，随着趋向平民化的新型城市的诞生，回应时代需求的学院呼之欲出。正当此时，德国的包豪斯学院应运而生。这所学院在今日学院教学研究中之所以被一再地提及，并不仅仅在于这所学院所提供的一整套新的教学课程和理念；不仅仅在于包豪斯所代表的学院与作坊之间相结合的“手艺的思想”方式；也不仅仅在于克利、康定斯基这样的大师的传奇般的合作；更重要的是格罗皮乌斯用包豪斯所勾画的思想蓝图，宣示了现代城市中个性与公共要求、艺术种类与社会总体、思想与其展示的实验场所之间的整体联系。在这里边，“建筑”成了一个可供人们体验的活的综合载体。这种思想重现了现代美术学院的发展曙光。“二战”之后，包豪斯的公社式的理想在美国形成发展，又于50、60年代反哺德国的美术学院，最后在1968年的杜采多夫美院形成思想的风暴。博伊斯的社会性雕刻的理想，将学院视为完全开放的乌托邦，推动了美术学院最为彻底的激进自由主义的变革，也使得美术学院面对全球文化的诸多浪潮，焕发出新的活力。
学院的居中位置
纵观欧洲美术学院在历史上的四次转型，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些具有共性的现象。第一种贯穿学院变化的重要因素是与手工行会的矛盾。第二种贯穿学院变化的引人注目的因素是与另类精英的矛盾。与行会的矛盾往往代表与庸常的矛盾，与另类精英的矛盾往往代表与激进的矛盾，学院正是在这样的刀刃的状态中，呈现出承担教育使命的这类场所的居中命运。正是这样的狭缝中，学院教育腹背受敌，不断面临来自两方面的批评，并从中获取可资调试的资源：从行会收获手艺的思想和平民化的视野，以及作坊式的工作方式；从另类精英那里吸纳批判的精神，不甘沉沦的胆魄及其无所不在的假想敌意识；从行会借取朴质之风，从另类精英取要自由精神。处于这样的刀刃位置，学院在体制上切忌一劳永逸，而是要善于不断调整自身，使之成为一种理想的现场，便于批评与反批评的力量在这里交错发生，并让交互作用的批判与重建之力反哺学院，让学院始终存持具有洞察能力与危机意识的学术责任，以保证这个现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这种内在机制的建立比所谓自由主义的教育模式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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