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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三国配角演义

作者：马伯庸

豆瓣评分：80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9-12-14

页数：288

内容简介：

在波澜壮阔的三国时代，除了曹操、诸葛亮、刘备、孙权、周瑜等家喻户晓的人物，还有许多配角，他们也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作者从微小的史料记载中，想象出许多配角的故事。

《街亭》借“马谡失街亭”事件，追问马谡的结局，最后揭示了街亭之战被掩埋的真相。《白帝城之夜》以刘备白帝城病重为背景，虚构了一出皇位更迭的故事。

《官渡杀人事件》讲述徐他刺杀曹操事件，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悄无声息却惊心动魄的激烈交锋？

《宛城惊变》分析“宛城之战”必死之局为何只有曹操逃出生天的秘密。

《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与刘兰芝二人的爱情悲剧与三国波澜壮阔的群雄争霸有何关联？《洛神赋》流传千古，甄宓、曹丕、曹植三人之间究竟有何纠葛？

《三国新语》与《三国志·步幸传》借三国史实逸事穿凿附会，嫁接翻转，聊为一乐，不要当真。

…………………………………………………………………………………………………

◆三国配角的因缘际会，波谲云诡的历史谜团

◆在不为人知的历史缝隙中，想象潜藏千年的阴谋与诡计

◆马伯庸获奖力作，《风雨〈洛神赋〉》获人民文学奖。《宛城惊变》《风雨<洛神赋>》《<孔雀东南飞>与建安年间政治悬案 》获朱自清散文奖。

◆历史呈现给我们的，永远只是一些不完全的片段与表象，在这些片段的背后和间隙究竟存在着什么，却有无限的可能性。

作者简介：

马伯庸：

作家。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银河奖得主。被评为沿袭“‘五四’以来历史文学创作的谱系”，“文字风格充满奇趣”。

代表作：《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三国配角演义》《七侯笔录》《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风起陇西》《草原动物园》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想，如果我的家人看到我的言论，会不会觉得我又脑袋抽了，而我会不会接到母亲的连环夺命催。其实我只想单纯的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如果可以，还希望给予我身边那些还在挣扎着的、困惑着的、痛不欲生的人慰藉，仅此而已。

首先需要澄清一点，我不想做卫道者，我只是一个说自己想说的话的普通人。

很多人，包括很多心理咨询师都觉得同性恋是病态的、难以接受的，没接触到的时候我也觉得难以接受。

只是人的想法是会改变的，而我也比较善变。我遇到了、了解了，并且不带任何私人情绪的接受了这种取向者的“存在即合理”。

就像很多老师说的那样，同性恋有可能是环境造成的、情感的畸形释放，这种现象在很多女校、男校还有部分单一性别工作区里很常见;有些是人格障碍造成的性别认同问题，比如一些女生男向、男生女向而求爱同性的人;也有些是遗传上的问题;还有些是大环境下开放化的诱导，那些好奇的、跟风随从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除此之外，非病态的因素呢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原因了吗

那么，爱情呢

这世间除了亲情，同样广为流传的大概是爱情了吧。古有焦仲卿和刘兰芝，今有不抛弃身患绝症的恋人的小情侣，西有朱丽叶和罗密欧，东有梁山伯和祝英台……太多太多的爱情故事，让我们难以忽视这种感情。而这种至纯至粹的感情，又曾被多少人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

那么这种感情，都不能成为那些取向小众的人的支持吗

虽然说叫嚣着爱情而去寻求前列腺快感的伪同性恋取向者也有些，可是真的爱情呢那种“同心一人去，坐觉长安空”的爱情;那种“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那种“你是男的我也爱，你是女的我也爱”的爱情呢

梁山伯爱上祝英台的时候，祝英台还是他的同窗好友，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那个女扮男装的祝英台用她的人格魅力让梁山伯折服。我们无从得知梁山伯是否一开始就知道祝英台是女孩子，但是如果他是不知道，那么他爱上祝英台的时候，祝英台在他的认知里还是男性吧。那这段流传至今的爱情，歌颂的是什么取向的爱情呢即便史料证实梁山伯和祝英台不在同一时代，可是也没抹杀他们之间爱情的歌颂，那么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爱情在很久以前就不分性别

爱情有错吗没有吧，错的不过是性别，错的不过是眼光，错的不过是不合群。

人生在世，亲情是一种血脉联系，友情是一种存在联系，而爱情是一种需要联系。没有亲人，朋友，爱人我们都能够很好的活着，只是爱情让我们变成更美好的模样，那是不同于家人、朋友所能赋予的美好。失去家人的孤单是遗失了疼爱的孤单，失去朋友的孤单是遗失了支持的孤单，失去了爱人的孤单是遗失了欢乐的孤单。没有什么不了失去，只是失去了就不够完美，如此而已。

肯定有人秉着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对男同的承受方有着轻蔑与轻佻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我不置可否。我只想问一句，如果不是害死人的爱情，谁会甘为人下呢你觉得女性生来就愿意当承受着么不，绝对不是。如果不是这生理构造，如果不是爱得深沉，谁会心甘情愿的委身于人

是，我用了过激的“甘为人下”和“委身于人”，这个中滋味，总有人会明白。

写到这里，你是不是想说我在诱导视听，传播小众取向如果你想这么想，我也只能一笑而过。因为最开始我就说了，这只是我的个人看法，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会用同性恋者多携带艾滋病毒来斥责这种取向的人

可是我们都知道艾滋病毒的传播途径有三：母婴、性交、血液。而这三种途径并没有任何一条说是同性恋者会传播艾滋病吧。

你会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评判被逼娶亲或者被迫嫁人的同性恋者吗

我国有将近两千万的同妻，同夫的数目就不得而知了。这原本就是一件悲哀而无奈的事情，因为更多的人还挣扎着不知该结婚还是顺从本心……我不能站在道德的高度评判这样的行为，只能说他们也是一群可怜人儿。他们可怜而又可恨之处就是对于他们的配偶多有亲情，而非爱情。

文/壹点灵心理咨询师 杨子墨

提起《孔雀东南飞》，大家比较熟悉了。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其地位不容置疑。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作品反映现实的功能。这一点《孔雀东南飞》也是不遑多让。《孔雀东南飞》反映的点有很多，能解读的东西也有很多，我们就从刘兰芝织布入手，谈谈刘兰芝夫家，并结合史料文献，来回望当时的大时代。

刘兰芝真的是“织作迟”吗？

诗歌交代，刘兰芝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小吏焦仲卿为妻。在夫家，刘兰芝都做什么事情呢？提水、做饭、洗衣，当然也包括最为重要的织布。刘兰芝早在出嫁之前，就已经学会了织布裁衣，而且水平还不差。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

刘兰芝任劳任怨，但还是得不到焦母的认可。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一般而言，这里的“故”有两个意思，一是“故意”，二是“还是”。无论哪种，焦母还是对儿媳表现出了不满，嫌织布的速度太慢。刘兰芝织布的效率到底如何呢？

如上引用，刘兰芝织布“三日断五匹”。匹是量词，和布联系起来就是长度单位。《汉书·食货志下》载“长四丈为匹”。“五匹”就是二十丈。一般而言，一丈为十尺。这里的尺是市尺，在不同朝代长度不一。两汉时一尺等于0231米。这样算下来，刘兰芝三天织布462米左右，平均每天织154米。用传统的织机织过布的人都知道，这种速度有多快，效率有多高。

这里面还有一个东西要注意。刘兰芝织的布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棉布。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棉花）宋末始入江南，今遍及江北与中州。”这说明，棉花在明代才得以普遍种植，与之对应的棉纺织才开始发展起来。在此之前，以及更遥远的汉代，人们织布用的是葛、麻、丝等制品。用这些原料来织布效率更低。

在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用传统方法每天织15米左右的布匹是不大现实的。作为文学作品，这里面不无夸大的成分。但从前面昼夜不怎么休息来看，刘兰芝织布并不慢，一如下文刘兰芝自言道“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刘兰芝每天为什么要织那么多布匹？

上文分析得知，刘兰芝每天要织大量的布匹。刘兰芝织大量的布匹要干什么用呢？

毫无疑问，要维持生计。

有人说，焦仲卿是庐江郡的一个公务员，难道他养活不了一家人吗？还真不一定。

诗歌交代，焦仲卿是庐江府的小吏。在古代，尤其是秦汉时期，官和吏区分明显。官是官，吏是吏。官为正职，有品级；吏一般为具体办事人员，即胥吏，由官员任命，地位就比较低了。

有汉一代，国家财政只负责中央一级官员和任职地方官员的俸禄，地方胥吏则由地方财政发放。在发放形式上，西汉时官吏的俸禄按品秩发放对应的粮食，东汉时期则是钱和粮食结合，即“半钱半谷”。

我们先来看看东汉“佐史”级的官员俸禄。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令》载：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同时，《后汉书·百官五·百官受俸例》载：

斗食奉（俸），月（谷）十一斛（石）。佐史奉，月八斛。

小吏1斛就是1小石斛。根据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一斛约为27斤（因粮食种类不同而有差异）。“月八斛”，也就是216斤左右。这是比较高的。实际上汉代的斛飘忽不定，同样是斛，因官员等级不同，又有大中小之分，到了下级官员手里，已经缩水不少。以上还只是乐观估计。官员如此，可以想象到了焦仲卿这个“办事员”手里能有多少。

焦仲卿只是小吏，发钱多少，有没有灰色收入，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总体来看，东汉时期底层官员工资偏低，更不要说胥吏一级的了。

古代社会，男性活动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来源，焦仲卿只是其一，他的父亲呢？《孔雀东南飞》中焦家出现了焦母、小姑、焦仲卿，却唯独缺少了焦父。其实，诗中已有交代。

焦仲卿与母亲永诀时说：

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

这实际上已经告诉读者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人世了。焦仲卿生活的时代是东汉建安年间，这是一个战乱不断、社会人口大幅减少的动荡时代。据不完全的文献资料分析统计，东汉人口的峰值超过6000万，而三国开始的前后人口处于谷底，仅为2300万，减少了近三分之二。从社会背景看，焦父是大概率战死或者病死了。

由此看出，焦仲卿是家中唯一的男性，上有老母，身边有妻子和小姑，而他的小吏俸禄并不足以应对家庭的日常开支。

刘兰芝要织大量的布来增加收入，缓解家庭的负担。这是可以理解的。

魏晋女性地位比汉朝地位高

魏晋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女性在婚姻生活中的角色和地位。

一、婚姻的自主选择权――女性自我觉醒的萌芽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父母之命”和门第观念是扼杀纯真爱情的重要原因。“社会等级壁垒森严，门第观念强烈则是这一时代家庭（特别表现在婚姻方面）的基本特征。士族之间根据门第高低世代联姻，选妇择婿都以高门士族为荣。”最典型的就是《贤媛》第十八则的故事。“周浚作安东时”，恰逢机缘，看见汝南女子李络秀“状貌非常”，因而“求为妾”。李氏父兄不许，而李氏本人却同意了，并说：“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联姻贵族，将来或大益。”为了有益于家族兴荣，她牺牲感情，屈节为妾，可见魏晋女性的悲哀。

虽然中国古代女性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着残酷的折磨和束缚，但她们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过斗争。《世说新语》中也有表现女性自主选择恋爱和婚姻的故事，从中体现了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惑溺》第五则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故事中，贾午在其父贾充聚会时从青�中看到“韩寿美姿容”，于是“悦之”，进而“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在婢女的牵线搭桥下，“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这对年轻男女为了幽会，韩寿“逾墙而入”、“及期往宿”，冒着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也要身入侯门相府；贾午则是主动追求，自己挑选丈夫，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情所动，以至于斯，对于一个封建大家族中的大家闺秀来说，确实难能可贵。故事最后的结局是，父亲贾充从韩寿身上闻见“奇香之气”，知道了自己女儿与韩寿之间的实状，因而不得不“以女妻寿”。韩寿只是贾充的僚属，他与贾午的婚姻并不是建立在家族利益的基础上的，而是基于自由恋爱的情愫和自主婚姻的选择。从西方叙事学的人物研究模式去研究，贾午身上所表现的“心理性”远远大于“功能性”。“功能性”人物观将人物视为从属于情节或行动的“行动者”，人物的作用主要在于推动情节的发展，而“心理性”人物观则认为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心理性”人物观注重人物的人本性、现实性、真实性。社会的变迁导致妇女走上社会、成为社会一员的机会增多，也带来了她们婚恋观的变化，过去那种唯男人是从，完全处于附属地位的女性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自立自强、寻求自我生命价值的女性逐步增多。贾午和昭君主动追求相亲相爱自由恋爱的大胆行为与当时盛行的传统礼教相背而驰，但这正是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所具有的真情实感，符合人性，体现出生活在世上的女性的真正的心理和生理需求，是具有丰富心理特征的个性化人物，体现出女性自我意识的萌芽。

二、婚姻中的自由与爱恋――女性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男人是天是主，女人是地是奴，女性无法真正建构自己的身份，女子在家庭中的主要职责就是传宗接代和相夫教子。《仪礼》中对女性的从属与卑下地位有明确规定：“妇人，从人者也。”东汉班昭也教育女性要做到“卑弱第一”。女性对丈夫的依附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更表现在精神领域的无条件服从。但《世说新语》中首次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夫妻关系，即男性对女性的重新认识和相对重视，反映了魏晋时期婚姻生活中两性关系逐渐向着平等发展的趋势。

女性在家庭中地位的提高首先体现在妻子可以和丈夫平等对话上。面对丈夫的盛气凌人、自高自大，许允妻阮氏用“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的问答，以智慧令丈夫折服；诸葛诞女则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毫不客气用“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针锋相对地借公公的名讳来嘲讽丈夫，用自己的智慧使得丈夫低下高昂的头颅，夫妻二人的关系相对平等，进而达到和谐幸福。

女性地位的提高还进一步表现在婚姻中男性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和体认上。他们不再认为女性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将女性看作一个有着特殊存在意义的独立个体。《惑溺》第二则生动地刻画了魏晋名士荀粲与妻子的真挚爱情。妻子发高烧，他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到庭院中取冷，然后“自熨之”；在其妻死后，“少时亦卒”。在这个故事之后，《世说新语》中还附加了一句荀粲的话：“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在婚姻男女问题上，荀粲的“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的“唯色论”无疑是惊世骇俗。其所称“色”，是对女性在客观世界中的作用和价值的重新体认，是作为对抗封建“妇德”的武器。荀粲把女子之“色”作为一种生活之类来加以欣赏，在某种意义上已是把女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由此也显示出魏晋女性家庭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从潜层意义看，传统以男性为大的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感情付出的关系处于极不平等的状态，丈夫可以一妻多妾，甚至随意将女性抛弃，而女性则必须以男性为首，依附于丈夫。建安时期，荀粲在妻子死后“少时亦卒”，与《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在刘兰芝死后也相继殉情互为印证，说明此时婚姻中男女不平等关系有了重大突破。从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所建立的人格模式来看，荀粲的心理属于“本我”阶段，是心理结构中最原始的部分，它依据快乐原则寻求立即的完全的释放。即使是在“以夫为纲”的封建礼教的现实束缚下，荀粲仍旧通过自身的大胆行为为自己求得内心本能情感的满足，充分发挥了人格中的“本我”成分，肯定女性，赞美女性，揭示出女性地位的进一步提高。　　三、超越婚姻的社会政治话语――女性独立主体的最高体现

婚姻生活是女性重要的活动场所之一，《世说新语》中的两性婚姻家庭生活也表现出女性具有了超越爱情、婚姻的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话语权。在社会实践中觉醒的女性独立主体意识，突出地表现在女性对自身应该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与社会地位的确切认知，具体在婚姻家庭方面则表现为夫妻权利与义务的平等上，尤其体现在婚姻中的妻妾关系上。现实生活中，魏晋多偶的婚姻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家庭中女性无法享有和男性同等的权利和地位，这必然引发争宠和政权的较量。通过整体把握，我们可以发现以往作品中极少描写的妒妇比较高频率地出现在《世说新语》中。妒妇的出现可以说是女性对自身作为独立主体的更高体认。

宗白华先生曾说：“魏晋是一个妒性发达的社会。”《贤媛》第十三则故事中的桓温之妻南康长公主，得知桓宣武甚宠李势妹，竟然嫉妒到带着十几个婢女拿着刀去袭击一个亡国的弱女子，其妒性可见一斑。《惑溺》第三则中的贾充之妻郭槐也同样是一个形象突出的妒妇。“贾公闾后妻郭氏酷妒，有男儿名黎民，生载周，充自外还，乳母抱儿在中庭，儿见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呜之。郭遥望见，谓充爱乳母，即杀之。”仅仅因为一见而杀乳母，导致自己“后终无子”，可以说这样的妒性已经到了极致。如果说上面两位女性的妒只是出于无法忍受丈夫爱上别人的话，那么谢太傅刘夫人则可以看作是对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真正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贤媛》第二十三则故事说：“谢公夫人帷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暂见便下帷。太傅索更开，夫人云：‘恐伤盛德。’”面对丈夫蓄伎蓄妾的行为，她虽然也嫉妒，但她用自己相当的文化素养维护自己的权益，在这一点上，刘夫人可谓妒妇中的智者，这也正是一种维护自身、维护家庭、维护妇女正当权益的表现。

魏晋的妒妇所表现出的种种举动是对男性在家庭中的绝对地位的挑战，更难能可贵的是《世说新语》中已有女性开始关注政治，甚至对丈夫的政治仕途进行一定的指导。许允之妻阮氏，虽为女子，但却十分关心丈夫的仕途，丈夫被捕，阮氏告诫丈夫说：“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帮助自己的丈夫度过危机，挽救了丈夫的性命和前途，可见其聪慧。《惑溺》第七则：“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颇预政事，纳货。蔡公谓之‘雷尚书’。”作为女性，这位“雷尚书”并不是唯唯诺诺地听凭丈夫所欲所为，而是时不时地在丈夫旁边吹一吹“枕头风”，当然，在那样的男权社会里女性不可能真正完全地置身于政治中，并且作为一个妾，“雷尚书”干预政事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纳货”，并没有上升到自我意识的高度，但她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对政治起了一定的干涉和导向作用，成为女性主体意识的最高体现，在魏晋的女性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整个社会系统若是要发挥功能，男性和女性都不可缺少。法国思想家傅立叶也说过，妇女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尺度。这一尺度与人类文化、经济、政治的各个侧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我国封建礼教长期控制压迫着女性，但她们也一直坚持不懈地与之抗争着。文学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载体，对女性觉醒的表现和探讨也从未停止过，尤其从文学作品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出女性觉醒的层面在逐渐扩大，女性的地位在逐步提高。虽然囿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魏晋时期的女性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仍然处于劣势，还没有达到经济独立、政治自主的地步，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较于之前时代的女性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汉代女性地位问题一妇女在政治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妇女参政干政。汉代妇女参政干政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因此针对这一特殊现象探讨的文章也是相当多的。

《试论汉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中自主地位》

一文认为汉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中享有

较大的自主权是和时代因素及她们自身参与社会生产分不开的。崔瑞在《浅论中国汉代妇

女在婚姻生活中的自主地位》中也有类似的见解。

贾丽英《论汉代妇女的家庭地位》

一文指出汉代妇女在家庭居一席之地她们不仅具有一定的财产所有权和支配权还有对

家庭成员及家庭重要事务的相当决策权。这些研究也就使汉代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可见一

斑了。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远远不止这些，还有李辉的《从汉代婚姻关系看当时的妇女

地位》提到，古代的离婚往往是

丈夫或家族有“出妻“之权，而女子却不能自绝于丈夫，女子在离婚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

地位，且离异后，男子可以再娶，而女仔往往只能归家守节，无法再嫁。这种丈夫的特权

和妻子的无权是受到封建法律的保护和认定的。但是我认为这种在汉代的普遍现象却不适

用于汉代。

三、经济上和社会上的地位

汉代妇女经济上和社会上的自主性和独立地位显得比较突出，

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并不

是很多，或许是史料不多的缘故吧。其中比较出名的是管红的《论秦汉女织》从封建小农经济结构及同统治者奖励耕织的国策人手分析了秦汉时期纺织业的普及和发展及女性在纺织业中所占的主导地位并尝试从多种途径大致推算了秦汉女织的产量、产值及其在当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秦汉女性以她们的辛勤劳动无愧地走人这一时期的辉煌为秦汉时期的经济繁荣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的结论。值得庆幸的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有关妇女的经济制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赵浴沛《睡虎地秦墓竹简所见秦社会婚姻、家庭诸问题》

以出土文献为依据着重对婚姻形成与解除、家庭、形态、家庭财产、家庭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这对我们了解秦时期妇女生存的家庭背景有着重要意义。这方面的文章还有李晓英

《汉代契约研究》文中涉及了汉代妇女可以和男性一样作为经济契约主体体现出了汉代女子生存和生活的

空间的广阔。当然也有与上述研究结论相反的以为秦汉妇女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如此之高。舒仁辉著文认为尽管妇女的经济活动比较自由有着一定的经济地位然而她们却依旧备受歧视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更别说与男子平起平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