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金堂的英雄传奇

在三晋大地久久传颂着樊金堂的名字，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李向阳式的抗战英雄”。

1938年3月日本鬼子侵占山西定襄县，烧杀抢*，无恶不作。在中国***的领导下，率领他领导的基干游击队，神出鬼没，机动灵活，扒铁路、割电线、炸桥梁、袭车站、烧军粮、端据点、除奸、杀日寇，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为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多次表彰。

抗日初期就是定襄县县大队的大队长樊金堂本质上是个侠客。他年轻时剽悍得很。他的大队最善于行军，尤其善于夜行军长途奔袭。他说打哪里就打哪里，三十里五十里，转眼就到，说拿哪个据点，手到擒来。搞得日本鬼子顾此失彼，焦头烂额。

聂司令员非常喜欢他，很关心他，想培养他，就把他送到延安去学习。樊金堂参加革命，就是为了打日本。延安没有日本可打，只好安心学习。正赶上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劳动积极，表现好。后来见他老实可靠，枪又打得准，就口叫他去跑运销。他腰里插两把驳壳枪，一个人押着十几个骡驮子，北走包头，西闯兰州。路上土匪甚多，别人经常出事，他从来没有出过事。他总是喜欢把事情往平淡里说，在他嘴里没有惊险事情。不过，他想这很可能是他的威名远扬的缘故。当时没有见过他的人，也知道有个樊金堂很厉害。

延安学习结束后他被任命为后勤部长，日本投降后随军开赴东北，参加解放战争，谱写新的革命传奇。

巧抓舌头日本曹长

1939年4月，日军向五台山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春季大扫荡，从太原、崞县等地调来4000余兵力，沿滹沱河向东山南山一带扫荡。为了摸清鬼子的动向，掌握日军的行动部署，分区指示樊金堂尽快抓一个“舌头”。樊金堂带着4名队员化妆成老百姓，翻山串沟来到一家村骡马大店。掌柜的正在吃早饭，一见樊金堂大吃一惊，说：“你是吃了豹子胆啦，鬼子大队人马刚走，你就来了！”金堂笑着说：“鬼子给咱腾下空子，咱能不来！”掌柜的端上现成饭菜，大伙正在吃饭。忽然听到窗外有动静，金堂示意通讯员白开阳出去看看。小白刚拉开门，便被一个闯进屋子的鬼子压倒在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樊金堂饿虎扑食般从炕上飞快地扑过去，骑在鬼子背上，用吃饭的大海碗猛砸鬼子的头，又顺手缴了鬼子的枪。鬼子在昏迷中已被队员们反剪双臂捆绑起来，塞了一嘴棉花动弹不得。金堂从门帘缝向外张望，只见院子里东马棚下黄乎乎地一大片。他命令队员子弹上膛，架着俘虏往外冲。院里的人看见他们冲出来，仍是一动不动坐在那里。细看，原来是20多个民夫，背着日军的衣物呆在那里。金堂急忙招呼民夫背上东西一起撤退。刚出村，后面即枪声大作，金堂令民夫打开包裹，让战士们换上鬼子的服装继续前进。经过火车道时，窑头椐点的日军发出联络信号。金堂也举起手臂，学着对方的手势摆了几摆，敌人以为是自己人，便不再理睬。金堂他们避开大道，翻山越岭，顺利地回到分区所在地。经审问，所获俘虏是个曹长，交待了许多难得的重要情况。

清除障碍

东冶镇地处交通要道，是五台县的第一大村镇。边区所需物资，特别是药品都需从这里购置。鬼子设立据点后，在东治的四个门上修筑炮楼，设置岗哨，严密盘查过往行人，发现带有可疑物品立即抓捕。上级决定“清除障碍”，又把任务交给了樊金堂。盛夏的一天中午，樊金堂带着两名队员，化妆成下地回家的农民，拿着镰刀，光膀赤脚，拎着装满青草的筐，草下面放着短枪和手榴弹，向东冶镇走来。他们等鬼子的巡逻队过去后，离开大道沿着围墙，来到一个坡高墙低处，从围墙翻了进去，大摇大摆地来到东门。此时，守门的伪军吃饭去了，只留下一个伪军躲在荫凉处张望。队员小李眼疾手快，跃上去一下子就把伪军拦腰抱住。“不许动！”樊金堂的驳壳枪也已顶在了他的脑门，另一名队员下了他的枪。金堂考虑到不能久留，示意小李用手榴弹将伪军砸死。又在地上写下“当汉奸的下场”几个大字，署名“五台县基游队”。他们带着缴获的步枪和子弹，出东门扬长而去。就是这样，樊金堂曾三进东冶镇，惩治伪军哨兵，伪军变得老实多了，边区所需的物资多次顺利地通过东冶据点哨卡。

伏击鬼子粮队

郭家庄村设有鬼子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20多人。翻译周汉是个中国人，慑于基游队的威力，主动写信给樊金堂。信中说：“五台游击队樊队长先生台鉴：你的神威已遐迩风传，鄙人十分钦佩。我虽在日方营垒，但中国人之良心并未泯灭，愿为民族斗争略尽微劳。队长如信得过，请明日上午十时左右在田家岗村东老梨树下会面。” 次日，樊金堂如约在老梨树下见到此人，周汉说炮楼里只剩下一天的口粮，明天上午从东冶往这里和探头两个据点送粮，押粮的只有20多个鬼子和伪军，基游队可将粮截走，日后请阁下多多关照。第二天，樊金堂选择有利地形布置好兵马。约10时许，东冶通往田家岗的大路上，敌人一个排的兵力赶着7头骡子，驮着沉重的粮袋缓缓走来。眼看敌人进入埋伏围，樊队长驳壳枪一响，机枪、步枪子弹雨点般地射向敌人，通讯员刘英迅速摸到驮骡中，拉着七头驮骡拐进了山沟，粮食顺利地运到了根据地。这次行动受到县委的赞赏和表彰，举行了庆功会，邀请当地名艺人“九岁红”高玉贵登台献艺。

1939年秋初时节，建安村伪村长送来了口信，说河边村据点内绰号叫“狗腿子”的汉奸要面见樊队长，有要事相谈。经过周密安排，樊金堂与“狗腿子”在建安村伪村公所会面。“狗腿子”详细提供了河边据点日伪活动情况，表示愿为基游队效劳，并送给樊队长20发盒子枪子弹。没过几天，樊金堂收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河边据点的鬼子要往东冶据点送粮，详细见曲老虎。于是，樊金堂乔装日本兵进入河边据点内会见了日军警务班长曲老虎。按约定时间，将队伍埋伏在通往建安村的大关山。太阳升到两竿子高的时候，7辆马车满载着粮食进入伏击圈。樊金堂喊了一声“打”，排子枪子弹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开花。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在眼皮底下竟会遭到袭击，抱头惊慌四窜。战士们趁着手榴弹爆炸的哨烟，夺得敌人马车，不到半个时辰便回到了张家庄，然后送往根据地。事后，分区和地委进行了表彰，边区《抗敌报》以《五台县基游队虎口勇夺敌人给养》为题，作了专题报道。

会见鬼子联队长

当时驻军定襄县一带的一个日本联队长，相当于团长，突发奇想，忽然给樊金堂写了一封信，说：“非常敬佩樊大队长，想同樊大队长见一面，不知能否垂允？”话十分的客气。约定了时间，那联队长带了一个翻译，不带武器，真的来了。战士们问：“来了两个鬼子，打不打？”樊金堂说：“别打哟！这是客情，要以礼相待。”两人见面，互致敬礼，握手言欢，然后就在农村茅舍里的土炕上分宾主落座。那联队长首先说了一大套如何敬佩樊大队长的话……樊金堂忙命炊事员炒几个菜。就是炒鸡蛋，炒豆腐，炒干豆角，喝 “白干。”两人除了不谈打仗的事，别的什么都谈，主要是互相问候，家里有几口人等等。

日军这位联队长是个绅士，文质彬彬，懂中文，熟悉中国古代典籍。和他对坐的樊金堂，却是个典型的中国农民。身板粗壮，憨厚不善言谈，只说：“今日相见，万分荣幸，请喝酒，请用菜……”翻译问：“联队长请问，樊大队长娶媳妇没有？”樊金堂差不多脸都要红了。那时候他才19岁，还没有结婚。这是抗日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生动、深刻、独特的场景。一个日本绅士同一个中国农民，打得不可开交，又抽空儿坐下来，互相敬酒，开怀畅饮。翻译说，联队长深通中国的历史地理。那联队长临分手时，说道：“樊大队长，有什么需要，兄弟一定帮忙，一定尽力。”樊金堂实际上是有点开玩笑的意思，他说：“我需要一挺歪把子机枪，两箱子弹。”联队长说：“一定办到。”在双方激烈的战争之中，开这种玩笑，古今中外是不多见的。谁知那联队长一言九鼎。隔了几天，前沿哨所报告说：“有两个鬼子，带着几个民夫，打着白旗，进山了。”樊金堂命令道：“既然是打着白旗，就不要打。看他们来干什么……”进山来才知道，两个日本兵，轮流扛着一挺日本造的歪把子机枪，后边四个民夫，抬着两箱子弹。樊金堂收到这些东西，高兴极了，嘴里不停地说着：“够朋友，够朋友。”请两个日本兵吃完饭，樊金堂写了一封意思是“收到了”的回信，交给两个日本兵。那两个日本兵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了半天才把意思说清：“联队长的命令，把东西送交樊大队长，就不用回去了，算我们逃亡了，真要回去，是要被枪毙的……”这把樊金堂给难住了。后来才想起来，把他们送军区。电话上聂荣臻司令员说：“这么大的事情，你樊金堂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樊金堂嘿嘿一笑。后来对人说：“一个日本人，想见我，这有什么可报告的。”这种事在他来说，好像稀松平常。

除汉奸救出日本女子

河边村维持会长曲禄祥，死心踏地投靠日军，作恶多端，五台县委决定让基游队设法除掉他。樊金堂带领两名队员三次化妆进入河边据点，探曲行踪。得知曲禄祥回村，连夜率6名队员从地道潜入阎府，摸到曲禄祥的住处，解除了守卫的武装。进屋一看，被窝里躺着两个日式装束的少女，曲禄祥却不知去向。樊金堂即令给两个女人嘴里塞上毛巾，用毛毯裹起来，让两名队员背着，其他队员装扮成伪军在前面开路，叫喊着“给皇军太太看病”，堂而皇之从阎府大门出去。这次行动尽管没有抓到曲禄祥，但给他敲响了丧钟。被救出的两个女人，一个叫哈米高子，是日本人；另一个叫崔田，是朝鲜人，均为被强迫沦为军妓。她们被送到边区后，经教育参加了日本反战同盟，为反法西斯战争做有益的工作。

樊金堂从阎府救出日军慰安妇，使得曲禄祥又怕又气坐卧不宁。他妄图挽回自己在日军主子眼里的面子，勾结县城的鬼子于1940年10月30日窜到砂村，欲将樊金堂的老母抓走。敌人在村口抓住一个村人带路，此人亦很机灵，引着鬼子东拐西弯拖延时间。且一边走一边嚷：“良民百姓不要害怕，皇军是来抄樊金堂家的！”暗示人们快去樊家通风报信。最后转悠到樊家，樊家人已在群众的掩护下无影无踪。鬼子气得“噢噢”乱叫，放火烧了樊家房院。

敌人费尽心机，一心想消灭樊金堂和五台县基游队。一天，基游队住在距河边据点5里的凤栖岩村。队伍在拂晓正准备转移时，河边据点的鬼子在密谍的带领下摸进村里。樊金堂急忙指挥大家撤出村外，占据有利地形。这时又见村外也有四、五百名鬼子端着枪正向村子围攻，敌人是想内外夹击吃掉基游队。樊金堂让大家隐蔽好，自己则妆扮成日本军官，站在高阜处。左手拿着望远镜，右手则摇着太阳旗，喊道：“哪里来的？”“东冶！”“黑田队长正在村里搜索八路，命令你们统统到村东埋伏，活捉樊金堂！”敌人急速向东而去，樊队长又吩咐3个中队长，带领队员迅速插向村南，分别向东西两面的敌人射击。两边的敌人都以为遇上了基游队，即刻交上了火，枪声不断，鬼子伪军一个个倒下。趁敌人狗咬狗打得热闹时，樊金堂率领他的队伍悄悄撤离战场。敌人折腾了半天，方才发现中计，十分地仓惶狼狈。

1、用药不当：大多数人一旦鼻塞，往往自行用药，由于滴鼻药物含有鼻黏膜血管收缩成分，会引起鼻黏膜的慢性中毒反应，如鼻腔长期用药则易导致药物性鼻炎，使病人的鼻炎症状更难解除。

2、鼻子临近器官的病变影响：耳、鼻、喉三个临近器官是紧密结合、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某一器官发生病变，则易导致其它器官的并发症，影响健康。

3、气候：当气候变化较大的时候，无论是骤冷或骤热均易使鼻腔黏膜受到刺激，从而引发急性或慢性鼻炎。

4、周围环境：当工作或生活环境处于干燥、粉尘或有害物质污染的状态下，例如汽车尾气、装饰材料和食品添加剂等，鼻腔黏膜很容易受到刺激和损害从而引发炎症，导致患上鼻炎。5、不良的生活习惯：很多人经常有挖鼻子或者为了美观拔掉鼻毛的不良习惯，殊不知挖鼻子、拔鼻毛易致使鼻腔皮肤破损和毛囊损伤而继发感冒，并损伤鼻中隔静脉血管网，导致鼻出血。鼻炎的病发是为什么专家提醒：鼻炎症状各异，危害极大，当影响鼻腔的生理功能时，会出现呼吸障碍，引发血氧浓度降低，影响其它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与代谢，更严重的是，鼻炎久拖不治会发展到鼻咽癌，因此发现患有鼻炎应及时到正规专业的耳鼻喉医院检查确诊。

1926年，黄梅戏从农村唱进安庆古城，黄梅戏逐渐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在安庆发展壮大。黄梅戏在安庆站稳脚跟，与丁永泉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丁永泉，艺名丁玉兰，因排行老六，人称“顶老六”，因其演技精湛，有“南程北丁”之赞。

1926年，丁永泉组班首次进入安庆市区演出，成为黄梅戏进城演出的先行者。后来，由于丁永泉的努力，黄梅戏在安庆站稳了脚跟。

1933年后，丁永泉又两次带班到安庆演出，阵容日渐扩大。1936年2月，又带班首闯上海，在九亩地、陆家浜、太平桥、新北门等地演出近29个月。

在演出过程中，丁永泉大胆探索革新，虚心汲取沪剧、越剧、评剧等姊妹剧种表演艺术精华，移植了《秦雪梅吊孝》、《合同记》等一批剧目，还有连台本戏《文素臣》、《宏碧缘》、《华丽缘》、《蜜蜂记》等，为提高黄梅戏表演艺术和丰富上演剧目作出了卓越贡献。

音乐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初步改革，减少了老腔中的虚声衬字，使之明快、流畅，观众易于听懂所唱的内容。取消了帮腔，试用胡琴伴奏。

表演方面，吸收融化了京剧和其他兄弟剧种的程式动作，丰富了表现手段。其他如服装、化妆和舞台设置，也较农村草台时有所发展，并且又出现了几个长年不散的班社，产生了职业艺人。这些戏班中有很多对黄梅戏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如良友班。

在1923年，张廷翰率领家乡艺人赴石牌镇演出，一举成功。两年后，同乡艺友推举张廷翰出面组班，取名良友班。

良友班实力雄厚，行当齐全，尤以生、旦出色。张廷翰生、旦兼演，能文能武，弟子左四和也是班中台柱。旦行中王凤阳、王玉才、鲍金南、王剑宏，生行中汪伯华、贾金堂、王培祥、郝秀球等技艺出众。

老旦朱昌运，人称“朱奶奶”。方立堂兼擅老生、花脸、丑角和武行，还能徽、黄串演，有“活包公”、“活文王”、“活姜雄”之誉。叶其尊与方立堂加入该班丰富了黄梅戏班的表演艺术，使其技高一筹，独具特色。

由于张廷翰的良友班集岳西、潜山的梨园精英于一堂，长期巡回于岳西、潜山、怀宁、太湖、桐城、霍山、舒城、六安等地演出，故享有“潜岳第一名班”之誉。

由于黄梅戏迅速发展，黄梅戏的班社也逐渐走上正轨、固定，剧目增多，行当全。到了清代末期民初，兼收并蓄，已经发展成比较完整、成熟的剧种。除演二小戏、三小戏外，吸收了青阳腔、楚剧的大本戏。

演大本戏，就要求班社要相对的稳定，要具备表演大戏的表现能力。因此这段时期，相继出现了固定的职业性的班社。

这种职业性的表演团体，为了生计，为了营业，为了保证收入，剧目要经常翻新，表演也要有一定的质量，人员增加了，行当齐全了，舞台美术也有了发展。

上演整本大戏后，黄梅戏的角色行当逐渐发展成正旦、正生、小旦、小生、小丑、老旦、奶生、花脸诸行。

后来，角色行当分工被归纳为上四脚和下四脚，上四脚是正旦、老生、正生、花脸。下四脚是小生、花旦、小丑、老旦。

正旦多扮演庄重、正派的成年妇女，重唱工，表演要求稳重大方。所扮演的角色如《荞麦记》中的王三女、《罗帕记》中的陈赛金、《渔网会母》的陈氏等。

小旦又称“花旦”，多扮演活泼、多情的少女或**，要求唱做并重，念白多用小白，声调脆嫩甜美，表演时常执手帕、扇子之类，舞动简单的巾帕花、扇子花。所扮演的角色如《打猪草》中的陶金花、《游春》中的赵翠花、《小辞店》中的刘凤英等。

演出整本大戏后，小旦行又细分出闺门旦及专演丫鬟的行当“捧托”。旦行是黄梅戏的主要行当，旧有“一旦挑一班”之说。

小生多扮演青少年男子，用大嗓演唱，表演时常执折扇。扮演的角色如《罗帕记》的王科举、《春香闹学》的王金荣、《女驸马》的李兆廷、《天仙配》的董永等。

丑分小丑、老丑、女丑三小行。在黄梅戏中，丑行比较受欢迎。为帮助演出，小丑常拿着一根七、八寸长的旱烟袋，老丑则拿着一根两三尺长的长烟袋，插科打诨，调节演出气氛。扮演的角色如《打豆腐》中的王小六、《钓蛤蟆》中的杨三笑等。

老旦扮演老年妇女，在戏中多为配角。如《荞麦记》中的王夫人。花脸是黄梅戏中专工戏极少的角色，除在大本戏中扮演包拯之类的角色外，多扮演恶霸、寨主之类的角色，如《卖花记》的草鼎、《二龙山》的于彪等。

正生又称“挂须”，有黑白须之分，一般黑须称“正生”，白须称“老生”。重唱念，讲究喷口、吐字铿锵有力。

所扮演的角色如《荞麦记》中的徐文进、《告经承》的张朝宗、《桐城奇案》的张柏龄等。这时的黄梅戏行当虽有分工，但很少有人专工一行。

黄梅戏伴奏锣鼓最初只有大锣、小锣、扁形圆鼓，被称作“三打七唱”，即3人演奏打击乐器并参加帮腔、7人演唱。以后执堂鼓者又兼奏竹根节和钹，3名伴奏者分别坐在上场门内外侧和草台正中。

到了1930年以后，黄梅戏班社常与徽、京班社合班演出。由于演出剧目的需要，又出现了刀马旦、武二花行当，但未固定下来。

由于班社人少，演整本大戏时，常常是一个演员要兼扮几个角色，因而在黄梅戏中，戏内角色虽有行当规范，但演员却没有严格分行。

并且，这一时期因受徽班和京剧影响，伴奏锣鼓逐渐移至下场的台侧。传统的锣鼓点质朴、洗练，常用的有一、二、三、四、五、六、九槌，和十三槌半、四不粘、蛤蟆跳缺、凤点头、三条箭、推公车等，配合身段表演的有起板锣鼓、十三槌半、七字锣、叫锣等。

由于黄梅戏班子人员的增加，角色行当和伴奏的规范化，戏班子不那么松散了，组织管理上，有了班主，还有了联系演出和管理生活的专职人员，流动性也增大了。由此，以采茶歌发展而来的黄梅戏完全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