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人物性格特点

兰芝：聪明多才，知书达理，不慕荣利，坚强、反抗。

焦仲卿：他是兰芝向封建家长制和封建婚姻制度作斗争的伙伴，有正义感，重感情，守信用，有刚强的一面。但也有懦弱的一面，对母亲的责难默默无声，斗争无力。没有兰芝斗争彻底，它也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

焦母：突出的反面形象。他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的女性。对于兰芝和仲卿的美好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专行。对仲卿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速遣兰芝，以维护他的家长威风，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

刘兄：反面形象，性行暴戾，趋炎附势，丑态毕露，典型的市侩形象。

　文学以具体可感的形象反映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生活整体，这个“整体”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思想感情，具有审美意义。形象地表现社会生活的主题是一切优秀作品的共同规律。中学语文课本中选编的许多文学作品，塑造了鲜明独特的文学形象，为中学生提供了具体生动的“历史教科书”，形态各异的社会众生相。

艺术典型的性格形象分析关键需要鉴赏者在鉴赏过程中用逻辑思维填充文字跳跃的空白，而这种思维的能力高低取决于对生活的领悟。对阅历尚浅、审美经验不足的学生而言，教师一定要联系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鉴赏的社会心理各方面加以引导和介绍。唤起他们对生活的反思和思索。加强自我修养，学会评价社会、评价人物的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

　　理解人物，借用英国十九世纪演员麦克雷蒂的说法就是“去测定性格的深度，去探寻他的潜在动机，去感受他的最细致的情绪变化，去了解隐藏在字面下的思想，从而把握住一个具有个性的人的内心的真髓”。理解人物首先要分析人物的心理常态。常态心理性格即人物最本质最核心的方面和人物思想、个性的最基本的特色。高尔基说：“情节是性格的历史。”人物心理是在构成情节的矛盾冲突中显示和发展的。我们理解人物心理就要从情节的发展中，从人物在情节展开的每个事件里他具体的动作、语言和行为等进行串联整合。以《孔雀东南飞》（下称《孔》）为例。《孔》文情节倚靠人物的对话来展开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焦母是制造焦仲卿和刘兰芝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她对媳妇的不容的理由历来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古来妇女有“七去”之说:不顺父母去；*去；无子去；有恶疾去；多言去；妒去；窃盗去。窃盗、多言、妒意、有恶疾几点未见任何交代。无子似乎也是一说，但是古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在乡间七姑八婆之间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到处传扬的，县令和太守没有理由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求亲的行为证明这一说是毫无根据的。剩下的唯有“不顺父母”这一点，文中焦母说媳妇“举动自专由”指责媳妇自作主张应该被视为对婆婆的不够尊重。但是刘兰芝是否真如焦母所言，值得怀疑：刘兰芝在被谴之后跟婆婆告别还惦记婆婆在家里的辛劳，和小姑的“泣别”毫无疑问证明刘兰芝的涵养和孝顺，可见焦母的理由只是自我的一种感觉。

　　焦母说刘兰芝“此妇无礼节”，甚至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之间有贵贱之分，告诉焦仲卿“贵贱情何薄”，刘兰芝也自称“生小出野里”，从字面上肤浅的理解似乎焦母逼迫儿子休掉媳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媳妇比较有主见，并且出身卑微，和焦仲卿的官员身份不够相配。但是有两点可以证明这个理由难以立脚：一是下文县令和太守的家世很明显比“庐江府小吏”要显赫得多，既然他们能为自己的公子向刘兰芝求婚，证明刘兰芝的家世并非真正的“野里”，二是文中对刘兰芝的聪明能干和多才多艺的描写可以看出刘兰芝琴棋书画兼之女工的家庭教养远非普通乡野村妇所能比拟，也从侧面证明文中并未明叙的家世很难和乡野划上等号。

　　由此可见，焦母对刘兰芝的诋毁纯粹属于心理的异常反应，刘兰芝的所有进退表现可圈可点，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被遣的理由，恰恰从另一侧面证明焦仲卿对刘兰芝这样一个个性鲜明贤惠的女子爱的如痴如醉爱的理所当然。

　　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对刘兰芝的家世的仅有的上述交代是通过焦母和刘兰芝的语言来表现。那么在具体的语境中说话人的身份、心理和性格对于说话人的语言习惯是有至关的影响的。

　　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为静定不舍。”农业耕作只需要居所周围几亩地就可以维持生计的生活方式影响了这种农耕文化的性格表现出内敛、谦逊的性格基调。国人这种自谦的表现古往今来生活中比比皆是，如果把刘兰芝对自己家世的这种介绍当作真实显见是种笑谈。

　　焦母历来被评论家视为一个专横的人物形象，姑且不论她为何对媳妇拒之千里之外，单单从她前后的语言和行为描写也可以看出作者对人物形象刻画的丰满。在逼迫儿子休掉媳妇的时候，她质问“小子”“何敢助妇语？”的语气的确淋漓尽致表现其封建家长的专横；但当儿子听到媳妇宁死不从再婚的消息决意同赴黄泉的时候泪如雨下，也真切表现一个母亲对儿子的真挚血肉亲情，可见在作者笔下，焦母虽然专横却也非冷血动物无情无义，摒弃了那种单一教条的人物形象刻画方式。作者简单的前后对比刻画一个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专横母亲形象。切不可单纯把焦母片面强调其专横而对其本身的丰富的人性视而不见。

　　其次，对人物的性格分析还要考虑时代社会背景社会心理：按照心理学的观点，人的心理性格常态除了遗传因素之外，非智力因素最关键的是社会环境的熏陶和感染。每一个时代的人物都闪烁时代的印记。我们解构文学作品触摸主人公心理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人物所处社会时代的风俗和必要的时代思想对其的影响。尤其是人物的行为的分析不考虑社会背景造成的分析就难以认同和理解。以《孔》文中刘兰芝兄长（下称刘兄）为例：教参上给刘兄性格定义为：“见利忘义、自私、凶狠”；同时又说“‘其往欲何云’用疑问语气表示坚决，可见刘兄还是有点修养的人”，教参这两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按照字典的解释，“自私”是指“只顾自己的利益不顾他人”“凶狠”是指“（性情、行为）凶恶狠毒”。兄长极力规劝自己妹妹嫁给太守的儿子，固然可以说攀上一门高亲，对家庭生活有某种现实利益，但是从兄长的“怅然”的感觉，以及他用“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的比较来质问妹妹“其往欲何云？”尽管语气比较强硬，但是还是夹杂商量和劝导的口吻，可见他的思想比较功利，有自私的成色，以及这种长兄为父的家长口吻中透露的急躁性格，但说成“狠毒”似乎有点过火。并且，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心妹妹的婚事本身也未必就不能说成为兄对妹妹的一点兄妹之情，毕竟自己妹妹一个人守寡的煎熬也是一个现实困惑。何况开始县令给儿子提亲的时候，刘兄是没有很着急露面逼迫妹妹赶紧出嫁。尽管可能其中很大程度包含出于自己家族攀亲带故的自私的心理，但是实际上拒绝太守家的提亲是一件比较棘手的事情，况且依照刘兰芝的通情达理和聪明，一定也明了这个处境，因此不让自己的兄长左右为难。

　　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兄之所以如此暴躁，还因为刘兰芝被休给家族带来的耻辱，但是据西汉的典籍记载西汉虽然从道德上否定妇女再嫁，但是当时的成文法律没有明确地限制妇女再嫁。而实际生活中，妇女再婚的现象屡见不鲜。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守寡后，看上了有妇之夫宋弘，光武帝亲自替她作说客。东汉末年的著名文学家，蔡邕之女蔡琰（蔡文姬），先嫁河东卫中道、被掳入匈奴后与左贤王成亲，并生有子女，归汉后又嫁与董祀，先后改嫁两次。这样的身世并没有成为她一生的污点，相反她由于传奇的经历和文学上的才华被南朝人范晔收入了《后汉书•列女传》，这在一千多年之后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这些史料翔实证明妹妹被休在家然后改嫁的所谓不光彩也并非很严重。

　　妹妹被休，脸上就算没有什么光彩；但是兰芝回来时兄长可以默不作声，推却县令家婚事可以沉默不语足见至少刘兄还是很有耐心和涵养，也能理解妹妹的处境，如果真是狠毒自私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恐怕在妹妹刚刚被休就会暴跳如雷。如果刘兄真是“阴险狠毒”只能说他认为县令的公子还不够他所攀的对象，等待更高贵的婚事。但刘兄要能预计到太守一定能来提亲，那就不仅“颇有心计”而且简直是神算。

　　第三，文学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不是完全等同的。

　　人物的创造有时未必是真实的，其创造全在乎作者，被创造的人物也因社会文化或作者的意识形态而有所不同，另一方面语言风格的使用也有关。心理学的观点，将理想加以营造成幻化世界，是满足内心的愿望，达到自己构思预设的审美的目的。《孔》文中刘兰芝的悲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刘兰芝是一个反抗者的形象，焦家摧残她，那么她“心中常悲苦”，可还要留在焦家。试问这是反抗，还是殉葬？ 既然是焦家休掉了，且焦“家妇难为”，那么，“窈窕世无双”的县令五郎，与“娇逸未有婚”的郡守公子，为什么不可以考虑？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自己的权益，反而自觉自愿地带上“从一而终”的枷锁，难道这就是她的反抗么？在本质上恐怕有点儿祥林嫂拒绝贺老六之嫌，实不足称道，只暴露了自身的幼稚、愚昧，没有自我。虽有种悲壮美，但在读者心里实在掀不起什么风浪，虽有人慕其名而专一拜读，至多不过“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鲁迅《祝福》）

　　刘兰芝才、德、貌三全齐美，温柔、贤惠、谦逊、聪明能干、多才多艺……这样完美女子生活中凤毛麟角，婆婆为何要一意休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如此坚贞不渝，有何生活基础？既无生死考验在前，何以结成生死之谊？又无恩爱的生活背景，何来忠贞不渝的爱情？林觉民的《与妻书》之所以感人至深，其中生动真挚的细节描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孔雀东南飞》里差不多连一个欢愉的细节都没有，所以刘、焦二人的坚贞不渝实在让人难以认同。既然焦仲卿是个孝顺的儿子，可以顺从母亲休掉完美的妻子，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他能舍弃母亲和心爱的女子共赴黄泉呢？这种坚定的信念和性格究竟因何而生？结局两人合葬更是难以成真，要让诗里所描绘的专横的封建家长在棺材面前落泪实在比登天容易不了多少。如果非要给这三个问题一个回答，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古代劳动人民的爱憎分明以及对纯朴美好的愿望。所以有些疑惑也就不必寻根究底探个究竟。关键是每一位读者能够领悟到作者在字里行间体会到作者刻画的良苦用心，慰藉于作者美好的祝福与闪耀的理想的光辉。

　　这种对作品中人物的心理分析其实是读者自性的一面镜子，涵盖着自己的梦想与深远的无意识。它是一种实践，一种自我心性发展的实践，也是一种不断的努力，是一种人生的追求。这实践的意义更是需要我们的切身体验。其中包含着自性化体验与天人合一的理想，其意义与价值也就包含在这典型人物的性格分析的努力与追求之中。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诗的一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铺排，立即令读者对她产生这种印象。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长廊里，刘兰芝形象是独特的“这一个”。

和兰芝相比，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展现得不是那么丰富，忠于爱情、敢于为爱情献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对于母亲的威逼、诱哄，他坚决地回应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迫于焦母的压力将兰芝送回娘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习，他只能这样做。今天的读者难以责怪他软弱。自缢前他“徘徊庭树下”的举动，符合他特殊的处境——他是家里的独子，赡养母亲的责任无人可交付。因此，也不能据此认为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对仲卿，她一会儿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遣走兰芝，除却眼中钉。

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兄性情粗暴，趋炎附势。他对兰芝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作计何不量!”粗暴训斥，语气凌人。“先嫁得府吏……足以荣汝身。”沈德潜评论这几句诗道：“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的母亲之所以那么讨厌刘兰芝，主要是因为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焦仲卿的母亲认为刘兰芝性格不好；第二、焦仲卿的母亲认为刘兰芝“害了”焦仲卿；第三、焦仲卿的母亲嫌弃刘兰芝的出身。

一、焦仲卿的母亲认为刘兰芝性格不好

首先，焦仲卿的母亲作为古代时期最典型的婆婆，她自然是希望自己的儿媳是一个懂得三从四德的女子，然而从《孔雀东南飞》中不难发现，刘兰芝并不是一位传统的女性，她不仅有自己独立的思想，而且她对焦仲卿的母亲的所作所为也做不到完全顺从，所以焦仲卿的母亲难免会觉得刘兰芝有些桀骜，久而久之，婆媳之间自然会产生矛盾，而焦仲卿的母亲更是狠心到直接给焦仲卿找到了下一任妻子。

二、焦仲卿的母亲认为刘兰芝“害了”焦仲卿

其次，当时焦仲卿家虽然是官宦世家，但是焦仲卿是没有在朝为官的，所以焦仲卿当时应该也是在准备参加朝廷的考试的，结果焦仲卿跟刘兰芝在一起以后，每天都在跟刘兰芝谈情说爱，焦仲卿的母亲也因此而认为刘兰芝并不能在焦仲卿考官的过程中给予支持和帮助，所以才会对刘兰芝百般刁难。

三、焦仲卿的母亲嫌弃刘兰芝的出身

最后，焦仲卿家的条件在当时也是算比较不错的，而刘兰芝就是一位乡野女子，所以焦仲卿的母亲打心眼里看不起刘兰芝。另外，《孔雀东南飞》中一直没有说起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子女，所以刘兰芝很可能是一直没有给焦家开枝散叶，所以焦仲卿的母亲才会那么讨厌刘兰芝，还早早地给焦仲卿找好了合适的女子做下一任妻子。

1、刘兰芝，“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一个“故”字,既画出了焦母故意挑剔的凶恶,也显示了兰芝洞察世情的聪慧语气委婉而率真,性格柔顺却刚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自请遣归,一则因不堪凌虐,再则因深知遣归之势,不能挽回平日,兰芝是如何的忍辱负重；眼前,又是怎样的迫不得已!激愤之情,溢于言表；难言之隐,尽含其中兰芝辞别：“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大道分手：“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预知有变,五内如焚可见兰芝的洞察力和反抗精神。

2、焦仲卿，诗歌通过仲卿的“口中语”表现了他忠厚和逐渐发展的反抗性格,“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不仅表达了他和兰芝笃深的感情,也委婉地表示了若遣此妇,不复再娶的态度“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言虽恭敬,骨子里藏着叛逆精神,无怪乎“阿母得闻之”,要“槌床便大怒”了“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直言不讳,态度明朗而从回家辞母的那段话里,可以看到仲卿的反抗性格已经完成：“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这番话,无异晴天霹雳,对封建礼教的代表人物是多么有力的一击。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巅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作为古代史上最长的一部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故事繁简剪裁得当，人物刻画栩栩如生，不仅塑造了焦刘夫妇心心相印、坚贞不屈的形象，也把焦母的顽固和刘兄的蛮横刻画得入木三分。篇尾构思了刘兰芝和焦仲卿死后双双化为鸳鸯的神话，寄托了人民群众追求恋爱自由和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长的乐府诗，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诗歌发展中的一座高峰。在这首诗歌中，作者满富同情的笔触，描写了焦仲卿和刘兰芝对爱情坚贞不渝的美好品质，热情歌颂了他们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反抗必胜的信念和对反抗精神的鼓舞。它的巨大的思想意义还在于，作品通过焦、刘二人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控诉了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诗中女主人公刘兰芝则是反抗精神的典型代表，在她身上闪耀着中国古代妇女为争取婚姻自由幸福而大胆反抗旧制度的光辉，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叛逆精神的典范。本文试从刘兰芝的性格分析出发，来探讨刘兰芝的反抗精神以及其所蕴涵的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

一

文学史上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悲剧分析数不胜数，众说纷纭，各执己见。我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与她自身的性格有着密切关系。黑格尔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分析刘兰芝的悲剧原因就不能不分析她的性格。

作品中刘兰芝的性格是丰富的。她是一个聪慧美丽、勤劳能干、知书达理、忠于爱情、具有反抗精神的古代劳动妇女的典型。在刘兰芝的身上，几乎体现了古代劳动妇女所具有的一切美好的品质。作者在极力展示刘兰芝性格的多面的同时，突出了她的自尊、刚强和大胆反抗的一面。

刘兰芝在出嫁后遭到了种种不幸，不被婆婆所接受，家务事上“事事循公婆”，处处以婆母的意志小心行事，却还是遭到“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无端挑剔。刘兰芝的自尊被触动，她骨子里的反抗意识开始被唤醒，并且随着焦母的一再逼迫越发凸现，广泛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我们且听听她最初的倾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

往事不堪回首，当她重新审视自己的处境时，她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焦家已经势难存身了，便毫不犹豫地主动提出“遣归”的要求，对焦仲卿说：“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她明白婆婆要驱逐自己的决心已定，丈夫求情也是无济于事。她自出嫁以来，一直辛勤劳作、谨慎从事，“仍更被驱遣，何严复来还”，不愿向恶势力低头的倔强性格使兰芝毅然决然要离开焦家。在她被遣的当天早上，刘兰芝并没有表现出平常女子那般哭哭啼啼的样子，而是神态如常，镇定自若，“事事四五通”地把自己打扮得光鲜照人。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巨大不幸，兰芝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其实这正是兰芝自尊、刚强和反抗精神的体现，如果说她主动“遣归”是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自己的自尊，那么归娘家前精心梳妆打扮则是运用自己的美艳无比作武器，对造成自己爱情悲剧的封建家长焦母进行示威，充分展示了兰芝不愿屈服的自尊自爱，不肯苟且的坚韧与顽强，不屈不挠无畏无惧的反抗精神。

刘兰芝的悲剧，是她的叛逆性格与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处于严重对立之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正是在焦家和娘家的生活环境中，在与焦母和刘兄的性格冲突中，表现出她永不向压迫者示弱的倔强性格和叛逆精神。对真正具有叛逆性格的人来说，他们注定只有两种命运：一是战胜环境成为英雄；二是被环境所吞噬，成为悲剧的主角。古今中外，叛逆性格鲜明之人无一例外都是这两种命运。而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的东汉末年，刘兰芝这样一个孤立无援的刚烈女子，无论如何是不可能战胜强大的封建制度的，不能战斗而生，就要战斗而死。也正是这种倔强的性格和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使刘兰芝成为古典文学中光辉的形象之一，所以，我们认为刘兰芝的悲剧，主要是属于性格的悲剧。

二

刘兰芝之所以最终走上以死相争的悲剧，与她自尊、刚强、反叛的性格密不可分，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专横和迫害，是封建制度埋葬了她的幸福婚姻。

在封建纲常中，男女婚姻不是靠爱情来维系，而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尤其是出嫁的女子，要遵从所谓“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她们在家庭中没有地位，更不能有享受个人幸福的权利和自由。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东汉，封建家长制的传统和习惯早已像瘴疠之气一样浸入焦母的血液，她总是以一种挑剔的眼光百般刁难兰芝 ，“举动自专由”，在焦母看来，这是“不顺父母”，“无礼节”，冒犯了她作为封建家长的权威和尊严。美满的爱情受到了封建礼教的严重挑战，幸福和谐的夫妻关系受到威胁，刘兰芝的生存意愿与焦母所代表的封建礼教发生了激烈的碰撞，究竟是屈从还是抗争，成为刘兰芝生存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屈从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意愿，承认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地位，抗争则意味着维护自己具有获得幸福自由的权利。刘兰芝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抗争，如果兰芝的反抗对象仅有焦母，那么她的斗争至少还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兰芝回到娘家后，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哥哥满脑子伦理纲常，对封建礼制的维护比起焦母，有过之而无不及，为攀附权贵，拿“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封建教条向妹妹施加压力。哥哥的威逼利诱使刘兰芝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屈从和抗争，二者必居其一。屈从意味着永远离开情投意合的焦仲卿；抗争则意味着彻底失去娘家的同情。退后一步则生，前进一步则死，生可以理解为坚韧，死可以理解为反抗，刘兰芝义无反顾地作出死的选择，这是一种怎样的勇气。“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她的反抗是无畏无惧的，是坚决彻底的。

鲁迅先生曾说过：“在真的解放之前,是战斗。”唯有战斗和抗争，才能拯救自己于黑暗之中，提升自己入光明之境。面对牢笼一样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制，要获得理想的人生只有抗争，刘兰芝无疑是一个无畏的战斗者。她的死亡和毁灭发出熠熠的人格之美！她的悲剧是一个弱者和被压迫者的光辉人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美的表现。

综上所述，刘兰芝的悲剧揭示出深刻而巨大的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在封建制度下，当个人意愿和社会制度处于严重对立的情况下，要获得平等自由，婚姻幸福的权利，唯有大胆反抗，推翻不合理的封建制度。

（作者单位：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南河渡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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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威迫所屈，也不为荣华所动。她明白婆婆要驱逐她，就主动要求“遣归”，对仲卿说“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对婆婆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不亢不卑，很有教养。阿兄逼婚，她说“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外柔内刚，自有主意。刘兰芝还是个善良温顺的妇女。她对仲卿体贴谅解，一方面忠于爱情，“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一方面设身处地，“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

　　祥林嫂受封建制度压迫颇深的悲惨女性。这个旧中国的劳动妇女，只知在不断的劳动中，换取作为一个人的最起码的最孽限擘自生活，她不断地挣扎着，可是那个罪恶的制度不能容纳她，在遭受夫死，被迫再嫁，后夫叉死，惟一的儿子又死等一系列的打击之后，她未老先衰，精神和身体完全垮了下来，最后孤零零地惨死在鲁镇人们祝福来年幸福的年三十夜的大风雪里

　　自觉的伦理精神是窦娥性格系统里的一大脉络。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殉道者的色彩，她为了履行某种伦理义务，自觉地做出牺牲。王国维评及《窦娥冤》时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乃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④如果是在承认悲剧的社会根源的前提之下，那么他对窦娥悲剧性格的看法还是很有见地的。窦娥性格系统中的另一大脉络便是刚烈不屈的斗争精神。窦娥性格中既有温柔贤慧的一面，又有刚烈坚毅 的一面。贤慧媳妇的苦难令人回肠荡气，悲从中来；刚烈性格的抗争，叫人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一性格的这两个侧面，相辅相成，共同造成“悲而不伤、悲中有壮”的悲剧效果。

　　（窦娥具有始终如一的善良而美好的品质。窦娥虽然家境贫寒，三岁丧母，七岁离父，幼小的年纪过早地遭受失恃之痛和穷困之苦，然而正是这种经历，养成了她善良、孝顺的美好品质：她珍惜与蔡婆婆相依为命、相对平稳的家庭生活，对早年守寡、晚年丧子的婆婆十分孝顺；她深信一女不嫁二夫的教条；她恪守孝道与妇道，做人贤惠；尤其让人感动的是，她不仅为了使蔡婆免受毒打，忍受着剧痛、屈辱和不公，用生命为代价，含冤招承了药死公公之罪，而且还在被押赴刑场、即将被处斩时，还想到不能让婆婆看到自己的样子以免婆婆伤心难过。但是，窦娥又充满了反抗斗争的精神。她一出场，便（1）对“恒定不变”的天理产生怀疑；（2）她反抗没有爱情的婚姻，她不依从婆婆，而且谴责婆婆答应嫁给张驴儿父亲是不守“贞心”，是不知羞的行为；（3）她坚决反抗张驴儿的逼婚，就是在张驴儿嫁“药死公公”之罪于窦娥，以“官休”相威胁而实则强行逼窦娥“私休”的情况下，她仍然坚定沉着地维护自身人格尊严，与其抗争到底；（4）即使她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双手被刽子捆绑得不能动弹，但她仍满腔的怒火和怨气，骂地“不分好歹”，骂天“错勘贤愚”并且发出血飞白练、六月降雪、亢旱三年的三桩“表明清白”的誓愿——而窦娥这种对“天理不公”的不满，实际上是对人间的不公与黑暗的反抗与责问；（5）尤其是她已含冤屈死，但其鬼魂仍然“一再”为自己伸冤，这充分表明了窦娥不向黑暗的暴力屈服的坚强意志。）

　　鲁侍萍：这是一个旧中国劳动妇女形象。她善良正直，备受欺辱和压迫，但又始终保持了自己的刚毅顽强。她尝劲了人间的辛酸。年轻时在周家当女佣，被周朴园引诱，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刚升下三天，周朴园就逼她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投河自尽。被人就起后，一直挣扎在社会最底层，她“什么事都做：讨饭 缝衣服 当老妈子 在学校里伺候人”。为了孩子，她嫁过两次人，“但遇人都很不如意”。三十年前的悲惨遭遇 痛苦经历把她磨练得坚强 勇敢，对残酷的显示有清醒认识，充满了痛恨。

　　就知道这些了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 别见笑哈！~~

刘兰芝形象的主要特点是美丽,善良,勤劳,聪慧,她对爱情忠贞专一而富有反抗精神她谨守妇道,勤劳持家,却处处为焦母所不容"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现实面前,兰芝并没有选择一味退却,而是主动选择了斗争焦母所指责的"自专由"反映了兰芝对自由的追求和焦母的着意刁难,她的性格正是经历了一个有柔顺善良向刚强反抗的转化过程她善恶分明,刚强中寓柔情,离别时对小姑的嘱托,对焦母的体贴即使明证;而其据婚和以身殉情则反映了其性格刚烈与忠贞的主导方面

《氓》诗女主人公善良、多情、勤劳，而且被抛弃以后能痛定思痛，总结自己被弃的原因，表明她头脑清醒。对男子的绝情她表示了强烈的愤慨，最后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作结，意思是既然你把以前信誓旦旦的情景都忘了，我就不说也罢了。那毅然决然的口气说明她性格柔中有刚，对男子的回心转意不抱丝毫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