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60岁“准老年人”发挥余热咋这么难？？

情景喜剧《我爱我家》的第一集，讲的就是刚退休的老人不愿赋闲在家，希望发挥余热的故事。呈现在影视作品中，这是温馨又幽默的情节。然而，现实中面临同样问题的老人，却往往感到郁闷和无助。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总人口中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3086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67%，比去年增加了886万。随着中国步入老龄社会，养老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近年来，政府下大力气改善“老有所养”的状况，但对“老有所为”却着墨不多。社会上还有这样一批老年人或者说“准老年人”——他们五六十岁，有的是技术工人，有的属高知群体，即将或刚刚退休，一些人经验丰富、技术高超、身体尚可，还想为社会做点什么，却遇到诸多问题。他们的心态如何？为什么退休后想再找事做不容易？用好这部分宝贵的人力资源，未来还应做哪些方面的改善？

“下午太阳”的烦恼

我国老人半数以上属“低龄”，有人仍具备工作的条件和意愿

“我觉得自己还不老呢，怎么也能算下午的太阳。”家住北京市东城区的张爱华曾在央企做财务工作，55岁正式退休。刚退下来那几天，张爱华觉得每天买菜遛弯比上班轻松不少。但渐渐地，她开始心情抑郁，“父母身体硬朗，不需要我每天看护；孩子还没结婚，不存在照顾下一代的问题，我在家也是闲着。早晨出门看到匆匆赶路的上班族，心里还挺失落的。这一退休，真的就老了、不适合再工作了吗？”

“别说已经退休的，我还没退呢，就开始有危机感了。”张爱华的邻居方兰也加入了讨论，“我在一所高中当体育老师，按规定明年退休。本来对工作不算特别热爱，但即将离开职场时，反而舍不得，还想再干几年。”

这并非个例。随着中国人口结构日趋老龄化，越来越多的人到了退休年龄。他们有的50多岁，有的60岁出头，既有专业技工等蓝领，也不乏高级知识分子等白领。那么，退休是不是开始变老的分水岭？

根据全国老龄办2016年发布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我国老年人口的年龄结构相对年轻，2015年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总数的561％，70—79岁的中龄老年人口占30％，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口仅占139％。

低龄老人又被称为“准老年人”。考虑到现代人类的平均寿命，五六十岁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老”。“以前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因为在古代的生活条件下，70岁的老人非常稀有。但随着科技、医疗水平的进步，我国居民平均寿命增长了很多。以上海为例，如今男性平均寿命接近80岁，女性则超过80岁，古稀老人并不罕见。”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于海认为，总体来看，我国居民不足55岁的平均退休年龄不算高，有人感觉自己“还没老就退了”属于正常现象。

对很多工作岗位而言，五六十岁的员工正处于知识储备和实践经验融合的黄金期，“赋闲”实在可惜。“经验对于教师、医生等职业很重要，就连机器人都很难取代需要经验积累的复杂劳动。有些工作并不是越年轻做得越好。比如说，四五十岁的护士比年轻护士更令人放心。”于海表示。

对正在“变老”的社会来说，合理开发老人再就业市场，能弥补人口红利消退导致的劳动力短缺。于海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需要充分、合理利用优质人力资源。很多从业者年龄渐长但经验老到，工作质量不降反升，他们不仅不会拖后腿，反而可以是新动能。

从老人自身角度出发，如果有意愿继续工作，那么“退休不退岗”能让生活更充实、更有归属感。张爱华之所以郁闷，就是因为无法再实现社会价值，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同时，老人退休后工资变少，再工作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提高生活质量。

发挥“余热”为啥这么难

政策支撑不足，缺乏专业机构，社会仍存偏见

为更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到来，我国已开始逐步实施一系列政策。然而，退了休想找份差事并不容易。“各种报纸、网站上的招聘信息五花八门，基本是年轻人的天下。老年大学都是兴趣班，没啥职业培训。我又不是医生之类的‘技术流’，很难找到对口工作。”退休前在事业单位做文职工作的李斌无奈地说：“对于再找活儿干，我真是有劲没处使。老伴儿和孩子不理解，都嫌我瞎折腾。”

方兰在即将退休的当口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语文、数学等高考必考科目的老师，不愁找不到民办学校、教辅机构。我认识的几位大学教授和外企高管，退休后也在各自的领域照样活跃。反而是我这样专业技能有限的难找下家。好不容易有几个机构抛出橄榄枝了，看着又不靠谱，怕上当受骗。”

为啥退休人员“有心有力”再工作，却摸不着门儿？专家分析，这是制度、管理和文化等多方面原因所致。

制度上，政策支撑和保障不足。现有的改善养老机构、开办老年大学等政策措施，更多着眼于老年人的“养”，而非“用”。于海举例，日本一流大学经常为退休人员专门开设课程。相比之下，我国的老年大学更像社区组织，课程内容也以书法、绘画、音乐等为主，几乎与就业市场脱节，老人们无法将兴趣与就业机会结合起来。

管理上，缺乏规范的中介机构和严格的监管。中国传媒大学公共管理系讲师郭海英认为，除了专业知识要求高的职业以外，市场不乏适合老人工作的普通岗位，但老人本身获取信息的渠道有限。如果没有机构针对退休人群特点搭建便捷的平台，就会出现供需双方互相找不到的双向障碍。有些企业为劳动力短缺造成的“无人可用”而苦恼，却没想到或没办法开发退休人群这一“自家后院的宝藏”，无形中浪费了资源。此外，监管不力、鱼龙混杂的就业市场很难取信于人，也不利于老人维护劳动权利。

文化上，传统观念和社会舆论可能对老人造成心理压力。于海指出，国内的部分就业文化对老人不算友好。例如，不少国外航班的乘务员年龄偏大，但国内航空公司大多还是雇佣“空姐”“空少”，存在年龄歧视。舆论方面，日本老人退休后再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无论是当大巴司机还是售票员，人们都习以为常。相比之下，国内对这一现象的包容度有待提高。有时亲人的不理解，朋友、邻里的猜测，也可能让老人对退休后再去工作望而却步。

退休亦有所为，鼓励实现多重人生价值

畅通对接渠道，完善市场机制，尊重个人选择

老人面临退休危机，但“危”中有“机”。未来，应该如何帮助更多有意愿、有能力的退休人员延长职业生涯？

国家政策要更加细化。专家表示，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比我们早，相应的政策调整已经到位，值得我们借鉴。过几年我国面临的“准老年人”就业问题将更严峻，应当提前做好准备，调整目前不利于退休人员再工作的政策，鼓励一些行业吸纳有技能的退休人员。同时完善规章制度，消除部分行业的年龄歧视。制定政策时也要考虑到老年人的差异性、特殊性，实行弹性、灵活的再就业制度。此外，要在市场化调节基础上做好劳动保障，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补充完善，对老人每天或每周的工作时间进行限制。

市场机制要更加完善。应建立规范的退休人员再就业平台，系统开展职业培训、社会招聘、劳动保障等工作，并实施严格监管。郭海英认为，中介机构要实现双向对接，一方面让企业了解退休人员的优势，如人力成本低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但同时经验更丰富；另一方面也告诉有意愿的退休人员怎么找到有需求、可信赖的正规企业，以及如何适应企业要求等。

大众心态要更加包容。“我们都会老去，总有一天也将面临退休，希望大家不要用异样的眼光看待身边想继续工作的老人。是否再工作只是个人选择，应该尊重。此外，退休人员再工作会导致年轻人就业机会减少的看法是片面的。很多时候，老年人和年轻人从事的工作是互补关系，而非对立关系。”郭海英表示。

实际上，百姓社区可以在“老有所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退休是人生的重要节点。退了休比以前有更多的时间，又不知该怎么打发，容易陷入焦虑。社区应该帮助他们找到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方式，例如开设培训班、定期举行讲座等。让医疗、护理等工作进社区，形成多极覆盖的服务网络。”于海说。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持续上升，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上门看病、上门做家务和康复护理。其实，老年人的年龄层次、身体状况千差万别，有助老意愿的老年人数量也很可观。2015年，有456%的老人经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总规模突破一亿人，高达729%的老年人愿意帮助社区有困难的老人。专家建议，一些经过培训就能上岗、强度不大的护理、服务类工作，可以鼓励老人来做，实现“以老助老”，既能减轻照护负担，又能提供就业机会。

“十三五”时期，我国仍处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机遇期。有关政策强调“要让国民有保障有尊严地步入老年”，而社会价值的实现正是保障和尊严的一部分。“老有所养”，养的应该是质量；“老有所乐”，乐的可以是兴趣，也可以是工作。当你老了，还能“老有所为”，无论是什么时候的“太阳”，只要愿意，就能继续发光发热。

人口老龄化在带来一定的人口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经济上的问题。这首先就表现在人口老龄化深刻影响了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年轻劳动力的供给不足，同时社会又有大量的老年人需要供养，提高了劳动力成本。但我国人口老龄化也带来“人口红利”，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 1、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将导致劳动力不足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供给方面。劳动力的供给一般是由总人口中处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多少来决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及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从总体来说，人口老龄化发展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在人口老龄化化的初期阶段，由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较大，而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较小，甚至小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的幅度，那里就会出现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不是下降而是上升的现象。当老年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大于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下降的幅度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就会立即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的相对缩减就意味着可就业人口的减少。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资源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和技术设备的，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欧洲等发达国家表现比较明显，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成为制约他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正是由于出生率下降而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所造成的。 对于中国，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资料，15到59岁的劳动人口，从1950年到2015年呈增长趋势，中国15到64岁的劳动人口，到2015年达到10亿左右的高峰后逐渐下降，2050年降为845亿。劳动人口比重则从2005年的71%下降到2050年的607%。劳动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开始1970年呈下降趋势，这是由于当时中国的生育高峰造成的，少年儿童的比重呈上升趋势，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变化不大。从1970年到2010年将近40年的时间里，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呈增长趋势，从56%提高到722%。此后，老年人口的比例则呈不断的下降趋势，从2015年的719%直到2050年的607%。 由于在现阶段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很丰富，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还十分丰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15年前）中国面对的将是劳动力过剩而不是劳动力不足。但是从2015年开始，随着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 2、抚养比的上升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加大　 抚养比又称抚养系数，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一般以百分数表示。它表明，从整个社会来看，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多少非劳动年龄人口。常用的抚养比指标有：总人口抚养比（简称总抚养比）、少儿人口抚养比（简称少儿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简称老年抚养比）。在我国，一般以15岁到64岁为劳动年龄人口，14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为被抚养人口。抚养比指标反映不同人口群体之间的抚养关系，实际上也反映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人口老龄化发展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必然导致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的上升。中国的老年抚养比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50年(726)到1970年(768)经过短暂的增长后开始了平稳的下降。然后从1970年(768)开始，老年抚养比开始了不断上升的阶段，直到2050年的3888%，此时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还不到3：1。即平均三个劳动年龄人口要养活一个老人。 由于少年抚养比的不断上升，从1950年到1965年，总抚养比呈强烈的增长趋势，1965年达到8051%。此后，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少年抚养比急剧下降，总抚养比呈下降趋势，从1970年的7857%下降到2010年的3947%，达到最低谷。从2015年到2050年，总抚养比则从4033%猛增至6540%，不但超过了印度、印尼、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而且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了英、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100个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65个非劳动人口，不但会使社会负担很重，还会大大提高劳动力成本，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从微观层面上看，当我国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后，家庭的代际抚养比就会出现大幅度提高。未来我国家庭现阶段的普遍模式是4：2：1，一个成年孩子将负担6个长辈。虽然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行有助于缓解家庭负担，但这一模式的高家庭抚养比仍将影响年轻劳动力的收入支出。因此，未来我国将面临老年人社会抚养比和家庭抚养比的双重挑战。　 3、老龄化过程中的 “人口红利”时期 老龄化虽然对劳动力产生长期不利影响，但也带来了某些有利影响，一个广为人知的好处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学说的核心思想认为，生育率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也使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将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 在“人口红利”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劳动力价格保持在较低水平，投资的收益率较高。而劳动力年龄结构较小，劳动者为养老而进行储蓄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压低了利息水平，这两者都有利于促进投资的增长。众多的劳动人口产生了大规模的市场，促进了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人口红利”时期的经济将呈现出投资活跃，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局面。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韩国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无一不受利于“人口红利”。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红利”期不会长期持续，一般只有15-20年，而之后老龄化的不利影响将开始加剧。因此，应该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发展。

机遇：

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

首先老年人对精神消费的需求增加，普遍具有出游欲望，其次老年人具有较长的闲暇时间，在情感上处于孤独状态之中，渴望交流和安慰，具有潜在的旅游动机。

挑战：

人口老龄化就相当于社会的压力变大，领取社会保障金的人变多，资金缺口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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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口老龄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老年保障办法，势在必行。

1、加快养老经济保障。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公共财政负担。

2、建立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把国家统筹保险、个人储蓄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社会商业保险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实施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全面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多管齐下，提高人口“夕阳”时段的抵御风险能力。

3、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辅助、公共福利设施养老为补充、社会保险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尤为重要。

4、鼓励支持老年人发挥作用。国家可研究出台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各地可采取各种形式，为老年人再就业创造条件。

5、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围绕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开发生产各种老年消费品。以老龄产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启动老龄产业机制来兴办社会福利设施。发展为老服务业，培育老年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队伍。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劳动力人口（15-59岁）占总人口的比例较大（50%以上），被抚养人口（14岁以下、60岁以上）相对较低（50%以下），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全国经济储蓄高、投资高、增长高。

人口红利的作用：

人口红利的消失首当其冲的是制造业。劳动力短缺的加剧和工资的轮番上涨，使得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减弱，世界工厂的称号也逐渐丧失。

其次，房地产业的影响。随着人口的减少和适龄劳动力的减少，建设成本的增加，需求也显著下降。近年来，除个别城市外，中国房地产连续几年的非理性上涨基本停止，开始进入相对合理的调整。房价的波动也表明了房价上涨的弱点。

此外，当年的劳动力、老年人和他们的养老金问题也成为了中国的巨大负担。这一代的年轻人不仅要承受三座山带来的巨大压力，还要考虑父母的支持。尤其是对于在城市努力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这种压力和负担尤为明显，极大地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拼搏精神。

　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但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养老服务和产品供给不足、市场发育不健全、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突出，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任务紧迫。中央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老龄人口在消费、就业、投资等方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老龄人口红利有待充分释放。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建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老年服务产业，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完善立法。养老领域的政策、法规事关民生发展全局，直接影响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服务，对完善国家治理至关重要。建议进一步完善养老法规体系，建立养老金长期精算平衡模型，合理在同代间、代际间进行收入、财富再分配。推进企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扩大年金个税递延优惠力度，出台个税递延型养老保险。出台养老服务产业的行业标准和规范，明确准入门槛和产品标准。健全监管机制、老年人维权机制，切实加强养老服务业在质量、安全、价格等方面的行业监管和制度建设，保障老年人权益、关注老年人需求。推动各地方政府制定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细化财政、金融、土地、税收、人才及服务模式等方面的落地措施。

　　放宽行业准入，引进民资、外资等社会力量。鼓励、规范引导民资、外资等各种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服务产业。放开外商投资准入，积极引入港澳及国际上先进国家养老服务的经验、资金、机构等，鼓励港澳养老服务机构在境内开展养老服务。大力发展医疗保险（放心保）、老年护理保险、年金资产管理、老年房产养老基金等养老金融，改善养老资产结构，提升老龄人口投资能力。加大对保险资金投资养老服务领域的支持力度。大力发展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规范服务。加快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完善养老土地供应政策。目前我国每千名老人的社会养老床位数约为25张，到2020年实现35～40张，这将带来大量养老用地需求。

　　整合养老服务资源，促进医养结合。医疗、保健、护理、心灵慰藉是老年人最为直接的需求。建议充分发挥医疗机构在药品、医疗器械、护理等方面的专业优势，促进医疗卫生资源进入养老领域，促进医养结合。充分发挥保险机构在资金、养老、健康管理方面的专业优势，鼓励保险机构整合医疗和养老资源，积极探索医养结合的有效模式。鼓励国有保险企业深化改革，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把民资等各种社会力量引入养老、医疗领域，推动健康养老服务产业发展。

　　扩大农村养老服务网络，提升农村保障覆盖率。加大农村互助幸福院、五保供养、老年日间看护中心、老年活动站等养老服务设施及机构的发展力度并扩大覆盖范围。健全农村留守老年人、儿童、妇女关爱服务体系。目前农村居民养老金替代率远低于城镇职工，建议通过财政补贴、社会公益等提高养老金、五保供养标准。通过补助投资、贷款贴息等方式，支持农村养老服务机构发展。通过给予养老护理从业人员补贴等方式，提升老年护理服务质量。

　　发展养老服务产业，释放老龄人口红利。养老服务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老龄人口就业等方面。建议支持推动相关产业聚焦老年人市场，促进“银发”产业大发展。加快优化产业结构，通过提升老龄人口消费能力、投资能力、就业能力，发挥老龄人口就业、消费对经济和社会的拉动作用，释放老龄人口红利。大力发展养老社区、日间看护中心、农村互助幸福院等，实现老有所养。大力发展老年人居家护理、精神护理等老龄人口医疗服务业，为老年人提供看护、保健设施、心灵健康等服务，实现老有所医。大力发展老年人社交、体育健身、旅游等老年文化产业，实现老有所乐。规范发展殡葬、墓地等行业，加强监管，实现老有所归。鼓励老年人参与力所能及的再就业，提高老龄人口就业能力和消费能力，实现老有所为。大力发展老年人健康管理、医疗信息化等互联网养老产业，实现“智慧养老”。

一、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

1、公共财政压力增大。逐年增大的老年群体对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越来越大。一方面老年人不工作却需要养老金，另一方面老年人体能下降、容易生病，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

2、为老社会服务的需求强烈。为老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满足庞大老年人群特别是迅速增长的“空巢”、高龄和带病老年人的服务需求。

3、老龄伦理问题越来越突出。空巢老人增加以及独生子女增多，传统家庭养老已面临挑战，代际之间的孝道、赡养老人的观念日益淡化，家庭对老人提供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传统不断削弱。

4、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将减少适龄劳动人口规模，使“人口红利”难以继续。

5、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调整也有较大影响。老年劳动力因智力衰退，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创新能力不足，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对策和建议

加强人口老龄问题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老年保障办法，势在必行。

1、加快养老经济保障。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速经济发展，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公共财政负担。

2、建立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把国家统筹保险、个人储蓄保险、大病医疗保险、社会商业保险有机结合起来，大力实施城乡困难群众医疗救助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全面实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多管齐下，提高人口“夕阳”时段的抵御风险能力。

3、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道路。建立以家庭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服务网络为辅助、公共福利设施养老为补充、社会保险制度为保障的居家养老体系尤为重要。

4、鼓励支持老年人发挥作用。国家可研究出台逐步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各地可采取各种形式，为老年人再就业创造条件。

5、积极发展老龄产业。围绕老年人物质和精神需求，调整产业结构，开发生产各种老年消费品。以老龄产业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启动老龄产业机制来兴办社会福利设施。发展为老服务业，培育老年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为老社会服务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