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下面的文字 用一句话概括什么是人口红利

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期，也可称为人口红利期。

详解：

在出生率下降初期，出生率下降速度快于人口老化速度，形成 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少儿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同一时期内都比较低，并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总人口“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年龄结构的这种变化将带来劳动力增加、储蓄和投资增长、人力投资增加和妇女就业机会增加等，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利，这段时期在人口学称为“人口机会窗口”或“人口红利期”。

CPI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即consumer price index的简称。CPI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用来反映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商品及服务的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其变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货膨胀或紧缩的程度。

　直观理解，CPI就是市场上商品物价的上涨或下降情况。

　CPI和GDP密切相关。一是CPI稳定，对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一旦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都会影响经济决策和经济好坏，进而影响GDP增长；二是CPI对GDP核算的影响。在国民经济核算中，需要各种价格指数。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以及GDP平减指数，对GDP进行核算，从而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如果不剔除物价上升因素，无法准确判断经济是否真正增长。如GDP增长6％，CPI达到7％，只能视为实际GDP下降1％（道理如此）。

人口红利是在一个时期内生育率迅速下降，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在“人口红利”阶段，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但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刘易斯提出的“刘易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往往是人口红利消失的前兆。

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这种情况下的高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

人口只是影响经济的一种因素

“关键是要全面地看待‘人口红利’理论。”谌新民分析，应该说，“人口红利”理论简明地指出了过去30年中，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对我国经济增长中的突出作用，珠三角更是一个典型。这一理论还明确地预测，这种依赖廉价劳动力的传统粗放式增长模式必将而且很快会走到尽头，这无疑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从这些角度看，“人口红利”理论是有积极意义的。

但谌新民同时指出，“人口红利”理论的不足之处也显而易见：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人口优势，但经济发展差异却很大。同样是中国，过去人口压力沉重，但30年的改革开放却能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口优势。这说明，人口结构优势只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因素。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查看原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