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拐点的相关内容

拐点已经出现

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近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醒记者“要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已在2012年出现，将对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我们应当在心理和政策上做好足够准备。

“判断一国是否拥有人口红利，要看两个指标，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一是将劳动年龄人口作为分母、其他年龄组如年幼、年老者作为分子得到的人口抚养比。”蔡昉说，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人口抚养比下降，就会带来人口红利，反之就没有人口红利。

过去相当长时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人口抚养比一升一降，生之者众，食之者寡，我们得到了人口红利。“自2012年起，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将逐 渐减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 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蔡昉坦言。

“根据人口预测，我认为2013年是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其实，根据最新的人口数据，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个转折点目前已经到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如是说。

“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情况下，仍可以挖掘一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蔡昉认为，譬如政府在不断扩大公共教育投入规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高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推进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为重点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处主任何安瑞则表示，中国人口红利在中国几十年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当前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红利已经耗尽。

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费约翰认为，3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预计2013年传统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中国农村人口流动加大，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就业产生新的紧张关系。

日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小川直宏则认为，日本人口红利自1983年开始消失，中国人口红利将从2014年开始消失。21世纪是人口老龄化世纪，经济学家对人口红利分析结果各不相同，中国的人口红利和扶养比不同，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个国家有不同的人口红利时间段。

“中国现在是否处于人口红利末期还很难说，也可能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 小川直宏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一定会下降，但经济放缓并非“狼来了”，未来中国10年，中国经济保持7%左右，甚至低于7%。中国曾经利用了世界经济全球化的繁荣，但如果未来中国更多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制订，通过改革和潜在增长率的改变，肯定能带来新的改革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还会再来。如果用实际劳动人口来估算，则人口红利将持续到2030年。

人口政策之所以备受关注，除因为与家庭和公民个人福祉相关外，还因为它将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未雨绸缪调整生育政策，事关中国人口和经济社会的均衡发展。而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将满足部分人群再生一个孩子的愿望，使独生子女不再孤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失独家庭风险，并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从长远来看，实施单独二胎政策能够增加未来劳动力人口，提高经济潜在增长率。数据显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下降，同比下降幅度达300多万。据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在2025年将下降到84亿，2050年更锐减到669亿。而近年来，中国一直保持低生育水平，甚至目前已接近超低生育水平。过低的生育水平不仅会导致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的短缺，更会降低经济潜在增长率。有专家预测，随着以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为表征的人口红利消失，中国GDP潜在增长率预计将从1995年至2010年平均103%的水平，下降到“十二五”时期的76%。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认为，如果中国调整人口生育政策，短期内不会产生对GDP潜在增长率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程度也非常微弱。但是，当放开生育政策后出生的这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对潜在增长率的积极作用将会比较明显。

　　同时，单独二胎政策将促进中国人口结构的调整，有利于老龄化问题的解决。目前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凸显，劳动总量不断减少，还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50年左右，老年人口达到44亿左右的峰值，约占总人口的1／3。“养老”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越来越重要的压力。“单独放开二胎”将使得年轻人口得以迅速增加，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改善，有利于缓解中长期老龄化社会的养老压力。劳动人口增多，加上科技进步，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养老金才能得以正常发放，这样老人能够老有所依，安享晚年，不会发生社保空账甚至崩盘危机。

　　从近期而言，单独二胎政策将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就业机会。该政策的实施，最为受益的当属与母婴有关的消费产业，而这涉及医疗检测设备、免疫疫苗、婴儿配方奶粉、奶瓶、婴儿纸尿裤、婴儿护理产品、妇婴服饰、早教幼教、玩具、游戏、动漫、教具教材、游乐场等一系列围绕母婴消费的产业链。这些行业反过来会需求大量的人才，对改善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压力大的问题有巨大的作用。

　　此外，楼市永远是最敏感的地带。如果人口减少，住房的需求必然下降，楼市疲软必然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段出现，这将对国民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此次“单独放开二胎”将极大地促进楼市刚性需求的增加，有利于房价的稳定和软着陆，也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平稳过渡。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近两年来有关人口周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问题，引起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中国著名人口问题专家蔡昉今日表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只剩十年，2015年将是一个转折点，国外学者也纷纷表达了2020年中国将会变得非常穷的观点，大家应该怎样抓住最后的投资机会，为未来的箫条期储备更多的财富呢？从今天起，网易财经将邀请各位投资专家和机构投资者进行访谈，希望能为网友提供灵感。今天我们请来的是北京大军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先生，请他谈谈人口红利期过后中国人将变得非常穷这个观点。

仲老师好。

仲大军：网易的网友们大家好。

主持人：仲老师，平时大家可能不太重视人口与经济因素的关系，您能不能给大家讲解一下，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反映在哪些方面呢？

仲大军：其实经济的繁荣与箫条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有关系，从历史上上看，我们国家的古代史，当一个王朝达到鼎盛的时候，正是人口最多的时候，为什么会出现社会动乱、战乱？为什么又会经过繁荣、平安的时期，经过一百年以后又打仗，很多过去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也发现了这里面有人口的因素，在农业社会由于这样的状况，当人口数量与自然资源发生矛盾最后达到冲突的时候，必然导致社会的动乱、紊乱，矛盾激化之后出现了战乱。譬如明末时一场农民大起义，整个人口减少了60%，从一亿人口重新减到了四千万。这个也可以反映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

到了近代，这些关系也是非常明显，譬如说到了二战之后，美国出现了一个人口出生高潮的历史阶段，日本也出现了这个高潮阶段，在这个历史时期，在美国被叫做“婴儿潮”。高生育率的历史时期。这个"婴儿潮"推动了美国经济从四十年代末一直到五十年代，五十年代之后一直到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推动了美国整个四十年的经济蓬勃、发展繁荣的状况。对于日本来说也是这样，二战之后，因为人口的高生育的历史时期，也大大推动了日本至少有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期。

到现在，美国的"婴儿潮"历史阶段要结束了，五十年代、四十年代末出生的这批人口现在大部分已经进入到退休年龄了，一个白发银发的社会到来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美国的经济。日本也是，日本也是从九十年代开始进入到老年社会，进入老年社会之后导致整个日本的经济的活力都逐渐减弱。所以这非常明显，从这几个国家，包括从我们国家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也正处在一个人口推动期。我们国家非常明显的就是从五十年代建国之后的一个高生育率期，一直到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建国之后前二十年的高生育期导致中国从五亿多人口、六亿多人口猛然增长到十多亿，人口翻了番。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口增加之后爆发了导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个巨大的经济活跃期。我们国家从大的方面来看，还正处在由于人口增长导致的经济活跃期的历史阶段。

自从七十年代之后，我们国家实行了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从七十年代生育率下降，到了现代，我们的人口基本上增长幅度是越来越少，大约再有十年八年，我们国家的出生人口高峰期、增长期基本上也就到达顶峰了。在人口整个出生的顶峰到达之后，相对就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和压力减轻，相对可能会导致十年八年之后整个经济会出现一个相对平和的历史发展时期，可能会有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现在还正处在人口劳动力充沛富余的历史时期，所以我们这些年来基本还是经济发展热气腾腾的状况。

主持人：那您看人口周期又是什么意思呢？

仲大军：人口周期与这一批人，或者一个是低生育率期、高生育率期，因为每个阶段的人口出生率是不一样的，你说五十年代我们国家的生育率是高生育率，每家都五六个孩子，这时候人口的结构是一个大人下面五六个孩子，人口结构是不一样的。并且它的周期也是，大人老了，进入老年期，青年这一代的劳动力就很多，很富余，有这个人口周期。那么当这批高生育率的人进入老年的时候，他们的下一代变成了独生子女，这又可以看出来，到七十年代之后、八十年代之后，这个人口又会发生变化，独生子女政策，一家一个孩子，在这种情况下，等这代人再长大的时候，它的人口结构又会出现一大批老人，年轻人比较少的情况。这也是一个周期，随着一代一代人，我这个周期会导致经济上也产生一些变化。它会影响经济的需求，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主持人：是不是人口周期其实就是一代人由出生到老年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一个周期？

仲大军：大约就是，一代人一般是三十年为一代。经济的变化往往也由这一代人、一代人的变更产生周期性的变化。它肯定被人口的淡季交换受影响，经济周期往往是受人口周期的影响，这是有一些内在规律，有联系的。

主持人：听了上面的介绍，大家可能对人口周期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有了初步的了解，您能不能进一步向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人口红利？

仲大军：人口红利是一个比较通俗的说法，劳动力充裕这是一个好事儿，劳动力多了以后就出现劳动力廉价的问题，雇工便宜。很多企业大量用工，共可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把廉价的劳动力看作一种红利，假如你的劳动力不廉价你也很难把它称作人口红利，就是说你的人多也不应该叫红利。正是因为我们中国五六十年代之后的高出生率之后诞生了这么多富余的劳动力，导致我们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充分地运用上了这批劳动力，我们正处在一个劳动力非常充沛、非常富余的状态，这使中国有大量的人力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因为人口一多、一竞争，劳动力价格、工资价格、待遇价格就降下来，降下来就使中国的市场、中国的产品在整个国际市场的比较之下就显得相对廉价。所以中国的人口红利更大意义上是对外国来说的，使西方国家的资本忽然发现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他就把它的技术、它的资本、它的企业转移到中国来生产。他们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也是赚了非常多的红利。所以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是被外国所利用了。当然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有利，我们也正是利用了这么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才吸引了这么多的外资，让西方转移了这么多的技术，企业生产转移到我们国家，带高了我们国家的发展。

主持人：这还是和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结构有关系，正好契合了发展的需要。其实对于个人来说，人口红利并不一定意味着是一件好事是吗？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的薪水越来越低，甚至包括“零薪水”就业，其实也都是和目前的人口结构有很大的关系是吗？

仲大军：从个人角度来讲，如果你这个年轻人正处在一个出生率高峰的时候，那么你的命运会和你这批人联系在一起，因为你们这代人正好是一个人口出生率比较高、正好劳动力比较富余的时候，往往在这个时候，就是大学生也好、受过高等教育也好，由于他和就业机会发生了矛盾，他会使你相应地显得比较廉价，人口资源过多就不值钱了。所以说劳动力从个人劳动来讲你很难脱离开大的时代环境给你造成的命运，你处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里，你是这一代人，你必然受到这一代共同的影响，会出现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找不着、因为工作岗位太少了，反而出现了人力资源浪费、过剩的现象。

主持人：就是说红利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看是对谁的红利了。

仲大军：刚才我也讲了，我们的红利很多是被西方国家、投资国家所利用了。现在我们要考虑一下，我们这个人口红利怎么更多地为我们自己所利用，我们利用这么大批劳动力，怎么能发挥创造更多的财富？攒下来、留下来归我们所用，这就是我们这个历史时期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主持人：未来十年中国还是处于人口红利期，您能不能预计一下中国经济将呈现什么样的繁荣景象？

仲大军：我认为在下十年的历史阶段，中国经济始终还是处在一个很活跃的、高增长的历史时期，因为这个历史时期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它有了人口，有了新人出来，它需要吃、穿、交通费用、结婚，要住、要房子，将来他还需要养老。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一批六十岁以上的人口占了将近10%了，这一代人马上要进入养老期，下面还要养小。在这个历史时期，特别是我们国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必须要有一个阶段，必须要达到一个相应的，比如它的工业化硬件必须打造起来之后需求才会慢慢地减弱下去。比如你的交通、道路都修好了，你的房子、该住的地方、该办公的地方，公用设施都建好了，硬件打造是一个初期工业化国家必须要经历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必须要建设，建设硬件。

建设硬件正好需要我们这么多劳动力去建设。所以你看中国现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到现在，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像你们网易周围的科技大厦、清华大学东门附近，你看这个变化多大？这都是巨大的变化，这都是新的生产成果，这都是我们新的生产经济的成果，我们把这一批批硬件打造出来了，但是不是说人类需求是无限的？也不是，到以后饱和了、满足了、够用了也就不需要再建设，这就是经济周期的问题和阶段性的问题。我相信中国在今后的十年、八年里仍然还是一个有巨大需求的历史时期。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人的住房问题、交通道路问题，你看我们现在一到节假日的时候出行就很难，买火车票、机票都非常拥挤，还有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都不完善。像北京地铁现在还不到一百公里，而人家纽约的地铁有五百公里。连伦敦、东京的城市，地下铁都是四五百公里的长度，可现在北京才一百公里，还差得远，像上海、广州都需要大的建设。

所以在这个历史时期，我们的经济需求还是很大，还是很蓬勃的，劳动力还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历史时期。这时候不光人力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动力，都是有需求的历史时期。

主持人：您认为现在是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哪个阶段呢？高潮阶段还是已经逐渐走向没落的阶段了呢？

仲大军：我感觉人口红利还可以持续个十年八年，基本上还是正在发生变化，譬如现在到街上去吃饭，你看饭馆里的那么一些农村来的年轻小姑娘，端盘子、端碗，服务员这么充裕，很廉价，四五百就雇一个廉价小姑娘，我马上意识到，十年以后，你再找这样的小姑娘就非常难了，就像八十年代我们家家户户找农村来的小保姆，安徽来的，四川来的，很便宜，二百块前就可以找，可是现在找呢？北京的家政服务人员工资都上升到一千元了，要找一个合适的现在已经不好找。现在可以想象一下，现在在饭馆里打工的小姑娘是二十岁左右的，他们这一代人是家里有两三个孩子，多的还有四五个孩子，等他们过了以后，他们往下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人口高潮过去之后饭馆服务业再想找廉价劳动力非常难。像现在的保洁员到处都可以找到，特别是服务业，大量的廉价劳动力，甚至有些城市多得过剩。我想再过个十年八年之后，我们国家的劳动力富余的状态会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将来找不着廉价劳动力了怎么办呢？只有用机器、用资本来替代劳动力。实际上我们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用机械、资本来替代了大量的劳动力。比如我们修高速公路，修大型工程，全都用机械，很少用人力，这种情况下，是机器淘汰了很多劳动力，使我们国家造成一种错觉，好象我们国家劳动力过剩，实际上正是我们改革开放引进了大量先进的机器，他们替代了劳动力才导致了很多劳动力过剩的状况。实际上如果不引用机器的话，那我们国家就是十三亿人口，七亿劳动力、八亿劳动力可能都不够用。拿六十年代人的眼光来看，我们小时候看修大水库、修公路都是人海战术，成千上万全是劳动力，那时候没有机械。正是因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们引用了大机械，才导致了工程不需要人了，产生了劳动力过剩的状况。

我们设想今后，如果今后中国也出现了机械化更高的程度，我们可以用机械来代替更多的劳动，这样也可以应付未来人口减少的状况。也不是说就没有出路，好象人说了就没法儿办事了。比如有些餐馆可以改造，不需要那么多年轻服务员跑来跑去，你进去刷卡端盘子自己吃。将来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生活方式发生变化，我想我们中国人绝不傻，会适应将来出现的情况。

主持人：您说大概还有八到十年，差不多也就是2015年左右就会面临这个转折期是吗？这个数据是根据什么得出来的？

仲大军：根据我们国家的人口结构，因为搞人口学的学者们都有计算，我们国家的人口结构是什么形状，宝塔型还是什么细腰型、鼓肚子型他们都有计算，因为每一批人口出生率不一样，导致我们国家的劳动力结构不一样，到那个时候会突然出现一些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劳动力变少了，相对来说工作岗位多了，这样就不会出现现在这么便宜最低六百就可以雇一个打工仔的情况了。

主持人：从现在到转折期这段时间，您认为大家可以抓住什么样的投资机会呢？

仲大军：从大的角度来讲，我们国家，投资是指个人，不同年龄的人，比如年轻人就要怎么教育个人投资，实际投资首先从老年人。我要讲一个最大的现象是，中国由于七十年代实行了计划生育之后，人口结构出现了改变之后就使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出现了非常典型的现象，家庭的收入，他在养一个独生子女之后还有剩余，因为两个人就养活一个孩子，花不了那么多前就导致中国出现了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高储蓄率时间。本来这是整个西方和全世界都感到惊讶的事情，大家都考虑，为什么中国的储蓄率这么高？挣一百块前四十块前存下来，中国储蓄率基本是在45%。后来我们一些学者逐渐发现，中国的高储蓄率是与中国的人口结构有关系。正是由于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都是独生子女的时代，三口之家花不了那么多前他要存下来，存下来干什么？养老。所以这导致了中国在这二十年间中国用来可以投资的钱非常多，非常富裕。

比如我现在五十多岁，我现在积累下来几十万，我要用这个钱我就要考虑，因为我的孩子已经长大了，孩子不花钱以后，我用这个钱往哪儿呢？这就上升为一个社会的投资目标问题，你必须投到那些可以产生利润的行业和领域。那么肯定是要投那些会下蛋的鸡，投到那些能产生利润能持续发展的企业、行业和产业。所以说西方国家在这点上是走到我们国家前面的，当我们国家还没有意识到人口结构的问题，还没意识到老年社会的到来，实际上步入老年社会的这些人他们的钱应该投到哪里的时候，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清楚。从全球角度来看，发达国家现在通通步入老年期了，出现了人口衰退的状态，欧洲、美国、日本，现在通通进入了老年化社会，并且在这个阶段之前，在这十年八年，也可以从八十年代开始，他们早已经有意识地开始把资金投入到那些生产型的企业，投入到那些新兴国家，就是发展中国家，有前景的企业、产业里。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些年里，看西方的资金大量的投资中国，为什么这么积极涌入到中国呢？正是要投入中国那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中。

可是我们中国在这个历史阶段恰恰毫无意识，我们非常高兴地敞开大门欢迎西方来投资，因为我们是资金短缺、技术短缺的国家，我们正需要西方的这部分资源，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也是好事儿。但是，我们也要慢慢地有这种意识了，我们国家现在也快进入到老年社会了，我们国家现在正好是一个资金富余的国家，我们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资金了，中国从九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资本输出国而不是资金输入国了，正是由于我们中国高储蓄的特点，使我们国家有着充分的资金，完全可以完成我们自己的投资，并且我们不仅要投到我们自己的国内，我们还要投到国外去，我们还要去国外寻找投资机会。可是现在的中国恰恰没有这种意识，恰恰我们投资的意识还没有上升到人口的角度、养老的角度、老年社会的角度，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问题。我们的眼光的确落后于西方那些发达国家、老龄社会，落后人家一步，人家早早意识到了，早早到中国来投入、抢夺那些可以下金蛋的母鸡，早早争夺我们的虚功，争夺我们的装备机械工业，投入我们的蒙牛，全投我们的产业，像你们IT产业，很多都是外资大量地涌入。新浪、网易，你们哪一个企业没有外资进入？人家看中的恰恰就是你是一只可以产生利润的企业，可以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并且投入的还全是IT这样的，像金融服务业这些等等可以持续性的，还不像夕阳产业。

主持人：对，像保险公司、合资公司数量都已经比中资公司多。

仲大军：有的是夕阳产业，人家一看恰恰就不进入了，有些工业产业很快会被淘汰，人家就避免了。而拣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西方养老金是非常大的一笔基金，他们看中的恰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新兴产业，而我们国家恰恰没有意识来保住我们自己下金蛋的母鸡，我们现在还敞开手地往外放。我们国家实际也面临着很快就要老龄化的社会，我们这么多的资金我们不用！我们留着让别人来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外来的资金产出了“挤出效应”，经济学里有一个“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外国资金来了以后把你的资金挤出去了，你的资金没有用武之地了。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一招二十多年，招到今天我们已经走到头了，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在资金短缺的时候，不能再盲目地优惠政策等等去招商引资了，再招商引资把我们的资金就排斥没了。我们没有用武之地了。

主持人：要把人口结构的变化和这些宏观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是吗？

仲大军：对，这是我们国家大的发展政策，我们个人的命运，个人投资公司的小小技巧都在一个大的宏观背景下综合考虑，现在我们要战略性地制定出大的产业政策，譬如保护我们本国的民族产业，不能随随便便的就把徐工这样的企业随便卖给美国公司了，要有战略的投资意识，把握住自己能下金蛋的鸡，保住新兴产业行业，尽量把股本保住。你说马云，阿里巴巴，一个股本卖就卖了，成了一个外国公司了。如果你们网易如果再一让股本的话，你们就不是中国公司就而是外国公司了，那你们将来赚钱就是给外国老板输送利润，将来你的利润就不流入中国了，就流到美国养老金的基金那儿了，流给人家了。

主持人：刚才我们谈得更多的是产业投资方面的政策，对个人来说的话，个人应该也是目前投资股市或者投资房地产，是不是也应该考虑人口结构变化的因素呢？

仲大军：是的。比如个人投资房地产，现在非常多的人拿着钱去买房，他家里已经有足够多的房子了，但他还要买几套房子，因为他手里有钱，他怕这个钱将来不保值，他要找一个固定资产有保值领域的买房子，但是你也要考虑到我们中国房地产的发展这个领域将来会不会出现过剩，我认为这个发展方法，到一定时候，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肯定会出现过剩，当然不是说这十年八年，我那么看，大约在2020年以后，中国肯定会出现房子过剩的局面。你想想，现在我们这么多人住着房子，等老头老太太没有了，就剩年轻的独生子女，大量的房子就不会像今天这么紧张了。我们又盖了这么多，当然在这个阶段，大家都投资房地产想保值增值，但这个领域总会有饱和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在投资方向方面，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要超过一定的限度，要么投资股市，但我们国家恰恰存在很大的问题，我们的股市，证券业，恰恰是一个非常薄弱的行业。我们国家的工业现在比较发达了，有些产品可以和西方国家进行竞争了，但是我们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由于我们这些年的政策，各方面的发展非常弱小，你看上海和深圳股市，这两年几乎就没怎么融资，还处在一个低落的状态。

我们北京大军中心，我们网站上有一篇文章，谈到我们的金融服务业，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好资本市场，我们没有发展好，我们的企业大多数都到海外，到美国融资去了，把我们自己的融资市场都撇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更好地利用好这个市场？怎么能够更好地去投资发展呢？你看看我们自己的融资量，在我们本国融这点儿资还不够在国外融的多呢！这都有大量的数据。所以要想个人、企业投好资，必须要在大的战略上发展好！把我们自己的资本市场建设起来！这是争夺资源的问题啊！假如我们中国的上海上交所成为一个大的交易所，把其他的业务都拉到中国来，拉到我们这儿做，那你看看到底没有钱？现在行了，我们自己能下金蛋的企业纷纷都跑到纽约交易所，跑到国外，跑到香港，导致未来我们可以产生利润的产业落入他手。我们不是没有资金，我们中国现在完全有能力投资这些产业，可是我们白白把产业让给他人之手，这使我们的金融资源闲置在这儿没事儿干，这是一种金融资源的浪费！！

所以我在这儿提醒大家，提醒社会，现在首先要从宏观上意识到这些大的问题，只有从宏观上意识到这些问题以后，下面才有如何在微观方面做的问题，比如上交所、深交所不建设好，你再投资也没有用，我们小小的投资人是发挥不了什么作用的。现在不是有人说嘛，要把香港联交所和上交所怎么合并起来，有一些想法，怎么能使我们亚洲的证券交易所的融资机构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这个东西不建设好的话，那么行了，我们中国国内企业还是大量地跑到海外去融资上市。

主持人：就是说人口周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投资机会，但如果宏观的环境没有把握好，可能个人的投资机会就会丧失。

仲大军：对，的确是这样。我们个人的本事，微观层面，你一个个人也好、一个企业也好，都是有限的，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当一个大环境不给你创造好你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资金待在这儿，现在我们银行资金非常富裕，外资也看到了中国这么廉价，由于我们的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什么的，由于我们人民币的汇率也定得很低，导致外国资金大量到中国来投机。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应对这种情况？你的人民币汇率定得很低，导致你国内的资金根本无法到海外投资！为什么呢？你不合算，你的人民币换成美元或者欧元到海外买东西、投资建厂的话那你吃亏很大，因为你的汇率低。可是人家拿着外汇到中国可以买你一大堆的东西，你拿一大堆人民币到国外只能买一点儿东西，这是一个巨大的交换上的不合算，我们现在的汇率这种状态是绝对不利于我们中国的企业外出投资的。就一个汇率就使我们吃大亏！所以这些大的宏观方面，宏观面不改变，导致我们的企业微观层面也很难有作为。

主持人：在人口红利期，哪些行业您认为未来十到八年会维持高增长的速度？

仲大军：我们国家未来我想服务业还是应该加强，我们国家这些年工业领域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劳动力减弱，特别是廉价劳动力减少，有一些现在的靠廉价劳动力组成的企业可能适当地会减少。

假如没有那么多廉价劳动力，在有些产品产品也许我们做起来就没有什么利润可图了，就像现在西方国家把一些无利可图的廉价劳动力的产品都推到我们中国来了。为了让我们中国将来也出现廉价劳动力减少，我们这些活也干不了，这有一个梯度转移的问题，也可能转到越南、非洲国家去了，产业的确是在世界各地之间转移的，这不用奇怪，也不要想别人都转到中国，是不是将来我们转到外国就不好了。也不一定，世界资源会在全球范围内配制，产业可能会进行重新配制。那么你有了这种思路，你搞起来的，你这个企业家就会思考了。我这个行业估计还能干多少年，我利用廉价劳动力还能利用多少年，将来无可利了，我干不了了，转行干别的去。但是我在这个历史阶段我就要有意识地储备，储备知识、新的技能找一个将来可以干得、高技能的东西。中国将来需要更多的是知识、技术，而不是更多的廉价劳动力。我们的廉价劳动力减弱也没关系，但是我们有更高的知识，更高的技术之后，这也是一种出路，我们可以生产出高科技的产品来，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低技术的产业，我们可以进行一些产业升级。

这是从大的宏观角度讲，摆在中国未来面前的肯定有一个大的产业升级的问题，更新换代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也会受到影响，经济周期、产业结构都会受到影响。现在尽管我们的出生率越来越低，死亡人口和新生人口相对越来越平衡，再有十年八年，死的人和生的人就是一样了，出现这种状况，人口基本上就不增长了。这个阶段大约是在2020年以后，我们国家人口经济增长至少是在……有人说在2030年，但有人以为可能很快就会达到，2020年就会达到。因为我们现在对人口的测算是不一样的，如果在2020年就能达到死亡人口和出生人口平衡，人口不增不减的状况，那么中国人口达到15亿也许就到顶点了。过去我们有测算，不一定准确，过去在人口多生时期，导致我们人口方面的一些学者按照传统经验来预测人口到2030年之后会不会达到16亿，现在有学者认为可能不一定会达到16亿，你看，现在非常多的城市青年都晚生、不生、不结婚。

他根本就不像正常人一样，好象每个人都要结婚、都要生孩子，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不生，生活方式大大改变，这就和欧洲国家、日本等一样，都是人口减少啊！特别是俄国，俄国就是从九十年代到现在这十年八年，俄国减少了将近200万人口，俄国人口在下降啊。这些问题我们都没意识到。我们还带着六十年代高生的观点，总觉得我们的人口很可怕，总感到中国人口膨胀很厉害，恰恰相反的是人力资源是宝贵资源，我们没有意识到，当进入工业化的时候整个人口生育方式也会发生改变，不会像农业时代一样五六个孩子一样的生了，那时候就会少生、不生。所以人口，我今天可以肯定地说，人口、劳动力从今天开始一定是宝贵的了！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问题将来可能慢慢都会发生变化，由于未来的变成，会使我们的整个的人口观念、人口政策都会发生变化。

人无远见必有近忧，我们必须要有远见，早一点

总的来说，制造业和金融业都会有很大影响，从而牵动中国经济走向。

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这种情况下的高增长被称为“人口红利”

　　2013年，或者2015年，将是中国“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在众多学者眼中，这是一个普遍认可的说法。

　　1997年，一些外国学者首次提出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概念，次年开始，它被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每年出版的《世界人口现状》中正式使用，也逐渐为国际社会所认同。

　　“人口红利”并不难理解。一国人口结构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过程中,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总人口中青少年比例较高，社会抚养负担重；第二阶段，劳动适龄人口比例高，社会抚养负担轻；第三阶段，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社会抚养负担变重。在第一阶段已过去而第三阶段尚未来临时，劳动力人口供给充分，社会负担轻，劳动力价格便宜、储蓄率高，使经济获得额外增长源泉，就形成了“人口红利”。 这个过程，西方发达国家走了几十年到一百多年的时间，因此“人口红利”并不明显。而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得到有效控制，也迅速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从而使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

　　有研究表明，1978年,平均一名劳动力要抚养0603个未成年人和赡养0081个65岁以上老年人。2006年，则变为一名劳动力负担0255个儿童和0127个老年人。这28年间, 少儿抚养负担年均以124%的幅度降低, 而老年负担则以0166%的幅度增加，两者相抵，总抚养负担每年以1075%的幅度降低。这样，劳动年龄人口多，社会总抚养负担降低，劳动力供应充足、成本低，产生了明显的“人口红利”。

　　过去30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9%，广东更超过13%，这当中确实有很多“人口红利”的影子。上世纪80年代末，青壮年劳动力纷纷南下，广东等地形成了汹涌“民工潮”，千千万万打工仔、打工妹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猛发展，并以此不断向内地扩展，助推中国经济的历史性起飞。

　　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蔡昉的研究，我国人口抚养比例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加0115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于“人口红利”。

　　然而，“人口红利”既然是人口转变过程中的中间阶段，也就注定终有消失的时候。2004年前后，距“民工潮”兴起不过15年左右，珠三角、长三角等地用工形势迅速转变，“民工潮”变成“民工荒”，并且同样迅速地向内地扩展，各地近年都陆续出现“招工难”的情况。“人口红利”开始消失，越来越受到关注。

　　据蔡昉预测，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只增加了约1%，到2015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不再增长。大概从2013年开始，我们的人口抚养比就将不再下降。也就是说，2013年或2015年前后，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该说就消失了。

　　短短数年间，一向被认为中国几近“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居然正面临短缺———这确实是一个让我们吃惊，却又不能不面对的话题。

　挑战之一：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会否动摇？

　　“缺工”现象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向全国扩展，劳动力成本上升，直接影响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不少人担心，“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这个“世界工厂”尚未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其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会受到严重冲击。

　　据报道，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斯里兰卡总统表示，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使斯里兰卡有机会吸引寻求低成本替代生产基地的外国企业。据当地测算，目前雇佣一个斯里兰卡“熟练”服装工人，每月成本约为150美元，而中国为400美元。几年后，中国的雇佣成本将约为600美元，斯里兰卡将在200美元左右。

　　挑战之二：老龄化“人口负债”会否不堪重负？

　　日益沉重的养老压力，其长期影响也让不少人忧心。

　　一方面，是“未富先老”让养老保险基金承受相当大的支付能力。我国社保养老保险基金存在的“空账”目前已达13万亿元，这一压力常被人们提起。按照目前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养老保险由社会统筹（单位缴费）和个人账户（个人缴费）两部分组织，个人账户应该是实实在在的积累，但由于社会统筹部分不足以支付目前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结果个人账户并没有做实，而是被合并使用，形成“空账”。最近，清华大学教授白重恩的一项研究还指出，目前我国五项社会保险法定缴费之和已相当工资水平的40%，有的地区甚至达到50%，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因此，要加快填补养老保险基金“空账”，不大可能靠提高缴费水平，而“人口红利”逐步消失，又可能意味着参保人数将难以大幅增加。

　　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未来保障信心不足，使人们的储蓄意愿居高不下，影响到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有可能影响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本来，“人口红利”特点是抚养负担轻，人们储蓄较多，有利于形成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储蓄倾向过高，影响当期消费，又会走向反面。不少人认为，由于上述对养老基金支付压力的担心，以及很多农民工没有养老保险，而国内的农村社保又刚起步，保障水平不高，人们只能寄望于多存钱，不敢花钱，况且，社保缴费占了工资的一半左右，消费能力本身就有限，国内消费难以提振，则长期以来依赖出口拉动的局面短期难有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