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社会影响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已显现，并且创造积累了国民经济基础。2000年以后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10年间，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世界银行《2007年世界发展报告》报告会上说，中国的青年人口在1978年左右达到顶峰。世界银行的研究显示，这种赡养率下降的窗口可以保持大约40年，取决于生育率下降的速度，然后会重新关闭。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处在这个窗口里。这一窗口在中国和泰国将于10年内关闭，在日本等发达国家已经关闭。

根据一些中国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人口红利”，与此前“人口红利”对日本、新加坡等国经济腾飞的贡献率基本相当。 1、短期影响因素 从短期来看，有以下几项因素影响着人口红利的实现：

（1）、如，中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并且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恶化，这就造成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的不充分。这样一来，就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成为需要社会负担、抚养的人口，而这部分人却不能创造财富，从而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2）、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制约着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分布看，中国人口红利的大头在农村，农村地区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人群从土地中走出来，走向城市，走向发达地区。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农民工”占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高达465%，其中第二产业占567%，建筑行业占80%。因此说，中国收获人口红利的程度应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发展程度。但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这一事实决定着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不可能太高。2003年中国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口资源问题报告”显示，农村劳动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而城市为1020年。另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预测，就业，但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同时决定了创造力也相对较低。比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美国是30美元，中国大约是2美元，而美国的劳动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可见，只有提高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力成本， 中国才能更好地兑现人口红利。

（3）、由于农民进城收益并无提高，进城成本却明显上涨，消减了农民进城的愿望。这就是免除农业税（即务农收益相对提高）之后，我国部分地区一度出现“民工荒”的重要原因之一。

①、农民进城务工的经济收益不高。有资料显示，近20年来，农民工工资水平几乎没有上涨。

②、农民进城务工获得的技能收益相当有限。更为糟糕的是，农民进城就业或失业均无保障，从而使进城农民随时面临生存危机，而不得不选择返乡务农。另外，他们从城市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收益并不大。这是因为较低的经济收入和较低的知识文化背景、使进城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局限；并且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的“排他性”也使其游离于城市文化圈之外。

2、长期影响因素

从长期看，一国的“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人口转型理论告诉我们，“人口红利”期只是一国人口变迁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即当人口出生率尚未显着下降，而死亡率明显下降的阶段。就中国而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出生率的逐渐下降必将导致总劳动人口的下降。另外，中国开始呈现较快的人口老龄化趋势，中国已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因此，从长期看，中国总人口中劳动人口比重将减少，中国经济所享有的“人口红利”的黄金时代正在渐行渐远。人口的老龄化和青壮年劳动力供给速度的持续下降，将经由劳动力要素供给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储蓄和资本积累两方面，制约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

有一个值得提起的问题是：在中国劳动力资源最为丰富的有利时期，能否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关系到中国的长远发展。“未富先老”是中国老龄化的最大特点，老年人口绝对数和相对数的增加，将使社会负担日益加重，社会保障资源面临巨大压力。而且，由于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巨大，将引起未来农村老化程度高于城市，这也是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显着特点，如何在完善城镇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也建立起一套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适合农村特点的养老保障体系是政府必须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中国古代抗敌血战为何大多发生在长江以南

我们看中国历史，自中世纪两宋以来，外患频仍，但汉民族的对外血战往往发生在长江以南。华夏抵抗，几乎成为南人的独角戏。这是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所以，华夏文明又称“黄河文明”。

黄河中下游即中原是华夏的核心地带，这里包括现在的河南全境、以及河北、山东、山西、江苏的局部地区，基本属于北方范围。但是，这只是华夏的中心地带，而不是全部。

早在先秦，华夏就有“九州”轮廓。据传“九州”系中国第一王朝“夏”的创建者大禹设定。

战国时代齐国学者邹衍据此曾发表著名“大九州说”，《史记》对此也进行了简要记载，九州即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其中，“扬、荆”二州不在中原，系江淮地带，确属南方。

追溯历史，中国的外患要从秦汉记起。千年外患大都来自北方，汉民族受到草原游牧民族部落侵袭。在强悍的北方游牧民族压迫下，汉民族被迫一次又一次南迁，华夏文明中心也一再南移。

从公元4世纪到13世纪，这千年间，中国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

第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发生在东西晋之交

司马晋“乳糜血”，五胡入主中原。司马家的后代子孙，渡过长江，跑到南京“复国”。

随着汉族政权南迁，北方汉人不甘受异族政权压迫，也纷纷南下移居。

从此，偏安江南，就成为汉族弱王朝的常见历史景观。而南迁亦为南扩，江南朝廷，不止于传统“扬、荆”二州，“江、湘、广诸州”，也“赖以得全”。

“南国”涵盖了湖南、广东等东南沿海。

对此，史书《隋书》记载得很清晰：“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皆取旧壤之名，侨立郡县，往往散居，无有土著。”

也就是说，自汉民族丧失中原，跑到南方的北方汉人越来越多，他们到了南方，保留了很多北方汉人的习惯，和土著的南方人完全不是一回事。

而南方汉族朝廷，则对北方移民一般采取善待的安抚政策。

这一方面表明他们收复失地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当时“北人南渡”是“华夏南国”的重要组成。

史料记载，仅“五胡乱华”这次，“北人南渡”人口即90万，占当时540万江南人口的六分之一。

第二次北人南迁发生在“靖康之变”

随着赵宋政权的南移，北宋汴京皇族、贵族、官僚、富商、平民也纷纷追随，“威盛、隆德、汾、晋、泽、绛民皆渡河南奔，州县皆空”，南迁人数超过200万。

第三次北人南迁发生在元灭金期间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与宋金交战频繁，当时，虽然中原已被女真金国控制，但那里依然生活着不少北方汉人。蒙古铁骑在中国北方攻城掠地，烧杀抢掠。他们每攻占一城一地，即大开杀戒，还掳掠人口和牲畜财产。

于是，北人闻风南逃，南宋小朝廷再次得到“人口红利”的补给。

大量的南渡北人，不仅带给南方“人口红利”，而且还带去了“文明软黄金”——将华夏原生“黄河文明”带往江淮。

长江流域就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为华夏文明新中心。由是，中原移民和原属东南“楚人”、西南“川人”一起，组成“新南人”。

这些“新南人”成为“华夏南国”中流砥柱。南国汉族皇帝正是倚仗这些人，组成了保家卫国的铜墙铁壁。

譬如“南宋中兴四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都是南下的北人。岳飞是河南人，韩世忠、刘光世是陕西人，张俊是甘肃人。他们和南方将士一道，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

可见，北人南迁，南方给北人栖身之地，北人给南方战力回馈，随着北方汉人一起南下的，是中原汉民族的精神血脉。

所以，两宋以来，从精英到精神全被“掏空了”的北方血色暗淡，渐次成为长期沦陷之地，不断衍生“伪齐”之流“汉奸政权”。

而汉魂之血性在南方彰显愈烈，南人对外族入侵抵抗得越发坚决。

会带来以下问题：

1、老年人常常被家人、被整个社会冷漠忽视。

2020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在意大利爆发时，曾有报道说，由于医疗资源紧张，医院无奈之下，限制60岁以上老人使用呼吸机。呼吸机被更多地用于60岁以下病人的治疗。

2、会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传承造成不良影响。

百善孝为先,传统的孝道文化数千年来一直影响着乃至整个华夏民族。中国人把孝视为：人立身之本、孝是家庭和睦之本、孝是国家安康之本，而过度关心下一代而忽视上一代会使得孝道缺失，甚至会造成社会上孝道这一方面的道德缺失。

3、社会环境无视老人需求

“智慧城市”方案让年轻人感觉到了生活的便利、快捷，但对老年人实在是不太友好。完全忽视了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接受能力，忽视了老年人的正常生活需求。

面对这一现象，有以下做法：

1、呼吁群众加强对老人的关心。

2、在进行社会环境中的设施设计时，应该兼顾各个年龄段，不能关注年轻一代的需求，而为老年人带来麻烦。

3、从个体角度，多关心家中的老人，尝试理解他们的一些想法，而不是抱怨他们已经过时了。

扩展资料：

自200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到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能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维护老年人尊严和权利，而且能促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和谐。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措施的实现会使健康、活力的老年人增加，带来人力资本折旧率的降低，有利于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

1什么是“狼”？

　　狼者，猛兽也，群动之族。陆地上生物最高的食物链终结者之一，是群居动物中最有秩序、纪律的族群。

2什么是“狼性”？

　　所谓“狼性”就是“哪有肉隔老远就能嗅到，一旦嗅到肉味就会奋不顾身。”

3什么是“狼性文化”？

　　狼性文化，顾名思义，便知是企业文化中一枝独秀的创举，是一种带有野性的拼搏精神。狼其性也：野、残、贪、暴。自古以来它与提倡“循规蹈矩、忍辱负重”的孔孟中庸之道格格不入。

　　用一种事物的特征形象地表达企业文化，我们将其称为“企业文化的仿生学”，这是企业通行的做法。作为企业，把狼这一物种作为自己模仿学习的对象，学习狼身上的所特有而自己欠缺的特质，从而形成自己独有的企业行为标准，即所谓的“狼性文化”。

4“狼性文化”的几大特征

　　对市场极度敏感，善于捕捉战机

　　不懈进取，意志坚定，永不言败

　　智慧，技战术水平高

　　分工明确，责任心极强

　　团队协同作战能力强

５终极目标

　　你现在如果不是狼，最起码你要成为一个“披着狼皮的羊”，然后是“披着羊皮的狼”，最后成为“披着狼皮的狼”。不管如何，狼的特质一定要体现出来。

６需要注意

　　狼性文化也是有局限的，我们在接受狼性文化理念时，肯定优先接受那些被认为最具有狼性特征的要素。在提倡狼性文化的时候不能偏重某一点，一味提倡“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不给对方以生存空间”等，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狼性文化。在商战中，以置对方于死地为惟一目的，这样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

一国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亦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就处在人口红利的阶段，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人口红利的效益

严格来说，任何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国家，都会出现这样一种“人口红利”。但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也很少有人注意到所谓的“人口红利”效应。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因为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往往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人口转变给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效应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大约开始于1930~1935年，结束于1990~1995年,持续了60年左右的时间。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韩国、新加坡、香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在内，差不多在晚于日本30年后出现“人口红利”，目前这些国家都正处在人口的“红利”期。

“人口红利”必然带来经济增长吗？观察上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国家，不难发现，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发展差异巨大。最富裕的国家如新加坡人均GDP超过3万美元，而最穷的国家越南人均GDP在2005年仅有600多美元。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意味着“人口红利”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增长。

事实上，“人口红利”更像一个机会，只有抓住这一机会并加以很好利用才能使“机会”转变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口红利”只是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而这一“有利条件”或者说“优势”能否转变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成果，显然依赖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如果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则当人口的“机会窗口”关闭后，“人口红利”也会随之消失。

人口红利和中国经济

中国近几十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奇迹”。在探讨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人口红利”的影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人口红利”也因此和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联系在了一起。

我国早在1965~1970年间“人口红利”就开始出现，但“人口红利”出现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似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红利”的影响，相反则是更多地感受到人口压力和就业压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镇失业严重困扰着经济的增长。只是最近10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失业人口开始大幅度减少和劳动力资源开始得到比较充分的利用的时候，我们才切实感受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人口红利”不意味着经济必然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入快车道，则“人口红利”势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有力助推剂。劳动力资源丰富和成本优势已经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当“人口红利”期结束的时候，我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人口红利”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简单来说，“人口红利”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包括这样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人口红利”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劳动供给上。从劳动供给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丰富的时期，但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劳动年龄人口大约会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一般来说，当一个国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后，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会很快到来。但城乡二元结构使得中国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力资源。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之中，如果按城镇人口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则城镇每年会新增1500万左右的劳动年龄人口。设想中国步入比较发达的阶段时大多数人口如70%的人会选择居住在城镇，则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还会持续20年以上的时间。因此，在可见的将来，我国似乎仍然拥有比较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从劳动力供给来看，“人口红利”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在老龄化的初期阶段，新进入老龄阶段的人往往都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有人也因此把老龄化的初期阶段看成是第二次“人口红利”期。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年龄人口丰富的“人口红利”期结束并非“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能够发挥好储蓄的资金效率，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则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继续注入“活力”。

综上所述，无论从生产还是从消费和储蓄来看，“人口红利”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利好因素。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也是“人口红利”回报最丰厚的时期。从今后20~30年左右的时间来看，我们不仅没有理由怀疑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失去动力，相反，经济增长将会更加强劲。

人口红利和人口债务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因此，在我们享受“人口红利”丰厚回报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今后可能会面对的人口“负债”。而要有效地化解将来的“债务”，我们必须做好这样两件事：一是必须长时期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必须尽快建立起覆盖全体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