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对的,自2012年起,随着人口增长速度放缓、人口结构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和比例持续“双降”,人口红利因素逐渐减弱。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中国的人口红利将趋于消失。
人口红利不利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人口红利”也不例外。具体来看,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负债”就是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将会从多个方面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
首先,老龄化会带来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劳动力的负担和成本加大;其次,老龄化会加大消费性人口比例,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第三,劳动力年龄结构“老化”将严重影响到劳动生产率。上述三个方面的影响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竞争能力,并进一步影响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活力。
人口红利衰减是2010年开始。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在2010年达到峰值,在那之后劳动力人口从正增长变成负增长,人口红利在迅速消失。”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6月18日在青岛·中国财富论坛上表示,“把人口因素放在一个经济增长的生产函数里会发现,以2010年为界,这之前人口因素是正贡献,2010年之后就变成负的。显然人口红利不是消失,而是迅速消失。”
2010年抚养比下降到342%最低值、人口红利上升到峰值,其后人口红利逐渐衰减。
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的影响:
“人口红利”或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
从“人口红利”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停止或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一定时期内储蓄率的下降,相反,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储蓄率。
在老龄化的初始阶段,新老年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因此有人将老龄化的初始阶段视为第二个“人口窗口”。
劳动年龄人口富裕的“人口红利”时期的结束,并不是“人口红利”的真正结束。只要储蓄的资金效率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资本能够得到合理回报,第二次“人口红利”仍有可能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这将使中国的经济增长趋势与过去完全不同。“潜在增长率是由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生产率进步决定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对这三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
人口红利有消失的趋势,会减少劳动力,会减缓资本投资的增速。
最多十年。
经济学界公认,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处在“人口红利”阶段。资料显示,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1000万人,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所以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人口红利”除了在生产领域提供劳动力外,对中国社会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也很大。
事实证明,中国这份独特的“人口红利”是对全球经济复苏一剂有力的“兴奋剂”。在整个世界经济呈下滑趋势时,去年中国经济增长高达8.7%,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回升。
然而,今年初新一轮的“保姆荒”、“民工荒”让部分专家看到了中国“人口红利”的危机。据民政部门统计,人口老龄化将导致社会抚养比不断提高,消费性人口比例提高,生产性人口比例降低,严重影响劳动生产率。“人口红利”的消失,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活力。
如果把中国总和生育率长期起伏变化连接成为一条曲线的话,就可以发现该数据在近几十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经历了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的迅速转变之后,中国人口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增长过快,而是人口红利消失、临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人口老龄化等一系列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推算,2000-2010年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下降至15左右。这一数字在国际上普遍被视为临近低生育率。简言之,这个数据过低会导致一个不良的循环状态。
在中国人口政策中,生育政策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但作为典型的公共政策,人口政策并不等同于生育政策,而是涵盖人口变动全过程的一个政策体系,也包括诸如人口迁移、人口劳动就业政策和民族人口政策等影响人口社会变动的政策。
"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15周岁-59周岁)占总人口比例大(50%以上),被抚养人口(14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比较低(50%以下),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呈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扩展资料:
人口红利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人口红利给我过带来了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对投资和建设的需求。使得我国经济飞速的发展并取得了“世界工厂”的地位。然而,随着上一代人的老去和新生代的不足,我国人口红利渐渐消失了。
人口红利的消失,首当其冲的便是制造业,不断加剧的用工荒,轮番上涨的工资,使得我国制造业的人工成本不断上涨,我国产品的价格优势逐渐削弱,世界工厂的称号也在慢慢失去。
其次,房地产业的影响。由于人口的减少和适龄劳动力减少,建造成本上升的同时,需求也在大幅降低。这几年除了个别城市,我国房地产连续数年的非理性的上涨的基本上已经停止,开始进入相对理性的调整。房价上下的波动也预示了房价上升的无力。
另外,当年的劳动力,现在的老年人,他们的养老问题也已成为我国的一个巨大负担。使得这一代的年轻人在承担三座大山带来的巨大压力的同时,还要考虑父辈的赡养。尤其是对在城里拼搏的大学毕业生来讲,这种压力和负担尤其明显,极大的束缚了他们的创造力和拼搏精神。以至于有人评价说,当今中国的年轻一代,是在带着镣铐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赛跑。
网页链接《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不是人口结构的概念,而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这两年宏观经济发展降速已无可辩驳地说明,廉价劳动力资源已不会再源源不断地供给了。事实上,我国人口红利已于2011年就消失了。
长期来看,放开二胎生育产生的新增人口,不仅能拉低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将在若干年后大量补充不断减少的劳动力资源,使“人口红利期”消失的步伐减缓。
扩展资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我国人口数量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计划生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保持一个合理的生育水平,还要提高出生人口素质,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组成,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环球网-中国遭遇老龄化挑战 人口红利是否已经消失?
中国的人口红利时代是否已经终结?对此,学界意见并不统一。然而,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就会发现,这一问题早已不是学术之争。
自2004年开始,中国以低端制造业为代表的工资水平已经进入了上升的快车道。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停顿了一年后,2010年春节前后,形势出现了“大逆转”,工厂接了单却雇不到人,提高最低工资又被提起。
今年年初至今,工资上涨一再加速,各省的最低工资已经平均上调了15%-20%。
30年来,中国的“世界工厂”奇迹,除了受惠于开放的政策、丰富的自然和土地资源外,更得益于充沛、年轻的人力资源。中国依靠世界上首屈一指充足廉价的劳动力大军,让“中国制造”以其价廉物美横扫世界。
曾有统计,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5%。仅仅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达1/4强。
但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经遭遇了挑战。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年轻工人越来越少、流动性越来越弱,这可能继续促使薪水上涨。
同时,内需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提高国民的购买力,而大多数人购买力的提高必然来自收入的提高。中国也许需要在全球产业链中寻找新的位置。
在这方面,企业主和人事经理们往往比经济学家有着更加笃定的判断。
记者采访的老板们几乎一致认为,坐享人口红利时代已经结束,劳动力成本上涨是不可逆转的势。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也并非认为这就意味着“世界末日”。有实力的台资企业开始加快像中西部迁移的脚步,他们将带动当地还不甚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大部分内地企业则试图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成本,尽管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暂时加大设备投入,而非把利润在压价竞争中都贡献给外国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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