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纹样有哪些

1、新石器时期，劳动者创造了彩陶艺术，不仅造型别致，而且纹样独特，实用美观，艺术之光生生不息。主要纹样有：鱼纹、鹿纹、狗纹、人面纹、花卉纹、网纹、水纹、海贝纹、编织纹、火焰纹及历象日月星纹等。先民们把生活中和自然界的可视物象，按照自己的理解，巧妙地组织运用到各种器皿器物上，形成了庄重大方、自然谐调的装饰花纹，开创了一代风格。

2、商、周奴隶社会时期，青铜艺术为其魁首。无论是造型多样的食器、酒器、乐器等，还是各种纪念性陈设器皿，都装饰着精美的花纹图案。有的还直接借用动物形象作造型，如大象尊、四羊尊等。常用的装饰纹样有：饕餮纹、夔龙纹、夔凤纹、蝉纹、玉带纹、重环纹、鳞纹、乳丁纹、窍曲纹、云雷纹、涡纹、冏纹、四瓣花纹及象形文字纹。图案适应铸铜工艺制作要求，多为非常工整的阳纹或阴纹图案。纹样精细，组织严紧，具有神奇感。考古学者称之谓“灿烂的青铜艺术”。

3、战国、秦汉时代，铁器兴起，金银错和漆器等新展起来，营造业大兴，砖石雕刻也兴旺起来。装饰图案的题材更为广泛，较之以前有巨大突破。主要装饰纹样有：怪兽纹、蟠螭纹、虺纹、龙凤纹、各种动物（鹿、马、牛、羊、虎、雁、鱼……）纹及四神纹等。“四神纹”也秒“四灵纹”，由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龟、蛇）四种动物形象作标志。青龙为我国传说中的东方之神，朱雀为南方之神，白虎为西方之神，玄武为北方之神，它们标志了四个方向。又标志了四种颜色：青龙—表色；朱雀—赤色；白虎—白色；玄武—黑色。此外，人物纹空前繁多，突出的是汉画象石、画象砖、瓦当，题材直接反映了人类生活、生产、战争的场面。笔简意繁，以少胜多，为以后各代的装饰开辟了新途径。

4、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佛教艺术兴旺起来。图案同样也受到了宗教的影响，这时期的题材、内容许多都与佛经故事有关。常用的纹样有：忍冬草（即金银花，也称：宝花，四季常青不枯，取其吉祥之意）、莲花纹（别名“芙蓉”、“鞭蕖”等，取其出污泥而不染和“守—茎—花之节”之意，是美德的象征）、玉鸟纹（玉鸟也称迦陵频迦，吉祥鸟，传说人是玉鸟脱生出来的，故而图案中常有人面兽身之图像）、鹿纹（亦曰“天鹿”、“白鹿”，祥瑞的象征）。人物图案中出现了“飞天”仙人形象，表达了美好的理想，人的力量。

5、隋、唐、五代，处于封建社会中期，对外文化交流增多，工艺美术的门类也空前发展。绝妙的唐三彩、宋瓷、丝绸、金银制品等等上的装饰图案也出现了繁花似锦的局面。唐代纹样丰盛饱满，富丽豪华。宋代纹样秀丽，灵巧。常用的纹样有：卷草纹、宝相花（以莲花和牡丹相结合的图案，采用了完美的理想化的构成方法）、海石榴、花鸟纹、华盖纹、联珠纹、绶带纹、人物纹等。荷花和牡丹花非常之多。此外还有茱萸（中药）纹、柿蒂纹、几何纹等。装饰手法有写实的、夸张变形的，并采用了花中套花，叶中套花，果中套花等理想化的方式，构成巧妙、气韵生动，敷彩绚丽，唐、宋是我国传统图案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

6、元、明、清封建社会末期图案，保留了民族特点，吸取了外国工艺之长，花色品种，装饰风格产生了变革。景泰蓝就是当时的新工艺，瓷器、织锦、砖雕、木雕等也较前有了很大进步，装饰题材增加了很多。动物图案常见的有狮子、孔雀、蝙蝠、鹿、鹭鸶、羊、鹤、鹰、锦鸡及神奇的麒麟。花卉果实题材有梅花、荷花、菊花、牡丹花、兰花、牵牛花、竹子、松树、灵芝、桃、石榴、枇杷、梨、杏、葡萄等。相互借用和结合的理想化的手法也更为广泛多变。如禽鸟与花卉组合，昆虫与花卉组合等，强化了装饰情趣。此外，尚有器物形象构成的图案也甚为流行，如：古玩、金石、陶瓷器、钟、鼎、杯、盘、壶、碗、瓶、书画等，具有典雅之风，称为“博古纹”。还有用八种佛教用供器组成的“八吉祥”（也称佛八宝），用道教持物组成的“道八宝”等等。这个时期的图案多为吉祥图案，应用范围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日用品、服饰、建筑、商品上处处可见。

我国古代传统图案纹样来源大致可分三个部分。其一，来自民间工艺：陶瓷、刺绣、窗花、蓝印花布，蜡染、剪纸、雕刻、编织等，这是劳动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发挥创造的，一般比较朴实、粗犷、乡土气息浓郁。其二来自宗教艺术，如宗教传说和神话传说，庙宇、石窟中的壁画、藻井、龛楣、塑像服饰、基座、建筑、雕刻以及各种供器装饰。最典型的敦煌图案，是佛教传统图案的精华部分。它是我国的能工巧匠吸收外来文化所发挥创造的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这些图案构图严谨，富于理想。其三是来源于封建帝王、王公贵族、富豪商贾等所占用的陈设品、日用品、服饰、首饰、建筑……这些工艺品图案是为了满足奢侈者的物质生活和空虚的精神生活而精心设计的，并没有专门的作坊由专人监督制作的，所以图案非常精细，色彩富丽豪华。除了如前所说的那些传统图案外，相当一部分是福、寿、禄及文人字画、诗歌为题材的装饰图案。多数采用了“米”字格和“九宫”格等格律形式。以上三部分纹样，组成了我国传统图案的主流。

窃曲纹

窃曲纹·波纹·蛟龙纹 西周中期以后，逐渐抽象化，形成一种新的主导性的纹饰：窃曲纹。其名称也是据《吕氏春秋》：“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离俗览》)窃曲纹的基本特征是一个横置的S形，正符合于“上下皆曲”的特点。周代的一种重要装饰纹样。又称窃曲纹、穷则曲。是一种适应装饰部位要求而变形的动物纹样，是动物的简化和抽象化。周代打破了商代以来，以直线为主的装饰特点，也打破了对称格式。一般由两端回钩的或“S”形的线条构成扁长形图案，中间常填以目形纹，但又未完全摆脱直线的雏形，因而形成直中有圆、圆中有方的特点。

窃曲纹由鸟纹、龙纹衍化而来的痕迹是很明显的。试将一部分鸟纹加以排比，可以推测出它向窃曲纹衍化的具体过程，较早的鸟纹在翅膀后边接连着一条长长的尾巴，后来这个尾巴与躯体分离开来，成为一个弯卷的抽象纹饰，再后，鸟身部分也抽象化了，却保留着原先的一根长长的羽毛，最后，这根羽毛也消失了，形成了典型的窃曲纹。

窃曲纹适应性很强，可以随机变化，装饰于器物各种不同的部位，以窃曲纹构成的装饰，一般不刻云雷纹的地纹。与窃曲纹同时流行的抽象纹饰还有重环纹、垂鳞纹等，重环纹多以长圆和圆形图像连续排作为装饰带施加于器物口沿或圈足部分。垂鳞纹像水族动物身上的鳞片，作交错排列饰于水器之上。中国古代青铜器纹饰之一。《吕氏春秋·适威》：“周鼎有窃曲（一作穷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始见于西周，盛行于西周中、后期，春秋战国时仍见沿用。

大克鼎上的窃曲纹

云纹

早期阶段:彩陶上的原始旋纹是十分典型的抽象几何纹。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它们就是早期的纹样式。作为远古的文化遗存，它在当时是否有“云”的指征意义，现在还无法断定。仅从形态来看，似乎可以看出：楚汉云气纹、先秦卷云纹、商周云雷纹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旋纹，有着一种比较明显的承继关系。但人们一般把多见于商周青铜器装饰的云雷纹，视为云纹的早期形态。在云纹的发展历史中，云雷纹具有重要的意义。

鼎盛时期:汉代是我国云纹运用面最广，也是云纹形态最为丰富和最为生动的时期之一。出现了云气纹、卷云纹、云兽纹等新型云纹形式。在云雷纹的基础上，卷云纹通过对其构形元素的“简化”和结构模式的“打散”。确立了自身的存在形式，简化的勾卷也从此成为后来云纹形态演绎普遍采用的定型化元素。在卷云纹的基础上，汉代出现了极具时代感的云气纹，构形元素除了依然作主体的勾卷形外，云气纹中还出现了“云尾”这一新的成分。在纹样构成中起着加强力量和速度感的作用，增强了汉代云气纹特有的一种气势。这时云纹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汉代云气纹统摄全局的流动感和生机勃勃的雄浑气息，在魏晋南北朝的流云纹上得以继续保持。作为中国云纹意向最透彻也最简洁的感性阐释，流云纹把自云雷纹以来的“简化”变化趋势强化到极致，使魏晋南北朝的装饰空间呈现风起云涌、情驰神纵的生动。

成熟时期:隋唐是朵云纹盛行时期。宋代云纹在总体上依然是朵云样式。元代朵云纹往往呈现较强的组合感。唐宋以来，顺应时代的审美要求而日趋丰富的装饰元素，使朵云纹的架构显得负荷日重。元代所呈现的构形元素单位必然加强，正是朵云形态化过程中，叠云纹是一种呈面状展开，铺张、繁复的云纹类型。它一般由层叠茂密的勾卷云头，加上弯转曲折、流动通畅的排线云躯而够成。在中国云纹体系中，如意云纹是最具抽象品格又认同普遍、应用广泛的一种类型。

云纹形态的整体演变趋势呈现为：在原有的基础上，结构日趋复杂、造型日趋丰厚、形象日趋细腻。这些可以概括为精致化的发展趋势，根本体现了中华民族为满足自身审美需要所作的不断努力。艺术形成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日益增进的审美经验和表现要求一旦到了一定程度，便会突破原先的形式构架去寻求适合自己的表达形式。

云气纹

汉魏时代流行的装饰花纹之一。是一种用流畅的圆涡形线条组成的图案。一般作为神人，神兽、四神等图像的地纹。也有单独出现的。云纹寓意高升和如意。云气纹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汉魏时代，对自然的崇尚和对神仙的崇拜。

云气纹是一种用流畅的圆涡形线条组成的图案，是我国传统的纹样。从商周的“云雷纹”、先秦的“卷云纹”、两汉的“云气纹”和隋唐以来的“朵云纹”、“如意纹”，都是当时典型的、定型化的纹饰，在陶器，青铜器，漆器，铜镜到陶瓷，都能看见它活跃的身影。

原始的艺术形式以至整个人类认识的最初来源，都与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以及这种环境所给予的感官经验有密切的关系。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需要对天象、地形、植物习性等作更为周密的观察和注视，这可视为是对“云”作为一种自然现象时的首次关注。如：商周青铜器上的“雷纹”在形态上与“雷“字有相同之处，体现了原始先民对云、雷等自然现象的认识和形象特征的模拟。

先秦和两汉时期，作为商周青铜器上的典型的具有独立性装饰的雷纹被春秋战国时期的卷云纹所代替，成为先秦云气纹了汉代云气纹的先导。从汉初到汉代绝大部分时间里的说明性、阐释性表象演化成了汉末逐渐有艺术意味的意象。“云气纹”与其时的天界、飞升思想相关。为云纹逐渐向抽象的精神形态或哲学思想层面的升华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和佛教盛行，魏晋人开始从“气、韵、形、神”的角度开始研读作品的内涵。表现在形象上，从重视形似发展到重视神似，从追求外貌的酷肖对象发展到了追求内在的审美特性。此后，中国人表现在形象方面的审美理想才开始朝着艺术的方面发展了。

唐代云纹有单勾卷和双勾卷两种最基本的样式，以云气之神气冲和万物之情态的“衍化”造型意向为基础，集中体现云纹的盘绕盘曲、生动飘逸的形式意味。在这一时期的艺术样式上富丽堂皇、雍容华贵、雄浑博大，圆润饱满的审美取向。以定型化姿态崛起的朵云纹，对后代整个中国云纹发展的格局也有代表性的意义。

宋代云纹装饰则逐渐向小巧精致发展，向静态内向、符号化的发展，总体上依然是朵云纹样式。只是增多了波折曲线，在形态上显得较为复杂。这或许是由于皇权的集中、强化，使宋人以儒家理学为代表的文化心理向保守的、封闭的、退让的、内倾的、虚静的方向发展的审美心理的体现。元代朵云纹在宋代基础上更趋复杂化，在保持“云朵”整体感的同时，更具有组合感。使元代的云纹在格式上是比较散漫、写意性的以安详、沉静为主，却又洋溢着生气。也使得云纹装饰开始逐渐离开表现客观对象的本质。成为一种服从并服务于主体心境的又具有相对独立审美价值的装饰形式，使它成为既有时代特点又超出于时代局限的普遍而又恒定的审美典范。

夔龙纹

夔龙纹是在古钟鼎器物上所雕刻的一种的装饰纹样，主要流行于明、清景德镇瓷器上。夔龙相传是一种奇异动物，似龙而仅有一足；也有记载说是舜的二臣名，分别指乐官和谏官。

古钟鼎彝[1] 器等物上所雕刻的夔形纹饰。也称夔纹。

补充：一种瓷器装饰纹样。夔是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奇异动物，似龙而仅有一足。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记述：“夔如龙一足”。

夔纹始流行于商、西周青铜器及玉器上，商代的白陶因造型和纹饰均模仿当时的青铜器，因此也有印夔纹装饰的。瓷器上的夔纹主要流行于明、清景德镇瓷器上，如宣德青花夔纹罐、嘉庆青花夔龙福禄万代瓜棱形龙耳瓶等。

相传舜的二臣名。夔为乐官，龙为谏官。《书．舜典》:"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孔传:"夔龙，二臣名。"唐杜甫《奉赠萧十二使君》诗:"巢许山林志，夔龙廊庙珍。"后用以喻指辅弼良臣。古器物上的夔龙纹饰。夔龙又称且角龙。3夔者,见于《书·舜典》,《国语·鲁语》,《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诸典中,或为乐官,或为木石之怪,或为国名。又作地名,夔、夒,字形相近,义亦颇相似。《说文》“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

夔，形与龙相似，《韩非子》：“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说文解子》：“夔，神魅也，如龙、一足。”在青铜器上，凡是表现一只足的类似龙的形象，都称之为夔或夔龙，有的夔纹已演变为几何图形的装饰。外形与青铜器饰面的结构线相适合，以直线为主，弧线为辅，具有古拙的美感。青铜器上的龙纹常被称为夔纹和夔龙纹。后人便将青铜器表现一足的、类似龙的形象都称之为夔，纹饰称为夔龙纹或龙纹。

万字纹

中国古代传统纹样之一。万字纹即“卍”字形纹饰，纹饰写成“卍”。“卍”字为古代一种符咒，用做护身符或宗教标志，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卍”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唐代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采用汉字，读作“万”。用“卍”字四端向外延伸，又可演化成各种锦纹，这种连锁花纹常用来寓意绵长不断和万福万寿不断头之意，也叫“万寿锦”。

《辞海》载：“卐”（音“万”）是“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此标志在古印度、波斯、希腊等国的历史上均出现过：后来被一些古代宗教所沿用，如婆罗门教、佛教等都曾使用。后来，发展引申为坚固、永恒不变、辟邪趋吉，以及吉祥如意的象征，是表示永恒的吉祥符号。“卐”起源于史前文化。在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西亚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卐”字符号。进入青铜时后代，“卐”字纹在欧洲也甚为流行，作为装饰性符号，在早期基督教艺术和拜占庭艺术中亦屡见不鲜。过去的研究曾一度认为“卐”形纹是通过佛教传入中国的，但其实中国境内出现“卐”形纹可以追溯到距今约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而佛教在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不过随着佛教的传入，“卐”形符号在中国的流行和使用确实更为普遍了，新石器时代陶器、古巴蜀国的铜带钩、唐代铜器、清代织锦、镂空门窗上比比皆是。但这些器物上使用的“卐”形纹大多是取吉祥寓意，曾经浓厚的宗教意味，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而审美成分越来越浓，渐渐演变成民族传统的审美对象了。

宗教含义

“卐”字符在藏族苯教中是代表太阳的符号。太阳神是苯教最大的神灵之一，因此宗教图案“卐”字符在藏族服饰上的运用非常频繁。它在藏族妇女的心目中，是美好的象征，视为吉祥之物。逢年过节，妇女们总要在自家门口，用白石灰画上“卐”字符，以示来年吉祥如意，有些地方的藏族妇女，还喜欢把“卐”字符绣在衣服的背部。她们认为这样可以免除天灾人祸，保佑平平安安。在甘肃青海民间刺绣、针织艺术品中，“卐”字符及其变体运用极广。它的纹路变化，气势韵味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息，藏族妇女头面上佩戴的辫筒、腰间挂的荷包、腰带、袖口、领子、鞋帮、袜垫等处亦绣有“卐”的变体。

婚礼含义

“卐”字符在婚礼上呈现出宗教情感和审美情感的交融。青海湟源日月乡居住的藏民有一种习惯，他们娶亲时，婆家将羊皮铺在院子里，在羊皮上用青稞绘制“卐”字符，新娘进门时，脚踏在“卐”字符中心，以示“男女同生、阴阳相配、吉祥如意、坚固永久”之意。“卐”字符由简到烦、由单到双，字符四端纵横伸延，互相衔接，形成的纹图，称“万字锦”、“长脚万字”。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物的窗墙、门格、梁头上常常刻有这样连缀而成的“卐”字符，民间四合院的门窗图案也有“卐”或者“卐”字符的变体，即取此“富贵不断头”的意思。

　　林语堂《绘画》

　　中国绘画乃中国文化之花。它以其与西方绘画遇然不同的、独特的气韵和基调著称于世，这种不同有如中国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差别。不过，要把握这种差别并把它表述出来却殊非易事。当然，中国绘画的某些格调与氛围也可见于西方绘画，但本质上却完全不同，表现手法也有很大差异。中国绘画在材料上极为节省，其标志为画面上留有的不少空白。这种构恩的出发点在于取得画面本身的和谐，结果造就出某种生动的气韵。其运笔的大胆自如，给观念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已经将材料进行了一番筛选和转换，我们面前的图画已经消除了某些不恰当与不和谐的成分，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完满的整体，十分忠实于生活，而又如此地与之不同。构图更为清晰，材料的剔除更为严格，对比与浓缩的特征更容易找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物质现实，实际上就是当初呈现在艺术家面前的物质现实，与客观现实不尽相同，却又不失其基本的相似性和可理解性。它带有主观色彩，但并不像现代西方绘画那样强烈地表现艺术家的自我，也不像西方绘画那样不为大众所理解。中国绘画能使人获得一种对事物的强烈的主观印象，而无任何曲解之虞。它并不是试图展现艺术家所看到的一切，而是把不少东西留给观众去想象，但也不是一些令人费解的几何图形。有时，中国绘画对中介客体的关注十分强烈，画面上只出现一枝梅花就算大功告成了。然而，尽管对物质现实的干预达到了如此程度，但绘画本身却不是艺术家自我的强烈表现，没有给人以任何不愉快的感觉，反而使人感到一种与自然的极端和谐。

　　这个效果是如何取得的，这种独特的传统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

　　这种艺术传统并非凭借机遇或偶然发现而获得的。我想，它的诸多特性可以极为合适地归结为“抒情性”这一词语，而这种抒情性则来自人类的某种精神和文化。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绘画在神韵和技巧上与中国书法和中国诗歌是息息相通的。书法给它以技巧和基本的表现手法，从而决定了它未来的发展；而中国诗歌则赋予它神韵。在中国，诗歌、绘画和书法是紧密相连的姐妹艺术。这样，理解中国绘画的最好方法，是研究那些对建立这个特殊的中国式传统起到影响的诸因素。

　　简而言之，我们称之为“抒情性”的这一特殊传统，是两种反对的结果。

　　这两种反对，现代西方绘画界正在进行，而在中国绘画史上，公元8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其一是反对将艺术家笔下的线条束缚在所画客体上，其二是反对照相机式地再现物质现实。中国书法帮助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中国诗歌则帮助解决了第二个问题。研究一下这两种反对，以及这种艺术传统的起源，将会使我们了解中国绘画何以会获得今天这些特征。

　　中国绘画的首要问题，也是一切绘画的首要问题是：当颜料涂在画布上，水墨施在绢帛上时，如何处理线条和笔画？这是个纯技术问题，亦即“笔触”

　　问题，没有一个艺术家能够回避。笔触的运用将决定整幅作品的风格。如果线条只是用来机械地构勒绘画对象，线条本身就没有了自由，我们迟早会厌倦的。

　　这也是我们在现代艺术中看到的反叛。在中国，这种反叛是由吴道子（约700—760 ）倡导的，他通过画笔的大胆而自由的运用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艺术家不是节省线条，而是任其发挥。（我们将在中国建筑中看到同样的原则。）这样，我们看到的不是顾恺之（346 —407 ）死板而缺乏独创性的，甚至多少像是用钢笔画出来的线条，我们看到的是由吴道子开创的所谓“药菜条”，曲折粗细变化无穷，笔触微妙，笔划自然流畅。事实上，吴道于的学生张旭正是从他老师的绘画中得到启发，才创立了书法中的狂草。王维（摩诘，699 —759 ）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了绘画中的笔触，有时干脆废除了传统的

　　“白描”手法，结果被普遍认为是创立“南宗”的鼻祖。南宗画派的深远影响，我们不久就会看到。

　　第二个问题，艺术家的个性应该如何投射到作品之中，使之堪以担当艺术之名；超越单纯的写真手法，而又不放弃真实与和谐？这种对机械性地模仿现实的抵制也是所有现代艺术新潮流的起因。现代艺术可以说就是试图逃避物质现实，试图在作品中寻求表现艺术家自我的方法。中国艺术史上的同样的变革是在公元8 世纪由新的学派带来的。那时，人们就已经对照相机式地再现物质现实感到厌倦或不满了。

　　还是同样的老问题：艺术家怎样把自己的情感和感受融于对象之中，而又不至于创作出怪诞的图画？这个问题在中国诗歌中早已解决。所谓变革只是对单纯的精确和工匠式的琐细而言。新旧两种画派的对比在这样一个故事中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在唐明皇统治时期，宫墙上有两幅四川风景画，分别出自李思训（651—716 ）和吴道子之手。据说作为“北宗”大画家的李思训着色敷金，用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而吴道子则泼墨如云，一天就完成了嘉陵江的全景，唐明皇赞曰：“李恩训一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各尽其妙。”

　　当这种反对琐细工匠手法的变革到来之时，出现了王维。他本人也是第一流的山水画家。他把中国诗歌的精神与技巧引人其中，有印象主义、抒情性、气韵的强调以及泛神论。这样看来，这位使中国绘画人享盛誉的“南宗之祖”，是受了中国诗歌的熏陶的。

　　按年代顺序排列，中国绘画的发展是这样的：中国的艺术天才们看来是在公元4 、5 、6 世纪才开始意识到他们自身价值的。正是在这个时期，艺术批评和文学批评才发展起来的。王羲之（321 —379 ）出身于当时一家名门望族，成为“书圣”。随后几个世纪，由于佛学的影响，出现了大同和龙门的石刻。北魏发展了一种书体，现在称为“魏碑”，就是那时碑文的拓片。这种书体将中国书法提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依著者之见，魏碑是书法史上最好的书体。它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书体，不仅美观，而且集美、力、工三者于一体。这个时代的谢赫率先树立了“气韵生动”的原则。这个原则又成了此后1400年来一切中国绘画的中心原则。

　　然后是伟大的第8 世纪，由于某些原因——这些原因著者本人也讲不太清楚——这个世纪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独创性的时期，无论是绘画、诗歌，还是散文创作，都是如此。不过，原因之一至少可以追溯到此前的几个世纪，在当时的乱世之中，新血统得以混入。李白和王维都出生于中国西北部，那里的人种混杂最为活跃，尽管我们缺乏更为确切的血统上的资料予以证明。

　　无论如何，人类心灵变得更为自由，更具独创性了。这个世纪涌现出了李白、杜甫等一大批第一流的诗人。绘画上有李思训、王维和吴道子，书法上有张旭的“草书”和颜真卿的“楷书”，散文则有韩愈，王维生于699 年，吴道子约700年，李白701 年，颜真卿708 年，杜甫712 年，韩愈768 年，白居易772 年，柳宗元773 年一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名家。这个世纪还产生了绝代佳人杨贵妃来陪伴皇帝，与诗人李白一起美饰朝廷。然而，这个时代却也不是以和平见长。

　　无论如何，“南宗”终究应运而生了。正是甫宗引起了我们最大的兴趣，因为它最具中国特色。这种绘画世称“士夫画”。到了11世纪，由于像苏东坡（1035—1101）、米芾（105D一1107）及其儿子米友仁（1086—1165）等宋代学者的影响，这种绘画变得更为简朴，主观性更力强烈。“士夫画”又称“文人画”。苏东坡甚至画过一枝没有节的竹子，有人问他何以至此，他答道：“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苏东坡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尤工于画竹，十分喜爱竹子，曾经讲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他画的竹子，很像他的“醉书狂草”，泼墨如云，不著色彩，他作画的方式也是先吃饱喝足，进入醉态，然后饱蘸墨汁，随兴挥毫，或作书，或画竹，或赋诗。有一次，他在这种状态下，信笔在邀请他的主人家壁上题了一绝：“空肠得酒芒角生，肝肺搓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写向君家雪色壁。”这儿，绘画已不是“绘”，而是像写字那样地“写”了。吴道子也是如此，经常在酒后或朋友舞剑之时激起灵感作画，并把舞剑的节奏融人作品之中。很明显，由于这种刺激转瞬即逝，故而需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寥寥几笔挥就，否则，一会儿酒精的效果就消失殆尽了。

　　然而，在这种酒兴的背后，有一个绝妙的画理。中国的画家们遗留下了卷秩浩瀚，内容深奥的艺术批评论著。他们将“形”

　　（物体的物理形状）、“理”（内部的法则或精神）和“意”（艺术家本人的观念）区别开来。“士夫画”就是对被动的写真手法的反抗。这种手法，古往今来例怔俯拾皆是。宋代学者尤重于“理”，即事物的内部精神。

　　单纯追求细节精确的绘画是商业画家们之所为，而真正称得上是艺术的绘画应该致力于表现精神。可见，问题并不仅仅是进入醉态就可以解决的。

　　然而，这种绘画不是专业艺术家所作，而是文人学士之所为，这一点很有深刻含义。正是这种业余性质，使他们能够用一种轻松愉快的精神去作画。

　　11世纪时，“士夫画”始露端倪，被称为“墨戏”。作画是文人学士们娱乐消遣的手段，一如书法与绘画的作用。他们没有沉重的精神负担，似乎文人学士们的书法已经很有造诣，还有更多的精力可以用到其他艺术上去，以之为一种快乐而有趣的调剂。二者所使用的工具完全相同：同样的立轴，同样的笔墨，同样的清水，一切都置于案头，也不需要什么调色板。米帝这个士夫画的大家之一，有时甚至以一卷纸来代替画笔，或用甘蔗渣和莲梗代替。

　　当灵感和腕底的魔力到来之际，对艺术家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使用的。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传达基本韵律的艺术，其余都在其次。今天甚至有用裸露的手指和灵活的舌尖作画，蘸上墨汁涂于纸上的。绘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文人学士的消遣。

　　这种游戏的情绪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绘画的某些特征，这种特征称为“逸”，此词最贴近的英译为“fugitivenelss ”，即“即兴”、“漂泊”等意，但同时也要有“浪漫主义”和“退隐精神”等意。李白的诗篇也正是用这种轻松愉快的浪漫主义特性著称的。这种“逸”的特质被誉为士夫画的最高标准，它来自游戏精神。如同道学一般，它也是人类为逃避喧闹尘世、获得心灵自由而作出的一种努力。

　　如果我们意识到文人学士的精神是如何被限制在道德与政治的框架内的，我们就可以容易地理解他们的这种愿望了。士大夫们至少在绘画上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恢复他们的自由的。元代大画家倪云林（1301—1374）

　　就是以这种特性见长的，他说：“余之傀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他还说过：“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

　　因此，我们应该在南宋水墨画的人物和山水中看到中国书法的某些影响。首先，人们可以看到迅捷、有力、饱含韵律的笔触。在松树曲折的线条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书法中的曲线原则。董其昌说过，画树时每个线条都要有波折。王羲之在谈书法时说过：“每作一笔波，须有三顿折。”董其昌还说过：“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人们还可以从所画怪石的曲线中看到“飞白”的笔法，这种笔法是用余墨不多、较为干燥的毛笔作画，结果在线条的中央留有一些空白：我们在青藤缠绕的树枝上看到了篆体的形状。这是赵孟顺透露给我们的秘诀。而且，空白地位的艺术性运用，也是书法上的一条重要原理。正如包慎伯所言，合适的空白布置是书法的第一要旨。

　　为求章法、空白等的得当，宁可牺牲形式上的对称，像当代于右任的字那样。

　　在中国书法中，均衡与否无伤大雅，但章法、空白布置有误则无可饶恕，因为这足以证明此人书艺尚未成熟。

　　人们可以进一步从中国绘画构图上简单的协调一致中，看出毛笔的运用节奏，称为“笔意”。“意”即艺术家心灵中的“观念”。创作一幅中国画即是“抒发自己的观念”——“写意”。艺术家在毛笔触及纸张之前，心里已经有了个明确的想法。他的所谓作画，就是一步步地用笔划将心中的想法画出来。他不能容忍不相关的东西来破坏他完整的思维。他这儿加一条嫩枝，那儿添一片叶子，为的是使绘画成为一个有机的、富有神韵的整体。他抒斧完了内心的基本观念之后，就算大功告成了。因此，这幅画便具有了生命力，因为它表达的观念具有生命力。这就像阅读一首美妙机智的短诗，话讲完了，韵味还在，青有尽而意无穷。中国艺术家把这种技巧称作“意在笔先，画尽意在”。中国人是暗示艺术的行家里手，讲究“适可而止”。他们喜欢上好的香茗和檄榄，能够带来“回味”，这种回味要在茶喝完、橄榄嚼完几分钟之后才能感觉得到。这种绘画技术所带来的效果被称为“空灵”，意借用经济的设计表达出生动的形象。

　　中国诗歌赋予中国绘画以精神。我们在讨论诗歌的时候已经指出，中国诗人兼画家、画家兼诗人的情形要比西方多。诗歌与绘画同样来源于人类的心灵，所以，两者具有相同的精神与内在技巧，也是很自然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绘画在透视方法上是如何影响诗歌的，因为诗人的眼睛也就是画家的眼睛。但我们也将看到画家的精神又是如何展现出一种同样的印象主义，同样的暗示手法，对捉摸不定的气氛的同样的渲染，同样的与自然融合在一起的泛神论，这些也正是诗歌的特征。诗情与画意常常是一回事，艺术家的心灵只要能抓住前者，并赋予它诗歌的形式，那么他也可以稍事修养便把握后者，并用绘画的形式将其表达出来。

　　首先，我们来解释一下困扰着西方人的透视问题。我们想再一次说明，中国绘画应该被看作是在高山顶上完成的，从高处（比如离地6 千英尺的飞机上）俯瞰地面的事物，其透视效果必然与寻常的不同。当然，观察点越高，会合到中心去的线条越少。这一点也明显地受长方形的中国画轴的影响。这种长方形要求在画轴底部的近景与画轴上方的地平线之间留有相当一段距离。

　　同现代西方的画家一样，中国画家所愿意描绘的，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而是他们印象中的现实，因此采用了印象主义的技法。西方印象主义者的毛病是过于机敏，过于逻辑化。中国艺术家尽管也很有些狄创性，却无法创造出艺术上的怪诞去惊吓平民百姓。我们已经解释过，中国印象主义的基础在于“意在笔先”的理论。于是，绘画的意义不在于物质现实，而在于艺术家对待现实的观念。他们记着自己是在为周围的人们作画，因而各种观念必须使他们能懂。他们受到了中庸之道的约束。于是，他们的印象主义也就成了合乎人性的印象主义。他们作画的目的在于传达一个完整的概念，并由此决定画面上的孰取孰舍，结果造就出了“空灵”的特性。

　　由于一个完整的观念最为重要，艺术家就必须下最大的功失去获取这种诗意般的东西。在宋代，皇家画院曾设立了一种竞争性考试。在这里，我们看到这种诗意观念的考虑是如何压倒其余标准而居于首位的。那些表达了最完整、最出色的观念的绘画作品总是能够赢得比赛，无一例外。而最出色的观念又总是靠暗示手法予以表达。这已经成为一个明显的特点。主题本身蕴合有足够的诗意，因为它们总是从诗篇中摘录下来的一句话。但是，艺术家的独创性在于：在阐释这句话时，要使用最巧妙的暗示手法。略举几例便够了，宋徽宗统治时期，有一次考试的题目是这样一句诗：“竹锁桥边卖酒家”。

　　许多竞争者把酒家作为整幅画的中心。不过，有一个人只画了一座桥，旁边一片竹林，竹林之中，隐约可见一个招牌，上写一个“酒”字，画面上根本没有酒店出现，这幅画夺冠的原因，在于它把酒店隐在想象之中。

　　另有一个题目，是韦应物的一句诗：“野渡无人舟自横”。诗人已经用了暗示手法，通过一只被遗弃而随波浮沉的小船来暗示出寂静和荒凉的气氛，但是画家却进一步运用了这种暗示手法。夺冠之作是通过这样一种手法来表达寂静与荒凉的：小船上栖息着一只水鸟，另一只正扑楞着翅膀飞向这只船。这两只鸟儿，表明周围杏无人迹。

　　还有一幅图画旨在烘托朱门大户的豪奢。一位西方现代画家，出于对描摹现实的厌恶，也会同样试图暗示，但他可能画一堆萨克斯管魔术般地穿过一只盛有香摈酒的玻璃杯，杯子放在一个女人的胸部，女人胸部又隐藏在一只露出四分之三的汽车轮子后面，汽车则正在掠过丘纳德号船的烟囱，等等，等等。然而，中国的印象主义画家只是画上一座豪华的房屋作背景，大门半开半闭。一个女佣探出身来，倒出这个富人家满篮子的精美食品，像鸭掌、荔枝、胡桃、棕子等等，这些东西都描画得十分详尽细致。这里看不到门内的盛宴，却可以通过扔到垃圾堆里的弃物去测度。于是，观念就是一切，而作品的诗意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赖于这种观念。它羞于直截了当的描绘，常常试图暗示。中国艺术家的座右铭是：留出一点想象的余地。

　　然而，如果中国绘画仅仅满足于强调“观念”这样一个有关理念而非感情的问题，中国绘画就会走进死胡同。因为一旦这样，主要应该诉诸感情和感官的艺术就会堕落成为数学的游戏或者逻辑的难题。理念无论多么高明，技术无论多么巧妙，都不会给我们带来伟大的艺术，如果这些东西不能创造出一种气氛，把我们带人情感的共呜之中的话。这一点在一切伟大的绘画作品中都能体会到，无论是中国绘画，还是西方绘画。由此可见，情绪就是一切。两只栖息在小船上的水鸟，旨在暗示出附近没有船工。而这一点又把我们带进一种孤独荒凉的情绪之中。否则，这幅画便毫无意义可言了。为什么这只小船不顺流泛彼而下呢？因为它只有横在河心漂来荡去，没有人管，才会使我们产生一种荒凉感，才会触动我们的情绪，这幅画才会变得生动而富有意义。竹锁桥边的酒幡，如果不能使我们联想起酒店里的人们，时光慢慢地消磨，生活安宁，人们可以花整个下午议论渔翁的风湿病和皇后娘娘年轻时候的韵事——如果酒幡不能使我们联想起这些，那么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于是，情绪的唤起便是一切，无论绘画还是诗歌均是如此，这又使我们想到“气氛”问题，或称“气韵生动”的问题。这是1400年来中国绘画的最高理想，由谢赫首创，其他画家予以详细的补充，并经过多少人反复研讨与争论的。

　　我们必须记住，中国的画家并不企求单纯的细节上的精确。苏东坡说过：“论画与形似，见与儿童邻。”但是除了逼真之外，画家可以提供给我们什么呢？绘画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回答是，艺术家应该把景物的精神气韵传达给我们，以唤起我们情绪的共呜。这就是中国艺术的最高目的和最高理想。

　　我们仍然记得艺术家是如何每隔一段时间就去拜访名山，在山林空气中更新自己的精神，净化积聚在自己胸中的都市思想和市郊热情的灰尘。他登上最高峰去获得道德和精神的升华，栉风沐雨，倾听大海的涛声。他一连几天坐在荒山野石乱枝杂草之间，隐于竹林之中，以期吸收自然的精神和活力。他在与自然交流之后，又应将其所获转达给我们。在他的心灵与事物的神韵沟通之时，也使我们的心灵与事物的神韵相沟通，他还要重新为我们创作出一幅图画，满载着情绪与情感，与大自然一样变化万端。他可能像米友仁那样，为我们创作一幅山水画，云雾弥漫，缠石绕树，一切细节都沉浸在湿润的气氛之中。他或许会像倪云林那样，画出秋天的荒羌，白茫茫一片，树枝上只悬挂着几片枯叶，展现出一派孤独悲凉之景。在这种气氛的伟力和这种总体韵律之下，一切细节都会被忘却，只剩下中心情绪。这就是“气韵生动，”

　　——中国艺术的最高理想，诗画又一次合一了。

　　这就是中国艺术的讯息，它教会我们去博爱自然，因为独具特色，真正出类拔奉的中国绘画正是那些描写自然的山水画。西方最好的风景画，如柯罗①的作品，也给我们带来了同样的气氛和对自然同样的感情。

　　但很可惜，中国在人物画上落后了。人体被当作自然物体的点缀。如果说人们平时对女性人体的美还有点儿欣赏的话，在绘画中这种欣赏却无迹可求，顾恺之和仇十洲所画的仕女给人们的暗示，并不在于女性肉体的美，而在于随风飘荡的线条的美。而这种对人体美（尤其是女性人体美）的崇拜，在我看来正是西方艺术最卓越的特征。中西方艺术的最大差异，在于灵感来源的不同：东方人的灵感来自自然本身，西方人的灵感则来自女性人体。一幅女性人体画被称作《沉思》，一个赤裸的浴女画被称作《九月的清晨》，没有比这更能震惊中国人的心灵了。时至今日，许多中国人仍旧无法接受西方文化中这样一个事实：找一个活生生的“模特儿”，剥光了衣服站在人们面前，每天被盯着看上几个小时，然后人们才可能学到一些绘画的基本要领。

　　当然，也有许多西方人士只愿意把惠特勒①的油画《母亲》挂在壁炉架上去沉思，而不敢去沉思像《沉思》这样的女性人体画。今天，英美社会中还有不少人歉疚地告诉别人，屋内的法国绘画在房子被租来时就是这样装饰着的；也有人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置朋友送来的圣诞礼物——维纳斯瓷像，他们在交谈时总是避开这个题目，而仅仅称这些东西为“艺术”，称那些创作了这些作品的人为“疯狂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事实上，正统的西方绘画其起源和灵感还是要归诸酒神狄俄尼索斯。看来，西方画家离开了一个裸露或近乎裸露的人体，就不可能发现其他任何东西。中国画家以一只丰满漂亮的鹧鸪作为春天的象征，而西方画家则通过一位舞蹈着的仙女来象征春天，后面农牧之神紧紧相随。中国画家会对蝉翼的纹路、蟋蟀发达的肢体、蚱蜢和青蛙极感兴趣，中国的文人学士每天对着墙上这些绘画沉思，而西方画家除了埃内尔②的《里瑞斯》或《玛大肋纳》这样的作品外，其他都不可能感到满意。

　　①柯罗（Cotot ，1796—187S），法国画家。

　　①惠特勒（whistlet，1834—1903），美国印象派画家，版画家。

　　②埃内尔（Hennet，1829—1905），法国画家。

　　这种对人体的新发现是当今西方文化对中国最为有力的影响之一，因为它改变了艺术灵感的来源，从而改变了人们的整个世界观。归根结蒂，这还应该说是希腊的影响。文艺复兴带来了对人体崇拜的复兴，带来了发自内心的宣言：生活是美的。中国传统的一大部分，尽管没有希腊的影响，也具备了足够的人性。不过，公然宣称人体是美的，这在中国却至为罕见。然而，一旦我们睁开双眼看到人体的美，我们就下会忘却。这种对人体的发现和对女性人体的崇拜注定会成为来自西方的最为有力的影响，因为它与最强的人类本能中的一种联系在了一起，那就是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太阳神阿波罗的艺术在中国已经被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艺术所取代，传统的中国艺术已不复在大部分普通学校，甚至不复在大部分艺术学校里传授了。他们也都从活的模特儿或古典（希腊和罗马）的雕塑中学会了描摹女性的人体骨骼。不需要用柏拉图的唯美主义来为裸体的崇拜作辩解，因为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会面对人体的美而无动于衷，只有他们才去找口实。对人体的崇拜是充满肉感的，并且也需要如此。真正的欧洲艺术家并不否认，反而会公开宣称这一事实。因而，对中国艺术也不能提出这样的指责。无论人们是否情愿，这种趋势一经引入，便有一发而不可止的势头。

宋代。

在宋代御赐殊荣，即皇帝宋真宗将年号景德赐给景德镇，于是景瓷驰名天下。之后，历元明清三代，成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至清康、雍、乾三朝，瓷器发展到历史颠峰。

宋代，景德镇瓷器以灵巧、典雅、秀丽的影青瓷（青白瓷）著称于世。这种影青瓷是在五代烧制青瓷和白瓷的基础上烧造成功的。影青瓷瓷胎加工精致细腻，有“素肌玉骨”之誉，釉色白里泛青，青中有白，莹润如玉，加上釉下瓷胎刻有各种精细的花纹。

三者互相结合，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形成“颜色比琼玖”的影青瓷。其具有精细秀丽，清澈典雅，“光致茂美”的卓约风姿，成为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其珍贵的品种，从而使其得以跻身于宋代名窑之林。

宋代景德镇制瓷业已呈现繁荣局面，据考古发现，宋代窑址分布多至30处，有窑“三百余座”，陶瓷的器型也发展到数百种之多。宋代的景德镇不仅烧造出了温润如玉、品种繁多的影青釉刻花瓷，而且成功地烧造出大批造型各异、风格独特的影青釉瓷雕和仿造出了多种颜色釉瓷器。

扩展资料

第一大特点：白如玉

景德镇陶瓷全身洁白无瑕，宛如天然生成的美玉一样，又像纯洁的天使，给人一种美的体验。若是在家中摆放一件景德镇陶瓷，既能培养情操，缓解疲劳，又能体现您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的精神气质。

第二大特点：明如镜

将一件景德镇陶瓷放在面前，细细品味，将会看到它表面炫丽的光泽。仔细看景德镇陶瓷的花纹，花纹整齐划一，线条粗细均匀，色泽均匀分布，图案丰富多彩，上面有各种各样的精美图案。

若是放在灯光下，效果更加明显，它的表面像湖面一样波澜不惊，像明镜一样光彩照人。仔细看的话，发现自己的影子也映照在了景德镇陶瓷之上，那种感觉简直是妙不可言呀。

第三大特点：薄如纸

景德镇陶瓷工艺精湛，其中薄如纸的特点更是让它吸引了世界诸多陶瓷爱好者。看景德镇陶瓷的外表，就感觉它和其他的陶瓷不一样，像西湖中的仙子，体态婀娜多姿；又像古代宫廷中的舞女，轻歌曼舞。当今的景德镇陶瓷最薄的只有5毫米，最厚的也不会超过1厘米。

正是因为它的轻，它的薄，世界陶瓷爱好者才会更加的喜爱它。这种工艺更为复杂，难度系数更大，这也成为了景德镇陶瓷远超其他陶瓷的一大亮点。

第四大特点：声如磐　　

景德镇陶瓷的第四大特点～声如磐。古装剧中，里面最生动的画面莫过于乐师演奏的悦耳的音乐了吧。而景德镇陶瓷便具备这样的声音，如果你用一支笔轻轻的敲一下景德镇陶瓷，便会听到“叮”的声音，清脆，响亮，悦耳，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原因在于景德镇陶瓷是用上等瓷土经1000多摄氏度的高温，再经过各种繁琐复杂的各种工艺所烧制出的上等品。

-景德镇陶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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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去韩国必买的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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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韩国化妆品品牌大全

1、爱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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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u:m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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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VOV薇澳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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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季如何保存化妆品

1、不要放冰箱

夏天不少人喜欢将化妆品放入冰箱保存，认为既可以防变质，也能够享受凉爽的感觉，尤其是面膜。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化妆品放在冰箱容易发生冻裂的现象，而且解冻后还会出现水油分离，使其中的一部分变粗变硬，不仅会损害化妆品原有的功效，还会对皮肤产生刺激。

2、不要阳光直晒

一般的化妆品都要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避免阳光的直晒。夏季紫外线强烈，阳光直晒会导致化妆品的一些化学成分发生氧化现象，从而使某些成分失去作用。而且有些塑料包装的化妆品在阳光照射下，可能会发生变形，释放出化学物质更加伤害皮肤。

3、防止受潮

有些化妆品中含大量蛋白质成分，受潮后容易发生霉变。同时有些化妆品是采用的铁盖玻璃瓶包装，受潮后铁盖容易生锈，腐蚀化妆品，使其变质，使用之后对皮肤就会产生危害。

4、拧紧瓶盖

夏季温度高，空气中的细菌也很多。如果化妆品用完之后不及时将瓶盖拧紧，那么空气中的细菌会很容易进入瓶子中发生反应，从而使化妆品变质。所以用完化妆品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把它的盖子拧紧。

拱辰享系列适用年龄在25到30岁。

最适合在初步抗老时使用，适合初老型皮肤，具有初步抗皱和补水效果。在25岁，小仙女的脸上慢慢开始氧化，胶原蛋白流失，水分逐渐减少。造成皮肤缺水干燥，皮肤老化松弛，出现皱纹等肌肤问题。

拱辰享注意事项：

拱辰享分为三个系列，美白，保湿以及水油平衡，实际上这三款差别并不大。不需要特别去区分，建议女生在选择这款水乳的时候，尽量30岁以上再考虑，它能够很好地满足皮肤对抗老的需求。

不推荐年轻女性选择，是因为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多，除了含有的坚果油，乳木果油等成分。它里面还含有神经酰胺复配胆固醇等成分，能够很好的修复受损肌肤。

30岁以下的女性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在护肤的时候完全不需要使用功能性这么齐全。重要的是这款水乳里面含有的防腐剂比较多，如果不是特别了解自己皮肤性质的女生，建议不要轻易尝试这款水乳。

拱辰享 – Whoo后官方网站

1、勾，即先用非常干的浓墨勾出山水的外形轮阔；

2、皴，在勾出山水的外形轮阔上，再用略干的稍淡的墨侧锋进行皴；

3、擦，用墨比皴淡，比皴湿一点，侧锋进行擦；

4、染，用墨非常淡，比擦还要湿，大面积染，一般用来画远山，表现山雾迷蒙的感觉；

5、点，在勾出的山上，点上象征的各种树形。

点之后，再略加修饰，一般一幅山水画就可以完工了。在画山石和树干时，勾完轮廓，用沾了淡墨的干毛笔的侧峰，在轮廓边内“摩擦”，制造出纹理，凹凸，折皱的效果。

扩展资料:

国画的临摹方法:

首先是选好临本。一种是就自己喜爱的画风，选自己仰慕的画家，特别喜爱的作品有利于自己画风的发展。一种是根据自己创作需要、丰富表现技法选择临本的。一种是为纠正自己的用笔习气选择临本的。不管是从哪个目标出发选择临本，都以笔迹清晰的原作为好，至少是质量较好的印本。

其次是读画。仔细观赏临本，领略画意。为此，也要阅读有关作者生平的材料，特别是与此画有关的评论。注意画面的题跋、款识、印章都有助于画意的理解。

参考资料:-写意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