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有哪些

第一，对“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 髓和活的灵魂，是对“贵在力行”、“循名责实，重效致用”、“实干兴邦”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和发展。先秦时期，主张从事实出发把握事物内 在规律性的思想就已出现并有了相当的发展，到了汉代，班固首次提出“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到了清代，戴震、曾国藩等进一步把“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明确地统一起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 这个传统命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但第一次明确地将 “实事求 是”确定为党的思想路线，而且还通过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辩证统一给 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 根本的精神气质，与中国传统“致知力行、学以致用”精神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成功地把民族文化留给我们的这一宝贵财富和优 良传统发扬光大，使中国传统的致知力行、学以致用思想的精华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再现了它的真理性光辉。

第二，对崇尚和谐的优秀民族文化的继 承和发展。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是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精神和核心理念之一，胡锦涛指出: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 公’的理想社会。”对“和谐”的追求，是中华民族最恒久、最执著的追求之一，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思想源泉。传统文化，在人和自然的关系 上主张天人合一;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提倡和睦、和平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 在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上，主张和谐共处，协和万邦。但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在旧的社会条件下是很难能实现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人把其中蕴含的现代价值 充分发掘出来，提出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赋予和谐社会以社会主义的内涵和战略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以其社会和谐发展的理念，展示了新世纪中国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新境界，这样的和谐社会，既不是专制集权式的和谐社会，也不是平均主义式的和谐社会，而是社会主义的 和谐社会。在国际上则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从而为人类实现与他人、自我、自然的真正和谐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第三，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民本思想产生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此后，其思想的内涵不断被充实、完善，并逐渐演变成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鸦片战争以来，民本思 想从治国安邦的士绅意识形态逐渐转变为下层民众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工具。由于时代的局限，传统民本思想中所能给予人民的权利是有限的，重民意、反专制的进步因素只是完整的民本思想 中的一个侧面，重民的前提条件和根本目的是维护君主的权利，是统治者调适君民、官民关系，缓 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一种“驭 民”之术，民本论最终还是一种君本论。植根于私有财产和“家天下”的政治格局中的民本思想不存 在其实现 的 经济基础和政治基 础，“贵 民”、“重 民”不过是统治者维护统治的口号而已。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传统民本观的思想藩篱，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依据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和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把以人为本明确地界定为“以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的基本理念，使民本思想成为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真正的民本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取向，强调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 能和幸福指数，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民本思 想中的关注人生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传统的民本思想最终实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转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还建立起了“以民为本”的制度构架，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由此可以付诸实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民本思想成为言行统一的思想。

第四，对义利观的继承和发展。“义利” 之争，在中国历史上进行了几千年。传统伦理思想的主流是“重义轻利”、“重义贱利”的义利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在继承重视社会公利、见利思义等积极合理因素的基础上，超越传统 功利论与道义论对立的藩篱，实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的功利与道义的辨证统一。社会主义的义利观破除了中国传统重义轻利、贵义贱利的道义论的消极影响，倡导充分尊重公民个人的合 法利益，并认为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不仅同社会主义道德精神不相矛盾，相反还是社会主义道德 精神的集中表现。社会主义的义利观还继承中国传统伦理中重视社会公义、重视道德理想和精神 生活、维护国家和民族大义的优秀传统。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反对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和利己主义，反对种种重利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思想和 行为，但亦对公民个人的合法利益予以充分的尊 重和保护。市场经济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以“利”为导向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从根本上冲破了禁 欲主义与忽视个人利益的文化情结，是对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义利对立、重义轻 利伦理精神的实践性否定。但是，追求市场经济 建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其目的是为了让 广大人民过幸福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是“义”和“利”的 统一。市场经济既追求“利”的丰收，又追求“义” 的硕果，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中显现出鲜活的当代价值。

第五，对荣辱观的继承和发展。荣辱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道德范畴。荣辱连用，《管子》中就有，如“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 知荣辱。”中国传统荣辱观的核心是知耻，多数思 想家都是通过对耻辱的论述来阐释荣辱观的。顾 炎武认为，在礼义廉耻“四维”之中，“耻尤为要。” 康有为说出了其中的道理: “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如无耻心，则无事不可为矣。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耻者，治教之大端。”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特征的结合，在表现形 式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道德中主要以“耻”来阐 述荣辱观的局限，把“荣”与“耻”这两个古老的传 统道德概念切实对应了起来; 在具体内涵上，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把荣辱观仅作为道德范畴的 局限，从社会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体要求的高度，丰富、拓展了荣辱观的内涵和外延。它对中国古往今来高尚道德进行系统总结和精确概 括，并进一步提升和弘扬了这些优秀传统，“八荣八耻”所体现的“纯粹的人”、“高尚的人”的生活 境界和身心健康的状态，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命意识和精神追求的高度体现。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汲取了我国传统的 道德理念的精华，同时注入了时代的特点和实践 的要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荣辱观充满着生机与活力，富有民族性、感染力和吸引力。

此外，如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与传统的 同理想，党内反倾向斗争中实行防 “左”反右理论 与传统的中庸之道，党的对外开放政策与传统文 化中的“兼容并蓄”思想，等等，都有继承和发展的 关系。

（摘自《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_李贵忠）

01 十三经是指儒家的十三部经书，即《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十三经是由汉朝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

十三经是指在南宋形成的十三部儒家经典。分别是《诗经》、《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易经》、《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尔雅》、《孝经》、《孟子》。其形成过程为： 汉立《诗》、《书》、《易》、《礼》、《春秋》于学官，为五经；唐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为九经；至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复增《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 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 清昭梿《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馀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上。此外，佛家与道家各有其十三经的经典著作，分别代表了佛与道理念。

儒家的最早经典，称为六经，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乐经》早佚，便只有五经。其中《易》、《书》、《诗》在孔子之前早已流传，《左传》中曾多次引用，《礼》是对当时社会礼仪的总结，不知成书为何时。相传孔子立学，曾以这四部书作为教材。（按，这四经在当时都有实用意义，《易》卜筮，据《左传》当时人在作重大决定前，均要卜筮；《书》，主要记载了古代先王的话语、政令、以及重要事迹，为史书；《诗》又称《诗三百》，当时社交场合常常赋诗以言志，通过吟诵不同的诗来表达各自的意思；《礼》即《仪礼》，是对当时各种礼仪仪式的规定和说解，比如成年的冠礼、葬礼的丧服等等。都有实用意义，掌握这些，也是当时社会对一个合格的士所作的要求。）《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春秋经》即传说为孔子删改《鲁春秋》而成，其中微言大义表达了孔子对历史的褒贬。

“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始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主干。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囊括了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等等。这些思想、精神中的精华渗透在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至今仍有积极的影响。

这篇《国学入门：“子部”包括哪些典籍？》是 为大家整理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以下信息仅供参考！

　　四库全书将中国历创立一种学说或建立一个学派的人物文集列入“子部”，包括哲学、宗教、科技、医、农、兵、法以及类书、杂著等诸多方面。实际上，凡经、史、集无法容纳的皆入子部，十分庞杂。《四库全书总目》将其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历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等十四类，总收典籍930部，17566卷。其中“杂家”类也收录现在图书分类中归于文学类的诗文评的一些笔记，如俞文豹《吹剑录》、周密《齐东野语》、王士祯《池北偶谈》等。

　“子”类书籍坊间出版过《十子全书》、《二十二子》，其中以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诸子集成》最为完备，其中收录老子、庄子等二十六子，多用清儒校本。二十六子典籍为：《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列子》、《墨子》、《晏子》、《尹文子》、《管子》、《商君书》、《慎子》、《韩非子》、《孙子》、《吴子》、陆贾《新语》、刘安《淮南子》、桓宽《盐铁论》、扬雄《法言》、王充《论衡》、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葛洪《抱朴子》、刘义庆《世说新语》、颜之推《颜氏家训》。

　《四库全书》中子部的儒家类有：王肃《孔子家语》、《荀子》、陆贾《新语》、桓宽《盐铁论》、贾谊《新书》、刘向《新序》、扬雄《法言》、荀悦《申鉴》、王符《潜夫论》、徐干《中论》、傅玄《傅子》、王通《中说》、唐太宗《帝范》、林慎思《续孟子》、《伸蒙子》、司马光《家范》、张载《张子全书》、朱熹编次《二程遗书》、吕本中《童蒙训》、朱熹《延平答问》、《近思录》、《杂学辨》、《小学集注》、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真德秀《大学衍义》、《读书记》、《心经》、《政经》等。

　兵家类有吕望《六韬》、孙武《孙子》、吴起《吴子》、司马穰苴《司马法》、尉缭《尉缭子》，黄石公《三略》、《素书》、李靖《李卫公问对》、李荃《太白阴经》，曾公亮《武经总要》、许洞《虎钤经》、唐顺之《武编》、何良臣《阵纪》、郑若曾《江南经略》、茅元仪《武备志》、戚继光《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

　法家类有：管仲《管子》、邓析《邓析子》、商鞅《商子》、韩非《韩非子》、和凝、和蒙《疑狱集》、张景《补疑狱集》、郑克《折狱龟鉴》、宋慈《洗冤录》、王与《无冤录》、桂万荣《棠阴比事》等。

　农家类有：贾思勰《齐民要术》、陈旉《农书》、元代官撰《农桑辑要》、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王桢《农书》、朱橚《救荒本草》、徐光启《农政全书》、熊三拔《泰西水法》、鲍山《野菜博录》、乾隆二年官撰《授时通考》等。

　医家类有：王冰《黄帝素问》、王冰《灵枢经》、越人《难经本义》、皇甫谧《甲乙经》、张仲景《金匮要略》、《伤寒论》、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巢氏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银海精微》、王焘《外台秘要》、无名氏《铜人针灸经》、西方子《明堂灸经》、沈括《苏沈良方》、陈直《寿亲养老新书》、董汲《脚气治法总要》、《旅舍备要方》、刘温舒《素问入式运气论奥》、陈林编次《圣济总录纂要》、唐慎微《证类本草》、王贶《全生指迷方》、宋太医局刻本《小儿卫生总微论方》、夏德《卫生十全方、奇疾方》、张杲《医说》、王执中《针灸资生经》、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无名氏《产育宝庆方》、无名氏《产宝诸方》、杨士瀛《仁斋直指》、无名氏《急救仙方》、张从正《儒门事亲》、李杲《脾胃论》、《兰室秘藏》、王好古《医垒元戎》、《汤液本草》、危亦林《世医得效方》、齐德之《外科精义》、戴启宗《脉诀刊误》、朱橚《普济方》、徐用诚《玉机微义》、薛己《薛氏医案》、汪机《针灸问对》、《外科理俐》、江瓘《名医类案》、孙一奎《赤水玄珠》、王肯堂《证治准绳》、李时珍《本草纲目》、《濒湖脉学》、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张介宾《类经》、《景岳全书》、鄂尔泰《医宗金鉴》、喻昌《医门法律》、张登《伤寒舌鉴》、魏之琇《续名医类案》、徐大椿《兰台轨范》、《伤寒类方》、《医学源流》等。

　天文算法类有：赵爽《周髀算经》、苏颂《新仪象法要》、王应麟《六经天文编》、赵友钦《原本革象新书》、《重修革象新书》、朱载堉《圣寿万年历》、邢云路《古今律历考》、徐光启《新法算书》、康熙玄烨《历象考成》、《数理精蕴》薛凤祚《天学会通》、梅文鼎《历算全书》、《大统历志》、《中西经星同异考》、江永《算学》、无名氏《九章算术》、秦九韶《数学九章》、李冶《测园海镜》等。

　术数类有：扬雄《太玄经》、卫元嵩《元包》、司马光《潜虚》、邵雍《皇极经世》、张行成《易通变》、黄道周《三易洞玑》、庾季才《灵台秘苑》、李淳风《观象玩占》、南宋人撰《乾象通鉴》、刘基《清类天文分野之书》、瞿云悉达《唐开元占经》、黄帝《宅经》、郭璞《葬书》、青乌先生《葬经》、东方朔《灵棋经》、焦延寿《易林》、无名氏《六壬大全》、胡煦《卜法详考》、鬼谷子《李虚中命书》、无名氏《星命渊源》、《三命通会》、万民英《星学大成》、王朴《太清神鉴》等。

　艺术（书画）类有：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姚最《续画品》、裴孝源《贞观公私画史》、孙过庭《书谱》、张怀瓘《书断》、窦泉《述书赋》、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法书要录》、朱景玄《唐代名画录》、韦续《墨薮》、荆浩《画山水赋》、宋高宗《翰墨志》、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宋代名画评》、黄休复《益州名画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郭熙《林泉高致》、朱长文《墨池编》、米芾《画史》、《书史》、《宝章待访录》、《海岳名言》、无名氏《宣和画谱》、韩拙《山水纯全集》、董廻《广川书跋》、《广川画跋》、邓椿《书继》、姜夔《续书继》、岳珂《宝真斋法书赞》、陈思《书小史》、《书苑菁华》、董更《书录》、李衎《竹谱》、汤垕《书鉴》、盛熙明《法书考》、夏文彦《图绘宝鉴》、陶宗仪《书史会要》、朱存理《珊瑚木难》、《铁网珊瑚》、杨慎《墨池琐录》、丰坊《书诀》、王世贞《书画跋》、唐志契《绘事微言》、项穆《书法雅言》、潘之淙《书法离钩》、朱谋西《画史会要》、郁逢庆《郁氏书画题跋记》、张丑《清河书画舫》、《真迹日录》、《法书名画闻见表》、《南阳法书表》、《清河书画表》、汪珂玉《珊瑚网》、孙岳颁等《佩文斋书画谱》、乾隆九年官撰《秘殿珠林》、《石渠宝籍》、周亮工《读画录》、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吴其贞《书画记》、王毓贤《绘事备考》、冯武《书法正传》、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厉鹗《南宋院画录》、倪涛《六艺之一录》、邹一桂《小山画谱》、蒋骥《传神秘要》等。

　艺术（琴棋墨砚酒茶鼎器）类有：朱长文《琴史》、严瀓《松弦馆琴谱》、程雄《松风阁琴谱》、吾丘衍《学古编》、周亮工《印人传》、朱象贤《印典》、顾从德《印薮》、南卓《羯鼓录》、段安节《乐府杂录》、晏天章《玄玄棋经》、刘仲甫《棋诀》、陶弘景《古今刀剑录》、虞荔《鼎录》、吕大防《考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王黼《宣和博古图》、吕震《宣德鼎彝谱》、乾隆十四年官撰《西清古鉴》、王徵《诸器图说》、苏易简《文房四谱》、唐积《歙州砚谱》、米芾《砚史》、无名氏《歙砚说》、《端溪砚谱》、高似孙《砚笺》、乾隆四十三年官撰《西清砚谱》、李孝美《墨谱》、晁寄《墨经》、陆友《墨史》、沈继孙《墨法集要》、乾隆十六年官撰《钱录》、无名氏《香谱》、陈敬《香谱》、周嘉胄《香乘》、杜绾《云林石谱》、陆羽《茶经》、蔡襄《茶录》、黄儒《品茶要录》、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宋子安《东溪试茶录》、陆廷灿《续茶经》、张又新《煎茶水记》、朱翼中《北山酒经》、窦苹《酒谱》等。

　艺术（草木禽鱼）类有：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王观《扬州芍药谱》、范成大《范村梅谱》、《范村菊谱》、刘蒙《刘氏菊谱》、史正志《史氏菊谱》、史铸《百菊集谱》、赵时庚《金漳兰谱》、陈思《海棠谱》、蔡襄《荔枝谱》、韩彦直《橘录》、戴凯之《竹谱》、释赞宁《笋谱》、陈仁玉《菌谱》、汪灏《广群芳谱》、师旷《禽经》、傅肱《蟹谱》、高似孙《蟹略》、杨慎《异鱼图赞》、胡世安《异鱼图赞笺》、《异鱼图赞补》等。

　杂家类有：周鬻《鬻子》、墨翟《墨子》、程本《子华子》、尹文《尹文子》、慎到《慎子》、陆佃注《鹖冠子》、汪继培校《尸子》、公孙龙《公孙龙子》、鬼谷子《鬼谷子》、吕不韦《吕氏春秋》、刘安《淮南子》、刘歆《刘子》、颜之推《颜氏家训》、董正功《续颜氏家训》、赵蕤《长短经》、谭峭《化书》、班固《白虎通义》、崔豹《古今注》、吴曾《能改斋漫录》、王观国《学林》、洪迈《容斋随笔》、王应麟《困学纪闻》、顾炎武《日知录》、何焯《义门读书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赵翼《陔下丛考》、姚鼐《惜抱轩笔记》、王念孙《读书杂志》、俞正燮《癸巳类稿》、王充《论衡》、应劭《风俗通义》、封演《封氏闻见录》、沈括《梦溪笔谈》、苏轼《仇池笔记》、《东坡志林》、释洪惠《冷斋夜话》、朱弁《曲洧旧闻》、马永卿《懒真子》、《元城语录》、何薳《春渚纪闻》、叶梦得《石林燕语》、《避暑录话》、赵彦卫《云麓漫钞》、张世南《游宦纪闻》、陆游《老学庵笔记》、罗大经《鹤林玉露》、张端义《贵耳集》、俞文豹《吹剑录》、周密《齐东野语》、叶子奇《草木子》、方以智《物理小识》、孙承泽《春明梦余录》、王士祯《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分甘余话》、马总《意林》、无名氏《绀珠集》、曾慥《类说》、陶宗仪《说郛》等。

　杂纂、类书类有：陆深《俨山外集》、陆楫《古今说海》、左圭《百川学海》、梅纯《续百川学海》、司马泰《再续百川学海》、程荣《汉魏丛书》、沈节甫《记录汇编》、胡文焕《格致丛书初编》、《百名家书》、毛晋《津逮秘书》、吴琯《古今逸史》、商濬《稗海》、《续稗海》、陈继儒《秘笈》、范钦《二十种奇书》、胡维新《两京遗编》、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高氏校刊《续知不足斋丛书》、张海鹏校刊《学津讨源》、清圣祖《古今图书集成》、欧阳询《艺文类聚》、虞世南《北堂书钞》、徐坚《初学记》、林宝《元和姓纂》、白居易《白孔六帖》、吴淑《事类赋》、李昉等《太平御览》、王钦若等《册府元龟》、高承《事物纪原》、任广《书叙指南》、叶廷珪《海录碎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唐仲有《帝王经世图谱》、孙逢吉《职官分纪》、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祝穆《事文类聚前集·后集·续集·别集·新集·外集·遗集》、潘自牧《记纂渊海》、章定《名贤氏族言行类稿》、陈景沂《全芳备祖前集·后集》、章如愚《山堂考索前集·后集·续集·别集》、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后集·续集·别集·外集》、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后集·续集·别集》、王应麟《玉海附词学指南》、《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宋人无名氏《翰苑新书前集·后集·别集·续集》、阴时夫《韵府群玉》、唐顺之《荆川稗编》、凌迪知《万姓统谱》、徐元太《喻林》、冯琦《经济类编》、顾起元《说略》、陈耀文《天中记》、章潢《图书编》、陈禹谟《骈志》、彭大翼《山堂肆考》、董斯张《广博物志》、李清《诸史同异》、康熙四十九年官撰《渊鉴类函》、康熙五十八年官撰《骈字类编》、康熙六十年官撰《分类字锦》、康熙六十年官撰《子史精华》、康熙四十三年官撰《佩文韵府》、康熙四十三年官撰《韵府拾遗》、陈元龙《格致镜原》等。

　释家类有：释僧祐《弘明集》、释道宣《广弘明集》、释道世《法苑珠林》、释智升《开元释教录》、释赞宁《宋高僧传》、晁迥《法藏碎金录》、《道院集要》、释惠洪《僧宝传·附补僧宝传、临济宗旨》、《林闲录》、释普济《五灯会元》、释晓莹《罗湖野录》、释觉岸《释氏稽古略》、释念常《佛祖通载》等。

　道家类有：黄帝《阴符经解》、朱熹《阴符经考异》、河上公《老子注》、王弼《老子注》、苏辙《道德经解》、吴澄《道德真经注》、焦竑《老子翼》、尹喜《关尹子》、列御寇《列子》、江遹《冲虚至德真经解》、郭象《庄子注》、王雱《南华真经新传》、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焦竑《庄子翼》、文子《文子》、杜道坚《文子缵义》、刘向《列仙传》、魏伯阳《周易参同契通真义》、陈显微《周易参同契解》、葛洪《抱朴子内外篇》、《神仙传》、陶弘景《真诰》、王士元《亢仓子》、何粲《亢仓子注》、张志和《玄真子》、唐无名氏《无能子》、沈汾《续仙传》、张君房《云笈七签》、王道《古文龙虎经注疏》、白云斋《道藏目录详注》等。

　　编辑本段石器时代

　　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已知缝衣，周口店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中曾发掘出骨针。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不同地区和族别的人们中间，服饰款式已各不相同。以发型为例，大地湾文化中有剪短的披发，马家窑文化中有后垂的编发，大汶口文化中有用猪獠牙制成的发箍，龙山文化中则用骨笄束发，陕西龙山文化之神木石峁遗址出土的玉人头像，头顶有髻，可能就是用笄束发的反映。骨笄在相当于夏代的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类型与东下冯类型诸遗址中均曾出土，形制与商代的同类器物相同。因此得知束发为髻在远古时已是华夏族服装的特征。

　　编辑本段夏商与西周

　　夏商与西周时的衣着无实物存世，据安阳侯家庄墓及妇好墓所出玉、石人像，可知商代贵族上身穿交领衣，腰束绅带，下身着裳，腹前系市(蔽膝)。西周时遗留下来的人像材料更少。从洛阳出土的玉人及铜制人形车辖来看，衣、裳、带、市仍是贵族男装的基本组成部分。其衣用正色，裳用间色，并特别重视裳前之市。西周铜器铭文记载周王在册命典礼上颁赐的服装中，常有“朱市、葱黄”(《毛公鼎》)“市、黄”(《询簋》)等物。市、 黄即古文献中的、 衡，指蔽膝，衡则指包括系玉之组和玉件在内的整套佩饰。河南信阳长台关与湖北江陵纪南城战国墓所出之俑，均在腹前系玉佩。贵族则在玉佩下衬以色彩特殊的，因而引人瞩目，成为代表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　西周的建立，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了，物质明显丰富起来，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并有了规章制度。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被纳入"礼治"范围，尊卑贵贱，各有分别。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等级标志开始清晰，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像宫室中拜天地、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吊丧时又有丧服。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宽四寸）、玉　（以玉为原料，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西周的服式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今锡伯族）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在丝带的接头处，以金、银、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

　　编辑本段春秋战国

　　这时深衣和胡服开始推广。深衣将过去上下不相连的衣裳连属在一起，所以叫 春秋战国服装

　　深衣。它的下摆不开衩口，而是将衣襟接长，向后拥掩，即所谓“续衽钩边”。深衣在战国时相当流行，周王室及赵、中山、秦、齐等国的遗物中，均曾发现穿深衣的人物形象。楚墓出土木俑的深衣，细部结构表现得更为明确。短袖衣是楚服的一项特征。江陵马山 1号楚墓曾出短袖的“衣”，衣即衣，据《说文》的解释，这是一种短衣。根据曾侯乙编钟之钟金人的服装看，应即短袖之衣。　胡服主要指衣裤式的服装，尤以着长裤为特点，是中国北方草原民族的服装。为骑马方便，他们多穿较窄的上衣、长裤和靴。这种服制据《史记·赵世家》说，是赵武灵王首先用来装备赵国军队的。山西长治分水岭所出铜武士像，上身穿矩领直襟上衣，下身着长裤，腰系绦带，佩剑，正是采用胡服的赵国战士的形象。　“胡服之制，冠则惠文，带则贝带，履则靴，裤则上褶下裤 自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裤褶传人中国，历代皆以为戎服，或用其冠，或用其履，或用其衣服及带，或三者全用，晋代民间，始偶用之。南北朝之世，北朝以胡服定为常服，南朝系汉族，仍为戎服，比及隋唐，帝王定为田猎之服，或上下公服，民间则为时服流风最盛。溯其由传人以至兴盛，由军用以至民服，历史悠长，变化复杂，王(国维)氏《胡服考》言之最详，不赘。唯唐代胡服，何以特盛，向来无人研究，王氏所考，亦未提及。依愚所见，不外以下三因：(1>唐代胡人，杂居内地，为数众多;(2)贵族阶级，废古之席坐，而为胡人倚坐；(3)朝臣侍从，弃车而尚骑马。　胡服之中，有所谓半臂者。古称半臂，今言马褂。《说文》无褂字，《玉篇》 春秋战国服装

　　亦无之，恐即卦字，褂卦皆从圭得声，俗作褂，但不能作“挂”或“挂”。无袖或半臂之衣，皆为胡服，《罪唯录·冠服志》云：“历朝挎褶，戎服也，袖短，或无袖而衣中断，下有横摺，又下有竖摺。若袖长，则为曳撒，或腰中间断，以一线道横之，谓之程子衣，无线道，谓之道袍。”　似此裤褶，又变为胡服总名。凡无袖、短袖、长袖之衣，与腰中间有线道横截或无线道横截之袍，皆可称为裤褶，因而今所论之半臂，其为胡服，决无问题。至其形制，宋曾三异《同话录》“貉袖”条述之最详：　“近岁衣制，有一种如旋袄，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以最厚之帛为之，仍用夹裹，或其中用绵者，以紫皂缘之，名日貉袖，闻之起于御马苑圉人，短前后襟者，坐鞍上不妨脱，着短袖者以其便于控驭耳。”长不过腰，两袖仅掩肘，缘边用紫皂布，有夹衣，亦有绵衣，显然为半臂制度。以其短前后襟，坐鞍上不妨脱，故亦可称为马褂，马褂即对襟衣。明清之制犹然。《日知录》卷二十八《对襟衣》所谓：“太祖实录洪武二十六年三月禁，官民步卒人等，服对襟衣，唯骑马许服，以便于乘马故也。”是也。”（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

　　编辑本段秦汉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　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统一度量衡、刑律条令等，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不过，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服饰制度仅属初创，还不完备，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相信秦克周，应当是水克火，因为周朝是"火气胜金，色尚赤"，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颜色崇尚黑色。这样，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是普通战士的装束，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腹部的甲片，都是下片压上片，以便于活动。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在肩部、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最多不超过六枚。甲衣的长度，前后相等，下摆一般多为圆形。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大批陶俑的出土，为秦汉武士的服装提供了较充分的例证。 汉代服装

　　他们穿的半长衣所交掩之曲裾虽较浅， 但仍为深衣之属， 其下身着长裤，腰系施钩之革带。这种装束在西汉时仍广泛流行，裤也逐渐向全社会普及。冠制的确立是在汉代实现的。上古时，华夏族之冠主要从属于礼制，男子成年时皆行冠礼。汉代的冠则主要从属于服制，是身份、官职以至官阶的表征。身份低微的人，只能戴帻而不能戴冠。冠本为加于发髻上的一个发罩，并不覆盖整个头顶。帻则像一顶便帽。冠和帻原来互不相关，到了王莽时，据说因为他头秃，所以先戴帻，帻上再加冠。后来这种戴法普及开来，因而在东汉画像石上出现的冠，也都在下面垫着帻。冠和帻不能随便配合，文官戴的进贤冠要配屋顶状的介帻，武官戴的武弁大冠则要配平顶的平上帻。进贤冠前部高耸，后部倾斜，外观若斜俎形。冠前有“梁”，可根据梁数的多寡来区别戴冠者的身份。皇帝戴的通天冠和诸侯王戴的远游冠也都是在进贤冠的基础上增益华饰而成。武弁大冠又名“惠()文冠”，起初只是用(薄麻布)制作的下垂双耳之弁，后来在弁下垫帻，进一步又在弁上涂漆，其状遂若漆沙笼，故又名“笼冠”。甘肃武威磨嘴子62号新莽墓曾出土了纱笼冠。此外，武士也戴冠。执法的官员则戴獬豸冠。　在区别尊卑方面，进贤冠上的梁虽然起一定作用，但梁数多不过三，等级的划分较粗略。所以汉代又用绶作为官阶的标志，不同等级的官员之绶的颜色、织法、密度和长度都不相同。这时的绶是系在官印上的带子，但它和西周时佩玉之组实一脉相通。 汉代妇女曲裾

　　汉代妇女一般将头发向后梳成下垂的圆髻，名椎髻。常着深衣，女式深衣之华丽者名衣，它的曲裾不但在下身缠绕好些层，且在其斜幅上缀以三角形物及长飘带，即文献中所称之与。其状可在四川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见到。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　1．穿外衣时，由于领大而且弯曲，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　2．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　3．袖宽为一尺二寸；　4．衫无袖；　5．穿皮毛服装时裘毛朝外；　6．腰带极为考究，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如螳螂形或琵琶形。形象十分生动有趣。一般长度在带钩从形、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佩戴者很多；　7．男子保持佩刀习俗，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主要是显示仪容。　汉代祭服延用"大制度"，遵从古礼穿冕服佩绶、佩玉。皇帝、公卿、诸侯均用大，只是在所系玉石的串珠或丝绳的质地上加以区别。皇太后、太后、公卿夫人等的祭服(谒庙服)、亲蚕服、朝见服和婚礼服的形式都采用深衣制。　汉时劳动女子总是上穿短襦，下穿长裙，膝上装饰长长垂下的腰带。劳动男子常服是上身穿襦，下身穿犊鼻裤，并在衣外围罩布裙；这种装束不分工奴、农奴、商贾、士人都一样。

　　编辑本段魏晋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但在风格特征上，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　公元六世纪波斯图案花纹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当时的纺织、服装以及其他装饰物，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多有反映。　魏晋时期规定宫中朝服用红色，常服用紫色。白色为平民百姓服色。这时的服式仍以襦、裙为主，裘是非正式衣服。妇女装饰比较考究，有金环、银约指和绕腕的跳脱等。在质地上宫中与宫外仍有很大区别。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长至膝上，腰部以上是胸背甲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有的用整块大甲片，甲身分前后两片，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胸前和背后有圆护。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并且打磨的得极光，颇似镜子。在战场上穿"明光铠"，由于太阳的照射，会发出耀眼的"明光"，所以这样称呼。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而且繁简不一，有的只是在　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有的则装有护肩、护膝，复杂的还有重护肩。身甲大多长至臀部，腰间用皮带系束。

　　编辑本段南北朝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不穿裙而露裤的人，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跳舞者穿长衫，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头上束纨巾。　南北朝服式还有"袍"和"衫"，衫在晋时已是必着衣的一种。"裘"在此时极为珍贵，以貂裘为最。"　"是少年喜爱的衣物，浮薄少年更喜爱有色之"　"、"襦"、"帔"、"鹤氅"，这些都是此时普及的衣装。　南朝服式基本上继承魏晋，由于战乱和国度的频繁更替，反映在着装方面也有变化。江南衣式比北方短小，但当时却流行戴小帽穿大衣的风气，有时将一只袖分成两只，一条裙截成两裙，有的款式大领大带，有的衣窄袖小，有的裙长曳地，有的衣长蔽脚。南朝的朝服仍是玄衣。服饰用料有规定，三品官以下的不得穿用杂色绮做的衣服，六品官以下者只能穿七彩绮，不可使用罗绡。南朝的艺术品与服饰风格一脉相承，许多出土的陶俑形象，向我们展示了细腰圆脸型的女子，面目神情十分娟秀，尤其出自江南的俑塑特点更突出，这与服饰的拖地长裙和宽衣披带均十分协调一致。　北朝的服式，官宦正式场合穿着朱色单衣，便服和军服以为主。穿红色袍就佩带金带，穿小袖长身袍则用金玉带。平民妇女以襦袄为常服，这与南朝并无两样。北朝时期着装衣料中绫锦最为华贵。　南北朝的卷草花纹是在汉代的云纹图案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敦煌造井(单独适合纹样)、三角形花(适合纹样)和条状花(二方连续)、飞天、云纹等动态形象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古朴、秀丽，又含蓄柔和。当时的毛织毯、麻布和丝绸都是盛行的产品。

　　编辑本段隋唐

　　在南北朝胡、汉服装相互影响而又各成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唐代服制，出现了“法服” 与“常服”并行的局面。作为大礼服的法服仍是传统的冠、冕、衣、裳，常服则是在鲜卑装的基础上改进而成。唐代男子上自皇帝下至厮役，在日常生活中都穿常服，包括圆领缺袍、幞头、革带及长靴。缺袍即开衩的长袍。幞头则是由鲜卑帽演变出来的，它本是一幅头巾，系裹时两个巾角向前抱住发髻，其余两个巾角在脑后结扎，多余的部分自然垂下。幞头的质料起初用黑色的缯或罗，所以垂下的巾角也是软的，故称“软脚幞头”。以后又在巾角中用铜、铁丝作骨，将它撑起来，成为“硬脚幞头”。由于硬脚的形状及翘起的角度不同，又有“句脚”、“展脚”、“朝天”等式。唐代的革带上起初装有供系物用的窄皮条，故此种带名带。上面并固着若干方形饰牌，名。依官阶之不同，分别用玉、金、犀、银、瑜石、蓝铁等材料制作，从而使革带也成为区别官阶的标志。另外，北周时出现的“品色衣”，在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中国官服的一大特色。唐代官员自一品至九品，服色以紫、绯、绿、青为等差。 唐代服装

　　唐代女装主要由裙、衫、帔组成。这时常将衫掩于裙内，所以显得裙子很长。帔又名帔帛，像一条长而薄的披巾，是受了西亚佛教的影响才在中原流行的。唐代前期女装中还流行卷檐虚帽、翻领外衣等胡服，安史之乱后，此风渐歇。　唐朝还流行女子穿"胡服"。"胡服"就是西域人的服装。腰带形式也深受胡服影响。在此以前，人们的腰饰是以金银铜铁，这时候流行系"蹀躞带"，带上有金饰，并扣有短而小的小带以作系物之用。这种腰带服用最盛是在唐代，以后延用一直至北宋年代。 唐代服装

　　盛唐以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的样式日趋宽大。到了中晚唐时期，这种特点更加明显，一般妇女服装，袖宽往往四尺以上。中晚唐的贵族礼服，一般多在重要场合穿着，穿着这种礼服，发上还簪有金翠花钿，所以又称"钿钗礼衣"。　唐高宗以后，以紫色为三品官的服色；浅绯色为五品官服色，深绿色为六品官服色，浅绿色为七品官服色，深青色为八品官服色，浅青色为九品官服色，**为宫外之人及庶民服色。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唐装襦裙线条柔长，十分优美自如，用料主要是丝织品，因此它的衣物以"软"和"飘柔"著称。唐装本身品类多，善变化，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多以中亚、印度、伊朗、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充实唐代服饰文化，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富丽堂皇，风格独特奇异多姿，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世人瞩目。

　　编辑本段宋代

　　宋代服装大体沿袭唐制。这时的幞头内衬木骨、外罩漆纱，宋人称之为“幞头帽子”， 宋代服装

　　可随意脱戴，与唐初必须临时系裹的软脚幞头大不相同。这时，皇帝和高官戴的展脚幞头，两脚向两侧平直伸出，可达数尺。身份低的公差、仆役等，则多戴无脚幞头。　宋代妇女也穿裙和衫，这时的衫子多为对襟，盖在裙外。裙较窄，多施细摺，福州黄墓中除出罗裙外，还有开裆裤与合裆裤，可见宋代妇女在裙内着裤。起于五代时的缠足，至北宋晚期已逐渐流行。　宋代品官制度基本上沿袭前代，因此宫中的官服也与前代相仿，分为朝服、祭服、公服、戎服、丧服和时服。朝服是红衣红裳，内穿白色罗质中单，外系罗料大带，并有绯色罗料蔽膝，身挂锦绶、玉　、玉钏，下着白绫袜黑皮履。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主要是在有无禅衣（中单）和锦绶上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穿朝服时必戴"进贤冠"（一种涂漆的梁冠帽），"貂蝉冠"(又名"笼巾"，是以藤丝编成形，上面涂漆的冠帽)，獬豸冠(属进贤冠一类)。　公服即常服，又名"从省服"，以曲领大袖，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另有窄袖式样也。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七品官以上用绿色；五品官以上用朱色；三品官以上用紫色。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四品以上用紫色；六品以上用绯色；九品以上用绿色。按当时的规定，服用紫色和绯色(朱色)衣者，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 宋代服装

　　时服是按季节赐发给官臣的衣物。上至将相皇帝大将下至侍卫步军，赐发的品种有袍、袄、衫、袍肚、裤等。所赐之服大部分是织有鸟兽的锦纹。　宋代男子除在朝的官服以外，平日的常服也是很有特色的，常服也叫"私服"。宋官与平民百姓的燕居服形式上没有太大区别。只是在用色上有较为明显的规定和限制。　宋时常服有如下几种：　"袍"有宽袖广身和窄袖窄身两种类型，有官职的是锦袍，无官职的是白布袍。　"襦"、"袄"为平民日常穿用的必备之服。　"短褐"是一种既短又粗的布衣，为贫苦人服。　"　衫"，这是一种裳下摆接一横　的男人长衫。　"裳"，沿袭上衣下裳的古制。是冕服、朝服或私居服的式样。宋时也有上衣下裳的穿法。男子也穿用对领镶黑边饰的长上衣配黄裳。居家时不束带，待客时束带。　"直裰"是一种比较宽大的长衣。由于下摆无衩而背部却有中缝而称"直裰"。　"鹤氅"，宽长曳地，是一种用鹤毛与其他鸟毛合捻成绒织成的裘衣，十分贵重。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还有布衫和罗衫。内用的叫汗衫，有交领和颌领形式。质料很考究，多用绸缎、纱、罗。颜色有白、青、皂（黑）、杏黄、茶褐等。袄的质料有布、绸、罗、锦、　丝和皮。袄的用色有青、红、枣红、墨绿、鹅黄等几种。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多以纱、罗、绢、绸、绮、绫，并有平素纹、大提花、小提花等图案装饰，裤色以驼黄、棕、褐为主色。

　　编辑本段元代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都， 元代服装

　　灭西夏、金之后，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长期处于战乱状态，纺织业、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上紧下短，并在腰间加襞积，肩背挂大珠的"质孙服"制，汉人称"一色衣"或"质孙服"。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　"质孙服"服用面很广，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这种服式上、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以质分级层次〉。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衣服和帽子一致，整体效果十分出色。比如衣服若是金锦剪茸，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若衣服用白色粉皮，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与冬装类同。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夏季有十四个等级，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　"比肩"、"比甲"也是常服。"比肩"是一种有里有面的较马褂稍长的皮衣，元代蒙人称之为"襻子答忽"。"比甲"则是便于骑射的衣裳，无领无袖，前短后长，以襻相连的便服。元代男子的公服多随汉族习俗，常服的外面，罩一件短袖衫子，妇女也有这种习俗（称为襦裙半臂）。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贵族多为蒙人，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袖口窄小、袖身宽肥，由于衣长曳地，贵夫人外出行乐时，必须有女奴牵拉。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即所谓"金绣云肩翠玉缨"，十分华美。作为礼服的袍，面料质地十分考究，采用大红色织金、锦、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黄、绿、褐、玫红、紫、金等为主。元代平民妇女穿汉族的襦裙，半臂也颇为通行，汉装的样子常在宫中的舞蹈伴奏人身上出现，唐代的窄袖衫和帽式也有保存。此外受邻国高丽的影响，都城的贵族后妃们也有模仿高丽女装的习俗。

　　编辑本段明代

　　文武官服之忠靖冠服

　　明初要求衣冠恢复唐制（如左图所示） 明初官服

　　，其法服的式样与唐代相近，只是将进贤冠改为梁冠，又增加了忠靖冠等冠式。明代的公服亦用幞头和圆领袍，但这时的幞头外涂黑漆，脚短而阔，名乌纱帽，无官职的平民不得服用。公服除依品级规定服色外，还在胸、背缀补子。文官补子中饰鸟，武官饰兽。为褒奖官员的功勋，另特赐蟒袍、飞鱼服、斗牛服等服饰。蟒是四爪之龙，飞鱼为鱼尾有鳍之蟒，斗牛则在蟒头上加弯曲的牛角。官至极品则用玉带。所以“蟒袍玉带”就成为这时大官僚之最显赫的装束。明代的汉服影像颇远，近至东北亚的朝鲜，远至日本、琉球等藩属国。汉服是中国汉族的传统服装，起于轩辕黄帝，而终止于满清的大屠杀。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平等，而汉族也应当永远其民族服装，即汉服。

　　编辑本段清代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几千年来世代 清代服饰

　　相传的传统服制度，由于满族贵族的“剃发易服”、“十从十不从”、“留头不留发”政策以及大量的屠杀汉民，造成了中国传统的衣冠的消亡。这种屠杀式的变革，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变态式的发展，是历史上"胡服骑射"、"开放唐装"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的突变。　历时数千年的宽袍大袖（祭服，非常服）、潇洒富丽、纤细柔弱，与衣身膨胀、衣袖短窄的满装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满族的旗装，外轮廓呈长方形，马鞍形领掩颊护面，衣服上下不取腰身，衫不露外，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假袖二至三幅，马蹄袖盖手，镶滚工艺装饰，衣外加衣，增加坎肩或马褂。时至今日，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随时代发展，经过加工曲线突出体态暴露的旗袍，具有暂时的存在价值。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与其相配的裙或裤，以满地印花、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襟边、领边和袖边均以镶、滚、绣等为饰。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未嫁女垂辫。满族妇女不缠足、不穿裙，衣外坎肩与衫齐平，长衫之内有小衣，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衣外之衣又称"乌龙"。　明、清两代汉族女装变化不大，仍着衫、裙，清代后期始以裤代裙。清中期以后女装层层镶边，称为“滚镶”。清代满族妇女着旗装，她们不缠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有时外加坎肩。乾隆以后，满族女装中出现高底的“花盆底”鞋。咸丰以后，又出现高大的“两把头”、“大拉翅”等发型，成为满族女装之突出的特征。　旗袍马褂　马褂、旗袍是清代满族男女的典型服饰。 旗袍

　　马褂是一种穿于袍服外的短衣，衣长至脐，袖仅遮肘，主要是为了便于骑马，故称为“马褂”。它区别于汉族在宋明时期的马褂，满清的马褂不修边幅。满人初进关时，通过大屠杀而迫使汉族穿上它们的马褂。康熙雍正年间，由于奴化政策，才开始在社会上流行，并发展成单、夹、纱、皮、棉等服装，成为男式便衣，士庶都可穿着。　的样式有琵琶襟、大襟、对襟三种。琵琶襟马褂，因其右襟短缺，又叫缺襟马褂，穿上它可以行动自如，常用作出行装。大襟马褂，则将衣襟开在右边，四周用异色作为缘边，一般作常服使用。对襟马褂，其服色在各个时期有多种变化：初沿天青色，至乾隆中期，又尚玫瑰紫，后又推崇深绛色（人称“福色”），到了嘉庆年间，则流行泥金及浅灰色。大袖对襟马褂可代替外褂而作为礼服使用，颜色多用天青色，大小官员在谒客时常穿此服，因其身长袖窄，也称作“长袖马褂”。　中有一种颜色不能随便使用，那就是**。黄马褂，是皇帝特赐的服装。穿着这种赐服的人，主要有三类：一是随皇帝“巡幸”的侍卫，称为“职任褂子”；二是行围校射时，中靶或获猎多者，称为“行围褂子”；三是在治事或战事中建有功勋者，称为“武功褂子”，这些人还要被载入史册。只有这种御赐的马褂才可以随时穿着。 大褂

　　旗袍是中国清朝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裳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经汉人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发型与冠戴能增加女子仪容的俊美，又能体现出女子的年龄与身份特点。段成式《髻鬟品》就记载了不下百余种，其髻名虽多，但基本上是按髻的形态与装饰而命名，如髻似螺，曰螺髻，如髻饰以凤，曰凤髻等。古代女子发型变化，基本上是按梳、绾、鬟、结、盘、叠、鬓等变化而成，再饰以各种簪、钗、步摇、珠花等首饰，因此研究女子发型主要是探讨其梳编形式与规律。据古代作品及记载，概括分为结鬟式、拧旋式、盘叠式、结椎式、反绾式、双挂式等主要六类。

当夕阳和晚风送走一日的喧嚣，万花筒般的世界暂时停止了旋转，在忙碌中埋头一整天的你，是否也曾隐约地感到，世界应该不只是身边的世界？或许出于潜意识中对远方世界的渴望，或许出于天性难泯的好奇，人类总喜欢踮起脚潦，去眺望地平线以外的地方。

喜马拉雅之巅，圣洁的雪山女神遗世而独立，接受着山下传承万代的虔诚子孙顶礼膜拜；地中海岩，圆月人帕特农神庙顶上升起，清冷的光辉海岩，圆月从帕特农神庙顶上升起，清冷的光辉洒遍人类搭建过永恒神话的圣土；生生不息的原始法则在这里以生命为鼓而搏动；加勒比海滩一，手烈日去拥抱天际，远远的阳光和微微的涛声，忽然都近在咫尺……

世界无穷大，我们的想象力也没有极限，不同的角度去看，阳光就有不同的颜色，不一样的心灵去感悟，世界就有不一样的声音。然而这个世界最美好的地方却在于，它并不只是我们的想象，而是真实地存在着。即使有些近在咫尺，有些却遥不可及。

正是这份真实，激发了平凡的人们对于远方世界的笃定和渴望，也总挥不去一丝无能为力的怅然。基于同样对于美好世界的渴望，基于久已萌发在心中的感怀，我们制作了这部《环球国家地理图鉴》，以期描绘出一个广大世界的精致缩影。生动质朴的行文，足迹踏遍七大洲每一个神奇的国度，时刻伴随着彩色实景，每一幅都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精美作品。地球之美，人类之美，自然之美，文明之美，等待我们去感悟。希望每一位捧起这本书的朋友，能藉此实现我们的初衷，一起去感受那些原本远在天边的真实与美丽，忽然间都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