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迁,传统民歌也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它在结合民族唱法和通俗唱法的基础上,融入了新流行的音乐元素,演变形成了人们喜爱并乐于接受的新民歌。这种新民歌具有很强的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商业价值和世界价值,并呈现出了新鲜的时代气息,散发出了独特的文化光彩,促进了民族声乐向高层次多元化发展。
一、新民歌范畴
从上世纪末开始新民歌这一新的艺术形式就迅速萌芽和发展,它通过借鉴传统民歌中的精华部分来进行由创作和全新演绎,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它侧重对民族风格歌曲方向的创作,在演唱方式上沿用大众熟知的民族通俗唱法,但是并没有完全照搬传统音乐,而是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融合,将符合时代发展的时尚和流行音乐因素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融合和诠释,并采取商业包装的方式,让观众享受到了崭新的视听盛宴。而新民歌得以快速壮大的主要原因是抓住了时代性的特征,对歌曲演绎进行了颠覆,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我们要跟随世界音乐潮流发展的脚步,在把握住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将更多的流行、民族因素融入到声乐艺术中,不断探寻创新途径,挖掘以“新民歌”为代表的诸多艺术形式,使得传统和时代得以良好的融合。
二、新民歌分类
(一)传统民歌改编曲
大多数新民歌都是通过对传统民歌或者原生态民歌的改编来完成的,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流行性,在演咁方式上和原曲目截然不同。《壮乡美》就是首届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上深受观众喜爱的一首新民歌,作曲家选取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壮族民歌,对其“过山腔”等形式进行了深入研究,无论是创作特点还是演唱方式都带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新民歌整体气势恢宏,高亢,演唱者对旋律的把握极为准确,起伏极大的旋律使得歌曲意境更加辽阔,且充满了壮族地区那种极为浓郁的山野气息。
(二)全新创作曲
新民歌在沿用传统民族音乐素材的基础上进行了全新的创作,作曲家对民族音乐特征的把握使得新民歌融入了民间风格,对具有通俗、时尚音乐素材的使用让演唱和伴奏更加融洽和自然。民歌歌手对新民歌的演绎使得歌曲本身更有韵味,广为传唱的歌曲《幸福万年长》、陈思思深情演唱的《情哥哥去南方》都是新民歌成功的代表。演唱者使用通俗歌曲的发声技巧能使歌曲更具感染力。
(三)民谣风格曲
新民歌音乐还有一种很常见的表现方式,就是通过通俗歌手的演绎来完成极具民谣特色的展现。如著名歌手春雷和洪启就是通俗演唱新民歌的代表,他们的演唱体现了地域民谣特色,对于演唱方法和表现形式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让观众感受了到不一样的音乐气息。《红雪莲》是歌手洪启的代表作之一,洪启在演绎这首民谣歌曲的时候并没有采用传统的新疆民族音乐,而是选取了极具代表性的汉族音乐来作为辅助,并且全曲都没有使用过多的乐曲伴奏,只使用了单纯的吉他乐器,使得歌曲旋律变得单纯而诗意,观众从伴奏中就能感受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柔情。而歌曲中对于天山独特风情的截取和彰显出的爱情主题使得全曲凄美之感更加浓重,将新民歌中的地域民谣风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不仅给予了观众美的享受。而春雷在演绎《吉祥》这首歌的时候则融入了世界流行音乐元素,他采用了节奏感极强的电子音乐作为前奏,音调的轻快感使得全曲呈现出了一种欢乐喜庆的气氛,很好地表达出了我国人民对于祖国前景的美好祝福以及对家庭和睦的期望。像这一类歌曲的演绎通常结合了很多民族音乐元素和流行的民谣风格,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三、新民歌的音乐特点
(一)国际性
所谓国际性,是指某种事物突破自身地域和人文上的局限性,在时代的发展中逐渐趋向于全面化的发展,而音乐的国际性可以定义为在一个相对的时期内形成的一种具有共识的音乐语言。当今社会,文化的快速繁荣以及经济的全球化为中国新民歌的发展提供了宽广的平台,现代信息技术则为中国新民歌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新民歌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民族声乐艺术与时俱进的结果,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新民歌已经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趋势。所以说,新民歌的国际化是中国民歌艺术走向国际化的必然要求,新民歌在创作中,不仅采用了传统民歌的艺术创作手法,同时也副入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民族音乐元素,如将民歌的曲风与国际化的编曲融合起来,创出新型的油经方式。这不仅是民族化和国际化的展示,也是新民歌在音乐艺术领域上的一大创新,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音乐事业的发展。除此之外,1998年中国民乐乐团第一次在维也纳演出,1999年开始每年举行一届民歌节等,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民族音乐正在不断受到社会和观众的青睐,新民歌已经成为了大众所肯定的音乐艺术之一,并在不断完善中走出国门,开始正式走向世界,成为了新时代的民歌新风尚。
(二)时尚性
大众的审美往往决定了民歌的发展方向,在人们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今天,传统民歌“千人一面”的演绎方式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新民歌则因为在立足于传统歌曲的基础上加入了流行、时尚等音乐元素而够备受人们的喜爱,成为了民族音乐发展的一个新趋向。传统的民歌演绎方式主要运用纯民族的发声方法,表现在演唱气息的顺畅与否以及咬字是否清晰上,而新民歌则以传统民歌的发声为基础,在保留它的原型中精华部分的同时,结合时代特点加入了流行与时尚的音乐元素,全新创作出了具有时代意义和现代审美需求的新民族音乐。新民歌的歌曲内容大多紧扣时代主题,多是禁美新生活,体现新风貌,具有时尚性。如著名歌唱家汤灿的代表作《家乡美》,歌词具有很明显的时代特征,而汤灿不仅采用了传统民歌的演唱技巧,又恰如其分地借鉴了亲切的通俗歌曲发声来演唱这一首歌,极具时尚感,从而把整个作品表现得深情亲切,富有感染力,引起了人们的内心共鸣,从而使听众能够进入歌曲的意境中,得到更高层次的审美升华。
四、新民歌的文化属性
(一)民族声乐属性
新民歌是产生于20世纪末,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逐渐演变出来的一种新型的歌曲演唱形式。深入剖析新民歌,我们会发现尽管新民歌具有现代性、流行性的音乐特色,并且拥有各种传播的表达方式,但从音乐的本体特征来看,新民歌仍然属于民族声乐的范围之内,新民歌由传统民歌一路演变到今天,它的本质仍然是可分离的。从民族声乐的范畴中来看,新民歌的作品不仅展现了新式的风格,同时也继承了传统民歌的精华部分,传统民歌是新民歌的基础,新民歌是传统民歌的创新,只有二者共存于民族声乐之中,才能使现代民族声乐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二)城市音乐属性
传统民歌是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作并广泛流传的歌曲,是最大众化的音乐表现形式,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色彩。传统民歌的特点也决定了其发展区域大多数局限于农村地区。而新民歌则由于其独特鲜明的时尚性、流行性而被大众所喜爱,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发展。随着城市化的加快,音乐产业逐渐成为了现代社会的重要文化特征,城市音乐文化是在城市这个特定的区域、社会和经济范围内,将人们的精神、思想和感情化为声音载体,来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文化现象。新民歌在城市地区的发展使得其本身带有了城市音乐的属性。无论是工业化还是产业化的社会,城市音乐的迅速扩展同样也让新民歌在城市音乐的范畴里得到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新民歌变得更迎合大众的视听方式,并富有了更深刻的感染力。
五、结语
新民歌是基于传统民歌的基础上在新时代音乐领域内的创新,是民族声乐与时俱进的必然结果,融传统民族声乐的精华与现代音乐的时尚干一体,且有独特的音乐特点,展现了新时代风貌。它的繁荣发展从侧面说明了我国民族声乐的发展情况,同时也为我国民族声乐的多元化格局增添了色彩,给民族声乐带来了很好的发展前景。
长诗《毁灭》写于1922年末,初载1923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14卷第3号,收入诗文集《踪迹》。这首著名的长诗,历来被文学史家们公认为“五四以来无论在意境上和技巧上都超过当时水平的力作”(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徘徊悲哀的情绪,挣扎向前的精神,构成了长诗的基调。这是“五四”落潮时期,朱自清和一批与他相似的知识分子心态的写照。幻想的破灭,现实的黑暗,在他们心中形成“理不清现在,摸不着将来”的郁结,“待顺流而下罢,空辜负了天生的我,待逆流而上啊,又惭愧无力”。
正是在这种心态之下,1922年6月朱自清和俞平伯等在杭州西湖作“湖上三夜的畅游”。迷茫的湖光山色,飘忽的精神心态,“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一场充满徘徊,痛苦与挣扎的自我毁灭和自我新生,在诗人的心灵深处震荡。“我不堪这个空虚,便觉得飘飘然终是不成,只有转向,才可比较安心”“转”向何处呢?“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信三通》)“丢去玄言,专崇实际”,既是诗人心灵的写真,也是长诗《毁灭》的主旨。
朱自清(1989-1948),是我国现代著明散文家和诗人。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因祖父及父亲长期定居扬州,故又称扬州人。自清幼年在私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一九一六年考上北京大学预科,翌年升入本科哲徐系,於一九二零年毕业。
在五四运动思潮运动下,他开始文学创作的道路。大学毕业后,他在浙江一带中学教书,继续参加新文学运动,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早期会员和创办第一个诗歌杂志《诗》;并於一九一九年底始发表诗歌。他在一九二五年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开始创作散文,风格独树一帜。
朱自清的创作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一九二五年前主要是诗,以清新明化见称;内容热烈追求光明,或评击黑暗政治,或流露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州。此时期的诗作如《光明》、《新年》、《小舱中的现代》等。
一九二五年后他则从事散文创作,大多集中写景抒情,有的著力示社会的黑暗,有的表现他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精神。此时期的作品有《荷塘月色》、《背影》、《匆匆》等。
他在抗战胜利后,主力对黑暗的现实作有力评击,创作了许多杂文,并收入《标准与尺度》和《论雅俗共赏》等文集中;他还写过关於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和评论的文章,先后有《经典常谈》、《语言志办》等
六月间在杭州。因湖上三夜的畅游,教我觉得飘飘然如轻烟,如浮云,丝毫立不定脚跟。当时颇以诱惑的纠缠为苦,而亟亟求毁灭。情思既涌,心想留些痕迹。但人事忙忙,总难下笔。暑假回家,却写了一节;但时日迁移,兴致已不及从前好了。九月间到此,续写成初稿;相隔更久,意态又差。直到今日,才算写定,自然是没劲儿的!所幸心境还不会大变,当日情怀,还能竭力追摹,不至很有出入;姑存此稿,以备自己的印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九日晚记
踯躅在半路里,
垂头丧气的,
是我,是我!
五光吧,
十色吧,
罗列在咫尺之间:
这好看的呀!
那好听的呀!
闻着的是浓浓的香,
尝着的是腻腻的味;
况手所触的,
身所依的,
都是滑泽的,
都是松软的!
靡靡然!
怎奈何这靡靡然?——
被推着,
被挽着,
长只在俯俯仰仰间,
何曾做得一分半分儿主?
在了梦里,
在了病里;
只差清醒白醒的时候!
白云中有我,
天风的飘飘,
深渊里有我,
伏流的滔滔;
只在青青的,青青的土泥上,
不曾印着浅浅的,隐隐约约的,我的足迹!
我流离转徙,
我流离转徙;
脚尖儿踏呀,
却踏不上自己的国土!
在风尘里老了,
在风尘里衰了,
仅存的一个懒恹恹的身子,
几堆黑簇簇的影子!
幻灭的开场,
我尽思尽想:
“亲亲的,虽渺渺的,
我的故乡——我的故乡!
回去!回去!”
虽有茫茫的淡月,
笼着静悄悄的湖面,
雾露蒙蒙的,
雾露蒙蒙的;
仿仿佛佛的群山,
正安排着睡了。
萤火虫在雾里找不着路,
只一闪一闪地乱飞。
谁却放荷花灯哩?
“哈哈哈哈~~~” “吓吓吓~~~”
夹着一缕低低的箫声,
近处的青蛙也便响起来了。
是被摇荡着,
是被牵惹着,
说已睡在“月姊姊的臂膊”里了;
真的,谁能不飘飘然而去呢?
但月儿其实是寂寂的,
萤火虫也不曾和我亲近,
欢笑更显然是他们的了。
只有箫声,
曾引起几番的惆怅;
但也是全不相干的,
箫声只是箫声罢了。
摇荡是你的,
牵惹是你的,
他们各走各的道儿,
谁理睬你来?
横竖做不成朋友,
缠缠绵绵有些什么!
孤另另的,
冷清清的,
没味儿,没味儿!
还是掉转头,
走你自家的路。
回去!回去!
虽有雪样的衣裙,
现已翩翩地散了,
仿佛清明日子烧剩的白的纸钱灰。
那活活像小河般流着的双眼,
含蓄过多少意思,蕴藏多过少话句的,
也干涸了,
干到像烈日下的沙漠。
漆黑的发,
成了蓬蓬的秋草;
吹弹得破的面孔,
也只剩一张褐色的蜡型。
况花一般的笑是不见一痕儿,
珠子一般的歌喉是不透一丝儿!
眼前是光光的了,
总只有光光的了。
撇开吧。
还撇些什么!
回去!回去!
虽有如云的朋友,
互相夸耀着,
互相安慰着,
高谈大笑里
送了多少的时日;
而饮啖的豪迈,
游踪的密切,
岂不像繁茂的花枝,
赤热的火焰哩!
这样被说在许多口里,
被知在许多心里的,
谁还能相忘呢?
但一丢开手,
事情便不同了:
翻来是云,
覆去是雨,
别过脸,
掉转身,
认不得当年的你!——
原只是一时遣着兴罢了,
谁当真将你放在心头呢?
于是剩了些淡淡的名字——
莽莽苍苍里,
便留下你独个,
四周都是空气罢了,
四周都是空气罢了!
还是摸索着回去吧;
那里倒许有自己的弟兄姊妹
切切地盼望着你。
回去!回去!
虽有巧妙的玄言,
像天花的纷坠;
在我双眼的前头,
展示渺渺如轻纱的憧憬——
引着我飘呀,飘呀,
直到三十三天之上。
我拥在五色云里,
灰色的世间在我的脚下——
小了,更小了,
远了,几乎想也想不到了。
但是下界的罡风
总归呼呼地倒旋着,
吹人我丝丝的肌里!
摇摇荡荡的我
倘是跌下去呵,
将像泄着气的轻气球,
被人践踏着顽儿,
只馀嗤嗤的声响!
况倒卷的罡风,
也将像三尖两刃刀,
劈分我的肌里呢?——
我将被肢解在五色云里;
甚至化一阵烟,
袅袅地散了。
我战栗着,
“念天地之悠悠”……
回去!回去!
虽有饿着的肚子,
拘挛着的手,
乱蓬蓬秋草般长着的头发,
凹进的双眼,
和软软的脚,
尤其灵弱的心,
都引着我下去,
直向底里去,
教我抽烟,
教我喝酒,
教我看女人。
但我在迷迷恋恋里,
虽然混过了多少时刻,
只不让步的是我的现在,
他不容你不理他!
况我也终于不能支持那迷恋人的,
只觉肢体的衰颓,
心神飘忽,
便在迷恋的中间,
也潜滋暗长着哩!
真不成人样的我
就这般轻轻地速朽了么?
不!不!
趁你未成残废的时候,
还可用你仅有的力量!
回去!回去!
虽有死仿佛像白衣的小姑娘,
提着灯笼在前面等我,
又仿佛像黑衣的力士,
擎着铁锤在后面逼我——
在我烦忧着就将降临的败家的凶惨,
和一年来骨肉间的仇视,
(互以血眼相看着)的时候,
在我为两肩上的人生的担子,
压到不能喘气,
又眼见我的收获
渺渺如远处的云烟的时候;
在我对着黑绒绒又白漠漠的将来,
不知取怎样的道路,
却尽徘徊于迷悟之纠纷的时候:
那时候她和他便隐隐显现了,
像有些什么,
又像没有——
凭这样的不可捉摸的神气,
真尽够教我向往了。
去,去,
去到她的,他的怀里吧。
好了,她望我招手了,
他也望我点头了。……
但是,但是,
她和他正都是生客,
教我有些放心不下;
他们的手飘浮在空气里,
也太渺茫了,
太难把握了,
教我怎好和他们相接呢?
况死之国又是异乡,
知道它什么土宜哟!
只有在生之原上,
我是熟悉的;
我的故乡在记忆里的,
虽然有些模糊了,
但它的轮廓我还是透熟的,——
哎呀!故乡它不正张着两臂迎我吗?
瓜果是熟的有味;
地方和朋友也是熟的有味;
小姑娘呀,
黑衣的力士呀,
我宁愿回我的故乡,
我宁原回我的故乡;
回去!回去!
归来的我挣扎挣扎,
拔烟尘而见自己的国土!
什么影像都泯没了,
什么光芒都收敛了;
摆脱掉纠缠,
还原了一个平平常常的我!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我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虽然这些印迹是极微细的,
且必将磨灭的,
虽然这迟迟的行步
不称那迢迢无尽的程途,
但现在平常而渺小的我,
只看到一个个分明的脚步,
便有十分的欣悦——
那些远远远远的
是再不能,也不想理会了。
别耽搁吧,
走!走!走!
楼上的答非所问,下面是我的教案
上古歌谣的分类及内容
我国现存上古歌谣,从题材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劳动歌谣。这类歌谣是最早出现的上古诗歌,它们对劳动行为的再演和生产经验的总结,是先民有意识创作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
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是现存上古歌谣中一首最典型的劳动歌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这里用“肉”字指代猎物,意为砍断竹子,做成弹弓,弹出土块,去打野兽。
从内容和形式看,都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他们制造弓箭和射猎的整个过程。它不仅描绘和歌颂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还洋溢着先民对自己学会制造猎具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对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
制作工具分两步。先是“断竹”,即砍伐竹子,截断竹子。由这两个字指引,我们仿佛见到一群围裹着树叶、兽皮的原始先民在茂密的原始竹林旁正手拿骨刀、石斧在砍伐根根竹子,在截劈一个又一个竹片。“续竹”是制作过程的第二步。歌中没有清晰交代“断竹”后怎样削枝、去叶、破竹成片,从画面的组接上来讲,从“断竹”到“续竹”中间已有所省略、承转。所谓“续竹”,是指用“野藤之类”韧性植物连接竹片两端,制成弹弓。也许是竹既做弓,又做弦。至此,狩猎工具已经制成。以下便写打猎。
打猎也分两步。先是“飞土”,把泥土做成的弹丸装到弓上打出去。至于泥弹的制作过程,诗中也未作交代,但从“续竹”到“飞土”,可以想见还有一个制作弹丸的环节。“飞土”的目标,或是飞禽,或是走兽,一旦打中,便向受伤或射死的猎获物奔去。“逐宍”便是指追捕受伤的鸟兽。“宍”指飞禽走兽。
根据社会发展史和古人类学的研究,人类学会制作弓箭之类狩猎工具,已是原始社会的新时器时代。那时的人类究竟怎样进行生产劳动和生活的,只能向残存的原始洞岩壁画和上古歌谣以及考古发现中去探寻。在这一点上,这首古老的《弹歌》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因为有了它,我们才得以窥见洪荒时代先民们生产与生活的部分生动图景。不仅如此,我们从中还仿佛体悟到了“原始人对自己学会制作灵巧猎具的自豪感和喜悦的心情”,体悟到了“先民们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褚斌杰)。
弓箭的发明是人类摆脱蒙昧时代的重要标志。恩格斯说:“弓箭对于蒙昧时代,正如铁剑对于野蛮时代和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一样,乃是决定性的武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国弓箭的发明很早,有所谓:“少昊生般,是始为弓”(《山海经•海内经》);“羿作弓”。(《墨子•非儒》)其实弓箭的发明不是个人创造,而是原始人在漫长的时代中智慧和经验的积累。
“弹”,范垂长《先秦文学详解》注为“tan”,而朱世英《民间歌谣精华评析》,注为“dan”,并解释说:“一种用弹力发射弹丸的古老武器”。汉代刘向在《说苑》里介绍“以弹说弹”的成语故事时,引了惠施(战国人)“弹之状如弓,而以竹为弦”的话。可见“弹”就是后人所说的弹弓。
《击壤歌》相传是一首尧时民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歌词大意是:我们伴随着太阳起居,伴随着太阳劳作,自食其力,悠然自得。
2、祭祀歌谣。这类歌谣表现了上古先民幻想祈神降福或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意识。又可分两种:一种是祈祷式的祭歌,表现的是先民对神的畏惧、屈从、祈求和献媚,目的在求神降福;一种是咒语式祭歌,表现了先民反抗和征服的意愿,他们相信可以凭借语言的力量喝令、胁迫神祗服从人的意愿,让神保佑人类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
祈祷式祭歌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卜辞通纂》375片)。春夏之癸卯日,这雨从东方来与从西方来,或者从北方来、南方来
咒语式祭歌最突出的是《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土,返回你的原地;水,流回你那沟里;昆虫,不要兴起;草木,长到你那沼泽里去!伊耆氏:远古部落名,据说就是神农氏,这是一个首先发明农业的氏族的名称。蜡:是古代一种祭礼名称。周代在十二月举行祭百神之礼,称“蜡礼”,蜡礼上所用祭祷辞,即“蜡辞。”
这是一首祷祝丰收腊祭百神时的咒语式祭歌,大水泛滥,土地被淹没,昆虫成灾,草木荒芜,眼看收获无望,在原始宗教意识的支配下,原始人企图靠着这种有韵律的语言,来指挥自然,改变自然,使它服从自己的愿望。它句句是命令,喝令神化的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语辞坚决,声威凌厉,全无顶礼膜拜的祈求色彩,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
与此性质相同的,还有《神北行》:“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这是首驱逐旱神魃的咒语祭歌。它以幻想的祭歌语言,驱除旱神,以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与祈求式的祭歌相比,这类祭歌更能显示出先民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自然斗争的强烈意愿。
旱魃(hàn bá),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山海经》所记雨神称应龙。与雨神对应的是旱神,称女魃。应龙和女魃还被引入黄帝与蚩尤之战中,足见此神话已开始历史化。旱魃神话对后世创作影响颇大,如《神异经•南荒经》云:“南方有人,长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顶上,走行如风”,“所之国大旱。一名格子,善行市朝众中,遇之者投著厕中乃死,旱灾消。” 《山海经》里最惨烈动人的故事,是黄帝与蚩尤大战。书中《大荒北经》等多处记载:蚩尤经过长期准备,制造了大量兵器,纠集众多精灵,向黄帝发起攻击。黄帝派应龙到冀州之野去抗击他。应龙是长着翅膀的飞龙,发动滔天洪水围困蚩尤。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应龙的军队迷失在漫天风雨之中。黄帝听说雷泽里有雷神,长着人头龙身,经常拍打自己的肚子,能发出惊天动地的雷声,就杀了无辜的雷神,用他的皮做成大鼓敲打起来,震破蚩尤的凄风苦雨。黄帝又派了天女魃参战。魃身穿青衣,头上无发,能发出极强的光和热。她来到阵前施展神力,风雨迷雾顿时消散,黄帝终于擒杀了蚩尤。应龙和魃建立了奇勋,但也丧失了神力,再也不能回到天上。应龙留在人间的南方,从此南方多水多雨。魃留居北方,从此北方多干旱,她无论走到哪里,都被人们诅咒驱逐,称为“旱魃”。
3、图腾歌谣。这类歌谣是先民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作的诗歌。图腾是上古先民在探索生命本源过程中误认的部族始祖,是部族的保护神兼祖先,倍受部族成员的崇拜与颂扬。流传至今的上古图腾歌谣已寥寥无几,典籍上保存的大都是有关图腾乐舞的记载,而歌词均不可考,如《玄鸟》歌颂的是葛天部氏族的图腾玄鸟(燕子),《云门》歌颂的是黄帝氏族的早期图腾云等等。
现今保存下来的此类诗歌,仅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的一首《燕燕往飞》。虽然歌词只有“燕燕往飞”一句,但有关情况记载较详:“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关于商氏族的始祖契为玄鸟所生的神话,《诗经•商颂•玄鸟》及《史记•殷本纪》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玄鸟即燕,是商族的图腾。契为商族有姓氏可考的男性祖先,是其母简狄在易水旁吞燕卵而孕育的生命。这句歌辞在如醉如狂的图腾崇拜中,正表现了商族先民对祖先的无限依恋和向往的深情。这类歌谣对先秦诗歌的抒情表意及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4、婚恋歌谣。上古时代的最初婚恋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含情脉脉,多表现出粗犷、野蛮的特点。这在《周易》爻辞所保存的较古老的短歌中有所体现。
《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一群男子骑在马上,迂回绕道而来,原以为是敌寇,等到闯进门来把姑娘抢走,才知道是为了婚事。
这是写野蛮抢夺婚的诗,反映了上古确实存在过的抢夺婚习俗。 原始社会遗留的野蛮抢婚习惯,《易经》的爻辞中也是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邅如:“邅”(zhan詹),犹豫绯徊之义。班如:亦犹盘旋不进之义。匪寇,婚媾:“匪”(fei菲),非的意思;“寇”,进犯之义。“ 婚媾”,婚嫁迎娶。此句是说并非进犯,乃是婚嫁。字:许配之义。“字,妊娠也。”怀孕、生育、哺乳、养育。在字形方面,“字”由“宀”+“子”组成,“宀”像房顶,房子里有“子”,表示生育、哺育孩子。
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及私有制时代,作为两性之间稳定持久的爱情应时而生。上古婚恋歌谣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最有名的是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古老情歌的《候人歌》。它只有“候人兮猗”四字。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接着他省视南方,女久盼未归,便唱出了这支歌。诗的前两个字是实词,后面两个字是感叹词,强烈表现出涂山氏女悠远缠绵的思念和焦灼急切的心情,表达明朗、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
与《候人歌》不同,上古歌谣也有表现婉转含蓄、微妙情趣的情歌,如《周易•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这首诗虽仅十字,但它却是一首美丽的牧场情歌。小伙子拿着刀杀羊,却不见血;姑娘承筐而装,篮子却是空的。时人唱出这支戏谑性的短歌,来打趣两人因情有所钟而心不在焉的情景。短诗没有言语表白和信物暗示,但把两人无言相契的爱情表现得含蓄有致,生动有趣。
5、战争歌谣。战争是上古社会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其时的歌谣也记录了当时战争的各种情况。
如《周易•中孚•六二》:“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诗是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情景的。有的仍擂鼓示勇,有的在坐卧休息,有的因失去亲人而伤痛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短短十字,音节顿挫地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
“得敌”,抓获了许多俘虏,说明是打了胜仗,这是展现以下场景的一个大背景。从叙事来说,这是采用横截手法,迅速切入正题,行文简洁、干净。为了赢得这场胜利,战士们付出了多少辛苦、多少代价啊!这一切都在胜利后各自的表现中自然地反映出来了。真可谓千姿百态,应有尽有:有人余勇可贾,精神亢奋,擂响了鼙鼓;有人感到疲乏,躺在一旁安静休息;有人受了伤或失去了亲人,正在啜泣;有人兴高采烈,唱起了欢乐的歌。这是一组“群像图画”,精神体态各不相同,富于立体感,虽没有工笔细描,却不妨凭个人的想像补上轮廓分明的线条。这是一首“交响乐曲”:有“罢”者的安静无声,有安静无声衬出的啜泣声,有高八度的嘹亮歌声;还震耳欲聋的鼓声。寥寥10字,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实在不容易。要知道,当时还只是文学的萌芽时期啊!
再如《周易•同人》爻辞经整理后为:“同人于门,同人于宗。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乘其墉,弗克敌。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同人于郊。”此诗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战斗过程。战前兴兵,拜祭宗庙;战斗中,先伏后攻,先失利而后得胜;凯旋归来后在郊外庆祝胜利。由这些绘声绘色的描摹中,令人仿佛听到了古老的杀伐声,看到了上古战争的礼仪、部族成员奋勇作战的身影及失败的悲哀和胜利的欢欣。
《同人》
初九 同人于门。“同人”,求合于人,与人合作。“门”,门外。“同人于门”,义同“出门同人”。初九,始迈出家门同人,合作对象数量有限,为数不多。
六二 同人于宗。“宗”,宗族。宗族人数颇多。“同人于宗”,意味着同人的数量增多,范围有所扩大。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戎”,象征军队。“三岁”,终词。九三,敌同人者。他们伏军于草莽丛林之中,时时登高窥测,伺机而动,以求一逞。然其破坏同人的企图终成泡影。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墉”,高墙。敌同人者登上高墙,耀武扬威,公然挑衅,明目张胆地向“同人”发起进攻,然其阴谋被挫,没有得逞,“弗克攻”。
九五 同人先号啕而后笑,大师克相遇。九五承九三、九四言。九三、九四破坏同人,离间合作者,同人受阻,悲伤不已,“同人先号啕”。同人者历经艰难,奋斗不止,终于战胜为敌者,扫清障碍,开创了同人的新局面,“大师克相遇”“而后笑”。
上九 同人于郊。“郊”,旷郊,喻范围广大。“同人于郊”,合作者面广人多。
(1)始向初九同人,终向上九同人,两者一致。上九同人乃初九同人的伸展,也是初九憧憬、期盼的目标。
(2)《同人卦》以“同人于门”、“同人于宗”、“同人于郊”,同人范围由内而外,由亲及疏逐渐扩展,同人人数由少而多,显示其变化的渐进性、顺序性和“上升”性。
(3)初九、六二同人,九三、九四,逆同人方向而动,同人的倒退,同人的断层。九五扭转逆向,拨逆反正,恢复了同人的变化方向,故有上九同人于郊的结局。《同人》卦实现变化方向确定性的途径属于曲折型。
上古歌谣的艺术特征
上古歌谣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集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上古歌谣绝大部分是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葛天氏之民的乐舞情形:“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始)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三人”说明是集体演唱,“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投足”是小步为节拍的舞姿,“八阕”是八支原始歌曲名。八阕的唱辞已亡,但从曲名看,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生产劳动有关。多人挥牛尾投足而歌的情形,形象说明了上古歌谣多具综合性艺术形式。
上古歌谣第二个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它再现生活的直接性。上古歌谣源于生活,又直接表现生活。它对生活的再现是直接的,即兴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什么,纯任自然,坦白直率。这与《诗经》选择典型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的细节展现现实和抒发情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它明显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源头。
语言简朴、节奏流畅是上古歌谣第三个显著的艺术特点。我国上古歌谣语言都极为简朴,大都是二言、三言或四言,复杂一点的句子很少见。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生产、艺术落后,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整齐,因而与之相伴的诗歌也就自然简短。其次与先民的思想能力和语言水平较低有关。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发为诗歌,自然也简短质朴。再次是当时艺术表现手法不成熟,单一的叙述手法,没有雕琢,没有夸饰,质朴无华。上古时歌谣虽然简朴,但并不平淡寡味,我们读上文所举的短歌,总感到它们的语言极为精练生动,节奏韵律畅快流动,朗朗爽口。
以赋为主的表现手法,是上古歌谣的第四个显著艺术特点。汉代文人曾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三种之中,上古歌谣最常用的是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兴”极其少见。这是因为“比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和艺术的长期积累过程,而赋是一种即兴式的直接铺陈事物的艺术方法,不需要这个过程,因而它成为我国上古歌谣的基本表现手法。如《弹歌》用赋法叙述整个过程,《候人歌》直陈涂山氏女候禹不归的焦灼、惆怅之情。不过,在上古歌谣中的直陈中也包含着描写成分,随着直陈中描写成分的增加,有些客观描写便积演成“有意味的形式”,从而具有了艺术意象的“比兴”意义。如《周易•明夷•初九》以“明夷于飞,垂其翼”起兴,来比喻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这已和《诗经》里的比兴基本相同。可见,上古歌谣的“赋”的手法,也是后世诗歌创作中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与源头。
这个话并不是在史书中的,其实是大秦帝国中编剧写的。但是,《诗经》中有很多的民间歌谣的记载。
赳赳老秦,共赴国难。其实是《大秦帝国》的独创,在史书中并找不到这句话。而编剧编的这首歌确实很符合当时的秦国的发展,并且在剧中也很烘托情节的发展。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秦国的人们呀,国家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境界了,所有人要行动起来,共同抗争。这首歌听着也是让人热血沸腾,能够感受到大秦帝国的豪迈之情。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而风这个部分中大部分就是记载了民间的歌谣。就比如很是出名的《蒹葭》就是这个部分的一首诗歌。当时,有专门的采风官,就是专门到民间,到田间地头听当地人吟唱歌谣,然后就给记录下来。
而这些歌谣不仅仅是闲事的哼唱,更是表达了当时的民间疾苦。当时国家设置的采风官其实也就是一个枢纽,用来沟通民间和中央的一个纽带。通过采风官所收集到的诗歌,也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人民的所思所想,这个也能够给当政者有一定的参考,看看自己的政策是不是得到了民心,看看适不适合当时的发展。
所以说,虽然这首歌曲虽然在史书中没有记载,但是并不影响它的光芒。从歌词中就能够感受到编剧的用心良苦,更是了解大秦帝国建立过程的心酸和不易。
竹枝词,主要因四川乃熊猫之故乡,竹子甚多而来民歌中的《竹枝》,流传年代古老,白居易诗中有:“幽咽新芦管,凄凉古竹枝”。从民歌演化为文人诗体,一般认为是从唐代刘禹锡开始的。刘于长庆二年(八八二年)任夔州刺史时,这年春正月来到建平(今巫山县)见到民间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边唱边舞,以「曲多为贤」。带有赛歌的性质。他由此受到启发,就仿效屈原作「九歌」的方式,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飏之」。实际是为当时民间的竹枝词歌舞作的新词。他的新词具有鲜明的民间歌谣格调,又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所以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当时的白居易、李涉以及其后的皇甫松、孙光宪等都写过竹枝词。 宋代黄庭坚称赞刘禹锡的竹枝词说:「刘梦得竹枝歌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苏轼也很赞赏,当黄庭坚向苏吟读刘禹锡九首中的第一首,即:「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轼叹道:“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见黄庭坚《跋刘梦得竹枝词》)。宋代不少文人写竹枝词,除苏轼、黄庭坚外、还有苏辙、杨万里、范成大、汪元量等,都有成名之作。 刘禹锡竹枝词在民间流传很广,一直到宋代还在传唱。据邵伯《闻见后录》记载:“夔州营妓为喻迪孺扣铜盘,歌刘尚书竹枝词九解,尚有当时含思宛转之艳”。又据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说“余当夜行苕溪,闻舟人唱渔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皆杂俚语,岂非梦得之词自巴逾传至此乎?” 苕溪在浙江流入太湖,渔歌中的后两句,指刘禹锡词中“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元代诗人杨维祯对竹枝词的发展有重大贡献,清王士祯说“梦得后工此体者,无如杨廉夫,虞伯生”。杨廉夫,即杨维祯。杨维祯(1296——1370年)字廉夫,号铁崖,浙江诸暨人。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进士。曾任天台尹、儒学提举等职。他为官有政绩,注意民间疾苦,写过一批民谣化的诗歌。他于元至正初年作《西湖竹枝词》九首,尔后竟有一百多人起来唱和。后于至正八年(一三四八)杨将一二0人的唱和辑词一八0首编成《西湖竹枝集》。并对各家之间加以评点。《西湖竹枝集》的出版,对竹枝词创作是一个有力推动。不少地方都出现冠以各地地名的《竹枝词》。(最早记载“麻婆豆腐”的便是源自《锦城竹枝词》--麻婆陈氏尚传名,豆腐烘来味最精,万福桥边帘影动,合沽春酒醉先生,要用四川话来读,才朗朗上口) 元明以还,许多文人学士写有《竹枝词》作品。比较有影响的元代如虞集(伯生)、倪瓒、马祖常等。倪瓒是著名画家。明代有刘基、宋濂、李东阳、杨升庵、徐渭、袁宏道等。 清初,康熙年间的诗人王世祯(1634——1711年),对竹枝词情有独钟。他每到一地都要写几首竹枝词,如《都下竹枝词》、《汉嘉竹枝词》、《江阳竹枝词》、《西陵竹枝词》、《广州竹枝词》、《邓尉竹枝词》等等。在诗词理论上主“神韵”说,主张诗歌要“兴会神到”,讲究含蓄蕴藉,富有情趣。他在一首讲自己诗风渊源时的诗中写道:“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可见竹枝词对他诗风的影响。王世祯在康熙时期主掌诗坛数十年,号渔洋山人,门生满天下,他主倡的诗风在清一代很有影响。 有清一代,竹枝词有了很大发展。康熙时期的朱彝尊、高士奇、孔尚任、查慎行等都有佳作。文人唱和之风尤盛。如孔尚任(《桃花扇传奇》作者)在康熙三十一年(公元1693年)与袁启旭等九人,在燕九节这一天同游白云观,回来后在同行陈健夫家中以庾信“结客少年场,春风满路香”为韵各作十首竹枝词,共得九十首,记述了白云观庙会的各种场景。(见《清代北京竹枝词》)。到乾隆时期,连弘历皇帝也做起竹枝词来,他写有《荔枝效竹枝词》三首。这在历代帝王中是仅见的。清代中,晚期作者日众,上至达官,下至小吏,中、小知识分子,由于社会急剧变化,朝廷腐败,外国侵略,内忧外患,民不聊生,引起广大知识阶层的愤懑,纷纷拿起笔来。以竹枝词为体,“或抒过眼之繁华,或溯赏心之乐事”,“运龙蛇于掌上,抒垒块于胸中”。“借眼前之闻见,抒胸际之牢愁”。写作题材越来越广泛,从记风土、写恋情、涉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重大历史事件都纷纷入诗。在地域上从通都大邑到大部分省区、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华人所在的域外诸国也有作品出现。如郁达夫有《日本竹枝词》、郭则沄有《江户竹枝词》、潘飞声《柏林竹枝词》、还有《伦敦竹枝词》、《海外竹枝词》等等。据竹枝词研究家们估计,从唐至今,竹枝词作品至少有十数万首以上,远远超过全唐诗歌总量。
《国风》。
《国风》是《诗经》的一部分。大抵是周初至春秋间各诸侯国华夏族民间诗歌。国风中的周代民歌以绚丽多彩的画面,反映了华夏劳动人民真实的生活,表达了他们对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的不平和争取美好生活的信念,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
《国风》大部分作品是汉族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是《诗经》中的精华。其主要内容:
1、表达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愿望和对劳役、兵役的痛苦与反感。例如《豳风·东山》描述战后农村的破败景象,揭示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和痛苦,表达了人民对和平与劳动生活的渴望。
2、对劳动的讴歌。如《周南·芣苢》是妇女们三三两两去采集车前子时边采边唱的歌,表达了妇女劳动时欢快之情。《魏风·十亩之间》唱出了采桑姑娘在劳动中的欢乐和劳动后愉悦的心情。
扩展资料:
分布地区:
《国风》分布的地区,“周南”是周公所治的南国,“召南”是召公所治的南国,以陕地(今河南陕县)为分界线,其东为“周南”,大体上是从洛阳向南抵湖北北部江、汉一带;其西为“召南”,大体上是今陕西南部到湖北西北部地区。
其他13国风,“邶”、“鄘”、“卫”、“王”、“郑”、“桧”、“陈”为今河南北部、西部、中部及东南地区,“秦”、“豳”为今陕西中部及西北部地区,“齐”、“曹”为今山东东北部及西部地区,“魏”、“唐”为今山西南部及中部地区。
可以看出,《国风》产生的地区很广阔,包括今陕西、河南、山东、山西、湖北,而多集中于河南,各地的风俗习尚,在诗里多有反映。如郑、卫两国地处中原,商旅丛集,男女相接,约束较少,多桑间濮上之音,投桃报李之作。郑诗共21篇,情歌就占了大半。卫诗10首,涉及爱情、婚姻问题的也不少。
-国风
《竹枝词》在文体上的多重属性:诗体、民歌
竹枝词,是一种诗体,本巴、渝一带民歌。竹枝词由于社会历史变迁及作者个人思想情调的影响,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由文人搜集整理保存下来的民间歌谣;二类是由文人吸收、融会竹枝词歌谣的精华而创作出有浓郁民歌色彩的诗歌;三类是借竹枝词格调而写出的七言绝句,这一类文人气较浓。之后人们对竹枝词越来越有好感,便有了“竹枝"的叫法。
原文: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译文:正是一场太阳雨后,两岸杨柳摇曳,青翠欲滴,江面水位初涨,平静如镜。少女心情抑郁地漫步在岸边,忽然,一阵悠扬的歌声从江上随风飘来,仔细一听,原来是久无音讯的情郎思恋自己的情歌。东边阳光灿烂西边雨绵绵,原以为是无情实则还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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