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十景以及其主要的景观特色

　　西湖十景形成于南宋时期，基本围绕西湖分布，有的就位于湖上。苏堤春晓、曲苑风荷、平湖秋月、断桥残雪、柳浪闻莺、花港观鱼、雷峰夕照、双峰插云、南屏晚钟、三潭印月。

　　1、苏堤春晓

　　（Spring Dawn at Su Causeway）

　　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她是北宋大诗人苏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挖出的葑泥构筑而成。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将她命名为苏堤。长堤卧波，连接了南山北山，给西湖增添了一道妩媚的风景线。南宋时，苏堤春晓被列为西湖十景之首，元代又称之为“六桥烟柳”而列入钱钱十景，足见她自古就深受人们喜爱。

　　寒冬一过，苏堤犹如一位翩翩而来的报春使者，杨柳夹岸，艳桃灼灼，更有湖波如镜，映照倩影，无限柔情。最动人心的，莫过于晨曦初露，月沉西山之时，轻风徐徐吹来，柳丝舒卷飘忽，置身堤上，勾魂销魂。

　　苏堤长堤延伸，六桥起伏，为游人提供了可以悠闲漫步而又观瞻多变的游赏线。走在堤、桥上，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万种风情，任人领略。苏堤上的六座拱桥，自南向北依名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和跨虹。桥头所见，各领风骚：映波桥与花港公园又相邻，垂杨带跨雨，烟波摇漾；锁澜桥近看小瀛洲，远望保叔塔，近实远虚；望山桥上西望，丁家山岚翠可挹，双峰插云巍然入目；压堤桥约居苏堤南北的黄金分割位，旧时又是湖船东来西去的水道通行口，“苏堤春晓”景碑亭就在桥南；东浦桥有理由怀疑是“束浦桥的讹传，这里是湖上观日出佳点之一；跨虹桥看雨后长空彩虹飞架，湖山沐晖，如入仙境。

　　2、曲苑风荷

　　（Lotus in the Breeze at Crooked Courtyard）

　　曲苑风荷，以夏日观荷为主题，承苏堤春晓而居西湖十景第二位。“曲苑”原是南宋朝廷开设的酿酒作坊，位于今灵隐路洪春桥附近，濒临当时的西湖湖岸，近岸湖面养殖荷花，每逢夏日，和风徐来，荷香与酒香四处飘逸，令人不饮亦醉。南宋诗人王洧有诗赞道：“避暑人归自冷泉，埠头云锦晚凉天。爱渠香阵随人远，行过高桥方买船。”后曲苑逐渐衰芜，湮废。清康熙帝品题西湖十景后，在苏堤跨虹桥畔建曲苑风荷景碑亭。遗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一处小小庭院院前湖面小小荷花一片而已。

　　曲苑风荷最引人注目的仍是夏日赏荷。公园内大小荷花池中栽培了上百个品种的荷花，其中特别迷人的要数风荷景区。这里以水面为主，分布着红莲、白莲、重台莲、洒金莲、并蒂莲等等名种荷花，莲叶田田，菡萏妖娆。水面上架设了造型各异的小桥，人从桥上过，如在荷中行，人倚花姿，花映人面，花，人两相恋。

　　3、平湖秋月

　　（Autumn Moon over the Calm Lake）

　　平湖秋月景区位于白堤西端， 孤山南麓，濒临外西湖。其实，作为西湖十景之一， 南宋时平湖秋月并无固定景址，这从当时以及元，明两朝文人赋咏此景的诗词多从泛归舟夜湖，舟中赏月的角度抒写不难看出，如南宋孙锐诗中有“月冷寒泉凝不流， 棹歌何处泛舟”之句； 明洪瞻祖在诗中写道：“秋舸人登绝浪皱，仙山楼阁镜中尘。“留传千古的明万历年间的西湖十景木刻版画中，《平湖秋月》一图也仍以游客在湖船中举头望月为画面主体。

　　位于景区偏西处的湖天一碧楼，原是清末民初犹太富商，“冒险家”哈同的私人别墅“罗苑”中的遗物，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运动的摇篮枣--八艺社所在地。如今，这里辟为西泠书画院，为湖山胜景更添一份书卷气。

　　4、断桥残雪

　　（Melting Snow at Broken Bridge）

　　断桥，今位于白堤东端。在西湖古今诸多大小桥梁中，她的名气最大。据说，早在唐朝，断桥就已建成，时人张祜《题杭州孤山寺》诗中就有“断桥”一词。明人汪珂玉《西子湖拾翠余谈》有一段评说西湖胜景的妙语：“西湖之胜，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湖能真正领山水之绝者，尘世有几人哉！”地处江南的杭州，每年雪期短促，大雪天更是罕见。一旦银妆素裹，便会营造出与常时，常景迥然不同的雪湖胜况。

　　今日断桥，是一九二一年重建的拱形独孔环洞石桥，长八点八米，宽八点六米，单孔净跨六点一米，年前曾经大修，但古朴淡雅的风貌基本未变。桥东堍有康熙御题景碑亭，亭侧建水榭，题额“云水光中”，青瓦朱栏，飞檐翘角，与桥，亭构成西湖东北隅一幅古典风格的画图。

　　明画家李流芳《西湖卧游图题跋 --断桥春望》称 ：“往时至湖上，从断桥一望魂销欲死。还谓所知，湖之潋滟熹微，大约如晨光之着树，明月之入庐。盖山水映发，他处即有澄波巨浸，不及也。”由此观之，断桥观瞻，可得湖山之神髓，岂独残雪！

　　5、柳浪闻莺

　　（Orioles singing in the willows）

　　今日柳浪闻莺，经过近四十多年不断的开发和建设，由当年帝王享受的御花园，演变为普通老百姓的大乐园。她仍以青翠柳色和婉啭莺鸣作为公园景观基调，在沿湖长达千米的堤岸上和园路主干道路沿途栽种垂柳及狮柳，醉柳，浣沙柳等特色柳树。在园中部主景区辟闻莺馆，又在距闻莺馆不远处置巨型网笼“百鸟天堂”，营造烟花三月，柳丝飘舞，莺声清丽的氛围。闻莺馆东面，以草坪和密林带为主形成友谊园景区，引种了一批日本樱花，草坪北侧铺石砌台，矗立着”日中不再战纪念碑。闻莺馆西侧，是柳浪闻莺重建时填平水荡沼泽而营造的大草坪，草色遥连西湖碧波青山，大草坪北侧，是迁建来此的康熙御题柳浪闻莺景亭碑；南侧种植了一片高大的乔木树林，与草坪，柳岸及湖光山色构成富于层面，角度变化的生动图景。

　　公园北部早先的钱王祠，改建成江南私家园林风格，布局的庭院景区，沿用“聚景园”旧称命名。 园内亭台楼榭，假山泉池，小桥流水，矮墙漏窗，奇花异草，各据其位，合为胜景，全园曲径通幽，别有天地。

　　公园东南辟为群众游园文娱活动场所，建起了露天舞台，成为杭州市民和八方游客晨间锻炼，假日休闲和节日庆典的好去处。 每到夏秋季节，这里又是消暑纳凉“夜花园”，歌舞，戏曲，**和内容多样，形式丰富，不定期举办的各种各样的花展，灯会民俗风情表演等，吸引着人们。

　　6、花港观鱼

　　（Viewing Fish at flower harbor）

　　花港观鱼公园位于苏堤南段以西，在西里湖与小南湖之间的一块半岛上。南宋时，内侍官允升曾在离这里不远的花家山下结庐建私家花园，园中花木扶疏，引水入池，蓄养五色鱼以供观赏怡情，渐成游人杂沓频频光顾之地，时称卢园又以地近花家山而名以花港。宫廷画师创作西湖十景组画时将它列入其中。清康熙三十八年（一六九九），皇帝玄烨驾临西湖，照例题书花港观鱼景目，用石建碑于鱼池畔。后来乾隆下江南游西湖时，又有诗作题刻于碑阴，诗中有句云：“花家山下流花港，花著鱼身鱼嘬花”。

　　今日花港观鱼是一座占地二十余公顷的大型公园，全园分为红鱼池，牡丹园，花港，大草坪，密林地五个景区。

　　7、雷峰夕照

　　（Sunset glow at Leifeng pagoda）

　　雷峰，位于净慈寺前，为南屏山向北伸展的余脉，濒湖勃然隆重起，林木葱郁。其册虽小巧玲珑，名气在湖上却是数一数二，因为山巅曾有吴越时建造的雷峰塔，是西湖众多古塔中最为风光也最为风流的一塔，可惜七十余年前倒掉了塔倒山虚，连山名也换成了夕照山。西湖南岸这座三面临水呈半岛状的名山，当年曾为南宋御花园占据。一九四九年以后，山上种埴了大量香樟、枫香、榆树等观赏树木，夕照林涛，景色依然富丽。

　　8、双峰插云

　　（Twin peaks piercing Clouds）

　　巍巍天目山东走，其余脉的一支，遇西湖而分弛南北形成西湖风景名胜区的南山、北山。其中的南高峰与北高峰古时均为僧人所占，山巅建佛塔，遥相对峙，迥然高于群峰之上。春秋佳日，岚翠雾白，塔尖入云，时隐时显，远望气势非同一般。南宋时，两峰插云列为西湖十景之一清康熙帝改题为双峰插云，建景碑亭于洪春桥畔。其时双峰古塔毁圮已久，以至连此景原有的内涵也一度难为人知‘插云’者虚言也。设景碑亭于此，实为权宜之计。“浮图对立晓崔巍，积翠浮空霁蔼迷。试向凤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烟低”。这是南宋诗人王洧的《两峰插云》诗，它告诉人们：双峰插云的景观。

　　双峰插云虽然自古至今其观赏的地点和方式迭经变化，但南、北两面三刀高峰都是西湖妖山中极富登临之胜的著名山峰却至今未变。南高峰临折西湖，峰高二百五十七米，登山途中，峻岩显露，绝壁峥嵘。登上山巅向东俯瞰，西湖全景历历在目不是画图，胜似画图。北高峰海拔三百十四，是灵隐寺的坐山，从寺西侧上山，石磴多至数千级， 盘折回绕三十六弯，沿途山溪清流回转，林木重叠，古人有诗赞道：‘一路松声长带雨， 半空岚气总成云’。山东侧，建有西湖叭一的载人索道，全长六成余米，上下山往返只需六七分钟。

　　9、南屏晚钟

　　（Evening bell at Nanping hill）

　　南屏晚钟，也许是西湖十景中问世最早的景目。北宋末即赫有名的画家张择端曾经画过《南屏晚钟图》。尽管此图远不如他的《清明上河图》那么蜚声画坛，但却被记载于明人《天水冰山录》中。南屏山，绵延横陈于西湖南岸，山高不过百米，山体延伸却长达千余米。山上怪石耸秀，绿树惬眼。晴好日 ，满山岚翠在蓝天白云得衬托下 秀色可餐，遇雨雾天，云烟遮遮掩掩，山峦好像翩然起舞，飘渺空灵，若即若离。后周显得元年（九五四），吴越国主钱弘叔在南屏山麓建佛寺慧日永明院，后来成为与灵隐寺并峙于南北的西湖两大佛教道场之一的净慈寺。

　　南屏山麓另一座著名的佛刹兴教寺始建于北宋开宝五年（九七二），它曾是佛教天台宗山家派的大本营。净慈寺、兴教寺加上附近的中小寺庙，形成继灵隐、天竺之后湖上又一佛寺群落，晨钟暮鼓，焚贝佛号，香烟烛光，南屏山从此添了‘佛国山’的别称南屏晚钟的情韵，悠然成型。南屏山一带山岭由石灰岩构成，山体多孔穴，加以山峰岩壁立若屏障，每当佛寺晚钟敲响，钟声振荡频率传到山上，岩石、洞穴等为其所迫，加速了声波的振动，振幅急遽增大后形成共振。岩石、洞穴便随之产生音箱效应，增强了共鸣。同时，钟声还以相同的频率飞向西湖上空，直达西湖彼岸，碰上对岸由火成岩构成的葛岭、回音迭起。

　　10、三潭印月

　　（Three pools mirroring the moon）

　　三潭印月岛又名小瀛洲，与湖心亭，阮公墩合称为湖上三岛。全岛连水面在内面积约七公顷，南北有曲桥相通，东西以土堤相连桥堤呈“十”字形交叉，将岛上水面一分为四水面外围是环形堤埂。从空中俯瞰，岛上陆地形如一个特大的“田”字，呈现出湖中有岛，岛中有湖，水景称胜的特色在西湖十景中独具一格，为我国江南水上园林的经典之作。 明万历三十五年（一六零七），钱塘县令聂心汤取湖中葑泥在岛周围筑堤坝，初成湖中湖，作为放生之所。后人在岛南湖中建造三座瓶形小石塔，称为“三潭”，清初岛上又加营建筑曲桥，堂轩，沿内湖环植木芙蓉，复经清光绪间退休将领彭玉麟在此营造别墅，小瀛洲初具风貌。

　　三潭印月景观富层次，空间多变化，建筑布局匠心独运。从岛北码头上岸，经过先贤祠等两座建筑，即步入九曲平桥，桥上有开网亭，亭亭亭，康熙御碑亭，我心相印亭四座造型各异的亭子，让人走走停停，歇歇看看，或谈笑，或留影，流连观照，饱览美景。

　　九曲桥东，隔水与一堵白粉短墙相望。墙两端了无衔接，形若屏风。但粉墙上开启四只花饰精美的漏窗，墙内墙外空间隔而不断，相互渗透。墙外游人熙熙攘攘，墙内却幽雅宁静，咫尺之间兀自大异其趣。

　　1985年版新西湖十景

　　新西湖十景，为1984年《杭州日报》社、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浙江电视台、杭州市旅游总公司、《园林与名胜》杂志5单位联合发起举办新西湖十景评选活动，得到杭州炼油厂、啤酒厂、中药二厂、橡胶厂、电视机厂、牙膏厂、电风扇总厂、洗衣机总厂、利民制药厂等9家企业赞助，并邀请夏衍、吴冷西、王朝闻、刘开渠、常书鸿为景名评选委员会顾问。全国各地有10万余人参加，共提供7400余条西湖景点，最后评选出10处景点，并由陈云题书“云栖竹径”，陈叔亮题书“九溪烟树”，赵朴初题书“虎跑梦泉”，李长路题书“黄龙吐翠”，刘海粟题书“满陇桂雨”，王蘧常题书“玉皇飞云”，王个簃题书“龙井问茶”，萧娴题书“宝石流霞”，费新我题书“吴山天风”，沙孟海题书“阮墩环碧”。1985年9月起由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先后在10处景点竖立景碑或镌刻景名。

　　2007年版西湖十景

　　10月27日浙江省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在27日晚举行的第九届中国杭州西湖博览会开幕式上宣布，历时8个月之久的三评“西湖十景”活动结果业已揭晓，榜上有名的最新西湖十大景点分别是：灵隐禅踪、六和听涛、岳墓栖霞、湖滨晴雨、钱祠表忠、万松书缘、杨堤景行、三台云水、梅坞春早、北街梦寻 。

有意义的话题？！还是偏的？！那估计只有野史有记载啦！哈哈！

要想有意义！我认为最好是从当代人普遍认同的，但是在真是的历史中并未发生的。这方面入手由普遍性上升到特殊性！这样的矛盾冲突讨论起来岂不是更有意义？！

现在我就举个大家都知道的历史故事：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为历史翻案）

核心提示：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

1、焚书令

针对淳于越封建诸侯的提议，李斯上书嬴政作答。

书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所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

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

至于如何禁止，书中再道，“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者，以吏为师。”

书上嬴政，嬴政批道，可。意思就是，我看行。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秦火焚书了。对于此举，后世多持恶评。然而，在附和过往那些骂声之前，我们有必要详细了解有关焚书的种种细节和实际后果。夸人要夸到痒处，骂人则要骂到痛处。知己知彼，方能百骂不殆。倘一闻焚书二字，也不深究，便即拍案而起，破口大骂，作激愤声讨状，窃以为不免“操”之过急。

首先，从李斯的视角看去，焚书有它的逻辑必然性。在李斯的上书中，对淳于越请求分封之事，只用了“三代之事，何足法哉”八个字，便已驳斥一尽。随即，将淳于越之流定性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而像淳于越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人之所学，则是源于书本，因此，禁书乃至焚书便是斩草除根的应有之义了。

古人竹简刀笔，著书匪易。不比今日，每年都有数十万种著作出版面世，借用叔本华的话来说，还都是些“内容丰富、见解独到、而且全是少不得”的著作。这也就决定了，帝国焚书的品种不可能太多，大致为：

一，史官非秦记者，即六国之史记，以其多讥讽于秦。

二、诗书、百家语。尤其诗书，乃是淳于越之流以古非今的武器仓库。烧之等于缴械，看尔等还怎么援引去。

需要特加注意的是，从李斯的上书可知，当时帝国所有的书籍，包括明令烧毁的在内，在政府中都留有完整的备份。朱熹也云：秦焚书也只是教天下焚之，他朝廷依旧留得；如说“非秦记及博士所掌者，尽焚之”，则六经之类，他依旧留得，但天下人无有。

2、焚书辩

对帝国的这一举措，清人刘大魁的解释是，“其所以若此者，将以愚民，而固不欲以自愚也。”而在我看来，帝国将这些禁书善加备份收藏，并不以悉数销毁为快，除去不欲自愚外，也应存有一种责任心和长远考虑。好比我们都知道，天花病毒曾经肆虐了几个世纪，夺去了数千万人的生命，给人类带来巨大而深重的灾难。尽管如此，人类却也并没有将天花病毒彻底销毁，让它永远消失于地球，而是分别在莫斯科和亚特兰大的两个实验室里保存了少量样本，以备研究，或应对任何人力无法预测的不时之需。

至于民间，如果私藏禁书，抗拒不交，后果又会如何？答曰：“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将接受黥面和输边筑长城的处罚。在今天看来，这样的后果无疑是严重的，但在刑罚严酷的秦国，这却算得上是轻罚了，并不严厉。而且，这样的处罚还是在藏书被官府发现的前提之下，如果未被发现，自然也就不用追究。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禁令中，焚书并非第一要务。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李斯和嬴政自然也明白得很，焚书哪能焚得尽！焚书只是一种手段而已。且看：

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我们会很奇怪地发现，偶语诗书的罪罚，居然远比私藏诗书的罪罚为重。私藏诗书不过黥为城旦，偶语诗书却要弃市掉脑袋。再加上罪罚更重的“以古非今者，族”这一条，可以判断，禁令的最大目的，是禁止民众议论当今政治，其次是禁止民众讨论古代政治。归结为一句话：禁止议论政治。庶人不议，然后天下有道，这大概就是禁令背后的逻辑依据吧。

焚书自然是不对的，不好的。但对帝国而言，言论窒息、万马齐喑才是最恐怖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自古以来，防川有两种方法。一是封堵，鲧便是采用此一方法，结果洪水越发肆虐，自己则被帝尧派祝融杀于羽郊。二是疏导，鲧的儿子大禹，则是采用此一方法，最终治水成功。

为帝国之久远计，理应保持一定程度上的言论自由，从而有疏导之效，收善治之功。以我所见，当以北宋朱弁《续骫骳说》中士气一条，倡此论最为精妙，姑录于下：

一身之盛衰在于元气，天下之盛衰在乎士气。元气壮则肤革充盈，士气伸则朝廷安强。故善养生者使元气不耗，善治国者使士气不沮。欲元气不耗，则必调饮食以助之，而咽喉者，所以纳授饮食也。欲士气不沮，则必防壅蔽以达之，而言路者，所以开导壅蔽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远近虽殊，治道无二。

再回到焚书，其对古籍造成的损失究竟有多严重？时至今日，已经很难作出确切判断。《史记六国年表》云：“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王充《论衡书解篇》云：“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这两条记载表明，至少在汉代，古籍中的精华部分——诗书诸子，都还完整地幸存了下来。

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古籍都在宫廷留有备份，只要秦国不灭，可想而知，这些古籍便将一直完好地留存下去。然而，诸多古籍湮灭无踪，后世永不得复见，这却要特别感谢我们的项羽先生。

众所周知，项羽先生不爱读书，生性暴戾，伊攻入咸阳之后，首先是屠城，然后搜括金钱妇女，临去再是一把大火，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帝国的珍贵藏书，就此付之一炬。可怜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最终只化为若干焦耳的热量而已。

所以，刘大魁作《焚书辨》，毫不客气地指出：书之焚，非李斯之罪，实项羽之罪也。

单就秦国焚书而言，其所引起的实际损失，可能也并没有像想象的那样严重。《汉书艺文志》所载677种著作，其中约有524种，即77％，现在已不复存在。这个事实说明，汉以后的几个世纪，特别在印刷术流行前，文献损坏所造成的总的损失，也许甚至大于秦代的焚书。因此，可以想象，即使没有焚书之事发生，传下的周代的残简也不可能大大多于现在实际存在的数量。

3、历代焚书简史

关于焚书，李斯并非始作俑者。前此，孟子有云：诸侯恶周礼害己，而皆去其典籍。《韩非子》也云：商君教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

到了后世，焚书更是屡见不鲜。

隋人牛弘作《上表请开献书之路》，历数书之五厄（不解何故，漏却项羽）：

秦皇驭宇，下焚书之令。此则书之一厄也。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嫌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周师入郢，萧绎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焚之于外城，所存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明人胡应麟着《少室山房笔丛》，在牛弘所论五厄之外，再增补五厄，列为“十厄”：

隋开皇之盛极矣，未几皆烬于广陵；唐开元之盛极矣，俄顷悉灰于安史；肃代二宗洊加鸠集，黄巢之乱复致荡然；宋世图史一盛于庆厯，再盛于宣和，而金人之祸成矣；三盛于淳熙，四盛于嘉定，而元季之师至矣。然则书自六朝之后，复有五厄。

到了满清，大兴文字狱，倒霉的便不仅是书，更包括了著书者和藏书者。因触犯忌讳，生者凌迟杖毙，诛灭三族，死者剖棺戮尸，挫骨扬灰，如此案例已是不胜枚举。仓颉造字而鬼神哭，莫非鬼神早有先见，知有满清之劫，故而预为号恸乎

文字狱之兴起，正值所谓的康乾盛世，持续近百年，时间之长，祸害之烈，株连之多，处罚之惨，力度之大，实属空前。

仅1772至1788年的乾隆文字狱，所列的2320种禁书和其他345种部分取缔的书中，只有476种幸存，不到所列数的18％，而这还是发生在印刷术业已普及的情况之下。

满清在焚书禁书之余，却也修书，即《四库全书》。然而，这其中又有猫腻。说起来，他们用的也是春秋笔法，寓褒贬于字里行间。但他们褒的都是谁呢？不仅他们自己，连过去的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等，也一并褒赞在内。八杆子都打不着的关系，他们何必做这份人情？原因很简单，他们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那就是对华夏而言是异族，是侵略者。而在编纂过程之中，对那些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汉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则是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比如，岳飞《满江红》的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经过删改之后，变成了“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对此，鲁迅先生曾评价道，“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于是有叹，“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

相对于原始的火烧而言，这岂不是更高层次上的焚书吗？

如契呵夫所言，别人的罪孽，并不会使你变成一个圣人。尽管干过焚书之事的远非李斯一人，但这并不足以成为给李斯开脱的借口。李斯的焚书，开了皇权政府赤裸裸地扼杀民众思想的先河，不仅在当时酿下了严重后果，也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心理影响。

4、坑儒的由来

说到焚书，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坑儒。坑儒发生在焚书的次年，即嬴政三十五年，其由来是这样的：

且说六年之前，嬴政狂热地迷上了仙人和不死神药，四处笼络和招揽术士，酬以重金，资助他们为自己去寻访仙人和不死神药。前后几次寻访，都以失败告终。嬴政并不气馁，资助的规模和力度反而越发加大。

于是乎，在术士的小圈子内，交口传递着这样的消息：此处皇帝傻，钱多，速来。一时间，满世界的术士云集咸阳。嬴政倒也是多多益善，来者不拒，只要术士提出一个idea，马上就能圈到一笔庞大的经费。嬴政心中清楚，这四方奔来的术士，泰半都是南郭先生，可是没关系，他不在乎这些钱。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广种而薄收。

然而，一晃眼六年时间过去了，连仙人和不死神药的影也没见着。术士们不免心虚起来，事已至此，不管好赖，总得给嬴政一个交待。术士们也不傻，自然不会老实承认道，世上本没有仙人和不死神药，因为我们术士多了，所以就有了。他们可不想砸了自己的饭碗，他们还想继续从事这份无本万利的职业，于是行起缓兵之计，将失败的责任推到嬴政身上。

术士卢生向嬴政汇报道，臣等之所以屡次求仙人和不死神药而不得，是因为有恶鬼从中作祟。陛下应该忘记皇帝的身份，将自己打扮成普通人，以避开恶鬼。避开了恶鬼，则真人自至。陛下也不能处理国事，不能接触朝中大臣，否则就不能恬倓，为真人不喜。陛下所居之宫，亦不可让任何人得知。陛下做到了这些，就一定可以得到不死之药。

卢生这一番堂皇的理论，未尝不是一种自脱之术。让嬴政放弃权力，远离国事，与世隔绝起来，这个要求未免高得有些离谱。按卢生的想法，最好就是嬴政知难而退，不愿配合，然后求仙这事就这么自然而然地黄掉。无奈，嬴政已是走火入魔，真信了卢生的话。为了成仙不死，这点代价算得了什么！

嬴政诚意十足。他首先放弃了“朕”这一皇帝的专用自称，改而自称真人。又按照卢生的建议，将咸阳二百里之内的宫观，以复道和甬道相连，每个宫观之内，皆充以帷帐钟鼓美人，以乱人视听。行踪所到之处，胆敢泄漏者，罪死。

帝国的政务处理，照旧在咸阳宫内进行，只是嬴政不再出席。群臣奏事，则对着空空的皇帝宝座，仿佛是在对着蓝幕表演，煞是考验他们的演技。

某日，嬴政驾幸梁山宫，从山上见丞相李斯车骑甚众，心中大为不快。有中人悄悄转告李斯，李斯于是轻车简从。嬴政知道后大怒，道：“此中人泄吾语。”寻找泄密者，无人应承。于是诏捕当时所有在身边的人，一律杀之。从此之后，再无外人得知嬴政的行踪。

嬴政此举，虽未必是冲着李斯去的，却也让李斯的面上很不好看。而在那些术士们看来，嬴政为了成仙，连丞相李斯，他最亲密的战友，都不惜翻脸，可见其对成仙的认真和执着。

嬴政越执迷不悔，给术士的压力则越大。如果一旦嬴政意识到自己被骗，则他将要展开怎样的报复！要知道，嬴政可不是《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笨蛋皇帝，他是绝不会吃哑巴亏的。

那些先知先觉的术士，开始惶惶不可终日。这次是蒙混过关了，可下次呢？再这么欺骗下去，迟早要出事，而且一出必是大事。富贵诚可贵，性命价更高，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5、所坑实为术士

最早开溜的术士是侯生和卢生。荒谬的是，临走之前，两人还煞有其事地来了一场技术探讨，得出嬴政求仙必然不能成功的结论。而这段谈话，也不可思议地被史册记载了下来：

侯生和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赐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每日批复表笺奏请，重达一百二十斤，不满不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

且说侯生和卢生二人亡命而去，嬴政的愤怒是可想而知和无可指责的。别人逃跑也就罢了，可偏偏是你们两个！要知道，我豢养的术士虽多，却独独对你二人最寄厚望。凡你们所求，无不应允，凡你们所欲，无不得到。我何曾亏欠过你们？我何曾让你们作难？试问，我还需要做些什么，才能让你们更加满意？可是没用，可是你们还是要逃！你们当我是什么，一个可以愚弄在股掌之间的冤大头吗？

说起来，侯生和卢生这两人也确实不地道，光顾着自己逃命，却浑然不顾那些还留在咸阳的同行们的死活。果不其然，他们刚逃走没几天，一场灾难就开始降临在他们的同行身上。

嬴政一声令下，还没来得及逃离咸阳的术士们被悉数缉拿归案，关押一处，先由御史宣读诏书。诏书曰：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然而，韩众入海求仙，一去再无音讯。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冀望极深，数年来却毫无所献，徒奸利相告日闻，欺吾仁厚而不忍责罚也。今卢生等不思图报，乃亡命而去，又复诽谤于我，以重吾不德。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诏书宣读完毕，接着就是要老实交待问题了。严刑拷打之下，诸生为求自免，互相揭发，乃至不惜编造，牵引诬告。审理下来，得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于咸阳，使天下知之，以为警戒。

此一事件，后世往往和焚书并列，合称为焚书坑儒。但究其原委，所谓坑儒，本只是对良莠不齐的术士队伍的一次清理整顿而已。这被活埋的四百六十余人，乃是候星气、炼丹药的术士，并非儒生。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也有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可见，根本就没儒生什么事。

那么，坑术士又是在何时开始被误传为坑儒的呢？

6、坑儒考

首先提出坑儒的，是在东晋年间。梅颐献《古文尚书》，附有孔安国所作的《尚书序》，其中有云：“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这时，坑术士第一次被变性为坑儒。后来，随着《古文尚书》被定为官书，坑儒的说法于是沿袭下来，遂成定论。

对于梅颐所献的《古文尚书》及孔安国所作《尚书序》，前人多有辨疑，到了清代，其伪书的身份已成盖棺定论。

伪造者虽千差万别，心态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莫不希望以假当真，成功蒙蔽世人。譬如，造假书画的人，在造假完毕之后，总会不惮辛苦，再伪造出名家的印章和题跋，以标榜名家品鉴，流传有绪。《古文尚书》的伪造者虽已不能得知，但其心态却也同样如此，所以才会多伪造出《尚书序》来，并假托在孔安国名下，以形其真。

伪造者将坑术士改为坑儒，其实也只是为了引出下句“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从而表示《古文尚书》其来有自。考其最初用意，大概也只是欲售其伪，并无心向嬴政泼脏水。后世却据此将坑儒判为铁案，想必是大大出乎其意料之外的了。

作为掌握了主流话语权的儒者，他们也无意纠正这一错误。一方面，他们高唱复古师古之调，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深谙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道理，只要历史有利于当下，则其真伪又有什么要紧的呢？

从理智上，他们也许怀疑坑儒是否确有，但从利益和感情上，他们却宁愿相信坑儒是为必有。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这样一来，嬴政就成了一个负面典型，可以被他们经常拿来念叨，他们念叨的目的，还是不外乎给当时的帝王听。你看，嬴政就因为坑了儒生，帝国迅速土崩瓦解不说，还落下了千古骂名。所以，陛下英明，不用微臣再多提醒……

坑术士变成了坑儒，也可以满足他们的感情需求。这倒不是说他们患有“被迫害妄想症”，而是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要维持自己的团结和信仰，除了圣贤经典之外，同样需要一些殉道者，一些圣徒。而话语权在握，自然可以为本群体追认烈士，即使这些烈士并不存在，那也可以通过修改史料创造出来。而有了这些殉道者的存在，他们这一儒家群体也就添加了无限的荣耀和光辉。

儒者将坑术士揽到自己头上，心安理得地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并从中得到了莫大的安慰。如果你说坑的其实不是他们，他们一准得跟你急，你干吗不坑我们儒生，你瞧不起我们还是怎么的？

然而，恕我直言，在当时嬴政的心目中，儒生的地位的确远不如术士高。儒生只会以古非今，而术士却可以让他成仙不死，两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以儒生当时的地位，也根本不可能引得嬴政如此大动肝火，痛下杀手。

当然，自汉以来，儒家的地位迅速提高。时至今日，儒依然作为一个褒义词而存在。比如说儒商，虽实际是商，却也得把儒摆在商前面，以便附庸风雅。然而，儒商这词，其实和后现代这类词一样，纯属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儒商不两立，要么就儒，要么就商，焉能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