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福柯的权力与话语 9220190606

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知识的社会学），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是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比如福柯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力是怎样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利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换。

对福柯来说，“真理”（其实是在某一历史环境中被当作真理的事物）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

福柯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

福柯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福柯的批评者说他往往在引用历史典故时不够小心，他常常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或甚至自己创造典故。

福柯的主要著作有《古典时代疯狂史》（1961）、《词与物》(1966)、《知识考古学》(1969)、《纪律与惩罚》（1975）、《性史》（1976-1984）等。

疯狂的文明

)于1961年出版。这是福柯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是他在瑞典教法语时写的。它讨论了疯狂的概念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的。

福柯的分析始于中世纪，当时他描述了人们是如何关押麻风病人的。从这里，他讨论了15世纪傻瓜船的想法和17世纪法国对监禁的突然兴趣。然后他讨论了疯癫是如何被视为一种由女性引发的疾病。当时有人认为女性的子宫包围身体会引起疯狂。后来疯癫被视为灵魂的疾病，最后随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疯癫，疯癫被视为精神疾病。

福柯还花了很多时间讨论人们如何对待疯子，从接受他们是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到把他们视为必须被关起来的人。他还研究了人们如何试图治疗疯狂，特别是菲利普皮内尔和塞缪尔塔克的例子。他断定这些人使用的方法是残忍的，残忍的。例如，塔克惩罚疯子，直到他们学会模仿普通人的动作。事实上，他用恐吓手段让他们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同样，皮内尔使用厌恶疗法，包括冷水浴和紧身衣。在福柯看来，这种治疗是用反复的暴行，直到病人内化了审判和惩罚的形式。

临床医学

是福柯的第二部重要著作，出版于1963年。它继续《疯癫与文明》中的讨论，并总结了医学，特别是临床医学和医院的发展。

词语和事物

出版于1966年。其主要论点在于，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不同于前一个阶段的知识结构规则，而现代知识的特征是以“人”为研究中心。既然“人”这个概念不是先验的存在，而是近期基于知识塑造的结果，那么它就会被抹去，就像沙滩上的一张脸。这本书的出版使福柯成为知名的法国知识分子，但也因“人的死亡”的结论而受到批评。让保罗萨特正是基于这一点批评这本书是小资产阶级的最后一道屏障。

这本书试图建构一种“人文考古学”，“旨在确定人的探索始于何时，人作为知识对象何时出现在西方文化中。”福柯用“以知识为基础”这个新名词来指代特定时期知识生产、运动和表达的深层框架。福柯通过考察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转型和流动，指出各个时期的知识类型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断裂。此外，由于语言学具有解构所有人文学科中流动的语言的特殊功能，语言学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处于非常特殊的地位：通过对语言的研究，知识从深处涌现出来。

这本书“机智、深刻、晦涩、充满智慧”，但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学术理论，一经出版，就成了供不应求的畅销书：第一版于1966年10月由最著名的法国加利马出版社出版，印了3500册，年底售罄，第二年6月再版5000册，7月：3000册，9月。1967年3月：4000，11月5000，据说到了80年代，《临床医学的诞生》单在法国就印了10万多本。对这本书的评价也同样戏剧化，评论几乎完全分裂。他们或受到高度赞扬，或遭到愤怒声讨，两大流派的****都很优秀：被誉为“知识分子的良心”的伟大哲学家萨特声称，这本书“应该构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资产阶级能够建造的抵抗马克思主义的最后一道堤坝”，法国《***》的机关报也连续发表批判文章；不过更有意思的是，这一次，天主教的知识分子和***的人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他们似乎是誓死效忠的：虽然他们的攻击方式不同，但他们长期反对这一点。但是福柯这边的阵容并不逊色：乔治坎吉尔姆生气了。1967年，他发表长文痛斥“萨特一伙”对《疯癫与文明》的指责，指出争论的焦点其实并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福柯开启了一条全新的意识形态谱系学道路，这不过是在固守“人文主义”或

不管怎么说，《词与物》给福柯带来了巨大的威望。不久，福柯再次离开法国，前往突尼斯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福柯在突尼斯度过了1968年五月运动。这是一个“革命”的口号和行动传遍欧洲乃至世界的时期。突尼斯爆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福柯参与其中，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后，他的身影和名字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法国的示威、抗议和请愿活动中。

知识考古学

出版于1969年，是福柯

惩戒和惩罚

于1975年出版。论述了现代化之前公开的、残酷的统治逐渐转变为一种隐蔽的、心理上的统治。福柯提到，自从监狱发明以来，它就被视为解决犯罪行为的唯一方法。

傅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观点是，对罪犯的惩罚和犯罪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互为前提。

福柯把现代社会比作边沁的《词与物》，一小群看守可以监视大量囚犯，但他们自己却不见踪影。

传统的皇帝通过炫耀罪犯和斩首示众来宣示他们的统治权威。这种直接暴露实施者和受害者的角色，在16世纪进入古典时代。福柯以两个历史事件为模型，说明规训的方式和面貌与过去完全不同。首先，瘟疫在欧洲肆虐。为了防止瘟疫在发生瘟疫的地区蔓延，每家每户都被指示关上门，住在自己的住处，未经允许禁止潜入公共场所。街上只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定时出来巡逻点名。通过书写和登记，每个居民的生存情况都被记录下来，并提交给市长重新审查。纪律和训练方式从恐吓到现代，靠科学知识和官僚主义来分配和安置。

福柯无意解释罪犯是怎么来的，或者为什么犯罪，以及事件的起源或原因等其他问题。他想强调的是，那里存在某种机制。本来他只想把一群扰乱社会秩序的人关起来。然而，这件简单的事情开始引起关注。他研究这些人为什么如此不同，观察头骨大小，观察他们小时候是否被虐待，开始产生心理学、人口学、犯罪学等知识，这些知识为“罪犯”的身份增加了更多的意义，同时也使他们成为罪犯的主体，试图让人们正视这个命题。从这个认识出发，通过反复练习，考试复习，在监狱里反复练习，不仅要矫正犯人，还要让犯人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犯，是一个行为越轨的“不正常”的人，所以你要努力矫正自己。监狱和警察都在“帮助”你这么做。也就是说，这种机制中的被害人既是主体，也是客体，不仅告诉罪犯你要做什么，还要问自己这样做是否正确，如何为自己的犯罪状态忏悔和自省。

性史

共分三册。第一卷《词与物》，也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卷，出版于1976年，其主题是最近两个世纪中立在权力统治中的作用。福柯对弗洛伊德等人提出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压抑提出了质疑，指出性在17世纪并没有被压抑，相反，它得到了鼓励和支持。社会构建了各种机制来强调和引诱人们谈论性。它与性权力和话语紧密结合。第二卷《知识考古学》和第三卷《词与物》出版于1984年福柯去世前不久。其主要内容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性观念，他们注重一种“伦理哲学”。此外，福柯基本上已经写了第四卷，是

学习课程

除了1977年的一年假期，福柯从1971年1月到1984年6月去世，在法兰西学院有每周一次的教学课程。当时的听课笔记和录音已经保存下来，正在陆续出版。此外，福柯于198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用英语做了六次讲座，后来以福柯的《无畏的演讲》为题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