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红楼梦》是经乾隆授意和珅主持经过重新包装后才闻世的，它的前身是《脂砚斋全评石头记》(又名风月宝鉴)，共八十回，文字核心围绕着曹家的兴衰，是一部很普通的家属史，之所以能在文界引起轰动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作者的出身，他的祖上和清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他更是不凡，母亲是康熙十四公主，和乾隆帝是姑表兄弟，按例说诺大的背景曹家不可能一夜被倒塌，问题是出在毫无知觉地被卷进了政治的旋涡，于是其打击成了必然。由于家属特殊的地位，作者在描述这段历史时无法绕开皇家的话题，而这些话题都属皇家的忌讳，在当时私议皇家私生活也是死罪，正是如此作者只能另辟蹊径，采用了隐晦之法，藏头露尾。
但乾隆帝是当事人之一，隐晦的笔法逃不过当事人的眼睛，他阅读后敏锐地感感觉到书中诉说的都是皇家家事，于是很恼怒，乾隆所以要严令销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但也是因为书中描述的都是皇家私事，引起了王公大臣以兴趣，不惜忤逆旨意，私下收藏，还时不时的有抄夲流向民间，当时富商豪绅莫不以能手持此书为豪，一些落魄文人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把私下抄书当成了是谋生的机会，他们的行为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致流传不断，禁而不止的状忌，乾隆很是无奈遂作出了妥协，下旨尽去脂批，篡改完篇。篡改后乾隆感觉已非原来面目，更多像是"明珠的家事"才放心刊印，并更名为《红楼梦》，我们今天看到的普及本即是这个本子。
《红楼梦》之所以成为文学巨著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背景的高贵，属于帝王级的，所以历来都受到文人们的青睐和追捧，是名人的效应使它取得了社会的地位，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其二是内容质朴为大众喜爱，是适合所有的人群阅读的读本，任何人阅读都可以各取所需，有钟情于情节，有欣赏其文彩，有探索其历史。说真的其曾名《风月宝鉴》是名符其实，因为它是书中有书，正面我们读到的是小说，反面隐藏的却是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它的文体是独一无二的，能给读者留下了回味和遐想的空间。尽管已被篡改，但仍留下许多蛛丝马迹，能满足猎奇者去探索。朋友问究竟研究出什么成果，说真的所谓的"成果"确实不少，但这仅存在于学界，对于社会而言说不上有多大的价值，折腾了上百年的年所谓研究更多的是文人间的自娱自乐，对人类并谈不上什么贡献，所谓的历史成果也是很狭隘的，不过是一个可以到忽略地步的符号而已。
一、概况
首都图书馆建馆迄今有八十多年历史，经过八十余年的精心收集、整理和积累，入藏了较为丰富的古代典籍，其中既有海内外十分罕见的精刻本和古代典籍，又有完整丰富的古代小说、戏曲和民俗著作，馆藏古籍图书丰富。
这些古籍来源一部分是该馆前身京师三馆即京师图书分馆、京师通俗图书馆、中山图书馆旧藏和建国后陆续采购的图书，另一部分是解放后北京市委接收北京孔德中学、法文图书馆所藏拨交给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还有一九五三年吴晗下令没收旧敌伪财政部实物库图书及一九五七年以后购入及其他来源的图书（如马彦祥赠书）。其中市府赠书为三五二三种计三六六九一册，马彦祥赠书二○八种，计一七○七册。现库藏仍将这四部分来源的图书按甲、乙、丙、丁分类排架。在这些古籍中尤以文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医书、方志以及佛经等书品种较多，版本较好，构成首都图书馆的古籍藏书特色。除古籍外，首都图书馆还藏有古字画一八四二种、二五六八幅（轴、页），碑帖一九六九种。
首都图书馆的古籍分为善本、普通线装书、新善本（解放区出版物）、特种文献字画、碑帖等。分别保存在线装库和善本库中。善本三三二四种三三二三○册，其中国家级善本一一五九种一四九九六册，馆级善本二一六五种一八二四三册。普通线装书四三七○二种三四九四三三册。国善本即经专家鉴定稀古版本列入全国善本总目者；馆善即乾隆以前及其它较好的版本，然尚不够国善者。善本及普通线装书采用清乾隆三十二年编四库全书时所确定的四部图书分类法对图书按经、史、子、集、丛分类。其它如市府赠书、马彦祥赠书共四八一六种四四六一四册还未分编整理（普通线装各类种数只限于财产账上数字）。善本古籍收藏状况为：经、史、子、集、丛分别为七十二册、四三八册、一四九二册、一二八三册、三十九册、合计三三二四册。
二、特点
由于首图前身各馆建馆较早，历史较长，使得各馆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许多古籍。馆藏古籍的特点有二：一是版本罕见，有不少是海内外珍贵的精刻本和手抄本。时间上最早为宋、元、明版。据统计宋版五种，元版三十二种，明版九八七种。具体如下：
善本中有宋版书五种，如咸淳五年（一二六九年）刻碛砂藏本《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三十卷（残存十一卷），宋刻递修本、苏辙撰《古史》六十卷；元版书三十二种，如元兴文署至元二十七年（一二九○年）刻《资治通鉴》，该书为宋司马光原著，元胡三省音注，元兴文署刻印。兴文署为元代著名官方刻书机构。 还有至正二十三年（一三六三年）吴郡庠刻本蝴蝶装《通鉴总类》与元至正（公元一三四一至一三六八年）刻本《故唐律疏议》，元王元亮撰，元至正余志安勤又堂刻本，元代建安余氏勤又有堂刻本《刑统赋》。元代东山秀岩书堂刊本《韵府群玉》等；
明版书九八七种（其中官刻四十一种、私刻九四六种），如永乐五年（一四○七年）内府刻本《大明仁孝皇后劝善书》、明天顺五年（一四六一）内府刻本《大明一统志》、明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刻本《武备志》，明万历十年赵用贤刻本《管子》、明隆庆二年刻本《江南经略》、明天启五年毛氏绿君亭刻本《神农本草经疏》、明隆庆年间刊本《泉河经略》、明万历年间刻本《水经》、明凌氏（凌瀛初）刻四色套印本《世说新语》等，明万历四十三年博古堂刻本《元曲选》也是名家荟萃的精品。清康乾年间版本书收藏则更多，如康熙内府仿宋咸淳元年（一二六五年）吴革刻本《周易本义》、乾隆五十九年（一七九四年）写刻本《蒋氏游艺秘录》、乾隆年间武英殿聚珍版本《宝真斋法书赞》等；清后期还有光绪三年刻板的鲁迅先生家谱《越城周氏支谱》活字本等。
以上这些都是稀古版本的古籍，在版本学上都有一定研究参考价值，而且还是精美的文物艺术品。
第二个特点是馆藏古籍特色明显，以文学、小说、戏曲、俗文学、医学、方志、佛经等为主，藏书品种多、版本好。此外还藏有满文、蒙文（含满汉文、蒙汉文合壁）、藏文的线装古籍书一九七种，其中满文书一四二种，大多为满汉对照，如有清（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写本满汉对照《书经讲章》，作者清吴世恒。下面详细分别详述之。
三、小说
在小说方面，“五四”以前的中国小说线装书馆藏有五○○多种，善本八十八种，其中国善三十三种，馆善五十五种。包括笔记、传奇、话本、章回、长短篇各类体裁。如：明万历刊本《二侠传》，明崇祯刊本《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译通俗志传》；清康熙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新编东游记》，抄本《斩鬼传》，活字印本《第一奇书野叟曝言》；清乾隆刻本《飞龙传》、《聊斋志异》，清稼史轩刻本《醒罗骈言》。而崇祯刊本《金瓶梅》、康熙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清稼史轩刊本《醒罗骈言》又为全国罕见的稀本、孤本。
还有全套的《三国志》、《三侠五四义》、《包公案》、《西游记》、《吴越春秋》等则是坊间不常见的明清刻本或抄本。
表一、善本古籍小说收藏状况
类型 短篇 长篇 小说家类 杂记 杂篡 杂品 杂考 杂学杂说
善本（种） 19 67 35 24 38 5 3 6
合计 197
其中杂记、杂篡、杂品、杂考、杂学杂说可总归为笔记小说，计72种。
表二、一般线装古籍小说收藏状况
类型 总录 笔记小说 长篇 短篇 翻译
一般线装（种） 42 451 513 47 12
合计 1065
注：表二与表三总计一二六二种。
四、戏曲古籍
历史上最先使用“戏曲”这个名词的是元代的陶宗仪，他在《南村辍耕录·院本名目》中写道：“唐有传奇，宋有戏曲、唱诨、词说。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但这里所说的戏曲，是专指元杂剧产生以前的宋杂剧。从近代王国维开始，才把“戏曲”用来作为包括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以至近代的京剧和所有地方戏在内的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通称。
戏曲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发展、鼎盛等各个时期。汉代的“百戏”，隋唐时期的“参军戏”与“踏摇娘”，北宋的杂剧与金院本，这些戏剧的演出形成仅仅散见于前人的笔记与诗文之中，没有剧本流传下来。到了北宋末叶，浙、闽一带出现了南戏（亦称“戏文”）。现存的《张协状元》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南戏剧本。元代，北方出现了元杂剧。元杂剧可考作家就有一○○余人，见于书面记载的剧目有六、七百种，而且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批杰出的剧作家，创作了如《窦娥冤》、《梧桐雨》、《墙头马上》、《救风尘》、《汉宫秋》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元末明初，南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出现了新的体裁——传奇。到了明代，传奇剧本代替杂剧成为明代戏曲的通称。明末清初，昆曲一度呈现极盛的局面。清代中叶以后，北京的徽班兴盛，以后发展成“京剧”，成为中国的“国剧”。
几千年戏剧文化的发展，给今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各种剧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经济、文化、艺术、语言、风俗、民情等各种发展情况，为我们研究古代的戏剧史、文化史和风俗民情提供了及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千百年来，戏曲艺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他们不仅去观看戏剧演出，对演出剧本、演员表演、戏曲服装、台词唱腔等津津乐道，更有人下深功夫，把剧本一笔一划地抄录下来，供自己和好友们共同欣赏。于是，许多剧作得以流传下来，使后人能够一睹为快。
表三、戏曲类善本古籍收藏状况
类型 剧本 杂剧 传奇 散曲 弹词宝卷 曲谱 曲选 曲律 曲评曲话 蒙古车王府曲本 升平署抄本
种 5 29 113 17 11 19 6 2 2 1355 14
合计 1573
表四、戏曲类一般古籍收藏状况
类型 京调梆子合刻 昆曲 京剧 地方剧 赣剧 川剧 秦腔 梆子 汉剧
种 76 395 363 133 1 113 69 44 1
合计 1195
首都图书馆建馆八十余年来，收藏了大量戏剧抄本二七六八种。包括古代戏曲剧本传奇、杂剧、散曲；地方戏剧本昆曲、京剧、秦腔等；曲谱、曲韵、戏曲理论著作等。其中善本一五七三种，如剧本中，就有明代伟大戏曲家汤显祖的名作《牡丹亭还魂记》四种版本，最早最好的版本是明万历朱氏玉海堂刊本。清代著名戏曲家李渔的《笠翁传奇十种》有康熙刊本，还有升平署（清代掌管宫廷演剧的机构，乾隆时改称“南府”）抄本一十四种。其它如“元曲选”、“昆弋剧本”以及一些名剧，如《琵琶记》、《白兔记》、《西厢记》、《四声猿》、《赵氏孤儿》、《洛神庙》、《秋胡戏妻》、《雷锋塔》、《长生殿》、《桃花扇》、《绿牡丹》、《得意缘》、《红楼梦》等，均有较好版本或抄本馆藏。特别提及的是《蒙古车王府曲本》乃我馆善本书中之瑰宝。馆藏戏曲古籍以京剧版本为多，此外为鼓词、杂曲、子弟书等。此部分古籍出版年代为道光至光绪间。俗文学中宝卷四三二种，词（即说唱文学）一二七种，以上两部分中一十一种为善本。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一）、清代蒙古车王府藏曲本：
“车王府曲本“是清代蒙古车臣汗王府所收藏的戏曲、曲艺手抄本的总称，也是供府中戏班子演唱的脚本。民国年间这批曲本自车王府内流散出来，于二十年代分两批被北京孔德学校购得。后辗转入图书馆收藏。《清蒙古车王府曲本》是一部卷轶浩繁的戏曲、曲艺巨制，包括戏曲曲目共一六○○余种，四四○○余册。这些书分藏于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其中以首图收藏量为最大。全书分戏曲、曲艺两大部分。戏曲部分以京剧乱弹皮黄戏最多，次为昆曲、弋阳腔（高腔），其他还有秦腔、吹腔、影戏等；曲本更有价值的内容是曲艺部分，包括说唱鼓词、子弟书、快书、牌子曲、岔曲、莲花落、时调小曲等曲艺形式，时调小曲中又有马头调、太平年、西江月、十二月、福建调、四川歌等曲调。曲艺部分包括了原孔德学校第二批购入的曲本，迄今从未面世，可称珍品。在形式繁多的曲艺中，鼓词、子弟书、京剧在数量上占有较大的比例。两部分大抵都是明清两代作品，以道光、光绪年间作品为多。《曲本》作品取材广泛、有殷、周以来的历史故事和传说，也有经改编、铺衍、润色的古典文学名著，更重要的是不少曲艺作品对当时北京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有大量的描述。
《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成书大约在清道光至光绪年间，产生于中国昆曲艺术逐渐衰落，各地方戏曲兴起的演变时期，是研究近百年中国戏曲与说唱艺术的珍贵史料，它填补了昆腔高踞剧坛，到京剧代之而起的一段过渡时期的空白。同时也是研究清王朝由盛转衰时期的民情、风俗、民族关系、宗教信仰等方面的第一手资料。《曲本》作品语言丰富，保留了很多当时流行的方言，文学艺术价值很高。总之，《曲本》已为当代研究文化史、戏曲史、通俗文学 的专家学者所瞩目。已故著名戏曲艺术家欧阳予倩誉之为“中国近代旧剧的结晶，于艺术上极有价值”，著名教育家、学者王季思则将《曲本》的发现与安阳甲骨和敦煌文书并提；当代戏剧家、剧作家、戏剧评论家，戏曲界泰斗翁偶虹题诗曰：“车王嗜曲广搜求，铁网珊瑚历历收，沧海遗珠光照眼，粲然骇瞩溯源头。”
“曲本”填补了近百年来戏曲、说唱文学的历史空白，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资料。早在二十年代即有顾吉页刚、刘半农、马隅卿等老一辈学者着力研究。前文化部长齐燕铭都曾给予高度评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专家专门研究过其整理问题，拟发掘整理，但因“文革”而作罢。现首都图书馆领导重视，为了挖掘馆藏资料，弘扬民族文化，首都图书馆专门成立了车王府曲本研究整理小组，在翁偶虹老先生、故宫博物院朱家 晋老先生、著名昆曲表演艺术家候玉山老先生、中山大学教授王季思老先生、著名戏剧研究家吴晓铃先生、山东大学教授关德栋先生以及许多文学、戏曲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支持和指导下，于一九九一年整理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共三一五函，发行十五部，受到海内外戏曲爱好者的欢迎。由于价格昂贵，印数又少，又于一九九三年出版了《清蒙古车王府曲本缩微胶卷》本，一九九四年又出版了《清车王府藏曲本（粹编）》，均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之盛事。
（二）、清代宫廷大戏：
清代宫廷创作演出的整本大戏，其内容受明万历年间小说和戏曲繁荣发展的影响。就小说而言，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名著的相继出现，成为剧本选题上丰富的源泉；就其形式而言，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奇，已达到相当完美的阶段。昆腔拥有众多观众，作家辈出，编排、装扮、彩砌，无不有极大改进，为宫廷大戏开辟了较宽阔的途径。当时比较知名和有影响的大戏有《劝善金科》、《升平宝筏》、《鼎峙春秋》、《忠义璇图》和《昭代箫韶》。
《鼎峙春秋》为周祥钰、邹金生等编写，敷衍魏、蜀、吴三国鼎峙和争雄的历史故事。馆藏《鼎峙春秋》（甲四21,为首都图书馆索书号，下同）为清钞本，二○册二函，分十卷二四○出，为全国孤本。
《劝善金科》为清张照等著，叙目连救母故事，但将历史背景作为唐代中叶，并穿插有李希烈的叛乱及颜真卿、段秀实殉节等关目。馆藏有清雍正抄本（甲四69），一○册一函。为全国孤本。
《升平宝筏》亦为清代张照所撰，又名《西游记传奇》（甲四1520），演玄奘取经故事，主要情节依据吴承恩《西游记》小说而来，馆藏清抄本，二函一○册二四○出。
《辟兵珠》作者不详，馆藏清抄本，一○册二函，为全国孤本，《曲海总目》亦未收入。
馆藏其它孤本、善本还有：《旧钞本曲五种》（包括《虞廷集福》、《绥丰协庆》、《太和保合》、《绵长协庆》、《繁禧懋锡》）、《忠义璇图》二十出、《混元盒》三卷七五出等。
清代宫廷大戏均由词臣编写，因创作期限紧迫，由于才力拘滞，不得不借助于前代作家同类题材写就的小说、剧本，同时，也汲取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民间传说。这些宫廷大戏，保存了不少已佚剧本片断，对中国戏曲史的研究甚有裨益。
首都图书馆收藏的清代宫廷大戏比较多，且多为全国孤本、善本，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
（三）、马彦祥先生赠书：
马彦祥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戏剧作家，导演、理论家。生前曾将其部分藏书赠首图收藏。他的藏书中有大量的戏剧方面的著作，其中亦有一些较好的戏曲抄本。这些戏曲抄本许多现已成为孤本、善本。首图亦收藏了其中的一些戏曲抄本如：《空谷香》、《天香庆节》等，都是一些常人不易见到的好本子，这些本子抄誊精美，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
（四）、馆藏戏曲抄本集和单册抄本：
本部分是首都图书馆馆藏戏曲抄本最为丰富的一部分。这部分戏曲抄本，数量多，质量不一，其中主要是京剧、昆曲抄本。例如：《武香球传奇》、《双红丝传奇》、《连环记》等都是全国孤本、善本。其它如《剧本杂抄二十九种》、《剧本杂抄三十四种》、《剧本杂抄二十二种》等等，都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这部分作品，虽然价值不一，但能比较全面反映一个历史时期戏剧发展情况。
（五）、其它：
除以上几部分外，馆内还收藏有一些原孔德学校抄本、升平署抄本等。
这部分抄本，数量不多，但质量较精，如《漱玉堂传奇三种》、《重重喜》、《双福寿》、《钓鱼船》、《武香球》、《千秋鉴》等等都是所传不多的戏曲抄本。
五、俗文学
俗文学方面，藏有宝卷、弹词、鼓词、民歌民谣、杂曲、唱本以及相声、口技、谜语、酒令等一十八类古籍。其中宝卷有四三二种、弹词一二七种，二者入善的为一十一种，如清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年）视履堂刊本《二十一史弹词》、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抄本《英台宝卷》、同治九年（一八七○年）抄本《习法救母》。宝卷、弹词是俗文学中一批较珍贵的研究资料。
在首图入藏的鼓词、杂曲等通俗文学书籍中，仅未刊行的手抄本就达二八○余种。
六、医书
首图所藏医书古籍也较丰厚，品种较多，版本较好。医书中列入国善的就有十种，如明万历三十一年（一六○三年）刊本《本草纲目》、清精抄本《本草纲目拾遗》、日本天明六年（乾隆年间）仿刻元本《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药方》、明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一年）刊本《针灸大成》、明嘉清刻本《原机启微》、明崇祯方逢时刊本《保生秘要》等。
七、方志
此外馆藏方志古籍也很有特色，达一○○○种以上，地区涉及二十五个省以上。方志中有明崇祯八年（一六三五年）毛氏汲古阁刊本《吴郡志》、清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年）刊本《陕西通志》、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刻本《畿辅通志》、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刊本《萧山县志》、康熙年间刊本《大兴县志》、《怀柔县志》、《通州志》。
八、佛经
首图馆藏元版图书共有32种，其中大多为佛经。佛经古籍中有二十一种为善本。如唐释玄奘译、元刻普宁藏本摺装《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宋绍兴十八年（公元一一三一年至一一六二年）福州开元禅寺刻毗卢大藏本《阿毗达摩顺正理论》，此书为唐释玄奘译佛经，宋刻大藏经中的一种，一册折装；元刻本《大乘大悲分陀利经》。
此外还有明万历（公元一五七三年至一六二零年）金笔抄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此书因用金粉书写，更显稀见珍贵。
九、字画碑帖
首图馆藏字画一八四二种二五六八（轴、页、幅）、碑帖一九六九种一一九六九册。其中珍品字四十五件、画六十一件皆出自名人手笔，如：齐白石、溥心畲、周肇祥、王雪涛、李苦禅等。经故宫博物院、荣宝斋及其行家鉴定，有的价值不菲。珍品字画都是近现代人物、手笔。字画中的年代最早可至南北朝。碑帖是该馆所藏，字画是历次接收而来。碑帖入藏按顺序号排列。字画按字、画分别给顺序号。碑、帖、字、画分别有一套顺序号目录。
所藏碑帖中也有不少珍贵拓本和名家墨宝。如碑贴有唐怀素的《千字文》、元赵梦兆页的《洛神赋》、宋岳飞的草书《后出师表》。古画有溥心畲、齐白石、李可染的手迹。碑帖入藏后，限于条件一直未正式借阅，字画未排架，查找困难，不能借阅。为挖掘馆藏中有价值的资料，使之发挥应有作用，正准备编辑一套“馆藏碑帖目录”。字、画已按“珍品”、“一般”整理出一套字、画目录，还有待进一步鉴定、加工、整理。
十、文献流通工作
丰富多彩的馆藏古籍，长期以来吸引着中外读者和古籍研究者、出版家前来探索、研究、整理、利用。首都图书馆为延长线装书的使用寿命，古籍借阅对象仅限于工作对口、具有中级以上职称或有一定工作任务的人员。近年来馆的读者，有个人研究者、出版、研究人员，尤以编写史志的人员为最多、用量最大。丰富多彩的馆藏古籍，犹如一颗宝珠长期以来吸引着中外读者和古籍研究者，首都图书馆也主动、热诚为他们提供所需服务，同时自行开发整理，这都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益。仅以馆藏古籍中的小说为例，从历史上看，早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一年间该馆为京师通俗图书馆时期，鲁迅先生曾常来馆借阅线装小说（见《鲁迅日记》），鲁迅先生的名著《古小说钩沉》、《中国小说发展史略》中都还有对首图馆藏古本小说研究的成果。先辈研究小说者孙楷第先生于一九三二年著成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曾查阅收入首都图书馆小说一十八种，谭正璧先生于一九八四年著成的《古本稀见小说汇考》收入馆藏小说二十八种。以上诸著作已成为小说研究者的必备工具书，学术影响很高，被视为必要的案头工具书。沿至现在仍有不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及文学研究者来馆查阅小说，核对版本。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教授浦安迪曾来访借阅《三国志》、《红楼梦》评点本。为南开大学古籍研究所编辑出版《清人文集序跋选》提供有关资料，为“金瓶梅学术研究会”提供版本研究的资料；为一些**制片厂拍故事片、记录片提供有关古籍及服饰、道具的资料。
国内一些出版社也来查阅小说，选用较好版本，整理出版新书。如中华书局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规划，编辑影印出版《古本小说丛刊》，其中选用《善恶图全传》、《鬼谷四友志》两种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古本小说集成》，选用过《鬼神传》、《离合剑》、《跨天虹》、《警富新书》、《红楼幻梦》等十一种书；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用馆藏书为底本，影印再版了《品花宝鉴》、《醒世姻缘传》；北京出版社选底本，影印出版了《古今小说精华》。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会评本《三国志演义》，北京燕山出版社整理出版续、再续《儿女英雄传》，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李渔全集》，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笠翁传奇十种》等都选用了首都图书馆馆藏为影印底本。以上足见首都图书馆藏古籍的价值。
其他方面，如有不少医学研究单位来馆查阅医书；全国各县县志编写委员会纷纷来馆查阅方志。
首都图书馆所藏古籍有着丰富的内容，作为祖国的文化遗产，知识的宝库，正在被深入发掘利用，服务于社会。
十一、文献整理
为更好、更便利地利用馆藏，多年来首都图书馆一直坚持自行整理古籍编制书目索引、解答咨询，与有关单位协作编写辞书，以揭示馆藏。如编辑清代大型文集《全唐文篇目续索引》（将由中华书局出版）、《馆藏中国小说书目提要》（“五四”以前部分）；参加《北京百科书·社会科学卷》、《清代禁书汇览》的词条编写。图书馆工作人员编辑了多种藏书目录，有：《首都图书馆馆藏中国小说书目初编（五四以前部分）》、《馆藏北京金石拓片目录》(一九五九年)、《馆藏中国医药书目》(一九五七年)、《馆藏中国文学古籍参考目录》(一九五五年)、《馆藏中国戏曲书刊目录（初稿）》(一九五九年九月编)，最近又编写有《馆藏小说书目提要》。还提供底本，由有关出版社整理影印了《明清抄本孤本戏曲丛刊》、《古本小说版画图录》、《越城周氏支谱》、《劫灰录》、《圣谕像解》、《圣庙祀典图考》、《唐诗选画本》、《阴骘文图证》、《古本小说四大名著版画全编》、《古本戏曲十大名著版画全编》、《鲁迅墨宝真迹》、《初拓墨池堂法帖》、《抱冲斋石刻》、《南巡盛典》、《西巡盛典》、《万寿盛典》、《太学文献大成》等古籍。
画面与题识
图面为，紫云穿水碧衫，右手轻搭腿部；左手支颐，若有所思。两腿交叉，右脚着地，左腿翘起，脚尖着地。衣衫宽肥，胸部、双臂及双腿半裸。长发轻拢垂于肩部，前额短发覆盖。面庞丰润泛红，眉清目秀。侧身坐于石上，身体右侧置洞箫一支。图中除一石外，没有其他衬景。从侧身坐姿及左脚点地的姿态来看，作者捕捉的是主人浴后极为闲适的一个瞬间形态，而非正面肖像。人物画法考究，面部及肌肤轻轻钩勒，再层层晕染，极其写实。衣纹线条轻柔流畅，头发及眉毛画法精细，丝丝可见。眼睛用重墨点出，传神又传情。从小像的坐姿、神态及洞箫的布置来看，主人是一位面容娇俏、身材妩媚、擅长吹箫的青年男子。图中署款为：“九青小像，五琅陈鹄写”，押“鹄”朱文方印一方。
陈鹄，文献记载不多，生卒年及艺术经历模糊。蓝瑛、谢彬著《图绘宝鉴续纂》有著录：“陈鹄，字菊常，南通州人。善人物花卉，设色绚丽，钩勒者亦工”[1]。陈维崧曾于康熙癸卯年（公元1663年）作诗赠送陈鹄，诗名为“赠陈菊裳”，自注“陈精绘事”，诗文内容为：“药栏鹦鹉睡银屏，断续茶烟袅梦醒。欲识南朝真处士，绿杨门巷买丹青”[2]。清人姜怡亭《国朝画传编韵》、冯津《历代画家姓氏便览》、彭蕴灿《历史画史汇传》、冯金伯《国朝画识》书中对陈鹄均有著录，其内容均来源于《图绘宝鉴续纂》以及陈维崧的赠诗。
通过上述有限记载，我们可以明确：陈鹄为明末清初有遗民气节的画家，善画人物花卉，讲究用色。活动于江苏一带，以卖画为生，与陈维崧等文人有交往。值得注意的是，《图绘宝鉴续纂》谓陈鹄，字“菊常”，其它画史沿袭这一说法；陈维崧赠其诗为“赠陈菊裳”。说明陈鹄的字可能是“菊常”，也可能是“菊裳”，究竟哪一种说法正确，有待于进一步考证。陈鹄的传世作品非常罕见，从《紫云出浴图》的绘制来看，画面将人物置于中心位置，其余部分空白，人物面部及肌肤先钩线再晕染，注重瞬间动作的捕捉及神情的表达，使画面具有生动性。这一绘画风格与明末清初盛行的波臣派的肖像画风格相同。由此可知，陈鹄的肖像画创作受波臣派的影响较大。
《紫云出浴图》的引首、画面及题跋共有15纸，每纸规格不一，装裱成手卷形式。引首有陈维崧后人陈夔龙撰写“离魂倩影图”五字横额，署款为“伯驹世兄属，丁丑（1937年）仲夏庸厂老人题。”小像所在纸的空白处、各接纸及各纸间的接缝处均为清代及近现代各名家为此图作的题识，共有题识者93人，题诗235首,词2阙。从这些题识可知,此图流传有绪,最初为陈维崧湖海楼中藏物,后来从湖海楼散出,先后由吴檠、金棕亭、曹忍庵、陆心源[3]、端方、袁克权（字规庵，袁世凯之子、端方之婿）和当代著名文物收藏家张伯驹[4]收藏。 卷中可见陆心源和张伯驹收藏印三方：“陆树声鉴赏章”、“归安陆树声收藏金石书画印”、“张伯驹印”。
《紫云出浴图》在不同的收藏阶段，或由收藏者本人、或收藏者请友人为此图题咏。其中，陈维崧湖海楼收藏阶段的题咏者有75人，共题诗160首，词1阙。吴檠和曹忍庵收藏时期均由收藏者本人题诗并有诗序，金棕亭收藏时期没有题跋。陆心源穰梨馆收藏时期有时人李宗莲于甲申（1884年）九月摭云郎遗事题诗十绝，端方及袁规庵收藏时期的题咏者有4人，题诗3首，张伯驹收藏时期的题咏者有11人，题诗31首，词1阙。
从题咏者署款情况来看，林古度题诗的署款时间最早，为康熙“甲辰初夏”，即公元1664年；关赓麟题诗的署款时间最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庚寅年，即1950年，前后相差286年，由此足以说明世人对于《紫云出浴图》的关注程度。
为方便理解《紫云出浴图》，有必要将图中主人徐紫云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人物——冒襄、陈维崧做一介绍。
徐紫云，生于明崇祯甲申（1644年），逝于清康熙乙卯（公元1675年），得年32岁[5]。字九青，号曼殊，人称云郎。江苏扬州人。冒襄水绘园中歌僮。
冒襄（1611——1693年），字辟疆，别号巢民，江苏如皋人。明副贡生。早年有才气，游董其昌门，深受赏识。与宜兴陈贞慧（陈维崧父亲）、桐城方以智、商丘侯方域矜名节，持正论，品核执政，裁量公卿，时称“四公子”。在明末阉党之祸中幸免于难，入清后，屡拒清廷征召，居自家水绘园，奉养双亲，会集宾客，并收养大量明末抗清义士的遗孤。水绘园中设戏班，蓄养歌僮。紫云儇巧明媚，善吹箫，为水绘园歌僮中比较杰出的一位。
陈维崧（1625——1682年），字其年，号迦陵。江苏宜兴人。祖父于廷为明代左都御史，父亲陈贞慧有气节，明季“四公子”之一。维崧十七岁为诸生，康熙十八年举鸿博，授翰林院检讨，参与修纂《明史》。为官勤慎，在馆四年病卒。相貌清臞多髯，人称“陈髯”。生平无疾言遽色，友爱诸弟。漫游公卿间，谨慎不泄，遇事匡正，当时的社会名士多与之结交。工骈文、诗词，著《湖海楼诗集》、《迦陵文集》等。清顺治戊戌（公元1658年）至康熙戊申（公元1668年）十年间寄居冒襄水绘园，与歌僮紫云亲近。
陈鹄在《紫云出浴图》中没有署年款，从卷中题识可知，此图是陈维崧请陈鹄绘制的，绘制时间在康熙甲辰，即1664年。此年，陈维崧参加科举考试落第，心情沉闷，欲离开水绘园，紫云没有同行，陈维崧邀请陈鹄绘《紫云出浴图》以作留念。
陈维崧与徐紫云的恋情
陈维崧于清顺治戊戌年（公元1658年）十一月抵达水绘园，始与紫云相识，至紫云1675年去逝，二人交往时间长达17年之久。陈维崧与徐紫云的交往情况散见于时人的笔记、文章和陈维崧创作的诗词中，缺乏完整系统的记载。本文通过掌握的资料，将陈维崧与徐紫云17年的交往概括为五个方面：
（一）相识
“阿云年十五，娟好立屏际。笑问客何方，横波漾清丽”[6]，这是陈维崧初到水绘园时与徐紫云相识的情景。可以看出，陈对徐一见钟情，但欲得到紫云，颇费了一番周折。据纽玉樵《觚剩》记载：陈维崧初到水绘园时，正值十一月，水绘园内梅花盛开，景色可人。维崧携紫云在暗香疏影中流连徘徊，被冒襄发现，非常恼怒。派人将紫云捆缚，欲施以杖打。维崧极其恐惧，跪请冒襄母亲出面调停。时已薄暮，冒襄母亲要求维崧在当晚咏成梅花绝句百首方可不罪云郎。维崧“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7]。自此，紫云从维崧。“东皋作客五六载，阿徐日日相流连”[8]，此诗记述了陈维崧与徐紫云在水绘园内的交往情况。
（二）离别
陈维崧曾经多次离开水绘园，紫云因有事羁绊未能同行。在陈维崧为紫云和冒襄所做的诸多诗词中，离别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些离别诗进一步表达了陈维崧对于冒襄的深深谢意、对于紫云的无限思念、对于自己寄居处境的惆怅与无奈，以下几例可为证。
康熙壬寅年（1662年）秋，陈维崧离开水绘园，回宜兴老家，紫云没有同行。陈维崧伤心离别，作惆怅词二十首[9]留别紫云。全诗情感真挚，沉郁顿挫，详述陈维崧与紫云之间相依、相伴、相恋的交往过程。其中第13首、19首分别为：“洗钵池头弄玉荷，荷开浪滑画船多。不知何日萍州岸，重听徐郎水调歌。”“别时尔母病阑珊，门户萧条药饵难。他日高谈强饭后，临风觅纸报平安。”此诗表达了陈维崧对于徐紫云深深的牵挂以及无微不至的关切之情。
康熙癸卯年（1663年），陈维崧作《将发如皋留别冒巢民先生》[10]诗，赠别冒襄。诗五言，610字。由此诗可知，此年，陈维崧又一次离开水绘园，离开紫云。全诗笔触细腻，离愁别绪，尽现笔端。首先，他用大量诗句叙述冒襄对他及他家人的深厚情意。接着，交代了此次离开水绘园的原因：“两战两不收，霜蹄一朝蹶。我闻长安街，连云矗扶荔。金张许史家，敝裾尚堪曳。逝将舍此游，愿言一谒帝。阳春二三月，绿水正溶漪。扁舟过先生，话别去燕翼。”在诗的结尾处表达出对紫云的牵挂：“阿云久侍予，怜其母新毙。坦率易失欢，与人多睚眦。”这里还暗含一层意思，即在陈维崧离开水绘园期间，希望冒襄能够对紫云多加照顾，对其为人坦率易结怨于人等事多多包涵。
康熙甲辰年（1664年），陈维崧做《同诸子夜坐巢民先生宅观剧各得四绝句》[11]诗，其中第三、四绝分别为：“少日魂销汤义仍，而今老去意如冰。听歌忽忆当年事，月照中门第几层。”“人当临别歌偏妙，曲为言愁韵转和。正是客心凄断处，漫天丝雨不须多。”由此诗可知，陈维崧将要离开如皋，冒襄在自家宅中安排演出，为其送行。冒襄为《紫云出浴图》的题诗有两首，其一为《与其年诸君观剧各成四断句附书请正》，该诗的内容也与送行有关，并言及紫云在剧中有演出，其韵律格式与陈维崧的诗一致。由此可以推断，陈维崧与冒襄的这两首诗，为同一时间、同一场合而作的唱和诗。陈维崧在这首诗中没有直接提到紫云，但其忧郁悲伤的心情表露无遗。《紫云出浴图》当是因此次离别而作。
（三）合卺
陈维崧与徐紫云有相同的性价值取向，属于同性恋者。两人感情相笃，紫云后娶妻，成亲当夜，陈维崧专门做《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12]，词中称：“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扬。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
（四）携游
陈维崧在水绘园居住十年，这期间他游历之处主要限于江苏一带，比如扬州、苏州、无锡等地，是否有紫云同行，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资料。但有可靠资料证明，陈维崧于康熙戊申年（公元1668年）离开水绘园后，携紫云先后赴都门（今北京）、中州（今中原一带）游历。
1668年，紫云25岁，随陈维崧游历都门，由刑部尚书龚芝麓资助馆餐。龚芝麓（即龚鼎孳）曾作《与征君（征君即冒襄）书》，介绍了陈维崧与徐紫云离开水绘园北上的大概情况：“其年六月抵都，良慰积渴。虽数与倡酬，未免冗夺，而名流所止户外，长者辙临恒满，至欲借一枝以栖鸶鹄，亦复不易。最后得中州片席，喜就近不碍槐黄之役，兼月旦举子艺，不致荒于本，领俸固薄，稍觉相宜耳。云郎从之殊洽，以行时未告主翁，心中疚仄。途次值青若（冒襄子），当为转达尊前。弟以老盟翁一片深情，生平怜他人过于自怜，怜其年当又过于怜云郎，定无后督意也”[13]。
当时，都门名流久仰陈维崧的才名与徐紫云的艺名，皆欲争聆佳奏。紫云“南腔北播，菊部歌儿多摹其音。于是京邑剧风为之一变”[14]。紫云的才艺令许多人倾倒，近代学者张次溪更是认为，云郎燕游有“沟通戏曲之功”，并将其收录于所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中。龚芝麓也有诗记述云郎燕游情况：“不从水绘园中住，席帽轻衫到国门。听说绕梁歌绝妙，花前还许老夫闻”[15]。
据龚芝麓《与征君书》还可知，陈维崧在都门发展并不是很顺利，不久，即由龚芝麓推荐，离开都门，去中州，入史省斋学使幕府，紫云随其行。陈维崧有诗和词记述紫云在中州的活动。《满江红·过邯郸道上吕仙祠示曼殊》[16]有句云：“笑两人，今日到邯郸，宁非梦。”此词自注为：“曼殊工演《邯郸梦》剧”。《怀州岁暮感怀》[17]其中一句云：“中原喜见雁重来。”自注为“九青再至”。《江城子·沙随感旧》[18]有句云：“落叶中原，恰又趱离程。淡月晓风昏似梦，和泪也，出层城。”
陈维崧在中州三年，由紫云相伴。维崧携紫云游历邯郸、洛阳、商丘、汴京、睢州、鄢陵、汝州、偃师、登封、许昌、滁阳、郏县、叶县、南阳、汝宁、怀州、昆阳等地，并作诗词记录当时的游历情况，其间紫云曾回宜兴暂居后又返回中州。
（ 五）悼亡
陈维崧与徐紫云相依相伴，患难与共。康熙乙卯年（公元1675年），紫云不幸早逝，年仅32岁。维崧肠断欲绝，睹物辄悲，赋《天香·中元感旧》、《贺新凉· 腊月初六日是余生日即亡妇忌辰也词以志痛仍用前韵》、《摸鱼儿·清明感旧》、《瑞龙吟·春夜见壁间三弦子是云郎旧物感而填词》[19]等作品追忆痛悼紫云，情溢词外，感人肺腑。
1679年，陈维崧由大学士宋德宜推荐，应试博学鸿词科，列一等，授翰林院检讨，参与纂修《明史》，在馆四年，勤于辑纂，1682年卒于检讨任上。
陈维崧与徐紫云的交往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清初，刑律严苛，禁止官方办妓院，也禁止官吏狎妓，许多官吏和文人便将视野转向男伶和家僮。陈维崧与徐紫云的交往在当时的高层官吏及文人间并不是个例，而是具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限于本文题材及所掌握资料，本文没有将陈维崧与徐紫云的交往作深刻剖析，只是抛砖引玉，以方便读者对于《紫云出浴图》及众多题识的理解。
陈维崧与友人交游
自明代起，以金陵为中心的江苏地区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这里人杰地灵，人才荟萃，以文人为主体的文化活动异常活跃。清代初年，这里聚集着一批有才艺的汉族知识分子，他们有着相同的艺术追求，彼此频繁往来，以诗文书画相酬唱，砥砺学问，著书立说，形成了一个地域特征非常明显的文人群体。此文人群体的存在，使得清代初年的文化呈现出繁荣和多元化的局面。
陈维崧是清代初年著名的诗词大家，一生创作丰富，著《湖海楼诗集》和《迦陵词全集》行世。共作诗8卷，778首；作词30卷，1629阙[20]。其作品内容除了赏景、怀古与纪游题材外，与友朋之间相互酬唱的诗词占绝大部分，这种诗词又包括别离、送行、祝寿、怀旧、雅集唱和等内容，说明了陈维崧与友朋之间交往的频繁与活跃。
《紫云出浴图》是陈维崧请画家陈鹄绘制的紫云浴后小像，并携之在友朋间流传，索得75人为该图题咏。这些题咏者均为清初活跃于江苏一带的文人雅士，多数人为江苏籍贯，少数为外地人，明亡后流寓南京、扬州一带，从事文化活动。他们均与陈维崧有交往，为陈维崧交际圈中的成员。通过这个庞大的题咏者队伍，我们可以窥知当时文人群体所进行的若干文化活动的一个侧面。
陈维崧友朋为《紫云出浴图》所作的题咏创作于不同的场合，其内涵丰富。这些题咏有的创作于有紫云表演的宴饮场合，有的创作于与陈维崧一起泛游的画舫中，有的人没有见过紫云，而是按图索骥，产生联想进行唱和。题咏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于紫云身体美的欣赏；二是对于紫云作为歌僮所具备的才艺的赞美；三是对于陈维崧作为风流才子的激扬。透过诸人所作的题咏不难看出，这些题咏者对于陈维崧与徐紫云的性价值取向均采取认同和赞许的态度。
陈维崧与友朋之间的交往情况，从与以下几位主要人物（这些人均参与《紫云出浴图》的题咏）的交游即可见其一斑。
冒襄是陈维崧的良师益友，两人的交往最深最久。陈维崧自幼聪颖，五、六岁即能吟诗，稍长，侍于父侧，并参与名流宴集活动，冒襄等当时名流赏识陈维崧的才学，“皆折行辈与交”。弘光王朝时，陈维崧父亲陈贞慧遭阉党余孽阮大铖陷害入狱，明亡后，隐居山中，十年不入市，于1656 年去逝。冒襄入清后隐居自家水绘园，水绘园位于江苏如皋城东北，有妙隐山林、寒碧堂、洗钵池、小浯溪、小三吾、湘中阁等景观。水绘园内时常宾客云集，“若东林、几社、复社故人子弟，下逮方伎、隐逸、缁羽之伦，来未尝不留，留未尝辄去，去亦未尝不复来。征君投辖开尊，辄出家伶娱坐客。有紫云、杨枝、灵雏、秦箫诸人”[21]。这些来往于水绘园的人皆身怀绝艺，以各自独擅的艺术风貌会集于水绘园，主人冒襄以文会友，以戏会友，从而形成了以水绘园为活动场所，以冒襄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团体。
1858年冬11月，陈维崧应冒襄之邀来水绘园读书，居小三吾，开始其长达10年的水绘园生活。冒襄与陈维崧的父亲陈贞慧为盟友，对维崧怜爱有加，情同父子。读陈维崧为冒襄创作的大量诗、词、文序，可以感知二人间有如父子般的真挚情意。冒襄对于陈维崧，不仅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在学问上给予勉励、教诲，还投其所好，进声伎、送青童，满足其需要。冒襄为《紫云出浴图》的题诗为：“夜遣青童伴读书，老夫爱客胜璠玙。六年别去情如海，画里逢人应问余。”“陈生奇文乱典坟，陈生痴情痴若云。曲间知己无如我，不遣云郎竟与君。”从中可见冒襄对陈维崧的理解与关怀。冒襄对陈维崧的情意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出资为陈维崧父亲下葬，为陈家修缮老宅等等，这一切都令陈维崧终生铭记。
王士祯是常常往来于水绘园中的客人，他与陈维崧堪称是知交。王士祯（公元1634——1711年），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人。顺治乙未进士，官刑部尚书等职。谥文简。擅长诗词、文学，总持风雅数十年。陈维崧亦有大量诗、词、文序赠送阮亭，由此足证二人间的翰墨情谊。1664年，陈维崧欲离开水绘园，赴燕冀游历，北上“过邗江王阮亭先生，适馆数月，力劝，仍返东皋”[22]，这是二人交往的一个实例。顺治已亥（公元1659年），王阮亭授扬州推官，居扬州。其间，他“昼了公事，夜接词人”，日与宾客相咏对，诗酒相连，极尽文人之雅兴。王阮亭在扬州会集宾客的地址主要在“虹桥修禊”，主要宾客有：杜濬、张养重、邱象随、朱克生、陈允衡、林古度、张纲孙、孙枝蔚、程邃、孙默、许承宣、吴伟业、冒襄、邵潜、陈维崧、许嗣隆、毛师柱、徐电发、宋荦、刘体仁、王士禄、张琴、宗元鼎、顾樵、卢见曾[23]等人。可以说，王阮亭居扬州期间，以虹桥修禊为活动场所，以王阮亭为中心，也有一个文人团体，陈维崧为其中成员之一。
尤桐、徐电发与陈维崧不仅是水绘园及虹桥修禊中的朋友，而且于康熙十八年一同应试博学鸿词科，授检讨，参与修纂《明史》，成为翰林院中的同事。许嗣隆与冒襄之子冒禾书、冒丹书均为水绘园中与陈维崧一起读书的学友，四人情同手足，彼此共勉，一起参加水绘园中的文人雅集活动。维嵋、维岳是陈维崧的弟弟，曹亮武是陈维崧的中表兄弟，他们的交往自不必赘述。
无论在水绘园，还是在虹桥修禊，陈维崧与友人雅集活动的主要内容为饮酒、赋诗、观戏，典型的活动为年度一次的暮春修禊，康熙乙巳年（公元1665年）三月三日在水绘园举行的修禊活动算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次。这次活动参加者八人，分别为：王士祯、邵潜、冒襄、冒襄之子禾书、丹书、毛师柱、许嗣隆、陈维崧。八人共赋诗38首，辑成《水绘园修禊诗》一卷，陈维崧做序[24]。此次修禊，“歌儿紫云捧砚于湘中阁，杜濬后至，不及会”[25]。陈维崧从34岁至44岁十年间居水绘园，这期间正是他的诗词风格的形成与稳定时期。他的诗学杜甫、韩愈，雄丽沉郁，风格多变；他的词宗苏轼、辛弃疾，高歌壮语，气势豪迈，被称为“阳羡派”。其诗、词的数量与质量，均为诗坛罕见。陈维崧在艺术上能够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聪颖早慧因素外，当与其居水绘园期间众多友朋的提携、切磋、砥砺有关。
通过分析陈维崧与友朋的交游情况，笔者认为，参与《紫云出浴图》题咏的诸人主要为陈维崧居水绘园期间交往的友朋，而后来居都门和中州 期间的友朋则没有在此图中题咏，或许此时徐紫云同行，没有请人题咏；或许此图已经从陈维崧手中散失。
后记
《紫云出浴图》自问世以来，一直得到世人关注，不仅经由多人递藏，还有多种摹本行世。据冒广生《云郎小史》记载：此图乾隆年间有一摹本，罗两峰画，陈曼生手录题咏，两峰摹本存于番禺叶兰台处。《九青图咏》（即出浴图题咏）扬州旧有刻本，光绪年间，沈太侔复刻入《拜鸳楼四种》中，冒广生为补撰《紫云小传》。[26]
近人张次溪编《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将《九青图咏》作为一个章节专门辑录，并附“鸣晦”摹九青小像一幅，小像题识为：“九青小像，五琅陈鹄写。鸣晦重摹。此册购诸厂肆，即紫云出浴图也。归安陆氏著录本题咏均合，特次序先后差异耳。因依原像重抚梓分赠同人”[27]。由此题识可知，鸣晦摹本不止一幅，《清代燕都梨园史料（正续编）》中所录为其中一幅。“鸣晦”的情况不详。
又据冒广生《云郎小史》记载：与紫云有关的图像不止《出浴图》一幅，崔不凋即参与《出浴图》题咏的“娄水崔华”，在为《出浴图》题咏后一日曾绘《小青飞燕图》纨扇，陈维崧做题跋。陈维崧举鸿博日，释大汕为其绘《填词图》；官翰林日，周道画《洗桐图》。《填词图》曾由项城袁规庵收藏，番禺叶兰台有摹本。《洗桐图》曾藏冒广生家，后来欲转让张伯驹，没有成功。这三幅图至今流藏情况均不详，后二图的内容可能与紫云有关。
在《紫云出浴图》的引首，有陈维崧后人陈夔龙撰写“离魂倩影图”五字横额，此举是1937年应张伯驹之邀而为。“离魂倩影”出自元代一杂剧名“倩女离魂”，郑德辉作。剧名全称为“迷青琐倩女离魂”，全剧四折一楔子，写张倩女因恋情受阻，魂魄离躯，追赶恋人，与之结为夫妇。张伯驹后来邀请傅增湘、林葆恒、夏仁虎、傅岳棻、高毓浵、夏孙桐、关赓麟等人为《紫云出浴图》题咏时，诸老皆认为陈夔龙题引首“离魂倩影”四字与图意不符。傅增湘为该图题诗四首，其中第四首为：“韵事流传感叹新，娇娆误认女儿身。嗤他海上庸庵叟，雾里看花恐未真。”1941年，张伯驹再次携图去上海，拜访陈夔龙，陈见傅增湘题诗，甚为恼怒，援笔题诗回击傅增湘：“病起重披出浴图，知君亦赋小三吾。无端牵涉庸厂叟，一笑狂奴胆气粗。” 陈夔龙曾任直隶总督，傅增湘为直隶提学使，两人曾为上下级关系。傅增湘后来意识到题诗中“嗤”字用得不妥，对上级不敬，遂具书向陈夔龙谢罪，并请张伯驹从中调解，此桩由紫云引起的文案方告结束[28]。
《紫云出浴图》是清初肖像画中的一件佳构，它反映了清初高层文人对于男宠之好的认同与赞许，为研究清初江苏地区文人之间的往来及雅集活动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钩圈略异杨家法, 春满冰心雪压腰。何碍磅人呼作杏, 问他杏得尔清标？
释义：
1、“杨”，指的是以擅画墨梅而声名远播的画家扬无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四梅图》卷是其代表作。
2、译文：画中绘水墨梅花一枝，枝干秀挺，花朵疏朗。以淡墨晕染花瓣，浓墨勾点花蕊。
3、乾隆的意思是说，王冕画梅的技法和扬无咎不同。
扩展资料：
王冕的画都有一个特点：“凡画必题诗其上”。梅花入画在中国起源很早，而用水墨画梅花，北宋中叶的禅僧仲仁大概是最早的，之后影响最大的便是南宋扬无咎。到了元代，画梅名家辈出，王冕继承扬无咎的画法，加以发展，对后世也产生巨大影响。所以，书画鉴定大家谢稚柳先生将王冕称之为扬无咎水墨画派的“嫡系”。
画面上，还有几枚印章，来自清代重要收藏家梁清标、安岐与乾隆、溥仪等，透露这件《墨梅图》的流转历史：700年里，他被这些大收藏家所挚爱，也进入了清宫内廷，收录进重要的书画著录《石渠宝笈续编》《庚子销夏记》之中。
参考资料：
知道的，曹雪芹（约1715年5月28日—约1763年2月12日），名沾，字梦阮，号雪芹，又号芹溪、芹圃，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作者，祖籍存在争议（辽宁辽阳、河北丰润或辽宁铁岭），出生于江宁（今南京），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他是江宁织造曹寅之孙，曹顒之子（一说曹頫之子）。
人物生平
出身豪门
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时任江宁织造的曹顒在北京述职期间病逝。康熙大帝恩旨，以曹顒堂弟曹頫过继给曹寅，接任江宁织造。是年三月初七，曹頫奏折：“奴才之嫂马氏，因现怀妊孕已及七月。”此遗腹子即曹雪芹，于四月二十六日（公历1715年5月28日）生于南京江宁织造府。
曹雪芹满月后数日，六月初三，曹頫奏折：“连日时雨叠沛，四野沾足。”此即曹雪芹名“沾”的机缘，天时地利人和均占。“沾”字取《诗经·小雅·信南山》“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有“世沾皇恩”之意。“雪芹”二字出自苏轼《东坡八首》之三：“泥芹有宿根，一寸嗟独在；雪芹何时动，春鸠行可脍。”
曹雪芹的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帝的保母，祖父曹寅做过康熙帝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任江宁织造，兼任两淮巡盐监察御史。在康熙、雍正两朝，曹家祖孙三代四个人主政江宁织造达五十八年，家世显赫，有权有势，极富极贵，成为当时南京第一豪门，天下推为望族。
康熙六下江南，曹寅接驾四次。不过，曹雪芹晚生了几年，本人并没有亲历康熙南巡盛事。《红楼梦》第16回可以为证，原著写到比贾宝玉年长的凤姐都要听赵嬷嬷等长辈的口述去了解那段历史。
秦淮残梦
曹雪芹早年托赖天恩祖德（康熙帝之恩，曹玺、曹寅之徳），在昌明隆盛之邦（康雍盛世）、花柳繁华地（南京）、诗礼簪缨之族（江宁织造府）、温柔富贵乡（西园）享受了一段锦衣纨绔、富贵风流的公子哥生活，日子过得心满意足。
“每日只和姊妹丫鬟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只在园中游卧，每每甘心为诸丫鬟充役，竟也得十分闲消日月”。
他终生都对这段幸福生活记忆犹新，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作者自云》中亲切地呼曰“梦幻”。
童年曹雪芹淘气异常，厌恶八股文，不喜读四书五经，反感科举考试、仕途经济。虽有曹頫严加管教，请了家庭教师，又上过几天家塾，但因祖母李氏溺爱，每每护着小曹雪芹。幸而曹家家学渊深，祖父曹寅有诗词集行世，在扬州曾管领《全唐诗》及二十几种精装书的刻印，兼管扬州诗局。
曹家藏书极多，精本有3287种之多。曹雪芹自幼生活在这样一个很富丽的文学美术环境之中，接受父兄教育、师友规训，博览群书，尤爱读诗赋、戏文、小说之类的文学书籍，诸如戏曲、美食、养生、医药、茶道、织造等百科文化知识和技艺莫不旁搜杂取。
苏州织造李煦、杭州织造孙文成皆与曹家连络有亲，李煦且兼任两淮盐政（治所在扬州，曹雪芹祖父曹寅生前也曾兼任此职）。曹雪芹小时候走亲访友时多次游历苏州、扬州、杭州、常州等地，对江南山水风物十分钟爱，友人敦诚、敦敏诗作谓为“秦淮残梦”、“扬州旧梦” 。
家遭萧索
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十三岁（虚岁），十二月，时任江宁织造员外郎的叔父（一说父亲）曹頫以骚扰驿站、织造亏空、转移财产等罪被革职入狱，次年正月元宵节前被抄家（家人大小男女及仆人114口）。曹雪芹随着全家迁回北京。曹家从此一蹶不振，日渐衰微。
刚回北京时，尚有崇文门外蒜市口老宅房屋十七间半，家仆三对，聊以度日。可是为了偿还骚扰驿站案所欠银两，以及填补家用，不得已将地亩暂卖了数千金，有家奴趁此弄鬼，并将东庄租税也就指名借用些。
再后来，亏缺一日重似一日，难免典房卖地，更有贼寇入室盗窃，以至连日用的钱都没有，被迫拿房地文书出去抵押。
终至沦落到门户凋零，人口流散，数年来更比瓦砾犹残。曹雪芹为着家里的事不好，越发弄得话都没有了，“虽不敢说历尽甘苦，然世道人情，略略的领悟了好些”。
广交名流
雍正末期，曹雪芹一年长似一年，开始挑起家庭重担，渐渐地能够帮着曹頫料理些家务了。
因曹頫致仕在家，懒于应酬，曹雪芹就出来代为接待，结识了一些政商名流和文坛前辈，在他们的影响下树立了著书立说、立德立言的远大志向，把少时那一派迂想痴情渐渐地淘汰了些，为了家族复兴而努力奋斗，一度勤奋读书，访师觅友，多方干谒朝中权贵。
虎门晨夕
乾隆元年（1736），曹雪芹二十二岁，谕旨宽免曹家亏空。
乾隆初年，曹雪芹曾任内务府笔贴式差事，后来进入西单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旧称“虎门”）担任一个不起眼的小职位。曹雪芹在宗学里具体的工作，有助教、教师、舍夫、夫役、当差等说法。曹雪芹北京朋友圈不乏王孙公子，如敦诚、敦敏、福彭等人。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曹雪芹得以领略北京王府文化。
乾隆九年（1744），曹雪芹三十岁。敦诚（1734—1791）十一岁，敦敏（1729—1796）十六岁，入宗学。兄弟俩十分敬仰曹雪芹的才华风度，欣赏他那放达不羁的性格和开阔的胸襟。在漫长的冬夜，他们围坐在一起，听曹雪芹诙谐风趣、意气风生的“雄睨大谈”，经常被曹雪芹的“奇谈娓娓”“高谈雄辩”所吸引、所折服。
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诗云：“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记录并深切回味这段难忘的日子。
曹雪芹大约于本时期写作《红楼梦》的初稿《风月宝鉴》。
燕市狂歌
乾隆十二年（1747），曹雪芹三十三岁，大约于是年移居北京西郊。此后数年内住过北京西单刑部街，崇文门外的卧佛寺，香山正白旗的四王府和峒峪村，镶黄旗营的北上坡，白家疃（西直门外约50里）。
此一时期，曹雪芹住草庵，赏野花，过着觅诗、挥毫、唱和、卖画、买醉、狂歌、忆旧、著书的隐居生活，领略北京市井文化，一面靠卖字画和福彭、敦诚、敦敏、张宜泉等亲友的救济为生，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
曹雪芹长恨半生潦倒，一事无成，“在那贫穷潦倒的境遇里，很觉得牢骚抑郁，故不免纵酒狂歌，自寻派遣”，其正邪两赋而来的真性情愈加鲜明。
著书黄叶
曹雪芹“补天”之志从未懈怠，直至晚年，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沾）》还在安慰他：“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羹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意思是因罪臣之后的身份及其它原因，曹雪芹的个人奋斗遭遇艰难险阻，敦诚劝他知难而退，专心著书。
曹雪芹亦不负所望，在隐居西山的十多年间，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将旧作《风月宝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写成了巨著《红楼梦》。
重游故里
乾隆二十四年（1759），曹雪芹四十五岁，约在是年南游江宁。南游原因不明，可能是去看望离散的族人，也可能为其他家务私事（传曹雪芹曾于此时前后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幕僚）。南游期间，阅历山川，凭吊旧迹，听话往事。张宜泉《怀曹芹溪》一诗当作于这一时期。
乾隆二十五年（1760），曹雪芹四十六岁，初秋，敦敏作诗《闭门闷坐感怀》云：“故交一别经年阔，往事重提如梦惊。”可能是指曹雪芹南游、经年未归而言。此次南游历时一年多，于重阳节前后回京。节后不久，敦敏在友人明琳家养石轩偶遇曹雪芹，做《感成长句》以记之。
贫病而逝
曹雪芹南游回京后，仍在继续写作《红楼梦》。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曹雪芹四十八岁，因幼子夭亡，陷于过度的忧伤和悲痛，卧床不起，大约于这一年的除夕病逝于北京。敦诚作《挽曹雪芹》，敦敏作《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张宜泉作《伤芹溪居士》。
乾隆四十四年（1779 ），曹雪芹去世十七年，敦诚作《寄大兄（敦敏）书》怀念曹雪芹。
扩展资料
文学特点
“生于繁华，终于沦落”。曹雪芹的家世从鲜花着锦之盛，一下子落入凋零衰败之境，使他深切地体验着人生悲哀和世道的无情，也摆脱了原属阶级的庸俗和褊狭，看到了封建贵族家庭不可挽回的颓败之势，同时也带来了幻灭感伤的情绪。他的悲剧体验，他的诗化情感，他的探索精神，他的创新意识，全部熔铸到《红楼梦》里。
热爱生活又有梦幻之感，入世又出世，这是曹雪芹在探索人生方面的矛盾。曹雪芹并不是厌世主义者，他并不真正认为人间万事皆空，也并未真正勘破红尘，真要劝人从所谓的尘梦中醒来，否则，他就不会那样痛苦地为尘世之悲洒辛酸之泪，就不会在感情上那样执著于现实的人生。
他正是以一种深挚的感情，以自己亲身的体验，写出入世的耽溺和出世的向往，写出了耽溺痛苦的人生真相和希求解脱的共同向往，写出了矛盾的感情世界和真实的人生体验。
《红楼梦》开卷第一回有两篇作者自序。在这两篇自序里，曹雪芹自述写作缘起、写作经历和心得体会，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原则。
他首先批评了那些公式化、概念化、违反现实的创作倾向，认为这种创作远不如“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创作的作品“新鲜别致”，那些“大不近情，自相矛盾”之作，“竟不如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他既不借助于任何历史故事，也不以任何民间创作为基础，而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社会生活，是“字字看来皆是血”，渗透着作者个人的血泪感情。作品“如实描写，并无讳饰”，保持了现实生活的多样性、现象的丰富性。
从形形色色的人物关系中，显示出那种富贵之家的荒谬、虚弱及其离析、败落的趋势。他所写的人物打破了过去“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写法，“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使古代小说人物塑造完成了从类型化到个性化的转变，塑造出典型化的人物形象。
曹雪芹以诗人的敏感去感知生活，着重表现自己的人生体验，自觉地创造一种诗的意境，使作品婉约含蓄，是那样的历历在目，又是那样的难以企及。
他不像过去的小说居高临下地裁决生活，开设道德法庭，对人事进行义正词严的判决，而是极写人物心灵的颤动、令人参悟不透的心理、人生无可回避的苦涩和炎凉冷暖，让读者品尝人生的况味。
-曹雪芹
具体如下：
一、贾家隐指清朝皇室爱新觉罗氏
在“演说荣国府”一回，贾家第一代，对应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其弟舒尔哈赤，“演说”为宁国公与荣国公;第二代长子贾代化袭官对应清太宗皇太极;第三代长子贾敷早亡，次子贾敬袭官后“一味好道”，对应传说顺治出家。
随后，对应清朝入关定都北京,“演说”荣公死后，长子贾代善袭官为第二代，对应清圣祖康熙;第三代有长子贾赦，次子贾政，却是在次子贾政处批注为“第三代”，虽称长子贾赦袭官，却又称令贾政入部习学，升为员外郎。这是在对应雍正继位有问题而言。因为著书人隐笔记述，才自称“演说”。故其中有对应之笔便可，解读时不可求全责备而“迷失”真情。
按真情讲，书中贾赦与贾政都有映射雍正帝的内容。贾宝玉映射多个人物:雍正帝、弘皙、弘时。贾珍、贾琏、贾环分别映射乾隆帝、宝亲王弘历、小弘历。其他贾氏族人也都是清宗室族人的替身。
不过，因著书人隐笔重点在人物上，书中人物与生活原型之间变幻莫测，万不可将某个人物定死在一个原型上。按“一击两鸣”及“《石头记》立誓一笔不写一家文字”来讲，真故事又并非发生在一个“大观园”。
据“宁荣亲派八房在都(与前清八王议政制相呼应)外，现原籍(实为旗人圈地皇粮庄)住者十二房”一说，可见书中所谓贾家，不仅映射京城中皇室宗亲一族，也在映射居住“原籍”的一套人马刀枪。如先时修建“省亲别院”的贾赦、贾政、贾珍、贾琏等人物，对应在籍居住的房分来看，应是住在封地皇粮庄的旗人。
再如后来被查抄的贾府，也应该是在原籍的旗人封地。而这里所写的贾赦、贾政等贾氏一族，应该是败落后回到旗人封地落户的宗室皇族。自然，这些人物具体所指已无从考证。
二、史家隐指皇亲国戚江南曹家
有人会问:书中不是有江南甄家在映射江南曹家吗怎么这史家会是曹家呢观书可见江南甄家指江南曹家是书中故意说明的。而作者曹雪芹也是书中明确的。不过，在“风月宝鉴”一回，作者明确了“两面皆可照人”，并批注“观者记之!不要看这书的正面，方是会看”。
还借架火来烧(隐指《石头记》)引出:“谁叫你们瞧正面了!你们自己以假(贾)为真(甄)，何苦来烧我”这一句不可“以贾为甄”的提醒，并没有引起解读者重识，仍错误地将真故事定位在江南曹家。
实际上，在“演说”贾府处便将这史家身份有所泄露:“贾代善(隐指康熙)袭了官批:第二代，娶的金陵世勋史侯家的**为妻[脂批:因湘云，故及之]，生了两个儿子，长子贾赦(假设)，次子贾政[脂批:第三代]。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尚在[脂批:记真!湘云祖姑史氏太君也]。”著书人特别批注史氏太君为史湘云姑祖母，足可见证是在告诉读者:史氏太君与史湘云为江南曹家人。
这“金陵世勋史侯家的**”今成为史太夫人，是因嫁到贾家而成为书中的“贾母”(旧时称为贾史氏)。因此说，贾母原型即是当年进宫成为康熙皇贵妃的江南曹玺之女，也就是曹寅胞妹。如在贾政(雍正)大打宝玉(弘时)处，贾母一句“我和你太太(齐妃李氏)、宝玉立刻回南京去”。说明这贾母娘家在南京。
正因江南曹家有这一位老太君在宫中坐镇，才有曹寅之女嫁太子胤初成为“石氏太子妃”(泯灭曹家史之笔);才有曹寅孙女(衔玉而生的宝玉)一出生便由康熙指婚，长大后嫁弘皙为王妃;才有曹寅侄子曹頫(史鼎)过继来继任江宁织造;才有曹頫次子曹雪芹(史湘云)来往宫中住上几天。
三、王家隐指皇亲国戚苏州李家。
考究苏州织造李煦家族牒谱，多知李煦有胞妹嫁曹寅为妻，却不晓得李家也是正统的皇亲国戚家族。所谓“东海(隐指太子府)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一说，映射历史上太子胤初乳母之夫凌普到江宁织造府和苏州织造府“取银”。
为什么太子会以这两个织造府为自家“银库”呢首先说，这两个织造府都归皇宫内务府所辖，太子胤初派人取用什么都顺理成章。再就是鲜为人知的缘故:曹家曹寅有一女儿嫁太子为太子妃;李家李煦有一女儿嫁太子为侧福晋(李氏)。另外，苏州织造李煦还有一女儿嫁雍亲王胤殖为侧福晋(李氐)，因而到了雍正作皇帝时，苏州李家便成为真正的皇亲国戚了。
清史有雍正继位后成为“抄家皇帝”一说。这抄家皇帝“擒贼必先擒王”，第一个便是拿苏州李家“作法开端”。可这做样子的事谁不晓得呢因而才有李家人财物被官府“拍卖”时无人敢买的尴尬，最后只得报请皇上恩准，还得官府出资将李家押解进京。
解读真情，书中王夫人原型即雍正齐妃李氏;薛姨妈原型即胤初侧福晋李氏。二人都为李煦之女。作为“舅舅”身份的王子腾，原型为李煦之子。作为王子腾女儿的“王熙凤”，便是王夫人长子贾珠(弘时)福晋“李纨”的原型。
此为“姑舅姊妹”之亲上作亲，弘时在时以凤姐出现;弘时死后便成为守礼法的李纨了。书中写王夫人虽为二太太，却成为主事的太太，是对应雍正皇后那拉氏(邢夫人)早逝于雍正九年九月，这深得雍正宠信(生子女最多可证此说)的齐妃，自然是后宫之主了。
四、薛家隐指废太子胤礽一脉
“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究其隐含,并非说这薛家满地是珍珠，遍地是黄金。而是因遭受大风大雪，使得珍珠像土一样,黄金 也成为破铜烂铁。如此看来,恰恰对应太子胤初被废黜。再由特定其”薛”姓来分析，直与“削”字相通。
著书人有“假借汉唐”一说，考唐朝武则天时代，有太平公主嫁附马薛绍一历史。薛绍父亲即为附马，这薛绍再为附马，便与弘皙父亲胤扔为太子，弘皙又被康熙选定为继位人互为映射。同时，薛绍后来被定谋反，又与弘皙被定"逆案”相吻合。
因此说，著书人弘皙将自家拟定”薛”姓,亦是假借汉唐之笔。再加上四大家族的那三家在原籍都有房分，而独薛家没有，更说明这薛家尚无族人在原籍居住。
解读真情，薛宝钗作为弘皙替身进园待选，映射弘皙被雍正帝“情有独钟”确立为皇位继承人。薛姨妈原型为胤礽侧福晋，与雍正皇妃齐妃李氏(王夫人)为亲姊妹，实际上是弘皙(宝钗)继母李氏。薛蟠生活原型对应胤扔长子，应为李氏所生。书中另有一代指胤礽女儿的薛宝钗，对应胤礽、胤祥、胤禄各有一女儿宫 中寄养。
再就是书中非常靓丽的薛宝琴，既是宝钗(弘皙)堂妹，身份恰与弘皙堂弟五皇子弘昼相谶。不过，弘昼既为雍正五皇子，怎么列入"薛”氏-族了呢这就要从"薛” 字隐含史料被消上来看了。皇五子弘昼与皇四子弘历同龄,雍正帝非常喜爱弘昼。因为后来弘历当上了皇帝,清史记载的恐怕只剩“荒唐王爷”了。
总之，正因为“家史削亡”，著书人弘皙才对应家族历史， 将被泯灭的辉煌家史,幻笔写成为贾史薛王四大家族。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乾隆帝继位后对前清史(尤其是康、雍、乾交替历史)刻意修改，四大家族的真史在清史中很难找到踪迹。
不过，按著述人提示，只贿解得上述四大家族生活原型，方可称得上是“连络有亲”，亦可称得上是“最有权有势”，也可对应那 “护官符"来应谶这四大家族究竟因何 "极富极。
五贾家还“夹带”富察氏马家。
富察氏马家便是乾隆首任皇后孝贤纯皇后(马皇后)的娘家。作为“二马吃遍天下草”的马家，书中有“冯”家为替身，堪称“第五家”。不过，马家作为“好知青家骷髅骨，就是红楼掩面人”的第五大家族，作者因怕“泄漏天机”幻笔写成了“宁府”。
因此，宁府的贾珍、贾琏、贾蓉等人，便成了马氏一族的替身:贾珍有马齐一面;贾琏有马武一面;贾蓉有马齐儿子一面。那么，为何作者要将这马家隐身叙述呢因为马家参与了刺杀雍正的惊天大案，如不做—番遮饰，很容易穿帮的。
富察氏马家与四大家族是何等关系呢第一个，乾隆皇后富察氏是马家姑娘，因此马家也就成了“国舅”家，自然两家属“亲家”关系。第二个，江南曹家曹寅儿媳(曹顒遗孀)马氏是富察氏家族的姑娘，因此两家才有“姑舅姊妹”。第三个，雍正皇子弘时福晋是苏州李煦孙女，皇子弘历福晋是富察马氏，两家女儿在皇家是她埋关系。
红楼梦中北静王原型是谁：
看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北静王名叫水溶，但是这个北静王原型到底是谁恐怕就只有曹雪芹本人知道了，有人说是永溶，乾隆的第六子，还有人说是第二代怡亲王弘晓。
个人觉得，是乾隆皇帝的第六子永溶的可能性大一点。第一从名字上看，两者更为接近。北静王为水溶，水字加上一点便是永字，所以很有可能曹雪芹就是照着永溶的名字来虚构的。第二，北静王是一代贤王，他的风度气质不是一般文人雅士能够媲美的，要不然也不会让宝玉一见便心甘情愿对他诚服了。
这一点上跟永溶还是大相径庭的，永溶是康熙第六子，康熙多子，膝下有十三位皇子。在这么多孩儿的情况下，乾隆本该是对这些皇子一般看待，不会过分偏袒哪位，但永溶除外，他是乾隆皇帝第六子。乾隆是出了名的好皇帝，曾经六次下江南体察民情。
这个永溶也遗传了乾隆皇帝爱百姓的品质，经常在父王身边为百姓出谋划策，乾隆皇帝非常器重这个儿子，也曾经有过想废长立幼的想法。最重要的是，据历史记载这个永溶也是一个翩翩美少男，其风度和器宇轩昂都具有王者风范，这一点跟曹雪芹笔下的水溶有异曲同工之处，水溶也是一个气质不凡的王爷，就连平日里清高的林黛玉也难掩对水溶的爱慕之情。
从这些方面看来，北静王的原型似乎是乾隆之子永溶无疑了，但是这些在曹雪芹的原著和电视剧中是没有过多介绍的。北静王原型到底是谁终究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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