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说,日元不值钱;但日元上的人物,远不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权势人物。他们既不是像比尔盖茨那样的阔佬,也不是袁世凯、毛泽东一样的大佬;既不是日本战国时代的三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也不是维新三杰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和大久保利通。不是天皇,也不是内阁大臣。靖国神社有位子的日本“民族英雄”,也没有份儿。
比战国三雄、维新三杰更牛的人,是谁?
倒数5个数,5,4,3,2,1。他们是福泽谕吉、樋口一叶和野口英世。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这三个日本人呢?
10000日元——福泽谕吉,日本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日本第一所私立大学庆应私塾创立者。
5000日元——樋口一叶,明治维新时期女作家,才女,去世时,只有24岁。可以比作中国的张爱玲,但是,其小说不是粉色的爱情,而是黑色的社会写真。
1000日元——野口英世。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混血儿,父亲是犹太人,母亲是日本人。在非洲研究黄热病时,染上病毒,于1928年5月21日去世。同年6月15日,其遗体运回美国纽约市北郊的一处墓地埋葬。其碑文上写着:“他毕生致力于科学,他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死”。
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一比就知道中国的“英雄人物”,都是帝王将相,都是“自己过得比别人好”,都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角色。如果,仅仅是“英雄人物”自己这么做,也就罢了。偏偏是,这些“英雄”,也是中国人所崇拜和念念不忘的。
三位人物,有哪些英雄事迹呢?罗列如下。
福泽生活的时代,正当幕府末期。在美国黑船的威逼利诱之下,日本不得已走上了维新之路。可是,向东还是向西?哪一条路是阳关道?谁也不明白。是坚持日本特色?还是彻底和东亚决裂,“大江歌罢掉头西”,投入欧美怀抱,是摆在日本人面前最急迫的问题。
福泽谕吉以“雁奴”般灵敏的视觉和超人的胆量,提出“脱亚入欧”的伟大构想,为黑暗中的日本点亮了前进的灯塔。他在《 文明论概略 》中说:“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并呼吁:“我国不可 狐疑 ,与其坐等邻邦之进,退而与之共同复兴东亚,不如脱离其 行伍 ,而与西洋各文明国家共进退。”
要向西,必须先转身,和东方告别——东方是什么?东方就是由中国大陆传到日本之儒学,就是“明尊卑别贵贱”之封建等级制。对此,福泽谕吉几乎有着与生俱来的厌恶和抵抗。在1872年—1976年之间连续发表的《劝学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天未在人之上 造人 ,亦未在人之下造人。”说白了,就是中国人现在依然十分抗拒之普世价值:人人平等。
实际上,在福泽幼小的心灵中,就播下了反抗等级、对抗专制的种子。谕吉是武士之后,但是,他父亲是最低级的武士。父亲去世之后,生活更加惨淡。他不得不随母亲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回到母亲的老家艰难度日。即便如此,也要过“武士一样高尚的生活”。武士道规定,武士不能经商,不能干活儿,因为,和武士身份不符。所以,很多低级武士之子弟,上街打酱油,都用毛巾遮脸,或者,干脆半夜再去。
福泽谕吉可不鸟这个。他不仅打酱油,而且,大摇大摆,还在腰里别两把刀,以证明自己是加强版的武士。他不蒙面,提着酒壶,光天化日之下雄赳赳气昂昂地公开打酱油,就差警车开道了。他认为一个人用自己的钱 买东西 ,光明正大,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麽羞辱可说。
再有,谕吉十二、三的时候。有一天进屋,无意中踩了他大哥铺在室内的废纸,他大哥勃然大怒。原来,废纸上写着藩主“奥平大膳太夫”的名字;踩踏主君大名,这还了得。谕吉为了息事宁人,连忙谢罪,心里却不以为然。他暗地里写好藩主的名字,乱踩一气,然后,扔进厕所。他还暗中掉换神社供祭的神体,窃笑善男信女的无知,揭穿天谴冥罚的骗局。
实际上,谕吉的父亲,倒是儒家文化的粉丝,谕吉的名字也和中国典籍有关。1834年12月12日(日本历),福泽谕吉出生在大阪的藩邸。父亲福泽百助,是丰前中津(今,九州大分县)奥平藩士族。母亲是同藩士族桥本滨右卫门的长女,名阿顺。他的父母一共生了两男三女,谕吉是最后一个儿子。百助虽是一名低级藩士,却廉洁持重、才学俊彦。他 最喜欢 中国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买到了中国清代的 上谕 条例六十余册;晚上,谕吉出生,喜事成双,于是,给新生儿取名“谕吉”。
与时俱进,在福泽谕吉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早期,由于受父亲的影响,福泽谕吉熟读中国儒家经典,也怀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同时期,儒家学说也是幕府的主流意识形态,很受德川家族之厚爱。但是,当他到了大阪,接触了“兰学”——荷兰人带来的西方科学——之后,儒家及其学说就被其彻底扔到海底。
福泽谕吉认为,儒学有两大致命弱点:第一,不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实际问题,比如丈量土地、比如兴修水利、比如造船造枪、比如经济商业、比如核算盈亏,儒家经典一个字也没有;第二,儒家的等级制,和福泽谕吉追求个人平等的内在精神,背道而驰。顷刻之间,福泽谕吉就对兰学入了迷,并为此废寝忘食。
进步之神速,颇得其师绪方洪庵之赏识。一次,福泽谕吉因为看护一个同学,自己也染上了伤寒。绪方洪庵特意请另一个名医为其诊治,自己则亲自护理。实际上,绪方洪庵也是西学名医,之所以自己不诊病,原因是,绪方洪庵将谕吉当做自己的亲身儿子,不敢开方下药。谕吉深受恩师喜爱,可见一斑。谕吉也从老师的身教,学到了做人为师的高尚品格。
当时,大阪是日本的商业中心,东京是日本的政治中心。学成之后的福泽谕吉,急切地想到东京一试身手,以期在内忧外患的日本政局,作出自己的奴隶。但是,当他到了东京附近的横滨,才发现,这里的人们,外交、贸易的语言,居然一句也不懂。因为,他们说得都是英语。
这对满腹经纶的福泽谕吉,简直是一大桶冰水。可是,福泽谕吉却一点也没有懊悔和泄气,他第一时间强烈地意识到,英语将成为未来世界的主导语言。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必须先学好英语。其超前的意识和战略家的眼光,令人惊叹。与“不懂ABCD,照样当好接班人”,岂可同日而语。可当时,并没有教授英语的老师和学校。福泽谕吉硬是凭着一本兰英词典(荷兰语和英语词典),和自己超人的智慧,自学了英语。
半年后,有一个机会,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去了一次美国。安政六年冬,依据日美通商条约,德川幕府派遣军舰咸临号,护送使节到华盛顿,交换商约。这是日本开国以来空前的壮举。经过朋友推介,谕吉获得舰长木村摄津守的准许,到了夏威夷和旧金山。
到了旧金山,一上岸,谕吉就迫不及待地问美国人:华盛顿的后人,都干吗呢?美国人看着这个日本鬼子,一脸的狐疑和不屑。意思是:哪儿来的乡下佬,问这种弱智问题。这给了福泽谕吉极大的震撼,也再一次让福泽谕吉领略到西方文明之根本。但毕竟是第一次出样,加之随员事务繁忙,第一次出国仅带回一本 韦伯斯特 大辞典。他的思想,只是有了触动,并未发生根本性和系统性变化。
回国后,福泽谕吉开始在日本外务省做译员,并开办私塾,教授英语。期间,他又在1861年,旅欧一年;这一次,福泽谕吉对欧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法律、社会、文化、医疗、教育、邮政、政党、选举等等,无一不感到新奇,无一不留心在意。1866年,出版了此次欧洲之行的总结报告《西洋事情》,向往西方锐意改革的日本人,几乎人手一册,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性著作。
1867年,作为德川幕府的军舰采购委员,福泽谕吉第三次赴美,考察了美国东部各州的城市。他的身份是幕府阁员,可是,在他内心已经对幕府的反动统治,厌恶至极。他对日本的未来,也有了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见解。他坚信日本要有美好的未来,必须西化,而且是全盘西化。并且,他为此设定了正确的实施步骤。
“汲取欧洲文明,必须先其难者而后其易者,首先变革 人心 ,然后改变 政令 ,最后,达到有形的 物质 。按照这个顺序做,虽然困难,但是没有真正的 障碍 ,可以顺利达到目的。倘若次序颠倒,似乎容易,实际上此路不通,恰如立于 墙壁 之前寸步难行,不是踌躇不前,就是想前进一寸,反而后退一尺。”
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个路径。结果如谕吉所言,很快就见到了成效。1868年维新,1894年,就给了“好为人师”的大清国一个教训。1904年,又在日俄之战中,大败俄罗斯。同时,迷恋于“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大清,一蹶不振。最可笑的是,时至今日,我们还在醉心于“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的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殊不知,日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已经证实了“此路不通”。
每到此,我都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很没脸;我所有的爱国自豪感,被福泽谕吉秒杀光了。
但,福泽谕吉不是官迷,他的志向在于教育,在于用自己的思想影响国人,用思想的力量,将日本社会引向文明。
他认为,西方教育的根本在于:一,塑造独立人格;二,提倡和传授实学。实学就是解决问题的学问,而不是满嘴仁义道德,却不知柴米油盐由何而来、为何而来的儒学。为此,他孜孜不倦地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数量之大,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叹服。
他译著的书,有六十余部;册数,有一百数十册。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 、历史地理、制度风俗不用说了;就是天文、物理、化学,或是儿童读物、习字范本、修养丛书等,甚至簿记法、兵器操作法和 攻城野战 法等,都包括在内,范围之广,有如百科全书。在今天,也绝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福泽谕吉以教育为己任,以传播思想为职业,视名利如粪土。维新政府再三请他出任政府职位,但他从不改变以平民身份终其一生的初衷。常有颁赠他学位、勋章或爵位的倡议,他也一概婉辞,始终没有接受过。明治三十三年,日本朝廷特旨嘉奖,并赏金币五万元。谕吉把这笔钱,全部转赠庆应义塾作基金。
他倡导“学者雁奴”,认为学者是雁奴。群雁夜宿江湖沙渚,千百只聚在一起。其中,大的居中,小的在外警戒,防御狐或人类捕获。从事警备的小雁,称为“雁奴”。学者也是如此。学者应该瞻前顾后,洞察世事,明了未来;见人之未见,言人之不敢言;“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福泽谕吉是日本的“雁奴”,他改变了日本的历史,日本人尊他为民族英雄。所以,放在面值最大日元上。1901年,福泽谕吉突发脑溢血病逝,日本举国为之哀痛。
谁是中国的“雁奴”?
在中国唐代,日本钱币也是使用唐朝的开元通宝(621年),同时开始发行“和同开玺”(日本奈良于708年银铸),接着发行万年通宝
、神功开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承和昌宝、长年大宝、饶益神宝、贞观永宝、宽平大宝。到唐朝终结的
907年,还发行了延喜通宝和醍醐,总之乱的很,发行的货币,主要是从中国输入的。
这个应该是日本古钱币
宽平大宝
平安朝宇多天皇宽平二年至延喜六年(
890
—
906
年,唐大顺至天祐间)铸于周
防,一当旧钱十。传世唯见小铜钱。面文“宽平大宝”楷书,旋读,“宽”字章
法为宝盖下从“十”从“日”,
颇异,
传为宇多天皇御笔。
缘阔字小,
光背无文,
制作粗陋,边廓不整。径约
19
厘米,重
22
克上下。国内宽平大宝所见甚微,
是为希罕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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