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绍兴十一年(1141)宋金签订《绍兴和议》以来,南宋渡过了二十年的和平时光,然而这却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时人王之道曾撰文痛斥南宋不修武备、军纪懒散、贪图安逸甚至贪生怕死的不良风气。“吾之宿将,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孰肯披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拘国家之急哉?”南宋在经济、文化上有了飞速进步和充足发展,但于军事力量上较金国仍然有较大差距。
绍兴三十一年(1161)十月,金主完颜亮率十万大军,兵分四路,企图统一南北,灭亡南宋。宋廷对此毫无防备,顿时慌作一团,不少文臣武将打算南逃福建、江西等地躲避金军锋芒,甚至连宋高宗也计划着再次躲到海上去。
同年十一月,完颜亮从弟完颜雍于金东京(今辽宁辽阳)称帝。完颜亮获悉消息后,催促大军加紧进攻。宋军在中书舍人虞允文的率领下,在采石大败金军水师,逼迫完颜亮撤退至瓜州。不久,金军大营发生兵变,完颜亮被部下缢死。完颜亮被害后,金军无心恋战,南宋军队乘胜追击,在川陕、两淮等处收复了大量故土失地, 一时扭转了宋金力量对比,使收复中原看到了曙光。
然而宋高宗并没有继续推进北伐,扩大战果,反而以胜利作为宋金和议的筹码,贪图苟安,偏安一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高宗藉宋军大胜之机,以“倦勤”为由,“光荣退休”,将大位禅让于养子赵昚,是为宋孝宗。
宋孝宗与宋高宗正相反,他以“恢复”为志向,一心想要北伐中原,报仇雪耻。早在绍兴三十一年时,这位充满血性的建王就曾想带军出征,却被史浩劝住,未能成行。“两淮失守,朝臣多陈退避之计,帝不胜其愤,请率师为前驭。”他即位后,首先为岳飞昭雪平反,追复官爵,并提拔岳飞后代,又谋划北伐策略,起用主战派,罢黜主和派,提振军队士气,大规模整军备战。
但事情却远远没有发动战争那么简单。宋孝宗即位之初,朝中不少人是太上皇的旧臣,他没办法完全施展拳脚。更何况宋高宗退休前留给孝宗的是停止北伐、宋金和议的基本盘,所以孝宗一开始也积极谋求与金国和平相处,延续宋高宗的政策。甚至,宋高宗还曾明确告诉孝宗,除非自己死了,否则不允许北伐。这便造成了相当大的掣肘,宋孝宗的很多政策都遇到了阻碍。
而在主和派的干扰下,宋孝宗本人对和战与否也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为了使宋金和议更加顺利,出身宋孝宗潜邸的大臣史浩认为应该主动放弃西军收复的秦凤路、熙河路及永兴路。宋孝宗受史浩蛊惑,便下诏让四川宣抚使吴璘撤出陕西,放弃了三路十三州的土地。
宋军撤出陕西后,宋孝宗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此史浩误朕”,但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尝到甜头的金朝变本加厉,又遣使强索南宋收复的海州、泗州、唐州、邓州、商州之地。宋孝宗对此十分无奈:“敌人来索旧礼,从之,则不忍屈;不从,边意未已。”可见他当时处于一种徘徊踟蹰的状态中,并未下定与金决裂,北伐复仇的决心。
隆兴元年(1163)正月,宋孝宗任命张浚为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提拔王大宝、胡铨、王十朋、汪应辰、陈良翰等主战派大臣参赞军事。四月,张浚入朝觐见,并与主和派史浩等人发生了和战论辩。“中原久陷,今不取,豪杰必起而取之。……陛下审度事势,若一失之后,恐终不得复望中原矣!”最终宋孝宗在张浚等人的极力主张下,拒绝了金人的一切无理要求,并罢黜史浩、汤思退等主和派。宋孝宗还对张浚说:“公既锐意恢复,朕岂独甘偷安?”在损失了大量收复的土地后,宋孝宗终于下决心北伐,出师渡淮,复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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