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英雄们的“替天行道”在“聚义厅”到“忠义堂”前后具有明显不同的内涵。“聚义厅”时，替天行道是扶弱抑强、伸张正义，是众好汉的本性、天性，代表着公平正义。此期，好汉们的凝聚点在于一个“义”字，上梁山即是“聚义”之途。“忠义堂”后，宋江以“忠”凌驾于“义”之上，此后的“替天行道”是在为赵宋王朝扫清道路，梁山的军队沦为朝廷的统治机器。从“聚义”到“忠义”的转变成为水浒英雄们悲剧命运的根源。
“聚义厅”改成“忠义堂”， “厅”和“堂”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关键在一个“忠”字上，这一改动强奸了梁山泊英雄聚义的本意增加了忠君思想，为其日后接受招安走投降主义路线奠定了基础。晁盖在位时实行的是江湖绿林主义：打土豪杀贪官劫富济贫，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银小秤分金，兄弟平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宋江做了领导后修正了晁天王的江湖绿林主义，变成了对外反贪官不反皇帝，对内兄弟也要论资排辈，座次不同享受待遇不同。统治意识和剥削意识在这位押司小吏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此刻他早已没有了浔阳楼上“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豪情壮志满脑子想的都是“招安”。石碑上一百零八人正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但唯独没有第一代***晁盖之名，宋江之心路人皆知：晁盖只不过是个凡夫俗子草莽英雄，而我宋公明是星宿下凡受命于天。至此就差没给晁盖来个功过三七开了。
宋江在梁山泊实行改革，走具有梁山泊特色的绿林主义道路，最终达到招安，他名义上为众兄弟前程着想寻找一个好的归宿但事实上走的却是绿林修正主义道路，完全违背了英雄聚义的初衷，事实证明这是一条不归路，它葬送了晁天王开创的梁山泊伟大事业。
水泊梁山话好汉19：宋江为何要走招安这条路
说梁山这干杀人放火、只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强盗们是“农民起义”，完全是后人附会。除了游手好闲、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阮氏三兄弟以及陶宗旺和农民沾边外，其他谁是地道农民？
与其说梁山聚义是农民起义，不如说是小吏造反。这一百单八将里许多人原来是体制内的小吏，――那时候民事、军事分野不严格，因此下级军官也可算小吏。我粗略地算了算。这些小吏有如下这些。
电视剧《水浒传》中的宋江形象
大头领是郓城县的押司宋江，这是个舞文弄墨的文吏，大概算县委县政府办公室的主任或秘书，在这个职位上必定心细，善文墨、懂相关法律政策、多权谋、交往广。宋江在这个职位上结交天下英雄，拿公家的法律与政策送人情从而博得大名，最后成为造反的众吏之首决非偶然。另外还有一个文案孔目裴宣，专管内部将士的嘉奖与惩罚。
警察序列的：都头（刑警队长）武松、朱仝、雷横、李云等人。监狱警察或司法警察有戴宗、李逵、施恩、蔡福、蔡庆、杨雄、乐和等人。
下级军官有林冲、（八十万禁军的普通教头品级不高，他并非总教头，这便是参谋与参谋长的区别，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如果他是高级武官，陪夫人进香怎只能有丫鬟锦儿陪判而无公职跟随？又怎能随便和一个野和尚结拜弟兄？）鲁达、索超、杨志、花荣、孙立、孙新、徐宁、关胜、宣赞、郝思文、单定圭、魏定国、张清等人。呼延灼、秦明也就是个中级武官。
另外梁山水泊的前领导核心晁盖是个保正，即东溪村村民自治机构的头领。
这些人上梁山的具体路径不一样，有主动投奔，有逼上梁山，有被哄骗上梁山的，也有随大流糊里糊涂上山的。但从整个小吏群体来看，他们造反，其杀伤力要比普通的农民大得多，普通的农民上梁山也就是个进不了序列的喽罗。他们拿赵官家的俸禄，小吏的职位也曾为他们带来风光，他们为什么还要造反？
我们得从中国古代的官制说起，从汉代举孝廉开始，中国逐步形成成熟的文官制度。有妻到了隋唐，科举取士日趋完备，文官地位日高，官和吏即政务官、事务官泾渭分明，不经科举的能吏要想混个大官，没有特殊机遇几乎不可能。
具体说到宋代，宋太祖这个政变起家的军官坐了龙廷后，鉴于前朝得失，采取了修文偃武的国策。文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高于前代任何一朝，每次进士录取名额是唐代的数倍。如此必然造成“冗官”，这么多正经出身的文人涌进官场，势必把任何一个官位占忙，而众多小吏即使干得再好，除非在自己的岗位上楷点油外，几乎只能终身为吏而不能升官。无激励机制就不会有责任心，而时间一长，整个群体还会对朝廷心生不满。
你看宋江浔阳江头题反诗那一节。几杯酒下肚，任宋江平时如何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此时也醉后吐真言。他思想道：“我生在山东，长在郓城，学吏出身，结识了多少江湖好汉，虽留得一个虚名，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就，倒被文了双颊，配来在这里。”于是便有了那首满纸反意的《西江月》。这可以说是宋江对体制不满的全部暴露，他的反意早有了，如果他一直是个忠于朝廷的小吏，他怎会主动结交天下的盗贼强梁，又怎会主动做“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宋江题反诗，不过是发泄心中不满
几次以老父在堂为由不入梁山，只是一则时候未到，二则还没有积累足够的资本。――这正是宋江狡诈过人之处。
宋代的书吏命运如此，军官更是这样了。宋代当兵的和囚犯地位差不多，像秦明这样一州军事统领，见了文官知州，就如保镖见到老板，他安能服气？中级军官如此，更不用说下级军官了，除了战功一途，他们几乎不能出头。而北宋长达百年的“岁币”买和政策，他们也难以有战功。那么一有风吹草动，这些下级军官极易造反。――林冲连自己的妻子都保不住。可见军官待遇。
而且在那时候，权力和责任又不是成正比的。当官的有权有势却不办事不负具体责任，做小吏的无大权，待遇不高却责任重大。正如今天所说：“上面千根针，下面一条线”，任何重大的事情，必须通过小吏才能在基层落实。你看杨志失了生辰纲，因担不起责任而入了盗贼；而在有关部门侦察这惊天大案时，也是太师责府尹，府尹责观察、观察责公人。最后压力落在具体办事的小吏身上。府尹以充军威胁缉捕使臣何涛速速破案。――就如领导批示下面的人限期破案一样。你看府尹所说：“我自进士出身，历任到这一郡诸侯，非同容易！今日东京太师府，差一干办，来到这里，领太师台旨，限十日内，须要捕获各贼正身完备解京。若还违了限次，我非止罢官，必限我投沙门岛走一遭。”他当然只有打具体办事人的板子，这具体办事的吏又如何服气？因为即使破了案，向太师报喜领赏最后升官的是府尹，干吏何事？吏能口服心服吗？不过破案的还是何涛这个吏，离开小吏什么太师、府尹顶个啥用？
小吏地位卑微，可惜他们的能量却不小。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深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就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话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
你看何涛破案后，报知府尹，府尹却不亲自出马抓贼，而是让小小的缉捕使臣何涛去通知郓城县政府――依靠当地公安捉拿大盗。恰好碰上了郓城县黑社会第一保护伞、晁盖的结义兄弟宋江。――可见平时官僚主义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级官吏对自己属下的郓城县重要书吏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毫不知情，何况远在东京的赵官家？这种信息不畅使宋江有通风报信的机会。
你看这个能吏官场上手腕何等娴熟，他先恭维何涛：“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捎带上大骂晁盖：“晁盖这厮，奸顽役户。”用如簧的巧舌稳住了何涛，然后去东溪村报信。――在抓捕晁盖等人的行动中，不止是宋江，包括郓城县两大都头朱仝、雷横也正相通风报信。主要办事的胥吏如此，难怪如晁盖这样的大盗随便就能逃走。
对于宋江这样能干的书吏，当官的容易被蒙骗，同样做吏的同行则未必会被骗。――因为他们平时行事和宋江一样，自家人那点伎俩谁不知道。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监狱里的看守小吏戴宗、李逵喝酒游乐，当地官员竟然得不到信息，这又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又一证据。直到题写反诗被另一能吏黄文炳报告到蔡九那里，知府下令抓人。这戴宗又出主意，让宋江装疯。――今天这类把戏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后买通医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诊断，以逃避刑事处罚。可黄文炳却不会像蔡九这样的公子哥那样愚蠢，他说：“休信这话。本人作的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评点水浒的金圣叹读到此处也大赞“黄文炳能”。后来蔡九写信给父亲蔡京请示，被吴用请圣手书生萧让和玉臂匠金大坚伪造文书和图章，几乎骗过了蔡九这个纨绔，可还是骗不过黄文炳。原来这封假冒的书信用的是“翰林蔡京”图章，这中间的毛病，技术上作假水平再高的金大坚和梁山其他草莽自然不明白，只有吴用和黄文炳才明白。你看黄文炳所说：“如今升转太师丞相，如何肯将翰林图书使出来？更兼亦是父寄书与子，须不当用讳字图书。”这封假冒书信便几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终于栽在另一个能吏手中。吏中如宋江这样能干者不乏其人，他们这种办事能力、办事功绩与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称，让他们公忠体国如何可能呢？他们无非将吏这一公共职位作为自己谋取私利、伤害别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时候吏的工资并不高，像宋江、朱仝这样的富户做吏恐怕更多是为了保护本家族利益，而像李逵这样的牢子也许还是编外人员，他不向犯人敲诈行吗？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无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他们可以伤害别人也容易被别人伤害。那么他们在体制内三心二意处处为自己留后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让他们拿那点钱诚心诚意为赵官家，为上司干活，从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吗？除非他们脑子进水。――黄文炳的下场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面教材。
黄文炳是个能吏，却只能接受底层的命运
日积月累的不平、委屈碰上时机，那就只有造反了。正因为他们来自体制内，所以并非真正反这个体制。他们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那样能力出众，年过而立却只有江湖上的虚名，而没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一样。造反后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们自然的选择，当年我们说投降派头子是宋江，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作为小吏并没有真正造那个体制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却占据高位、在分肥中占尽优势的大官们的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从吏到大官，为了分肥更方便。
这样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么这样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
小吏毕竟是小吏“出自北门，忧心殷殷。终窭且贫，莫知我艰。”这是《诗经邶风》中一首描写小吏生活贫穷艰难的诗歌，它可能是中国现存最早写小公务员生存的文学作品。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诸侯不尿国王，大夫和各地封建主也不尿诸侯，做一个小国的小吏，确实没有多少生财之道，也没有多高的社会地位，他不得不慨叹：“王事适我，政事一埤我。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不但要做牛做马一样干没完没了的活，而且要受人奚落指责。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北门》中的小吏要好一些，但如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写道，大多做吏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宋江一怒杀了阎婆惜以后，逃到家里避祸，朱仝等人来庄园找宋太公，太公出示了文书，说他和宋江已经脱离了父子关系，因此不负任何连带责任。《水浒》中道：“原来故宋时，为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为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的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又恐连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册，各户另居，官给执凭公文存照，不相来往，却做家私在屋里。”
这就是官越大越好当的道理，做吏的风险这么大，为什么还能网罗宋江这样有能耐的人？主要是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降低或转嫁风险，最大限度地扩大收益。如宋江等人和父母在法律上断绝关系，跟现在某些官吏在老婆犯事后闹个假离婚一样的道理。顶着这样大的风险做吏，如果不好好地捞一把，那还不如回家做个田舍翁。所以我们看到施恩父子和张团练争夺“快活林娱乐公司”的经营权，戴宗让每个犯人必须交“见面礼”的潜规则。小吏承担的风险和付出的成本一般会想方设法转嫁给老百姓。其实，后世的许多小官吏也一样，不小心就会成为大官抛出去的替罪羊。官如此，不但被牺牲的小官吏心里不服气，恐怕其他小吏也有兔死狐悲的感觉，既然冒着当替罪羊的危险，那还不利用机会大捞特捞？
宋江这样的小吏，尽管见多识广、心狠性狡，但他们的经验多是底层经验，也就是说对江湖上的事情明明白白，对基层政府的运作清清楚楚。知道如何瞒上欺下，如何结交三教九流，如何化解风险。如宋江凭的就是“仗义疏财”，到了江州结识了戴宗、李逵后，就会一路使银子，柴进庄上遇到武松后，也是用金钱笼络武松。――这方法应当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如何使银子，如何走门子，基层和庙堂还是有差别的，像宋江这样的能吏，用结交晁盖、李逵、武松的方法去京城，就不太灵光了。
宋江每次离开梁山出去私访，喜欢带四个人。前两个自然是落难时结交的死党戴宗与李逵，戴宗是他第一心腹，而且就如蒋氏的戴笠，是个情报头子当然要十分仰仗；李逵不但忠心耿耿，更兼武艺出众，是最好的保镖。另外两位就是燕青、柴进，这两人的优势是宋、戴、李三个小吏最缺乏的。燕青长大大城市，是著名大企业家卢俊义的心腹，相貌英俊，精通各种方言，了解各地风月，连李师师这样阅人无数的花魁也一见倾心，可见其魅力。宋江这样的人顶多能在山东县城里的卡拉ok厅里摆摆谱，到了大都市的“天上人间”，他就傻眼了。
你看他们一行到了东京，见到了李师师。“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皆是柴进回答，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酒行数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指指点点，把出梁山泊手段来。柴进笑道：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娘子勿笑。”这样的大台面，自然只有柴进和燕青才能撑起来。柴进骗过了值班的王观察头上的翠花（大内的通行证，那时没有照片只能如此），然后进了皇宫侦探了一番。这活只能柴进做，他是周世宗嫡传后裔，真的天潢贵胄，那种贵族气质梁山其他人物谁也学不会。戴宗已经够能干的吧，拿着伪造的蔡京信件来见蔡九知府，当知府问他在蔡府见了谁，他杜撰在蔡府，早晨寻见了一个门子接了书信，一会又是这个门子接待，次日又是这个门子交给回信。金圣叹批阅道“寻见二字好笑，写得如市之门，可张罗雀。”“只是这个门子，如贫士仓头相似”，一个常常处在基层的监狱官，他如何想象的出相府的气派？就如笑话中将农民想象皇帝的日子就是每天吃油条，用绸缎擦屁股一样。蔡九更加相信书信是假冒的，他骂戴宗：“门子小王不能够入府堂里去，但有各处来的书信缄帖，必须经由府堂里张干办，方才去见李都管，然后递知里面，才收礼物。便要回书，也须得伺候三日。”可怜的戴宗，可怜的小吏，这样繁琐的办事程序让小地方的人如何了解，尤其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发达。
电视剧《水浒传》中的李师师形象（安以轩饰），在她面前，宋江的表现像个小丑
宋江后来极力诱柴进、卢俊义、呼延灼这些高层次人才上山，有经济的、军事的考量，但不可忽视的一种原因他是希望改变领导层多是低层次人物构成的状况。靠这样的人起事可以，做大就不行了。太平天国一直坚持用紫荆山起事的两广老兄弟，视儒士如狗，焉能不败？
聪明的草寇是不甘心永远做草寇，一有机会就会极力改变其核心层的组成。刘邦靠沛县一般小吏起家，但能网罗天下贵族，如韩贵族后裔张良；朱元璋是个叫花子，但他手下的宋濂、刘基、李善长等人无论学问、声望、智慧都是人中之杰。当年我们学历史常常说农民起义成功后被地主阶级夺取胜利果实，但是只有这样王朝才会命长一些，一直坚持是个农民政权恐怕国祚不会多长。刘邦进咸阳还爱和樊侩那些老乡喝酒赌钱，哪像个皇帝，有了叔孙通制出礼仪，大汉王朝才有点气势。
宋江很自卑，所以不论对柴进、卢俊义，还是对高俅，一再称自己是“文面小吏”，他证明自己地位的方法绝不是聚集越来越多李逵这样的人，――这些群氓只能利用一时，而是需要号令更多柴进、卢俊义这样的人。就如没学问的人总在名片上写着自己是“某某学博士”，暴富的人用名牌把自己包裹起来。小吏出身的宋江，当然不满足草寇的生活方式，他需要建章立制，需要外在的程式来强化自己的地位，于是排座次后便大力制作各种旗帜、依仗，让裴宣掌管军法。但最有表演性、最能体现权威的地方自然是朝廷，除了推翻大宋自己当皇帝外，只有招安一途。宋江没有倾覆大宋的力量，他选择招安也符合一个小吏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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