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小调圆舞曲》

简介

乐曲一开始即以象风笛吹奏似的低吟长音为背景，在内声部出现一首悠长的旋律。全曲在优雅的情形下隐藏着忧郁，并具有斯拉夫民族的民间风格，这在一般圆舞曲中是很少见的。据传，有一日，肖邦在巴黎的乐谱店偶然碰到钢琴家施德方•赫拉，赫拉在选购肖邦的圆舞曲乐谱，肖邦问他最喜欢哪一首，他回答，“都喜欢，如果一定要说出最喜欢的，那就是这首a小调”，肖邦当即非常高兴地表示“我也是”，并请赫拉去吃饭。

创作背景

《A小调圆舞曲，作品34之2》，呈献给G•戴乌利男爵夫人。据肖邦的学生冷茨说，肖邦自称这首圆舞曲为“忧郁圆舞曲”。圆舞曲本应是愉快的、华丽的，而肖邦用相反的方式来创作，别有一番风味。

“乾坤”两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最基本之卦，这两卦的诠释关系着其余六十二卦乃至整个《周易》思想体系的真谛。传统学者每以《易》文解释“乾坤”，首重其取象，次言其字义。就取象而言，乾为天，为太阳，为龙，坤为地，为太阴，为牝马。就字义而言，乾为健，为阳，为刚。坤为顺，为阴，为柔。又此项取象和字义的解释不可或分，是以“天健地顺”。唯从取象与字义来解释“乾坤”，仅反映了两卦历史人文的涵义，有关其形而上哲理层面，尚待阐发。方东美先生曾从《易》中天乾地坤的概念发展出中国人的宇宙自然观，以及与《易》时间观有关的形上原理。程石泉先生在《易学新探》与《易学新论》中说明《易》中时空观之创生、更新、机体圆融种种特征，正与西方科学与哲学发展之新趋势，甚为相符，且有过之之处。因为无论是古代的中国哲人，抑或现代西方的哲学家或科学家，所面对的是相同的宇宙真际。他们可运用不同的概念语言来描摹这真际，其中当然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本文拟就“乾坤”两卦的形而上的哲学意义作出解释，并对其中的时空概念作出说明。�

最早发现《易》有形而上哲学价值的人便是孔子，他的理念可见于《系辞传》，其中颇多对于“乾坤”两卦哲理的发挥。前举《系辞传》所谓“形而上之道”是指超乎感觉经验认识范围的普遍原理，有如老子所说的，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而不可得“希夷微”。这抽象的形而上之理在经验上适用于一切事实，而不与经验相违背；在理性上符合思想的原则，而有其融贯一致性。作《易》者或许不曾意识到形而上的易理具备这些特性，也无意于建立一套形而上学，然而《易》所涉及宇宙自然最为普遍的原理、价值谱系的主张，以及人在天地间的地位种种问题，使它成为一部形而上学的宝典。到底这“易”指的是什么？孔子曾说“生生之谓易”，即指宇宙自然有一最为普遍的现象，那便是万事万物新新不停，生生不已，这便是“易”。如果我们把“易”理解为“变化”、“创生”，那“乾坤”的作用便关系重大了。�

我们可以想像对古人而言，他们顶天立地，仰观所见的是天，俯察所见的是地，以“乾坤”象征天地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但这天地极其具体，极为有限，如何能成为形而上的普遍原理呢？前文指出，孔子认为《易》不止于是一本卜筮之书，其中深藏“德义”。但这“德义”若仅限于道德人伦之事，进而以人事推天道，则不免于“知人而不知天”。换言之，做拟人化的自然之想像，既不符合自然事实，又难免于人类主观的偏见，更无法推演出“弥纶天地”的普遍法则。为了化解这样的困难，孔子所说的发挥《易》中的“德义”，虽然不仅涉及道德人伦的应然，还涉及宇宙自然创化的事实，进而据以发展出有系统的形而上之理。《系辞传》中对此多所论列，内涵错综复杂。其要旨以“天地乾坤”作为“易道生生”的领域，而其中含藏着普遍的价值体系。如《系辞传》开宗明义地说：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或为“人”之误）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这里“天”指的是具体的时间，“地”指的是具体的空间，而“乾坤”分别象征天地的功能。天高地低，是自然界最直接可见的现象。在这时空领域之中，万物森然罗列，价值便在其中，形成由高而低的价值体系（an axiological hierarchy）。易卦以阴静阳动，决断刚柔。乾卦全由阳爻组成，是纯刚之卦，坤卦全由阴爻组成，则是纯阴之卦。而人成群聚集，组成社会，不同的物类也各自成群。因社群而有人伦关系，因人伦之关系而产生吉凶悔吝诸现象。总之，自然的变化（也就是“易”），在天显现于不同的天象，日月运行，是生寒暑，乃是时间的规律。在地显现于不同的地形，山川肥脊，这是地利与地宜。所有的自然变化都发生在天地之间，也就是时间与空间之中。而宇宙万有在自然创化的历程中，取得各自的特质，也便取得自身在永恒的、普遍的价值体系中的位置，进而产生吉凶悔吝种种遭遇，这也是最为普遍的生命现象。正如方东美先生所见，《易》可说是一贯串了宇宙论、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哲学系统，而孔子掌握到此一哲理，不免心生赞叹：�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孔子赞美“易”的道理极为崇高而广大，圣人也因之而崇德广业。这里“知崇”可能是“德崇”之误，否则无法与前文呼应。圣人道德崇高，但行为举止因礼而谦卑。（第176页）〔1〕崇高效法天，谦卑效法地。天地各在其位，“易”便得以发挥作用了。又：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易道变化和天地同伦，所以能涵盖天地的作用与功能。仰观天体运行，俯察土地性质，所以能知道昼夜交替、寒暑更迭的自然变化。方东美先生认为这”天地之道”即是“生”。（第133页）〔2〕�又：�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天地乾坤”便是变化蕴藏之处！“天地”是时空领域，“乾坤”是其作用。“乾坤”安排有序，一切变化成毁尽在其中了。如果失去了天地，便失去了时间与空间的作用，便无法得知变化的发生。反之，时间与空间的作用正显现于变化的发生，如果没有变化，那“天地乾坤”也不会存在。《系辞传》的这项说法具有高度的哲学价值；宇宙创化生生与时空架构有不可或分的关系。正如程石泉先生曾指出，天地为体，乾坤为用。实体功能原不能分，即体即用，体用不二。时空不离，但各显其功能而已。（第149页）〔1〕因此没有独立于变化之外的时空，也没有独立于时空之外的变化。“乾”为时间，“坤”为空间，还可见于《系辞传》上所说：�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乾”之为时间功能，静止时专定于一时，流动时则为过、现、未三世的时间系列（time�series），是乃宇宙创生的开端。“坤”之为空间功能，静止时包容万有，发挥作用时则延展开扩，没有疆界，所以能广生万物。这与乾卦《彖传》所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以及坤卦《彖传》所说“至哉坤元！万物兹生，乃顺承天”的意义一致。方东美先生剖析说，“乾元”是指作为“创始原理”的天道，而“坤元”是指作为“顺成原理”的地道。地道顺成天道，使“乾元”的创始性得以赓续不绝，而“坤元”的顺成性得以厚载万物。（第291页）〔2〕“乾元”代表“大生之德”，“坤元”代表“广生之德”。天地聚合，于是广大悉备。（第160页）〔3〕�因此可以说广大是天地的特征，变通是四时的特征，阴为月，阳为日，而“易简”发挥美好的功能，乃自然所提供最高价值之所在。“易简”，即时空也。如《系辞传》上说：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然示人简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矣。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在此，“易”即“乾”，而“简”即“坤”。“易”既为变化，当以“时间”为其本质，所以说“乾”乃时间的功能，所以展示易道变化。至于“简”者，间也，“坤”乃空间的功能，所以展示空间之广袤无限。程石泉先生曾指出“乾之确然”言时间之功效，“坤之�NFD30�然”言空间之功效。参见程石泉《易学新探》第152页。在世间人之所以产生险阻横逆，正因人处于时空情境之中。汉末郑康成于《易论》中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与，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其后“易简”常被解为简单容易。然而“易”是圣人所以极深研几者，岂可谓为简单容易？唯将“易简”解释为“时空”，始能符合“易”之本义。如此一来，对于《系辞传》的这段话，当可有另一番理解：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亲”宜做“新”），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天”为宇宙创生之始，“地”则载承万物。“天”的功能由变化得知，“地”的功能则见于空间配合时间。由变化得知时间的作用，而空间则顺乎时间。由变化认知时间，可发现宇宙万物在时间之流中不断更新。由空间顺乎时间，则可发现万物滋生，空间的作用无有穷尽。不断更新故可长久，不断扩充乃知其广大。可以长久是贤人的美德，可以广大是贤人的事业。如果人能把握时间与空间，便可掌握自然之理。能把握自然之理，便可参与宇宙之创化。�

由是可见《系辞传》所言“乾坤”之义，一是以“天地为体，乾坤为用”，“乾”为时间，“坤”为空间；二是以“乾坤”为一体，不可或分，且空间必须配合时间；三是以“易”与“乾坤”不可或分，“乾坤成列”，而“易”在其中。换言之，创化生生必以时空为场所，离了时空，便无创化可言。方东美先生有见于此，认为《易经》中的核心概念便是“时间”，关键在于何谓“时间”？他说：�

盖时间之为物，语其本质，则在于变易；语其法式，后先递承，赓续不绝；语其效能，则绵绵不尽，垂诸久远而蕲向无穷。……时间创进不息，生生不已，挟万物而一体俱化……是为宇宙化育过程中之理性秩序。时间之动态展现序列，在于当下顷刻刹那之间，灭故生新。相权之下，得可偿失，故曰：时间之变易乃是趋于永恒之一步骤耳。永恒者，绵绵悠久，亘古长存。逝者未去，而继者已至，为永恒故。……职是之故，在时间动力学之规范关系中，易经哲学赋予宇宙天地以准衡，使吾人得以据之而领悟弥贯天地之道及其秩序。（第290页）〔2〕

这可说是方东美先生对“易有三义”的独特见解：所谓“变易”是指时间之流前继后续，不曾稍歇；所谓“不易”是指长久永恒的宇宙秩序；而所谓“易简”则是指其创生不绝的功能。在《生命情调与美感》一文中，东美先生指“易有四义”（除易简、变易、不易外，另有交易）：“时间之真性寓于变，时间之条理会于通，时间之效能存乎久。生化无已，行健不息谓之变。变之为言革也，革也者，丧故取新也。转运无穷，往来相接为之通。通之为言交也，交也者，绵延赓续也。丧而复得，存存不消，谓之久。久之为言积也，积也者，更迭恒益也。时之化行于渐而消于顷，其成也，毁也，故穷。穷而能革，则屈往以信来，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对于时间之变异性（alternation）、变化（change）、不息（unceasing）、革命（revolution）、更新（novelty）、消逝（perishing）、循环（circulation）、赓续（continuation）、连续（succession）、持久（persisting）、久长（endurance）、累积（accumulation）、增益（increasing）、转变（transition）、毁减（destruction）、困穷（exhaustion）以及创生（creation）种种描写，可谓至极。值得吾人玩味再三。参见方东美《生生之德》第133页。根据这项时间观，东美先生曾举出旁通之理、生生之理与化育之理等多项形上学原则。（第115-116页）〔4〕其中生之理有五义，一、育种成性义；二、开物成务义；三、创进不息义；四、变化通几义；五、绵延长存义。（第152页）〔2〕（第127-129）〔5〕均在形容“时间”在自然创化中的种种表现：发生（generation）、起始（beginning）、创进（creation）、变化（changing）、更新（novelty）、前继后续（succession）、久长（endurance）以及永恒（eternality）等等。这些原理显示宇宙的客观秩序出于时间（乾元）的创化作用，而人生于这创化的宇宙中，当富有创造的精神，始能“德配天地”。从这样的观点出发，东美先生说《易》一书展现了“儒家的形上学”，以宇宙自然为创进不已之大生机，以尽善尽美为人格之极致，以相对价值含章定位，统摄于至善。在这儒家的形上学中，“宇宙”是基于时间、生生不已的创化历程，而“人”是参赞化育、践形尽性的“时间人”，这便是儒家的“人本主义”。（第289-293）页〔2〕。

方东美先生认为《易》对“时间”的重视，颇不同于西方的传统思想。（第161-166页）〔3〕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不重视“时间”，甚而排斥“时间”，唯赫拉克利图斯与亚里士多德讲宇宙变化。然而亚氏一讲变化，便将之空间化为永恒的现在。对此方东美先生似乎没有说明清楚。实则亚氏承认宇宙万有总在变化生成，该变化朝向既定之目的，以求完全实现。这“完全实现”或即东美先生所谓之“永恒现在”。其后西方思想家多未能脱此窠臼，借用罗素之言，他们甚而认为：“了解时间之不重要，为智慧之门。”笛卡儿提出座标系统来安排宇宙的存在，牛顿的古典物理学以物质和空间为重，而康德哲学则以牛顿物理学为基础，他们不曾了解“时间”的重要性。笛卡儿以空间延展为物质的本质，其所重者乃对于物体长宽高之物理测量，时间在他的座标系统中毫无地位。牛顿以一度进向之绝对时间与三度进向之绝对空间为宇宙自然之基本架构，不过那时间是物理测量上的、数学化的时间。康德采取了牛顿的时间观，认为时间系列是数学性的，只是这时间系列出于意识的先验认识形式，不是自然的架构。比较重视时间的近代哲学家可说是黑格尔，他在《历史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都强调时间的重要性。但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把复杂的时间分割为时点，将之集中于现在，以为过去不重要，未来也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现在。因而东美先生认为在柏格森和怀德海之前，西方思想家均不曾了解时间的重要性。黑格尔认为康德将时间“空间化”了，他则主张时间不可以数学测量，不可空间化。时间是生命（理念存在）的形式，唯直观可得，其实在性要高于空间。虽然他较以往的哲学家更重视时间，并且肯定自然是创生的历程（creative process），但他追随亚氏之目的论，将之转化为绝对观念论（absolute idealism），致使时间在其哲学绝对性中丧失其重要性。有关《易》的“时间观”与西方思想之间的比较，他虽未曾说明详情，但已提纲挈领，指示了重要的研究方向。�

程石泉先生也有类似见解。他认为有“重时之哲学”，也有“不重时之哲学”。而“重时哲学”或有视时间为创化之源者，或有视时间为丧毁之渊者。西方哲学传统中，古希腊毕达哥拉学派重视空间与数量，又以宇宙之构形与运动必根据一定比例，是为自然数学化之滥觞。苏格拉底视感觉世界为无常，柏拉图以现行世界为永恒理型之仿本，均可见他们对于“时间”的贬抑。殆及笛卡儿视宇宙为无目的之物质机器，牛顿以时空为绝对独立之物理架构。又根据机械论，时间是“可以逆转的”（reversible），对处于其中的物体不会有任何影响。是皆为“不重时之哲学”。“不重时之哲学”要不是将时间空间化，以时间为测量架构，便是以时间为心理作用，根本不存在。柏格森对此提出正确的批评，科学家以为宇宙是均衡同质的，故而将时间数量化。这样的作法，根本罔顾宇宙是杂多的、异质性的事实。（第31-42页）〔6〕这情形在“热力学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提出“时间箭矢”（time�arrow）的概念后，虽稍有改善，但其中“熵”的概念却令宇宙随着时间终趋于毁减。这可说是视时间为毁丧之渊的“重时之哲学”。根据“机械论”，在一封闭的系统中，质能守恒互换以及物体的运动都是“可逆转的历程”（reversible processes）。然而根据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热能”在封闭或孤立系统中，会产生“不可逆转”的变化，较热的部分会朝向较冷部分耗散其能量，直到该系统的温度达到均衡为止。耗散作用（dissipative force）造成热能失散，使原本保持均衡状态的系统趋向混乱（disorder），即所谓“熵”（entropy）。因此“时间”在“机械论”中没有特定方向，物体无论在过去还是未来，其运动所遵守的物理定律都是一样的。但在“热力学第二定律”里，时间有如箭矢，有一定的方向，热能只能朝向较冷的方向耗散，有秩序的只能走向混乱。于是根据这个定律，宇宙作为封闭系统，将随时间趋于“热寂”（heat death），即最大的乱度。这可说是视时间为毁丧之渊的“重时之哲学”。另一方面，20世纪物理学的新发现，爱因斯坦的时空相对论，马克斯威尔的电磁场理论以及量子物理学，动摇了古典物理学的“时间观”。现代物理学的时间观，乃朝着与《易》的“时间观”相近的方向发展。石泉先生撮其要，提出与之相关的哲学概念有四：“体用不二”、“时空合一”、“旁通相关”。以及“创化有机”。�

首先，《易》以“天地为体，乾坤为用”，体用不二。在古易学家的心中，自然不是物质构成的大机器，而是因宇宙的时空功能所激发的创化领域。我们或许可说以物质机械为体，以创生演化为用，但切不可执一偏之见，忽视时空尤其是时间有其功能作用的事实。其次，《易》以“乾坤一体”，时空合一，这与爱因斯坦的时空套具（space�time continuum）的概念相符。只是《易》强调空间必须配合时间，以时间为重，爱因斯坦则仍以时空为物理测量的架构。在他的理论中，时间依然被空间化了。第三，《易》以乾坤两卦为极，就六十四卦言，实为三十二对，每对无不阴阳相孚、两两旁通。可说在古易学家看来，自然事物无不“旁通相关”，互补相成。而量子论发现基本粒子同时具备粒子与波动双重性（particles�waves duality），排除了光学波动论与粒子论的争议，令两种对比的性质互补相成，与古易学家的构想颇为相符。1947年丹麦物理学家波尔（Neils Bohr）曾选择“太极图”作为他受封为宫廷武士的爵位徽帜，正因为他以为“太极图”中阴阳互补相成之相，是中国人最早展示自然界“互补原理”（the principle of complementarity）的证据。参见程石泉《易学新探》第109页）；John Wheeler and Wojciech Zurek(eds)，�Quantum Theory and Measurement�(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3)最后，《易》以“乾坤列位，易在其中”，将宇宙视为创化生生的历程。这“创化有机”的观念不得受制于机械因果规则，因而古易学家更为重视机遇与变易的可能性。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是一种“决定机械论”（deterministic mechanics），但量子物理学则是一“机率机械论”（probabilistic/statistic mechanics）。在粒子世界，物质不能说固定在什么地方，只表现存在的倾向（tendencies to exist）。而事件的发生，也只能说有发生的倾向，不能说一定会发生。另海森堡提出“测不准定理”（principle of uncertainty），否定粒子运动的速度与位置可同时加以测量。于是在微观宇宙中，机械决定论不得不为机率论所取代。以上所说，请参看程石泉《易这个观念》《易经与现代物理学》，收于《易学新探》；《易之时用》，收于《易学新论》。�程石泉先生认为虽然《易》的“时间观”与西方现代科学发展的新趋势不相违背，但二者却有本质上的不同。古易学家以其仰观俯察，近取远取的思辩智慧，洞烛宇宙创化的真相，进而以六十四卦象征其详情。这与现代科学以高度精密之实验观察所得，以及极其抽象之数学语言表达之宇宙观，大异其趣。可以想见，科学理论必须接受经验检证，但这经验往往限于感官知觉所见之实物。有关事物之间不可见之关系与作用，未必是经验所能检证者。又科学以精密之数学为其语言，然数学所能表现者仅限于数量，无法说明“性质之突变”(qualitative emergence)或“事态之巧合”（synchronous happening）。凡此种种均可见：仅靠科学无以说明宇宙创化的真相，更不足以解释人与宇宙之关系。（第113页）〔1〕

总结以上所说，《易》之为书，有其历史背景。有关“乾坤”两卦的解释，也有其不可忽视之历史社会背景。然而孔子喜易，志在“观其德义”，《易》中含藏形而上之哲理更不容忽视。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乾坤”两卦显示中国人的时空观，这时空观与现代科学思想不违背，且具更为深刻之哲学意涵。“时间”与“空间”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其所涉及相关论题既广且深，不是本文篇幅所能讨论。有关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方东美与程石泉二先生已提供重要的研究线索，有待后学继续努力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