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总统呼日勒苏赫、韩国总统文在寅、缅甸总统吴温敏、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新加坡总统雅各布、印尼总统佐科、东帝汶总统卢奥洛、斯里兰卡总统拉贾帕克萨、马尔代夫总统萨利赫、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印度总统考文德、孟加拉总统哈米德、尼泊尔总统班达瑞、阿富汗总统加尼、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土库曼斯坦总统别尔德穆罕默多夫、伊朗总统莱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格鲁吉亚总统祖拉比什维利、亚美尼亚总统萨尔基相、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塞浦路斯总统阿纳斯塔夏季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黎巴嫩总统奥恩、以色列总统赫尔佐克、伊拉克总统萨利赫、阿联酋总统哈利法、也门总统哈迪、俄罗斯总统普京、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立陶宛总统瑙塞达、拉脱维亚总统列维茨、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冰岛总统约翰内松、爱尔兰总统希金斯、法国总统马克龙、葡萄牙总统德索萨、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马耳他总统维拉、斯洛文尼亚总统帕霍尔、克罗地亚总统布兰诺维奇、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黑山总统久卡诺维奇、阿尔巴尼亚总统梅塔、北马其顿总统彭达罗夫斯基、希腊总统萨克拉若普卢、保加利亚总统拉德夫、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摩尔多瓦总统桑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匈牙利总统阿戴尔、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波兰总统杜达、捷克总统泽曼、斯洛伐克总统恰普托娃、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毛里塔尼亚总统加祖瓦尼、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冈比亚总统巴罗、佛得角总统丰塞卡、几内亚比绍总统恩巴洛、几内亚总统孔戴、塞拉利昂总统比奥、利比里亚总统维阿、科特迪瓦总统瓦塔拉、马里总统凯塔、布基纳法索总统卡波雷、加纳总统阿库弗-阿多、多哥总统纳辛贝、贝宁总统塔隆、尼日利亚总统布哈里、尼日尔总统巴祖姆、中非总统图瓦德拉、喀麦隆总统比亚、赤道几内亚总统奥比昂、圣普总统诺瓦、加蓬总统邦戈、刚果总统萨苏-恩格索、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安哥拉总统洛伦索、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博茨瓦纳总统马西西、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瓜、赞比亚总统希奇莱马、马拉维总统查奎拉、莫桑比克总统纽西、科摩罗总统阿苏马尼、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利纳、毛里求斯总统鲁蓬、塞舌尔总统拉姆卡拉旺、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卢旺达总统卡加梅、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肯尼亚总统肯雅塔、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吉布提总统盖莱、厄立特里亚总统阿费沃基、埃塞俄比亚总统祖德、南苏丹总统基尔、埃及总统塞西、突尼斯总统赛义德、瓦努阿图总统摩西、帕劳总统惠普斯、密克罗尼西亚总统帕努埃洛、马绍尔群岛总统卡布阿、瑙鲁总统安吉米亚、基里巴斯总统马茂、斐济总统卡托尼韦雷、美国总统拜登、墨西哥总统洛佩兹、危地马拉总统贾马太、萨尔瓦多总统布克莱、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兹、尼加拉瓜总统奥特加、哥斯达黎加总统阿瓦拉多、巴拿马总统科蒂佐、多米尼加总统阿比纳德尔、多米尼克总统萨瓦林、特多总统威克斯、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苏里南总统单多吉、圭亚那总统阿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哥伦比亚总统杜克、厄瓜多尔总统拉索、秘鲁总统卡斯蒂略、智利总统皮涅拉、阿根廷总统费南德斯、乌拉圭总统拉卡列、巴拉圭总统阿布多、玻利维亚总统阿尔塞(被政变推翻而未正式辞职的总统仍算在内)
经济组织机构职务 角色
执行长向公司的董事会负责,而且往往就是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在公司或组织内部拥有最终的执行权力。在比较小的企业中执行长可能同时又是董事会主席和公司的总裁,但在大企业中这些职务往往是由不同的人担任的,避免个人在企业中扮演过大的角色、拥有过多的权力,同时也可以防止公司本身与公司的所有人(即股东)之间发生利益冲突。
苹果CEO蒂姆·库克 制度企业CEO制度是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下,现代企业制度的法人治理结构一般由股东大会、董事会、高层经理人员所组成的执行机构这样三个部分组成。其中,公司执行机构由高层执行官员组成。这些高层执行官员即高层经理人员受聘于董事会,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拥有对公司事务的管理权和代理权,负责处理公司的日常经营事务。该执行机构的负责人就称为CEO,也就是执行长。担任企业CEO的,可以是董事长或副董事长,也可以是总经理。
职责CEO的主要职责是:
(1)任免经理人员。
(2)执行董事会的决议;
(3)主持公司的日常业务活动;
(4)经董事会授权,对外签订契约或处理业务;
CEO领导下的执行班子,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各部门经理、总会计师、总工程师等。
在国外,CEO是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已建立并运转成熟的基础上出现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全球业务的拓展,企业内部的信息交流日渐繁忙。由于决策层和执行层之间存在的信息传递阻滞和沟通障碍,影响了经理层对企业重大决策的快速反应和执行能力,一些企业开始对传统的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变革。CEO就是这种变革的产物之一。它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原来董事会手中的一些决策权过渡到原有经营层手中。CEO不是总经理,也不是总裁,它的权力非常大,其中有40%~50%是董事长的权力。董事会成为小董事会,其主要职能是选择、考评和制定以CEO为中心的管理层及其薪酬制度。CEO虽不是企业的出资人,但它对重大决策却有拍板权。在国外,对CEO的约束主要不是董事会,而是企业中一个称为战略决策委员会的机构,这种战略决策委员会才是支持或否定CEO经营决策的主要权力机构。在许多国家,组成战略决策委员会的人员大部分不是企业中的人,更不是企业的出资人,而是社会上从事企业管理、经济学、法学等方面专业的知名人士。所以说,是人力资本控制了企业,而不是出资人,出资人的利益仅仅表现在产权的利益回报上。
CEO的设立,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为人力资本合理定价的思想。我们通常所讲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基础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模式正在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事实显示,现代生产正在由围绕机器转向围绕知识进行。人力资本由此取得了对货币资本的压倒性地位。人们不难发现,年薪制、股票期权以及其他类似的激励举措只不过是市场为合理定价企业家人力资本而顺理成章作出的制度安排。在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家人力资本必然会找到自己的合理价位。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进入企业之后,已经引发了企业产权制度的巨大变革。人力资本除了获得工资之外,还应该获得产权回报。企业由出资人完全拥有的现象正在逐渐改变。CEO的出现,也标志著传统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必须分立的理论也已经有了重要修正。
面对经济全球化及中国加入WTO,让许多企业都怀着强烈的危机感,忙着策划、调整,厉兵秣马,以应对世界市场的挑战。CEO正是在如此的背景下在我国出现的。也应看到,我国一些企业的CEO只是称谓上作了更改,实际上还是董事会决策下的总经理日常负责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CEO。应该说,人力资本作为资本走上前台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最为主要的表现形式。一个企业总经理的称谓改称CEO,不能仅仅只是称谓上与国际惯例的接轨,让企业在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以及企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国际惯例接轨应为更重要。
政治组织机构职务在阿斯塔纳会见阿富汗执行长阿卜杜拉 。
拉赫蒙8日在杜尚别与前来访问并出席"生命之水"国际行动十年成果高级别国际会议的阿富汗执行长阿卜杜拉举行会见 。
20日同阿富汗执行长阿卜杜拉互致贺电 。
阿富汗执行长
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于1928年生于特拉维夫附近的马拉勒村。他14岁参加巴勒斯坦犹太防卫组织“哈加纳”的活动,1948年以色列独立战争时,沙龙任连长。1950年至1952年任以色列中部和北部军区情报官。1952年,沙龙进入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学习历史。
1956年沙龙任伞兵旅旅长,同年10月参加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战争。1967年参加“六·五”战争。1969年12月任南部军区司令。1973年7月从军队退役,竞选议员。但10月赎罪日战争爆发后,被紧急征召出任装甲师师长,战后当选为议员。
1974年12月,沙龙担任议员一年后,被重新召入以国防军,出任“紧急部队”高级指挥官。1975年至1976年出任总理拉宾的的高级安全事务顾问。1977年沙龙再次蝉联议员,后加入执政的利库德集团,任农业部长。1981年8月转任国防部长。1982年6月策划和指挥了侵略黎巴嫩的战争。1983年3月因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事件的牵连,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任不管部长。1984年至1992年,先后出任工商部长和住房建设部长。1996年利库德集团重新上台执政后,在内塔尼亚胡政府任国家基础设施部长,1998年以外长利维因与内塔尼亚胡政见分歧而辞职后,沙龙兼任外交部长直到1999年大选。1999年9月8日正式当选利库德集团***。2001年2月以利库德集团***身份参加了以色列总理竞选并获胜,当选以色列总理, 2001年3月7日宣誓就职。同时兼任移民部长。2002年11月,沙龙在利库德集团选举中战胜内塔尼亚胡连任利库德集团主席。2003年1月,沙龙领导的利库德集团在大选中获胜,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再次成为以色列总理。2003年2月宣誓就职。
1998年7月应邀访问中国。 沙龙这个人是相当具有人格魅力的!曾经著名的战地记者唐施曾就非常喜欢他。他是农民出身很朴实,性格直爽果敢,但同时也固执强硬。沙龙的突出功绩是他在作为军人的时候所完成的,可以说他在中东地区是出了名的捍将,他所组建的以色列总参特种部队曾经让阿拉伯人闻风丧胆。他的战绩与独眼达扬和塔尔等以色列著名将领相比也毫不逊色。曾经,为了交换会己方的被俘人员,他带领手下开着吉普车直接到敌人阵地上抓了几个人,然后扬长而去,弄得阿拉伯人目瞪口呆,可见他的果敢勇猛。
古往今来,对于每一个国家而言,领土都是不容挑战的权威与尊严,是实力的象征,亦是发展的基石。
有的国家为扩充领土,挑起战火;有的国家则为捍卫领土,全力抵抗,由此产生了 历史 上绝大多数战争,中国也身不由己。
曾经的中国,幅员之广阔,令其他国家难以企及。古代王朝巅峰时期,领土广达1300多万平方公里。
可随着清朝末年,闭关锁国、积贫积弱,西方列强趁虚而入,频频发动侵华战争。包括港澳台在内,大片国土随着一份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惨遭瓜分掠夺。
为此,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收复国土便成为国家政府主要课题之一。这些年以来,通过外交谈判,凭借与日俱增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我国陆续收回9块失地,并仍在继续努力。
中国对领土的态度,正如那句耳熟能详的宣言: “我们决不会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侵犯和分裂祖国神圣的领土,一旦发生这样严重的情况,中国人民必将予以迎头痛击。”
然而2010年时,面对中亚小国塔吉克斯坦侵占我国28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情况,我国却选择退让,仅仅要回其中1158平方公里,其余全数拱手相送。
那么,中塔领土争端是何由来?中国又为何选择让步呢?
本期 历史 文社,带你走进中塔领土争端背后。
1991年12月21日,随着《阿拉木图宣言》签署,苏联时代正式落下帷幕。2240万平方公里国土,解体成为15个国家,塔吉克斯坦就是其中之一。
苏联庞大的军事、工业等遗产,基本被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继承。至于塔吉克斯坦这个边陲小国,非但没能分得一杯羹,反倒因为和中国毗邻的地理位置,担下了名为领土争端的“烂摊子”。
十月革命之前的苏联,还是沙皇俄国,一个近代割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
早在明朝时期,沙俄就频频侵扰中国黑龙江流域,对当地百姓胡作非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康熙帝铁血手腕,为巩固权力先后生擒鳌拜、平定三藩之乱、御驾亲征准葛儿。沙俄才彻底溃败,从而偃旗息鼓、逃回老家。
奇怪的是,明明清军多次在对战中取胜,也是沙俄率先举起白旗。可1689年划定中国两国东部边界的《尼布楚条约》中,清朝非但将贝加尔湖以东广达44万平方公里的尼布楚之地,划归“赠”予给沙俄;还帮助沙俄确定了其对西伯利亚的合法占领。
要知道,韩国著名学者金在吉曾于近年间提出“古代1100万平方公里的西伯利亚,5500多年来都隶属于古代中国”。并举证出《山海经》“大荒北”实为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某部落首领骨利干曾朝拜唐太宗李世民等证据。
由此可见,号称友好平等的《尼布楚条约》,其实颇带有“花钱买心安”的意味。
至于鸦片战争爆发,清朝国力一落千丈后,一众西方列强如豺狼虎豹般一涌而上,掀起瓜分中国狂潮,沙俄自然不甘落后。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趁火打劫,发兵黑龙江流域鸣炮“秀肌肉”;到1871年公然支持阿古柏侵占新疆,借机霸占伊犁。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伊犁条约》等众多不平等条约,掠夺了广达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这众多争议地区中,也包含塔吉克斯坦境内的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地位于中国最西端,自古就是中国领土。早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便在此设立西域都护府,而乾隆纪功碑的建立,更是明确了中国对整个帕米尔高原的所属权。
只可惜19世纪中期,疯狂扩张领土的沙俄与世界第一大殖民帝国英国,同时盯上了这个四通八达的天然交通咽喉。
两个强盗当着中国的面儿肆意分赃,于1895年正式达成平分帕米尔高原的协定——北部归属沙俄,南部划予英属印度,中部留出一条“瓦罕走廊”送给阿富汗当做缓冲地带。
尽管1864年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清政府曾将帕米尔高原西部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给沙俄。但被沙俄实际占领的土地中,仍有28万平方公里区域,从未得到过中国的认可。
而帕米尔高原上这2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领土,就随着苏联的解体,归入了塔吉克斯坦的版图。
自打1991年9月9日,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正式继承帕米尔高原争议地区后,中国很快便与之展开了领土谈判。
领土问题无疑等同一枚 历史 遗留下来的“炸弹”,异常敏感,一点即燃。放眼全世界,因领土争端爆发热战的案例比比皆是,中印战争、中越战争都是证明。
尽管中国愿意信守承诺,以《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为根据,认可塔吉克斯坦对大部分帕米尔地区的主权,仅要回被英俄私自占领、瓜分的那部分国土。
但奈何,塔吉克斯坦仗着搞非法侵占的是沙俄,它则是合法继承苏联遗产,而胡搅蛮缠、死不承认。导致谈判迟迟停滞不前、毫无进展。
站在客观立场上,塔吉克斯坦的态度其实也能够理解,毕竟帕米尔对其而言重要性溢于言表。
首先,作为中亚最小的国家,塔吉克斯坦的国土面积仅143万平方公里,让其直接把约五分之一的国土拱手归还,简直异想天开。
其次,帕米尔高原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一来,其作为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亚洲屋脊”,既可居高临下,成为防御外来入侵的天然屏障;又能对周边地区实现战略压制。
二来,帕米尔高原堪称整个亚洲大陆的核心枢纽,往北可直入中亚腹地,南边是南亚次大陆,西部连通阿富汗,东边则与中国紧密相连。像是古代时期,就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路了。
而中国之所以如此重视这28万平方公里争议地区,除了出于中国领土不容侵犯的底线外,也有对帕米尔高原地理优势的需求。
总之,针对这块“兵家必争之地”,中国与塔吉克斯坦展开了多轮谈判,
90年代的中国,已经借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实现腾飞,工业、经济、军事等各方各面均蒸蒸日上,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更是今时不同往日。
毫不夸张的说,我国若是硬要从塔吉克斯坦手中拿回争议领土,简直易如反掌。
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经过长期协商,两国最终于2010年4月正式签订《中塔国界线的勘界议定书》。中国成功收回了1158平方公里的帕米尔区域,但这仅为中塔争议领土的4%出头。
在 历史 所有权明确,国家实力占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中国为何会选择退让,将争议领土拱手相送呢?
其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向倡导“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积极承担大国责任,尽己所能地对那些弱小落后的国家提供帮助。
2021年4月举办的“中国国际发展合作成就展”上,王毅外长就明确指出,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各种类型的援助。
显而易见,中国始终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刻展现着大国情怀与大国担当。倘若真的动用实力乃至武力,强势收复28万平方公里争议土地,反倒不符合中国的一贯作风。
其二,西部大开发。贫富差距过大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可谓是阻碍一个国家长久发展的隐患,也是上世纪末期我国凸显出来的问题之一。
正因如此,1999年9月,中央政府正式通过“西部大开发”战略。让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带动西部地区发展,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只不过,中国幅员辽阔,东西相距5000多公里。单单依赖东部扶持,未免有些鞭长莫及。反观与新疆直接接壤的中亚地区,摆明是一个更适合中国西部合作互惠的伙伴,其不仅拥有广阔的市场,且具有与彼时中国西部相近的经济水平。
换而言之,与中亚五国的交好合作,对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意义重大。所以,相比起为一点人迹罕至的高原区域跟塔吉克斯坦彻底撕破脸,稍作牺牲交个朋友,于中国而言实属更佳的选择。
其三,经济发展需求。中亚虽然普遍给人一种存在感低、经济落后的观感,但其却拥有其他国家和地区难以企及的优势——资源。
中亚五国的石油储量占到世界石油总储量的18%-25%,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79万亿立方米。其余例如锌、钨、铀等矿产资源,同样在全球范围内名列前茅。
至于塔吉克斯坦,早在苏联时期,其境内就发掘出了包括金银宝石、钨铁铅锌、无烟煤、惰性材料在内的400多个矿带。其中,铀储量高居独联体第一,铅矿和锌矿也均为中亚第一。
而中国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身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中国难以实现自给自足,长期依赖于进口。显然,中亚这片与中国比邻而居的资源宝藏,对中国进口能源的安全稳定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总而言之,无论是出于大国形象、睦邻友好的立场,还是现实利益、未来发展的需求。中国放弃部分遗落在外上百年的土地,以结交一个友邻,都是好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塔吉克斯坦外,中国与另外两个接壤的中亚国家,也采用了相同的方式圆满解决领土纠纷。2008年哈斯克斯坦将30%争议领土归还于中国,吉尔吉斯坦则于2014年归还了约35%的争议领土,面积均为1100多平方公里,与塔吉克斯坦相近。足以可见中国与中亚五国缔结友好合作的诚意。
当然,中塔顺利解决领土争端,结交友好合作关系一事,于中国是锦上添花,于塔吉克斯坦而言却是雪中送炭。
塔吉克斯坦是一个高山内陆国,全境一半以上的区域处于3000米海拔以上,93%的国土被高原和山地覆盖。不足7%的耕地资源,再加上干旱的气候条件,和土壤板结严重等问题,定位农业国的塔吉克斯坦,连粮食的自给自足都难以保证。
至于工业水平,更是一言难尽。或许是源于苏联时期全力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其工业和经济中心又都集中于西部欧洲地区。独立之初的塔吉克斯坦,制造业和工业基础犹如一片空白。而其普遍落后的周边环境,与一无所有的经济状态,也使得塔吉克斯坦根本没有从零开始、自食其力的能力。
据了解,很长时间里,塔吉克斯坦很多基础建材、生活用品都得依赖进口,例如200美元一袋的高价水泥。
过分落后的基础设施与工业实力,也使得塔吉克斯坦明明坐拥如此丰富的矿产资源,却没有能力开采挖掘,无奈只能干瞪眼。
雪上加霜的是,受大国博弈以及阿富汗极端组织的影响,塔吉克斯坦还长期深陷内战泥潭。
来自四面八方、内忧外患的压迫,导致其经济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稳中倒退的状态。1997年时,塔吉克斯坦的GDP总值仅仅只有91亿美元。哪怕此后触底反弹,2000年的GDP也仅增长至13亿美元左右,贫困程度一目了然。
也正是在这样的窘况之下,中塔两国于1997年迈出了解决领土争端的第一步,对乌孜别里山口和喀喇杂克山口这两个地区达成协议。
2002年,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更是亲自到访中国,彻底解决了中塔两国边界争议。至于正式的交接仪式,则于2011年9月20日在帕米尔高原中方第75号界桩处举行。
总之,2000年代初中塔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也标志着两国的合作正式步入正轨。
20年以来,中国已然成为塔吉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源国。中石油中塔天然气管道有限公司等300多家中国企业,陆续在塔吉克斯坦境内投资建设了大量工厂、子公司,涵盖了基建、农业、矿业、交通、电信、水泥等各个领域。
最直观的例子,正如华新水泥副总裁徐钢所说的: “塔国原来需要从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进口水泥,但现在却可以向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出口,从花外汇变成赚外汇。”
2007年,两国还签订下《中塔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加深除经济贸易外,安全、人文交流等其他领域的互利合作,例如联手打击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国际恐怖势力和跨国犯罪等等,以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
在中国的大力援助之下,塔吉克斯坦的经济、民生水平稳步提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等也明显下降。20年间,塔吉克斯坦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75%,2021年GDP总额达到84亿美元,未来可期。
相应的,与塔吉克斯坦等中亚五国的友好合作,不仅坚实保障了我国西部地区的安全稳定,更对我国发展“一带一路”、国家经济与国际影响力颇有助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塔吉克斯坦归还的1158平方公里领土中,我国还勘探到了大量金矿与非常珍稀的铀矿,后者对军用核武器和民用核电站等行业均意义重大。
中塔两国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一事,完全就是睦邻友好、合作双赢的范本。
正如两国***所言,中国和塔吉克斯坦是友好邻邦和全面战略伙伴,是高度互信和相互倚重的“铁杆”朋友,未来两国的友谊与合作仍将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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