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与韩国是现在的什么地方？

赵国领土大致为今山西北部和中部，河北西部和南部。都城原在晋阳（今山西太原东南），后迁至中牟（今鹤壁），又迁至邯郸。

韩国主要包括今山西南部及河南北部，初都阳翟（今河南省许昌市禹州），灭郑国后迁新郑（今河南郑州新郑）。 

扩展资料

1、赵国起源

赵国贵族出自商朝名门嬴姓部族，为商纣王手下大将嬴飞廉（蜚廉）的直系子孙。始祖造父为飞廉的四世孙。

赵国国君为黄帝五世孙伯益（大费）之后，与秦王族本是同一祖先。伯益因辅助大禹治水而被舜帝赐为嬴姓，其部族为嬴姓部族。夏朝末年，伯益次子若木之玄孙费昌弃夏投商，为商汤驾车，辅助商汤灭夏立商，成为商朝的功臣。

嬴姓部族成为商朝贵族，世代辅佐商朝。商朝末年，周武王伐纣，嬴姓部族的恶来与父亲蜚廉一起为纣王效力，恶来后被周武王所杀。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周成王即位，商纣王之子武庚趁机挑唆发动三监之乱，嬴姓部族卷入。蜚廉还有一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有宠于周成王，他就是宅皋狼。宅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

2、韩国起源

曲沃桓叔庶子韩万，因协助曲沃武公由曲沃克晋，被武公封于韩地，繁衍氏族，在韩献子在位时成为晋的门阀名卿，传至韩康子。

前455年～前453年，韩康子与魏桓子奉智伯之命，在晋阳之战中，讨伐赵襄子。最后韩、魏倒戈，与赵合灭智伯，瓜分了智伯所有食邑。从此韩、赵、魏三卿世族独霸晋政。三卿再将晋的领地瓜分，前403年，周天子正承认晋三卿为诸侯，韩国正式立国。是为三家分晋。

后世又将韩、魏、赵合称为三晋。

-韩国

-赵国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是朝鲜半岛在日韩合并后，于1919年在中国上海成立，后搬迁至重庆的一个流亡政府，被称为“韩国民族独立运动的圣殿”。该临时政府未曾受到任何国家的认可，而国民政府当时虽未正式承认，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极大的援助，如协助训练地下武装及情报人员，并为其在国际范围扩大影响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于1940年9月17日在战时首都重庆成立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李青天将军出任总司令，李范奭将军出任参谋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9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发表对日宣战声明书，正式对轴心国宣战，并宣布重庆为大韩民国“借地办公”的临时首都，重庆成为中韩两个国家的首都，这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个政府的***有金九、李承晚。

1919年3月1日，三一运动爆发，以孙秉熙为首的三十三位民族代表在明月馆集体签署独立宣言书，宣布大韩民族有建立独立国家的神圣权利。在三一运动遭到日本殖民当局镇压后，韩国独立志士竞相出亡国外。1919年3月21日，流亡俄国的韩国志士在海参崴成立了大韩民国议会政府，以孙秉熙为大统领，李承晚为国务总理。留在韩国的韩国志士接着在汉城也组织了朝鲜民国临时政府，初以李东辉为执政官总裁，李承晚为国务总理。4月9日又公布以孙秉熙为正都领，李承晚为副都领，旋举李承晚为内阁总理。

4月10日，流亡上海的韩国志士经李光洙、孙贞道提议，同时在杜月笙的安排下，在位于法租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的玄楯住所召开由来自韩国各地和海外的独立运动代表29人出席的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临时议政院，作为最高民意机关。4月11日，又在相同地点召开了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第一届会议。选举李东宁为议长，孙贞道为副议长，李光洙、白南士为书记。制订《大韩民国临时宪章》十条，决定埋葬君主制，成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通过临时政府《施政纲领》和政府成员《宣誓文》，确定采取国务总理制，选举李承晚任国务总理，安昌浩任内务总长，金奎植任外务总长，李始荣任法务总长，崔在亨任财务总长，李东辉任军务总长，文昌范（一说申锡雨）任交通总长，秘书长为赵素昂。由于当选者大多不在上海，遂又选举申翼熙任内务次长、玄楯任外务次长、李春塾任财务次长，鲜于赫任交通次长、曹成焕任军务次长、南亨佑任法务次长，负责各部日常工作。并通过了告全体国民《布告》和告世界各国政府《宣言书》。

4月13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发布《布告》和《宣言书》。《布告》号召全体国民为开创“子孙万代自由幸福之路”和“恢复国权”而奋斗，宣布临时政府“主张祖国绝对独立”等6条施政纲领。《宣言书》强调大韩民国是承继韩国民族历史，顺应世界大势的合法政府。4月17日，得到法驻沪总领事署和法租界公董局的默许，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霞飞路(今淮海路)321号挂牌办公。

4月22日至4月23日，69名议员在金神父路22号玄楯住所召开大韩民国临时议政院第二届会议，改选孙贞道为议长。制订颁布《临时议政院法》，规定临时议政院有立法权和监督权。对临时政府进行了组织和人事调整，改次长制为委员制。4月23日，汉城方面也秘密召开了国民大会，决议成立汉城临时政府，选举李承晚为执政官总裁，李东辉为国务总理。

当时除了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朝鲜民国临时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汉城临时政府外，韩国国内还有大韩民间政府、平安道的新韩民国临时政府等。出现了俄、华、韩三地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韩民国议会政府、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与汉城临时政府经过协商，9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改宪的形式，吸收大韩民国议会政府后，与汉城临时政府统合，建立单一统合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同时改总理制为大统领制。以李承晚为大统领。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迁移情况一览表

上海：1919年4月~ 1932年5月

杭州：1932年5月~ 1932年10月（一说为1932年5月~ 1935年11月）

镇江：1932年10月~ 1932年11月

南京：1932年11月~1937年11月

长沙：1937年12月~1938年7月

广州：1938年7月~1938年11月

柳州：1938年11月~1939年5月

綦江：1939年5月~ 1940年9月

重庆：1940年9月~ 1945年11月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解尚书庄村的搬迁工作已经于2020年4月完成，全村共有200多户家庭参与了搬迁工作。

搬迁工作的解决方法和做法步骤主要包括：首先，村里的家庭要提前做好搬迁准备，把家里的家具、家电等物品搬迁到新的住所；其次，村里的家庭要提前和新的住所的业主协商好，确定搬迁的时间；最后，村里的家庭要提前和新的住所的业主协商好，确定搬迁的时间，并且要把搬迁的物品放到新的住所中。

搬迁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村里的家庭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提前做好搬迁准备，把家里的家具、家电等物品搬迁到新的住所；其次，要提前和新的住所的业主协商好，确定搬迁的时间；最后，要把搬迁的物品放到新的住所中，并且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意外。

总之，尚书庄村的搬迁工作已经于2020年4月完成，全村共有200多户家庭参与了搬迁工作，搬迁工作的解决方法和做法步骤主要包括提前做好搬迁准备、提前和新的住所的业主协商好、把搬迁的物品放到新的住所中等，在搬迁工作的实施过程中，村里的家庭要注意提前做好搬迁准备、提前和新的住所的业主协商好、把搬迁的物品放到新的住所中等，并且要注意安全，避免发生意外。

　　春秋时期七国相对于现在的位置如下：

齐国：在今山东省东北部，面临大海，是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尚（姜太公）的封国。都城设在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楚国：考古专家介绍，战国时期，湖南属于楚国的地域，楚国都城在今天湖北的荆州，但楚国疆域的最南端在哪里，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一直争论不休。近几年来，湘乡、衡阳、湘潭、长沙、益阳等地陆续发现战国时期楚国墓葬。由此可以证明，我国古代楚国最南端应到了湘潭和衡阳境内。其实，作为楚文化的组成部分，也绝对不是湖北湖南的专利，因为综合楚国悠久的历史来看，楚国在全盛期，其地域覆盖过很多的省份，河南、陕西、重庆局部，湖北、湖南、安徽全部，浙江、江苏大部，当时都在楚国的统治之下。

燕国：现在的北京一带。 

韩国：韩自三家分晋后定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后韩於公元前375年灭郑后，迁都至郑故都新郑，直至公元前230年韩被秦所灭为止。

赵：赵自三家分晋后定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后迁都邯郸，一直至公元前228年秦灭赵为止。

魏：魏自三家分晋后定都安邑(位於今山西西南部)，但因安邑太接近秦国边境及难以控制魏国东部较富庶的地区，於公元前362年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一直至公元前225年魏被秦灭为止。

秦：商鞅变法前秦的国都为雍城(今陕西凤翔西南)，至公元前350年(秦孝公二十年)迁都咸阳，一直至秦灭六国仍以咸阳为都。

详细内容参见：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TbKuSie3FYq3xYKXUV2rX-fIH2CFeX_iGsijo4VSA9ADfgPZvz1-qGSZ8z8cvWq13uR-wgU4wevYcKilSaaoF-_P08ZdW7YAfrJXWi1xCK

首都的概念早已深入人心了，比如我们用“北京”指代中国，用“伦敦”、“巴黎”指代英国和法国等，所以，首都担负着“国家形象”的重任，说它是一国象征也不过分。有了这样的身份按说应该稳定才对，事实上，大多数国家的首都是很稳定的，迁都只是出于无奈。然而，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全世界相继有1/3的国家迁了都，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近现代首都在发展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本文作者掌握着丰富翔实的资料，把近现代涌现出的迁都现象作了巡礼式的介绍，既有正史又有轶事，阅读中我们会有窥探一国家务事的感觉。本来嘛，给首都搬家就是一件棘手的家务事。

从18世纪末到今天的200多年里，世界历史发生了诸多变化，世界经济在飞速变革，人群与人群、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也随着战争的消长而变幻莫测。在这个动荡的背景之下，我们对任何事都不能抱有足够的信心认为它永固不变，比如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如果把国家视为一个生命体，首都就相当于神经中枢，在任何时候，首都都是国家最重要的地点，她的兴衰反映了国家的命运，内外战争中首都被攻占，往往代表着政权的更替，甚至国家的灭亡。所以，首都应该是稳定的，正如大多数首都所表现的那样，一旦确定，就生根发芽，直到成为一国的象征。

但是首都搬迁的事古今中外都有发生，在个别国家的某个时期，迁都之举还频繁进行。比如日本，在公元6世纪末到8世纪末的200年间曾七迁其都，平均28年搬一次家。历史上一些大帝国在开疆拓土、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也会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迁都——既为了巩固已得到的战争成果，也为了建立突袭性的前进基地。这些，我们暂且不谈。单说近现代世界各国已经或正在发生的迁都，就已经让我们眼花缭乱了。

本文所说的“近现代”，把时间的上限基本定在18世纪末，时间的下限，则至当前。

在这期间，全世界发生过迁都的国家共有61个，将近现有国家总数（194个）的三分之一。这还仅仅就国家的“个数”而论，假若按这些国家的面积和人口——分别占五大洲面积总和的71%与人口总和的74%，比值就高得多了。可见迁都影响非常广阔，是牵动全世界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大动作。

把首都迁向国土的中央

近现代迁都的国家，虽然在迁都的动机与设想上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几乎是一致的，那就是“内迁”。

中国有“择天下之中而王”的说法，这个“中”指的是交通的中心。在古代，国家的交通中心往往位于国土内部四通八达的一个地方，显然，首都定在这里有利于上情下达，也有利于把各地资源汇集过来。所以，自古以来，世界上多数国家都会把首都放在国境的内部，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也有不少国家的首都位于海岸线或国境线上，但是，一旦政治情况发生变化了，它们就会把首都向国境内部迁移。

但并不是说从来没发生过首都外迁的事情。比如俄罗斯18世纪初把首都从莫斯科外迁到圣彼得堡，日本19世纪中把首都从京都外迁到江户（即今东京），然而这类首都外迁的事后来再没有发生过。

近现代各国首都的内迁，是指从沿海迁向内陆，或从边境移向内地。

尼日利亚的首都内迁阿布贾，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政府与国内各地区的联系，均衡内地与沿海的经济发展，减轻原首都拉各斯人口过度密集的压力；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与全国各行政区的距离几乎相等，交通便捷，既有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运作，又便于促进和推动地区间经济的均衡发展。

所以说，首都内迁，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利于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的地理位置——要么弥补原首都位置过于偏远的不足，要么分散原首都的人口和环境压力，从全国的范围内找一个新的重心，用来平衡各地的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首都就像银河系的轴心，它迁到哪里，全国各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重心就会偏向哪里，它的位置，决定了国家各方面的布局。

因此，迁都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件纲举目张的事，目的就是以后不再迁都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每个国家在迁都之前都要做大量调研工作，寻找最适合建都的地点。在这个过程中，多数国家会普遍征求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有的国家，甚至出现过要求举行全民公决的呼声。

首都内迁的地点，大多是（或靠近）该国的地理中心，非洲的尼日利亚、科特迪瓦与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就有这个特点。

而且，新首都的海拔大多比较高，从而具备了一系列天然优点：气候温和，温差小，降水适中等。如坦桑尼亚的新首都多多马位于国境中部的高原东侧，海拔1136米，属热带草原气候，年平均气温22℃，年降水量600毫米。巴西的新首都巴西利亚，位于巴西高原中部，海拔1000米，气候干燥、温和，年平均气温27℃，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再如马拉维的新首都利隆圭，位于中央高原上，海拔1134米，受附近的马拉维湖的调节，几乎是四季如春。

巴基斯坦从1947年8月15日起成为英联邦的一个自治领，这个新国家独立之初就面临定都的重大抉择。当时印巴刚刚实现分治，巴基斯坦衡量自己各省的条件，多数都不利于奠都其间，比如西北边境省偏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俾路支省自然条件差，经济、文化水平低；旁遮普省虽然富裕，地理地位居中，但教派矛盾突出，它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拉合尔，与印度过于接近；东巴基斯坦省与国家的主体部分隔离，联系极其不便，等于孤悬一方。总括看来，这些省份都不具备建都的应有条件。惟独信德省的卡拉奇，地理位置优越，水陆交通便利，国际往来便捷，又是全国第一大城市，有自然形成的号召力。加之信德省政府明确表示，愿意联邦把首都设在本省，并且很快正式提出建都卡拉奇的建议。事实上，当时也只有信德省有能力、有条件承担建都的任务。

建都卡拉奇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1948年7月23日，巴基斯坦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正式宣布卡拉奇为宪法首都。从定都开始到1959年9月，共有6任总督或总统和7任总理在卡拉奇供职。在这里展开了一系列政治活动：推动了各级行政机构的建立，巩固了国防，安置了数百万难民，为经济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巴基斯坦在卡拉奇设都，也存在许多难题：首先是人口压力大，基础设施建设满足不了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1941年，卡拉奇人口仅40万左右，独立后人口猛增，1950年就已超过百万。随着人口压力越来越大，住房、就业、卫生、交通乃至食品等问题愈益严重；其次，大量生活必需的水和食品需从外地调入，既难于满足人口需要，又增加了交通运输的压力；第三，中央政府的设置，加重了卡拉奇的负担，无形中限制了它作为进出口中心和国际海运枢纽等优势的发挥；第四，卡拉奇商业气息浓烈，整日人声鼎沸，市况嘈杂，不利于政府日常工作的进行；第五，气候炎热、疾病多发，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必须到气候宜人的地方休假，大大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开支；第六，外省人与当地人龃龉不断、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也矛盾重重，在卡拉奇的归属问题上，中央政府和信德省政府之间的争执尤其尖锐。制宪会议决定将卡拉奇从信德省划出，组建为直属中央的单独的行政区域，信德省穆斯林联盟理事会反对；经过反复协商，信德省当局作出让步，将省的首府迁至海得拉巴。但在房屋交接、难民安置、信德省议会补缺选举等问题上分歧犹在；第七，卡拉奇濒临阿拉伯海，作为首都，易于遭到攻击，安全性差。

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使得巴政府必须就首都所在，作出新的统筹安排。

1959年初，巴总统下令组织了有气象、铁路、水利、电力、农业等方面的官员和专家参加的委员会，对首都问题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论证，同年7月15日，正式发表了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明确认为不惟卡拉奇不宜作为首都，全国也没有其他哪一座现成的城市可改建为首都。只有另起炉灶，平地起家，从头建立一个崭新的首都，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建都问题。国家批准了这个报告，并且立即开展新首都的选址工作。最后选在旁遮普省最北端、拉瓦尔品第附近的波特瓦尔地区营建新都。

这个地区位于波特瓦尔高原西北部，地势起伏有致，在海拔503-610米之间，北有海拔1500米的马尔格拉山为屏障，西部有浅丘偎依，东南部是林木繁茂的开阔地，小溪和河流纵横交错，为城市生活和农业提供了充足水源；基本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一年有干、雨两季，平均年降水1143毫米，附近山上还会有雪，气温远较卡拉奇适宜；自然资源丰富，有建筑用的大理石矿，土地肥沃，粮食和蔬菜供应充足；公路和航运设施齐备，土地征用费用低廉。

1959年9月，制订新都建设规划的联邦首都委员会成立，包括了地形、地质、气候、供水、通讯、电力、卫生、人口等16个部门，各对有关项目进行具体的分析，仅“地区历史报告书”就长达300多页，从石器时代一直写到巴基斯坦独立，足见工作进行的细致和深入。

1960年5月24日通过了迁都总体规划，其中特别指出：“首都不应当是工业或商业中心，只应当是首都”，应该把新首都建成“一座花园和花的城市，使全城看起来像一块美丽的地毯”。6月22日，总统下令成立首都发展局，具体负责新都的建设。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新都取名为“伊斯兰堡”。

国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护其国民不受外国的侵犯，因此，古代统治者除在首都集中大量的军队外，往往会选择有利于防守、不利于进攻的地理区位作为首都。但在现当代国际环境下，国家已经不那样担心外敌的军事侵入，所以凡是首都内迁，考虑较多的是政治、经济乃至人口层面的问题，力求通过这种大动作，收到施政更加灵活、经济均衡发展、人口分布趋于均匀等多重效果。但在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似乎仍然包含军事上的某种筹划乃至国家安全的考虑。尽管目前有人认为，在现当代日益先进的军事技术条件下，战争的真正致命打击，往往是“垂直地”突然而降，并非是“水平地”缓缓推进，所以地上的平面“纵深”不拘大到多少公里，都没有什么实际保障意义，但有关“内地安全”的传统构思，对某些国家首都的内迁，仿佛仍起一定的作用——至少在心理上蕴含着某种“安定”和“缓解”的潜在功能。

给首都搬家是个系统工程

迁都是件大事，有“牵一发动千钧”的效果。不仅迁都国家的政治经济格局将随着新都的诞生而发生改变，其他国家也将依照新都的情况而改变与这个国家的联络方式，比如驻该国的使馆要迁到新都啦，随着该国政治经济和人口分布的改变，对该国的经济政策也要变化啦等等。因此，迁都实际上牵扯到许多人的现实利益，是个系统工程，由于众口难调，实施起来就格外困难。

坦桑尼亚关于迁都多多马的打算，早在上世纪60年代，也就是坦桑尼亚独立建国之初，就已经有所酝酿了，只因费用过高，当时国力薄弱，无法承担，所以只能纸上谈兵，搁置了十多年，才得以正式提上日程。1973年9月，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现执政党坦桑尼亚革命党的前身）在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出了把首都从达累斯萨拉姆内迁多多马的决议，并且计划10年内搬迁完成，当时估计需花费228亿英镑。为了保证迁都工作的顺利完成，中央政府还特别增设了主管迁都工作的首都发展部。

多多马原是多多马行政区的首府，坦桑尼亚迁都于此，主要出于战略和发展国民经济的考虑。它位于坦桑尼亚的中部，几乎是全国的地理中心。但是它的自然条件并不十分理想，干旱缺水，而且有的地方土地疏松易陷。“多多马”一名，来自当地的主要居民戈戈（Gogo）族语言，意思就是“下陷”。但多多马的农牧业发展良好，尤其交通发达，是东西向铁路和南北公路交通的枢纽。把首都设在这里，既有利于国防，也便于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施政，还有利于促进本地区和其他地区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30多年过去了，虽然多多马的人口在2005年时已达到了40万，但迁都的进程却大大落后于计划，新都的营建，远没有全部完成。

到上世纪80年代末，已搬迁到多多马的党政机关不足计划搬迁单位的20%，已搬迁的政府工作人员占全体计划搬迁人员的百分比更低，仅10%。这之后的20多年间，迁都的速度也并没有加快，不免给人举步维艰的感觉。虽然总统府已经矗立在新都了，总统本人却仍在达累斯萨拉姆处理国务。即使到2006年，坦桑尼亚中央政府基本上仍在达累斯萨拉姆运转，各国使馆全没搬家，中国的大使也仍然原地驻节。以至于不明就里的人，仍旧认为达累斯萨拉姆是坦桑尼亚的首都，甚至一般出版物（包括地图集）也照旧把达累斯萨拉姆当作坦桑尼亚的首都来介绍。更何况多多马固然在“日益成长”，但达累斯萨拉姆“成长”得更快：2005年时人口已经达到400万。

迁都迟速与否，也能反映国家政治生活的根本特点。比如韩国和缅甸，两国近期都发生了迁都事件，但他们一个是吵吵嚷嚷，久拖未决；一个是不动声色，闪电搬迁。韩国的政治生活，半个多世纪以来，以美国式的民主制度为样本，其根本特点就是互相“扯皮”，优点是“多数说了算”，谁也别独断专行，缺点是拖拖拉拉。缅甸自1988年以来由军人掌权，政治生活具有“军人说了算”的特点，一切无须跟谁商量，办起事来当然“干净利落”了。

早在20世纪70年代，韩国执政当局就几次萌生过迁都的念头，后来随着“冷战”的结束而沉寂了下来。不料2002年，总统候选人卢武铉在竞选中旧话重提，保证一旦当选，将把行政首都迁到南方。彼时人们对这种表态并不认真对待，以为不过是吸引韩国中南部地区选民投票的“竞选语言”。没想到他上台后果然把推进“行政首都迁移”作为新政府的工作核心。在他的大力运作下，2003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2004年1月1日正式生效。

新都地址的确定郑重其事。先由专门成立的韩国新行政首都推进委员会在国内进行排查，2004年6月15日将初步圈选的4个新行政首都候选地公布于众；再经80名专家组成的评估委员会全面评估，举行了5次全国巡回听证会，最后才以得分最高（8896分）的忠清南道的燕岐—公州为将来的新都所在地。

韩国新任总统在迁都大业上雄心勃勃，他的政府也及时、积极地开展各项工作。新址初步确定后，政府随即提出一系列设想和规划：准备2007年底开工建设，2012年起从首尔（当时称“汉城”）分批迁移总统府和中央各行政机关；2030年新都建设全部完工；计划建设用地83平方公里，其中绿地占新都总面积的48%；容纳人口50万等等。前后所需时间是24年，所需经费接近400亿美元，其中政府负担1/4，其余3/4由民间筹集。这些数字表明韩国迁都规划的恢宏与远大。

但这事一启动就遭到了韩国各方的质疑和强烈抵制。部分在野党议员认为，迁都是新任总统捞取选票的“政治秀”和谋求长期执政的策略。韩国最大的在野党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来阻止迁都，数十名国会议员为反对迁都而征求签名。首尔的反应尤为强烈。首尔市和京畿道等方面声称誓死反对, 还采取一连串的行动：不断掀起示威浪潮，市议会通过一项反对迁都的决议，打算提请宪法法院裁定国会通过的《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是否违宪，同时发起大规模签名运动，要求政府就迁都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等。已有调查表明，韩国将近68%的人认为迁都关系到国家的长远大计，赞成通过公投以决定取舍。

公民投票迄今为止还没有举行，但反对“迁都”的政治团体和部分国会反对党议员却采取了行动，于2004年7月12日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这年10月21日开庭，由首席法官宣读判决书，9名法官中有8名法官认为，迁都是关系国家命运和发展的大事，国会2003年12月通过的《建设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案》，没有经过全民投票公决，因而违犯了宪法。宣判公布后，韩国陷入一片混乱。不少执政党国会议员认为，宪法法院的判决不是依据法律，而是出于政治判断，难以成立；总统府对此判决感到“震惊”，并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而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则对此判决拍手称快，认为是法制的胜利；站在反“迁都”第一线的首尔市市议会对判决尤其赞不绝口。

判决后，围绕“迁都”是否违宪的争论将在法律层面画上句号，如何应对成为现政府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从已经发生的事态看，韩国政府似乎不为所动，政府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将在听取国民意见的同时，通过法律专家对宪法法院的判决进行重审，然后再拿出对策”，申明“不论宪法法院作出何种判决，政府的政策不会改变”。有关专家也认为，宪法法院虽然作出了判决，但不等于“迁都”就彻底失败。扭转这一局面有两条出路：一是政府延请法律专家对宪法法院的判决进行重审，如果证据充分，可驳倒宪法法院的结论；二是就迁都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如果获胜，“迁都”可名正言顺地大力推行。

韩国的迁都虽然一波三折，但是政府好像并没有放弃，而是放慢脚步，寻觅适当的对策，以便迁都计划得以实施和贯彻。

关于缅甸的迁都，社会上虽然早有传闻，但谁也说不准确。所以缅甸政府突然于2005年11月7日正式向外界宣布迁都，使很多人感到“意外”，不仅普通老百姓，即便政府很多公务员甚至政府高官，都不清楚事情的背景。随后，缅甸外交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缅政府将行政首都内迁，各国驻缅使团也不知就里。其实，缅甸政府酝酿迁移行政首都由来已久。据媒体报道，3年前已着手准备，现在不过是付诸实行而已。

缅甸的新首都已由缅甸政府先期确定了，它就是国境中部的彬马那（现称“内比都”）。彬马那位于原首都仰光以北390公里的一个小盆地中，行政上属曼德勒省。此前这里是个鲜为外界所知的小城。锡当河从市东流过，周围有丛林满布的山丘环绕，向南是比较宽敞的平川地。这里是缅甸少有的铁路枢纽之一。

缅甸政府公布迁都命令后，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10个中央政府部门立即行动起来。据媒体报道，一夜之间，近千辆军车驶入首都仰光，每个准备搬迁的部门前，均有数十辆军车排成一字长龙待命。工作人员不断将办公家具、设备、文件搬上车，人们都默不作声地忙碌着。迁都令要求分三阶段完成搬迁，除个别中央单位（如畜牧水产部），其他所有政府部门，必须于2005年12月中旬以前全都迁往彬马那。

缅甸的新都不但已经选定，而且还分期进行了扩建，每期投入的经费达数千亿缅元（据目前市场汇率，每1300缅元兑换1美元），现已完成三期工程，包括***办公和住宿设施、政府各部办公楼及住宅楼、巨大的地下及山中掩体、飞机场、火车站、医院等，甚至还有高尔夫球场。环城公路与主要公路相连接，与仰光的车程仅7个小时，铁路每天有列车往返。程控电话交换设备安装完毕，可与世界各地通话。据说缅甸航空公司也已准备开通往返于彬马那和仰光之间的航班。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由各大私营公司承担，政府投入与实际的建设投入没有直接联系。因此，彬马那的具体建设规模尚无法估计，根据实地施工人员的透露，工程建设规模容纳缅甸政府数量有限的公务员绰绰有余。

缅甸闪电式迁都在世界范围来看也是罕见的，这与吵吵嚷嚷、悬而未决的韩国式迁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导致迁都的原因，两国也有不同。

韩国的迁都是为了解决国家发展中遇到的难题。首先是为了缓解人口压力——以首尔为中心、包括仁川和京畿道在内的首都圈，面积不足国土的12%，却几乎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经济力量。首尔市本身的情况更严重：面积（600平方公里）仅占全国的06%；人口（现已接近千万，60年来增加了10倍）却占全国人口的21%！给现首都的人口压力“松绑”已经迫在眉睫。其次是为了均衡地区发展——首都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既影响了韩国整体经济的均衡发展，又加剧了地区间的矛盾冲突。首尔远离欠发达地区，而新首都地处韩国中部，相比而言更便于对周边地区形成辐射，实现国家的整体繁荣。至于随着美国调整驻韩美军的部署，汉江以北的美军，将撤往韩国中部，为了安全，把国家的首都相应作地理上的南移，也未尝不是韩国迁都筹划的背景之一。缅甸的迁都，舆论界的一般看法认为，国防方面的考虑是首要因素

　 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１日，韩国政府最终确定并正式公布了新行政首都的地址，位于韩中部地区的燕歧—公州将成为新的行政首都。>> 燕歧—公州地处忠清南道燕歧郡和公州市界内，是朝鲜半岛纵向中线偏西的平原和丘陵混合地带，距韩国首都首尔（旧译“汉城” ）１２０多公里，距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约２５０公里。新行政首都将坐落在燕歧郡和公州市的交界处，预计占地约８３２５公顷。目前，那里是一片农田和山野，只有少量的农户和产业设施。 燕歧—公州地处韩国中部交通要道，与中部大城市大田和清州分别相距约１０公里，天安至论山和天安至京釜两条高速公路以及京釜铁路、京釜高速铁路均与之擦肩而过，清州机场也近在咫尺。从首尔（旧译“汉城” ）驱车前往燕歧—公州只有不足两个小时的路程。 燕歧—公州自然条件优越，是中部地区锦江和美湖川的汇流处。燕歧—公州与车岭山脉遥遥相望，北倚国师峰，三面山丘相拥，中间田野平展，前面近江临水，被韩国人认为是一块理想的风水宝地。 历史上，燕歧－公州曾是朝鲜半岛古代百济国的首都。百济国国王文武王曾于公元４７５年在公州建都。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１日，以韩国国务总理韩明淑为委员长的韩国新行政首都建设推进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将韩国新行政首都命名为“世宗（Ｓｅｊｏｎｇ）”。>> 韩国政府５日公布了新行政首都候选地综合评价结果，其中位于汉城以南约１６０公里的忠清南道的燕歧郡与公州市交界地带得分最高。如果不出意外，这片位于韩国中部的地区将取代汉城，成为韩国新的行政首都。 汉城自１９４８年成为大韩民国首都以来，作为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处于统领全国近１０万平方公里土地和约４８００万人口的枢纽地位，对韩国的经济起飞、国力上升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多年的“不均衡发展战略”导致汉城的“城市病”日益严重，人口密集、地价飞涨、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成为这一东亚国际化都市未来发展的障碍。 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冷战正盛，由于汉城不利于“避战”，韩国政府就曾动议迁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以汉城为中心的首都圈集中了全国半数的人口和七成的经济力量，相对制约了其他地区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迫切希望在中部地区建立新的行政首都，以便辐射周边，实现各地区均衡发展。与此同时，韩国拟通过迁都理顺行政权力关系和经济利益分配问题。国会此前通过了《地方分权特别法》和《国家均衡发展特别法》，旨在配合行政首都迁移，解决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和协调，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均衡发展。 韩国迁都还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现任总统卢武铉在２００２年底大选期间将迁都作为竞选口号之一，博得中部忠清南北道选民的喝彩，成为帮助他当选的有力工具。而在野党大国家党总统候选人李会昌则因反对迁都而败走麦城。因此，韩国朝野都将支持迁都作为争夺政治地盘和决胜国会选举的力器。 此外，随着驻韩美军的战略调整，尤其是美军从首都周边向中部腹地南撤，距北部与朝鲜临时军事分界线仅４０公里的汉城，将有失去往日安全防护之虞。因此，首都南迁从军事安全的需要上看，也是韩国政府一项重要的历史性决定。 国会于去年１２月通过了《新行政首都特别法》，为迁移行政首都奠定了法律基础，也正式拉开了这一浩大工程的序幕。今年６月１５日，韩国新行政首都推进委员会公布了新都的４个候选地，分别位于忠清北道阴城郡与镇川郡、忠清南道天安市、忠清南道燕歧郡与公州市、公州市与论山郡的交界地带。 这４个候选地点分别拥有２３００万坪（１坪约合３．３３平方米）土地，可供５０多万人口入住。据悉，上述候选地目前均为山野和农田，而不是指这些郡、市的现有城区。其中两处候选地点都涉及公州市，是指这两地都有公州市的管辖地带。 经过由８０名专家组成的候选地评估委员会的全面衡量，燕歧郡与公州市的共管地界最终获得了８８．９６分的最高成绩。该地区位于美湖川和锦江汇合处，靠近高速铁路和汉城至釜山的高速公路，地理位置优越，交通十分便利。 按照计划，韩国政府将在２００６年上半年完成规划设计，２００７年开始施工，从２０１２年起将政府机关分批迁往新址，到２０３０年完成全部迁移工作。被列入迁移计划的国家机关总数为８５个，其中包括７４个行政机关和１１个司法机关。需要迁移的工作人员约２３６万人。 据初步估算，迁移国家机关所需经费包括建设办公楼和搬迁费用，总计约４５．６万亿韩元(约合３９１．７亿美元)，其中政府负担１１３万亿韩元，民间筹资３４．３万亿韩元。实际花费肯定还远不止于此。韩国政府已决定通过出售将迁出的政府机关土地和建筑物来筹集资金。 这一庞大计划自诞生之日起就遭到各方的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迁都将使汉城的国际地位和形象大受影响。而且，在目前韩国经济存在严重困难、驻韩美军重新部署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与其耗费巨资迁都，不如用这些资金直接扶持地区经济发展。 汉城及其周边的地方政府也持反对或者不甚赞成的立场，拒绝派专家参与新都选址的工作。汉城市议会于上月通过了一项反对迁都的决议，并准备将《新行政首都特别法》提请宪法法院裁定是否违宪。部分在野党议员还计划发动大规模签名运动，要求政府就迁都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据韩国媒体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反对迁都的民众比例为５２．７％。此外，多达６７．５％的韩国人认为，首都变更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应付诸全民公决。 面对反对声浪，卢武铉总统指出，迁移行政首都不是“迁都”，汉城还将继续作为国家的“经济首都”。他同时强调，迁移计划是韩国政府目前的核心任务，必须坚定不移的加以推进。 按照有关规定，由韩国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荐专家组成的新行政首都候选地评估委员会，将在近期举行全国巡回听证会，最终于８月确定并公布未来行政首都所在地。舆论认为，韩国迁都之箭已搭在弦上，但有关争议也将持续下去。（完）

汉城改名“首尔” 背后深刻的民族及文化原因

1月19日，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把汉城市的中文名称改为“首尔”，“汉城”一词不再使用。李明博解释说，绝大多数国家都将“Seoul”按照与英文标记相似的发音来称呼，随着韩中两国的往来与交流日益频繁，“汉城”名称造成的混乱越来越多。

汉城市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求，确定用新的中文名称“首尔”取代“汉城”。

韩国为何改称本国首都“汉城”的中文名字？韩国汉城市市长李明博等韩国官方人员的解释比较牵强。因为即使改换了“汉城”汉语的名称为“首尔”，也存在着翻译上及使用习惯上的混乱问题。况且，汉语中的外国地名也不都是以发音为根据翻译的，如英国的牛津、剑桥等并非完全是音译，美国的盐湖城(SsltLakeCity)、阿肯色州的小石城(LittleRock)等完全是意译。

“汉城”的称呼则沿用了韩国古代历史王朝的用法。1394年，李成桂将都城从开京迁移到了汉阳，正式命名为汉城(Hansung)。这一名称在汉语中至今已经使用了六百多年。二战结束以后，韩国将汉城称为韩国语的“首都”(Sieur)，英文音译为Seoul，但是韩国的书面汉字仍然写作汉城。因此，可以说，韩国这次改换首都的汉语名称绝非像表面上解释的那样简单，而是包含深刻的原因和其他方面复杂的考虑。

随着19世纪末民族主义的崛起，韩国国内就出现了不能正确认识本民族文化和客观评价中国文化对韩国民族文化影响，而摆脱汉语文化影响的思潮。韩国在二战以后，民族主义思潮进一步发展，曾以法律规定，以韩国的表音字为专用文字。从1970年起，韩国小学、中学教科书中的汉字被取消，完全使用表音文字。

随着韩国经济的崛起，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进一步发展，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之前，韩国政府曾经下令取消所有牌匾上的汉字标记，以强调韩国的民族文化。

只是到了1999年2月，金大中总统才下令部分解除对汉字使用的限制。但对于这种解禁措施，韩国国内也存在着激烈的反对势力，他们担心这种措施将导致汉字的泛滥与韩国文字的消亡。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改称“汉城”的中文名字是本国民族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延续和发展的表现。

另外，“汉城”是中国人几百年前至今一直习惯称谓的名字。虽然它由韩国古代的先人所起，但现代的韩国人总觉得不是本国的名称，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汉朝。对于汉朝，一些韩国人又缺乏正确的历史观，认为汉武帝在朝鲜(专题，图库)设立的四个郡是对朝鲜半岛的侵略。

因此，一些韩国人对这一名称有不良的心理情结，有意更改译名。

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韩国官方为这次改名的解释，仅仅是表面的，这是以国际惯例和便于国际交往来掩盖更加深层的心理情结，努力摆脱汉字文化对韩国深厚影响的一种尝试。

对此，我们应该持一种比较平和与理解的态度。朝鲜民族在历史上深受日本侵略者的奴役之苦，大力弘扬朝鲜本民族的文化，加强自身民族文化的优势地位，努力摆脱外来文化影响等措施，有可以理解的一面，不应该随意扣上狭隘的帽子。

但是，另一方面，韩国自身在保持和发扬本民族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也应该采取扬弃的态度，不应该不分好坏一概拒绝。其实，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对朝鲜民族文化的产生、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贡献作用。

在具体对待这次改名的问题上，韩国有权利更改本国首都的汉语译名，但是中国以及其他汉语权的国家也有权接受或不接受这个新译名。接受与不接受，这也是中国与其他汉语国家应有的权利，韩国应当予以尊重。因为对中国等这些国家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译法上的问题，而涉及了历史习惯、经济费用等多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