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我家》片中藏了哪些隐形富豪？

《我爱我家》这部电视剧的主演是杨立新还有宋丹丹，这两个人在娱乐圈中的影响力是非常的大。两个人是属于另一种老戏骨级别的人物。

这一部电视剧在当时收获了很高的评价，豆瓣分达到了90，收视率达到了85%，而且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隐藏了很多有钱人。

爷爷

最隐形的大富豪就应该是爷爷了，他在北京有一个大户型是四室两厅一卫，不显山不漏水却住的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可以推测出这个房子最少得有130个平方，而且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小张文良还有苏总他们都是隐形的富豪。

北京的房价是非常的高，你能够在北京拥有一套大房子，那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实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爷爷一直是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他是一位退休老干部，房子大而且还是学区房。孙女在上学的时候，这一套房子就特别的值钱。如今你想要在北京拥有一套130平以上的房子那至少有40,000,000起步，而且一家人在一起看电视剧的时候客厅的空间是非常的大。对于普通人家而言，他们是舍不得买这么大的房子，因为他们压根就没钱。

郑艳红

郑艳红也是一位隐形的富豪，她是一位商人，她有一个摊位卖服装，后来生意也是越来越好。她不满足服装生意还批发水果，能干有资本。

她的家住在付敏家对门，能够做对门，这说明级别一定是非常的高。而且郑燕红她的消息是很灵通的，只要有一点消息，她立马都能够知道，她做生意也是得心应手。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郑艳红可以说是一个很有钱的人，但是她也很低调。

真正的有钱人

其实在这一部电视剧当中，应该还是老贾家有钱。贾圆圆读的小学生和平里四桥，这个学校是真实存在的，如今这边小区的房价已经达到了¥90,000以上。而且他有退休工资，退休工资达到了¥1000左右。

在90年代1000块钱，那是了不得的，相当于现在的20,000块钱。而且他的儿子儿媳妇工资也是属于那种中上水平，儿子的工资差不多是¥300，儿媳妇的工资差不多是¥200，一家的工资能够超过¥1500那是属于中上级水平。

而且他的孙女贾小凡正在谈恋爱的时候，她的男朋友就说他家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得好，这样的一家子能够再养活另外一家子。

在90年代很多人都在犯愁吃饱问题，但是老贾家一家子他们却能够请得动保姆，而且保姆换了很多。在他们家，我们能够看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这些东西是很难买到的，除非你是非常的有钱。虽然家里面装修简陋，但是生活却是非常的好，可以说老贾家才是真正的有钱。

退休证一般在申请办理之后一个月能下来，因为法律没有具体、统一规定办理时间，所以要根据当地的实际办理情况确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可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

拿到退休证后，有两件事要办理，第一是去公积金那里拿着证件，就可以把公积金结算了，第二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休的，可以到社区去领独生子女费。退休证是国家和地方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按照劳动人事法律、制度规定，符合退休条件，办理退休手续，经上级部门批准后，取得的证书。是正式退休手续办理完毕的标志性证明文件。是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的合法证明，是提取清算住房公积金的的必备证明之一。退休后再就业用工关系退休后继续工作，退休证是用人单位区分劳动关系主体的法律性依据。退休后，就可以不再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与用人单位不再是劳动关系，不受劳动合同限制，比如辞职不需提前30天。而是劳务关系性质用工，双方更加自由些。能享受退休人员社会待遇或优惠的证明。退休证也是受部分国家认可的辅助性证明文件之一。用来证明身份，出国旅游定居，处理税务抵扣等事务。

退休证到什么部门领取？

由所在单位人事(老干)处出具介绍信，写明领取人姓名、领取退休证的数量，到省退管办领取。市县(区)单位：由市、县(区)级人事退管部门出具介绍信，写明购买单位名称、购买代办人姓名、购买退休证的数量，到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发行组购买。市、县(区)退休干部所在单位需出具单位介绍信，到当地人事退管部门领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一个月,携带身份证、户口本、实际住址的房证或购房合同到实际居住地社区填写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档案卡同时到当地邮政储蓄银行开立领取养老金的存折。达到退休年龄当月,到当地社保中心打印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明细等。然后将手续交当地劳动保障代理机构,后续业务由劳动保障代理机构代为办理。机关或事业单位干部办退休程序。

综上所述，1、省直单位：由所在单位人事(老干)处出具介绍信，写明领取人姓名、领取退休证的数量，到省退管办领取。2、市县(区)单位：由市、县(区)级人事退管部门出具介绍信，写明购买单位名称、购买代办人姓名、购买退休证的数量，到省公务员局(省人力资源开发办公室)发行组购买。市、县(区)退休干部所在单位需出具单位介绍信，到当地人事退管部门领取。

法律依据：

《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第一条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应该退休。

（一）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二）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者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男年满五十五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的。

本项规定也适用于工作条件与工人相同的基层干部。

（三）男年满五十周岁，女年满四十五周岁，连续工龄满十年，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四）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

两大人群的奶酪反应

延迟退休年龄，对市场部门人员和公共部门人员两大人群均有影响，出现“各有各的反应”。

　　市场人

　　市场部门人员，可谓市场人。他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延迟退休年龄。

　　陈医生是某市私立医师的知名医师，从业多年，在当地小有名气。他认为，医学方面的人才培养不同于其他行业，周期很长，尤其是培养一名优秀的医生时间更长。其他行业毕业后即可上岗，但医学毕业生还要经过3年轮转后再独立工作。而之后还要随着不断积累经验，才可能成为出色的医生。

　　他甚至感概说：“医生的黄金年龄往往比其他行业都延迟了很多，很多医生退休后不是继续返聘，就是在私立医院工作，其实这都属于人才流失，因此就医生而言确实需要延迟退休，以满足医疗市场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卫生局公布的《2011年基层卫生工作要点》中提出，今年将探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员延迟退休政策，以缓解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人手短缺难题，却遭到了大面积的反对声音。某刚毕业的医生说：“老人不退，新人难进。没有新鲜血液注入，医疗卫生事业难有长足发展。”一时间，延迟退休年龄之利弊，各抒己见。

　　但大多市场人有着本能的一致性反应。

　　张女士是某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员，现年43岁，家庭收入良好，她对延迟退休的意见很大。她认为，现在如果50岁退休，像他们这样有管理经验的人可以得到企业的返聘。而且企业聘用同时不用替员工交社保，这是他们乐于见到的。当然，如果做的好，企业还会拿出原来给你交社保的部分钱作为奖金。对个人而言，不但领着养老金，还能拿单位的工资。所以她戏称，甚至想45岁就退休。

　　而一旦延迟退休，比如延后至55岁，张女士不禁感叹说：“如果这样的话，形势就完全逆转了。首先55岁以后很难被企业聘用，也拿不到额外的奖金，当然还包括这五年的养老金。而企业方面一下子就增加了不少成本，此举对他们是增压。说句实话，得益的是社保机构。这样不仅多收了几年养老保险，还能少发几年。此消彼长就是这个道理。”

　　对市场人群而言，延迟退休年龄意味着他们承担了更多福利成本，而福利收益却在减少。差额这部分钱哪儿去了？用于填补历史空账和缓解人口老龄化下现行养老金支付压力。“损己利人”的事谁也不愿摊上。

　　体制人

　　相比较，公共部门人员即体制人，则将享受到客观红利。

　　比如，其延迟退休期间，领到的工资一般都高于平均退休工资，不过多工作几年罢了。另外，其延迟退休期间，权力的潜收益亦同步顺延。

　　况且退休后依然有着养老金的“双轨制”。有人说，退休之后不论是谁都成了平头老百姓，这句话暗含的意思是退休之后大家就公平了。然而事实不尽如此，体制人的退休金整体上高过市场人的养老金。

　　某市某局处级干部老韩。记者亲眼看见他的工资单有5000多元，而据他说退休之后能拿到至少7000元。

　　提及退休之后公务员比企业员工拿的多这个问题时，老韩竟也一肚子苦水：“跟你说的一样，退休之后确实比企业多。但是从前自己好歹在政府权力部门，虽说固定工资不算多，可也有些其他途径的补贴，退休后就仅剩退休工资一项经济来源。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孩子刚工作结婚，正是需要钱的时候。而且前几年国家不是搞了一个‘岗位设置’嘛，现在我们的退休工资跟事业单位已经拉平了，而以前他们的处级干部的待遇跟我们完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下属不少事业单位福利好、奖金多，说实话不少局里的同志都有意见。”

　　随后记者又找到了老韩所说的下属某事业单位，与某位主管人士有了一番对话。

　　“你们的退休金比企业高很多，是不是像社会猜测的是从其他企业或个人交的那部分拿的呢？”

　　“那不可能，企业交社保是去劳动局的窗口，我们是人事局的。当然交上去以后国家怎么统筹我就不知道了。不过，企业的想法是能不交就不交，能少交就少交；而我们如果效益好就多交，效益不好则少交。现在所有事业单位人员在退休之后，同一级别拿的工资都一样的，不存在不公平，只有原来单位交的保险多少有差距。至于企业低那没办法，我们退休金的发放是按原有工资来算的，这是国家保障的。企业的工资都是他们自己定，国家不管，退休之后肯定不能按原有工资算了，只能看原有单位交的多少来计算。”

　　“也就是说你们所有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只是在系统内部统筹平衡而已？”

　　“对，在一个地方的范围内。”

一、不管闲事，专注自己

退休之后，不需要再提与工作相关的事情。全身心投入退休生活中，关注自己最想要的，怎样才过的开心。把当初丢下的兴趣都补起来，放开自己。

二、培养兴趣爱好、轻松自由

退休以后，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供自己娱乐，学学象棋、围棋、打太极等等这些稳人心性的技能。不至于让自己的晚年生活过于无聊。

而且退休后，不但有工资拿，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外面旅游，给自己涨涨见识，开开眼界。

三、可以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退休前，由于工作繁忙，身体每况愈下。

可以利用退休后的时间锻炼自己，拥有健康的身体，精神饱满，活的更加舒畅。

要说到中国历史上最丢人现眼的王朝，堂堂大宋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某种程度上就连晚清都得瞠乎其后——后者好歹还扯着块名为“半封半殖”的遮羞布呢，前者在靖康之变中干脆就国破家亡了。然后徽钦二帝的一大家子被抓到女真人的老家去表演游街献俘，还被迫行牵羊礼，堪称是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

要不岳武穆怎么会恨得要“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当然这话说得并不准确，毕竟赵构又整出了南宋这么个半壁江山嘛。所以“空前”可以画上句号了，但“绝后”可不行，老赵家还得继续丢人现眼。

要说南宋152年间堪比靖康之耻的丢人事，有人可能会想到搜山检海，会想到莫须有和风波亭，此外还有绍兴和议、端平入洛、恭帝出降、崖山投海什么的，简直是数不胜数。

但我觉得，这些历史事件留给后人的耻辱感都没法跟“函首安边”相比。

那么何为函首安边？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南宋朝廷为了跟金国达成和议，不惜称臣、割地、赔款，可女真人还是不满意，非得在投降书中加上这么一条——要求宋宁宗赵扩君臣将主战派韩侂胄和苏师旦的脑袋割下来，然后送到金国展览示众，以达到羞辱和震慑宋人的目的。

在大约700年后的庚子国变中，“我大清”的那位因丧权辱国而遗臭万年的太后对洋鬼子的一大堆无耻且无理的要求一概照准，唯独对“严惩祸首”这一条款坚决不肯退让。直到最后被逼进墙角才不得不做出妥协，使得“函首安边”成了《辛丑条约》中最后才被确定下的内容。是因为载澜、载漪、赵舒翘、毓贤这些宗室、重臣的脑袋有多金贵？这就有点扯了，对于一个帝王而言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但两条腿的臣子却从来没值过多少钱。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割地赔款都磕巴不打一下的批了，连京师都让洋鬼子驻兵了，她还在乎多摘下120多颗脑袋？

因为连这个祸国殃民的老娘们都知道，载澜、载漪们的脑袋在平时可能不值一文钱，在此时却有千钧之重——这涉及到了一个王朝乃至一个民族最后的尊严和底线。

可在700多年前，史弥远和林大中等主和派却毫不在乎的建议赵扩答应女真人的要求，因为“与其亡国，宁若辱国”（《齐东野语·卷三·诛韩本末》）嘛。于是宋人将已经死去多时的韩、苏二人开棺戮尸，然后乖乖的将其首级拱手奉上。

也不知道是真的尊重英雄还是为了进一步的恶心宋人，女真人非但没有虐待韩侂胄的遗体，还将其妥善安葬，甚至追封为忠缪侯——何为“忠缪”？忠于为国，缪于为身是也。对于一个被自己人列入《奸臣传》而遭万世唾骂的人物，却收获了来自他最痛恨的敌人如此评价，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后来有人说，若是韩侂胄和岳飞能生在同一个年代，何愁难雪靖康耻？

可很少有人注意到，要是老韩没被史弥远暗杀掉而是能继续掌权个十年八年，没准后来祸害了明清两朝的朱程理学真的就会让这位权臣给“辣手摧花”了。

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庆元党禁”这件事了。

说到南宋的奸贼，很容易让人想到的3个名字就是秦桧、韩侂胄和贾似道。毕竟一部《宋史·奸臣传》中，南宋一朝有幸列名其上的只有7人，而这3位仁兄又是最出名的。

抛开人品私德不谈，韩、贾二人与秦桧却是截然不同的。首先，韩贾是坚定的主战派和改革派，而秦桧是顽固的主和派和保守派；其次，秦桧是标准的士大夫，而韩贾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则是外戚；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按照当时主流的舆论——当然是所谓的“士林”观点，秦桧的作为并没有多出格，相反韩贾才是真正的异端。

否则为啥名列《奸臣传》的尽是些主张变法或革新的人物？而像蔡京、秦桧之流要不是捅的娄子太大、影响太坏，没准也能像史弥远一样逍遥法外。

贾似道为了挽救朝廷财政强推公田法和打算法，这就是跟满朝文武和地方豪绅的钱包过不去，不弄死他并将其批倒批臭简直就没有天理了。至于老贾一下台，满朝的忠臣义士们就将谢太后和赵㬎这对孤儿寡母扭送出临安城献给蒙古人这码事，谁在乎？

当然钱财乃是身外之物，老贾抢走了他们还能再夺回来，就算赵家皇帝倒台了他们还可以从蒙古人那里搞。可要是士大夫赖以存身立世的理论依据都被砸烂推倒了，那他们想当胡汉三回来反攻倒算都得成为一种奢望。

所以相比贾似道，主导庆元党禁、大力倡导禁毁朱程道学的韩侂胄才是士大夫最痛恨的那个人：

那么庆元党禁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绍熙五年（公元1194 年）起，韩侂胄为了打击政敌、右丞相赵汝愚，就拿后者举荐的焕章阁侍制、道学总瓢把子朱熹当靶子集火攻击。到了庆元元年（公元1195年），老韩虽然如愿搞掉了赵汝愚和朱熹，但起源于北宋的道学在此时已经成了气候，朝野上下遍布着朱熹的孝子贤孙，所以他的这个举动显然是捅了马蜂窝，成了众矢之的。

不过韩侂胄既然已经被定性为为权臣，自然不会在乎所谓的民愤。相反倒越是有人跟他对着干，他就越兴奋。

在韩侂胄的指使下，先是有御史中丞何澹上书请禁道学，然后吏部侍郎糜师旦和右正言刘德秀请旨甄别“邪正”，凡属道学一派的官吏当然都算是不走正道的，几乎被一网打尽。

到了庆元二年，道学干脆被赵扩定性成了“伪学”。在这一年的科举中凡是鼓吹道学义理的学子，卷子统统被打上大红叉，连四书五经之类的儒家典籍都被列为不能引用的禁书。越斗越开心的韩侂胄甚至还想直捣黄龙，让监察御史沈继祖想办法搞死朱熹。

小沈也不负众望，不但炮制出老朱勾引尼姑的桃色新闻、让道学家的伪君子形象深入人心，还实打实的列举了朱熹的十项罪名，最终让赵扩取消了后者的“退休待遇”（罢祠就是免去寄禄官之职，再也没有工资可领）：

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随着朝散大夫刘三杰上书将道学的罪名由“伪党”升级为“逆党”，庆元党禁达到了高潮，并仿效元祐党人碑的做法搞出了个《伪学逆党籍》，将道学派的头头脑脑们统统拉进黑名单，不但永不录用，还要让他们遗臭万年：

《伪学逆党籍》的出炉既是庆元党禁的最高潮，也是这一运动即将步入尾声的开端。在韩侂胄看来，赵汝愚和朱熹在此前后都死掉了，朝中道学派的骨干们罢官的罢官、远窜的远窜，剩下的要么已经被定罪量刑，要么吓得噤若寒蝉，再也闹不出什么幺蛾子了。

毕竟老韩收拾道学派的目的就是清除朝野中一切反对的力量和声音，保证自己大权在握，可以不受掣肘的去干一件大事，那就是北伐。

没错，就是北伐金国，收复故土。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韩侂胄精心准备了数十年的时间，庆元党禁仅是他为了排除各种艰难险阻而施展出来的手段之一，除此之外像是绍熙内禅、崇岳（飞）贬秦（桧）、独掌朝权、整军备战等韩侂胄亲身主持或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北伐。

既然成天嚷嚷着和平、反对战争的道学派已经被打垮，不足以成为北伐的阻力了，那么韩侂胄也没工夫在他们身上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相反为了缓和矛盾和减少阻力，到了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他还主动建议赵扩放松对于道学派的限制，给赵汝愚平了反。

反正为了给北伐铺路，韩侂胄不惜一切代价。只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早就被道学家们恨得咬牙切齿，哪怕是跪地求饶，也没可能被放过了。

韩侂胄为啥对北伐怀有如此大的执念？理由是家恨国仇。

韩侂胄的曾祖，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宋名相、号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魏郡王韩琦，伯公韩忠彦也在徽宗朝出任过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再加上韩侂胄这个平章军国事，老韩家一门三相，而且还横跨南北两宋近百五十年的时间，影响力之大堪称是宋朝第一世家。

更重要的是在相州（今河南安阳）这块地盘，那就相当于老韩家的独立王国。自韩琦数次知（或判）相州以后，其孙韩治、曾孙韩肖胄相继知相州，并分别筑昼锦堂、荣归堂、荣事堂以显尊容。

可以说相州就是老韩家的门面和底蕴所在。可是一场靖康之变后，相州被女真人抢跑了，姓韩的不是被宰掉了、被奴役了，就是被撵到江南去了——老窝被人端了、祖坟被人刨了，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就像两晋时对北伐最上心的都是被迫南渡的北方士族一样，南宋一朝对收复故土、直捣黄龙最坚决也最玩命的，也是两个相州人。

一个叫岳飞，一个叫韩侂胄。

这是家恨，还有国仇。

韩侂胄除了是名门之后外，身上还有着一大堆说出来吓死人的标签。比如说他是宋神宗赵顼之女、唐国长公主的亲孙子，还是宋高宗赵构的皇后吴氏的外甥（韩侂胄的老婆还是吴皇后的侄女，亲上加亲），当朝宋宁宗赵扩的皇后韩氏还得管他叫一声“叔祖”……

也就是说韩侂胄是牌子最硬的皇亲国戚。所以他压根用不着考什么科举，生下来就能做官，天生就高人一等，一辈子啥都不用干就能安享荣华富贵。

像这样的蛀虫和吸血鬼在任何王朝都不稀罕，但韩侂胄显然是其中的异类。他很清楚自己的优渥地位和安乐生活从何而来，更明白大宋朝这艘船要是沉了，他的好日子也就没了。

所以韩侂胄一直坚定认为偏安江南一隅只能苟活于一时——无论是大宋朝想要长治久安还是老韩家想要永葆辉煌，都得打败女真人，收复中原故土。

可问题是皇亲国戚无论在南北宋都是被当猪养着、当贼防着，染指权力就是妄想。别人不说，那帮文官士大夫就能将韩侂胄打入十八层地狱。

但世界就是这么奇妙，因为有一天居然会是文官士大夫求着韩侂胄踏入政坛。

从绍熙三年（公元1192年）开始宋光宗赵惇的身体就出了问题。然后就出现了“帝疾由是益增剧，不视朝，政事多决于后矣”（《宋史·卷二百四十三·列传第二》）的诡异状况，也就是说野心勃勃的皇后李凤娘接手了大权，一门心思的想当第二个武则天。

尽管两宋的士大夫有着一身的臭毛病，但绝不会像前唐那样惯后妃的病。想当初章献皇后刘娥刚想“雌起”一把，就被鲁宗道、薛奎等大臣喷了个体无完肤，最终功亏一篑。这回李凤娘也打算来这一出，文官士大夫干脆连嘴炮都懒得跟她打，直接准备动刀子。

不过干这种事很容易掉脑袋，所以必须找个伟光正的人物当“带头大哥”。可问题是内禅的宋孝宗赵昚和在位的宋光宗赵惇都是病秧子靠不住，于是以赵汝愚、郭杲为首的造反派就转变思路，准备让太皇太后吴氏当“带头大嫂”。

可问题是吴大嫂已经80多了，压根就不想掺和这种破事。再加上不便于频繁出入宫廷，赵郭等人无奈之下只好找到韩侂胄当中间人并许以厚报，这才打动了深爱大外甥的吴大嫂。

在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七月五日太上皇赵昚的葬礼上，吴太后出面宣布赵惇退位、嘉王赵扩继位，是为宋宁宗——可以说赵扩能上台，吴太后居首功。可问题是老太太对权力压根没有半点兴趣，很快就撤帘还政。也就是说她老人家之所以站出来力挽狂澜，纯粹是给韩侂胄面子。

所以赵扩对老韩充满了感激之情，视其为最大功臣。这就招来了绍熙内禅的首倡者赵汝愚的各种羡慕嫉妒恨，当初答应给韩侂胄的节度使也不给了，还处处给他使绊子，于是赵韩矛盾爆发。

好不容易捞着个机会一展宏图的韩侂胄，当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搞掉赵汝愚，他盯上了朱熹和道学派，这才搞出了庆元党禁。

老韩之所以看老朱不顺眼，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

首先，赵汝愚是个道学派的狂信徒，所以推荐朱熹当上了赵扩的老师（焕章阁侍制兼侍讲）。而老朱又是个官迷，自然要对老赵投桃报李，就成天在赵扩耳朵边上说老韩的坏话。比如外戚祸国啦、汉唐的前车之鉴啦，所以韩侂胄那个老小子肯定包藏祸心，陛下最好将其贬官，远窜边荒就更好了之类的。

可赵汝愚还是宗室呢，跟外戚是一丘之貉，但屁股早就坐歪了的朱熹就是视而不见，只拿老韩说事。

其次就是南宋以来道学大兴，在朝堂上成了气候，便跟非道学派官僚间开始了分庭抗礼、朋党交攻。这本来不关韩侂胄什么闲事，可问题就在于这帮道学派大多是道德型、清议型士大夫，不但思想保守，对外政策上普遍主和，而且普遍就嘴皮子功夫厉害，办事能力就一塌糊涂了，这让崇尚事功、一心北伐的老韩如何能容忍？

新仇旧恨加一块，韩侂胄非得搞掉道学派不可，首当其冲的就是赵汝愚和朱熹。当然老赵的把柄也很好找：

话说两宋的宗室问题非常敏感，比如开国之初的那场“斧声烛影”。可是太宗一系传到赵构这儿，又不知道为啥脑子一抽把帝位传给了太祖一系的赵昚，赵惇、赵扩当然也是太祖子孙。而赵汝愚却是赵炅的八世孙，又是大权独揽的权相，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有点敏感而且让人浮想联翩了？

韩侂胄只要把这个话茬往赵扩那儿一捅，赵汝愚就立马倒台。而老赵一倒，韩侂胄在朝中再无敌手，像留正、谢深甫、陈自强、京镗这样的宰执，要是胆敢跟他对抗的无不以凄惨下台为结局，剩下的要么甘当傀儡，要么就沦为门下走狗。

在这种情况下，老韩想收拾道学派，还不跟老子揍儿子一样随心所欲？

虽然韩侂胄彻底惹翻了道学派，也甭管道学派后来有多么的嚣张嘚瑟，但这帮货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只有一张嘴好使，除此之外就是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了。所以找韩侂胄报仇这码事，道学家们还真没这个本事这个胆儿，顶多能在事后鞭鞭尸、骂骂街啥的。

所以这事还得史弥远来干。

史弥远他爹叫史浩，还有个侄子叫史嵩之，也算是一门三相，但跟老韩家还是没法比。所以史弥远还得苦逼的考中进士才得以踏足仕途，哪怕仅从这点看，老史瞅老韩也不会很顺眼。

更大的分歧则在于政见。

史家三相，史浩经常被人挂上奸臣的头衔，史弥远更是堪比秦桧的巨奸，哪怕是名声还算不错的史嵩之，这祖孙三代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都是主和派。

但史浩主和，理由是财政无法支持，军队又兵弱将庸，所以主张静观待变，而非一味反战；而史嵩之主和，也一点不耽误他对金、对蒙作战，还精心培养出了孟珙、余玠这样的国之良将。可史弥远呢？

是战是和其实他无所谓，史弥远唯一在乎的就是权力。

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韩侂胄发动北伐之役，但战局并不顺利，尤其是在四川宣抚副使吴曦叛宋降金后，局势更加恶劣。在这种情况下，一直在支持韩侂胄的赵扩开始害怕了，就想要跟女真人议和。

可是有韩侂胄在，议和基本就没有希望。但这却给了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一个投机的机会——如果能干掉老韩，皇帝就能达成议和的心愿，他老史是不是就有机会往上爬了？

但史弥远想要单枪匹马弄死韩侂胄希望渺茫，不过他很快就找到了个可靠的盟友，那就是皇后杨桂枝。

那么老韩又是怎么得罪了这个姓杨的娘们？原来在那个管韩侂胄叫叔祖的韩皇后去世后，赵扩想续弦，但在杨贵妃和曹美人这两个人选间犯了难，就找来好基友韩侂胄商量。而老韩是个钢铁直男，不喜欢有心机的女人，就推荐了看起来比较呆萌的曹美人。

不知为何这回赵扩没听韩侂胄的，还是选了杨桂枝，而后者也不出意料的恨上了韩侂胄。

于是杨桂枝和史弥远一拍即合，指使其兄杨次山和中军统制、权管殿前司公事夏震，在韩侂胄上朝途中突然发动袭击，将其刺杀。

韩侂胄一死，已经快打到山穷水尽的女真人再没了顾忌，痛痛快快的与赵扩君臣达成了嘉定和议。而宋人付出的代价，“无非”是称臣、割地、赔款，再加上拿韩侂胄的脑袋“函首安边”而已，史弥远也如愿当上了权臣，真真堪称是皆大欢喜啊。

当然最开心的，还是非因此而起死回生的道学派莫属。

在明清时期几乎一统儒学的道学派，在两宋其实一直都不遭人待见。在北宋时二程所创的洛学被变法派归入旧党，程颐也入列元祐党籍，一直备受打压，屡遭禁绝。靖康之变后先后担任宰相的吕颐浩、朱胜非、赵鼎、张浚乃至于秦桧，甭管其政见如何，起码在表面上均以王安石的嫡系传人自居，所以要是能给道学好脸色就有鬼了：

这就是朱熹为了维护赵汝愚、打击韩侂胄连脸都不要了的原因。毕竟在大宋朝能出个道学铁粉的宰相是多么的不容易啊，简直比大熊猫还金贵。

不过兴奋过头的朱熹显然犯下了不该犯的错误，那就是得罪了他不该得罪的人。

话说张浚、秦桧等人崇新学、贬道学更多是为了表现一种政治态度，并不会把朱熹及其徒子徒孙怎么样，而韩侂胄则不同。老韩本身文化水平并不高，对学术之争也没啥兴趣，但就一条——别挡我的路，别耽误我的事。

老韩成天念兹在兹的事是啥？就俩字：北伐。而道学派整日唧唧歪歪念叨的大多也是俩字：议和。所以韩侂胄注定跟道学派八字不合，但并不意味着二者无法合作。

要知道朱熹可还活着呢。这位“朱子”被他的孝子贤孙们吹捧为自孔夫子之后两千多年来唯一的圣人，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可不是盖的。只要他肯发话，甭管道学思想有多么保守僵化，没准也能对上韩侂胄的胃口。

毕竟儒家嘛，最大的特点说好听了是善于博采众长，说难听了就是压根不在乎“剽窃”别人家的东西。这种手段还是一脉相承的——从开山鼻祖孔老夫子起就这么干，到董仲舒与其说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如说是“兼采百家，挂名儒术”，朱熹开创的所谓道学更是将二程的理本论、周敦颐的太极说、张载的气本论以及佛道的宗教思想捏扁揉圆，再装进一个锅子里的大杂烩。再者为了出人头地，孔夫子不惜恍如丧家之犬般游说诸国，董仲舒为了讨好刘彻发明了君权神授，朱熹更是提出道德神学作为君主集权的理论依据。所以只要在当时权倾朝野的韩侂胄愿意扶持道学派，我觉得老朱压根就不介意再发明出一套宣扬“北伐有理，反对就是奸贼”之类的理论来。

只可惜朱熹这个圣贤是人封的而非天授的，所以既长不出前后眼也没本事算无遗策，所以押错了宝，逼得韩侂胄搞出了个庆元党禁。

史弥远弄死韩侂胄以后，当然要反攻倒算，于是当初被其打倒的道学派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平反，可以光明正大的讲学、传播。蒙古灭金、宋以后，赵复和许衡等道学家因为投降投得利索，所以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赏识和重用。而老忽本身又没啥文化，所以很轻易的就被道学家们忽悠得五迷三道，从此道学被广泛的尊崇和流传，并在有元一朝被抬举到了官学的地位，继而延续到明清。

既然道学得道升天了，那当年差点一棒子将其打死、还将“朱子”活活气死的韩侂胄，还能落着个好？

道貌岸然的道学家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是在公报私仇，但还是理直气壮的将韩侂胄打入奸贼的行列，列出的理由有三条——权臣、兵败和奢靡骄横。

但这三条完全说不通。首先，南宋因为国防压力巨大且皇帝普遍怠政惰政，所以往往实行独相制。因此只要在南宋当上宰相而且还能坐得稳，那就是妥妥的权臣，想没权都不行，否则怎么办事？这是体制决定的，而非个人因素使然。其次，韩侂胄主持的开禧北伐确实败得有点惨，但如果打了场败仗就得被扣上奸臣的帽子的话，那可就好玩了——估计一部《宋史》都装不下两宋309年间多如牛毛的“奸臣”了。比如说韩侂胄的祖宗、号称“两朝顾命定策元勋”的韩琦，就得比他的重孙子更奸；再如备受道学派推崇的张浚，那更是打败仗的行家里手，以至于连一向跟他关系不错的宋高宗赵构都看不下去了：

这败得更惨的都没进《奸臣传》，为啥韩侂胄就得榜上有名？

至于奢靡骄横，两宋的那些有口皆碑的名臣贤相当中，除了范仲淹、王安石等寥寥数人外，又有哪个不是这副德性？

道理说不通，那就干脆不说，反正后来笔杆子一直握在道学家的手中，就把你挂进《奸臣传》中吊打风干，又能怎样？

这个世界总是以结果论成败，而没人管过程有多么无稽和可笑。所以现实就是道学家们赢了——你现在在街上抓十个人打听韩侂胄这个人物，除了压根没听说过的，恐怕有八个半得告诉你这就是个奸贼。

现在在网络上有一股仇视儒家的风潮，常见的论调就是把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丧权辱国的根由都归结到僵化保守的儒家思想上。但实际上该背这个锅应该是道学，而道学仅是儒家的一个思想流派，并不能完全代表儒家。

同是儒家，汉唐之时的儒生，手中持卷，腰间佩剑，口呼大复仇，胸中有家国，乃是上马能破军、下马能治民的厉害角色。哪怕是中唐至北宋以来儒生日趋文弱，但也毫不保守，在思想领域可谓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韩愈主张道统之说，周敦颐完美融合了道家无为和儒家中庸思想，邵雍痴迷于谶纬神学，开创了关学的张载更是古典辩证法的集大成者，即便是后来跟朱熹并称的程颐、程颢，他们所开创的洛学也远非后来我们所见的那般僵化和保守。

更有主张兴利的荆公（即王安石）新学和倡导以儒为宗，通过融通三教、兼采诸子的三苏（即苏洵、苏轼、苏辙父子）蜀学，以及各具特色的齐鲁之学、闽学、楚学、徽学等思想流派。

那么最终为啥只剩下个道学独领风骚了呢？

前文说过，儒家是最擅变通的——基本可以理解为“金主”想要什么，他就能摆出个什么样的姿势。

中唐以前是华夏民族的青葱年代。在那个年代的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头百姓都是骄傲的、外向的、尚武的，而想要在那个年代混出头，你让儒家僵化保守一个试试？难道还想再尝尝老祖宗当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滋味？

可是到了中唐、尤其是两宋以后，老大帝国日趋堕落，被各种异族打成狗。既然在外边逞不了威风了，道学派就顺势而为，一边帮着皇帝把臣子都弄成奴才，一边撺掇着男人们把心思都放在打老婆、训孩子上边。

一个只会窝里横，最拿手的本事就是打老婆的家伙肯定是男人中最没出息的，可那个时代就是如此，道学才会如鱼得水。

所以说就算韩侂胄没死于暗杀，还能继续将道学派赶尽杀绝，其结果也是再冒出个叫别的名的什么学派，继续鼓动人们当奴才、打老婆。

所以韩侂胄最终的命运，注定就是被拿来函首安边。哪怕这个丢人现眼到极点的行径，连道学家自己都有点看不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