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时期的燕赵文化

　　秦汉时期，是汉文化和中华整体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秦始皇对于中华疆域的统一和汉武帝对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的强化，为大一统观念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促进了汉民族的形成和汉文化的发展。同时对燕赵文化融入华夏大一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燕赵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秦朝巩固统一的文化措施

　　秦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疆土的统一、政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文化的统一和制度统一。秦始皇在文化上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燕赵文化融入大一统中华文化奠定了政治、文化基础。

　　一是书同文，统一文字。秦统一后，令李斯等主持文字的统一工作，在周代“大篆”基础上，创制“秦篆”，又称“小篆”，作为全国规范化的文字颁行全国。统一文字的工作使辽阔疆域内文化传播不再有文字隔阂，为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是车同轨。秦始皇统一后，修建驰道、直道，形成以咸阳为中心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规定全国车轨轨距，两轮之间皆宽六尺。这一措施不仅促进了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有利于全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三是度同制，统一货币、度量衡。秦统一后，于公元前221年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币：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重24两；铜币为下币，为圆形方孔钱，每铢重半两（俗称秦半两）。同时废除六国旧度量衡制，以商鞅变法制定的度量衡制度为准，颁行统一度量衡诏书，凡是制造的度量衡器都要刻上诏书全文，促进了全国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

　　四是行同伦，同一风俗。秦统一后以强制手段将秦的风俗推行全国，严刑峻法，以法为教，在各地设置专掌教化的“三老”，以“匡饬异俗”，实现 “大治濯俗”、“黔首同化，远迩同度”[2]。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中有“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币（僻），除其恶俗”的记载，表明秦朝曾大力推行移风易俗。

　　二、秦汉的文化专制制度

　　秦朝在推行统一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文化专制制度。

　　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提出了一整套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在思想文化方面，提出了“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 的主张，认为 “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强调法是衡量一切的准绳。

　　秦始皇极度推崇韩非学说，在统一后，把韩非极端的文化主张付诸实践，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

　　秦始皇还采纳李斯焚书的建议：除《秦纪》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毁；《诗》、《书》、百家语除博士所藏外，凡私人所藏，一律限期交官府销毁，逾期不交的，处以黥刑并罚作城旦；对谈论《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但医药、卜筮、农书等不在禁列。

　　秦始皇燔烧诗书、坑杀儒士的行为，历来为后世所诟病，但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对李斯“焚书”的上书作了如下评论：“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 这一政策反映了统一的帝国在完成军事政治上一统后，必定着手思想的统一，建立与大一统配套的主流意识形态，其背后的动机是为了维持帝王独尊，与保证帝国的长治久安。

　　但焚书坑儒不仅造成大量文化古籍的毁灭，也激起了士人对秦政的抵触和反抗，陈胜吴广起义后，连孔子八世孙孔甲也愤然反秦，作了陈胜的博士。

　　继秦而起的西汉王朝，不断探索维护大一统的政治指导思想，汉武帝时期政治一统、经济强盛，对思想统一的要求更为迫切，大儒董仲舒适时提出了“罢黜百家，表彰《六经》”的建议，以经他改造的儒家思想作为帝国的统治思想。随着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家学说作为大一统思想体系得以确立。

　　三、燕赵文化的整合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政体的建立，各地区间的文化进一步融汇，燕、赵、中山的诸侯文化逐步向整合的地域文化发展，整体性特征不断加强。

　　燕文化是在燕国时期形成的诸侯地域文化。燕国山高水寒、环境恶劣，且民族冲突激烈，频繁的民族战争要求它的文化刚健、勇武，文化特质刚强、豪放慷慨，由此造成了燕文化慷慨悲歌、好气任侠的特点。

　　燕昭王即位后，卑身厚币广招贤才，筑黄金台，延揽天下英才。给燕文化又增添了重视人才的特点。

　　赵国是在三家分晋时建立的新诸侯，立国之后即卷入了诸侯纷争。赵武灵王亲政后，为提高赵国的军事力量和军队素质，推行“胡服骑射”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使赵国的军事实力大增，先后取得了北却三胡，伐灭中山国的胜利，成为继齐之后山东六国中唯一能与秦相抗衡的大国。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曾被晋国所灭，中山武公复国，建都于顾（今河北晋州），公元前407年被魏国所灭，成为魏的属国。魏统治期间，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和魏国文化，使中山在经济、文化方面得到很大的发展。公元前379年前后，中山复国，迁都于灵寿（今河北平山三汲一带）。1974年以后，在今河北平山三汲村发现了中山国都灵寿故城和中山王墓遗址，出土大量精美文物，证实了中山国往日的辉煌和强大。中山夹居燕赵之间，疆域虽小，武力却很强盛，敢于公开加入到大国间的角逐。曾与韩魏燕赵一起“五国相王”，成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后来虽亡于赵，但中山精神却汇聚到燕赵文化中。

　　秦汉时期，燕赵中山文化在大一统背景之下，相互融合，一部分原属燕赵中山文化的精华上升到整体文化的高度，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特征，通过人文心理、风俗民情表现出来。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谈到燕赵地区时以“民俗狷急”、“悲歌慷慨”目之。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中除引述司马迁分析外，还记载：

　　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弹弦踮足，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

　　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高气势，轻为奸。

　　代、钟、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懻忮，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

　　蓟，南通齐、赵，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上谷至辽东，地广民希，数被胡寇，俗与赵、代相类。

　　显然，在大一统背景下， 燕赵文化表现出趋同的文化特征，最终促进燕赵文化由诸侯文化向地方性区域文化发展，正是燕赵中山文化整合的结果。

　　四、移民与燕赵文化的传播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移民的时代。一方面燕赵地区接受了大量外来移民，对燕赵文化生产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燕赵向其他地区迁民，促进了燕赵文化的传播。

　　（一）、赵国富豪外迁与文化传播

　　秦灭赵后，有赵人被迁至温（今河南温县西南）[6]；有的被迁于蜀，也有人买通押送的官员而被安置在葭萌（今四川广元市西南）。其他如卓氏、程郑等被迁至临邛（今四川邛崃县）。赵王迁被流放房陵（今湖北房县）。秦始皇统一的当年，迁徙天下豪富十二万户于咸阳。主要是包括燕赵在内的六国富豪。

　　人口的迁徙，促进了地区间文化的交流和传播。燕赵地区的移民，把燕赵的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和文化信仰带到迁入地，对当地产生了重要影响。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卓见虏略，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诸迁虏少有馀财，争与吏，求近处，处葭萌。唯卓氏曰：‘此地狭薄。吾闻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鸱，至死不饥。民工于市，易贾。’乃求远迁。致之临邛，大喜，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

　　卓氏的见识与性格，体现出燕赵文化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另一位邯郸人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把燕赵地区先进的铁器文化和生产技术传入巴蜀，不仅有利于该地冶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巴蜀营商文化的发展。

　　（二）燕赵文化对辽东和朝鲜的影响

　　燕昭王时，曾派大将秦开攻伐东胡，燕国势力抵达今辽河中下游地区。紧接遣秦开攻朝鲜，“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8]。后又乘势“尝略属真番、朝鲜”[9]，自造阳（今河北怀来县）至襄平（今辽宁辽阳）筑长城，置郡县。秦灭燕后，秦在辽东地区承袭燕制，朝鲜半岛则属辽东外徼。

　　秦时，有大量燕人移居朝鲜半岛。秦末汉初朝鲜半岛有“燕、齐、赵人往避者数万口”[10]。汉初燕人卫满聚众数千人统治朝鲜，境内就是“故燕、齐亡者”[11]，到卫满的孙子右渠时，汉人越来越多，表明有大量人口移民到此。

　　在今辽阳等地曾出土了大量燕的刀币、布币和生产工具，表明燕赵文化对这一地区的影响。

　　（三）、徐福的海外移民与文化传播

　　秦始皇时期有一次较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与徐福出海求仙密切相关。徐福，齐人，秦朝方士，主要活动于今河北沧州一带。《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到泰山封禅后，“既已，齐人徐市（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此后，徐福一直从事为始皇求仙的活动，得到秦始皇的全力支持，不仅得到数千童男女和百工，且有充足的物质，耗资巨大，终无所获。三十五年卢生、侯生等逃走后，秦始皇大怒“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12]。徐福不得不寻求退路，因此在从河北盐山启程[13]，一直漂流到今日本岛西部，“遂止此州，世世相承有数万家”[14]。徐福东渡成功，给日本带去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促进了日本的开发和发展。至今，在日本有很多有关徐福及秦人的传说和故事，尊称徐福为农神、蚕桑神、医药神等[15]。

　　（四）燕赵文化在岭南的传播

　　岭南，指南岭以南的地区。秦汉时期，岭南地区先后成为封建国家行政区的一部分，这是岭南历史上一个划时代事件，也是岭南古代文化发展史上新的起点。此后，中原汉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与当地文化融合，促成了岭南跨越式发展，赵佗是完成这一历史重任的关键人物之一。

　　赵佗(—前137年)，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在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秦末农民起义烽烟中，把握机会，建立南越国，立国93年，为开发岭南作出了重要贡献。

　　南征百越，

　　岭南地区历来散居着众多越族部落，种姓各异，故称“百越之地”。《通典》云：“自岭而南当唐虞三代为蛮夷之国，是百越之地，亦谓之南越”。或曰“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16]秦始皇统一前，有的进入部落方国，有的还停留在原始部落阶段。

　　秦始皇一统天下过程中，于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派王翦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17]。公元前218年[18]，派大将“赵佗、屠睢将楼船之士南攻百越”，[19]发兵卒50万，进击岭南。屠睢的一、二路军，因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虽杀了杀瓯王铎吁宋，但遭到顽强抵抗，“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20]，而东线的赵佗，由于实行剿抚结合政策，得到越人支持，攻占了番禺，“秦乃使尉佗将卒以戍越”[21]。

　　为稳定岭南局势，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征发尝逋亡人、赘婿及贾人，使任嚣、赵佗为帅，继续“掠取陆梁地”，[22]置南海、桂林、象三郡。之后，秦始皇以任嚣为南海尉，赵佗为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领“五十万人守五岭”地，又接受赵佗上书，征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为士卒衣补”，[23]使之与戍守将士成婚定居。三郡的设立，使岭南地区纳入秦帝国版图，结束过去越族互不统属、政治上落后的状态，先秦时期的蛮荒之地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佗在南征及任龙川令期间，既致力于防范越人反抗，又采取“和辑汉越”的方针。劝导士兵在当地养儿育女，促进汉越同化；上书皇帝要求遣送中原居民迁居南越，积极推广燕赵文化和先进的生产力，把中原的生产技术、礼乐教化、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也带到岭南，中原华夏族与南越族在血缘和文化上的交流，渗透到岭南社会物质和文化生活各个角落，形成新的文化风貌。赵佗在任龙川县令时指导当地人民开荒辟田，兴修水利，修筑城池，今佗城即是赵佗所修，是当时龙川县治所，时称龙川，后称循州。1941年改称佗城。

　　统一岭南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面对“天下汹汹”的局势，南海尉任嚣于病重，召赵佗商议，“闻陈胜等作乱，……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叛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可以立国。郡中长吏亡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于是，“即被佗书，行南海尉事”。赵佗主持南海军政要务。任嚣病逝后，为防止中原战火波及岭南，赵佗宣谕横浦、阳山、湟 三关设重兵防守，杀秦长吏，以亲信代之，控制了南越局势。秦亡后，赵佗派军统一了桂林郡、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建南越国，定都番禺（今广州）。

　　赵佗统一岭南的举措，其本身就是一种反秦行为，且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使岭南避免重新出现百越分立的混乱局面，避免遭受中原战争之苦，从而保证了岭南地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在当时具有十分重要的进步意义，是一位杰出政治家在国家动乱之时采取的英明抉择，是与分裂国家的某些野心家具有本质区别的。

　　赵佗统一岭南后，继续推行“和辑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要求中原官兵和移民尊重越人风俗，他自己身着越服，结发头顶，自称“蛮夷大长”，鼓励汉越通婚，任用越人参加政权管理，如越人首领吕嘉为丞相，“相三王，宗族仕宦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24]。办学教民，推广汉文化，移风易俗等，使汉越和睦相处，社会安定，促进了越人社会的进步，也加快了汉、越民族的融合过程。推行秦朝的郡县制，要岭南各族首领“俯首系颈，委命于吏”，即各族首领要听命于郡县官吏。

　　赵佗的举措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所以汉高祖称赞他治理岭南“甚有文理。中县人（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以故不耗减”，能“和辑百越”，“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俱赖其力。”[25]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统一史上，赵佗不仅是秦朝以来第一个成功在少数民族地区成功建立稳定政权的杰出政治家，而且是推行民族平等、成功地推进民族融合的伟大先驱。

　　维护统一，携土归汉

　　西汉王朝建立后，因天下初定，未及过问赵佗称王之事。汉高祖十年（前197年），刘邦亲率大军到赵佗故乡东垣平定赵利叛乱，改东垣名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翌年，刘邦命大夫陆贾携印玺至岭南，立赵佗为南越王。赵佗与陆贾相谈甚欢，接受南越王封号，奉汉称臣，并划定疆界，北与长沙王吴芮统治区相邻，将过去在名义上封给吴芮的象、桂林、南海三郡正式划为南越国。

　　刘邦的正确决策，赵佗的明智选择，不仅消除了汉与南越的对峙，在岭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史上第一个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稳定政权，而且开辟了一条和平统一的途径。赵佗在奉汉称臣的前提下，享有高度行政自主权，同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原保持着密切联系，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

　　此后，南越国每年向汉朝廷进纳贡物，《西京杂记》卷三记载“尉佗献高祖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蒲桃、锦四匹”；卷四“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一双。高帝大悦，厚报遣其使”，并在边关与汉互通贸易。

　　刘邦去世，吕后专权，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对南越以蛮夷视之，禁止金铁田器、马牛羊输越，“即予，予牡，毋予牝” [26]，想通过禁运限制南越的经济发展。赵佗先后三次遣内史藩、中尉高、御上书，请求解除禁令，均被吕后扣留。吕后又将南越领地封给了长沙王，引起赵佗强烈不满。吕后五年（前183年），赵佗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此后更“以兵威边，财物赂遗”等方式，统治了闽越、西瓯、骆越等地，“东西万余里”，“乘黄屋左纛，称制，与中国侔”[27]。强大的南越国与北边的匈奴一样，成为汉朝的大患。

　　吕后又削除赵佗 “南越王”爵位，并遣隆虑侯周竃将兵助长沙国攻越。不久吕后死，汉遂罢兵。赵佗致书周竃，提出恢复关系的两项条件：“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汉文帝即位后，采取安抚措施，“乃为（赵）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再遣陆贾出使南越国，在承认赵佗“服岭以南，王自治之”的前提下，劝他取消帝号分弃前嫌，通使如故。并阐明战则俱伤，和则两利。赵佗愿重修旧好，“长为藩臣，奉贡职” [28]。

　　历文、景、武三朝，赵佗不断“使人朝请”，奉汉称臣，使汉不费一兵一卒，保持南疆的稳定和发展，为国家统一和岭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开发岭南，传播文化

　　汉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赵佗去世。赵佗自率兵征发岭南到去世，在岭南81年，作为在燕赵文化造就的一代英杰，他为燕赵先进文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统治南越国期间，赵佗 “和辑百越”，对各民族文化实行糅合政策。使得岭南得到大规模开发，铁器和农耕得到推广，郡县制度得以实行，汉越文化相互融合，社会生产全面发展。

　　1983年出土的广州象岗山第二代南越王赵昧墓，是汉越文化的一座宝库，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丝。药、石等器物，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工艺精湛。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纹饰与中原一样，应是由秦军带去或与中原交换所得，也有不少器物颇具地方特色，如编钟、铜鼎、铜仿、铜烤炉，以及许多金银制品，造型奇特，显属当地铸造，表示南越国物质文化已达相当高水平。而1995年发现广州南越国宫苑遗址内人工水景遗存，内有石构水池、叠石柱、八棱石柱、石栏杆、砖瓦等大量建筑构件，为国内罕见。长约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当中筑有渠陂、石板平桥、水闸及多口砖砌、陶制水井，形成一派岭南水乡园林风光。这显示秦汉时期汉越文化融会的结果，与中原汉文化输入分不开。

　　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和铁器，除兵器、礼器外，还有农具等，说明当时南越国已掌握了加工铁器以及铁器的锻造、淬火技术，并有了较为发达的手工制造业。

　　城市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缩影，也是社会发展的标志。南越国都番禹为汉文化在岭南传播的基地，出土的汉代建筑遗存，包括南越王宫“万岁”瓦当、印纹方砖、瓮、罐等，其中铺地砖为秦制宫廷建筑用砖，其花纹与咸阳秦宫地砖相同；象岗山南越王墓，仿秦皇宫苑规制兴建。广东五华县华城狮山西南坡发现的南越王长乐台遗址，发掘出长20多米、宽15米左右的以角砾和河砾石块铺成的道路，一直延伸到两座建筑基址前，山顶平台上是大型回廊式建筑基址，主体建筑在高台中央，出土有大量的板瓦、筒瓦和瓦当，板瓦、筒瓦均饰绳纹，瓦当饰卷云箭镞纹，可知当年长乐台的建筑是十分高大宏伟的。清人梁廷楠《南越五主传·先主传》云：南越王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就五华山筑台日长乐。”考古发掘足以证明中原营城、打井技术在南越国时已传人岭南。另外，南越国在边关互市，渡口、村场、交通要道等地举行定期集市。刘宋沈怀远《南越志》云：“越之市为圩，多在村场，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来之。荆南、岭南皆然。”这也是在中原影响下出现的商贸文化习俗。

　　赵佗十分重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发展岭南经济，其中造船技术在南越国时得到空间发展。史载：南越王造大舟，容三千人，足见其造船业相当发达。《汉书·严助传》载：越人欲为变，必先田余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考古发现，南越国时期番禹已能生产规模较大的船只。另外从《史记》、《汉书》以及《西京杂记》等文献记载的赵佗每年进呈汉室的珍宝来看，南越国海洋捕捞业也很发达，能够捕捞珍贵的海底珊瑚和珍珠贝、紫贝等。

　　经过赵佗的治理，岭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飞跃性的发展，使一向十分落后的岭南经济赶上并在某些方面超过中原的发展水平。

　　（五）、与匈奴的战争和文化融合

　　在秦汉时期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中，燕赵地区是民族交往和民族融合的窗口。

　　秦灭六国，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并把战国时期燕、赵、秦三国长城连接起来，铸成西起临洮，东到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北部边境沿长城设置了九原、云中、雁门、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12郡。同时，从内地迁移大量人口，安置在沿长城一线。其中燕、赵北部作为防御匈奴的主要地区，安置了大量的移民，大量人口的迁入有利于边疆的开发和民族融合。

　　西汉前期，因政权初建，财力匮乏，对匈奴采取被动的和亲政策，匈奴不断南下，燕赵成为匈奴骚扰的地区之一，大量民众被掳掠。汉武帝时发动对匈奴的反击，燕赵皆是用兵重地。汉武帝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于塞外，设乌桓校尉，职同太守。东汉初，匈奴南下杀掠的范围深入到上谷、中山，“杀略钞掠甚众，北边无复宁岁”[29]。东汉不得不把雁门、代、上谷等地的居民六万余口迁徙到常山关、居庸关以东。在击破匈奴后，光武帝准许内附乌桓从塞外内迁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雁门和朔方等十个边郡地区，并设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附近）。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幽冀一带大量的人口逃往乌桓，与当地人杂居。

　　燕赵北边因与草原游牧民族交接，由此造成了尚武、骠悍的民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下》引朱赣的《风俗》论述各地民风的不同是“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作为一个地区文化具体表征的生活方式、社会风俗与该地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述及燕赵的经济特征和文化风貌时指出：

　　种、代，石北也，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中山地薄人众，……民俗懁急，仰机利而食。……夫燕亦勃、碣之间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

　　班固在论及这一地区时除引用司马迁的论述外，还特别强调历史传统对文化的影响：

　　初，太子丹宾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至今犹然。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后稍颇止，然终未改。其俗愚悍少虑，轻薄无威，亦有所长，敢于急人，燕丹遗风也。

　　燕赵地区“矜懻忮好气”，“雕捍少虑”、“任侠为奸”的民俗特征，表现出骠悍的军事文化的色彩。而汉武帝时徙乌桓内迁，主要安置在今燕赵北部一带，更加重了这一地区尚武的民风。幽燕产良马，军队战斗力较强，在楚汉战争期间幽燕的枭骑曾助刘邦击败项羽，东汉光武帝平定河北时，幽州的突骑更被称为“天下奇兵”。北边部族的内迁强化了燕赵地区文化融合。

　　燕赵地区的地位，使齐鲁、中原文化和北边的游牧文化在这里融汇，使燕赵文化具有了海纳百川的独特魅力。既有勇武豪侠的遗风，又因儒风流布，多鸿儒文豪。既产生了维护国家统一、推行民族亲和的一代先驱赵佗，东汉名将赵云。更造就了被后世尊为“汉代孔子”的儒学大师董仲舒，还有被曹操称“一代宗儒”的“卢植”。还因有“实事求是[30]”的河间献王刘德，燕赵成为“实事求是”的发祥地。而且因刘德的“修学好古”，成就了河间诗经学派――毛诗。燕人韩婴成就了《韩诗》，并在秦汉思想史、教育史上留下了煌煌篇章。

　　秦汉时期，在大一统局面下，文化的趋同性日趋明显，而燕赵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更是在这种文化变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刘秉忠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作为大元帝国的总设计师，在蒙元初期政坛，在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同时，是一位诗文词曲兼擅的文学家。

元世祖即位，拜为光禄大夫、太保，领导中书省政事。刘秉忠逝世后，元世祖特别伤心，追赠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封赵国公，谥号文贞。元成宗即位，追赠太师，谥号文正。元仁宗时，进封常山王。

2、郭守敬

郭守敬（1231年－1316年），字若思。邢州邢台县（今河北省邢台市）人。元朝著名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早年师从刘秉忠、张文谦，官至太史令、昭文馆大学士、知太史院事，世称“郭太史”。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郭守敬逝世，享年八十六岁。著有《推步》、《立成》等十四种天文历法著作。

3、崔浩

崔浩（381年—450年），字伯渊，小字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河北故城县）人。北魏杰出政治家、军事谋略家。曹魏司空崔林七世孙，北魏司空崔宏长子。

出身清河崔氏，貌如妇人，自比张良，历仕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三帝，是太武帝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为促进北魏统一北方做出重大贡献。

屡次力排众议，根据星象和人事判断时机，辅佐太武帝灭亡胡夏、平定北凉各击破柔然，解除了来自北方和西北地区的军事威胁，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拜太常卿，迁司徒，封东郡公。

4、孟知祥

孟知祥（874~934年），字保胤，邢州龙冈县（今河北邢台县）人。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开国皇帝。以姻亲之故，深得晋王李克用赏识。李存勖嗣位，历任中门使、马步军都虞候、北京留守。前蜀灭亡后，出任西川节度使。

后唐明宗统治后期，孟知祥渐生据蜀自立之心，不听朝令，举兵反叛。长兴四年（933年），率军吞并东川，尽占两川之地，击溃朝廷征伐部队，拜成都尹，加封蜀王。

5、关汉卿

关汉卿（1234年前－1300年左右），”汉卿“是字，号已斋（一斋、已斋叟），汉族，解州（今山西省运城）人，另有籍贯大都（今北京市）和 祁州（今河北省安国市）等说。元杂剧奠基人，“元曲四大家”之首，与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并称为“元曲四大家”。

以杂剧的成就最大，今知有67部，现存18部，个别作品是否为他所作，无定论，最著名的是《窦娥冤》。关汉卿也写了不少历史剧，如《单刀会》、《单鞭夺槊》、《西蜀梦》等。

参考资料：

-河北

公元前209年，徐福船队出海，载着数千童男童女和百名能工巧匠东渡扶桑，为秦始皇寻访长生不老药，却“譬如云中鸟，一去无踪迹”，再未归来。河北盐山县千童镇古时称为“饶安邑”，意为“其地丰饶，可以安人”。“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后，遂于此千童侨寓之地置“千童城”，汉高祖五年于此置千童县。

登高远望盼儿归

数千童子的父母盼儿盼到眼穿，生死两渺茫。每逢千童被迫出海的农历三月廿八，他们便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汇聚千童东门，登高远望，呼唤子女的名字，后来渐渐发展演变为具有特定仪式流程的大型祭祀节日——千童信子节，自西汉末年至今60年一次，从未间断。人们在当年千童的起航地，用木棒、铁棍捆绑成高高的酷似航船上的了望塔的平台，让童男童女或老年夫妇登高，呼唤亲人魂归故里，极为壮观悲切。之所以六十年一轮回，是思亲心切而无可奈何的千童人，将重逢的希冀寄托在了来生，有希望亲人的魂魄能归来，重新投生之意。

这是个凄怆的故事，让人自然而然地想到孟姜女哭长城。长城怎么会被哭倒？显然是老百姓将自己的心声托付给孟姜女了。一个孟姜女代表了千万个孟姜女、千万个百姓家庭，千童信子节也是。大概为缓解民间抵触情绪，自西汉始，统治者便默许了当地百姓举办千童信子这种特殊祭祀形式。

经过2000多年演绎的千童信子节，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祭祀节日，而成为了当地百姓集祭祀、娱乐、表演于一体的大型民俗盛事。“信”即尊崇，“子”即指出海的童男童女，千童信子节即怀念出海未归童男童女的节日。这个节日与一般祭祀节日有所不同的，正是其祭祀的对象——千童。从源头上讲，是父母盼儿归，是长辈召唤晚辈的殷切心声，是一曲数千年荡气回肠的游子吟。

千童庙会一生能看几回

“去过京，串过卫，不如到千童赶庙会”。千百年来，到千童镇赶庙会，成了方圆数百里人们心中的梦想。六十年一遇，一个人一生能看几回？为了将思念之情送得更远更高，千童信子将表演发展到了极致。信子表演的实质是一种抬阁，但这里的抬阁更高、更奇、更险，一般也要十四五米，高时能达17米。支撑童男童女表演舞台的木杆下端固定在由铁、木制作的架子上，架子上放着许多石磨盘、石块。架子由36名粗壮的大汉抬着，踏着鼓点演出。在高高的微型舞台上，童男童女要做各种惊险别致的造型，表达如天河配、饶安招募、击浪东渡、扶桑授艺、魂兮归来等主题内容，犹如在蓝天里临风起舞，让人叹为观止。上世纪50年代的表演中，童男端着茶壶，童女竟站在壶嘴上！每逢表演时，天津、济南、德州等地的观众提前几天抵达千童镇，人山人海，喧声震天，数万人涌满大街小巷。据说1950年信子表演时，观众把当地井里的水都喝干了！

千童信子节有虔诚庄严的祭仪。当日千童镇要清水泼街，黄土洒路，首先到开化寺千童碑、千童殿举行开祭仪式。寺内僧人鸣钟诵经后，身着仙童玉女服装的童男童女手持祭香和招魂幡，登上高杆顶端，然后由壮汉们抬着游祭。一直走完古镇四街，才出东门到城外。古时，东门外就是无棣沟，徐福带的几千人就是从这里走向大海的。行进中，高杆顶端的童男童女有的举香叩祭，有的摇幡呼唤：归来吧，回家来吧……群众跟着呼喊，一时声荡天宇，催人泪下。

当历史成为民俗，仪式往往只是一种符号。在同一个符号下，最本原的意义可能会被隐含、被遮蔽，而其附加意义却越来越凸显。千童信子节却以一甲子一轮回的方式缓慢而坚定地传承，再一次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个善于记忆的、有绵长生命内核的、注重精神血脉渊源的民族。

解放后，人们认为60年太漫长，渐渐缩短祭祀周期。从1993年之后，定为每5年一次。2006年，千童信子入选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去年又被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受到人们更多的关注。

好段：苗族“龙船节”

龙船节：这是苗族的一种水面划船比赛的传统节日，流行于贵州的台江、施秉两县交界处的清水江两岸，和注入这段河的台江巴拉河两岸，黔东苗语称为“哈仰勇”(qab niangx vongx)。在这里的平寨、廖洞等六七十个苗族村寨，每家都有一至两条划船比赛用的龙船。每年的农历五月五日，或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这五天，居住在河两岸的苗族群众轮流举行盛大而隆重的龙舟竞赛。在湖南湘西的凤凰、泸溪、吉首、保靖、花垣等地，也流行划龙船，而且分男队、女队、男女混合队比赛，场面非常热闹。苗族的龙船节，虽是以赛龙船为主要内容的节日，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娱乐和青年男女进行社交活动，中老年人探亲访友、交谈年景和生产经验的节日。

好段：关于“水”的好段

沿河两岸连山皆深碧一色，山头常戴了点白雪，河水则清明如玉。在这样一条河水里旅行，望着水光山色，体会水手们在工作上与饮食上的勇敢处，使我在寂寞里不由得不常作微笑！ ——沈从文《湘行散记》

一江秋水，依旧是澄蓝澈底。两岸的秋山，依旧在袅娜迎人。苍江几曲，就有几簇苇丛，几弯村落，在那里点缀。你坐在轮船舱里，只须抬一抬头，劈面就有江岸乌桕树的红叶和去天不远的青山向你招呼。 ——郁达夫《烟影》

水流虽然比起上游来已经从群山之中解放了，但依然相当湍急，因此颇有放纵不羁之概，河面相当辽阔，每每有大小的洲屿，戴着新生的杂木。春夏虽然青翠，入了冬季便成为疏落的寒林。水色，除夏季洪水期呈出红色之外，是浓厚的天青。远近的滩声不断地唱和着。 ——郭沫若《峨眉山下》

湖的周围是连绵不断的山峰。湖水碧绿，清澈见底。无风的时候，水平如镜，朵朵白云，青青山影倒映于湖面，山光水色，融为一体。大大小小的鱼儿在水中穿梭，好像是在崇山、白云之间游动，使人仿佛置身于仙境。 ——边巴扎西《神秘的错高湖》

好段：描写“母爱”的好段

母爱是一份香包，把祝福带给子女；母爱是一团炉火，让温暖填满心田；母爱是一段蜡烛，把美好无私奉献……每当我细品那至深至切的母爱时，我便会情不自禁的想起母亲，想起那张慈祥的面孔，想起那段生动曲折的幼时往事。

我的母亲十分的平凡，却是那么的伟大。她跟别人异样，整天在勤勤恳恳地工作着，照顾着我，是我处处都感到温暖和幸福。

母爱是深沉的，母爱是细腻的，母爱是无私、伟大的。我用心去体会，去感觉才能有资格接受这份爱，这份无价的爱。而今年的母亲节，我又想起一位哲人说的花：母亲，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是啊，母亲给予的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母亲启迪和培育着我的良知，也永远的温暖着我的心。母爱是伟大的，母爱是无私的。成吉思汗曾满含深情地说过：“世上只有一个的女人，便是我的母亲。”其实，我的母亲也是如此。

母亲，我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表达你对我的爱，该用什么样的情感，才能表达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我该怎样才能来回报你？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护花。母 爱如海，母爱如山！母爱是无私的，是伟大的！因为它是人类最纯真，最挚朴的情感，是一份只求付出，不求回报的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珍惜这份最平常而又最神 圣的母爱，让我们一起来感谢我们伟大的母亲吧！

我有一个好妈妈。她整天忙里忙外，每件家务都要她来做。清早，妈妈早早的起床，给我准备早餐 ；还要去开店，中午妈妈从店里赶来，给我做午饭、洗碗；晚上，妈妈还要给我洗澡、做晚饭……一年365天，你为我，为这个家,付出了多少汗水和心血啊！天 冷了，妈妈亲手给我做棉衣，真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母爱不在于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深深地浸透在每一份思念，每一份叮咛，甚至是每一道目光中。

妈妈 , 多么亲切的称呼 , 被奉上这个称呼的人是多么的伟大 ! 然而 , 又有谁 曾经真心诚意地喊一声 ” 妈妈 ” 呢 谁试过每天见到母亲都对她说一句 “ 我爱你,妈妈! ” 呢哪怕是多么肉麻,只要是她疼爱的儿女对她说的,她都会高兴

每当唱起《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时，就会想起我的妈妈。

我妈妈是一位中年妇女，今年35岁，中等身材，一张慈祥的脸庞，给人一种慈祥和蔼的感觉。

1、吴桥杂技大世界AAAA

2、东光铁佛寺AAAA

3、千童祠AA

4、泊头泊莲寺

5、沧州铁狮子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6、河间府衙

7、沧州观音寺

8、沧州清真礼拜北大寺

9、河间冀中烈士陵园

10、纪晓岚文化园

1吴桥县位于河北省东南部，是我国杂技发祥地之一，被国内外杂技界公认为中国杂技之乡。1993年，吴桥县政府与香港国旅合资兴建了“吴桥杂技大世界”，把杂技艺术作为一项独有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利用。大世界占地200公顷，规模庞大，气势宏伟，内设十大景点，融千年杂技文化于一苑，集游乐、人文、博物、民俗、杂技培训、比赛交流于一体，具有神奇、绝妙、新颖、独特的民族文化特色，展现了杂技之乡古老的民间文化风采，成为独树一帜的世界东方杂技旅游胜地。为弘扬民族文化，变吴桥杂技优势为经济优势，进一步推动全县经济的快速发展，1992年4月28日，由吴桥县政府与香港共同兴建的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景区破土动工。

2东光铁佛寺是著名的名胜古迹，素以沧州狮子景州塔，东光县的铁菩萨闻名遐迩。据《东光县志》记载，铁佛寺原名普照寺，始建于北宋开宝五年（公元973年）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因寺内释迦牟尼佛体态硕大而闻名，民国25年（公元1936年）直系军阀吴佩孚曾亲笔题匾为铁佛寺。解放后，铁佛寺被列为河北省重点保护文物。随着岁月的流逝，时间的变迁，铁佛寺历尽苍桑。-期间（1966年8月25日），这些象征悠久历史文化的名胜古迹，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改革开放以来，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县政府报请省政府批准，重修铁佛寺。于1987年3月22日破土动工，投资500万元，于1989年3月将铁佛寺修茸一新。新建铁佛寺位于旅游区正中央，占地面积7334平方米，包括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东西配殿，为一组古朴典雅雄伟壮观的仿宋古建筑群。

3千童祠,位于沧州市东南盐山县千童镇,北距盐山县城25公里。千童祠内有东渡堂、泰山堂、友谊堂,记载着秦代方士徐福勇率童男童女、百工巧匠成功东渡及对日本列岛的影响。千童镇,在商、周、战国时期称“饶安邑”,意为“其地丰绕,可以安人”。《史记·赵世家》中讲到秦始皇六年(公元前241年)“赵将庞攻齐取饶安”即指此地。秦时此地称“千童城”,“始皇遣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置此城以居之,故名。”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于此置县称“千童县”。北魏熙平二年(公元517年)于此始置沧州州治。

4泊头河北省的鸭梨、金丝小枣之乡；西靠古运河，北临沧州，南依吴桥，(杂技之乡)东屏京沪铁路。泊莲寺的兴建，是为满足本地区的广大信众的愿望，提供听经闻法的良好修学环境。经宗教局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已于肖圈村兴建。山门前一大碑楼，拾阶而上入山门是中轴线上的天王殿。天王殿的两侧是五官堂，客堂，及大悲殿及地藏殿。天王殿后的中轴处为大雄宝殿及殿前的两石经幢。中轴处的最后方为藏经楼，及两侧的僧寮，禅堂。2005年初，恒诚师父受原肖圈村孟庆良书记及广大佛教信众邀请，经泊头市宗教局批准，在肖圈村拟建泊莲禅寺，法师身负大众期望，空拳建寺，白手安僧，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在建寺资金最为困乏之时，恒诚师父悲心涌动，不忍建寺工程半途而废，毅然向北京三步一拜募化净资，沿途所到感天动地，人们纷纷捐资捐物，可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使道场建设度过难关。

5铁狮子坐落在沧州市东南20公里沧州旧城开元寺前，东关村西05公里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规模较大的铸铁艺术品之一，具有很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沧州铁狮子位于沧州市政府驻地东南偏北165公里。坐落在东关村西05公里处。铁狮身高578米，长534米，宽317米，体重约50吨。背负巨盆相传是文殊菩萨莲坐，狮身向南，头向西南，两左脚在前，两右脚再后，呈前进状，姿态雄伟，昂首阔步，徐徐如生铁狮是我国大型的惊巧铸铁工艺。也是我国著名发源的古迹。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充分的显示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艺术才华。解放后铁狮子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与保护，国务院首先把它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且对它进行各种的修缮。沧州铁狮子，当地俗称“镇海吼”，它位于沧县旧州城内，坐落在原开元寺前，狮身高38米，头部高15米，通高548米

6府衙是中国古代官员办理公务之地。河间市现隶属于河北省沧州市，历史上，河间是与保定、济南、开封齐名的四大名府之一，距今有2700多年的历史，历代曾在此设郡、立国、建州、置府，是京南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重地，素有“京南第一府”之称。自北宋置府以来，河间府、县并存计804年的历史。所以城内既设府衙，又设县衙。直至辛亥革命废府存县。1936年，国民党政府又一度在此建立专员公署，专署县衙均设在原府衙内（现在二中所在地）。旧府衙座北朝南，衙前设高大照壁（影壁），照壁两侧建有辕门，辕门外有直通河间东西大街的甬路，临街有高大木牌坊，坊上雕刻有“燕赵雄风”四个大字。（传说是直隶总督方观承所书）大门两侧有石狮一对，大门附近有口水井。门口两侧墙壁上（辛亥革命后）左边书“天下为公”，右边书“选贤与能”。大门内有门房（传达室），迎面有方杆旗斗两个，东西两侧有房舍，为隶卒居住，往里为仪门，东西分列吏舍，

7东临大海西临涧，南控齐鲁锁幽燕。古刹历代高僧栖，名播天下誉津南。《青县志》（清光绪）载：观音寺在县西南四十里大孝子墓东南隅，同治（1867年）六年重修。观音寺位于新兴镇大孝子墓村东，始建于何年何月已无从考证，但在其几百年的历史长河中，许多帝王墨客到此观瞻凭吊，留下了不少动人的故事。据说，清朝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康熙第一次南巡。其间，他察民情，观民风宦风，听说佛定和尚正住锡观音寺-，遂前往，康熙帝君臣一行驻跸（音同“闭”：马车）河间府太平庄行宫，并写下：“新霜来朔风，纳稼满西畴”的诗句。农历八月十五，观音寺举行达摩祖师圣诞0会，观音寺前佛旗猎猎、人山人海、络绎不绝，一派节日的气氛。康熙皇帝听地方-说佛定和尚是当代-，道法精深，决定与这位-见上一面，所以，轻骑便服来到观音寺，但见：牌楼高耸，山门巍峨，石狮雄距，金刚狰狞；层层宝殿，缃瓦朱甍（音同‘蒙’：屋脊）；清风徐来，风铎悦耳；

8我国有十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进行礼拜活动的地方称清真寺，又称礼拜寺。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众比较聚居的地方，都建有清真礼拜寺。在我国众多的清真礼拜寺中，河北沧州清真北大寺是比较著名的一座。沧州清真北大寺位于沧州市城区东南回民聚居的新华区，在全国回族中享有盛名。这座清真寺历史悠久。沧州一带是回民的聚居区，据资料记载，明代初期，为了解决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群众进行礼拜的场所，有一当地的吴姓回族官员变卖土地多亩，带头捐资建寺。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沧州市及其附近的其他回族居民也纷纷慷慨资助。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在吴氏主持下，清真寺的建造工程于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正式开始，历经18年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大寺落成。这座由当地回族百姓齐心自力建造的清真寺，迄今已有将近600年的历史。清真北大寺建筑面积广大，气势宏伟壮观，建筑风格独特，

9冀中烈士陵园位于河间市曙光西路，正门面北，大门东侧的“冀中烈士陵园”六个大字是由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题写的。正门迎面为冀中烈士陵园广场，纪念馆在广场南面。陵园南端是无名烈士墓，在纪念馆与无名烈士墓之间的中轴线上，巍然矗立着高11米花岗岩饰面的冀中革命烈士纪念碑。陵园内栽苍碧不谢的青松，高耸入云的翠柏和枝叶婆娑的杨柳。青青-的草坪，团团簇簇的花朵，把陵园装点的肃穆庄严。冀中区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所设的省（区）级政区单位，是中国***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创建的平原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冀中区扩大至51个县（市），范围东滨渤海，西至平汉铁路，南界滏阳河，北接京津。冀中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无数先烈为抗击外来侵略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前赴后继，敢于斗争，不怕牺牲，谱写了一曲曲血与火的凯歌。建在诗经陵园内的冀中革命烈士纪念馆，占地500平方米，

10纪晓岚文化园位于纪晓岚故里河北省沧州市沧县崔尔庄。纪晓岚是中国一代文宗。名昀，字晓岚，一字春帆，晚号石云，道号观弈道人。生于清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六月十五日，卒于嘉庆十年(一八零五)二月，历雍正、乾隆、嘉庆三朝，享年八十二岁。纪晓岚是中国清代炫人耳目的人物，作品颇多，以总纂《四库全书》名闻天下，著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文化园”，占地70余亩，建有宦海书丛馆、阅微草堂、滦如槐姑室、九十九砚亭、文漪阁等仿古建筑。该园以实物、绘画等方式，记载了纪晓岚的生平和著述，还收藏有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纪晓岚文化园为一座园林式仿古建筑，园林面积宽广，水榭亭台，树木环绕，外围红色长墙，清幽雅致。景区面积5万多平方米。人们都知道，纪晓岚最爱旱烟，有“纪大烟袋”的绰号，因此，纪园特别设计了由生铁铸成、长达82米、重21吨的“大烟袋”，堪称世界之最。

以金丝小枣为原料酿造的“千童枣酒”

千童枣酒是河北省沧州市盐山县的特产。千童枣酒只有十度，自然适宜男女老少家宴饮用，味道酣顺，微甜，口感好，没有任何刺激性气味。

盐山千童酿造有限公司(中澳合资)成立于1996年5月，是河北省唯一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以当地农副土特产品--金丝小枣为原料且采用国内外唯一枣酒纯发酵技术，进行深加工的酿酒企业。

千童公司凭借“金丝小枣”之乡，拥有30万亩金丝小枣林这一天然优势，相继开发出千童干红枣酒、千童极品枣酒、千童枣红等系列产品，千童系列枣酒自投放市场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欢迎。在天津、北京、成都、昆明、广州、深圳、南京、杭州等六十余座大中型城市建有销售网络，产品远销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及一些东南亚国家。

千童枣酒是以富含环磷酸腺苷的特种无公害金丝小枣为原料，人工净选上等鲜枣，在GMP标准的现代化枣酒车间采用先进设备净水清洗，然后置于特种加工容器中，采用先进的水热压技术，获得富含红枣营养精华成分的高浓度澄清枣汁。高浓度枣汁再添加特有纯种酵母液保持15～20度低温，经多重发酵及一年以上的陈酿后，精滤灌装而得醇香美味的千童枣酒。

“千童枣酒”独特生产酿制工艺，完美保留和浓缩了原枣丰富的营养精华和香纯，不仅富含环磷酸腺苷成分，更含有特殊营养酵素，实现保健作用和美味享受的完美统一，是中国酒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养生瑰宝。饮用千童枣酒，在享受枣酒美味的同时，更可改善脾胃功能、滋补人体气血能量，扩张血管，改善心肌营养；对心血管疾病，过敏性疾病、支气管哮喘以及病后体虚、肿瘤患者等人群均有独特营养作用。

“去过京，串过卫，不如到千童赶庙会”——到干童镇赶庙会看啥看信子。 千童信子节

据介绍，信子活动所用的高杆高达十四五米，竖杆的顶端用铁棍、木板搭起小小的空中舞台，台上有童男童女表演各种各样的艺术造型。其内容有“天河配”、“吕洞宾戏牡丹”、“功满取经路”、“徐福东渡”等。

“天河配”中牛郎肩挑两个箩筐，里面各坐一个小孩子与织女在“喜鹊”搭成的桥上相会；“徐福东渡”中，有人架舟，也有人站在高高的桅杆上远望；上世纪50年代的表演中，童男端着茶壶，童女竟站在壶嘴上!每出戏中人物出场，或坐或跪或鹤立或相依或舒袖而舞，造型优美，表演“高、奇、险、惊”。

支撑童男童女表演舞台的木杆下端，固定在由铁、木制做的架子上，架子上放着许多石磨盘、石块，架子由36名粗壮的大汉抬着，踏着鼓点游行演出。表演时，人山人海，喧声震天，数万人涌满大街小巷。

为何叫“信子”“信，就是尊崇；子，就是随徐福出海的童男童女……”信子最早出现于汉代。他说，公元前209年的农历三月二十八，秦始皇派徐福出海寻药，并从今千童镇一带招募了3000名童男童女，还有百名能工巧匠，东汉班固著的《汉书·荆伍江息夫传》中记载：“百姓悲痛愁思，欲为乱者十室而六……”开始的信子是极其神圣、庄严的祭祀活动，每逢甲子年的三月二十八，从上午辰时开始，大约到午时结束。参加信子祭奠活动的全体人员，由主事者带领，首先到开化寺千童碑、千童殿举行开祭仪式。寺内僧人鸣钟颂经后，身着仙童玉女服装的童男童女手持祭香和招魂幡，登上高杆顶端，然后由壮汉们抬着游祭。行进中，高杆顶端的童男童女有的举香叩祭，有的摇幡呼唤：归来吧，回家来吧……游祭队伍越走越大，一直走完古镇四街，才出东门到城外。古时，东门外就是无棣沟，徐福带的几千人就是从这里走向大海的。这时鼓乐齐鸣，人们跟着童男童女拜天祭地，一遍一遍地冲东方呼唤……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子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内容上，在突出怀念远去亲人的同时，增加了文化色彩；时间上，也不再局限于甲子年。”从1993年开始,在农历3月28日,由盐山县在千童镇举办“千童文化节”,每五年一次。“千童信子节”被专家学者称为中日友好交流的“活化石”。

千童信子节

无独有偶。在日本的佐贺金立山一带，自古至今传衍着50年一度的氏子节。氏子节与信子节，有着惊人的相似。

据中国徐福千童研究会会员崔东生先生介绍，日本佐贺金立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金立神社，社里的神就是徐福。据此不远的另一座庙宇中，供奉的女神名阿辰，传说她是当地一位土著头人的女儿，因为爱恋徐福殉情而死，被尊为阿辰观音。

大祭时，公历4月27日，“氏子”们将徐福神像从金立山的上宫抬到下宫。所谓“氏子”，是指氏神后裔在同一地区信奉同一氏神的人们。28日晨，氏子们先到阿辰观音殿前举行仪式，以示徐福与阿辰相会。然后童男们抬着徐福的神舆在前，一名少女扮演的阿辰观音坐在童女抬着的神舆在后，向当年徐福登陆地行进。在登陆地的海边，氏子们遥望大海对岸，举行祭奠仪式。

在滚滚波涛相隔的大海两岸几乎同一时闻，“信子”与“氏子”用真情犁开了海的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