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没有战争中遇见大天灾.

事列1，元世祖两次征日本，均以遇台风而失败。至元十八年(1281)之役，声势尤为浩大，计蒙、汉、高丽兵4万，乘战舰900艘；江南军10万，乘战舰3500艘，先后占壹歧、平壶诸岛，筑肥海上，战舰棋布。台风陡起，元舰多覆没破坏。汉将范文虎等各自择船之坚好者而遁，弃士卒10余万于五龙山下。

2，欧西海战之胜败，决于暴风，足与此相辉映者，当推16世纪西班牙亚美达(Spanish Armada)之覆没。当时西班牙王菲力普第二，有气吞英伦三岛而雄霸全欧之志，于1588年遣西多尼公爵(Medina Sidonia)率战舰132艘、海陆军3万人，裹6月之粮以北征。迨阳历8月达北海，一旦西南风骤起，战舰当之，莫不披靡，如扫落叶，艨艟巨舶均毁弃于苏格兰与爱尔兰之海滨。计是役西班牙损巨舰70艘，将士万余人，虽伤亡之巨，不及元代之征日本，而西班牙海上霸业亦尽于是矣。
3，1853年至1856年，俄、土克里米亚战役(Crimea war)，英、法联军助土耳其攻俄，集两国海军于黑海。1854年11月14日，忽遇风暴，波涛狞恶，法舰亨利第四沉于黑海北部之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辎重粮食尽没海中，全军几将瓦解。事后知风暴中心未达联运舰队以前，欧洲西部已先受其影响。当时电报业已发明，故若地中海沿岸设有气象台，则即可以电告英、法舰队，使之为未雨之绸缪，而得以有备无患矣。厥后欧美各国设立气象测候所，争先恐后，俄、土之役，实为之动机也。

4，1917年10月19日，德军齐柏林队，谋大举以侵英伦三岛，于天将薄暮时，飞艇11艘结队西行。时西欧方在高气压势力之下，月明星稀，熏风徐来，英国北海舰队虽雄霸一世，对于德国空军之飞渡，顾亦无如之何。此一队飞将军抵英后，直驶伦敦，满拟轰炸英京，使英人于睡梦中无所措其手足。孰知天不作美，西北风骤起，云雾充塞于地面，自子夜以迄翌晨，飞艇为风漂泊，而入法军之战线，因迷途而下降，有4架为法人所获，一沉于海。是役也，实为德国空军空前大举，而卒所以遭失败者，乃由德国空军出发之初，大西洋之风暴已在酝酿，而德人未之知也。 ,
5，1815年滑铁卢之战，拿破仑孤注一掷，亦犹项羽之于垓下也。时拿破仑军枪炮之精，胜于威灵顿，故利在于坚实之地以行军。交锋前一晚，大雨倾盆；翌日虽霁，而田野泥泞，步履维艰；延至午刻，拿破仑始克发令进攻。当是时也，法兵莫不以一当百，冲锋陷阵，鏖战至薄暮5点，英兵已不能支，势将溃矣，而普将白鲁且之援军至。故19世纪法国著名文学家维克多·雨果遂谓若非1815年6月17日晚间之雨，则今日之欧洲之为谁家之天下未可逆料，数点霖雨足使英雄气短，为千古之长恨矣。

以上资料来源于竺可桢 《天道与人文·一天道与人文》2 载于《科学》，1932年第16卷第12期。

三国中，于禁所统七军约三万余因遭遇大水袭击失去战斗力而为敌军所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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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大瘟疫

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黄巾大起义爆发，各地豪强纷起，群雄逐鹿天下，大凡中国人通过小说《三国演义》对这段历史都耳熟能详。然而在胜利者的辉煌功业背后，是生灵涂炭、白骨遍野。根据官方史料记载，东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时，全国的在册人口是5649万；而仅仅123年之后，三国归晋时的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全国人口锐减至1616万左右。尽管这些不准确的数据没有包含逃亡、隐匿的人口，但是仍能反映当时人口损失的严重状况。除了连年的战争和灾荒，造成这一局面的另一重要原因就是瘟疫。三者相互作用，恶性循环，导演了汉末三国那一出出怵目惊心的惨剧。

在广阔的中原大地上，在兵戈撞击与痛哭哀号声中，当时被通称为“伤寒”(不同于现代所说的伤寒病)的瘟疫不可抑制地蔓延开来，并在汉献帝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204年--219年)达到了高峰。当年的亲历者曹丕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一时俱逝，痛可言邪！”他提到的这四个人都位列“建安七子”，是当时著名的文学青年或文学中年，却都在建安二十二年的中原大瘟疫中染病而亡。上层文士尚且如此，下层百姓的状况可想而知。曹植在描述疠气流行时就说道：“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对于这一幕幕惨痛的情景，曹丕和曹植的父亲有更为生动的描写。当看到曾经繁华的都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变成了一片废墟，曹操伤感不已，写下了千古名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而对于他来说，瘟疫带来的痛苦只怕不比任何人少，甚至更多。

建安十三年(208年)冬，曹操亲率大军，和孙刘联军对峙于赤壁，在巨大的优势下却惨败而归。在小说家极力渲染的反间计、连环计、借东风的背后，正是由于一股并不起眼也无法控制的势力偶然站在了孙刘联军一方，胜利的天平才最终倒向他们。这支力量就是老天爷派出的瘟疫大军。《三国志》有多处记载曰：“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先主)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周)瑜、(程)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刘)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从某种程度上说，曹操征服天下的雄心就是毁于这场威力巨大的瘟疫，小小的病菌就这样大大改变了历史进程。

恐怖的瘟疫造就了“医圣”张仲景的横空出世。他为了拯救民间疾苦，“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总结治疗疫病的经验，写成了《伤寒杂病论》，被尊为中国传统中医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然而即便是在张仲景的家族中，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200多口人就有2/3死去了，其中大部分都死于伤寒。医圣对此除了悲痛，更多的也只有无奈。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除了对当时的政治、战争、医学影响巨大外，还对魏晋时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末日般的天灾人祸面前，人们充满了人生苦短、朝不保夕的慨叹，诗歌以哀叹伤感为主要题材，哲学盛行虚无和放达的思想，士族文人崇尚清谈与玄学，给人以心理慰藉的道教和佛教迅速兴起。这都反映了人类在大瘟疫面前的无助和无能为力。

明末农民战争中曾遇到大瘟疫

据《明史》记载，明代从1408年至1643年，共发生大瘟疫19次，尤以明末崇祯年间为甚。与东汉末年相似，明末进入了一个小冰河期，自然灾害频繁。北方多年的旱灾和蝗灾，加上官吏腐败昏庸，朝廷政策失当，终于逼反了李自成、张献忠。而此时的瘟疫也站到了起义军一方，给岌岌可危的朱氏集团大厦踹上了致命的一脚。

崇祯十四年(1641年)，“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十六年(1643年)，京师北京从二月至七月瘟疫大流行，死者遍地。而在此期间，明军在山海关外的松山大败于清军，关内的李自成、张献忠则数次死里逃生，愈战愈强。十七年(1644年)三月，就在李自成逼近北京城时，城内却又流行瘟疫，上下一片混乱，染病的明军丧失了最后的抵抗意志和能力。据现代学者考证，当时明朝连年爆发的瘟疫，很可能就是曾经差点摧毁了拜占庭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鼠疫。

参考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9c6b36b0100ddh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