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国的传统美德也是节俭，但近年来也逐渐认识到消费的重要性，政府也在努力寻找新的消费点。这说明，看似荒谬的《蜜蜂的寓言》对我们刺激经济发展有现实启发意义。当然，刺激总需求（经济）不仅仅消费，还刺激要刺激投资、增加政府支出和出口。从长期来看，我们还要注意制度变革、资源增加和技术进步，这才是长期繁荣之路。
为什么人们越来越爱存钱了？
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明显增强。
众所周知，今年以来奥密克戎变异株在国内多点开花，由于病毒潜伏期缩短、传播速度快，使得上半年国内疫情面广频发，防控难度大大增加。在“动态清零”总方针的客观要求下，多地都采取了强有力的封控措施，致使人流物流受阻，很多具有出行、聚众属性的线下服务类消费场景减少。
与此同时，在疫情冲击下，很多企业难以正常开展业务，生产经营压力不断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临着裁员倒闭的风险。叠加本轮疫情的长尾效应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岗位不再稳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中低收入群体对于未来的预期更加偏谨慎态度，避险心理得到强化，由此引发了预防性储蓄的攀升。
事实上，央行于今年二季度进行了一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583％，比上季增加36个百分点；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238％，比上季增加01个百分点；而倾向于“更多投资”的居民仅占179％，比上季减少37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可以反映出居民预防性储蓄意愿的增强，也是上半年居民存款大增的最主要原因。
其二，资本市场遭受重创。
今年以来，受美联储加息、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普遍遭受较大冲击，很多国家都经历了股债双杀，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情绪上升。就我国而言，上半年人民币贬值致使外资回流，国内疫情大面积反弹导致经济运行受阻，加大了市场对于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其结果就是资本市场波动加剧，股市更是出现暴跌。其中上证指数由年初的3651点跌至4月底的2863点，同期的创业板指则是从3349点跌至2122点，跌幅分别高达216％和366％，使得2亿投资者普遍损失惨重。
不仅如此，资本市场的波动加剧还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例如，很多基金类产品回撤巨大甚至出现亏损，由此引发赎回潮，继而又造成了股市的下跌，就连银行理财产品都出现了“破净”。在此背景下，绝大多数普通投资者的财富都出现了缩水，资金流入资本市场的意愿不强。相比之下，银行存款的安全性更高，收益也更为稳健，故而越来越多的人都选择将钱存入银行，将其视为资金绝佳的避险场所，由此让存款金额不断增加。
此外，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也是不可忽视的又一个原因。根据《中国财富报告2022》的相关数据，2021年我国居民资产中近70％是实物资产，其中房地产占绝对主导地位。不过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持续不景气，尤其部分民营房企陷入融资困境，个别地区保交楼出现问题，由此导致居民购房意愿大幅度降低。其中不乏一些人将原打算用于购房的钱存入银行，这同样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居民存款。
二
是好事还是坏事？
人们比以往更爱存钱了，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个问题。在此不妨先来讲一个小故事，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伯纳德·曼德维尔于300多年前创作的《蜜蜂的寓言》：
在一个蜜蜂王国里，起初所有的蜜蜂都想追求奢华的生活，它们在辛劳酿蜜之余，整日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日子过得非常惬意，整个王国也变得非常繁荣兴旺。然而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它们逐渐意识到挥霍浪费不是好的行为，于是就转变了生活态度，开始崇尚节俭：吃的比以前少了，用的也比以前省了，而因为不用花销太多，大家干活也没那么起劲了。结果原本生机勃勃的蜜蜂王国日益凋敝，国力也逐渐走向衰落。
曼德维尔提出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惊世骇俗的，因为当时的古典经济学家眼中，无论是从经济层面还是道德层面，都应该反对奢侈浪费，提倡节俭和节欲，如此便可增加全社会的储蓄，银行也可以因此而开展更多的投资活动，有利于刺激经济增长。正因为这一思想在18世纪初期占据着主流，《蜜蜂的寓言》一经问世就引来了各种批判，曼德维尔本人甚至还遭受了不少人身攻击。
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曼德维尔的理论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到了1936年，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出版发行，作者是世界闻名的经济学宗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该书中，凯恩斯提出了一个观点：勤俭节约对于个人或家庭来说是美德，但对整个社会来说却不然，因为消费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同方向变动，储蓄的变动会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节约意味着支出减少，会导致社会总需求不足，继而引起经济的降速甚至衰退；换言之，储蓄虽然可以为个人致富铺平道路，但若是整个国家都加大储蓄，将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繁荣壮大。
这便是著名的“节俭悖论”，它可以说是对于曼德维尔思想的继承和发扬，该理论也深刻地影响到后来各个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
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来说，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需要的发展导向也是有所区别的。具体而言，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时期，全社会物质相对匮乏，市场供给远远无法满足需求，此时的确应当崇尚节俭，鼓励居民多储蓄，以此来实现资金的积累，继而扩大投资规模，提高生产能力。
不过，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物质财富也越来越丰富，逐渐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而收入水平的提高让居民对于消费有了更高的要求，这时就需要通过促进消费、扩大需求来带动产业端的升级，从而让供需双方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新的动态平衡，如果消费不振，势必会对各行各业的生产造成制约，从而影响到国民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步伐。
当然，促进消费和铺张浪费并不是一个概念，经济发展需要消费的助力，但不等于提倡过度消费或者炫耀性消费，经济的发展与个人的全面进步，从来都不该相互脱节或是背离。
三
如何将居民存储转变为消费？
话说回来，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部门存款的大幅度增加，其另一面是消费的低迷，是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得到很好发挥，这对于推动国民经济复苏、畅通“国内大循环”来说都是不利的，因此才更应该引起重视。
那么，如何才能将居民储蓄转变为消费呢？
诚如前文所述，既然居民存款增加的最主要原因在于预防性储蓄意愿的增强，那么预防性储蓄何时能减弱便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为了便于解释预防性储蓄的变化，这里不妨借鉴安信证券的研究思路，以2003年北京城镇居民在“非典”时期的表现作为参考。从下图中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北京城镇居民的储蓄率整体处于上升的趋势中，但在“非典”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季度，储蓄率要显著高于长期趋势水平，反映出居民为了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而积累了预防性储蓄。尽管“非典”在当年6月下旬就消失了，但北京市民的预防性储蓄并未得到即时性的缓解，9月份以后才逐渐回归长期趋势线，而2004年“非典”疫情已经确定消失的三个季度后，北京城镇居民储蓄率才出现反向的补偿性下降。
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那么在新冠疫情反复和常态化防控的背景下，居民的预防性储蓄恐怕在短时间内很难下降。事实上，从近期消费者信心指数的走势也可以看出，当前居民消费信心明显不足，今年以来就业、收入、消费意愿等分项指数也都显著下滑，侧面解释了上半年居民存款为何大幅度增加。
正因上述种种，想要真正将将居民储蓄转变为消费，继而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当务之急便是要进一步强化与创新城市管理机制，采取更加科学精准防控疫情手段，尽可能平衡防疫与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的平稳有序，以此来稳定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降低不安全感。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加大力度稳就业，让国人能拥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继而提振消费信心，考虑到中小微企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故而需要从稳定中小微企业着手，通过减税降费、发放补贴、减少裁员、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方面措施来稳定企业运行，要抓好重点群体就业，针对就业市场中的弱势群体来制定相关的就业政策，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保费缴纳、薪酬等政策制度，更好开辟消费和就业新空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对于中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要比高收入人群更大，因为前者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后者则是财产性收入居多（见《人们为什么不爱消费了？》）。而且由于房贷、车贷等各项支出的影响，不乏一部分中低收入者处在低储蓄甚至零储蓄状态。再考虑到高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要低于中低收入人群，而中低收入人群又占总人口比重的大头，故而想要通过提振消费来促进经济回暖，长期来看势必要着力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尽可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橄榄型”橄榄型分配格局。
具体需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为调整收入分配的重点，并在再分配过程中，通过财政、税收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注重公平。此外，还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在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使体制更合理、机制更规范，切实减少广大居民的后顾之忧，从而真正让人们敢于消费、愿意消费。
(null)
孟德维尔的代表作是（ ）。
A《赋税论》
B《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
C《贸易论》
D《蜜蜂的寓言》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孟德维尔的经济思想。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和《关于宗教、教会和天然的福利的畅想》都成为风行于欧洲的著作。
中国人是一群道德感特别强的人。凡事进行道德判断。
对道德观进行重新的审视。
——牺牲自己照亮他人才是美德。
——是我少花钱，我省着花钱，其实是为自己好。为自己好能称得上是美德莫！美德是为他人好。
（1）从对谁好的角度看，节俭和美德没什么关系。
（2）中国人对钱的认识很混乱。
-“金钱如粪土”
-“朋友值千金”
-“金子般的心”
过奢侈的生活是人生的一个主要目的。
《蜜蜂的寓言》
——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需求。
别人教导你应该怎样做，但问题的本质在于你本来是个什么东西。“人就是自私的虚荣的动物，那些为国王英勇作战，也是为了战后得到女人和爵位，是一种虚荣或者是一种冲动”
===================下一篇太短，续接线====================
美女和丑女在哲学上没什么不一样。
美女：物以稀为贵。
为什么呢？人是半神半兽半魔鬼的东西，有引逗人恶的一面。人富有之后就更愿意帮助他人，人的善就会出来。
穷生奸计，富长良心。
无恒产者无恒心。
看完《蜜蜂的寓言》我觉得消费对国家和个人的经济都有很大的影响，我的观点是国家要刺激消费，而个人要适量消费。
对于国家来说，消费就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而适量调控则是发动机的机油，只有把这台发动机控制好，国家经济才会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消费就是经济平稳发展的一个外在表现。因为在我看来。刺激消费对国家经济有以下方面的影响。
i 带动一些有关产业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比如说，学校要求空间作业，学校附近的网吧生意就要好一些，吃盒饭的人也会多些等等。
ii 增加就业岗位，解决就业问题。比如3区隔壁的融科东南海，解决好多人的就业问题，它之所以会在哪里砌那么多房子，归根结底就是人们要消费。
iii 使金融市场稳定，因为如果大家都有钱却放在银行而不去消费，那这个社会和津巴布韦没什么很大区别，所以我觉得中石化的吊灯和天价茅台都很正常，因为那是中国长期经济体制缺陷所致。只有适度的刺激消费，金融界才会牛气依然。
iv 让我们感觉更幸福，一般来说，能够由我们自由支配的钱越多，我们就能实现更多的梦想，所以一般来说幸福指数和消费额成正比。
总之我认为，国家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来刺激消费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历史也告诉我们，在一个大的经济体中，消费就是活力。消费对于一个国家经济来说就像一个豪单对于一个外贸公司来说一样。
而个人的消费却不同于国家那样的大体，况且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勤俭节约的传统，所以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应该要适当节约，尽量把钱花在刀刃上，特别是在我们自己还挣不到钱时候。
这些就是我读完《蜜蜂的寓言》的读后感，我觉得那些国家什么经济规划之类的东西。我们只要作了解和适当思考，而不是大谈该如何如何，对于自己而言，就是觉得一定得坚持节俭，毕竟现在花的都是爸妈的钱，而且花了20多年了。呵呵，再就是以后一定要作死的去挣钱，为国家经济作贡献。
经济学是研究真实世界的学问，张五常和科斯一样都注重实例，他经常讥讽有些经济学家研究一些真实世界不存在的学问。
《蜜蜂的寓言》无疑是张五常可以传世的一篇佳作。这倒不是其论点如何有创见，而是其脚踏实地的研究态度更值得我们吸取。
米德仅凭常识和想象就认为果农不能对养蜂者收取费用，这和当今中国经济学界在讨论国企改革问题上的情况一样，就没有哪位经济学家认认真真去国企搞一搞大规模的实地调查，而只听见鼓弄玄虚的抬着科斯定理等理论在炒冷饭。
事实上，我亲历过有搞得比外企还好的国企，也见证过大多数国企的低效率和腐败以及MBO的厚颜无耻。
本地的一个大型水泥国有水泥厂，在卖给拉法基后外方基本上没有介入任何实质性的经营管理，仅仅是部分产权发生了变化，企业的经营团队和员工仍维持原状，但企业的经营情况却让外方也认为他们也不可能搞得更好。
而本地的很多烟草企业，供应商即使卖一颗螺丝钉都要打通无数道关卡，虽然表面上利润很高，但中间的交易费用之高足以让利润消减大半，而从社会的角度，社会成本无疑大大提升。
再一次叹服科斯对产权的理解之深以及产权之于经济学的重要。
| D |
| 试题分析：每只蜜蜂疯狂地追求个人利益的结果是促进了社会繁荣，体现了①③；材料中曼德维尔的观点是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使整个社会萧条，但不能说明这就是社会退步的“根源”，②排除；材料表明，恶德推动了社会繁荣，良好的道德导致了经济萧条，这体现了④。该题选D。 |
2008年4月16日，发现张在腾讯上的文章《粮食如何算安全？》
粮食如何算安全？
在两会的研讨中，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受到重视，而要减少农民人口的声浪似乎是提升了。在此同时，粮食安全问题的声浪提升得更大。后者是二百多年前欧洲重农主义的思维，“粮食安全”的表面解释是一个国家的农产品需要自供自给，不靠进口。这几年中国的农用地减少，自产的粮食下降，中国成为一个粮食进口国，是以为忧。
我曾经指出，作为人口最多的大国，比例上优质的耕地实在少，要成为经济强国，中国一定要让大量的农民人口转到工业上去。这样一来，大量进口粮食无可避免。至2005年，是好些地区工业用地的回报率比农业用地的回报率高出10倍以上，而一部小电视机出口可以换取大约一吨非优质的白米进口。农转工可图之利可谓大矣。
一年多来，可能由于政府对农业与农民的多方协助，农转工的速度显然不足，因为工业大叫民工荒。虽然2005年的经济整体发展还算好，但路线是走错了。继续下去，这路线的不良效果会明显化。爱护农民是鼓励他们转往工业，协助他们留于农业，早晚害了他们。
我们今天不容易估计中国的农民究竟是人口的百分之几。官方的数字是69%，但半农半工的人口多得很，而不在市区的工厂越来越多。以全职农业算（例如两个半农算一个），农民的人口百分率应该低于69%。不这样，直觉的判断是中国不会见到有骄人的工业发展。纵观外国经验，要成为经济强国，中国的全职农民要下降至人口的25%左右。这含意着中国的粮食要大量进口了。
安全吗？我曾经指出，没有任何供应，能比让他人赚钱的供应来得安全。就算国与国之间有政治纠纷，有禁运的可能，有钱可赚的商人总有办法，何况世界上有那么多农业出口国要互相竞争。要走向经济强盛之途，中国没有其他选择。但我可以提供三点，增加粮食供应的安全性。
（一）政府全部开放粮食进口，让私营（或称民营）的商人处理，绝不限制牌照数量。这是毫无农业的香港从来没有缺粮的主要原因。数之不尽的零散粮食商人，互相竞争，各出奇谋，各有门路，有什么战争或政治上的风吹草动，他们总有办法。
（二）在海上以浮笼养鱼与在海滩殖蚝、蛤等，有利可图的例子早有前科。政府要把所有宜于人工繁殖海产的海岸与海滩，以招标的形式租出去，让民营投资者博一下。
（三）界定与保护农民的土地权利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容许有权利界定的农地有自由转让权。当然，不少地区政府要靠土地租出或卖出为生计，而农、工、商、住的土地用途的划分是一门湛深的学问，篇幅所限，这里不说了。
客观地看，中国需要的知识进口、石油进口、铁矿进口等，比农产品进口更重要，但为什么两会不讨论这些进口的不安全呢？我的答案是：不能不进口的，无可奈何，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客观地看，农产品也是不能不进口的，而外国的供货商人远比石油或铁矿为多。 张五常先生
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1967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获得主科斯工作，1969年获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1982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7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张五常是演讲大师，从欧美到中国，从大学的讲坛到法院的殿堂，从智囊会所到公众论坛，听者包括学生、教授、家庭妇女、小职员、企业家、总理、总书记，有人说是微言大义，有人说是危言耸听。几天前，他来广州中山大学做演讲，听众之多，反响之强，中大教师无出其右。 张五常是公认的产权理论大师，他的朋友如科斯、弗里德曼、阿尔钦等学界泰斗说他是“百年来只此一人”。张五常拒绝诺贝尔经济学奖，理由是评奖委员会太“功利”，他引用了一句广东家乡话“面子是人家给的，架子是自己搭的。”但他公开称：“我的文章中至少有六七篇100年后还有人读，哪个诺贝尔奖得主敢这样说。”
张五常看不起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因为“他们不明世事”。他自己，除了正儿八经的学生和教授生涯之外，逃过荒，做过生意，卖过古董，搞过艺术展，打过官司，当过分析员，自然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以他的文章格外简单，却百读不厌，常读常新。 张五常讲话直截了当，不给人丝毫面子，因为他爱真理，而且因此骄傲。他说，1983年的一个晚上，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于是，我仰天大笑。”
张五常有一头蓬乱卷曲的白头发，虽然六十几岁，看上去仍然十分卡通。他的经历也是卡通化的，有一种现实世界缺少的简单和戏剧化。比如他小时候常常逃学，两次被开除出校，中学都没毕业，可是他从进大学到成为正教授，仅仅花了9年时间。他的专业是经济学，但是他和香港三位名摄影家一起出摄影集，而书法成就，则获得上海中国画院封为画师。
初初见到张五常，那感觉是不大好的。在白天鹅酒店的大堂吧，张顶着他那一头乱发，没有什么笑容，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出现——名人，权威的排场逼人而来，我有点想放弃这个采访了。但是我很快知道自己错了。乱纷纷坐定之后就发现，除了他太太和两三好友，七、八个年轻人都是本地的普通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不管他们问什么，张总是乐于回答，渐渐高兴起来，口若悬河。
看样子他是真的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疲倦不耐烦的神色。他第二天还跑到中学去演讲——中学生怎么听得懂他那新制度经济学呢？他跟他们讲怎么读书，怎么挑老师，说“老师很重要，但是也不是这么重要”。学生们鼓掌鼓得快疯了。
人活到一个境界是没办法的了。象张五常，他即使坐在一张不大舒服的椅子上，也是很自在的。在中学演讲，每当学生咬紧牙关鼓掌，他就往椅背上一靠，手臂垂下来——还是很自在的样子。他是不会让自己不舒服的。他肆无忌惮地评论书法，摄影，音乐，也是鲜明的“张式”的，好是好得不得了，天下第一，坏就是垃圾，一钱不值。眼睛里从来没有权威。当然，这你就不能象对他的经济学那么认真了。他拍黑白照片，有中国画的韵味。他拍人物，却是影楼式的干净艳丽，把美丽的太太拍俗了。
读那么多书，又还懂得运用肢体语言，他的握手是温暖而舒服的。走在沙面的小路上，他和太太自顾自手拉着手，把一班人甩在后面。他的身材瘦而高，年轻一点的时候大概称得上玉树临风。2009年他仍然说话风趣，喜欢和美女吃饭。张太说他，“事后都不记得了，跟我说，上次吃饭在旁边那个女的是不是你？”真有他的，这样就过关了。
他的太太美丽而能干，在美国有自己的事业——可不是家庭妇女。在内地，他太太做他的普通话翻译——几乎是同声翻译。教授在生活上是个好伴侣吗？他太太说：“看你要求的是什么了。他真的非常可爱。”又取笑他，“吃穿是不讲究的，人家一看他衣服就知道他太太回来了，他自己是不会配颜色的。
吃饭也马马虎虎，有时候吃完了说，‘不好吃’，可是他也吃了很多。”两夫妻一般的好口才，说出话来刮辣松脆，活灵活现，跟一般口讷的读书人大不同。 小档案： 履历： 1959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1967年获博士学位。
1967年—1969年，在芝加哥大学与诺贝尔经济获得主弗里德曼和科斯等工作。 1969年，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 1982年—2000年，任香港大学教授、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 1997年，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学术贡献： 对财产权影响经济行为的重要性的信念，使他几乎是排除一切地集中研究交易费用的各个方面。他几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使他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领奖演辞中指出，张五常和另外两位经济学家也为得奖成果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目前正在撰写集数十年学术研究精华的著作《经济解释》。 这么多年来，张五常离诺贝尔奖总是咫尺天涯。科斯称张五常是最为了解他的思想真谛的人；他与现代产权大师诺斯、巴泽尔共事多年；他与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往甚笃。其中多位公开宣布或者承认，自己的经济学思想曾得益于这位叫斯蒂芬的中国人。1991年，作为唯一一位未获诺贝尔奖却被邀请的经济学者，张五常参加了当年的诺贝尔颁奖典礼。
有人曾直言不讳地问他：为何你张五常一直与诺贝尔经济学奖无缘？张五常笑道：“我的11个朋友都得了诺贝尔奖，就剩下我一个了，可能我太厉害了吧！”典型的张式回答。
事实上，他在西雅图教书时，与巴泽尔和诺斯有个研讨小组，但他从不参加。少有的一次，只听了一半，就站起来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浪费时间，听这种没有一点意思的讲演？说完转身离开。
他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个世界，如同在当年的西河湾街头游荡，乐趣无穷。
在华盛顿任教时，张五常家的房子在海边，他就近观鳟鱼溯流而上、产卵、再回到海中的生命周期，并且思索渔民如何处理以大海为家的鳟鱼，由此想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跑到苹果园养蜜蜂，写出《蜜蜂的寓言》；十多年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像个疯子一样”，卖橘子、卖珠宝，研究市场交易中的现象，逛出了《经济解释》。
1983年的一个晚上，当他写完《企业合约的本质》一文，虽尚未成稿，但已知是传世之作，一百年后还会有人阅读。
但是，他也太不懂得“谦虚”二字了。反感他的人，不得不承认他在经济学理论上的造诣和天赋，却看不惯他身上的狷狂之气。一些老派学者尤其担心，他宣扬的随心所欲、不合常规学术训练的成长路经，会带坏了后生晚辈们。
对于“狂妄自大”的指责， 张五常在《上帝之子》一文中借莫扎特之名言给以反驳：“漠视一个人的成就而批评他是骄傲的人，自己才真是骄傲了。”
“别人都说我是天才。但是，你不知道，我写论文有多累。我想天才应该不会这么累的。我应该不是天才。”
“经济学家就是被人利用的”
1982年，张五常应香港大学的邀请，从美国回港任教。当时，他已是美国经济学界数一数二的华人经济学家。在契约理论、信息经济学和产权分析理论上做出的开创性贡献，使得他回归港大任教成为当时香港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件盛事。
回到故地，张五常意气风发。对于一个对现实怀有浓厚兴趣的经济学家来说，没有比参与和影响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经济体变革进程更激动人心的事了！他本就不是一个埋头书斋的夫子。
“狂士”确也算得上多才多艺，摄影、书法及艺术收藏方面皆有可观。仗着这点资本，他曾嘲笑老朋友弗里德曼只有学问的世界，没有艺术的世界。
但更为人所知的是他见诸各报的散文，他的经济散文妙趣横生，即使是不懂经济学的人一样爱看。他爱搅和国内的热点问题，常常抛出惊人之语，譬如“号召打开秦始皇的陵墓”、譬如“中国现在的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这是个骄傲的老头，为自己过人的智力优势得意洋洋，对于自己真能扮演的角色和分量，并非不清楚。其实，要是不明白，残酷的现实终究也会让他明白这一点。
被人追捧得最高的时候，在内地到处巡回演讲，到处布道，台下学子无数；门前冷落时，蜗居在一水之隔的香港，在博客上和报章上继续着自己对国内外政策事务的观点和建议，万般滋味在心头。
杨小凯生前曾中肯地评价他在性格上诸多的弱点，他说，“张最大的缺点，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包括和政府的关系。”
冷暖自知，聪明如张五常，焉能不知其中的道理？
“我的名气是你们给的，不是我要的。”“我关心中国发展，这是事实。但我怎么能改进社会呢你们不能把我看得那么高。其实，经济学者就是被人利用的，他要实行什么政策，就说张五常怎么讲、是支持。如果批评他有什么坏政策，就不理你了。”
身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院长的张五常果真会像一些媒体传言的那样，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中国人吗？诺贝尔奖委员会是否正在收集张五常的资料？日前，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负责诺贝尔奖评选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皇家科学院对记者的答复是：在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候选人的任何资料都是个秘密，他们不对任何传闻作出评论。
记者就此采访了正在成都讲学的张五常。张五常表示，确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有关人士在收集他的资料。关于诺贝尔奖，他说，许多时候是别人一厢情愿。诺贝尔奖是很珍贵的奖项，张五常认为：“我在经济学里面四十年的苦苦研究只是得到了一个获此殊荣的机会。”有记者问张五常：如果您获了诺贝尔奖，您认为最可能获奖的理由是什么？张五常回答说，最可能的是1969年写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诺贝尔奖委员会每年都会向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和研究机构发函,让他们提名来年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提名一般在每年的2月1日截止。接下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将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对候选人的成就进行考查并作出选择，最终的结果会在每年的10月公布。 张五常：不是房价太高而是收入太低 房地产无泡沫
对于中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问题争论由来已久，而且对于房产的泡沫大小等等问题让老百姓一头雾水。2012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应和解释。
经济学家张五常2012年12月16日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并不存在泡沫，民众买不起房的主要原因“不是房价过高而是居民收入过低”。
张五常在当日的“凤凰财经峰会”上表示，当前民众买房的需求应该得到鼓励，因为购房对普通人来说是财富累积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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