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锦阳的后人是谁

山西平遥梁氏，自北宋末年迁居平遥东北乡梁官村以来，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尤其在有元一代，官居显赫，铮铮有声，为一邑之矜式，如万户侯梁瑛公，吏部侍郎梁天翔公，赐进士广州路总管梁时中公者，或忠义耿耿，或仁义儒雅，或戮力王事，效死沙场，或矢志宣猷，政绩卓著，至今他们的传说故事在平遥一代脍炙人口，并载入县志国史。然而有一位官至左丞相的显赫人物却并不为人们所熟悉。

在振修《平遥梁氏族谱》的过程中，我们收集到了文水梁家堡近年修印的《梁氏家谱》，其同治三年由梁殿元撰书的谱序中写道“梁氏鼻祖锦阳公于今，数十世矣，而传流家谱，世世相承守，而勿失”，正谱世系中记录：“始祖梁公，讳锦阳”。这里明确记载文水梁家堡梁姓始祖为梁锦阳。

我特地赴文水梁家堡进行实地考证，在持谱人，原担任梁家堡小学校长梁振华老师的指引下，我们一起来到了村西头，瞻仰了梁锦阳墓，这里是原由生产队棉花站占据的院场。后方有宏大有墓丘，前有近年出土的石人石马，门口竖立着一块石碑：“文水县文物保护单位---一一梁丞相墓”。梁老师告诉我，梁锦阳墓同刘胡兰烈士陵园、武则天庙是文水县的三大文物景点。梁锦阳墓原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有150多个墓冢。墓地中除了安葬着梁锦阳以外,还有他的子孙,他的墓地前有石人,石马,石羊,石虎,石柱,神道碑,舞台等陪葬品。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要修建棉花收购站,该墓地就被毁坏了,相关的陪葬品也随之埋到了地下。近年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以前村里还有宏大的梁家祠堂，供着梁锦阳的巨像，等等。

梁锦阳，何许人也？

在文水梁家堡《梁氏家谱》中，滕录着一篇由元朝翰林侍学士揭傒斯撰文，国子监祭酒吕思诚书丹的《大元左丞相兼征虏大将军、总督三边、五路都万户、威震四夷大元帅、敕封奥达鲁花王、谥文宪、梁公神道碑记》。

撰写碑文的揭溪斯是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忽必烈建立元朝伊始，便委任他担任《宋史》《金史》的主修总裁官。由他执笔撰写碑文，表明碑主当吋显赫的身份地位。碑文中介绍了梁锦阳的生平事迹。

碑文一开始介绍道“公讳锦阳，字世荣，夫人周氏，太原宦族'。祖父讳俊，宋未金初人，受诰封，“芸儒不仕，爱拔穷苦之人，为乡所重”。父亲讳义，义生锦阳。锦阳自幼“精敏异常，志向宏大，而动静有节，学周孔，师颜孟。”成人后“有经济之才，备文武之姿。优韬略，能弓马，度量恢廓，智力绝伦”。元中统癸亥中进士。

碑文接着介绍梁锦阳的主要事迹，蒙元中统四年（1263年），年仅二十八岁的梁锦阳随从顺天道（今北京地区）左副元帅贾同文帐下，参赞军机要务，屡建奇功。右丞相伯阳向世祖举荐，越级提拔为千户长。在元廷与南宋的战争中，扈从张万户车驾渡江。后升为左副使，指挥万艘战船，统兵攻打襄樊;襄樊既下，大军渡江，接连攻下荆州、宿州、郢州（今武汉）等地，南宋军队“望风顺降纳印”，纷纷投降。此时，南宋丞相贾似道是一位亲蒙人物，他修书一封，表觐议和。锦阳公考虑到攻克南宋的条件尚不成熟，便复书南宋皇帝，陈述和战利弊，同意停战半年。而蒙军统帅忽必烈命其火速南征，锦阳公认为毁盟弃约不是大丈夫所为，起初朝廷要追究他的抗命之责，锦阳公“持义不屈”，并交待部下：“宋无隙可伐，尽在其我，经待天时，岂可毁盟，败信不仁，而辱中州士大夫乎？！但上怒不测，倘不幸而死，诸公须观变，以待揆之，天时人事，宋祚不远矣”。锦阳公对部下说，我如遇不测，你们要见机行事，有把握时方可攻宋，反正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了。众将领听后信服其言，皆自励鼓劲，按嘱行事。后来，元世祖忽必烈南巡，锦阳公面见，奏报十余件事情，皆援据古义，痛切时病，忽必烈一一嘉纳。

对于攻伐南宋之事，世祖忽必烈非常着急，“上意欲速”，锦阳公认为不能操之过急，应先收拾人心，整顿军备，广招人才，以增元气，待时机成熟后再战不迟，他奏道：“彼无衅可乘，用兵未见其利，唯修德以顺天心，法制以慰人望，简贤以尊，将相惇族，以培基址，抚殊俗制，列镇防窥，广毓英才，以储元气，藏器于国，候时而动，宋可图，天下平矣”。忽必烈听后，认为讲的非常有道理，又逢蒙古大汗蒙哥皇帝战死在四川钩鱼城，急于返回朝廷争夺皇位，便任命锦阳公为“江淮南北等路文英武饬招谕使，佩国信，赐金虎符”。

锦阳公接受新的任命后，剪平了如上海陶机、洞庭东山等新附之民的数次叛反作乱。世祖擢升锦阳公为左丞相、万户上将军，镇守吴江。

锦阳公爱兵如子，夙夜为公。时军人生活贫乏，他便“以己粮千担赈之。时江湖军务事烦，官兵往来，必乘船，官船不敷所用，每不便。公以己俸造战船百余艘，恒为守御，盗息民安，远近咸赖”。当时平章政事王文统非常忌恨锦阳公在朝野的威望，私通蜀边不轨之臣作乱，希以此陷害锦阳公。南宋丞相贾似道摄于锦阳公威望与武略，将密情泄露，锦阳公幸免不测。权臣王文统的恶行败露后，举朝愤慨。世祖忽必烈对众臣曰：“汝等谓文统当得何罪？”诸臣皆曰：“当死” 。更有臣言"当刮”，王文统伏诛。贾似道被宋廷贬谪，途中被杀死。不久，元世祖命锦阳公攻取辽东，公率部所过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拔城日，民安不惊。其制师，纪律概如此”。

在元廷灭金伐宋的战争中，锦阳公功勋卓著，声望非凡。继而“一统归元，论功懋赏，元廷擢公统辖五路，顺天、东宁、太原、延安、京兆等处都元帅”。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七年，即公元1290年，四十五岁的锦阳公辞官不允，朝廷“赐衣带，敕修坟”。而后在保卫边境，在密云、大同、神木等地抵御外虏战争中，破敌无数，杀贼数万。“由是，声名大振，中外倚重”

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七十岁的锦阳公，“移表告老，辞官归里。立庄起第，优游数载”。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又八。同年九月，朝廷以其位不满其德，敕封奥达鲁花王，谥号文宪。其孙河南道监察御史大夫梁政远奉旨立碑。经查阅有关资料，蒙元一朝共封王四十七人，通常封王的只有皇子皇孙，有极少数功勋卓著的大臣封王，奥达鲁花可能是蒙古语的一个地名。

梁锦阳生有四子，长子梁简，官至江西道肃政廉访司附宪，奉议大夫。次子梁兰，官至兵部大司马将军尚书，资善大夫。三子梁玑，官至山东道左藩辅，中奉大夫。四子梁璇，官至交城知县，文林郎。

纵观梁锦阳公的一生，出身名门贵族，开国功臣，位居显赫，封王拜相，位极人臣。在地方人物中，应当说是凤毛麟角。

然而,梁锦阳公与平遥是什么关系？他到底是平遥人呢？还是文水人？

在元廷任国史总裁官揭傒斯撰写的这篇梁锦阳神道碑记中明确写道：“公先世河西渭南人，后迁居太原之麓台乡”。麓台乡即今之平遥县襄垣乡梁官村。

在《平遥梁氏家谱》中也记载，梁锦阳祖父梁俊与平遥梁官村梁氏二世祖梁颜是同胞兄弟，即二世祖梁俊，三世祖梁义，四世祖梁锦阳。这与《文水梁氏家谱》记录是一致的，始祖梁显公于北宋末年奉旨从陕西迁来。在家谱中可知，梁锦阳与与平遥梁氏四世祖、官至五路万户之职的都元帅梁瑛是未出五服的同宗兄弟。只是年令相差许多，在锦阳公刚出生时，梁瑛公已是万户之职了，属于贵族家庭，祖居都应该同在平遥梁官村。只是锦阳公去世，葬在文水李端(今下曲镇)东地，后人依坟而居，逐渐形成了梁姓村落---梁家堡，也就是文水梁氏的发祥地。这在乾隆三十一年续修文水《梁氏家谱》中的谱序中写的很明白：“余梁氏，祖居太原之麓台乡，即今平邑梁官村，余族自始锦阳公于元至治三年（1323年）卜葬于文邑李端(今下曲镇)东地，其后裔依坟而居，遂隶文邑焉”。这里说明梁锦阳的后裔才归属文水。

另一篇由乾隆二十一年进士，官至济南知府的武乡人史传远作的序中言：“其初，由河西渭南迁汾之平邑，与大陵壤接。由平邑迁大陵，自锦阳公始”。大陵即文水县，平邑即平遥县。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王霞蔚博士曾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金元以来山西汉人世侯的历史变迁——以平遥梁瑛家族为例》，文中提到：“文水梁家堡与平遥梁官村梁氏世传为同宗，从两地保存的族谱来看，也确实如此。两家在元代都为当地望族，在地理位置上文水和平遥紧邻，但奇怪的是，两地的梁氏却从未没有留下任何曾经联系过的记载”;王博士可能没有深入考证，这最后一句说的不大准确。其实，文水梁家堡梁氏与平遥梁官村梁氏一直都有往来，据梁官村梁氏后人讲，在解放前夕，文水梁氏后人每年清明要到梁官村祭祖并收取地租，这就说明梁锦阳公世系的地产在梁官村一直都有保留。由此可知，平遥文水两地为梁氏族人本是一家，从未中断过往来。解放后，以家族治理的社会形式解构以后，切断了经济上和组织上的的联系，两地的往来才逐渐减少，但其后人仍保留许多家族传说。

毋庸置疑，元代左丞相梁锦阳本与平遥梁氏是同一家族，无论从出生到去世，一直是隶属于平遥籍；只不过梁锦阳去世后葬在了与平遥一河之隔的文水梁家堡，现在人们误认为他属于文水人。从历史学的角度认知，梁锦阳本身是为地地道道的平遥人，是无可争辨的史实。然而，不知何故，如此重要的历史人物，在平遥历代县志，以及其它文献中，未曾发现有梁锦阳的有关记载。笔者长年生活在外地，资料有限，这个历史之谜尚求诸同好释疑。

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发出皓电，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全部开到灾情、敌情并重的黄河以北，欲陷八路军、新四军于绝境，并调兵遣将，在皖南集中了7个师8万余人的大军，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采取前堵后追、两翼夹击的部署，伺机“围歼”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率领下，从皖南泾县云岭及其附近地区出发，准备绕道茂林、三溪、宁国、郎溪，到江苏省溧阳待机渡江北移。7日拂晓，当新四军北移部队行至泾县茂林以东山区时，遭到国民党军层层堵截和进攻。新四军指战员在军长叶挺的指挥下，被迫奋起自卫，浴血苦战8昼夜，到1月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少部分人分散突出重围外，其余分别被打散、被俘或牺牲。叶挺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时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在泾县濂坑石牛坞赤坑山的蜜蜂洞隐蔽时于3月12日夜遭叛徒杀害。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命令和谈话，反侮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对于“皖南事变”这样一个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关系史上重大事件，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学术界，特别是党史、军史学术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之进行了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尘封不可能一一拂尽，因而，迄今为止，仍然留下许多待解难解之谜，尚需学术界继续不断的加以深入研究探讨。

一、项英为何一再推迟皖南新四军部队北上日期？

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后，蒋介石将其反共活动的重点由华北转向华中。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并要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1940年9月19日，毛泽东指示叶挺、项英“率部迅即渡江，应于两星期内渡毕增援皖东为要。”10月8日向皖南军部提出了三个行动方案：一、军部移动到铜陵、繁昌三支队活动地区，准备在顽军进攻时渡江到皖北；二、如有可能，移到苏南也可；三、如直接移皖北，即令江北四支队派兵到无为沿江接应。10月9日，刘少奇致电叶挺、项英，要军部从速北移，指出“如果迟缓，恐有被坝同派阻断封锁可能”。10月12日，毛泽东又再次致电耐心说服项英，说明北移理由，要皖南军部“绝对不要迟延”。10月21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要叶挺尽快渡江，以速为好。10月25日，毛泽东又向项英等人转发了周恩来“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的意见。以后的11月15日、11月21日、11月24日、11月30日、12月14日、12月26日等日又反复催促项英尽快北移，或在情况有所变化、项英犹豫不决的情况下给予鼓励，或给予严厉的批评，其目的都是为了要项英北移。但对于党中央的指示，项英或直接拒绝之，或婉言拒绝之，直至1940年12月28日才召开新四军分委会议，决定于1941年1月上旬北移，致使新四军被围而聚歼，使革命队伍遭受惨重损失。

对于项英迟迟不率部北移的原因，有的分析是项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抵制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的战略方针，强调皖南特殊等。有人认为，仅仅作这种分析是不够的，还要“研究历史的、现实（指当时的现实）的、国际的、国内的、个人的种种因素”，要“进入人物的心态”来进行研究。那么，项英当时的心态究竟如何？既未留下片纸只字，也不见有人听到项英的任何流露，尽管我们可以对之进行分析和揣测，但不能作为信史，项英其时最真实的心态究竟是怎样的，恐怕是永远也解不开的千古之谜了。

二、项英究竟有没有一个“三山计划”？

这是关系到新四军北上抗日为什么选择南下茂林而遭到国民党部队围剿的问题。1940年4月3日，毛泽东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问到：“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4月9日，项英收到毛泽东来电，当天立即回电，报告皖南部队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情况，其中说：“向南，为黄山、天目山、纯石山，人少粮缺；靠江，则须经过敌友之间，极不利；渡江，绝对不可能，敌在长江封锁更严，江北桂军已密布江边，“向东，某方已有布置，须冲过两道封锁，经过几次战斗，才能与陈支会合。到苏南，地区不利，处在敌友夹击，地区狭小。只有在广德、宁国一带坚持，继续战斗。”（《新四军·文献》（一），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可见，最后决定绕道的路线时，项英是作了遇到袭击时坚持在山区和丘陵地带坚持战斗的准备的，并且主要是考虑了新四军各部队善于在山区地形进行作战的因素的。只不过在北上的实际过程中，由于他对蒋介石等的反动本性认识不足，应付突然袭击的准备不充分，故在皖南事变中遇到袭击时，还等不到我军到达广德、宁国一带就被围歼，连他本人也在皖南事变中不幸牺牲。

那么，项英为什么要率领皖南新四军部队向南而北上呢？

这里的关键是：有人说项英有一个建立“第二延安”的想法，也有人认为与新四军大部分部队缺乏在国共合作抗日情况下对所谓“友军”进行集团作战的经验有关。究竟事实是怎样的，这个谜尚待解决。

三、新四军北移出发不利之谜。

新四军北移出发这条路线，是经12月28日新四军军委会反复讨论决定的，当时确认这条路线是一条较少牺牲的路线，但是1月4日部队出发时遭到了一系列的不幸：

一是出发的县体时间是晚上而不是白天，而且又因连日的大雨，路滑难行，这就给部队行军从一开始带来了困难。

二是大部队于5日拂晓到达章家渡时，因青弋江水陡涨，在通过章家渡浮桥时，因过于拥挤，仅过千余人，浮桥即被折断，部队被迫涉水过河，延长了渡河时间，加之由于是隆冬季节，很多人衣服湿透，造成了部队的疲惫。

三是由于初出云岭等地不利，部队被迫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加以修整，这样就给了顽军形成紧密包围圈的时间，使北移队伍陷入重重包围之中，未能在合围之前冲出去。

可是，作为全军行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为什么在那样的重大行动前没有精心做周密的安排，不做种种的预案，使部队从一开始就陷入行军的困难之中？为什么部队出发不选择在白天？为什么不考虑连日降雨青弋江已经涨水而采取加固浮桥的措施，进而造成延长渡河时间？为什么一定要在茂林停留两个白天？这些谜至今也不见有令人信服的解答。

　　中共党史上的80件大事（24）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于1941年1月6日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指使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叶挺、项英，强令将在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这明显地暴露了国民党制造分裂、挑动内战的险恶用心。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电何应钦、白崇禧，据理驳斥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但为顾全大局，仍答应将皖南新四军部队开赴长江以北。而蒋介石对此不予理睬，仍按原定计划密令第三战区顾祝同、上官云相将江南新四军立即“解决”。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千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 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高峰。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于1941年1月17日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新四军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中国***对此进行了坚决的回击，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不久，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正式成立。随后，新四军扩编为9万余人。同时，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发言人的名义发表谈话，揭露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的真相。在一片反对声中，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更陷于孤立。1941年3月，蒋介石被迫“保证”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彻底击退。（人民网）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为“皖南事变”题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