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国前后的对比

早在200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就指出，长三角区域拥有中国最富裕的1亿人口，光是这1亿人口就足以支撑上海修建一个迪斯尼乐园。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时，沪杭磁悬浮和京沪高铁也将相继开通，更大范围的内地游客将可以在几个小时车程内到达上海迪斯尼。上海预留的迪斯尼面积将是香港迪斯尼的4倍。

“搞国际航运中心、金融中心，都不如建迪斯尼乐园对上海旅游服务业推动大。”上海浦东经贸局一位人士说。他的这种看法，来自于考察美国奥兰多迪斯尼乐园时留下的深刻印象。“奥兰多每年接待3000万游客，城市的100多万人口中，有8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为迪斯尼服务。你说迪斯尼将为上海带来什么？”在他看来，迪斯尼的意义不言而喻。

浦东发展与改革研究院秘书长杨周彝认为，除了强大客源支持可使上海的迪斯尼乐园直接获益外，迪斯尼还可以促进上海制造业、零售业、餐饮业、酒店业等相关行业发展，同时带动就业，对提升上海城市形象也有重要的作用。

迪斯尼公司方面同样不讳言，他们看中的不仅是上海及内地庞大的旅游人口和强劲的消费能力，还希望进一步在长三角地区乃至更广阔的内地市场拓展该公司的周边产品，包括电视、**以及各种消费产品。据消息人士透露，上海方面很可能开通一个迪斯尼电视频道。

“内地居民到上海玩迪斯尼不需要签证，而境外到浦东机场的过境客也可以免签证48小时。”一位浦东主题公园办公室工作人士对记者表示。上海迪斯尼之所以不能在2010年前开业，完全因为中央曾对香港的承诺。

对于上海迪斯尼可能对香港迪斯尼形成的竞争压力，韩正表示：“我们希望与香港形成合作，上海与香港在CEPA框架下的合作进展顺利，合作包括经济、人才等多方面。目前已有1000多名港人根据此项框架的条件入沪工作。” (中国经营报)

争建迪斯尼背后的发展浮躁

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日前就上海兴建迪斯尼主题公园一事给出了明确答复，她说：“上海有条件、也有愿望建设一个迪斯尼主题公园，目前上海市已递交了相关申请报告，正在等待国务院的批复。”（3月16日东方网）显然，这项耗资300多亿元人民币、占地6平方公里的浩大工程，只待国务院的一纸批复，马上就能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照理说，这么大一个工程，不该只是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申建这么简单的，地方政府首先应该争得上海市民的同意，尤其是选址地市民的同意。因为迪斯尼主题公园不仅要花上海纳税人大把大把的钱——而这些钱原本可以用于增进市民福利；还要增加城市的交通拥挤，影响城市生活的舒适度；更要有很多人离开世代生活的家园，因为非公共利益（商业利益）而被强行征走土地。但是，上海市民，包括选址地市民在内，对于上海要申建迪斯尼主题公园一事，恐怕并不见得要比全国人民知道的更早吧？

如果说上海申建迪斯尼还算“有条件”，那么，大大出乎我们预料的是，投资超300亿的浩大工程，竟然还有很多城市在竞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表示，的确已收到上海的申请，但内地还有其他城市亦递交了申请，但他不肯透露是哪几个城市。我真的很诧异，迪斯尼毕竟不过是一个娱乐项目，内地城市如此青睐，不惜投入巨资和大片土地，难道就没有其他发展项目可以选择？或者是市民都很富裕，不但不需要政府提高福利，反而急需政府建设娱乐项目以消费手中的闲钱？照这趋势，全世界目前才5家迪斯尼，内地恨不得就要建个十家八家的。

有人说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但政府如果也加入或者推动“娱乐至死”，却是很可怕的。所谓“满足上海市民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的文化体育生活需求”，也总该考虑内地居民的消费水平吧？普通工薪阶层有多少能消费得起迪斯尼的高价门票？如果实际满足的只是公款消费需求和富豪消费需求，又何必把“上海市民及全国各地人民群众”拉来做垫背？而且，公款消费需求和富豪消费需求在世界上已有的迪斯尼公园一样能得到满足，何必要把农民从祖祖辈辈吃饭的土地上赶走，以满足公款与大款的狂欢？

从内地上百城市争创“国际化大都市”，到缺水地区和高温地区大建滑雪场；从高尔夫球场城均一个乃至几个，到争建迪斯尼大搞“烧钱比赛”——实际上，某些地方政府真正看重的不是发展机遇，更不是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谓“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更是纯粹的托词，它们真正要追求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多”的政绩荣耀——“窝里斗”和“要面子”精神，让一轮又一轮的“时尚政绩”之风刮遍了大江南北，结局是一窝蜂地重复建设，一大片的政绩工程，纳税人的辛苦贡献只够给他们擦屁股。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赚快钱”心理，不仅加重了泡沫经济，也侵蚀了国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糟糕的是，“赚快钱”的飞跃式发展也正在被更多的地方政府奢望和选择，这在地方政府不计后果、不考虑可行性的争建迪斯尼冲动中表现的十分明显。办奥运会都有亏损严重的——希腊人就要为奥运会背上近10年的债务；申建迪斯尼难道就一定能大赚特赚吗？未必迪斯尼真是一颗万古长青的摇钱树？地方政府真该记住：迪斯尼是来中国赚钱的，不是来给国民发福利的。（国际在线 舒圣祥）

旅游学者：迪斯尼不能盲目引进

2005年11月28日，在广东“旅游产业化国际论坛”上，有广东学者直言：内地城市绝对不应盲目引进迪斯尼等大型主题公园，否则地方政府将承担巨大的市场风险。

中山大学旅游学院院长保继刚教授在论坛上作了题为“广东旅游发展战略回顾与探索”的主题演讲。保继刚教授指出，香港迪斯尼乐园开业至今，游客并没有如预期般火爆。迪斯尼是否真正引领了香港旅游业的再发展，并对整个区域旅游竞争产生阶段性影响，还有待观察。我个人的观点是：国内城市不管是北京上海还是广东，要建迪斯尼这样的大型国际主题公园，前提条件是我们不能承担过高的风险。

保继刚教授表示，香港迪斯尼乐园的所有风险，都由香港特区政府承担，迪斯尼公司基本上不承担市场风险、不承担投资风险。“如果说，我们吸引一个大型国际旅游项目进入中国，所有的风险都放在地方政府，最终会摊到每个纳税人的头上，我觉得这种引进是没有意义的。”保继刚教授还打了个形象的比喻：如果我们没有石油，一定要进口，因为关系国计民生；但没有迪斯尼，中国人照样活得很happy，因为我们还可以过春节、中秋节。(羊城晚报)

一国两园 迪斯尼被疑滥用沪港竞争牟利？

有分析人士称，迪斯尼只顾加快扩充业务，没有考虑一国两园对地区发展的影响，有缺乏社会责任感之嫌

“迪斯尼正与上海政府磋商在当地兴建主题公园。”近日，美国迪斯尼行政总裁艾格亲口证实此消息。

虽然迪斯尼欲在上海建园的消息已经流传了几年，但一经迪斯尼单方面证实，还是引起关注无数。

迪斯尼“要求过高”

消息证实后，就建园的进一步的细节，艾格和上海市政府都三缄其口。

艾格表示，继香港迪斯尼之后，“有关主题公园，我们一直与中国政府商讨。但在上海兴建乐园，暂时未有新进展可报告”。

而在2月8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焦扬对于现场媒体提出的关于“迪斯尼入沪”的问题表示，目前没有新的材料可提供。

目前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即使迪斯尼在上海建园，开园也得等到2010年之后。香港迪斯尼发言人指出，中国境内第二个迪斯尼乐园不会在四年内开幕。

比较普遍的传言是迪斯尼在上海将选址浦东川沙镇，面积比香港迪斯尼第一期扩建后大了约3倍。

据知情人士向《国际先驱导报》透露，关于建园一事，迪斯尼在十年前就已开始与上海进行接触、商谈，一直悬而不决的主要原因是条件没有谈妥。

就迪斯尼上海计划受阻的具体原因，2002年9月，《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有。报道称：“迪斯尼公司要求主题公园方圆25公里内不可有高层建筑，并要由迪斯尼公司经营公园周边大部分餐饮、酒店和娱乐设施，上海市政府方面认为要求过高。”“上海市政府有关官员表示，谈判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方要求过高，虽然上海市政府一再让步，但仍无法满足迪斯尼公司的要求。”

此外，有业内人士指出，迪斯尼和其他打算进入中国的主题公园基本都选择一个模式，即主要的现金由中方投入，并且中方还要负责基础设施投资；而外方投入品牌和部分现金，并向中国收取特许费和管理费。这种模式下，如果超大型主题乐园赢利数十年，中外投资双方可实现双赢；如生命周期较短，外方通过建设期收益和刚开业几年的特许费、管理费和股份分红收回投资，而中方将承担几乎是全部的风险。

上海优势

对于上海建迪斯尼是否会影响香港迪斯尼，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认为，上海建迪斯尼乐园，对香港的影响不大。因为两地的主题公园定位和营运模式可能不一，配套设施也并不相同，因此不相信二者存在竞争问题。香港旅游还有其他独特景点，不应过分看重迪斯尼对香港的影响。

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苏伟文认为，由于中国内地市场庞大，加上内地经济增长迅速，预计需求将能够支持两个迪斯尼乐园。美国也建有两个迪斯尼乐园来满足市场需求，“一国两园”有前车可鉴。

一些业内人士也认为，香港迪斯尼辐射整个珠三角，而上海设立迪斯尼，面对的则是富庶的长三角，竞争关系不大。

而一位业内人士从广东旅行社获知的情况是，香港迪斯尼只有在黄金周和周末的时候“兴旺”，平时门票能卖出黄金周期间的三分之一已经是不错的业绩了。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的地理位置可以辐射南北，比香港的辐射面更大，加之不需要过海关等程序，因此，迪斯尼在上海建园将可以避免香港迪斯尼出现的平时入园率偏低的问题。

迪斯尼存有私心？

一位分析人士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从春节期间出现的香港迪斯尼“拒客”事件来看，迪斯尼对于节假日期间中国游客的消费能力显然估计不足。一旦上海开建迪斯尼，这个问题将是迪斯尼能否在中国顺利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

而对于迪斯尼与上海市政府商谈的建园事宜，有些香港学者认为中国内地应该慎重。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主任陈文鸿表示，香港迪斯尼乐园开幕不足半年，其第一期扩建还未竣工，迪斯尼便洽谈增建上海主题公园，明显是看准沪港两地均有意兴建迪斯尼乐园，因此在取得香港特区政府投资200多亿港元建造香港迪斯尼后，便加快在中国内地增建另一主题乐园的步伐。而香港迪斯尼的营运和票务安排还未明朗化，迪斯尼只顾加快扩充其业务，并没有考虑两个主题公园对地区发展的影响，难免有缺乏社会责任感之嫌。

陈文鸿还建议，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应防止外资“滥用”城市竞争来谋利，有关部门可通过调控土地或其他资源来进行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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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以30年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变迁为中心
哈工大报讯(唐魁玉/文)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到2008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整整延续了30年。毫无疑问，无论是从总体上还是细节上来看，我们伟大的祖国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点只要我们比较一下1976年唐山大地震和今年四川汶川“512”大地震期间国家和社会救援能力的巨大反差，便可以清晰地看出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和社会动员及应急能力都有了极大提高。本文将以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作为研究的对象，对改革开放给方大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变化进行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一、从社会变迁理论看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人民生活
众所周知，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社会变迁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和范畴。虽然对此人们看法不一，但是都毫无例外地非常重视社会变迁问题，并将社会变迁作为一个或宏观或微观、或动态或静态的社会事实加以深度描述和学理分析。
1关于社会变迁理论的几个概念
按照美国社会学伊思罗伯逊在《社会学》一书中的归纳，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包括进化理论、循环理论、功能主义理论与冲突理论。其中，帕森斯所倡导的社会秩序导向的功能主义理论影响较大。他认为，社会变迁不是扰乱社会均衡，而是改变社会均衡，其结果是造成一种新质的均衡，而这种社会变迁的均衡作用分别来自于社会之外和社会内部。并且认为，社会变迁通常是在一个社会变得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发生的。日本著名的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在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一书中则认为，“所谓社会变迁，就是社会的结构发生变化，即结构变迁的发生”。应该补充说明的是，在富永健一看来，为了更好地分析社会变迁，就不能缺少社会结构分析这个前提。如果没有关于社会结构的意识，社会变迁的概念也是不可能得到深入认识和充分理解的。
事实上，在对改革以来社会变迁的学理探讨中孙立平等学者早就注意到了社会结构的角度。他和他的合作者认为，将改革开放引起的中国社会的一系列总体性的结构转型或结构变迁过程的重要变迁作为研究视角是很有社会学特色的。孙立平教授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在改革之前我国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国家几乎垄断了包括人们生存与发展机会及信息资源在内的全部重要资源，而且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还有相当任意的特点。然而，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已不再是一个具有较强同质性的社会，而社会结构的分化与市场化程度的增加更是使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日益呈现出多样化和现代化的社会变迁特征。
2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的变迁
这里的“生活结构”是指一种广义的现代人的“生活体系”。它既包括内隐的生活观念，又包括外显的生活场域、生活行动和生活模式或生活风格。很显然，如果我们认同马克思生产与生活互构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理论的本质就是人类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重视人自身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生活选择与生活质量背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为此，我们在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社会生活变迁进行理论反思时，必须紧紧地把握住“日常生活实践”。黄宗智和孙立平在对中国变迁的思考中，都曾提出了“实践”这一概念。黄宗智先生在2005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的《认识中国》一文中对比了二者的异同：孙立平的“实践”主要相对于制度而言的，他的“实践”则更倾向于理论和表述；孙立平的“实践”主要指市场转型这一“过程——事件”，他自己则指整个近现代的长期历史变迁。
在中国人民日益丰富和多元化的“生活实践”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线索，那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实践”。而且正如李伍荣、胡德宝等学者所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但最终落脚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全面小康生活水平是一个广泛、综合、系统的范畴。它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和人民生活等各个方面。具体应包括经济发展、物质消费生活、社会进步、人口素质、社会保障与社会安全、生态环境与卫生七大指标。这些标准体现出来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结构变迁的重要方面，是我们今后评价和引导人民日常生活实践的关注点。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开放进程中人民生活的变迁除了受到市场化和技术化等因素的影响之外，还是由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所提供的生活环境基础决定的。和30年前不同的是，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第四大经济体，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据统计，2007年，我国GDP已达到246,619亿元，人均GDP也达到2,460美元。这无疑已成了改革开放进入转折阶段，并使中国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政府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和举办北京奥运会表现出的巨大的国家能力，以及“以人为本”的立国精神和开放心态，都为中国人民生活变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时代背景。
二、从对生活史的梳理看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居民生活由贫困到温饱、由温饱到小康实现了两次历史性跨跃，人民物质生活整体上由量的满足逐步转向质的提高，由以生存资料消费为主逐步转向以发展和享受资料消费为主，政治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闲暇生活日渐丰富，社会流动活跃，价值观念开放，进入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逐步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换，给中国城市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下面将通过对衣、食、住、行、用和通讯六个日常生活领域的生活史的梳理，从整体社会背景探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变化。
1衣：由穿暖到个性化
近30年来，城乡居民消费生活变化最快、最大的是服装。不仅衣着数量大幅度增加，而且穿着质量明显提高，服装功能也由过去的单纯遮体御寒演进为体现个性化的审美意识与塑造自我形象。人们的衣着原料和质地提高，成衣率也不断提高，购买原布自己动手做衣服的数量减少。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年服装生产量只平均每人一件，而今高档商场、品牌专卖店里的国际名牌服装琳琅满目，各种品牌、不同款式的服装争奇斗艳，使我国居民服装绮丽多彩。
2食：由吃得饱到吃得好
这一变化，首先表现在粮食消费比重下降，表明人民不再为吃饱而发愁。而在粮食消费内部构成中，对玉米、高粱、红薯等粗粮消费明显下降，而对大米、小麦等精细粮消费上升。在主食消费比重下降的同时，副食特别是动物性食品消费的比重明显提高，在对原粮消费相对下降的同时，对加工食品特别是风味、疗效、方便食品的消费上升。
3住：由拥挤到舒适宽敞
城镇居民住房，由缺房、拥挤逐步向比较宽敞、比较舒适方向发展。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仅67平方米，2005年增加到261平方米，增长了29倍。住房的质量和配套性也不断提高。截止2000年末，有683%的城镇居民家庭住上了单元配套住房；74%的家庭居室内有厕所和浴室，842%的家庭用上了煤气或液化石油气，411%的家庭有可取暖的空调或其他暖气设备。农村居民平均每户使用住房面积由1978年末的81平方米增加到2006年末的307平方米，增长了28倍，人均住房面积中，砖木结构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面积占81%，住房质量不断提高。
4行：由闭塞受限到舒适快捷
随着各种运输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建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基本形成以铁路为骨干，公路、水运、民用航空组成的综合运输网。各地的城市公用交通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路汽车拥有量由1990年的1076万辆提高到2006年的16192万辆，私人汽车拥有量由1985年的2849万辆增加到2006年233332万辆，地铁通车里程不断延伸，出租车随叫随到。这些都极大地方便了居民的出行条件，使居民的生活比过去舒适和快捷。
5用：由物资紧缺到琳琅满目
城乡居民的用品消费，呈现出以非耐用消费品为主向以耐用消费品为主，以日常生活用品等生存资料为主向彩电、冰箱、空调、微机等发展和享受资料为主，以功能单一、低档用品为主向高科技、多功能中高档用品为主转化的趋势。同时，城乡居民家庭用品的更迭速度明显加快，经历了由“老四件”向“新六件”的转换过程。近几年又开始转向以电话、家用电脑、商品房、家用轿车等为主要代表的新的消费“热点”。耐用消费品大量“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城乡居民消费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从科学发展观审视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是，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与科学发展观倡导的“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存在着尚未逾越的屏障。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将对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未来良性生活方式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1经济条件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验证明，为了提高生产力，必须发展市场经济，而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除了给人的发展带来积极效应外，也会带来消极效应，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可能滋生拜金主义，导致人的腐化。由于市场经济以物质利益为基本的追求，这就可能导致在市场竞争中出现见物不见人的现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与人的经济关系通过商品、货币等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一定条件下，商品、货币可能变成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大力量，反过来支配人，使人拜倒在它们面前，成为它们的奴隶。
其次，市场经济可能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和人际关系的冷漠。市场经济是主体独立和个人自治的权利经济，在这种制度下，人的私人领域扩大，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空间、财力等相对增加，因此自我意识和权利意识得以发展。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可能把人与人的友爱、关怀、情感等和谐关系变成赤裸裸的物的关系。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可能导致个人发展的片面化和人格的异化。
最后，市场经济可能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拉大人的发展差距。人们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可能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市场竞争就可能像不同级别的拳手之间的比赛，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现象，形成贫富两极的严重分化，使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人和群体的发展受到制约和不利的影响。
2 上层建筑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我们的成绩还是初步的，无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本身，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在经济领域，不合理的分配制度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在政治领域，民主与法制特别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影响着人的权利和价值的更好实现；在文化领域，脱离实际的教育体制严重影响着人的全面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关于人的问题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但是，时至今日，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在现阶段无法推进或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虚无主义”倾向仍然存在；只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片面认识依然存在；只重视经济发展、不重视人自身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错误观念仍未彻底得到澄清；只重视专业教育、不重视人文教育的错误认识仍未彻底得到纠正。上述种种片面的认识和错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影响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历史进程。
3人的自身条件制约人的全面发展
从人的自身条件来看，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受人的自身素质、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三个方面因素的制约。
(1)人的自身素质
我们在看到当前我国人的素质已较过去普遍有所提高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相当明显。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来看，当前我国人的素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思想素质方面。我国大多数人口的思想素质基本上是适应自然、半自然经济旧体制的观念，对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总体适应不好，商品观念、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等仍较薄弱。
第二，科学文化素质方面。一是人口素质水平普遍偏低，高等教育相对落后，高层次人才短缺。二是不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或社会教育，都只重视分数，却程度不同地忽视体能训练、品质修养，出现了较大范围内的“缺德”教育以及高分低能的情况。三是人口素质结构不合理。突出表现在农村专业技术人才资源严重不足；与外向型经济发展相配套的工程技术型人才、技术与管理复合型人才、金融贸易人才和高新技术开发型人才普遍短缺。尤其是城乡人口素质差距较大，农村人口素质偏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矛盾。
(2)人的生活水平
我们在充分肯定人民生活水平己得到很大改善的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城镇贫困人口呈增长趋势。由于近年来物价不断上涨，部分退休人员实际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改革相继出台后部分低收入职工负担越来越沉重。二是居民主体素质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的能力不高，不少人的业余生活单调，缺乏业余爱好，没有开拓意识，自我封闭，往往被动地打发时光。三是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没能随着消费水平的提高而及时合理地调整，居民消费行为不合理、非理性化。
(四、简短的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以改革开放后近30年来中国人日常生活的变迁为中心对社会变迁理论视野下的人民生活史进行了宏观和微观的分析。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虽然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存在个体生活因素的影响，但是，应该说这3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体系和生活景观以及未来的生活趋向都是得到了或将得到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所提供的生活条件和社会文明环境所支持的结果。因此，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变迁还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变迁，中国人的生活实践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改革开放的时代色彩和历史烙印。对此我们应有足够的社会自觉。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建构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的和充满幸福感的，多样化的中国社会生活方式时要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时代精神相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