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孔雀东南飞”，分析刘兰芝的人物形象

刘兰芝（东汉末年），安徽庐江郡人，17岁时嫁给庐江郡的一个府小吏焦仲卿为妻。为焦母不容，而被遣回娘家，兄逼其改嫁。新婚之夜，兰芝投水自尽，焦仲卿亦殉情而死。记叙其事的《孔雀东南飞》成为东汉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和北朝的木兰诗合成为乐府双壁。

刘兰芝的柔情与贞烈,“自古红颜多薄命”，人们看这句话时，多与权势、名利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句话也适宜于普通的家庭，普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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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形象

摘要：《孔雀东南飞》的女主人公刘兰芝是一位有着传统美德的女性。她不但有着无以伦比的外在美，同时也具备无可挑剔的内在美。除了这些封建社会女性必须具备的传统美德之外，在她身上还闪烁着现代女性意识：自尊、自强、清醒、刚毅……这一切不但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反而加速了她的悲剧命运。她身上的人格魅力触及到焦母及焦仲卿男权思想意识的统治，所以为婆婆所不容,并以“举动自专由”为借口遣送回家。最后刘兰芝以死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关键词：刘兰芝;传统底蕴;现代意识;女性

《孔雀东南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是保存下来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长篇叙事诗,也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与北朝的《木兰辞》并称为“乐府双璧”。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不幸是不言而喻的。对待女性,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展示了她们的多面性,女性并未获得一个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评定。在正统的封建文化中,女性是一个被严格限制的弱势群体。就时间而言,女性“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规定,使她们一生被男性所掌握;就空间而言,“行莫回头,语莫露齿,作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 [1] ,使女性与外界的联系几乎隔绝。当然更重要的限制是在思想行为上对女性的禁锢。因此,封建道德和礼教的禁锢,依附于男子的卑微地位,使女性丧失了人格的独立和尊严,承受了比男子远为深重的痛苦。实际上正如林语堂所言:“对于中国人来说,女人就是女人,是不知道享乐的人”。

传统的研究认为,《孔雀东南飞》“通过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罪恶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 [2]。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总觉得不够全面深刻。走进《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形象总在眼前浮现,挥之不去,呼之欲出。从美学角度看，《孔雀东南飞》是一个充满美的魅力的领域，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美的世界。其中的刘兰芝形象是我国古典文学形象画廊中一颗闪光的珍珠。她的悲剧结局增强了其形象美的无穷魅力，使这一形象有着无以伦比的审美价值。

一、刘兰芝富有传统底蕴的美

（一）天生丽质的形象美。提起人的形象美,人们常常以为只有西方才重视和欣赏,如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就是因为争夺绝代美女海伦而引起的。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也非常重视人本身的审美价值。《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就是一个实例。首先看将要被婆婆休弃回娘家的刘兰芝晨起梳妆的正面描写:“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在即将辞行的复杂心境中尚见兰芝光艳四射,可以说其貌美艳绝伦，堪于海伦比美。

同时作者又运用我国古典诗歌中常用笔法———侧面烘托一笔,也可见其美妙无双。刚刚“还家十余日”,县令使遣媒人来,回绝了县令的“窈窕世无双” “便言多令才”的三公子,又有太守的遣媒“结大义”,可见兰芝的美貌已传扬乡里,芳名远播，德行服人，赢得四方才子仰慕。但就是如此貌美的女子，却被焦母所遣。作者把刘兰芝的形象刻画的越美,越能让读者感受到其中的悲剧意蕴。

（二）勤劳善良的品德美。勤劳善良是中国古代劳动妇女的传统美德,刘兰芝也不例外。在某些人看来,“丈夫经营家计,女子不能生财” [3] ,因而女性必须从事劳动,如“描鸾刺凤”、“挑花绣枕”、纺织作衣。《孔雀东南飞》中作者写兰芝“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停息”，可谓起早贪黑，勤劳有加。又写她“三日断五匹”极力强调她能织布。另外，兰芝临别前对房中什物的捡点交待,可证平日操持的稳重和临乱不苟。这些都突出表现了她的勤劳善良，那“三日断五匹”、“昼夜勤作息”句，更能看出她勤劳能干的一面。

（三）知书达礼的心灵美。作者所塑造的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看来，是一个妇德完美的人物。她“十三能织布，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多才多艺、很有修养。仲卿的“女行无偏斜”进一步说明兰芝的被遣，完全是焦母无端的厌恶与挑剔，即使这样兰芝辞别时仍旧说“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有礼有节，举止得体。与小姑告别时，又叮嘱其“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可见她内心其实是非常孝敬婆婆的，尽管婆婆对她是那么薄情。接着对小姑说“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可见她与小姑关系非常融洽。我们知道姑嫂关系难处，但兰芝对小姑的情义,可以看到她“和于家”的品德:“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洒下的是一片真情、“始扶床”“如我长”的感慨,“勤心奉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久,嬉戏莫相忘”的叮咛,感人至深。这些都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其心灵之美无须多言。

（四）情笃意深的女性美。女性对爱情是执着的，“女人重视爱情甚于她的生命”(居里夫人)。也正如黑格尔所言：“爱情在女性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到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如果她在爱情方面遭遇不幸,她就会像一道光焰被狂风吹熄掉。”[4]第2卷刘兰芝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诗中写刘焦二人的恋情和誓言,语深情切。“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的“别情之盟、”“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的“抗婚之誓”，以及“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殉情之义”⑤，都足见兰芝对爱情的坚贞。她对焦仲卿的情笃意深，恋情浓烈，充分体现了我国女性特有的美德。

二、闪烁现代光彩的亮丽女性

（一）聪慧不屈的人格美。鲁迅曾说:“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6]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死抗暴,这是中国女性所特有的韧性。《孔雀东南飞》以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兰芝的美丽聪敏、勤劳能干、知书达礼和善良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的背后却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反抗性格与理性认识。

首先开篇“诉苦衷”的场面,不仅让我们得知兰芝的美德,更让我们看到兰芝认识问题的清醒态度:“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曰公姥,及时相遣归。”从仲卿请求其母的对话中证明兰芝的判断是准确的,原因正如兰芝所料,决不是“织作”问题,而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正是兰芝的“自专由”刺痛焦母这个家庭封建霸主的神经,被驱赶已是不可挽留之势。聪明的兰芝,通过仲卿的试探,更证实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当仲卿求母失败后,仍抱有幻想:“卿但暂还家,吾今日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兰芝便冷静地告诉仲卿:“勿复重纷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这是多么深入而精辟的理性认识,事情的发展正如兰芝所言。

其次从“起严妆”外貌描写中不仅可窥兰芝惊人之貌,更让读者感知兰芝撼人心魄的倔强与自尊。请看“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些首饰不可谓不精致,这些衣着不可谓不精美,反复装饰不可谓不精心,如此场面不可谓不精彩。刘兰芝此时,包含对焦母的怨怒,深藏对焦仲卿的眷恋,满怀对前途的忧虑,真是百念缠身,万感穿心。兰芝本应无心于服饰,无意于容颜,可她却从头到脚极为华艳地打扮了一番，她是漂漂亮亮嫁入焦家的，也要漂漂亮亮地离开焦家，以示她“实无罪过”。她要走得体体面面，决不在她婆婆面前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显得很伤心的样子。她这样精心打扮，是为了做人的尊严，仿佛英雄赴刑场，要衣冠整洁，昂首挺胸。她心上滴血而眼中无泪，胸中燃火而面无表情，这是多么倔强与坚贞的性格、气节。

（二）强烈的女性自由意识。在封建社会，女性的婚姻完全是按男性的思想和利益设立的，而全然不会考虑作为女性的爱情和自由。男权制的婚姻制度对女性来说是一种先在的契约，这种契约规定女性无条件地服从男性。这是在女子未出嫁时就预先形成的习俗和法律。在男权制婚姻契约中，女子一当出嫁，就被迫与这种男权制契约签约。在男权制契约的规定下，无数的女性埋葬了自己的人生自由和爱情自由，即使是女性本身也是按男人的需要设计的。

《孔雀东南飞》在叙述刘兰芝被休回家时，刘母的惊骇和质问的那段话是颇能说明问题的：“阿母大拊掌：‘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刘母的惊骇在于，她是按封建礼教的规范来塑造女儿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符合男性的要求，既然被丈夫休回家，就是女儿没能符合男性的要求；刘母的惊骇还在于，女儿不符合男性的要求就是不符合社会的规范，就是一种大逆不道，因而也是一种耻辱。由此可见，刘家让刘兰芝学习“织素”“裁衣”和“弹箜篌”“诵诗书”，并不是要使刘兰芝成为一个思想、精神、个性更丰富的女性，而是要塑造成一个更符合男性需要的女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能找到更好的人家。刘兰芝是刘家按照男权社会对女人的规范而塑造出的理想女人形象。

但是，刘兰芝对此却有着自己的独特的不同于男性规范的理解，她认为自己“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是这样一个会女工、懂艺术、通诗书、有才学、有情感的女性，是应该有自己理想的爱情的，是理应得到丈夫疼爱的，是理应拥有一种美满甜蜜的婚姻生活的。在刘兰芝的婚姻观里，是有着女性的自由意识与爱情追求的，她认为她所签署的是有着和男性几乎一样地位的女性自由的爱情契约，所以她要求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而获得人性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而获得爱情的自由，要求挣脱女性作为婆家劳动工具的限制而获得生活的自由。因而，她才会有“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的不满，才会有“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的抱怨，才会有“君家妇难为”的慨叹，也才会有“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的愤激。当然刘兰芝并不是要真的离开焦仲卿，不是要毁弃这份婚姻契约，而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在维护自己作为女性的爱情契约。因为现在的这种婚姻生活，与她所想象的爱情相去甚远，而她的追求又是源自于她作为一个女性与自己情窦初开时就朦朦胧胧产生的爱情理想之间的签约。这种先于婚姻契约的爱情契约就必然地与焦仲卿的男权制婚姻契约发生激烈的矛盾冲突：刘兰芝的女性自由意识使她反感于焦家的男权思想意识对她的种种束缚、限制和规定，向往着一种自由的爱情生活。

（三）视死如归的悲壮美。兰芝被休回家，尽管她为她和焦仲卿的“别情之盟”做出了种种努力，拒绝了县令和太守的求聘。但是，最终她迫于重重压力，无奈地违弃了约定。但那是被逼迫的结果，刘兰芝无力抗争这种无所不在的男权制。因而，违约的罪责在男权制的思想意识，而不在刘兰芝。作为另一方的焦仲卿，并没有采取积极的行动来践行这份契约，只是在得知刘兰芝违约之后，他才“因求假暂归”，才匆匆忙忙来和刘兰芝见面。他明明知道自己不曾为践约付出过任何努力，仍然要讥讽、嘲弄、羞辱刘兰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并进一步嘲弄地说“卿当日胜贵”。

表面看来，是刘兰芝违背了诺言，但实际上，焦仲卿才是契约实际的破坏者。是焦仲卿不能履行自己的承诺，没有力量再迎娶兰芝，才造成了兰芝的被逼再嫁。焦仲卿不检讨反思自己的不能践约，反而讥讽兰芝，把破坏契约的责任推卸给兰芝。当兰芝再嫁已成事实，焦仲卿当着兰芝的面愤而提出“吾独向黄泉”，其实他并不是真的要去死，而是对兰芝的谴责和施压，是对兰芝羞辱之后的激愤之词，是对兰芝的再嫁无力改变的恐吓之词，也是在表达自己的极度失望和悲凉。因此，尽管焦仲卿是黄泉之约的立约人，但焦仲卿的履约却是被动的迟缓的不情愿的。他是在得知兰芝践约之后，“心知长别离”，而且是“徘徊庭树下”，然后才“自挂东南枝”的。他的践约是在兰芝践约之后，那是因为他已无力改变这份契约，就只能去践行这份契约了。这份黄泉之约带给他的是“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的恐惧象征，但他又无法违背自己订立的契约，所以他“长叹空房中”，“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最终只能无奈地履行自己订立的契约。

从实际上看，刘兰芝才是黄泉之约的立约者。因为尽管她已被驱遣回家，但她还在绝望中抱有一丝希望：渴望丈夫能实践他的誓言，能履行他的契约———真的来重新迎娶她，焦仲卿是她绝望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但是现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给她帮助、理解的人，却在她身心疲惫之时雪上加霜，不仅没有对她的苦难予以一丝一毫的慰藉，送给她的只是严厉的讥讽、嘲弄、羞辱，这个男权制社会没有给兰芝这样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女子留下任何的生存空间。所以她愤慨而又凄凉地告白：“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然后毅然地签署了这份黄泉之约、死亡之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兰芝的签约是如此的果决，她的履约也是决绝的，“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刘兰芝的立约和践约是要证明自己的人格，但是，那里面还深深地包含着这个女性对焦仲卿这个男性的失望，对爱情的失望，对这个男权制社会的失望。因此，刘兰芝的死不是为了殉情，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驱遣之后就应该选择这条道路；如果是为了殉情，她在被迫改嫁之后就应该想到死，刘兰芝是在受到丈夫的羞辱、嘲弄之后，改嫁的新婚之夜才愤而去死的。刘兰芝要用死来证明自己的清白，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的尊严，证明自己的人格：她不是那种贪恋荣华富贵见异思迁的女子，不是那种言而无信不守承诺的女子，所以她死得是那样的决绝，那样的震撼人心，彰显了一份圣洁，一份纯正，一份刚烈，一份血性。

刘兰芝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显示了男权社会中女性对纯洁爱情的渴望，对自由和尊严的渴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的毁灭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文化内涵的核心问题便是男权制统治下的女性与婚姻问题。刘兰芝是一个悲剧，但不是唯一的悲剧

女主人公刘兰芝美丽、聪明、勤劳，知书达礼。诗的一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的铺排，立即令读者对她产生这种印象。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印象不断得到充实和加强。如“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表现了她出众的美丽，下文里写县令、太守纷纷派人到她家求亲也从侧面表现了她的美貌远近皆知。又如“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等，表现了她的勤劳、能干。她向焦母辞行时，虽然对焦母不无怨言，可最后还是说“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与小姑子告别时，则说“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温柔的话语里，见出她的善良、懂礼。

兰芝忠于爱情，不为荣华所动。仲卿送她回家，两人告别时，她自比“纫如丝”的“蒲苇”，将仲卿比作“无转移”的磐石，以此表白她忠于爱情的心意，后来她确实做到了。回到娘家后，县令、太守两家先后来求亲，都不能令她动心。最后在拒婚不成的情况下，以死捍卫了她与仲卿的爱情。

同时，兰芝身上还有很可贵的一点，就是不卑不亢，头脑清醒，行动坚决。诗前小序里说她“为仲卿母所遣”，而诗歌的一开头写她主动提出离开焦家。当然，她不会无缘无故地让焦母将她“遣”回娘家，很可能是焦母长期的百般挑剔，让她认识到焦母根本不喜欢自己，自己无论怎样努力都不会博得她的欢心，甚或是焦母近来脾气愈加坏，已经向兰芝暗示或明说她不愿再让她做儿媳妇。可是，从诗歌一开头兰芝向焦仲卿提出请求的话语看来，完全是她不堪忍受焦母的无理指责而主动要求回娘家的口吻。这是长期忍让、顺从后的爆发，她的话里有委屈、不满，又坚决有力，毫无伪饰。后来焦母也对仲卿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虽然焦母对兰芝的评价不免是偏颇之词，但也透露出兰芝确实不是低眉顺眼、任人摆布的小媳妇。兰芝向焦母作别时说，“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同样让读者隐隐体会到兰芝不是一个标准的封建时代儿媳妇的形象。后来面对兄长的逼嫁，兰芝更进一步表现出清醒、坚决而不露声色的性格特征。从这个角度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女性人物形象长廊里，刘兰芝形象是独特的“这一个”。

和兰芝相比，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性格展现得不是那么丰富，忠于爱情、敢于为爱情献身是他性格中最突出的方面。对于母亲的威逼、诱哄，他坚决地回应道：“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迫于焦母的压力将兰芝送回娘家，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按照当时的社会风习，他只能这样做。今天的读者难以责怪他软弱。自缢前他“徘徊庭树下”的举动，符合他特殊的处境——他是家里的独子，赡养母亲的责任无人可交付。因此，也不能据此认为他性格软弱，优柔寡断。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是一个极端蛮横无理的女性，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对仲卿，她一会儿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一会儿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软硬兼施，目的是要仲卿遣走兰芝，除却眼中钉。

另一个反面形象刘兄性情粗暴，趋炎附势。他对兰芝说：“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作计何不量!”粗暴训斥，语气凌人。“先嫁得府吏……足以荣汝身。”沈德潜评论这几句诗道：“小人但慕富贵，不顾礼义，实有此口吻。”

刘兰芝是建安时期著名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女主人公。

刘兰芝从小受到一般劳动妇女受不到的教育。诗开头就通过刘兰芝自叙写到自己：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当兰芝被遣归之后，刘母也对她说： “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这种重复的叙述正是为了强调说明这兰芝绝不像焦母所说的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也不是刘兰芝谦称的“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

十七岁时，刘兰芝已被教养成人，并嫁给庐江府吏焦仲卿。在焦家，她服侍年老的婆婆，照顾年幼的小姑，真是： “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她辛勤劳作， “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尽管她因丈夫远离， “相见常日稀”，经常独守空房，孤单寂寞，却仍然忠实于爱情， “女行无偏斜”，便是其写照;而她的待人处世，落落大方，举止谈吐，合情合理;她善良，即使将被婆婆赶走时，却仍然想着“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并嘱咐小姑要“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她有美丽非凡的仪表，当她即将离开焦家时， “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可挑剔的新妇，却处处遭到婆婆的指责;尽管她从早到晚纺织， “三日断五匹”，婆婆还嫌她“织作迟”;尽管她处处自我克制，焦母却始终看不惯，说她“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焦母明知儿子和媳妇感情深厚，却毫无人性地强令儿子赶走刘兰芝： “便可速遣去，遣去慎莫留!”

面对焦母的虐待，刘兰芝于忍无可忍之下，向焦仲卿诉说了自己的可怜处境： “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是其悲惨处境的写照。可以想象，再勉强留下去，刘兰芝将被虐待至死。因此，她才忍心要焦仲卿“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离开焦家，面对的现实仍是残酷的，被休归的女子在家中没有地位可谈，所以她“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更何况她还有一位“性行暴如雷”的长兄。所以她和焦仲卿离别时就预感到回家后她哥哥“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果然，她回家以后，虽然想信守和焦仲卿对天立下的誓言，忠贞不渝。然而当这位兄长责备她屡次拒婚时，她不得不违心地应许了。道理很简单： “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明白不过地昭示了她的这种处境。在婆家，她已得到了“举动自专由”的罪名而被“遣归”，又怎能再违背一家之长的哥哥的意志呢

婚期日近，男方又是太守家“娇逸未有婚”的郎君，在常人看来，确实是极好的一门亲事，所以刘兰芝的长兄责备她： “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太守家声势显赫，然而刘兰芝并不羡慕权贵，依然忠实于和焦仲卿的感情，因此，婚期越近，她越加痛苦， “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门啼”。她“愁思出门”显然是在期待和焦仲卿的最后见面。

终于，焦仲卿告假归来。刘兰芝在距离二、三里外已听到焦仲卿的“马声”，并急急忙忙前去会面，如果不是日夜专注地盼望和想念，她不可能在如此遥远的距离之内便听到马声而迎出门去。

刘兰芝向焦仲卿解释了自己被逼迫而不得不答应太守家的婚事： “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焦仲卿不了解兰芝作何打算，因此说了一番“贺卿得高迁”之类的话来挖苦她，刘兰芝其实早想好了主意，因此她当即回答说： “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新婚之夜，当“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初定”的时刻，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刘兰芝以自杀的行动，抗议了黑暗社会的迫害。

刘兰芝的形象，具有其特殊的审美价值。作品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或对话，或描写，或铺张，或想象，尽情地在读者面前刻画出刘兰芝的美丽、善良、勤劳、灵巧以及知情知礼等种种美德。应该说，在焦家时，刘兰芝还是尽力按照封建道德对女子的要求来身体力行的，她大可与刘向载入《列女传》中的一些贤德妇人相比美。所以，当焦母指责她时，她敢于理直气壮地对焦仲卿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即使她回家后她依然对母亲说： “儿实无罪过。”

然而，正是这样一位“无罪过”的人被冠以“莫须有”的所谓“无礼节”的罪名而遭弃逐。她没有任何可以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焦母容不了她，她的哥哥又想用她来结交权贵，丝毫不尊重她的人格和自由。茫茫大地，没有她的容身之所，因此，只有死才是她唯一可以选择的权利!作品正是通过刘兰芝这一十分美好的艺术形象的被摧残、被压迫、被毁灭，暴露了封建道德的虚伪和杀人不见血的黑暗现实。这一悲剧，在我国历代读者心中产生巨大的感人的艺术力量，因而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一作品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为我国历代文艺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