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宗谅原文_翻译及赏析

滕宗谅一般指滕子京。滕宗谅（990年-1047年），字子京，河南洛阳人，北宋官员，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为世人所知，岳阳楼的双公祠中有范仲淹与滕子京的雕像（右）。在岳州做过太守。他做太守时，政事顺利百姓和乐。 滕宗谅 人物影响

滕子京在西北的甘肃泾州当他的知州。那是个边关阻隔，动乱无常的荒凉之地。西夏大举攻宋，宁夏定川寨一仗，打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滕子京镇守城池，手中兵卒无几，“乃集农民数千戎服乘城”，又“会范仲淹引番汉兵来援”。之后，他动用公款犒劳边关将士，祭奠英烈，抚恤遗属。事隔一年，便有人弹劾（弹劾，担任监察职务的官员检举官吏的罪状）滕子京滥用公款，“其间数万贯不明”。于是，“泾州过用公款案”闹得沸沸扬扬。幸得欧阳修、范仲淹从中解释，方未处刑，仅贬官而已。于是就有了“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滕子京是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来到巴陵岳阳的。

岳阳这地方怎么就成了贬官们的钟爱之地？上自屈原数起，涉足岳阳的各朝名家大都是仕途坎坷，累有贬迹。无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也好；“心旷神怡，宠辱偕忘”也好，只要贬官们踏上岳阳这块土地，总是文思泉涌，佳作叠出。

是洞庭山水抚慰了落魄的人生，还是人生的苦难打磨了岳阳的灵魂？这一拨拨朝廷的弃儿，将热泪抛洒在岳阳楼头的时候，巴陵的山捧着它，洞庭的波含着它，分明就铸成了岳阳城头一块块苦涩的砖石，从屈夫子一直垒砌到今天。

那么，滕子京为岳阳留下了什么呢？

那古楼上写着“不以物喜”。他是不以物喜的。他在岳阳的3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三件大事，此君足矣！同朝史学家司马光赞其在岳州“治为天下第一”。滕子京是完全有资本以物喜的，他却不能喜，“负大才，为众所嫉”，他如何喜得！

古楼上还写着“不以己悲”。他又何尝以己悲之？一个负罪的贬官，仕途的失意，人生的坎坷，要消沉当可消沉，论哀怨亦可悲之，而这位滕公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是不喜不悲，不艾不怨，上任一年便“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于治政是如此的投入，于黎民是如此的体恤！此种襟怀，问谁领会得来！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滕子京也只是“痛饮一场，凭栏大恸（恸，大哭）十数声而已”，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澹心境。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凭栏大恸十数声”是何等的悲怆，何等的壮烈！

岳阳楼是重新耸立起来了。设若没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何来此大观？没有滕子京修书求记范仲淹，又何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传诸后世？范仲淹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宣扬者，滕子京何以不是这精神的践行者？

滕子京谪守岳州3年，于庆历七年初调任苏州，离开岳阳3个多月之后不幸病逝于苏州任所，时年56岁。《宋史》对他有这样的评价：“宗谅（滕子京，名宗谅，字子京）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

生平

滕子京与范仲淹、刘越举同科进士。初授泰州军事判官，范仲淹任西溪（今江苏东台）盐官时建议泰州知州张纶修筑捍海堤堰，荐举滕子京给张纶当助手。在筑捍海堤堰中滕子京吃苦耐劳，也显示出其才干，备受张纶称赞。后迁当涂（今安徽当涂县）、邵武（今福建邵武市）知县。范仲淹升任京官后，赏其有才干，将其召入试学院；天圣中又改任专管审核刑狱案件的大理寺丞。天圣七年（1029）六月，京都开封天大雷雨，电光乱掣，规模空前的玉清昭应宫内，竟射入一大火团，四处爆裂，霎时间烈焰腾飞，穿透屋顶，大火烈烈轰轰的烧了一夜，竟将三千六百一十间房屋的一座琳宫玉宇，变成了一片瓦砾荒场，只剩得长生、崇寿两座小殿。执掌朝纲的刘太后闻报，传旨将守宫官吏全部系狱抵罪。枢密副使范雍、中丞王曙、司谏范讽均上谏言，说大火“是天意，与人无关，不当置狱穷治”。刘太后无奈，便借机将多次劝阻她想得皇权礼遇的首相王曾以“兼领玉清昭应宫使管理不严，因而发生大火”为名，罢免了王曾首相，贬为青州（今山东潍坊市境）知州。灾后，范仲淹、滕子京等诸多高中低级官员分别奏请刘太后放弃垂帘听政，将军国事大权交还给仁宗赵祯（在现代，池州有出版物，将劝刘太后“还政”解释成劝太后，不能只垂帘听政，而应以皇帝礼遇，临朝执政。意思全反了，真叫人啼笑皆非），刘太后大怒，将范仲淹等高级官员逐出朝廷任地方官，将中低级官员一一贬逐边远州县。滕子京也于天圣九年（1031）由大理寺丞贬至闽北邵武县。这是他二次来邵武，在一年多任职时间内他为民办好事，建学堂，访贫问苦，与当地百姓亲密无间。《闽书》称他“复知邵武军州事，自任好施予，喜建学，为人尚气倜傥，清廉无余财。”

奉调入京

明道元年（1032）滕子京奉调入京，任掌管皇帝衣食行等事的殿中丞。然而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这年八月，内宫再次发生火灾，连烧八殿。“火始作，小黄门王守规独先觉，自寝殿至后苑门，皆击其锁”，带着仁宗逃至延福宫。仁宗恼怒，对执政大臣们说“非王守规引朕至此，几与卿等不相见。”诏令追查起火原因。滕子京当是首当其冲的被迫查者。他与秘书丞刘越分别上疏谏，认为宫中屡屡失火原因是规章制度不严，未能防患于未然。但根本原因是太后垂帘，妇人柔弱，朝纲不整，政失其本。“祥符中宫中失火后，先帝（真宗）常索其类实之法矣，若防患以刑而止，岂有今日之虞哉。”“诚愿修政以禳之，思患以防之。”“倘能如此，需请太后还政”，“庶灾变可销，而福祥来格也。”仁宗听其言，罢诏狱。明道二年三月由垂帘听政到皇帝礼遇，至军国事权一手独揽，专政达十一年之久的刘太后终于一命呜呼。刘太后死去，常劝太后“还政”的人，都有提升，滕子京迁左司谏，秘书丞刘越病故，也赠右司谏衔。未久，有人告滕子京所奏宫中失火原因不实，其本人有不可推脱之责。景佑元年（1034）滕子京又被降为尚书祠部员外郎，知信州（今江西上饶市）。后又因与司谏范讽君子之交，心心相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范讽次年因事被贬，株连滕子京，子京被降为监管酒业专卖的池州监酒（在现代，池州有出版物，将滕子京“与范讽雅相善，及讽贬”解释成与范仲淹“讽雅相善”，范仲淹被贬，滕子京遭殃。张冠李戴，真是不可思议。）这次贬逐池州，前后数年（有出版物说他在池州隐居九年。九年之说无据，隐居之说也不准确。）可能（无确凿史据）就在监池州酒任上，邀请范仲淹来池州游玩，两人同登九华山，同游秋浦山水，饱赏贵池、青阳秀丽风光，滕子京流露百年后安卧青阳之心愿。不然滕子京死后，范仲淹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怎会有“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

直集贤院

宝元元年（1038）滕子京调江宁（今江苏南京）府通判，不久徙湖州（今浙江吴兴）知州。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夏国王嵬名元昊大举兴兵侵宋。滕子京升官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任泾州（今甘肃州泾川北）知州（宋朝官吏大都是三个头衔即官、职、差遣）。开始长达四年防御西夏东侵的艰难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嵬名元昊举兵进犯泾原，谓州（今甘肃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命副都部署葛怀敏率军抗击，葛不听都监赵询的建议，命诸军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攻，结果在定川寨被西夏军包围，水源也被切断，葛怀敏等遂战死，近万人被西夏军俘虏。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十分惊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子京守军泾州只120里。他沉着应战，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敢之士，侦探敌军之远近及兵力之多少，檄报邻郡使之做好防备。后环庆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范仲淹率一万五千人解泾州之危。滕子京张罗供应柴粮，确保了战争所需一切物资，终于将西夏军击退。在保卫泾州的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战争结束后，滕子京大设牛酒宴，犒劳羌族首领和士兵，又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在定川战争中死亡的士卒祭神祈祷，并安抚死者亲属，其良苦用心是笼络少数民族民心，藉以求得民心安定和边疆的安稳。

庆州知州

在范仲淹举荐下，滕子京提为管理宫廷中藏书的高级文官天章阁待制、任环庆路都部署，接任范仲淹庆州知州职位。庆历三年（1043）他调京不久，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滕子京在泾州滥用官府钱财，监察御史梁坚对其进行弹劾，指控他在泾州费公使钱十六万贯，随即遣中使检视。滕子京恐株连诸多无辜者，将被宴请、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材料全部烧光。其实，所谓十六万贯公使钱是诸军月供给费，用在犒劳羌族首领及士官的费用只有三千贯。时任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及监官欧阳修等都为其辩白，极力救之。后只被官降一级；贬知凤翔府（今陕西宝鸡市境），后又贬虢州（今河南灵宝市境）。御史中丞王拱辰上奏不放，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因而在庆历四年春又贬到岳州巴陵郡（今湖南岳阳一带）。

勤政为民

滕子京到巴陵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办了几件好事，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这些事受到百姓称赞，结果两年时间就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治为天下第一”。在重修岳阳楼之后，他写信给好友范仲淹，请他作记，共襄这“一时盛事”。随信还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仲淹参考，说是“涉毫之际，或有所助。”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小时去太湖玩过，后母亲改嫁，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县和安乡县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其时，范仲淹因“庆历新政”遭当朝保守派大臣贾昌朝、陈执中、王拱辰等的攻击而失败，已于庆历五年由参知政事贬谪为邓州（今河南南阳市）知州。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真正的意图是对挚友的婉转规劝，惟恐招来祸患。在《岳阳楼记》中规劝他应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可谓苦心孤诣，深知重修岳阳楼要花很多钱，担心有些人再次借此攻击滕子京，所以在文章一开头就用“政通人和，百废俱兴”，既是对他的政绩的肯定和颂扬，又是为他被贬谪再次辩白；同时告诉他人，他是在干出大成绩后才重修名胜古迹岳阳楼的，又堵塞了攻击者之口。

庆历七年（1047）滕子京由于治巴陵郡有功，调任江南重镇苏州知州，上任后不幸卒于任所，终年五十八岁。始葬于苏州，后其子孙（是子还是孙无史据可考）按其生前“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意愿，迁葬于青阳县城南金龟源。明清两朝敬仰滕子京的青阳人，在九华山云外峰下建造了“滕子京书堂”，供后代子孙瞻仰凭吊，只可惜书堂遗址今已无处寻觅。

仕途坎坷

滕子京与范仲淹同举进士，两人一见如故，说身世，谈抱负，十分投机。范仲淹举进士后，偕滕子京来青阳长山和九华山游玩。滕子京爱青阳、九华山山水秀美，恋契友范仲淹情深，曾有言“爱彼九华书契”终归于青阳。死后，其诸子遵其志，葬子京于青阳，这是滕子京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一。

滕子京中进士后，曾任大理寺趁丞、左司谏、天章阁待制、礼部员外郎等京官。在任礼部员外郎时曾以审计监察官员身份来池州府督察政事，并游览了池州的山水名胜，写了不少诗文。庆历年间，宋仁宗赵祯任命他为繁华的大州泾州知府，任职期间，由于他“用公使钱无度”，被谪贬到偏僻的小郡巴陵。前后不到两年，因范仲淹的一篇为他歌功颂德的《岳阳楼记》，获得宋仁宗好感，庆历六年秋调他到有小汴京之称的徽州任知府。其时，滕氏家族陆续迁来青阳，父亲年迈在青阳养老。他曾几次来青阳拜望父老乡亲，并在九华山麓建造一座读书堂。庆历七年(1047)又调任苏州知府，上任不久便卒于苏州，时年58岁。定居青阳的滕氏族人，将其遗体运回青阳安葬，这是滕子京归葬于青阳的原因之二，可能是滕子京归葬青阳的真正原因。

自宋至清朝中叶的数百年间，滕氏后裔，瓜瓞绵绵，在滕公墓东北几里处形成为名门望族--滕家冲。不知何故，嘉庆以后，滕氏族人陆续外迁，今日滕家冲，只有其名，已无滕姓。

滕子京墓位于青阳县东5里的金龟源，即今新河乡光荣村陇岗村民小组。金龟源得名于一座酷似金龟的小山岗。滕公墓取金龟朝北斗之向。墓东的山岗上有块巨石，状如“金鸡登高”，也称“金鸡岭”;墓西北有一葱翠欲滴的孤山，形同绿色宝珠，名曰：“抱珠墩”。滕公基地周围，山峦起伏，林术蔽岗，景物清丽，是块难寻的风水宝地。滕公墓后半里处，曾耸立巨碑一块，上刻12个径尺阴文：“宋名臣天章阁待制滕公神道”。碑在“文革”中被推倒、砸碎。1981年青阳县 定滕子京墓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家因紧靠318国道，后来国道拓宽，无法避让，迁葬于国道北侧抱珠墩，重建了墓碑。

滕宗谅的诗文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芝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宋代·滕宗谅《临江仙》

临江仙

湖水连天天连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帝子有灵能鼓瑟，凄然依旧伤情。微闻兰芝动芳馨。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十载芳洲采白苹，移舟弄水赏青春。当时自倚青春力，不信东风解误人。——宋代·滕宗谅《赠妓兜娘》

赠妓兜娘

十载芳洲采白苹，移舟弄水赏青春。

当时自倚青春力，不信东风解误人。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宋代·滕宗谅《赠回道士》

赠回道士

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

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查看更多滕宗谅的诗文>>

1、夸张表现手法：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

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

2、比兴表现手法：

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最后一段，在刘、焦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

这既象征了刘焦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由现实的双双合葬的形象，到象征永恒的爱情与幸福的松柏、鸳鸯的形象，表现了人民群众对未来自由幸福必然到来的信念，这是刘焦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3、烘托、渲染表现手法：

以《孔雀东南飞》中“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言，应有烘托、渲染气氛的功用及象征意蕴。既象征了刘兰芝甚至包括焦仲卿的生命结局，也烘托、渲染了刘兰芝生命不断远去的悲凉气氛。

有一种忧伤、不忍、怜悯、不安、留恋的音乐节奏在“飞去”的动作和场景里，这种节奏让人神伤却不让人绝望，让人感觉凄凉的同时似乎又让我们的灵魂得以安宁。

扩展资料：

《孔雀东南飞》简洁的人物行动刻画，有助于形象的鲜明；精炼的抒情性穿插，增强了行文的情韵。“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

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写出了刘兰芝离开焦家时的矛盾心情。欲曙即起，表示她不愿在焦家生活的决心，严妆辞婆是她对焦母的抗议与示威。打扮时的事事四五通，表示了她对焦仲卿的爱，欲去又不忍遽去的微妙心理。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姑嫂关系不易相处，兰芝与小姑关系融洽，正表现了她的懂礼仪、易相处。这同焦母的不容恰成对照。

《孔雀东南飞》通过刘兰芝与焦仲卿这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控诉了宗法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要求婚姻爱情自主的合理愿望。

女主人公刘兰芝对爱情忠贞不二，她对家长专制和宗法礼教所作的不妥协的斗争，使她成为文学史上富有叛逆色彩的妇女形象，为后来的青年男女所传颂，本诗第一句“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以孔雀失偶暗示夫妻离别，孔雀徘徊返故，为全诗奠定深沉悲哀的基调，统领全文，引出下文。

-孔雀东南飞

对于这些问题，有人认为，由于刘兰芝嫁到焦家后没有生育，使焦家面临绝嗣的危险。因为在宗法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最讲究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妇女婚后不育，就理所当然地遭到婆家的嫌恶厌弃，因而刘兰芝终被休弃势所难免。然而，我思考再三，总感这一理由难以服众。其一，刘兰芝十七岁嫁到焦家(“十七为君妇”)，和焦仲卿仅仅生活了两三年(“共事二三年”)，这时她的年龄充其量二十来岁，据此就武断的认为她今后不会再生育是不合情理的，因为婚后好多年才生育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应该是古人和今人都具备的生活常识。况且，新科技研究证明，生育也与男子有很大关系。其二，刘兰芝被休弃后，先后有县令、太守家走马灯似地遣人上门求婚，如果刘兰芝当时真的被断定不能再生育，像焦仲卿这样门第寻常的普通小吏家尚且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断然休弃，难道声名显赫的堂堂县令、太守家会不考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严重后果而郑重聘娶这显然更是不合情理。

也有论者认为刘兰芝被休弃的原因是诗中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然而，纵观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不仅找不到刘兰芝“无礼节”、“自专由”的依据，恰恰相反，刘兰芝“有礼节”、“不专由”的例子倒比比皆是。例如，当刘兰芝看出“大人故嫌迟”，自知“徒留无所施”，顺从母意，主动向焦仲卿提出“及时相遣归”;临走前，“鸡鸣”、“起严妆”，“上堂拜阿母”，“却与小姑别”。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有礼有节。另外，刘兰芝被遣前夕与焦仲卿生离死别时的一段掏心剖腹的表白：“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验之于全诗对刘兰芝的描写，也始终看不出刘兰芝有什么“无礼节”“自专由”的越轨行为。我们透过诗歌的字里行间的表白，看到的只是刘兰芝知书达礼、温顺贤慧的美好品德，让人感到刘兰芝的临行表白句句是真，毫无虚言。可见，焦母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不过是焦母掩盖自己休媳真意的蛮横借口，根本不是刘兰芝被休弃的真正原因。焦母休儿媳是由于“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的这一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刘兰芝究竟是什么原因被休弃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看待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背景。《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汉末建安中”)，那么，我们就只能从汉代社会中去找寻刘兰芝无辜被休的真正原因。在儒家学者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方略。由于社会现实的实际需要和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便被尊奉到前所未有的独尊地位。当时儒家学说成了规范人们思想行为和处理日常事物的唯一准绳和依据，这就自然而然地要影响到家庭、婚姻关系的各个方面，而当时在“休妻”这件事上最权威的“法律依据”莫过于儒家学说中的“七出”之律，妇女只要犯有“七出”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婆家合理合法的休弃。在汉代，作为封建礼教和封建家长的代表人物焦母，究竟是依据什么把刘兰芝赶回娘家的呢现在我们来探讨刘兰芝当时横遭休弃的原因，只能从当时被奉为圭臬的“七出”中去寻找根据。

“七出”在儒家学说中又叫做“七去”“七弃”，这是在那个妇女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的男权社会中丈夫遗弃妻子的七种借口，也是为维护夫权而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七道枷索。查阅《仪礼·丧服》，里面记载“七出”的内容为;一、无子，二、*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当时社会的妇女，只要犯有这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被堂而皇之的出弃。

对照刘兰芝在焦家的表现，刘兰芝犯了“七出”中的哪一条呢如前所述，第一条“无子”显然不能成立。由诗中描写的“守节情不移”“女行无偏斜”等句可知，刘兰芝的品行贞洁贤惠，循规蹈矩，无可挑剔。第二条“*逸”，第五条“盗窃”恐怕也不能成立。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岁嫁到焦家后，又“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门辛”，甚至在因失爱于婆婆，蒙屈受怨，无端遭遣时，临行还再三叮咛小姑“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这说明她是一个知书达礼，勤劳能干的善良女性，第四条“口舌”，第六条“妒忌”恐怕也不能成立。至于第七条“恶疾”，卒读全诗，始终看不出她患有什么“恶疾”的蛛丝马迹，这就更不能成立了。“七出”之中，“六出”已被排除，那么，刘兰芝也许是犯了“不事舅姑”(第三条)的大过。

也许会有人说，至纯至孝的刘兰芝，怎么会“不事舅姑”呢我们认为，探讨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要把问题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分析。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是非标准，在刘兰芝生活的男权社会里，衡量一个女子是否合乎“妇道”，是和我们今天的标准大不相同的，当时衡量“妇道”的是非标准是以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礼教为绳墨的。《礼记·昏义》中说，妇女须“成妇礼，明妇顺”，“妇顺者，须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当于夫”。也就是说，作为女子，与丈夫的亲密程度不可超过与舅姑(即“公婆”)的亲密程度，否则即为“不事舅姑”。《礼记·内则》中说得更明白：“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也就是说，儿子过于喜欢妻子，引起父母不高兴的，可以休弃。

纵览全诗，我们不难看出，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十分恩爱的美满夫妻。他们已经：“共事二三年”，但两人犹觉得“始尔未为久”。一个说“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一个说“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即或是遭受焦母无端迫害，行将分手之时，他们还是那么情真意切，信誓旦旦——“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可见，他们爱得是多么深沉，多么纯真，多么痴迷，多么坚贞!甚至最后为了忠贞不二的爱情而“举身赴清池”、“自挂东南枝”。无论是富贵不*的刘兰芝还是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他们感情的天平都十分明显地倾斜于自己所钟爱的恋人，而不是自己的母亲。他们谁都不能割舍自己对恋人的那种特殊的痴爱而移情于母亲。作为封建社会里一个充满礼教思想的蛮横专制、滥施*威的婆婆，自儿媳兰芝过门后，一心想使她成为自己任意摆布的驯服工具。儿媳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家长支配。她看到与自己相依为命的独子婚后把爱更多地献给自己的妻子，心中当然不是滋味，当然未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当然会把这一切归咎于儿媳对儿子的殷勤承欢和狐媚吸引，甚至会认为是儿媳妇把儿子从自己身边生生抢走了。于是自然而然会迁恨于儿媳妇，自然而然会觉得“失恩义”，自然而然会觉得“大不悦”。而因儿子”甚宜其妻“引起父母心中不悦的，封建礼教明文规定着可以“出”，于是“吾意久怀忿”的焦母自然就要凭借这一条将兰芝驱遣回家。这，就是刚强不阿的刘兰芝失宠于婆婆横遭休弃的真正原因。经过深思熟虑的刘兰芝感到被遣的命运势所难免，尽管她“奉事循公姥”，“昼夜勤作息”，也难逃“被遣”的厄运。也只能“自遣”了。

在礼教重于“人情”的封建时代，因年轻夫妻过分恩爱而使父母不悦造成的婚姻悲剧又何止刘兰芝、焦仲卿两人宋朝大诗人陆游也是深受其害者之一。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既出，而未忍绝之，则为别馆，时时往焉。姑知而掩之，虽行知挈去，然事不得隐，竟绝之，亦人伦之变也。”陆游与其表妹唐婉的爱情悲剧跟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悲剧何其相似儿子“甚宜其妻”，夫妻俩人“伉俪相得”竟成为沉浸于爱情幸福中的青年男女的莫大罪名，以致横遭迫害，劳燕分飞，生离死别，各分东西，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在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和不可思议，而在那个时代又是何等的平常和合乎礼义!

刘兰芝被遣回娘家后，求婚者接踵而来，足见兰芝的品貌不同寻常。但如前所述，刘兰芝做个小小的府吏之妻都不称职，而县令和太守为何还会派媒人替儿子去向刘兰芝求婚呢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生活的年代里，择偶配婚已十分讲究门第、容貌、才华、年龄和婚史等。县令家的三郎和太守家的五郎自身条件这么好，为何不向“窈窕艳城郭”的贤女秦罗敷求婚，而偏偏看上被休的刘兰芝如果说县令和太守是仰慕刘兰芝的聪明美丽、多才多艺和很有教养，那么他们对刘兰芝嫁给府吏，“共事二三年”后被遣该不会一无所知吧!如果我们从反常的心理解释反常的行动，一切就显得万分合乎情理：县令和太守替儿子求婚是假，为己纳妾是真!在封建时代，对于一个被休待嫁的刘家女来说，等待她的将是一条布满陷阱、洒满血泪的路。

刘兰芝和焦仲卿反抗封建家长制度的压迫，殉情以后，会“两家求合葬”吗回答应当是否定的。其一，焦母和阿兄是封建家长和封建礼教的代表。在他们看来，刘兰芝蔑视封建礼教，反抗兄长之命，新婚之夜“举身赴清池”，让太守一家枉花无数钱财，空欢喜一场，可谓叛经背道，罪不可赦;而焦仲卿饱读诗书，任职台阁，得知刘兰芝自杀，也竟然丢官抛母，“自挂东南枝”，实属不忠不孝，当惩不贷。从焦母和阿兄的思想立场来看，“两家求合葬”是不可能的。其二，阿兄暴戾自私，冷酷无情，而焦母蛮横顽固，独断专行。当初，太守派媒人来求婚，刘兰芝不忘“府吏见丁宁”，一心只盼破镜能重圆，可阿兄对妹妹的事情却无丝毫的理解和尊重，粗暴训斥兰芝“后嫁得郎君”，“足以荣汝身”，“作计何不量”!而焦母一手毁了儿子的幸福，面对儿子殉情的拜别，仍是一副铁石心肠，丝毫不肯回心转意，收回成命。从焦母和阿兄的性格特征来看，“两家求合葬”也是不可能的。其三，富贵不*的刘兰芝一“举身”，不仅毁了阿兄的高攀梦，还丢尽了阿兄的脸面;倾城不移的焦仲卿一“自挂”，不仅使焦母日后无靠，还使焦家香火断绝。巨大的打击无疑会激起焦母和阿兄心中的波澜，然而，除了绝望、痛苦、恼怒和怨恨以外，还会有些什么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自然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从焦母和阿兄的内心感情来看，“两家求合葬”就越加不可能了。笔者认为，刘兰芝夫妇死后的情况，完全出于诗人的想象与幻想。“两家求合葬”和“魂化双飞鸟”都是浪漫主

义手法的运用，诗人借此表达了人们对刘兰芝夫妇不幸遭遇的同情，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封建礼教的抗议和嘲弄。机械地把“两家求合葬”理解成为写实的手法来看待“合葬”，不仅有悖于焦母和阿兄这两个人物形象，也将大大削弱全诗“揭露封建家长制度和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男女幸福生活”的主题。

人非木石，熟能无情，刘兰芝、焦仲卿执着纯真的爱情虽为封建礼教所不容，却为世俗人情所赞赏。千百年来，人们同情、赞美这对青年恋人忠贞不渝的爱情，更欣赏钦佩他们为追求爱情和自由而进行的不屈的理性反抗精神，虽是悲剧，却极富正义色彩。这一爱情悲剧，是当时社会的反映和写照，是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的控诉。学习欣赏这首凄美的爱情诗，我们认识到了古代社会的罪恶，看到了中国妇女为了争取自由幸福的理性反抗精神，刘焦的自尽，是失败，也是胜利。这种方式的抗争，虽说消极，但毕竟是黑暗当中的一线光明，给后人以积极的启迪，更应思考如何才能真正提高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第一点．兰芝没有遵从封建礼教的妇德要求导致焦母不喜欢刘兰芝。“本自无教训”，“举动自专由”，这是焦母评价刘兰芝的原话，前一个理由显然是欲加之罪，很牵强。因为，自始至终，刘兰芝对婆婆都是知书达理。特别是与婆婆告别的时候说的话，可以说非常符合自己的身份。但是她虽然能干，但骨子里有倔劲，或者从正面来看就是有自己的主见，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媳妇就得无条件地听从婆婆的话，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更不能有自作主张的举动，因而为焦母所不容。这一点从故事开头刘兰芝对丈夫诉苦和新妇严妆以及和婆婆告别这些文字都能体现出来。刘兰芝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当她看到自己无论怎么任劳任怨怎么知书达理怎么贤惠能干都无法获得婆婆的认可和欢心后，她知道自己在婆家是不会有幸福可言了，或者说只要婆婆在世就不会有她的幸福，就主动提出要离婚。这在只有丈夫休妻子的古代是多么大胆的举动。就凭这一点，焦母就容不下她。焦母绝对容不下一个想动摇自己在家庭地位的媳妇，她需要的只是一个温顺听话的媳妇。

第二点．兰芝多年不育导致焦母不喜欢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共事二三年”未有子嗣，焦母为传宗接代考虑，找借口驱逐兰芝。现在的课下注释将“二三年”直接落下为二三年。这可能与文中多处出现的“新妇”有关。自然也能讲得通。但是，古人还有将两个数字相连表示乘法的习惯。比如“三五之夜”是指十五的晚上；“二八年华”也是指女子十六岁。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共事二三年”是指共同生活了六年。如果是结婚六年依然没有生育，当然可以成为婆婆不喜欢媳妇的理所当然的理由，这已经属于婆家休掉媳妇的“七出”之一，就是可以将媳妇合法休掉的理由。

第三点．焦刘两家贵贱悬殊，门第不对导致焦母不喜欢刘兰芝。焦仲卿在焦母看来是“大家子”，又是“仕宦于台阁”。而刘兰芝则“生小出野里”，是一个小家碧玉。加之刘兄见利忘义的表现，更让人感到刘家的家底很薄，的确很寒酸。对这一点，焦母早就不满。因为刘兰芝的娘家根本无法对焦仲卿的仕途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虽然刘兰芝在母亲的调教下知书达理，与焦仲卿很般配也很相爱，但焦母就是瞧不起她，所以对刘兰芝的付出也就视而不见。相反，秦罗敷的家境肯定比刘兰芝要好。焦母见异思迁，为娶进罗敷而逼走兰芝。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呢？首先是因为焦母对刘兰芝家境的鄙视；其次是因为焦母对秦罗敷的相貌赞美得有点过头，说她“可怜体无比”，又是“窈窕艳城郭”。而作者站在广大民众的审美角度早在“新妇严妆”部分对刘兰芝的相貌进行了正面的细致的描写，并不吝赞美之词，说她“精妙世无双”；再加上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前来说媒的人家的身份和地位一个赛一个高贵，而且每一家都比焦家好，也从侧面烘托了刘兰芝的美丽已经是万里挑一。所以，焦母口中的美丽无比的秦罗敷不过是她要诱导儿子赶走媳妇的借口而已。

4．焦母作为寡母的畸形心理导致她不喜欢刘兰芝。一般的把儿子视为私有财产的母亲都对媳妇有一种敌意，所以婆媳关系难处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更何况焦母寡居多年，儿子就是她的一切，对儿子的爱已经超出一般的母子之情。她对儿子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并上升为一种畸形的“恋子仇妇”的心理。可是儿子大了，又不能不为他成家。所以，儿媳妇就成了争夺她儿子的假想敌。尤其是见不得儿子对媳妇关怀备至。正如俗语说的“小喜鹊尾巴长，娶里媳妇忘了娘”。故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仲卿与兰芝间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的真挚热烈的爱情。尤其是一向听话的乖儿子竟然敢于为了媳妇而顶撞自己，焦仲卿鼓起最大的勇气来捍卫自己和刘兰芝的爱情“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对焦母而言，那更是等于捅了她的肺管子，火上浇油。焦母自然会把儿子对她的顶撞算到刘兰芝的头上，此时的刘兰芝已经变成了焦母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驱之而后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