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刘兰芝的追求|刘兰芝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被称为“乐府双璧”之一，历来为人们所喜爱。故事女主人公刘兰芝更像一块美玉，在我国文学史上绽放着独有的光彩。

一直以来，我们只关注到刘兰芝是一个勤劳、美丽、命运悲惨的女性形象，却很少有人静心想一想刘兰芝的悲剧命运跟她的需要有什么必然联系，换句话说，刘兰芝到底需要什么？下面就让我们运用马斯洛的需要结构理论去探寻一下刘兰芝的追求。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从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刘兰芝所追求的是尊敬和幸福。

首先，刘兰芝需要尊敬。

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女性一直处于卑下的地位，太少有人去关注女性的尊敬需要。它包括敬重和自尊，是个体想成为社会中一个正式成员的需要。刘兰芝首先就想成为焦府的一个正式成员。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而这一切都只为“十七为君妇”。但是她却“心中常苦悲”。是两人感情不好吗？不是。“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韧如丝，磐石无转移。”二人情比石坚。原来是因为“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

兰芝的美丽不用多说，作为古代女子出嫁前应该学习的技艺她也都样样精通，到了焦府也一直很谨慎恭敬地按照婆婆的要求去做事，这一切的一切只是想要得到婆婆的认可，但是焦母对她却“失恩义”，始终不愿意接受她。

每一个人都有自我成长的需要，渴望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满足，进而提高一个人的积极性。每一个个体也都有自我表达的需要，渴望在社会结构中展示自己的作用。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刘兰芝的努力没有人欣赏，她在这个家庭中的作用也没有得到家庭掌权者的肯定，所以这种被尊敬的需要也就得不到满足，她的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得到提升。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她向焦仲卿诉苦：“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并不是她真的“不堪驱使”，只是无人理睬的痛苦让她无法忍受。

其次，刘兰芝是一个追求幸福的女人。

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女性的追求大都侧重于幸福和节操，兰芝的最终追求就是幸福。幸福需要是马斯洛需要层次的最高阶段――自我实现需要的一个重要方面，指个体对自己生活在社会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处于一种和谐美好状态的需要。

衣、食、住、行可以用物质标准来衡量，幸福，却只能用自己的内心来衡量。刘兰芝是不幸福的，下面让我们来探讨一下她到底有哪些不幸福。

第一，刘兰芝在这个家庭中的付出得不到掌权者的认可。这在上面的文字中我们已经谈过，这一方面不再多加论述。

第二，刘兰芝在当时的社会中一定也得不到认可。

古代讲求“女子无才便是德”，是希望女子能够安分守家，顺从长辈和夫婿，社会不需要女子去找工作谋生，更不希望女子通过学习知识而唤起她们人性的复苏――女子只是男性和家庭的附属品。但是刘兰芝似乎少了些敦厚，多了些自我意识。她饱读诗书，具有独立、平等的意识，婆婆认为她“举动自专由”。兰芝不能讨得婆婆的欢心，一句“举动自专由”，她便被遣回家了。

兰芝在被遣回家后，不时有人提亲，甚至很多大户人家、官宦子弟都看上了她。最终她与仲卿相约而死。我们假设她又成了亲，我认为她的悲剧也是不可避免的。结婚前美丽、勤劳、知书达理；结婚后发现她读书过多、举动自专、太有主见，新婆婆依然不会喜欢。这是社会的选择――只要顺从的媳妇，不要追求独立、平等的聪明媳妇。兰芝注定在当时得不到主流意识的认可，她所追求的幸福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第三，刘兰芝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

幸福需要的满足不仅体现在个体生活在社会环境中要和谐，也要求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美好。但是兰芝很明显没有做到。

兰芝与婆婆之间关系十分紧张。婆婆直言告诉儿子：“便可速遣之，遣之甚莫留！”“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兰芝也不屈服：“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二人水火不容。仲卿处理事情简单粗暴，最终导致兰芝的被驱遣。

兰芝与仲卿虽然爱情坚定，却不能心心相通。在回家的路上兰芝就告诉仲卿：“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就是告诉他：我心坚定，只是怕自己不能做主，但你要相信我的心意。然而当仲卿听说兰芝要结婚时却劈头盖脸指责她：“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二人的不默契由此可知。

对于追求幸福的刘兰芝来说，受婆婆的气还能找丈夫排遣，而丈夫也不明白自己的心意，便再也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幸福需要得不到满足，人便处于焦虑之中。“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刘兰芝最终以殉情的方式实现自己对幸福的追求。

尊重、幸福这两种需要一直支配着刘兰芝的生活，当她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时，就只能选择死亡。从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说”分析刘兰芝，我们得到了一个与传统观点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这对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古代女性形象也是一个帮助。■

《孙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汉乐府长诗，诗中所描述的焦仲卿与刘兰芝的悲剧故事，据考发生在安徽省怀宁县小吏港。

小吏港一名小市港（又称焦吏港），位于怀宁县城北20千米处，与潜山县接壤。据《怀宁县志》载：“小吏港者，以汉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焦仲卿即《孔雀东南飞》中的男主人公。据传，这儿不但是焦仲卿的故居，而且是焦妻刘兰芝的故居。焦仲卿的故居位于小市港河对岸焦家坂（今潜山县境），而刘兰芝的故居就在小市港东半里外的刘家山。为反抗封建势力的迫害，刘投水而死，焦悬树自缢。《安徽府志》载：“其（刘兰芝）投水处即今小市港。”刘兰芝投水后，村人又将在焦家坂自缢后的焦仲卿尸体移来，与刘兰芝合葬在小市港。今小市港焦、刘合葬墓犹在。

近年来，前来小市港游览《孔雀东南飞》故地的人越来越多，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迹的著名胜地。

梁祝是指指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古代民间四大爱情故事之一，是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

自东晋始，在民间流传已有1700多年，可谓中国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凄美爱情所感染。

越州上虞县有一女子祝英台，喜欢吟读诗书，一心想出外求学，但是当时的女子不能在外抛头露面，于是就和丫头银心乔装成男子，前往越州城读书。

二人在半途遇见了也要前往越州念书的鄞县书生梁山伯及书僮士久，梁山伯和祝英台二人一见如故，遂结伴同行，前往越州。　

在越州三年期间，梁山伯和祝英台形影不离，白天一同读书、晚上同床共枕，祝英台内心暗暗地爱慕梁山伯，但梁山伯个性憨直，始终不知道祝英台是个女的，更不知道她的心意。

有一次清明节放假、二人去镜湖游玩的时候，祝英台借景物屡次向梁山伯暗示，可是梁山伯完全无法明白，甚至取笑祝英台把自己比喻成女子，最后祝英台只得直接地向梁山伯表示，梁山伯才恍然大悟。可是这件事全被在一旁偷看的马文才得知，马文才也知道祝英台原来是个女的了。

后来家人写信催祝英台回家，临走前，祝英台留一封信告诉梁山伯「二八、三七、四六定」，意思是要梁山伯十天后去祝府提亲。

但是梁山伯却以为是三个十天加在一起，所以一个月后才去提亲，等到梁山伯欢欢喜喜赶到祝家时，才知道马文才已经抢先一步提亲、并且下了聘礼，梁山伯只得心碎地离开，祝英台沿路相送、难舍难分。

梁山伯回家后，相思病重，写信向祝英台要一些找不到、拿不到的药方，表示病情绝望了，同时希望祝英台能前来探望一番，祝英台则回信告诉梁山伯，今生无缘，只希望二人死后可以一起安葬在南山。

后来梁山伯病逝，祝英台假意应允马家婚事，但是要求迎亲队伍必须从南山经过，并且让她下轿祭拜梁山伯。

当祝英台下轿拜墓，一时之间风雨大作、阴风惨惨，梁山伯的坟墓竟然裂开，祝英台见状，奋不顾身地跳进去，坟墓马上又合起来，不久，便从坟墓里飞出一对形影相随的蝴蝶……。

明代崇祯版《元氏县志》里明确记载“在南佐村西北隅，书院路所经由也，桥西南塔有古冢，山水涨溢，冲击略不赛移，若有阴为封护者，相传为梁山伯祝英氏之墓。”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民间文学研究学者陈连山认为，该记载无疑是元氏产生“梁祝传说”最有利的史料证明。

焦母形象如下：

塑造了反面形象，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言人，是封建礼教摧残青年的典型。她极端的蛮横无理，对于兰芝的美德，仲卿夫妇的爱情，毫无认识和同情，一意独断专行，强行拆散。这充分暴露了封建家长制摧残青年的丑恶本质。

她对仲卿是软硬肩施，一会儿（逼谴时）是恶语威胁：“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小子无所谓，何敢助妇语！”一会儿（阻死时）又是好言诱哄：“东家有贤女阿母为汝求。”目的是要仲卿速谴兰芝，除去眼中钉，以维护她的家长权威。

诗歌塑造了两组人物形象，一组是正面形象：刘兰芝和焦仲卿。一组是反面形象：焦母和刘兄。

在正面形象中，刘兰芝是被着力赞美的人物。她美丽、聪明、勤劳、善良，忠实于爱情，可贵的是她具有刚强的性格，勇于与封建家长制作斗争，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出最后的反抗，是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勇于反抗恶势力的光辉妇女形象之一。

尽管焦仲卿在忠实于爱情和反抗封建礼教迫害方面，和刘兰芝是一致的，但与兰芝不同的，是他对母亲存有幻想和顾恋，从而显得比较软弱。算是对母亲唯命是从，但最终能够冲破家长制的束缚，以自缢于庭树，表现出叛逆的精神。

焦母是一个突出的反面形象。她横暴专行，冷酷无情，为了遣回兰芝，不惜对儿子软硬兼施，以达到维护家长权威的目的。刘兰芝和焦仲卿的爱情悲剧，就是是她和兰芝的哥哥一手造成的。

刘兄这个反面人物虽然出场不多，但他的专横跋扈、趋炎附势、尖酸刻薄、冷酷无情的市侩作风已暴露无遗。他与焦母一起成为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封建家长制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