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里兰芝和焦仲卿婚姻失败的原因，要简短400至500字

内容赏析

通过有个性的人物对话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孔雀东南飞》最大的艺术成就。全诗“共一千七百八十五字，古今第一首长诗也。淋淋漓漓，反反复复，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卷四，沈德潜按语）。

　　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仲卿、对焦母、对小姑、对自己的哥哥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那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同样的，在焦仲卿各种不同场合的话语中，也可以感受到他那忠于爱情、明辨是非但又迫于母亲威逼的诚正而软弱、但又有发展的性格。

　　刘兰芝是作者精心塑造的美好形象。她既是淑女、贤妻，又是具有鲜明个性的女性：勇敢，坚强，富有反抗精神。兰芝用“大人故嫌迟”道破婆婆的故意挑剔、刁难，用“请归”的行动表示反抗。和仲卿叙别，她表达了对丈夫的—往情深，又清醒地认识到“复来还”是幻想。“严妆”，是夸张的铺叙，展示她态度从容，“精妙世无双”。告别婆婆时，她不卑不亢，一席话是对婆婆态度骄横的抗议。“盟誓”中，她用发自肺腑的誓言表明对爱情的忠贞。“拒媒”是对封建礼教的反抗。面对兄长逼婚，她以允婚表现了对未来的清醒估计和对兄长*威的蔑视。“黄泉下相见”的誓约，饱含着对丈夫深挚的爱，对封建家长制拼死反抗的勇气。“举身赴清池”是兰芝反抗精神的升华。在爱情与封建家长制的尖锐冲突中，刘兰芝这个艺术形象闪耀着夺目的光彩。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思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他的变化，深化了对封建社会的控诉。

　　此外，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都写得栩栩如生。总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是这首叙事诗的主要特点。

作品评价

《孔雀东南飞》的现实主义（唐弢)

　　因为是叙事诗，不但有人物，作者还以白描的手法极其生动地刻画了人物的性格。从它的内容看来，这首长诗在它出世以后似乎经过一个时期的传唱，人物的性格正是在传唱过程中逐渐地丰富起来的，因而每一个人物身上都渗透着劳动人民的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为爱憎分明，而且显示了铢两悉称。作者否定了一切应该否定的东西，也肯定了一切应该肯定的东西，然而无论是否定或者肯定，都不是遵循一个简单的公式，而是通过复杂的和具体的描写，暗示人物的社会地位和个性特点，给予他们以恰如其分的评价。从作者所把握的生活深度而论，不能不说，这是现实主义艺术创造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杰出的范例。

　　试以焦仲卿、刘兰芝两人为例。仲卿出身于官宦人家，自己又在太守府里作吏，虽然职阶卑微，但在严格的门阀社会里已经具有被“品”的资格，所以他母亲说：“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将来还要凭借靠山飞黄腾达。很显然，他是笼子里长大的金丝鸟，养成了拘谨懦弱的个性，一个比较善良的白面书生。作者基本上肯定他的斗争，但描写时却又紧紧地扣住了他的特点──人物经历和性格上的特点。仲卿是深爱妻子的，当他知道母亲要驱逐兰芝的时候，先是婉“启”，继是“跪告”，等到母亲“槌床便大怒”，他就“默无声”的退了出来，回到自己房里，对着兰芝“哽咽不能语”，说什么“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一面劝兰芝低声下气，暂回娘家，约定将来再去接她，但他其实只有一点幻想的期待，并无什么实际办法。兰芝被逼将嫁，他声言要独个儿自杀，甚至还把这个计划去告诉自己的母亲；兰芝死后，以他爱兰芝之深，终于以身殉情，作者写他在“庭树下”“徘徊”了一阵，然后上吊，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个怯弱的书生的性格和面貌。

　　兰芝便和他不同。尽管诗篇以古典作品特别是民间文学里惯用的夸张的笔法，描写了她的知书达理，描写了她的妆奁和打扮，但在门阀社会里，“生小出野里”就说明她的家世还不入“九品中正”之眼。她是一个在小康人家生长起来的有主见的女子，美丽、聪敏、能干，虽然作者也极力写她的善良和温顺，但在善良和温顺中别有一种掩盖不住的具有反抗意味的刚性──人民想像中的被压迫者自觉意识的一种原始形态。这种刚性不一定要从焦母所说的“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上去理解，而是更广泛地散布在兰芝的全部行动细节里。当她明白了焦母的意图以后，不等对方开口，便自请：“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仲卿对着她哭不成声，一筹莫展，她便说：“勿复重纷纭。”他劝她暂回娘家，再图后会，她便说：“何言复来还！”她看清问题，明白自己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一个普通人的人格尊严。不过作者也不是简单地片面地处理这一点。兰芝了解仲卿的性格，然而她爱仲卿，也知道仲卿爱她。儿女深情使她对冷酷的现实仍然不得不抱着一点幻想，仲卿和她告别，她这样叮咛：“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这是在具体条件下必然会产生的她的惟一的希望。县令差人做媒，她这样婉拒：“自可断来信，其往欲何云”，刚性又立刻占据了兰芝的灵魂，处于弱者和被压迫者地位的那种凛不可犯的尊严感在她心底升华，她决定以生命来表示最后的抗议，所以“仰头”回答，很快应允了。

《孔雀东南飞》中有关家庭纠纷的叙述，确实能够给人许多的思索和启迪，焦母与刘兰芝中间的关联便是一个婆媳之间千载难点。焦母往往讨厌刘兰芝，是由于她的孩子焦仲卿跟刘兰芝关联太棒了。焦母对家中具备着明显的掌控欲，媳妇儿的发生，摇摆不定了她对孩子的操纵和对这一家中的操控感，及其当孩子过度关心媳妇儿时，焦母心里造成了不平衡力与挫败感。并且焦母做为母亲，对孩子有一种“我的孩子便是最好是的”。

焦母自诉的原因是：“此妇无礼数，行为自专由。”刘兰芝真的是无礼数吗？从诗里看来，刘兰芝宛然是一个贤妻良母，“十六诵腹有诗书”，焦仲卿对她的点评也觉得她“女行无偏斜”。在刘兰芝被谴归后，连县令跟刺史都需要来招她做媳妇儿，假如她确实如焦母常说，县太爷跟刺史会认同让她做儿媳？刘兰芝自身也否认过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我办事全是按家婆的含意来的，哪儿敢自身看着办？行为自专由实际上“行为自专由”，才算是焦母讨厌刘兰芝的缘故之一。

可是很可能并不是刘兰芝确实行为自专由，只是焦母的掌控欲下，焦母针对“行为不自专由”的规范太过度严苛了。焦母的掌控欲在她自身的言谈举止中，直露：“此妇无礼数，行为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我对她早已发火好长时间了，哪儿能由得你？焦母并不在乎焦仲卿是怎样想的，她想的仅仅我很生气、我不会令人满意她。赶跑刘兰芝的事，由不得你作主。

好像休掉他的老婆，跟焦仲卿没有一点儿关联，这一决策焦仲卿没有一点儿主导权。以致于焦仲卿只能以无可奈何而威协的语调说：“今若遣此妇，相伴到老没了取！”你如果赶跑刘兰芝，我也一辈子不娶。这一说，焦母更急得捶床，臭小子不听我的话了：“臭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你居然敢帮刘兰芝讲话，你臭小子如何敢的？这件事情没有商议的空间。“门不善，户不对”焦母对焦仲卿有一种“我的孩子便是最好是的”。

焦仲卿的家世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序中便说焦仲卿是“庐江县府县吏”，并且刘兰芝进了焦家门口以后，还必须一直织布机，以致于：“鸡啼入针织纱，日日夜夜不可息。”并且焦仲卿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自己没有做官员，大福师大贵的有福气，幸亏我得了那样一个老婆。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关键，几乎就并不是刘兰芝做不对哪些，只是刘兰芝无论怎样做，焦母都一定会刁难她。错的从不是刘兰芝，只是她的家婆焦母。焦母这个人，尽管可恶，但也是个可怜人。大家经常听见那样一种叫法，称为“为母则刚”，是说母亲为了更好地儿女，献出一切，可以把自身从一个弱女生虐成无人能敌的超人妈妈，此后人生道路的全部决策和勤奋全是为了宝宝，乃至疯狂到失去自身，脑子里只剩余了小孩的成败得失，所有喜怒哀乐。

要是没有她的生孕，这一小孩的确不容易出世到这世界，但小孩并并不是母亲一个人的独享物，从他问世起，他便是一个单独的性命，一个和母亲人格特质公平的人们。只遗憾，有一些母亲们不容易那样想，他们一直会模糊不清小孩和自身的界线，觉得小孩即然是自身生的，自身养的，那么就应当和自身是一体的，他们像善待自己一样深爱着小孩，也会寄希望于小孩如同善待自己一样去爱母亲，和母亲关联好的如同一个人，即然是一个人，那为什么会有二种念头呢？因此当孩子和母亲产生矛盾，母亲会觉得很痛楚，由于这针对她而言，也是一种内心上的“断奶后”，会让她意识到自身与儿子并不是一体。

这类情况下，挑选就发生了，假如母亲接纳了这一点，那么就相当于接纳了自身以前这些不求回报的投入确实变成“不求回报投入”，通称徒劳情感——他们将全部的资源和感情都输出给了小孩，而以前做为详细单独女性的那一个自身，早就在很多年来无止无休且不遗余力的投入下，变成了一具空壳子。失去对孩子的操控，失去孩子这一存有实际意义，这名宝妈男的母亲本身的存有也就逐渐岌岌可危，假如她还想要一切正常的生存下去，只有去勤奋复建自身。

这一全过程自然决不轻轻松松，乃至到这个年龄，许多女性早已压根不清楚该如何去找回自己了。因此 大部分人要挑选另一条路，那便是运用母亲的影响力、感情和语言暴力，把早已成年人，应当摆脱母亲的小孩强制留到母亲身旁，乃至干预小孩的一切正常人格特质发展趋势，使他始终做为一个倚风，迫不得已依附于母亲活著。

焦母为何那么厌烦刘兰芝这一儿媳，也许我们可以从时期中找寻一下缘故。汉朝是一个对女性相对性包容的时期。汉武帝刘彻的母亲王侄可凭着再婚之身进到皇太子府，得到荣宠并生孕皇嗣。而前有汉高祖妻子吕雉执掌天下实权十五年，后有汉和帝王后邓绥临朝称制十六年，都足由此可见政治环境对女性来讲也是偏重于比较宽松的。蔡文姬和班婕妤俩位优秀的女性作家也可在某种意义上表明，皇室阶层的女性有着受文化教育的支配权。殊不知这类比较宽松和支配权也不过是对于历史时间大环境来讲，与新时期女性对比，他们仍置身漫漫长夜。

终究可以垂名史册的仅有寥寥几人，而大部分女性都迫不得已削掉肉体，把自己塞入“德言荣功”的模贝，为此塑造成合乎男尊女卑审美观的统一样式。这不啻于精神实质上的一场自我阉割。假如说普通民众阶级的女性还有着一定的吸气随意气体的支配权，那麼皇室阶级的女性大多数就只有活出笼里的金丝雀。他们性命的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后宅，勤俭持家，有别于电视连续剧诠释了宅斗文的奇诡昏暗，他们大多数不容易妒忌，乃至还会继续积极地为老公收纳整理新手，由于男权社会用礼法夺走了他们妒忌的支配权。就这样的女性，在阄割掉生命中的大部分冲动以后，他们日常生活在后宅唯一的期待便是—

生孕一个能够繁衍后代的孩子。刘兰芝是那一个时期难得少有的观念完善的女性。她知礼数，晓腹有诗书，明限度，如同焦仲卿常说的，能娶到她，原是这男人一生中较大 的好运。交往了两三年以后，焦仲卿这一思想观念的小孩很显著拥有发展的征兆，他逐渐明白给自己的支配权强词夺理，也尝试去维护他可伶的老婆。殊不知也仅止在此了。焦仲卿终究是一个没有发展起来的男孩儿，他没有什么勇气去摆脱母亲从小给他们套上的观念束缚，只有挑选以死来满足感情。

焦仲卿对爱情忠贞，但比较软弱，不敢直接反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刘兰芝坚强持重、不为荣华所动，温柔善良，勤劳，才貌双全，知书达理，忠贞不渝。

不同“

焦仲卿：先讽刺怨恨，后发誓“吾独向黄泉”。

刘兰芝：先体谅同情，后发誓“黄泉下相见”。共同点：既冷静又热烈

　　传统的阅读教学对《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多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剖析,认为不合理的封建礼教和家长制是造成两人双双殉情的罪魁祸首,而焦刘两人则是忠于爱情,矢志不渝的典范,他们的故事在千古传颂中凝聚成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丰碑。这样的解读以意识形态观念统摄文本,貌似合情合理,实则与诗歌中人物的性格、情节的发展、情感的变化和矛盾冲突等因素难以融会贯通。尤其是它过分强化了焦刘与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对人物命运的支配作用,而对文本以大量的篇幅所描绘的两位主人公之间的矛盾视而不见,因而结论实在叫人难以信服。细读文本,我们发现造成两人的悲惨结局,社会和家庭固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两人之间感情基础的动摇和性格矛盾的难以调和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诚然,焦刘两人确实发出过“坚如磐石”、“韧如蒲苇”的爱情誓言,但从文本的许多细节中我们更多看到的不是双方的情投意合、同心一致为维护爱情而付出的努力,而是相互之间因抱怨、误解而造成的情感折磨,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感情裂痕。从刘兰芝的内心来看,她确实有愿为焦仲卿做“蒲苇”的初衷,但面对这块越来越不堪依靠的“磐石”,美好的愿望让她一步一步地陷入“想说爱你不容易”的痛苦和煎熬之中。因此结局的双双赴死不见得就是对这一爱情誓言的践行,而是双方的性格矛盾激化到顶点造成的最后崩盘。

　《孔雀东南飞》的情节始于刘兰芝对焦仲卿的诉苦。一是抱怨在焦家倍受冷落的凄苦:“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再是倾诉对焦母蛮不讲理的无奈:“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表面看来,刘兰芝自请遣归的主要原因是与焦母的矛盾。然而,我们很难相信,如果刘兰芝对焦仲卿果真是情深意笃,只因为焦母的蛮横就会提出离婚请求我们应该看到,“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这中间刘兰芝所表现对焦仲卿的怨恨虽然很含蓄,但已经出现了典型的怨妇语言“守空房”。甚至我们不难从“贱妾留空房”“徒留无所施”中读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极度失望。

　如果说,刘兰芝在起初的诉说中还比较隐忍委婉的话,那么当焦仲卿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回头要求刘兰芝让步,当他说出“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娶”的话时,刘兰芝就表现出了由这种失望所引发的决绝:“勿复重纷纭!”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不要再�嗦这些不管用的话了!”这句话表明焦仲卿的这一招使用的次数应该是很多了,而且已经令刘兰芝厌恶。就刘兰芝的教养而言,对丈夫说出这样的话已经是非常严厉了。正是对焦仲卿的绝望才导致刘兰芝要离开焦家而去,而焦母的驱赶只不过起到一个催化剂的作用。后来的事件发展也证明,焦仲卿不是一个能够拿得出解决问题方案的有力量的男人,他性格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在于在家庭成员的矛盾纠葛中无所适从。听了刘兰芝的抱怨就去质问母亲,在母亲那里碰了壁,又回头恳求刘兰芝。这种毫无主见的行为结果就是将事情弄得不可收拾。面对焦仲卿这位固执却没有主见的男人,刘兰芝已不抱什么希望,于是就以决绝的态度为离开这个家做出了切实的安排。

　主动提出归省这一要求的行为表明,刘兰芝此时并没有因婚姻的破灭而放弃生命的打算。她在离家之前表现得是那样的理智和从容,安排得当,礼数周全。可见这一切都是她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那么,有人要问:为什么刘兰芝后来又改变了态度呢我们可以看看诗歌的相关叙事。刘兰芝对焦仲卿苦也诉了,对焦母别也告了,对小姑子也叮嘱过了,其他的事情也安排了,然后乘车出门,那是不打算再回焦家的。但是焦仲卿这个人虽没多少主见,却有执著的态度。他“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誓天不相负”。面对此景,显然态度决绝的刘兰芝产生了动摇。这一动摇便把自己置于一种不可预测的险境。刘兰芝对焦仲卿所作承诺的虚幻与荒诞是有一定预见的:她跟焦仲卿说“不久望君来”这句话的正确顺序应该是“望君不久来”,催焦仲卿早拿主意省得夜长梦多。这既可以理解为对焦仲卿意见的响应,也可以理解为刘兰芝对焦仲卿的不信任,后来的事实证明焦仲卿也确实不值得信任。他没有“不久当归还”,直到刘兰芝都要出嫁了才出现。这么晚的主要原因在于他并没有说服母亲的把握,更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法。而说服不了母亲,就没有接刘兰芝回去的理由。这其实不是时间问题,而是能力问题。这种不信任还表现在后边刘兰芝的誓词上。她在“妾当作蒲苇”前弄了个“卿当作磐石”的前提条件,不符合发誓的常规。常规的发誓往往是提出自己应当做到的,至少不能先要求对方。还有一个细节处理得更耐人寻味,刘兰芝表现出了对困难的充分预估,“我有亲父兄,性情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而焦仲卿只是一味地要求对方,他并没有考虑自己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可以说,到此为止焦仲卿给人的印象就是虽钟情但又迟钝,对妻子难割难舍却又无能为力,态度坚决固执,本领却虚浮难持。然而,他的充满矛盾的所作所为却无形中瓦解了刘兰芝的决绝,从而将一场相对平静的离婚演绎成更大的生死悲剧。

　如果说从一开始刘兰芝就没有死守焦仲卿的情感基础的话,那么后来回到家中在再嫁问题上的表现更充分说明了她并不一定要为焦仲卿这个令她多次失望的男人去殉情。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总是给我们以强烈的真实感,许多看似不合理的事件背后其实保持着情节和性格的高度一致性。从根本上来看,情节的发展过程是由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内心欲求决定的,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促成的人物行动,构成情节发展的基本过程。人物性格是推动情节发展并决定其发展趋向的内在动因。刘兰芝回绝县令儿子的提婚时说“兰芝初还时,府吏见叮咛,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这里点明了不答应婚约的主要原因是与焦仲卿的誓言,但“徐徐更谓之”也隐隐地表明再嫁并非完全不可考虑。与焦仲卿破镜重圆只是一种虚幻的念想,这一念想的存在至多反映了刘兰芝对昔日夫妻之间温情的留恋,和因焦仲卿的反复纠缠而产生的犹豫及迟疑。正因为如此,在久等不到焦仲卿的情况下,在兄长的逼迫之下,刘兰芝虽然委屈,也还是答应了新的婚约。在母亲的催促下,她虽然伤心,却还是拿起了刀尺,为自己裁剪缝制嫁衣。显然,就单纯的个人愿望而言,她愿意等待焦仲卿,但是现在她没有这个能力了,也就不再坚持了。有人说,刘兰芝在这时就抱定了必死的决心。这完全是封建礼教下草菅人命的思维,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真的将自己的生命看得这么轻。如果刘兰芝真的打算就此了结自己的生命的话,她也不可能有心思在早晚之间就缝制好了嫁衣,更没有必要让两家为再婚忙忙碌碌地去操持。焦仲卿闻讯赶到,刘兰芝劝他另做打算是很好的说明。有人认为刘兰芝此时是在试探焦仲卿,其实刘兰芝在此既没有试探焦仲卿忠情与否的必要,也没有试探焦仲卿想不想死的心绪。真正让刘兰芝下定决心自杀的是焦仲卿后来的一番话:“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焦仲卿说话做事向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前边他在调解刘兰芝和焦母的矛盾之时就因为说话不讲方式而惹恼了母亲,以至于撕破脸皮,激化矛盾,造成不堪收拾的局面。而在这里他又放任自己极度绝望的情绪,对刘兰芝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焦仲卿的话分析起来可以分为三层意思。第一层,讽刺刘兰芝攀高枝,这当然是刘兰芝所不能接受的,但也是说不清的;第二层,利用刘兰芝的话反唇相讥,挖苦刘兰芝说话不算数,让刘兰芝有苦说不出;第三层,表明自己有殉情之意,置刘兰芝于不死则薄情寡义之地。这些话语一下子就让外柔内刚的刘兰芝忍无可忍,发出了愤怒的反击:“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事实确实是这样,当初你焦仲卿在母亲的逼迫下,违心地将我休了,我刘兰芝怨你了吗现在我在兄长的逼迫下再嫁,你却说出如此伤人的话。将心比心,你怎么能说得出口呢好!我不让你独自,我陪着你一起去。于是就催生出了“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约定。

　整理刘兰芝的情感变化,有两个转折点。一是决心归省,已经辞别后焦仲卿又赶到大路口时发誓不别离,让她产生了犹豫,改变了决绝而去的态度,这使她开始走向不确定的人生之路。二是焦仲卿在她再婚之前的这次相见,激怒之下,她下定了必死的决心。可见刘兰芝的死并不是一场有预谋的自我毁灭,而是在焦仲卿的刺激之下、在人格遭受怀疑甚至是侮辱之下的一种激情自杀。在这两次转折中,焦仲卿的所作所为都是推动人物命运走向沉沦的决定因素。

　刘兰芝虑事长远,凡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仅有自己明确的立场,还能处处为对方考虑。而作为家庭顶梁柱的焦仲卿则更像是一个不谙人情的大男孩,心躁气浮,胸无城府。说话做事,脱口而出,率性而为,全然不顾及别人的心情和感受。焦母之所以容不下美丽端庄、聪慧能干的刘兰芝,焦仲卿愚蠢的言行难辞其咎。试想一位含辛茹苦把子女拉扯大的母亲,看到儿子只知道沉醉到新婚燕尔的温柔之乡与媳妇卿卿我我,而把自己的老母亲晾在一边,她怎么不会因倍感冷落而迁怒于刘兰芝呢更有甚者,当婆媳之间的矛盾日渐公开,这个矛盾双方都寄予厚望的焦仲卿不仅不会通过自己的协调和沟通去化解矛盾,反而在母亲面前不合时宜地表白自己的爱情:“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共事二三年,始而未为久。”夸赞刘兰芝:“女行无偏斜”。指责母亲:“何以至不厚。”这无异于火上浇油,让本来就气量狭隘,怨怒有加的焦母更加暴跳如雷,下定决心要拔去眼中钉、肉中刺,刘兰芝被赶走的命运从此不可逆转。同样,辞别时,他跟刘兰芝一厢情愿地许下“誓不相隔卿”的誓言,发完誓后又不去做实质性的挽救工作,直到刘兰芝已失去等待的耐心和希望,再婚的各项议程已经在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焦仲卿才闻讯赶来。面对不堪收拾的局面,焦仲卿彻底乱了方寸,只知道口出怨言,无端指责,从而给刘兰芝造成了致命的伤害。

　与刘兰芝的理性相比,焦仲卿的人生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感性人生。他既不会设身处地地为刘兰芝考虑,甚至也不会为自己的母亲和未来着想。他放任自己的痛苦和悲哀,在最后的相见中对刘兰芝说的“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韧,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既把刘兰芝逼仄到绝境之上,同时也顺便将自己捎带上死路。决别之后,焦仲卿才真正清醒过来,这一清醒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他在无比的沉郁中告别了母亲,“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当刘兰芝自杀的消息传来后,“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显然,他的自杀的行为和决心都在刘兰芝之后,是一种被动而又无奈的追随。

　以上我们从主人公的性格入手,分析了焦刘悲剧的根本原因之所在。我们之所以不赞成把焦刘之死简单归因于可恶的封建家长制,除了在文本的情节中找不到充分的证据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结论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试问,谁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焦母吗如果焦母,那么从封建礼教而言,则相同地位的刘母也应该是,如果刘母是家长,则刘兰芝不会是如此结局;如果说是刘兄,则焦仲卿在家所处地位恰恰和刘兄相同,如果焦仲卿能够善解人意,一言九鼎,则刘兰芝也不会被扫地出门。所以,封建家长制致死人命的说法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解读文学作品不是不要考虑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至多不过为我们审视文本提供一种背景和视角,而不应成为束缚我们思维的戒律。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固然有封建家长制的原因,但在封建制度早已被废除的今天,像这样的因婆媳矛盾酿成的家庭悲剧还时有发生。制度悲剧应该随制度的消灭而消灭,而性格悲剧却是随人生的延展而延展。所以,把握文学作品的实质还应立足于文本自身,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中去发现作者对人性的悲悯与关怀。通过与文本的对话,我们可以寻求视界的融合,在审美和鉴赏中彰显文学所闪耀的永恒的人文光辉。

　[作者通联:浙江丽水学院人文学院]

第一点．兰芝没有遵从封建礼教的妇德要求导致焦母不喜欢刘兰芝。“本自无教训”，“举动自专由”，这是焦母评价刘兰芝的原话，前一个理由显然是欲加之罪，很牵强。因为，自始至终，刘兰芝对婆婆都是知书达理。特别是与婆婆告别的时候说的话，可以说非常符合自己的身份。但是她虽然能干，但骨子里有倔劲，或者从正面来看就是有自己的主见，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媳妇就得无条件地听从婆婆的话，不能有自己的想法，更不能有自作主张的举动，因而为焦母所不容。这一点从故事开头刘兰芝对丈夫诉苦和新妇严妆以及和婆婆告别这些文字都能体现出来。刘兰芝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对现实清醒的认识。当她看到自己无论怎么任劳任怨怎么知书达理怎么贤惠能干都无法获得婆婆的认可和欢心后，她知道自己在婆家是不会有幸福可言了，或者说只要婆婆在世就不会有她的幸福，就主动提出要离婚。这在只有丈夫休妻子的古代是多么大胆的举动。就凭这一点，焦母就容不下她。焦母绝对容不下一个想动摇自己在家庭地位的媳妇，她需要的只是一个温顺听话的媳妇。

第二点．兰芝多年不育导致焦母不喜欢她，刘兰芝和焦仲卿“共事二三年”未有子嗣，焦母为传宗接代考虑，找借口驱逐兰芝。现在的课下注释将“二三年”直接落下为二三年。这可能与文中多处出现的“新妇”有关。自然也能讲得通。但是，古人还有将两个数字相连表示乘法的习惯。比如“三五之夜”是指十五的晚上；“二八年华”也是指女子十六岁。所以，我们也可以认为这里的“共事二三年”是指共同生活了六年。如果是结婚六年依然没有生育，当然可以成为婆婆不喜欢媳妇的理所当然的理由，这已经属于婆家休掉媳妇的“七出”之一，就是可以将媳妇合法休掉的理由。

第三点．焦刘两家贵贱悬殊，门第不对导致焦母不喜欢刘兰芝。焦仲卿在焦母看来是“大家子”，又是“仕宦于台阁”。而刘兰芝则“生小出野里”，是一个小家碧玉。加之刘兄见利忘义的表现，更让人感到刘家的家底很薄，的确很寒酸。对这一点，焦母早就不满。因为刘兰芝的娘家根本无法对焦仲卿的仕途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虽然刘兰芝在母亲的调教下知书达理，与焦仲卿很般配也很相爱，但焦母就是瞧不起她，所以对刘兰芝的付出也就视而不见。相反，秦罗敷的家境肯定比刘兰芝要好。焦母见异思迁，为娶进罗敷而逼走兰芝。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推论呢？首先是因为焦母对刘兰芝家境的鄙视；其次是因为焦母对秦罗敷的相貌赞美得有点过头，说她“可怜体无比”，又是“窈窕艳城郭”。而作者站在广大民众的审美角度早在“新妇严妆”部分对刘兰芝的相貌进行了正面的细致的描写，并不吝赞美之词，说她“精妙世无双”；再加上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前来说媒的人家的身份和地位一个赛一个高贵，而且每一家都比焦家好，也从侧面烘托了刘兰芝的美丽已经是万里挑一。所以，焦母口中的美丽无比的秦罗敷不过是她要诱导儿子赶走媳妇的借口而已。

4．焦母作为寡母的畸形心理导致她不喜欢刘兰芝。一般的把儿子视为私有财产的母亲都对媳妇有一种敌意，所以婆媳关系难处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更何况焦母寡居多年，儿子就是她的一切，对儿子的爱已经超出一般的母子之情。她对儿子有着极强的占有欲，并上升为一种畸形的“恋子仇妇”的心理。可是儿子大了，又不能不为他成家。所以，儿媳妇就成了争夺她儿子的假想敌。尤其是见不得儿子对媳妇关怀备至。正如俗语说的“小喜鹊尾巴长，娶里媳妇忘了娘”。故无法理解更不能容忍仲卿与兰芝间卿卿我我你侬我侬的真挚热烈的爱情。尤其是一向听话的乖儿子竟然敢于为了媳妇而顶撞自己，焦仲卿鼓起最大的勇气来捍卫自己和刘兰芝的爱情“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对焦母而言，那更是等于捅了她的肺管子，火上浇油。焦母自然会把儿子对她的顶撞算到刘兰芝的头上，此时的刘兰芝已经变成了焦母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驱之而后快。